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苏薇

    近几年来，随着胡兰成的著作在中国内地相继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多元的眼光看待他。他是无情的荡子；他是多情的才子；他是充满智慧的参禅者。一顶“汉奸”的帽子，再也不足以装下胡兰成。
    2010年暮春，记者无意中得知，胡兰成的小儿子胡纪元先生就生活在南京。在儿子的眼睛里，父亲胡兰成是什么样子？与父亲有过一段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在胡纪元眼中又是什么模样？这么多年来，胡纪元本人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带着一丝好奇，记者来到了胡纪元位于宁南花神湖畔的家中。
 

关于父亲

    对胡兰成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晚年曾写过一本名为《今生今世》的回忆录，在这部自传中，胡兰成用一支妩媚的生花妙笔，写尽了一生复杂的情感历程。在书中，胡兰成还提到了长子阿启(胡启)。书中，胡兰成讲到，他离开内地时，宝宝才刚12岁，这个宝宝，指的正是幼子胡纪元。

    关于母亲，父亲的自传里一笔带过

    “阿启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母亲叫全慧文。”胡纪元揭开了自己的身世。
    全慧文是胡兰成的第二个太太，为胡兰成养育了两儿、两女。不过，颇令人奇怪的是，在自传中，胡兰成虽然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生命中的女人，关于全慧文，却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对于父亲的这种沉默，胡纪元觉得：“我想，他是担心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纪元1939年出生在香港，几个月后便随父母回到上海，“7岁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其间还去浙江住过将近两年。偶尔，我们也会来南京小住，我家当时就在丹凤街的石婆婆巷。”
    在上海，胡纪元住在胡兰成文中多次提到的美丽园家中。“父亲那时候常常在家里写毛笔字，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是铺开一张纸，桌面上简简单单什么也没有。有时候，他也会和朋友在家里下棋。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
    在胡纪元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慈祥的：“一次，我在大门旁玩。快到吃午饭的时间，父亲带着一包小荷叶回来了。那天中午，我们吃到了清水小荷叶汤。荷叶很小，一汤匙仅能装两个。父亲说小荷叶又清香又消暑，喊我们都吃。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我知道他喜欢小荷叶，想从中国邮寄一些给他，他却不要。”
    对胡纪元来说，在上海的幸福是短暂的。抗战后期，胡兰成去武汉，后来隐在民间达4年之久。

    儿时家中常有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

    1950年胡兰成回过上海，他是和家人来作告别。那一年，胡纪元12岁。“他当时的身份特殊，因此是隐姓埋名回来看我们。不久后，他就孤身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日本。”
    1952年，胡纪元的母亲全慧文去世了。“那时候，在日本的父亲一直在联系我们，他还寄了钱和食物到浙江老家。”
    关于父亲早年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那一段历史，胡纪元的记忆和众所熟知的略有不同：“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家中常有人来，还在我家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时，我家对面不远处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和操场，在我家三楼就能看见日本兵在操练。夏天这些日本青年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几乎全裸。我家中有人唱这些歌，他们一定听得到，但父亲好像就是那么无所顾忌。另外，据我所知，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期间，常常要为居留去办许多复杂的手续，有人就劝他入日本国籍，他却不肯。直到去世，他拿的都是‘中华民国’护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哥哥的同事去日本，父亲请那位同事吃饭。同事回来后告诉我们，他和父亲走在街上，几乎沿途的日本人都认识父亲。父亲晚年出门总是穿一袭长衫，典型的中国打扮。”
    1981年7月，胡兰成在日本病逝。此前30年，此后30年，父亲只是胡纪元梦里的一个影子。

