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先生的小说，读了，又都忘了。除了某短篇描写一只煤球炉停在弄堂口兀自冒烟，活灵活现，还有《倾城之恋》里旅馆床上的那枚电话，主角不挂，也不听……但究竟怎么回事，也忘了。
　　不是她写得不好，是我记性不好。
　　《色·戒》读了好几遍，全记得。同二战前最好的英美短篇比，照样精品。多少描写革命的文字都不曾提供革命的细节，或者说，动作的细节。譬如暗杀，是枪抵在胸口，很近地扣扳机。张爱玲哪里干过这种事呢。干过的，要么不读小说，要么不懂文学(辛弃疾亲自动手，真杀过人)。
　　后来回上海每经过平安电影院，就会想到曾有位民国女子在此地失风被捕，随即处决。小说里写她胸部很丰满，党内(国民党)派她扮作汉奸的情妇，伺机下手(真浪漫)，临阵动了不该动的情(真的浪漫)，为情夫所杀。平安电影院1949年后不曾易名，还在，幼时去那一带奔跑玩耍总有千次吧，上海人谁晓得她?“我党”是不会追认她为烈士的——我看小说，好的小说，一律当它真有这么一回事，有过这么一个人。
　　我喜欢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题就起得好。写戒严封锁，路人拦在街边，忽而两个便衣从中捕走一人，动作、背影瞧过去“熟狎而自然”。《更衣记》也好。现在中国人穿成这样，该由张爱玲来说说。有些话题，换个人就说不像样的，意思对不对，另一回事。
　　1995年我在台北办画展，某日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走累了，想就石阶上一份路人遗弃的当天报纸垫坐歇息，待我躬身，一眼瞥见头版通栏报道张爱玲的死讯。
　　我就捡起来读，周围是吵闹的街头音乐与摊档叫卖声。此后，两岸三地连篇累牍议论这位“民国女子”，说长道短，自有那痛惜哀悼的，也有指她中年后的避不见人是因贫寒而要面子，总之，都动了一番感情，而就我零星读到的，都乏味，或起厌烦——英国有位诗人形容出版一本诗集是“向没有才能的人证明自己的才能”，我读追写张爱玲的绝大部分文字(包括传记)，只觉得众人是“在有才能的人面前证明自己没有才能”。
　　而且没有品性。
　　但凡是个人物而生前身后被议论纷纷的，情形大约如此——要晓得张爱玲，只有读胡兰成。并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爱一世的男女晚岁追记亡夫亡妇，也是读来乏味，以至不堪；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相处不过数年，其间，其后，胡兰成即另有爱人，不止一位，都在回忆中详细交代着。可是胡兰成说他一生只给四个人“敬一炷香”，其中唯张爱玲是女子：也并不因为她是他的妻，而是“爱玲开了我的聪明”。
　　是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见了自己的才能。
　　胡兰成，浙江人，曾任职汪伪政府高层，日本战败后隐匿浙西南一带，50年代初流亡东瀛，著长篇散文体回忆录《今生今世》。1981年客死日本，不知可有人通知张爱玲，其时，距他们分手已过去将近四十年。全本《今生今世》，目下在大陆还难觅得，其中写张爱玲的专章“民国女子”在国内发表过，当然，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当今作家。偶遇知道他，读过他专章的，略表兴趣，读过全书的，多不以为然：或不见其才，或骂他风流自赏。说这话的，自然是“共和国女子”或大陆“作家”——80年代，我们忽然知道中国有过沈从文、张爱玲，弄得这二位早已封笔而当时尚且健在的人物譬如文学上的“出土文物”。
　　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张先生之处。在海峡两岸，他是至今尚未出土，或出了土也不宜谈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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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上帝出面，今天要请到莫扎特、贝多芬出台亮相，断乎不可能了。”这种遗憾可以说天下人早已有之，只是它到现在才被陈丹青说出来。
