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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师存珍】胡兰成致十三妹书

薛易 — Tue, 15 Dec 2009 04:41:23 +0000

十三妹：

　　新生晚报昨始到，一大捆，别的来不及看，只把你的文章都来看了。是近年来仅能读到的文章。我以前以为你是不靠投稿为生的，觉得非常可庆幸，今知你亦是在卖文，又觉得很可敬重。因为同样的事，因着人的不同，可以做起来是不同的。
　　前信于敌人云云，我今画蛇添足的要补说的是，我的书山河岁月与今生今世不许入台湾，反而是此间一家共产党关系的书店来数次定购。你文中有说国府纵使反攻了大陆，你也是不回去的了，因为你已不再相信了。
　　但我是要回去的，我回去是投身于大陆的反共起义军队中，而不是随国府军以行。
　　君子能自强则不怨，我觉得现在许多人批评国府，怨愤之情太多。而你的这一节话，对于国府那种毫无保留的责备，却见得是清洁的＃＃。连＃＃亦可以是好的，这里辨别至微，而文章之道亦妙解在此了。（注）
　　你文中写香港的警察，香港住民的道义全无，香港难民区的贫苦，以及为落第学生代谋，故使他到台湾进学或北平进学云云，都非常好，高情深意可继鲁迅。鲁迅的文章好处是一「豁」字，史记称汉高祖「豁达有大度」，这个豁字实在非常好。鲁迅打破禁忌，我们这一代人皆受其赐。
　　但鲁迅不甚知西洋，他惟以好意看西洋，单这好意就可以是一种清新文章，而且可以是这一代人的创造的活泼气概。可是你不能拿他的话当真。他以为西洋的不好只是其阶级的压迫及对殖民地的压迫，此外彷彿他们的人生观与日常情意都是好的。他这就错了。你今文章里有一篇讲到美国人的母子无亲，见得他们人与人的冷落，这里就是你比鲁迅的时代进了一步。
　　在曰本，因有过广岛长崎之原爆，故对于核兵器时代之毁灭，很有实感，在美国英国，是罗素及已故的爱因斯坦，他们因是科学家，对此事亦很有实感，但在香港的人们似乎对此不大关心。我觉得美国新选总统肯尼地的四年任期内，核兵器的世界大战十有八九是要爆发的了。所谓西洋文化，是生来就带有走向世界末日的毛病的，你所见的他们人与人的冷落是其一端。
　　但你有时又混淆，论事以西洋为标准，如吊嗓子之类。鲁迅骂梅兰芳，又鲁迅与胡适皆看不起京戏。鲁迅与胡适当年说话有他的爱娇（按：原文如此），纵然说的不对亦还是好的。可是京戏亦还是好的。前年梅兰芳剧团来东京表演，有旦角日江新蓉者，唱的音声嘹亮，直镇慑了数千人的大剧场。京剧未有用扩音机的，其在户外吊嗓子盖有其道理。
　　至我对于曰本，则古语有「其君则过矣，于其民何仇」，共产党亦有一句是，打倒曰本帝国主义，但是与其民族要好。而我今住在此地，不过是随处为安，一方面也等于留学，也看看人家的工业与农业是怎样的发达起来的，而且看看人家是以怎样的情意来处理现代生活。
　　你对于今生今世下卷的批评，我觉得有些话要说，但是想来想去，想起了红楼梦的开卷作者自云，不禁大为佩服。作者自云「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云云，自己骂在他人前头。
　　曰本冷雨已三日，今晨忽开出日头花，虽似还靠不住，然而居然也晴住了，此意惟有阶前篱下的菊花知道。近数年来，偶见有新人的文笔，便亦如开出日头花，恐怕还是靠不住，如今又看到你的，彷彿是可以晴定了。
　　你文中说五四彼时的作家比现在的学问工力深云云，这是你的真诚处，自己到了某种程度，始知他人的甘苦也。
　　我向来极少与人谈思想学问，极少写长信，这封信可真是冒昧了。祝

