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绍兴一带天气甚好，享受着台风来临前的安逸，而我的心却尤为郁闷，竟不知心中像掉进几粒沙一般漩起朵朵涟漪。凭窗望远，万家灯火比星星还璀璨。有了电以及应用于电的各样科技，人们的生活是比以前更加丰富了，用繁华来形容，恐怕是不尽，只是各种症状亦比以前多了。夜色低垂的曹娥江畔，有人在钓鱼，有人在下棋，亦有人在嬉笑传情。远处公园，竟成了一个闹热的游乐世界，人们正用尽劳累了一天之后唯一的闲暇在那里像赶集一样追赶着自己的情趣。夏日的烈火在晚风中稍稍退去，最难得的清凉从人们放下碗筷的那一瞬间缓缓地升上了地面，世人都游乐于各自的游乐中。
    今日何日兮!我的心口烦闷而不知其故，这才一个人跑下楼去喝酒。叫来十串羊肉串，三瓶冰啤酒，便一个人喝起来，像是起了一种诗人的兴致。奇怪的是我每喝一口，却总似有冰块卡在喉咙里。今日的酒兴竟不见了，头上月儿依然圆润，一阵阵风吹过，锊开密密的云层，直见了太空外的清明气象，仿佛从望远镜里窥测了另一个世界，真是万象历然。“先生，你的酒杯翻了。”若不是烤羊肉串的小姐提醒，我竟不知。
    路旁的汽车卷起一撮又一撮飞尘，以及远处工厂里飘来的药味、油气味，和种种噪音，充斥着眼睛、耳朵、鼻子，使人不暇于思。我只叹道，像新昌这样美丽的山城落在了工业文明的手里，算是可惜了，但人类发展的过程，总也是天意使然。整个中国亦莫不如是。昔日，英国为了完成工业革命，殖民地遍布天下。到了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成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殖民地。而于工业社会兴起的各种形式的工厂，则把人们重新带回到了做奴隶的时代。新型的地主与新型的农奴只是更换了一个时空，更换了一件漂亮的外衣。而我们却仍然乐于被奴役。不论中国、美国、日本，还是法国、德国、埃及，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自工业革命将他们联系成一个新的整体，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摧毁。在现世，要么做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一切不依赖于人，要么做一个食人俸禄的奴隶。企业与工人的关系即是古时地主与农奴的关系。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试图改变这种关系，但实践证明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却是很难再有了。中国文明的衰落是中国人的自毁，亦是世界大环境的践踏。
    我喜欢饮酒，这是一种乐趣。这种乐趣远胜过杯盘狼藉时的意兴阑珊，而因于思想的狂放不羁。所以我从不错过每一次与人饮酒的机会，亦从不放弃一切可以独饮的乐趣。酒是自由的血脉，是思想的故乡。前日，海枯石烂兄邀我至毛磊先生家饮酒小聚，另有某历史学教师。四人成一桌，踽踽而饮，侃侃而谈。彼三人都年长我许多，知识学问亦丰富于我，但饮岂在年龄教化。而我亦只是静静地听他们讲些陈年往事，历史江山。正如胡兰成书“小人折花、君子对花、而我对酒、饮岂在多、天下清和”，正是其乐所在。我依稀想起今日是个什么日子，发短信至卜二说：卜二小斯，操之何事。无人理会，尽是嫖乐去了。忽心血来潮，微微有词，以吊胡兰成：

举杯独饮，风吹浮萍;
荡子天涯，有思无念;
天道人心，尽在斜阳;
今日何日,念兮思兮；
山河天下，还应无恙。

    发短信至北京的观照堂，竟亦无人，遂继续将酒下怀。后改为《七月二十五日吊胡兰成》，发给胡纪元先生并三焦、卜二等人。
    数月前，从卜二处借来翻印本《今日何日兮》，最是喜欢“今日何日兮”这样启人于思的书名。这本书，因是绝版了，格外珍贵。据说台湾某得道高僧看了此书亦夸奖作者之清明。我从来没有好好读书的习惯，断断续续地游曳在那些用岁月淘洗出来的文字里，渐渐豁然于世，进而可知现世的贵重。如今的世界虽是被工业文明的铁蹄破坏得支离破碎，但我们犹可自重，就像末法时期，修行者犹可护念佛法，以拒魔心。晚上回到房间，从书架上瞥见那本书的封面，便反复低吟着“今日何日兮”，遂想起今日是七月二十五日，乃是胡兰成祭日。于是就有为他写首诗或什么的念头，却宁是无语。突然明白，无语胜千言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安慰，而是共鸣于心潮之后难以迸发的那最沉默的一刻，生命最纯最高的体悟。于是张爱玲就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此简洁的一句话，却穿过乱世硝烟，直抵胡兰成的心扉。我想，人之相与，得此一句，足矣。