关于兄弟姐妹们

    胡兰成共有六个子女，除了长子胡启已经去世，其他五位子女有三位不约而同选择了生活在南京。

    “‘文革’中，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接到记者的电话时，胡纪元刚刚在南京大学听过一个讲座。他爱学习，并且乐此不疲，手机、相机、电脑、MP5这些年轻人的爱物，他样样玩得转；英语、填词、作曲、弹琴，这些一般人敬而远之的东西，他也样样喜爱。
    “我1959年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退休前为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曾遇到些麻烦，“在‘文革’高潮中我属黑五类子女，但我却没受到皮肉之苦的批斗，因为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的感情生活也不太顺利，直到30岁时，才认识了一个南京女孩，也就是现在的爱人。1998年，在四川退休后，胡纪元决定回到南京定居。“我爱人是南京人，而且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南京，于是我也带着家人回来了。”
    就这样，胡纪元把家安在了雨花台以南的一个小区里。
    胡纪元有一盘父亲的录像带，是父亲晚年在日本拍摄的。片子是日文的，胡纪元听不明白，但这不影响他的理解，“你看，这照片是父亲在给日本人讲书法。这个，是父亲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刚到日本时，有很多人喜欢请他吃饭，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人都不是很上进，就不愿意参加这种饭局了。这是父亲在午休，你看，他老了以后，胳膊还是很粗，身体不错。”
    胡纪元把鼠标定格在父亲脸上，然后一圈一圈地挪移，电子照片上的父亲仿佛触手可及。
    父亲的文章看多了，胡纪元也喜欢上了写东西，他写出的东西，与胡兰成竟然有几分相似。就连胡兰成的学生、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也会常常发来短信，鼓励这位“同门师弟”。
    朱天文还曾来南京探访过胡纪元，“她带了很多书给我，大都是和我父亲有关的，那些书我都放在卧室。”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多做评论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此后，他的《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等书相继出版。
    父亲的书在中国内地出版，胡纪元总是第一时间关注到，并一一告诉在南京的哥哥和妹妹。“姐姐在香港，我会打电话告诉她。还有如今生活在日本的小妹，我也会打电话告诉她。”
    胡兰成的六个儿女，长子胡启是早年娶的夫人唐玉凤所生。在日本的小女儿是自幼被收养的。其余四个儿女，都是第二位夫人全慧文所生。“我大哥胡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即将遭到全厂大会批斗，而自杀身亡。我母亲生了我的哥哥，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哥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中科院研究员。妹妹曾经在南京的一个农校当农工，后来在中学任会计至退休。姐姐上世纪80年代去了香港。我们有机会就聚在一起。”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意多做评论，“实在说不清，也就少说，或者不说。”

    “营救过父亲的青芸姐不久前去世了”

    了解汪伪政府历史的人，都熟悉一个情节：抗战末期，汪精卫与胡兰成失和，汪曾一度将胡兰成关押在颐和路的监狱内。当时，汪伪政府的内讧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后来，在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池田笃纪的强烈干涉下，汪精卫才释放了胡兰成。
    关于这次胡兰成的被成功营救，一个被忽略掉的事实就是，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出了大力气。
    “青芸姐是我伯父的女儿，她早年丧母，继母待她不好。我母亲生病后，父亲就将青芸姐接到上海，来照顾家人的生活。我父亲被汪精卫关起来以后，青芸姐连夜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池田笃纪，请他出手相救，父亲才得以保命。”
    自从胡兰成离开中国内地后，胡青芸一直生活在上海，“今年1月24日，青芸姐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关于张爱玲

 
    说起胡兰成，总撇不开张爱玲。她是胡兰成生命中绕不开的人。他和张爱玲那一段“缠夹得奇怪”的倾城之恋，曾经让无数张迷费尽心思考证，力图把薄情荡子从张爱玲的生命里剔除。然而，事实是无法争辩的。旷世才女张爱玲为何爱上了颇有争议的胡兰成？而对于父亲胡兰成的这位红颜知己，孩子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上世纪40年代，一代才女张爱玲邂逅多情荡子胡兰成，演绎出一段奇缘。随着抗战结束，胡兰成的安逸生活到头，一段感情无疾而终。
    据胡纪元回忆，在父亲与张爱玲结识后的交往期间，张爱玲曾多次来家中做客，父亲胡兰成也曾带着子女去张爱玲的寓所访问。“幼年时父亲带我去张爱玲家，五岁的孩子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大，张爱玲住在六楼，比美丽园三楼的家高得多，看到窗外的景色使我好奇而兴奋。父亲和张爱玲聊得很高兴，张爱玲的手拍拍父亲的头，说了些什么，两人笑得很开心。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年已七旬的父亲在台湾时，正值花季的侄孙女晓文照顾他的生活。有一次，淘气好动的晓文看着父亲的大脑袋突发奇想，觉得里面充满神秘，用手拍拍，笑着说，‘张爱玲也拍过你的头’，两人也笑得很开心。那时晓文已读过《今生今世》，知道张爱玲对父亲说过：‘你这人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聪明，像上海人说的，拍拍头顶脚底板也会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知道胡兰成不会与全慧文离婚，但张爱玲还是投身这场恋爱了。“我那时太小，还没有什么审美观，但是我也知道张爱玲是个穿戴很特别的人。青芸姐和她年纪差不多，对她的事情记得的颇多。青芸姐说，张爱玲个子很高，比父亲还高，她人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那种气质很特别。青芸姐印象深刻的是，张爱玲半只鞋子黄、半只鞋子黑、穿短旗袍，总是奇装异服。”
    去年，张爱玲的《小团圆》问世，胡纪元仔细读了，“书里讲的一些细节，和我的记忆是吻合的。比如，她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到我家里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了一会儿，母亲推开门和她见了一面。当时我家室内的布置与张爱玲笔下描写的颇似。小时候，父亲的书房有大量线装古书和精装的英文日文书，也有张爱玲的书、画和杂志，和大量白稿子，但不知有何用处，更不知有何价值。书房里的这些东西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几辆货车搬运走了。”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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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薇