    真没想到，这个一向被我只当成油画家的人，居然能写一手好文章。有文化、不做作、词汇丰富、节奏感好，而且很有穿透力，甚至要起相见恨晚的感觉了。把写西方音乐的文章写成这样，让我这个钟情于“之乎者也”的人为之动情，真要为陈丹青喝一声彩。
    想起读这本书，首先就是因为《外国音乐在外国》这个书名。在不久之前，刚读了王安忆的一篇散文《中国音乐在中国》，细节之处非常精彩。陈丹青和王安忆是好朋友，也许这个书名也是受了王安忆的影响。名字首先把那些不喜欢外国音乐的人排出去，能看得出作者老实，不靠虚的东西忽悠人，免得人说冲着你的名字才买书，结果读了内容全不合自己口味。不过，我看这本书也是本着陈丹青来的，很遗憾一直没机会采访他，听听这位在中国美术圈中最有反骨的名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
    在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我仔细看过陈丹青的画，是西藏系列中的一幅，很安静，很虔诚。出身于上海的他血液里就有欧化的成分，带点前朝遗民的味道，有挥之不去的浪漫。音乐本身就已主观，再让一个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画家来谈，又多了一层主观。所以，要在本书寻求貌似权威音乐知识，显然打错了算盘。这并不是一场音乐盛宴，只是一锅融合了音乐、绘画和旅游的杂烩。
    这是一场陈丹青的梦游，维也纳、布拉格，还有百老汇，陈丹青到处游走，记下让自己感动的细枝末节。在萨尔茨堡，陈丹青看到莫扎特被硬纸板做成真人大小的模型，想象4岁的他听到乐队演奏时泪流满面：“Dad！I can do that！”“莫扎特永远是世界上最金贵的男孩。世人爱他，请他变回婴儿，乖乖躺在童床上，身边环绕着儿童的世界。”在维也纳，陈丹青想象贝多芬和一位亲王闹翻时，说：“亲王过去有，以后也会有，但贝多芬只有一个。”那气势真是旁若无人。听到演奏家霍洛维茨辞世的消息，陈丹青想到那位老绅士，在近80岁仍然上台演出，弹琴时鼻孔边挂着一粒鼻涕。陈丹青收集起和音乐相关的点滴细节，包括海顿故居中树上落下的板栗，就连莫扎特楼下的蔬菜摊也排了照片。
    陈丹青像一个话痨，絮絮叨叨地讲自己和音乐的故事。从江西插队时，走在路上默默想着《费加罗的婚礼》；在蚊帐中高唱《破晓时分》，感叹崔健落伍了二十年。还有一些关于音乐的八卦，比如陈丹青看到约翰·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觉得她长得就像一个寡妇，也真够刻薄。
    这一锅杂烩算得上足够丰盛，至少我是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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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的台湾，儒家，不需太过提倡；但是，孔子，应该好好看待。
     
    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前面一句，是我老师林谷芳先生说的；而后一句，则是我自己加的。这看似和老师唱反调，其实，也不然。
    先说儒家这一句。老师此话确切意思，我说不准；但因为老师是个禅者，百无禁忌，看到学生驽钝如我的越俎代庖、胡乱引申，他必定不以为忤，至多也就是一笑哂之罢了。于是，我且放胆来说说。