    张爱玲是这个世上懂得胡兰成的第一人。在人的一生中，“懂得”二字却要比什么都贵重了，它是可以超越年龄限制，可以穿透岁月隔阂的。即便是一个人过世千百年，懂得他的人一出现，亦重要使之再现光辉，震动于世。史上儒佛道诸派传世，莫不如是。今时世人都辱骂胡兰成，而怜惜张爱玲，因为胡张终于天涯各一方。世人之辱，之惜，都不足分量，他们何尝比张爱玲更懂得胡兰成，又何尝比胡兰成更懂得张爱玲。我亦曾想过，如果当年胡兰成与张爱玲像范蠡与西施一样泛舟五湖，绝于人世，该是怎样一种情状。若果真如此，定然成佳话。这哪里是生活，是诗，是画。我终于否定了这样的设想，这哪里是胡兰成。兰成之志，岂是世俗之众能知。于是，包括汉奸、薄情汉、负心郎等等诸种辱骂之声透过知识分子的嘴，传遍了神州，再加上政客们的肆意剽窃，胡兰成终究与他一生系念的中国大陆今生今世再无缘相望。世人之于他，如雾中观花，盲人摸象。而他留给世人的，亦真正如他所经历的山河岁月一般弥漫着无尽的烟雾。只要你走多近他一步，总会多受益一分。只可惜，因为意识形态的迫害，因为世俗的成见，许多人一生都无法跨出那一步，更别说多走近他一步。
    今年三月，我在甬江遇见台湾学者薛仁明，如亲遇胡兰成。看过薛仁明的《天地之始•胡兰成》，方知现世还有知胡兰成者。两岸三地，写胡兰成者并非薛仁明是第一人，但喜也罢，恶也罢，多是本着一种不客观的情绪，或者带着某种目的而为。只有薛仁明与胡兰成素面相见，真正知之喜之爱之。可以说，薛仁明是这个世上懂得胡兰成的第二人。当年陈璧君亦不过是识得胡兰成而已。
    薛仁明不惜放弃退休金，毅然辞去教职潜心于学问，是件功德之事，此愿不小。他的孔子系列文章正是建立于对胡兰成的理解之上，是从胡兰成受了益,开创了旷古以来对中华文明的新认识，对礼乐中国的新思考。海峡彼岸，今天薛仁明在尔雅出版社举行《万象历然》新书发布会，亦是出于对胡兰成的祭奠。明年的今日，便是胡兰成的三十周年祭了，我们拿什么去献礼于他呢，恐怕没有比薛仁明这样的行动更好的了。愿薛仁明先生坚持到底，承继胡兰成恢复汉文明的大志。
    诚然，胡兰成不是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者，民族在他的心中是何等渺小，他的心中装载的是浩荡的山河，是从长江黄河奔腾而出，穿过恒河、尼罗河、多瑙河，直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维系人类存亡的世界文明。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中国，而今恢复世界文明之道亦仍在汉人的典籍里。在纷繁的乱世中，胡兰成趟过政治的浑水，历经万难，与汉文明赤面相见，知心知己。于是，他胆敢与天下文明一搏雌雄。他纵论天下山河，却为的不是山河。他游曳于政治，却为的不是政治。从胡兰成早期的时事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的影子，而非后人强加的卖国之论。一颗赤子之心，使他几乎绝命于天牢。然而他却不管，也不怕。第一个预言蒋介石独裁政府必亡，第一个预言日本必败。因为，他要做一个真正的胡兰成，做一个千百年之后亦仍旧无愧于心的胡兰成。
    此前，我因写了一篇转业军人闹事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虽未至于落下文字狱，却也差点丢了饭碗，在区区小县成了一个“黑客”。在我为此事郁郁于心时，一位年长的朋友劝说：“思想者从来是与社会冲突的，因为是要超越传统及俗成。所以思想者不会孤独，但会在现实中很纠结。”这句话或许开了我的心扉，然而我不过是小人物。假若世界不灭，思想者如胡兰成，亦终究要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放光。
    仅献于胡兰成二十九周年祭。
2010年7月25日夜于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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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兰成到底是不是汉奸？ (9)

    其实倒不是怕挨骂，心理准备早就有了。另外本人很欣赏李敖老师的一句话：“想骂我的人多着呢。要骂请排队,轮到轮不到还难说呢!”咱虽没有人家的斤两，但这点姿态还是要摆摆的。

     但作为这个“汉奸网站”的创立者，我有事没事的时候还是得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那为什么是？你了解多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汪精卫政府任职的事，在香港发表“艳电”之前，胡兰成只是小职员，此后他陆续任两家报社的总主笔，宣传部次长、法制局长，这是为汪精卫做事。如果根据后来国共两党都认为汪精卫是汉奸，照理推胡兰成应该也是汉奸。