    世事真是因缘际会，由于常读胡兰成的书，也就结识了一些他的后人。
    前两天，胡晓文从台北打来越洋电话，说春节后将来大陆，要去成都、绍兴、南京走走，还要去上海探望一下92岁高龄的姑母胡青芸。胡晓文是谁？一般人恐怕无从知晓，也无兴趣打听，资深的“张迷”和“胡迷”们中间，或许还不乏有心人，识得她是胡兰成的侄孙女。看过《今生今世》者，大概还记得一个叫青芸的女子，乃胡兰成三哥胡积义的长女，胡兰成视如己出、比谁都亲的侄女，胡绍钟便是青芸同父异母的弟弟，而胡晓文则是胡绍钟的长女，胡晓文今番要探望的姑母，也就是《今生今世》中的那个奇女子青芸。
    当年胡积义辞世之时，胡绍钟尚在髫龄，其教养之责，全赖于六叔胡兰成一人。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登场，胡兰成自沪赴宁转任宣传部政务次长，胡绍钟也随之而至，这几年叔侄间还多有相伴。及至此后抗战胜利，汪伪中人遍遭通缉，胡兰成只有逃亡一途，先是避匿温州，待1949年5月温州解放后又辗转赴沪，一年后与邹平凡离沪取道广州前往香港，由香港渡海赴日，一路亡命天涯异国，躲躲藏藏，自然也就顾不上胡绍钟了。
    1948年前后，胡绍钟和朋友前往台湾，不想时局日变、大陆易手，国民政府退守孤岛，胡绍钟遂回不了大陆了。他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后来在中国煤矿开发公司南湖煤矿任职，育有三女一男，家口众多开销大，生活颇为拮据。至1959年，胡绍钟才得知六叔人在日本，辗转联系上后，彼此多有书信往来。几年前，我曾看过胡兰成的一些书信，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胡兰成写给胡绍钟的这些家书，此信共计38封，其中胡兰成致胡绍钟18封，卜少夫致胡绍钟13封，卜少夫致胡兰成3封，李国鼎致卜少夫、咪咪致胡绍钟各1封，畲爱珍致胡绍钟、胡晓文各1封，胡绍钟致各人的不曾见，大概是搜罗不周吧。
    从信中可知，胡绍钟彼时在南湖煤矿任工务课长，养家艰难，无奈之下，大概是希望六叔托陶希圣的关系帮其调职。胡回信说其“与陶先生是君子之交，彼此各有身份，岂可轻易求人”，要侄儿“有志气者必能安贫，欲念太重应戒”。随后，胡介绍了在台湾关系深厚的香港《新闻天地》社长卜少夫，卜少夫又托人介绍胡绍钟进变压器工厂，不知嫌待遇不优还是其它，胡绍钟未有就职，惹得六叔回信说“何故求人而又绝人？我甚不懂也”。
    责归责，吵归吵，胡兰成对这个侄子还真是颇为记挂，不但托陶希圣、卜少夫、王永昌、胡健中等人帮其调职，还常给他一家邮寄物品，琐碎甚至如小孩的衣裤、衬衫、毛巾、弹力袜、食用油、奶粉、治哮喘的药物，连胡绍钟新添的儿子也由他按家谱取名。
    说来也真是，囿于时局，胡兰成赴日后对自家子女倒未曾这般用心过。他先后有三子两女，元配唐玉凤生子胡启，胡启后在湖南株州某军工厂任俄文译员，“文革”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而自杀；继室全慧文生育有两男两女，长子胡宁生解放前加入了解放军，后来学天文，还做了中科院的研究员；次子胡纪元在上海学电机，后在四川一家电机厂任职；长女胡小芸80年代随夫移居香港；次女胡先知因出身问题未读大学，在南京当农业工人。 此外，胡在日本还收有日本幼女晋明为养女，惟她一直伴随胡兰成、畲爱珍夫妇左右。 
    逃亡时，胡的子女多还年幼，待他在日本站得住脚跟，国内政治情境又风云突变，别说对子女有所帮助了，“汉奸”父亲的声名不连累他们也就不错了，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连累终不可能。胡兰成飘零海外，能做的惟有写写信，或往浙江嵊县老家寄些钱物，但后来“文革”乍起，双方遂连音信也没有了，钱物更不曾邮得。自1950年离乡至1981年病逝日本，30年来国事家事沧桑几变，胡兰成再也没能见到子女一面，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尤其是胡启“文革”期间自杀身亡，令久经风浪的“胡次长”会作何感想呢？胡纪元有一篇《室有妇稚亦天真》，写年幼时与父亲在一起，陈年往事一笔一画写来，点点滴滴皆是父子情深，还原了很多历史细节，也还原了胡兰成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读来让人好不慨叹。
    胡兰成曾作诗说：“世无豪杰与共饮，室有妇稚亦天真。”我的理解是，如果压根儿就不曾与豪杰共饮过，能做到室有妇稚亦天真也未必有多难，家常日子到底谁都会过，难的是与豪杰遍饮之后，还能久居斗室，一日三餐细水长流，对着家小天真得起来。为人叔也好，为人父也罢，政客也好，汉奸也罢，无论盛世华景还是国难当头，抑或败退流亡，胡某人对内侄对子女，是严叔？是慈父？还是至亲？背后影影绰绰的，始终是那片时局的大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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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薇   