    儒家之所以不太需要再提倡，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早已就是台湾的根柢，以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且不说那儒家驾凌一切的清朝，即便是日据时代，日本文化中的儒教元素，与台湾民间的儒家基底，彼此大可水乳交融、稍无扞格；甚且，受日本儒教的影响，或许还更有益，因为那是唐代的，还未受宋明理学拘限的。而后，国府来台，官方倡导儒家不遗余力；相较于大陆，台湾则从来无有文革式的断裂，连早先五四的断裂亦不明显；台湾就算是民主化、国际化之后对传统的种种疏隔，也未必真正伤到这根柢。
    若真要说断裂，台湾向来有的，只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断裂，只是显性台湾与隐性台湾的断裂；然而，这断裂也未必真似外表之甚。因为，知识分子纵使再如何西化，许多人的骨子，仍旧是传统的；例如胡适，尽管口诵杜威哲学、念持实验主义，但究其实，他是甚等样人？他是不折不扣、道地道地的笃实君子、恂恂儒者，不信，你且去读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此外，台湾的显性世界，譬如媒体所见者，不论再如何光怪陆离，但潮来潮往，来得快、去得也快，终究都只是浮花浪蕊罢了！真要说，撇开这梦幻泡影般的显性潮流，那水深浪阔的隐性世界，恐怕才更重要吧！上回，陈丹青四度访台，他亲历亲见，迥异于媒体中的喧嚣浮躁，看到了台湾最寻常的人情厚度，有感于斯，遂成一文，题曰，日常的台湾，又题曰，温良恭俭让的台湾。
    是的，那隐性而最日常的台湾，从来就是温良恭俭让，儒家之根柢一直都在的；既然一直都在，自然毋须又特意来提倡，此其一。其二，当下儒家之影响，已见其病，若再提倡，滋弊更深，于此，可再分辨一二。
    从来，中国传统本是儒道互补，若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天下之福；而佛教东传之后，则又讲究儒释道三家均衡发展；然而，台湾在国府时代刻意弘扬儒家，对佛教不甚闻问，于道家之生命型态，则多有贬抑，动辄将无为斥为消极，将游戏三昧说成游戏人生，扭曲为荒诞不经。于是，形成强烈的的儒家本位，遂生流弊，其弊在于僵滞、在于规格化、在于对应现实之无能。
    此弊不妨以马总统为例。马受儒家影响甚深，举凡其为人之敦厚、任事之积极，其勤俭自奉、其家国之思，在在都有儒家之烙印；这原是好事，但若对照他治国之窘迫无方、步伐踉跄，却最能映现出儒家的局限。
    宋代之后，儒者专注在正心诚意，留心于规行矩步，结果，一旦现实险峻、形势难测，他们要不颟顸无知，要不对应无方，总之破不了、打不开，最后于事亦将无成。马正是如此；他是个好人，从小是个模范生，温文有礼、循规蹈矩；也正因如此，若要他逾越规矩，多少总会有道德上的焦虑。现今批马，骎骎然已成时潮，这里头，多有訾议马总统为「法匠」者；「法匠」云云，当然不是实情，因为，马之为人，一不严酷，二不刻深，离真正之「法匠」，辽辽远矣！真要说马之拘泥法条，与其归因于他的法学背景，倒不如仔细端详他自幼熏陶的儒家教育。对马而言，恪遵规矩，原属天经地义；规矩已然如此，更遑论法律？作为儒家信徒的马总统，守法一如守规矩，那都不仅仅只是对社会规范之尊重，更涉及到个人价值系统之生命安顿，若有逾越，是会招致生命根柢不安的。正因为这样的循蹈恪遵，皆源自于他生命之根柢，于是，我们再细细端详他的谨细慎微、从而顾小失大，再看看他的优柔仁弱、怯于杀伐决断，他的洁癖封闭、昧于开阖吞吐，都会清楚发现，这其实都有着他难以跨越的天堑。
    这也是后世许多儒者共同难以跨越的天堑。本来，天地之间，有成有毁、有立有破，识得劫毁之道，方可掌握杀活之机，天地也才可清安。可惜，宋以后诸多儒者偏偏不能识此；正因不能识此，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当清末遭逢外力侵侮时，那一班诗书饱读博学之士的昏瞶无能；我们也才会看到，文革之时面临老毛的暴虐，那一群温文儒雅读书之人的尽被踏杀；我们也才更会看到，今日面对资本主义视人如物的量化社会时，那一票栩栩然君子人也的学者专家乃至教育官员，满怀理想，以「改革」为名，却行标准化、规格化之实；结果，透过各式设计、各样机制、各种评鉴，将大学改造成学术论文生产工厂，把学者贬抑成学术作业员，将各级老师操练成量表填写员、数据制造机，最后，再把所有「教育者」、「学问者」的抱负与热情，消磨殆尽于那既标准又规格、浩瀚如海堆积似山的档案数据中。