     另外，汪精卫要杀胡兰成，此后经日本人池田解救，胡得以逃生，此后便成为汪政府中非常贴日本人的角色。此后胡兰成赴武汉创办《大楚报》，日本宣布投降后，他策划武汉自治不成，化装成日本军官，乘日本军舰逃回上海，并躲在一个日本女人家中。此后亡命，由香港又转赴日本，并终老日本。就这个经历来看，如此贴近日本人，应该更是汉奸了。
     这就是目前持“汉奸论”者能拿出来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汪精卫是不是汉奸。根据我们一贯所受的教育，他当然是，为什么？因为他和日本人合作，国共两党都说他是。国民党当时作为执政党，汪精卫居然另起炉灶，当然容不得他。共产党当时虽是在野党，或者只是陕北割据势力，看起来说话会公允，但汪精卫政府所提出的最首要的目标就是“反共”。在胡兰成合辑的《战难和亦不易》中便可看到，几乎篇篇都讲“反共”“防共”，面对持如此政见者，从最初到后来执政，似乎都找不到让共产党原谅汪精卫的理由。
 如果我们抛开党派之争以及随此后教育带来的有色眼镜，就会发现深一点的原因还是汪精卫和胡兰成都和日本合作。
     再翻回头来看，汉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考据发现，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有“汉奸”一词。“汉奸”两字始现于清朝，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証，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个词的起源就很有趣，是因为汉族人和苗族人合作，被满族人骂出来的，而且最终由在日本高校的华人考证出来的。
     看起来似乎好复杂，但简言之，即是汉族人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于是就成了“汉奸”。由此来看前面的观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凌迟时的罪名就是“汉奸”，那是因为怀疑他和满族通敌。比如吴三桂后来又反清，那些和吴三桂交战的汉族清兵算不算汉奸？那可是帮着外族打汉族啊！后来，康熙打台湾，指挥水军的将领是汉族人，名为施琅，后来官拜靖海侯。现在历史看来，都说那是统一，没有人追究施琅是不是汉奸。至于他的儿子，就是后来很多人听的《施公案》的主角，都说那是青天老爷，没人说是汉奸之子。
     当然，我们现在都说和满族是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属于民族内部矛盾，但你把历史倒退到明末清初，把眼光放到当时，谁又跟你是一个民族了？谁跟你是民族内部了？
     同样的事情放到日本侵华之初，国土迅速沦陷，未来成败谁人可知？倘若当时中国真的全部沦陷，再到今天，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未必不是民族内部矛盾，汉奸一词恐怕更无从谈起。
　　　成王败寇的简单道理很多中国人一般不会排斥，但对是否汉奸却表现得毫不含糊。如同肯定一个实物，而否定它的影子，岂不谬哉？
 再举个例子，中国风雨飘摇的十六国时期，汉族文人王猛，辅佐氐族人苻坚统一北方，建立强大的前秦。当时盛传“关中良相惟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可见民心所向。你说王猛是不是汉奸？这个问题却似乎没人提起过。
     对于汪精卫我了解不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以后会补上，至少在胡兰成心中，王猛一直是他所欣赏的人，为何？这种帝王师是他一直所追求的目标。他还常常在文字中提到崔浩和高允，两个同样是北魏的名臣，历经几朝，堪称帝王之师，当然他们不是汉族人，不能拿来作为我的佐证。
     我对胡兰成的评价是一个“乱世文人”，士大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又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并不矛盾。胡兰成初到上海，虽然在中华日报任职仍然穷困潦倒，甚至于孩子死了都无钱安葬。此后在香港仅为小职员，竟然有陈璧君飞赴香港召见，加以重用，此后更是被用为宣传次长，光这种赏识便足以让人为之赴汤蹈火了。当年，韩信登台拜将，心中对刘邦恐怕也是这种感激。
     谁又知未来的天意如何？成败如何？胡兰成这时已经历过牢狱之灾、丧子之痛，且他此时恐怕真的事“低到尘埃里”，这样一个小书生，他有的选吗？跟汪精卫走，当时本就是一条最好的路。
先写到这里，累死了，回头想起来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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