    八月的南京，果然是一座火炉。
    在玉兰路康盛花园的一幢公寓里，听说我们要来，胡兰成的幼子胡纪元先生很兴奋，早早就发来详细地址，人还没到，两杯茶就泡好了，茶几上摆着葡萄、李子、桃子。
    胡兰成身后，一共三子二女，发妻唐玉凤生子胡启，继室全慧文育有胡宁生、胡纪元、胡小芸、胡先知。胡纪元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因此父亲给他取名纪元，乳名宝宝，三个月大时父亲带一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胡纪元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2年，1951年父亲赴日后，他在上海电机制造学校读书，后到四川东方电机厂工作，1998年退休定居南京。
    老先生住在顶楼，复式楼，“女儿结婚去加拿大后，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这边安静，空气好”。而家里，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小提琴、大提琴、吉他、钢琴、唱片机。
    退休后赋闲在家，老先生写了很多歌，《大亚湾观日出》、《山行》、《江南小调》。兴致来了，老人拿出歌本，翻到《山行》，标题下写的是“词杜牧，曲胡纪元”。我对比着念出来，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笑声带着几分矜持和自嘲，好像沾了杜牧很大的光。
    这表情，是不是胡兰成所说的，看到自己本来面目后的不好意思？
    老先生先用中文唱，然后又用英文唱了一遍，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老派。“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受我父亲和妈妈的影响”。老伴谈阿姨退休前，是幼儿老师，也能唱，“你也唱一个，唱一个嘛”，胡先生催促她，谈阿姨拗不过，也唱了一个，慈祥，欢快。
    这样的味道，只有经过风霜的老人唱得出，沧桑后的欢快，更弥足珍贵。
    “走，到楼上，我给你看个片子”，老先生健步上楼，熟练地搜索，打开视频。一看，是凤凰卫视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何亮亮在介绍薛仁明在台湾新出的《天地之始》，第一本正面评价胡兰成的书，朱天文作的序，老先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们看完。楼上是书房，一张大书柜，一层一层摆满了书，一看，有张爱玲的、余秋雨的。书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脑，隔窗有个小阳台，种了很多花草，爬山虎爬满窗户，绿意蔓延到房间里来。
    往下看，是篮球场、网球场和运动场，还有儿童乐园，雨花台景区也在不远处。
    老先生在阳台上种了蔬菜花草，“喏，这些土都是我从下面背上来的。”爬满一面墙壁的爬山虎，绿叶葱茏，枝枝蔓蔓，淡黄色的小花辉映其间，看一眼，便消了一分暑气。
    下楼后不一会又上楼，来来往往，如是几次。
    “你看你看，这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丝瓜，天然的。”老先生拉开冰箱，拿出两根丝瓜，食品袋里的丝瓜，瘦瘦长长，明显没有菜市场里的个头大，但是结实，没有污染过。老先生还在家里养了只乌龟，“养了20多年了，在四川时就养了，我叫它健健”，说话时老人拿出一枚乌龟蛋，“喏，这是我们家健健下的”，眉眼里都是得意，像个70岁的孩子。
    聊起父亲胡兰成，老先生说着说着，有时停下来，会磕磕巴巴，也会思索良久，是年纪大了言语跟不上思维，还是怕用辞不准误会了意思？但他心底是自豪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父亲的学说厉害”，而说到兴头上，或一语点中他所想，老先生亦不免哈哈大笑。
    生活在南京，老先生有时候经常去听各种学术讲座，“上次陈子善来讲《小团圆》，我也去听了，他还来看我”，而南京大学也是他的常去之所，“南大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有些学者现在研究民国很客观了”，一旁的书桌上，则摆着一本南京大学的《民国研究》。
    退休以后，老先生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一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如今，老先生把这作为一项使命。
    言谈之间，老先生转去里屋，拿出薛仁明寄来的《天地之始》，在书的封底，有薛仁明的业师——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的推荐语：写人，就是印心。
    好一句“写人就是印心”，而胡兰成呢，其人难鉴，其心谁知？
    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是张爱玲的缘故，一半是汉奸身份的缘故。
    花边新闻和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是一个甲子之年后的今天，确实该是直面认识胡兰成的时候了，人们若还仅仅停留在谈论张胡之恋，非议胡兰成汉奸身份的层面，一方面那真是太小看胡某人不说，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自身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个巨大嘲讽。作为“汪精卫手下第一大才子”和“国师”的胡兰成，其才情、识见和经历实在是别开生面，胡兰成是单靠他在哲学、思想、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上的造诣，亦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这个才华识见皆极高，经年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上安身的人，还曾迷倒过一代大家们，如梁漱溟、刘景晨、唐君毅、徐复观、卜少夫、川端康成、汤川秀树、冈洁。
    胡兰成虽无学历，亦学无师承，然而他的学问却广为通达，上古典籍如《尚书》、《易经》，黄老之学及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现代科学的种种，在他那里都信手拈来，而又无不一一恰切自如。
    他常常引用李白，他自己倒像李白，白衣傲王侯，汪精卫都要看其三分面子。
    他又是个不得志的纵横家，本可以为帝王之师，只是生得晚了，中国的大格局基本已经定下，由不得他来归置。时势造英雄，但英雄终究造不了时势。
    他躲得过雷霆之劫，终躲不过亡命天涯，只合终老于异国他乡。
    胡兰成自称“干政治的人”，向唐君毅自嘲是“纵横家”，阿城评之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为“亡命的革命者”，他自己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依胡兰成的性情和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亦是，即使为也只是闲耍而已，他又不是个文艺家，更不算是知识分子，他倒是士，是国师，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终要成就一番江山大业。而文艺、学问与他，只不过是人生的副产品而已。他是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这副产品的格局亦大，今天的教授和文艺家到底比不了。
    而我们耿耿于怀的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过林思云写的《一个真实的汪精卫》，也看过赵无眠写的《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还看过金雄白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都是出于同情和理解汪精卫政府的立场。但是这样的文章和著作，还太少太少，不足以构成一种声音，稍一冒头即刻又被压回去。
    泱泱大国，五千华年，中国向来不缺历史，缺的是历史观。
    一直以来，汪精卫的声名之恶，在两岸几乎是无出其右者，无论国或共，都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抗日史观——这亦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政治洁癖，所以他在两岸几乎是人见必唾，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即使想谈亦不可能，随即又被民族主义者们一浪打过来。
    但我想，历史亦必有历史的隐晦和曲笔之处，单单凭一句“卖国贼”、“汉奸”以逞口舌之快，毕竟是极为轻佻的——前次陈丹青与梁文道对谈，说到这一点时，丹青先生也用了“轻佻”一词，事实诚如此，在对历史无知无识的状态中，轻佻岂不也是一种暴力？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北岛曰：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汪精卫《慷慨篇》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这个名字，真是一语成谶，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然而精卫填海，却终究连水花都溅不起一朵，大浪滔天，海底下的西山之木石安在？只恨中国人自古道德成癖，仅晓大义、大是、大非，却不明什么叫大知、大慈、大悲，什么叫以身饲虎，以救万民。
    1946年1月，中山陵梅花山上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尸体被焚烧，真的是应验了他27岁那年刺杀摄政王未成，在狱中吟就的那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而英雄蹈海，死无葬身之地，骂名滚滚来，地下他若有知会不会呜咽鸣冤？
    今日的国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乱世晨昏、兵败逃亡或累卵之危，亦没有经历过刀丛里觅生活的流亡奔逃，当然不会对彼时当日的杀身之祸有切肤之感，自然不理解汪氏谋和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们尽可以讲些无关痛痒却高标大义道德的风凉话，而我每每读汪精卫于名古屋之遗嘱和《双照楼词稿》，为其于民生国事用心之切之诚，竟要潸然泪下。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历史，成王败寇，兔死狗烹，香者更香，臭者更臭，原谅英雄，却从来不原谅败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看到的只是“功成”，而不是“万骨枯”；“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们看到的只是“败军”，而不是其背后的用心和努力。
    中国文化的一大弱点，亦即在于它还没有建立起一种通达的成败观。
    而在我们熟知成诵的历史背后，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
谈美丽园岁月
    记者：还记得在上海美丽园的家么？
    胡纪元：那时候我家住在美丽园28号，是一幢三层花园洋房，整幢楼都归我家住。
    父亲母亲和宁生哥住三楼东间，西间有个阳台，常有家乡的客人来住。三楼中间有个卫生间，北面有几级踏步可上到顶层的露天晒台，我和青芸姐住二楼东间，西间是父亲的书房，二楼中间也是一卫生间。一楼东间阿启大哥住，西间是餐厅兼教室，墙上挂有一块黑板。