    是的，他们原都有淑世的理想，都是谦谦君子，也都温良恭俭让；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循规蹈矩，故而昏瞶，故而被踏杀，故而被物化。他们缺乏叛骨，他们没有反抗的能量，他们甚至连该避都未必能避。
    但是，孔子不然。
    孔子和后世儒者很是不同。他抗议能量饱满，他「信而好古」，这「好古」当然「不怀好意」，是拿来针砭、甚至是对抗当代的。他又颇似革命志士，那回在齐国听闻韶乐，唤起他心中「凤凰鸣于岐山」那礼乐治世的憧憬想望，久久不能自已，于是，「三月不知肉味」，壮怀激烈以至于斯。他见微知着，因而「临河不济」；他知机识机，苗头才一不对，该闪就闪、该避就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当然不是滑头，只是心头明白。他对鲁国情感很深，但又不耽溺其中；真没机缘，他虽稍有迟疑，但也不甚罣碍地就奔走他乡、周游列国去了；在异地闻得齐国出兵，鲁有被灭之虞，他只问众弟子孰人去救，似乎也不打算亲自出马，更无不惜殉国之念；他一点都不像后来楚国的屈原。屈原没有孔子的清朗，也没有孔子的明白，故而被所谓「爱国心」给镇魇住了；屈原善良，然多忧思，他打不开局面，路越走越窄，最后，他把自己给困死了。事实上，后世儒者尽管声称圣人门下、自栩孔子之徒，但他们不似孔子，他们多似屈原，好像受了许多委屈。屈原是缺乏反骨。
    孔子一身反骨，只不过是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孔子也说反话，还常消遣学生，结果老被学生质疑，还常被「吐槽」，子路当然是个中佼佼者；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孔氏门庭正因有此风光，所以兴旺。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显，他的反骨是隐；这当然不是孔子虚伪，而是他气象万千；孔子的蕴藉是显、激烈是隐；他的和悦之气是显，杀伐之气则甚隐；正因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
    孔子门下鱼龙众多，号称三千，但重点不在于这量多，甚至也不在于质高，孔门之所以深阔，是在于他那几位高弟的个个精神、色色鲜明。且看他前期三大门人──大家都极熟悉的颜回、子路、子贡，一个静默澄澈宛若高僧，一个慷慨豪迈直似侠客，一个聪敏通达游走政商，三人均非一般，个个不可小觑，但又大相径庭，彼此泾渭分明；然而，这三种截然有异的鲜亮人格，却又能在仲尼门下齐聚一堂，笑语吟吟，且又长期追随（更别说子贡三年不足再行加码一倍的庐墓之事了），实在让后人很好奇这老师是何等的格局与器识。
    孔子之后，所谓儒家，就再也没出现这种繁盛景况了。你看孟子，他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学生似乎只负责提问，接着听他教训，除此之外，好像别无余事；众弟子个个相貌模糊，后世再有想象力之人，似乎都想不起万章、公孙丑究竟是何等面目？而后，到了宋儒，老师越会说理，学生越是毕恭毕敬；先生威严赫赫，弟子屏气凝神，于是，才有「程门立雪」的「佳话」；这当然可敬，但是，完全没有风光，离昔日孔门的气象万千，实在迢迢远矣。
    孔子门庭那鱼跃龙腾之胜景，后世最可见者，不在儒门，反倒是在禅门师徒之间，与那打天下的王者及幕下豪杰之中。残唐五代，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偏偏那群禅僧有志气，他们杀气腾腾，呵佛骂祖，师徒之间，棒喝交加，不避忌讳，于是法门多龙象，个个鲜烈无比；而那王者，志在天下，不论是刘邦，抑或瓦岗寨群雄，他们招得来四方豪杰，又可与天下万民相闻问。这与天下万民之相闻问，好比孔子之于长沮、桀溺以及荷莜丈人，彼此虽不同调，但都有个爱惜之心；又好比那庄子，虽对孔子颇多调侃，但他是欢喜孔子、也明白孔子心意的，你看他的天下篇写得多好。
