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当年审讯丁默村的笔录等，后来再看《陈立夫回忆录》，发现这个立功的降将保释后游览玄武湖被一小报记者看到，写了出来，蒋介石看到，就很生气地下令枪毙。判他死刑的，不是真正的法院，也不是真正的法。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里的汉奸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里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里，他这么看二十三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里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二十三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村，一九零三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丁默村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里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汉奸笔录、判书、种种作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村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一九四一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村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村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村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村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默村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村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么这丁默村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里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周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里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二百三十二页：丁默村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村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村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的强词夺理，对丁默村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作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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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抗战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
　　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并说：到了南京以后，你就在蒋介石面前，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每一天，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
　　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这一下天都塌了。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连讲话也不会讲。
　　后来，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到了总统府，我们坐在外面，等啊等，等了很久很久。一个秘书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就这样。
　　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不过过了一会，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
　　人物介绍

　　张灵甫(1903-1947)，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人。1943年常德之战中，张灵甫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47年5月，张灵甫率国民党整编74师与解放军在山东孟良崮对垒，全军被歼。
　　王玉龄，1928年出生，17岁嫁给张灵甫。1949年4月，王玉龄先到台湾，之后又远走美国，读书打工，寻找新的生活。在此期间，王玉龄一直孑然一身，始终未再嫁。她在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后，才随儿子再次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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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读蒋介石的日记，认为“有帝王口气”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的三个版本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时报出版公司版，1994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中国社科版，1998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九州版，2008。本文引用的是这个版本

圣贤还是真命天子？

    蒋介石在1936年11月10日日记中自述：“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期，不复以豪杰自居矣。”黄仁宇先生书中引文作“以圣贤自责”（第115页），并认为“蒋介石从未自承已为圣贤，并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愿意做圣贤。所以自责者出诸外界要求”。但原日记系“自期”，不是“自责”，含义自然不同。蒋写下这句话时，除红军江西失败后到达陕北的残余部队之外，当时中国各地都已在名义上归附中央，他自感已经为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基础。
    本来从大历史的角度，不必纠缠这类细节，黄先生在本书中的细节也似嫌过多，而大历史的解读则有所不足。
    从这段日记，我们看到蒋在思想上仍是一位很传统的政治领袖，跳不出豪杰和圣贤的范畴。根据蒋介石1931年日记后面记录的回忆：“余自觉民国三四年间进德不浅，悔悟昔非而今是，王阳明、曾文正全集、胡文忠全集，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自此，蒋介石读书非常勤奋，涉猎古今中外名著以及《圣经》，但读得最多的，还是儒学经典和后世大儒著作。我们再举一则日记，说明蒋介石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微弱。1940年3月18日：“颜习斋先生曰：‘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余则改：‘安天下之道为：重考核，整纪纲，裕民生，而富天下之道，乃改为开矿，均田，兴电力，至于强天下之道则无异议也。’”当时社会各界正在呼吁实现宪政民主，蒋介石本人也曾表示要“还政于民”，但终究还是维持了一个传统的威权统治。
    蒋介石不仅以圣贤自期，黄仁宇先生在引用了蒋介石1930年4月11日的日记后也认为“有帝王口气”（第75页）。显然，黄先生读到的蒋介石日记摘录，回避了一些内容，根据现在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作为革命家的蒋介石虽然没有以帝王自居，但却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这与以真命天子自居并无根本区别。这类言论，在日记里常常出现。这里略举几例：
    1931年7月1日：“安危无从捉摸，此时惟有信心，为国为民做去，实行三民主义以救中国之外，再无其他妙法，故自信，惟有余乃能救国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国，则不能离三民主义，亦不能使中正败亡也。”
    1931年8月24日：“天如不亡中国，惟有余一人，方能负此大任也。”
    1935年3月31日日记中书写的格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句话我们现在可以在故宫乾隆皇帝的卧室里看到。
    1948年2月8日日记记录他对张群说：“须知吾人始终立于革命地位，中华民国今日之基础不在政治与军事之有否实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只要余生存一日，则必能保障国家之生存。”
    我们在这里强调蒋介石的天命观念，并不是要据此否定蒋介石，或对蒋介石进行批判，那是政治理论家们的事。作为大历史的分析，是要读者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还十分严重，对于一位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者来说，也不能幸免。这是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时代的特征。黄先生读到的日记不是全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他的过错。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蒋介石还是个中世纪的领袖，而非现代性的领袖。