    记者：父亲一边工作，一边还教你们读书识字？
    胡纪元：那时候我还小，父亲教我唱童谣儿歌，学他打太极拳，看他写毛笔字、下围棋，那时候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哥哥姐姐读书了，那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大家叫他朱先生，四十多岁，团形脸，上唇下巴上都留有胡子，常穿传统中装，穿布鞋，很有儒家风度。朱先生来了就在餐厅上课，在黑板上写字，有时画图，有地图也有算术式子，好像是全面教育。
可惜朱先生在我家时间不长，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记者：您父亲最喜欢阿启，阿启是不是和您父亲很像？
    胡纪元：他喜欢诗文，多愁善感。那时他在读高中，不肯去学校了，天天在家自学。
他常与路易士谈论诗歌，写了一本诗集还印成了书。阿启大哥画钢笔画铅笔画，了了几笔画啥像啥，他喜欢画人和上海的街景。那时我家里有张爱玲亲笔的画稿，阿启大哥看了，说这都是她随便画着玩的，看像什么人就给他一个名字。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张爱玲的手稿有什么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里还能翻出来一些，后来经过各种运动就荡然无存了。
    阿启大哥英文学得很好，很厚的英文名著读得心神陶醉，有一次他读着读着，惋惜地对我说这个姐姐死在马车下了。阿启大哥还喜欢读尼采的书，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洗手间的一面墙上用毛笔字写了：灵魂比剑更强；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