    阿城曾经说道，「将孔子与历代儒者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诚然，诚然也。正因如此，当清末以来，那一群饱读诗书、规形矩步的儒者，面临西方威胁，其昏瞶无能、应对无方，使得五四群贤激愤地喊出「打倒孔家店」，这声音虽然清亮可喜，但终究仍是有些喊错了。后代儒者，当然可议之处甚多；但若是把孔子一并都给拉倒，那就可惜了！近代士人，不论批儒拥儒，似乎都有些把孔子给搞混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有心之士不妨先谢过五四群贤，（谢他们的「破」，有破才有立啊！）再跨越两千年来儒者的牵扯不清，试着与孔子素面相见，或许我们可以重新看到，那个没被误会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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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与陈丹青交道，是好几年前，去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分校做嘉宾，与崔卫平老师一起。似乎主题是崔老师讲诗歌或者是思想史，陈丹青讲绘画，我讲中国摇滚。
    傍晚时分，陈丹青穿黑色衣服出现在新街口的大街上，他好像一幅油画一样，让人一眼看得到。
    在座谈会上，有人问陈丹青说，你出国是为什么?
    陈就说，一个是……二个是那里的鸡腿可以随便吃，三个是可以看色情电影了。
    大家哄堂大笑，还有人问他，他的个性怎么这么鲜明之类的。
    陈丹青就简洁地说，自己没什么个性，然后他说，我一泡尿憋得难受，要中途休息下。于是他立刻站起来去上厕所了。过一会回来了，他开始吃香蕉，还帮我剥了一个，当着100号学生，我们三个人在讲台上开始旁若无人地吃起了香蕉。还有草莓啊，橘子之类的。
    那一次我们还谈到了胡兰成，他还与崔卫平聊到了哈维尔，总之，那一次会晤，大家都很愉快的样子。因为我的第一张唱片是穿着旗袍拍的封面，他还顺便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小旗袍”。
    几年后，在南方人物周刊的聚会上见到他，他和郭文景坐一起，顺口介绍了一下我：这个谁……呃——写书，还做音乐……我赶紧跟郭文景澄清：我不叫刘索拉。三个人都笑起来。文/吴虹飞 据《风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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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重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后又读张桂华在台湾出的胡的传记，写到胡书里写到的，在温州中学与他顶要好的徐步奎，又叫徐朔方。我忽然想起来翻出汤显祖传，各样一对，果然是他。胡兰成晚年也听昆曲，大概还是当年受他影响。
    胡写徐，精神态度着实有点怪，夸他唇红齿白，形容他像花，由他想到张爱玲，又想到小周……总之是他一惯的缠夹。有比我更敏感的人早为此写了篇文章叫《胡兰成的男色倾向》，作者名为“榜眼张”：
……我在《今生今世》之“雁荡兵气”一节文字中，约略窥视到的是胡兰成若隐若现的男色倾向。
　　胡兰成战后逃避搜捕，避匿温州，他以擅长的诗文当地的名宿刘景辰彼此应和，颇受青睐。胡兰成自诩是妖仙，来到人世贵人身边躲过雷霆之劫，刘景辰就是他的贵人。刘景辰因文字和化名张嘉仪的胡兰成结缘，爱惜他的才气，觉得教教书对他较相宜，便写信给李超英，李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胡受聘于温州中学。