统一战争

    蒋介石给自己的使命，就是国家的统一、独立和复兴（现代化）。但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的统一，也就是安内的问题。
    如何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历史？黄先生的观察有些犹豫，判断不太明快。他有一段总结性的话：“然则此时人民已受军队劫掠，索饷之士兵则由将官一声叱咤而处死刑，此时此刻公私权利是否存在？若是蒋介石专制独裁，则冯玉祥、阎锡山与唐生智可以算作民主之发言人？所以，历史学家至此已别无他法，只有如蒋廷黻之相信中国无从避免独裁。蒋介石之作为可以在将来诱导出来一个民主体制，此刻却不能立即成为民主。”
    这段话有合理性，黄先生承认蒋介石作为独裁者是历史的产物，其实，蒋介石的反对派冯阎唐等人，也是独裁者，传统的政治生活并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只是在野者反对当权者时运用的现代术语。这是近代中国普遍的政治现象。关于蒋介石的独裁和发展现代民主的关系，他用了一句很是模棱两可的话，即“诱导”云云。我们很明白黄先生的良苦用心。如果说，蒋介石有一个以独裁训政走向民主的政治规划和实践，实在缺乏说服力。而如果说蒋介石的独裁训政和现代民主没有关系，那么蒋介石的继承者蒋经国毕竟在台湾采取了走向现代民主制的重大步骤。虽然在蒋介石的理论体系 （继承孙中山的理论而来）中也存在过向现代民主转型的观念，例如还政于民，但始终没有实践，甚至只是权术。蒋介石是务实的人，与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不同。所以，我们只能就事实说话，他就是一个威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传统的任务，即清王朝崩溃后如何重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二是向现代化转型的任务。恢复民族独立问题，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不构成一个独立过程。近代中国重建国家统一的事业，经过了38年，而向现代化转型的任务，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历史中去评估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1931年7月22日日记蒋介石给自己的目标：“手拟对朝鲜侨胞惨案宣言稿。消灭赤匪，保全民族之元气，削平叛乱，完成国家之统一。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即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之统一，而后乃能攘外，近日之战争乃为救国与卖国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他面临的是非常艰难的环境。1932年8月18日日记：“汪之虚伪，北之蛮横，南之叛乱，赤匪之狡侩（狯），子文之跋扈，皆使人愤慨，不能自制，此等事若非我负担，其谁能负之？上天之托付于余者，岂轻易之事乎？”汪指汪精卫，北指北方的各路军事领袖，南指两广的军事派系，赤匪指共产党，子文指宋子文，他的姻亲和重要干部。他在日记中反复提到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共斗争，国民党中央系与各派军阀的冲突，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复杂斗争，他的亲信部下的道德和能力不足以支持他的事业，等等。1940年7月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表述：“倭之狂暴，俄之阴狠，英之奸狯，美之贪吝自私，国际之不可靠如此，今后世界惟以强权狡诈是尚，而信义公理扫地殆尽。吾惟以正义与公理为本，以上帝与人格是依，成败存亡，惟有听之。”国际环境和国际援助，也难以支持他完成预定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要统一中国，当然也要消灭蒋介石集团。究竟鹿死谁手？当然不是凭天命，而是各路英雄豪杰角逐的结果。作为历史的运动来说，不可能预设谁应该统一中国，最后的结果是奋斗的自然产物。在奋斗的过程中，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有失败的可能。而如果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取得成功，同蒋介石一样，历史也只能承认这样的结局。我们不能在胜负未明之前就断定某某某没有资格奢望统一中国。
    在国家统一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是一个阶段的缔造者：1936年9月反省录：“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至此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日记此处不清晰，未能辨认）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这是蒋介石的重要历史贡献，他将民初以来军阀割据的局面进行了初步的整合，使国家实现了松散的统一。没有这样的整合，中国怎能组织起有效的抗日战争，而且长达8年之久？国共双方的发展，是互相磨炼的结果。蒋介石的努力，奠定一个基础，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了一个国共对决的平台。因为蒋介石已经扫除群雄，并且在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上也提升了一个台阶。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大大减弱了国际列强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没有这样的平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还要有更多的磨难和工作要做。1936年蒋介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整合是中国社会最终走向统一的一个台阶，而中国的统一是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近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一个台阶地在新陈代谢的复杂的运动中，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来逐步提升的。只有明白了历史的运动，我们才能明白我们今后的走向：仍然只能一步步地提升。