    记者：阿启对父亲当时的处境了解么？
    胡纪元：阿启比我大十多岁了，他就了解一些，我们还小。
    有一次，阿启大哥与父亲讲话，阿启大哥对爸爸说：“这样下去不是要亡国吗？”爸爸就很严肃地说：“20世纪无亡国，20世纪的世界是不会有亡国的。”
    然后就讲了一套理论，讲的什么就不记得了。父亲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就是20世纪已经不以占领国土为侵略目的了，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有许多先见之明的看法。

    记者：青芸的弟弟胡绍钟当时也在你们家住吧？
    胡纪元：绍钟哥那时念上海交大，也喜欢看书。一次他带回来一麻袋书，放下就走了，阿启大哥把书翻出来，摊在地上看。绍钟哥回来看到，气冲冲地要他收拾好。阿启大哥没听，绍钟哥就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很响亮，打得他差点跌倒，又把他逼到墙角打了几拳。
    阿启大哥脸都肿得变了形，见到我时却微笑着，从此他在卧室挂了个用枕头做成的靶，要我和他练习拳击，还买了拉伸弹簧和亚铃，说身体强壮了就不会挨打。
    后来我到浙江一个农村小学读了一学期书，阿启大哥和绍钟哥都在这小学教书，校长是沈力行。学校在离城镇很远的乡下，但校舍却很漂亮，有小桥流水，很美的田园风光。阿启大哥常带我去林边河边散步，清沏的河水中有小鱼小虾，水边的石块长满很滑的青苔。
    一天阿启大哥对沈校长说：“在这里时间长了，我的头脑里也长青苔了”。

    记者：对青芸姐什么印象？您父亲在《今生今世》里多次提到青芸。
    胡纪元：青芸姐幼年时生母就过世了，她继母虐待她，她就跟着我爸爸，青芸姐后来在我们家操持家务，我们家五个小孩，她自己五个小孩，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青芸姐空闲时喜欢看书，常讲《红楼梦》和《三国志》里的故事。我们家有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她经常翻看。她会买些中药治小毛病，也会在蔬菜食品上调配营养，在后来最艰苦的时期，她也能抚养五个孩子健康成长。她80岁时还寄了一本食补的书给我。
    青芸姐没上过学，她识字是我父亲教的。她很聪明，爱读书，但她弟弟绍南不爱读书，她和绍南一起听我父亲讲课。一次我父亲要他们两人都背一段课文，她背出来了，但绍南背不出来。我父亲不打绍南而要打她，说她没管好弟弟，她不服，在挣扎中父亲把她鼻血碰出来了，她就大哭，我父亲要替她洗净血渍她不肯，回去告诉我祖母，把我父亲骂了一顿。