　　就《今生今世》给人的印象，只要周遭有女人，是胡兰成看得上眼的，没有吊不上的，无论是旷世才女，还是家庭主妇，无论是娉婷少女，还是风韵犹存的少妇，胡兰成总是吊得从容有余书卷自如。江弱水说胡兰成是“中国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唐璜式人物”，确实是一语中的。
　　但在温州中学，使我们颇为失望的是没有任何绯闻，不知道是当地的女教员乏善可陈，还是惊魂甫定的逃难生涯没有太多闲暇，总之此地与女子交往落墨不多，于是，一个名叫徐步奎的男教员在胡兰成的文字里不知不觉的浮出水面。
　　据胡兰成说，同事中，他与徐步奎顶要好，这步奎浙大毕业，新教员，学西洋文学。胡兰成与他略微说说，就已使他惊服，胡兰成劝他多读读中国诗，先从杜甫开始，“他很听话用功”。
　　这也就是文学青年常常干的事，说说文学，谈谈人生，没什么。
　　可这个徐步奎爱唱昆曲，常到鼎食之家的徐玄长家串戏，去时多是晚上，徐玄长吹笛，徐步奎唱贴旦，徐步奎才唱的一句“袅晴丝”，胡兰成竟觉得柔艳之极，“可比看张爱玲的人和她的行事”。
　　胡兰成甚至赞他“心思干净，聪明清新，有点像张爱玲”，一个男人在她眼里居然要和心爱的女人比衬，方能衬得他活色生香，可见此人在胡的眼里之美。有一晚，在校长室开校务会议，电灯下，徐与众人坐着，“唯他齿白唇红，笑吟吟的像一朵满开的花，我只顾看他，不禁想起小周”，胡兰成这样说，又把牵挂不已的娉婷少女小周算上。
　　胡兰成从未提及自己的男色之好，但把步奎写得如此婉媚，难免使人想到品花宝鉴之流。余光中评价胡兰成文字，说他“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力气”，“清嘉”而“婉媚”，这清嘉婉媚于文风是婉约，于感情是多情，于性倾向则变得有些微妙了……
    再说这徐步奎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呢？别着急，有个大男人比你我还好奇。杜拉斯说男人都是天生的同性恋者不全是胡扯。这个男人就是陈丹青，他对胡兰成一直是很赞的，虽然措辞也小心。要知道徐步奎的后来，可见于他的文字……

琐记之二（陈丹青）

    今天话题扯开，讲一个人。
    1999年，我应江苏美术出版社之约，写成《多余的素材》，翌年回国，书印成了，旋即社领导害怕，自己禁止了——怕什么呢？据说因为其中写到胡兰成。2002年底，这废书稿给山东画报出版社看见，说：这有什么呀，我们出，于是出了。
    现在麻烦大家读我书中《民国的老师》一小段文字，大半摘引胡兰成《今生今世》，小半是我的议论，凡黑体字，即胡兰成原文：
……又过一年，胡兰成再回到温州中学， 与他钦佩的夏、吴二位及“顶要好”的徐步奎一起……他所写的步奎确是可爱的：
    上回我与他到近郊去散步，走到尼姑庵前大路边，步奎看田里那罗卜，说道：‘这青青的罗卜菜，底下却长着个罗卜！’他说时真心诧异发笑，我果觉那罗卜菜好象有一椿事在胸口满满的，却怕被人知道。秘密与奇迹原来可以只是这种喜悦。步奎好象梁祝姻缘里吕瑞英演的银心，总使我怀念起另外一个人。步奎已与肖梅结婚，他却于夫妻生活多有未惯，这真是好。他对他教的那班学生亦不溺情。一次他来我房里，惊骇而且发怒，说道：‘学生拔河时，他们的脸叫人不忍看，学校里这种竞赛的教育真是不应该！’
    为什么见罗卜菜而“真心诧异发笑”、婚后“多有不惯”、对学生“不溺情”、又“骇怒”于孩子的拼命竞赛，在胡兰成看来是一种“好”？今天我们的“五讲四 美”，我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的所谓“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性素质”云云，对一位青年教员的“发笑”、“骇怒”、“不溺情”作何评语？怎样处置？
    胡兰成又接着写道：
    步奎近来读莎士比亚，读浮士德，读苏东坡诗集与宋六十家词。我不大看得起人家在用功，我只喜爱步奎的读书与上课，以至日常杂事，都这样志气清坚。他的光阴没有一寸是雾数糟蹋（雾数，浙江土话，混浊、琐碎、没出息的意思）。他一点也不去想到要做大事。他亦不愤世嫉俗，而只是与别的同事少作无益的往来。