人身关系的军阀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还必须考察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是不是一位军阀？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军阀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和困难，也在这里。我们阅读蒋介石日记，上面提到的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诸人，在蒋介石眼里都是军阀，就是张学良、宋哲元、刘湘、龙云以及李宗仁、白崇禧，我们也认为是军阀 （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主张过民主还是没有主张过民主），他们的军队都是私军，归私人所有。那么，蒋介石就因为据有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军阀？军阀的定义当然不应该这样下的。
    我们说蒋介石是军阀，并不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而是作为事实来分析。黄先生书中也提到“（蒋）对旁系将领已有嫌忌，更不得不培养人所谓之‘黄埔嫡系’”（74页），他显然不愿意下军阀性的判断，但他后面还提到：“蒋去职，宋子文也不合作（指与孙科任行政院长的政府），而且失去蒋之保证，借款尚成问题，又况黄埔军人亦只有蒋能随意摆布调遣。以上情形都可用作攻击者之口实。一切由于蒋之‘军阀体系’及‘家天下’之作风构成。但是世界上任何机构，其最基本及最原始之核心组织皆无从脱离人身关系，只能先私而后公。”其实，黄先生“但是”后面的辩护词是完全不必要的。军阀体系的存在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运动的产物。
    我们必须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军阀制度。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兴起，横扫东南半壁，曾国藩号召士大夫训练军队之后，出现了兵归将有的私兵制度。清朝前期的八旗、绿营的经制兵，由皇帝命将统率出征的，但湘军是不可能由皇上另外选将统率的。就是湘军内部，一位战将战死了，他统率的军队只能解散，而不能另派将领率领。这就是近代中国军阀制度的起源。蒋介石的黄埔系成了中央军，并不改变私兵制度，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改变私兵制度的制度性措施，直到1949年在大陆战败，黄埔系仍然只服从蒋介石的指挥，而不服从代总统李宗仁的指挥。其他派系也一样，傅作义的部队，并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傅作义自己的，桂系的军队也不是蒋介石的，而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这些军队的使用，蒋介石是不能直接指挥的，而必须通过这些将领的同意，由这些将领指挥。
黄仁宇先生多次提到国民党军队指挥关系中的“人本主义之性格”、人身关系（第12、26、232页）。他指出：“新军之全部设计，下至技术中之细节，始终未脱离他之掌握。虽孙总理亦无从改变他之决策，可以从他们彼此缄件中看出。再以他用校长身份与大部黄埔师生保持密切之人身关系，凡此都与他所景慕之曾国藩、戚继光的事业有若干相似之处。”（第26页）。蒋介石没有能够改变曾国藩开始的私兵制度，也只能成为最大的“一派系之头脑”（史迪威语，第38页）。蒋介石在指挥军队作战时，不能用制式命令，而必须协商，必须尊重他们生存的要求，照顾他们的利益，否则的话，也许这支军队又要叛变了。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其实指挥的只是一支松散的联合部队，他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是黄埔系以及直接依附于黄埔系的少数军队。黄先生书第232页中提到孙连仲要求“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就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而不是国家的军队，不能打光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就是因为蒋介石的指挥本来就是不统一的，各派军事势力各有各的生存要求和方式。
    因此，中国如果要重新统一，解决私兵制度是重要一环。国共对决，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解决不了私兵制度，无法真正统一指挥，不能不让位于解决了私兵制度、更有朝气的中国共产党。统一、高效率的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时代基础并无不同，因此，不能仅仅以中国还是个中世纪国家和农业社会来解释军阀体系，而应该从大历史的角度，认识到清王朝解体后，国家从分解到重新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真命未归