    记者：青芸现在94岁了，身体怎么样？
    胡纪元：青芸姐很豪爽很豪放的，大声的笑啊，很开朗的，嗯，94岁了。青芸姐记性好得很，小时候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老年人从前的事情反而记得清楚。
    她有时会想出些非常聪明的主意来，越老越聪明，一点不胡涂。她也很关心我，会打电话给我，会问很多事，问我的女儿，有时候我时间长了不打，她就会打电话给我。
    近几年我都去看她，有一次她跌倒了，不小心摔跤后就骨折了，躺在床上身体很不好，我到上海去看她，她看到我亲得不得了，抱着我，临走时我亲她脸，她哭了，我扶着她照了张相，她半闭着眼，哎呀，心里面亲得不得了，我去看过她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她身体好起来了，好得很快，奇迹般的又恢复健康了，有过三次都是这样的，就这么奇怪。
我爸爸后来给我的信中也说，要记得青芸姐。

    记者：见到过路易士么，也就是后来在台湾有名的现代派诗人纪弦？
    胡纪元：路易士是我家常客，每次来都与大哥谈论诗歌，阿启大哥喜欢诗歌。
    大哥拿自已的诗请路易士评点，我也听不懂，只记得有“晚饭的青莱汤……爱云的奇人……她坐着像一幅画……”等，两人神情极富戏剧性，生动有趣不亚于看卓别林的哑剧。
    路易士清瘦高挑，腰板挺直，上唇留着鲁迅式的胡子，脸色营养不良。他每次来，青芸姐都说要加点好莱，留他吃饭。路易士讲话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有天生的诗人气质，容易激动，激动时话语就不连贯，伴随有习惯性的语气词。
    在我家败落后，他是我最后不再见到的人之一。

    记者：家里经常会有些什么人来往走动？
    胡纪元：有时会设宴请客，来的客人中有诗人、画家、歌唱家等，都是一些搞文艺的。我还记得的诗人有路易士，画家有胡金人，有好歌喉的是斯颂声。
    胡金人有一幅画画的是中山陵秋色，小溪石径在丛林中蜿延，有大雁南归和秋虫的鸣叫，色中有音调，音中有色调。胡金人，身材比父亲略矮，眉清目秀，讲话细声慢语，他妻子有肺结核。胡金人靠卖画为生，与路易士差不多，生活都很拮据，父亲经常帮助他们。
    斯先生在我家住过，每天都练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我最早都从他练唱中听到。我家对面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三楼能看到日本兵操练，有柔道摔交、用木棒对刺、唱日本军歌，夏天里日本兵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斯先生在我家大声唱聂耳、冼星海的抗日歌曲，日本兵一定能听到，但我们家毫无忌讳，也只有我父亲这样敢想敢为。
谈父亲胡兰成
    记者：在您12岁时父亲就不在身边了，对他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父亲在家里喜欢写毛笔字，与朋友下围棋，有时是在方格纸上写文章。
    我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他回到美丽园家中，常常会到楼下大门外打太极拳，精力很集中，动作也很舒展潇洒，我和一些小孩在旁边跟着学，有大人也在看。
    我父亲喜欢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青芸姐（胡兰成侄女，为其操持家务）站在一边讲家里的事情，父亲听着，有时会冒出一句：“不要啰嗦，简短点！”

    记者：小时候和父亲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胡纪元：现在想起来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一天下午，父亲回来带来一包花生米，在餐厅给我大约十多颗，说不能多吃，少吃有滋味多吃坏肚皮，小孩花生吃多了会伤食。
    还有一次是我在大门旁玩，快到中午吃饭时父亲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对青芸姐说，这是杭州西湖的小荷叶，可烧汤吃。吃饭时我坐父亲身边，女佣端上一大碗清水小荷叶汤，父亲舀起有点卷曲的新鲜碧绿的小荷叶吃。父亲说很有营养，清香能消暑，要大家都吃。我第一次吃这菜，满口荷叶香，口感滑爽，是清水加点盐煮的，也没有油，也许清淡就是至味吧，父亲吃得很高兴。这也是至今我唯一吃过的最独特的一道菜。
    30多年后，父亲已是晚年了，有一次我给他的信中提到幼年吃小荷叶汤，我想再设法寄一包小荷叶给他，他也还记得，但不要我寄了，也许那是他吃过的最后一次。