    “不想到做大事”、“不愤世嫉俗”、“与同事不做无益的往来”──现今，这会被看作青年与教师的“品德”么？
    六年前我写这些议论时，尚在纽约，不知道会给清华聘去教书，怎会有这些感触，要来和民国的老师——徐步奎当年只是浙江乡下一所中学老师——相比较呢？现在想来，大约是我九十年代回国游走，即诧异于国中的学校的变化吧。待后来果然混在体制，所见种种，比当时那点感触不知要糟糕多少了。
    但我此刻要说的不是这些——近日来杭州出小差，与浙江弄西洋文学的许君与夏君面谈，他们忽然告诉我，徐步奎先生还活着，他俩都曾听过他的课——我立刻惊异而高兴了。
    胡兰成早已做古。《今生今世》写在五十年前。在这样一本老早的书里读到老早的人事，而其中一人还活着，还在杭州，而我面前坐着的这两位同志竟是他的学生，岂非奇遇么？我简直像是替胡兰成找到了当年“顶要好“的老朋友似地，赶紧问：啊呀！他怎样？他是怎样一个人？
    以下是我所得到的简单的情报：一，徐先生今八十岁出头，前数年跌一跤，目下不能自理了。二，解放后他在杭州大学教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三，文*革中还好，不曾怎样挨整。四，出了不少书，大抵是戏剧研究理论——我听完，几分宽慰，因他活着，学问生涯也还好的，但又几分失望，因我要的是细节，如胡兰成所写，我简直以为认识这位见罗卜菜而“真心诧异发笑”的徐步奎——然而一者年轻，在书中只二十来岁，一者八十出头，此刻正在杭州的哪幢公寓里，不能自理了。
    但夏君终于给我一个细节，说是他退休多年后，九十年代末与众人有过一次浙地名胜游，到了地点，他随大家略走走，即管自坐开，只见他手臂上挎一精巧的小篮子，盖着布，待坐定后，揭开布盖，取出一本史书，安静地看，别人搭话，他敷衍几句，只看自己的书。
    这就有点对了——不溺情，不想做大事，不与别人作无益的往来，正是胡兰成笔下的那个徐步奎。
……
　　　那么，非私人眼中的，可列入公众标准的徐步奎又是乍样的呢？被我吊起胃口的同志可以去看一个链接（只上链接是避免本博文太长了，百度的权威诠释，好在，也是有些细节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541106.htm
　　对三个大男人的大八卦完毕。
　　最后，再小八卦下，胡兰成是三角眼，单眼皮。符合一般女人对男人的想象。徐步奎和陈丹青都是大眼睛，双眼皮。有谁说过，陈丹青长得好看？似乎是本人说的。大概也符合胡兰成所说的“聪明清新”。徐步奎对胡兰成到底怎么看的，他知道有个画家叫陈丹青很好奇他么。大概老徐没那么八卦，有这闲工夫，他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女人去了（不做大事，不与别人作无益的往来）。真是个好男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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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城：《一个误会：木心不是我的老师》
　　
　　
　　2．植物性恁强
　　
　　日后是与阿城闲谈中，稍微纾解了我这个困惑。阿城说：“胡先生的植物性恁强。” 　　　　
　　讲下放云南时，原始森林的一股郁勃之气，层层树木和蕨类挨蹭着竞长，见到阳光缝隙就往上窜，有杀气。的确，《今主今世》为证，五十好几的人，走走路心有所思，仍会自言自语脱口一个“杀”字。日本坐电车，每把车票在手里捏皱了，心热，不安静之故。胡老师人格里明显的向阳性，向光性，阿城的意思是，跟我们那时候的年少气盛正巧合上，气味对了，一切好说。假如有谓胡氏教条，曰：“无名目的大志”，八成就是这个了。
　　
　　——朱天文：《花忆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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