    我们在读蒋介石日记以前已经明白，蒋介石未能通过现代化转型尤其是土地改革来使自己获得统一中国的力量。我们也已知道，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开始，对社会基层的动员严重不足，无法集结起整合中国的足够力量。由于没有足够的社会动员，没有解决私兵制度，蒋介石解决不了建设一个有效的高层机构的问题。我们没有读明白，黄仁宇先生为什么认为创造高层机构和翻转低层机构是“分属两种群众运动”。（第42页）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强大王朝的建立，都是以低层社会的大翻转为前提的。人才是在这个过程中涌现的。我们读了蒋介石日记之后发现，没有低层社会翻转的依托，蒋介石确实不是一位“真命天子”。
    蒋介石对自己要求很高，读书非常勤奋，事必躬亲，十分辛苦。决断果敢，临危不惧，多次身临前敌，屡遭危险，大难不死。他成为一时的领袖，自有他的特殊过人之处。但其短处也非常突出的。
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胜利以后，自以为可以凭借武力统一中国。1931年5月21日日记：“世之心理以为胡孙去职，政治无法，此种心理殊为大谬，其实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本来，以文治而言，胡汉民、汪精卫才有继承孙中山成为党魁的资格，他们把蒋单纯看成一个军人，并不愿意拥戴他为领袖，但是，蒋介石就是凭借武力而飙升为领袖，文    治显有欠缺。1931年底，蒋介石再次被迫下野，重新复出后开始反省失败的教训。
1932年8月4日日记：“学然后知不足，余不学无术，而求其治平难矣！”所以，他一直很勤奋地读书，但他同毛泽东一样，主要仍然在传统的思维中吸取营养。这就是大时代的问题。同时，蒋介石求贤若渴。1932年9月1日日记：“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1934年8月10日：“本党本军与本团之败亡，其惨痛历史，未有甚于如吾身者也。天如有灵，盍不助吾以贤明之一二，以救危亡于万一也。”
    但是，蒋介石竟然一无所获，一直没有满意的辅弼之人，缺乏谋士良将，改变不了国民党的腐败风气。1946年7月10日日记：“昨下午批阅人事，铨叙厅无智无能，徒增余苦痛和忧虑，此乃不只铨叙工作，几乎无一部门主官与负责人而非如此也。思之悲伤。若自我稍一疏忽，即致错误，乃至不能补救，并无一人能为余设想预谋，稍分忧劳。此实不忍言者，而今则随笔记录，以增加余不德之罪。余果寡人独夫乎？天下果无贤能至此乎？”他当然不可能“一根军棍等身齐，打得三百座军州都姓蒋！”
    蒋介石志大才疏，自以为鹤立鸡群，而实际上，他的部下也认为委员长老了，过了时代，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头子。上下互不信任。
    蒋介石暴躁的个性，而且城府不深，缺乏谋略，也很难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例如：1940年12月6日日记：“心燥性急，态度傲慢，殊非领袖群伦之道，应切戒之。”但是，他一直无法控制他的暴躁的脾气，因而经常误事。1941年3月5日后上星期反省录：“对溥泉斥责事，悔愧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除胡汉民被他粗暴地扣押一事外，我们不知道其他两件事的严重性。其实，平时的暴躁脾气，则经常发生。西安事变的发生，就和他的粗暴
脾气有关。

    仅仅用现代化理论去解读中国近代史，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我们必须同时用传统思维，去理解中国近代史，因为在近代中国社会，传统思维本来就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豪杰—圣贤—真命天子的思维逻辑，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不难理解，国民党的运动方式为什么没有涌现一位能够统一中国的“真命天子”。一个在选拔、驾驭人才方面的能力有严重缺陷的领袖，即使在传统的意义上怎么可能真正走向成功？在这方面，蒋介石缺乏自我反省。黄仁宇先生把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作为三个段落（我们补充为新陈代谢）的分析，我们在原则上赞成，蒋介石的成败和个性缺陷，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作者: 朱宗震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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