健康

　　　　　　　　　　　　　　　　　　　　　　胡兰成　十一月廿四日

（原刊香港《新生晚报》副刊「新趣」版1960年12月12日）

心漂再远，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

薛易 — Mon, 12 Oct 2009 09:25:55 +0000

《重访边城》张爱玲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6月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似是那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式的世外桃源。合上张爱玲的《重访边城》，难免陡生感慨:迟暮晚年，实在是人生中可以用来怀念的最佳年纪———一半时间与死神做斗争，另一半时间用来缅怀和凭吊———“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崎岖的成长期”、红尘旧爱、家国山河……无不静静地躺在她的生命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人的一生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他的故土，一个是他灵魂归属的地方。
    台湾《皇冠》杂志评价这篇散文时说:“台湾和香港，在张爱玲眼中皆属‘边城’，透过她的眼睛，我们仿佛穿越时光，看见了一个焕发着奇特生命力的台湾，以及旧时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寻常生活。”
    然而，与其说张爱玲是在“访”，还不如说是在“逃”，《重访边城》名义上是对台湾、香港两座“边城”的凝视，实际上旁敲侧击着，她用文字和情感的余光，更对上海及祖国大陆投去了饱含深情却五味杂陈的一瞥。她实在没有办法成为这两座城池的主人，在这里安营扎寨。只在瞬时的惊艳现身后，随即又隐遁绝尘，留下这一万多字的顾盼流转，千丝万缕的轻诉，却是那言不尽的乡愁!
    大陆，是流落在外的台湾、香港的故乡；上海，是流浪天涯的张爱玲的故乡。心漂再远，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啊!
    1961年秋天，张爱玲造访台湾、香港时，并不是个地道的“游客”，因为文化的隔阂，离开大陆的九年间，她并没有被美国文学界接受，加上受到第二任丈夫赖雅的拖累，只好试图重新杀入华文世界来，在她曾经熟悉的土壤中觅食。这真是英雄气短!红极一时的女作家竟要为五斗米而折腰，此时她的心境，也如同她在时隔三十年后再看到自己的某张照片题的一句诗形容的那样:“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时间的繁弦急管，眼看着就转入急管哀弦，生命的胡琴咿咿呀呀，荒腔走板间，就已近“急景凋年”，叫人好不悲凉!
    所以，这篇散文处处可见这种“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因为个人作品中那种清峻绮丽的风格，加上与胡兰成的一段孽缘，她已被新中国大陆官方的正统舆论排挤在外，美国，也只是她逃离非议的一个避难所，成不了她永久的“家”。她的根脉还是在中国，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然而，她的骄傲，骨子里对人对事的那种疏离感，以及文人天生的脆弱和敏感，让她始终对大陆格格不入。这种内心的隔膜，与其说是一种恐惧，不如说是一种逃避。
    从地缘和情感上来说，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和香港成为了悬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两座“边城”，那里不仅坚持着迥异的社会制度，就连人文精神与一衣带水的大陆比较起来，都呈现出特别的色彩。然而，无论它们怎样地与大陆对峙、敌视，正如张爱玲所形容的那样，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这里的人都叫作中国人，这里保留的古中国的一鳞半爪没有失真。这也好似她与大陆之间，仍然存在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她不是不爱她的祖国，不是不想回到她的上海，只是，人一旦离开得久了，有些感情，势必也就跟着淡了。这种路过家门而不入“凄梗的韵味”，就像徘徊在恋人的房子底下，想叩门，却始终伸不出手的犹犹豫豫，或者纵使见了面，一句“我爱你”死活出不了口的吞吞吐吐。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坛的一座“边城”呢?
    从《小团圆》读到《重访边城》，张爱玲早期作品中的那种飞扬已经全然不见，更多的是阅尽人事后的澹然，所以，你不再可以读到那些你纵使闭着眼还能被其光芒刺伤的文字。中晚年人生的跌宕，早已磨灭了“旧上海最后一个贵族”身上的锐利，她身上仍然穿着华丽的缎锦，可沾满了人间烟火味。在异国他乡，她不得不模仿美国当时流行的英文写作手法，邯郸学步，难免走样，所以，今时今日读她后期的作品，总是不像她早期巅峰时期的作品能让人酣畅淋漓。不可否认，这两部作品，已呈颓态。
    她在《重访边城》一开头便用一个人错把她当作美国前副总统尼克逊的太太这样的笑话，暗讽了当时的台湾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这何尝不是她对蜗居他乡的一种自嘲呢?她又在《重访边城》的结尾让我们在不是倒马桶的时候，闻到黑暗中的一缕屎臭，是真的店堂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么?No，其实是她故意的，硬生生地往这个被喻为“香港”的城市头上扣了一盆屎，叫她再也风光不起来。生活何尝不是也这样，总是让她用热脸贴别人的冷心，凄凄惨惨，啼笑皆非?
    惯常的冷嘲热讽，戏谑的口气仍在，可生命的光，终于黯淡下来，那么刚烈的女子，也屈服了，被生活压弯了腰，低下了总是高傲着昂起的头，这种今昔之感，不禁让人有些心酸眼亮。
    此次“重访边城”，似乎是她沦落海外之后离上海、大陆，以及万万千千追捧她的读者最近的一次。可惜，看得见的距离貌似很短，心里的距离却有万水千山。咫尺，又天涯。她终归与我们擦肩而过，从此不再回来。匆匆的步子、冰冰的心，与重重的岁月撞出了火花，死了、又冷了，凝成了生铁，像墓碑一样“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
    心漂再远，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她最终选择与红色的国土彻底“诀别”，做了中国文学界，也是我们所有人心里的一座“边城”，偏安一隅，宁谧、孤独、且神秘。
    可是，这“别”岂是轻易能“别”!人是走了，那牵挂还在，纵使转头离开，脸上还会挂着旁人看不见的泪水，“种族的温暖”始终是包裹她的潮水，一浪一波，比把她和祖国大陆隔绝开来的太平洋还深、还广。
    所以，这一次，张爱玲，真的有些口不对心!    文/潘飞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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