    记者：据说在美丽园时，您母亲全慧文与您父亲关系不好？
    胡纪元：我听青芸姐讲的，有几次父亲正在写文章，母亲冲上去要纠缠他，父亲眼睛不离文稿，待母亲冲到身边，只用手一提就把母亲摔到了床上，母亲翻身起来又冲上去，又被摔到床上，反复多次，父亲就像磐石不动，仍在专心写文章。父亲有惊人的定力。
    但是我父亲对我母亲是很好的，父亲从广西回胡村老家时，村里人看到我父母相敬如宾，很亲热的。这些是我出生前的故事，是青芸姐告诉我的，但我从未见父母吵过架。

    记者：还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么？
    胡纪元：1950年，我和父亲见过最后一面，在熊剑东家里，熊剑东死了，熊太太在家。
    那时候，我脸上有一小块伤痕，已消退得不易看出了，父亲看见了，一边抚摩一边轻声说，这里有个伤疤，今后要小心。停了片刻又说，不要羡慕人家，以后我带你到外国去读书。又撩起了他的中式外衣，布条做成的裤腰带上有一个钱包，他掏出两张新的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给我一张，给小芸姐一张。又拿出一盒桃核牛轧糖分给我们吃，父亲说这是俄国糖，我觉得很好吃。父亲看着我吃，显得很高兴，但他自己一颗也不吃。
    从那以后，他就给我们写写信，偶尔会寄点照片来，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记者：后来呢，到日本后胡兰成怎么联系上你们的？
    胡纪元：后来就是我父亲知道中国闹饥饿了，他首先是寄钱和食物到胡村老家，他以为我母亲还在胡村。家人不敢收，公社的干部知道了，也不敢收，先知妹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就把地址抄下来，写信告诉了先知妹，先知妹就给父亲写了信，父亲立即给她回了信。
    我也写信给父亲，爸爸就寄钱和食物给我们，在三年饥饿时期我身体不好，父亲很关心我，他还写信想办法让我去日本疗养，但是接着文化大革命了，就不能去了。现在人家以为我父亲对儿女们没有感情，实际上他对我们非常有感情。
    我妈妈那时已经过世了，1952年就过世了，那时候我爸爸还不知道，所以还把钱寄到胡村。我父亲对人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他还是一直记挂着我妈妈的。

    记者：1981年胡兰成在日本去世时，您知道情况么？
    胡纪元：我父亲是1981年的7月25号去世的，我记得很清楚，他去世前一个月还给我写过信，信里面还说要我孝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身体什么的也还好。
    后来有一天晚上，半夜里我突然很不舒服，我梦见我爸爸，第二天就拿起来信看。后来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好去日本出差，前一天还去看我父亲，第二天再去时家里就办丧事了，我父亲就去世了，一算，正好是我做梦的那天。第二年，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哥哥宁生去了日本，见到了佘爱珍和我父亲的养女晋明，我没有去。

    记者：对父亲的一生和学说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我父亲是很有灵气的人，或者说有灵感，他意志特别坚强，有人虽然不理解他，但是特别佩服他的定力，就是在这种流亡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写文章。
    几年前我到胡村去，上辈人讲起我父亲小时候，说门口有迎亲的队伍经过，很热闹，小孩大人都出去看，有一个我爸的叔叔从外面进来，看到他正看《三国演义》，一个人静静的在看书。那位叔叔说，哎呀，这小孩真不得了，咳，将来不知会做出什么大事来。
    从小他就跟常人不一样，很有志气，这志气就是老天爷赋予他的。

    记者：您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您父亲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那就是我爷爷说的，我爷爷只活了59岁，也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
    青芸姐说爷爷会看相，他看到七个儿子中就是第三个和第六个能成大事，老三就是青芸姐的父亲，老六就是我父亲。爷爷说这两个儿子一个是武一个是文，后来我三伯伯去当兵做了一个小官，但是我爷爷说出头太早是不好的，后来三伯伯不久就病故了。
    我爷爷对我爸爸有一个评说，就是说“在家呆不住，会漂流出去的，会像兰花一样香气从外面吹进来”，就是说兰花在外面，香风从外面吹到屋子里来。这是我爷爷对我爸爸的评语，现在想起来，回过头来看，也蛮有意思的，蛮准的。

    记者：看您也经常写写文章，有为胡兰成写书立传的打算么？
    胡纪元：父亲不需要别人为他写传记，《今生今世》已经是他前半生最真实生动的自传，没有人能超越得了，而他后半生也有大量文章和书信，还有与他交往过许多人物对他的记忆。
    他就像包容天地万物的大自然，一切是那样的了然，又是那样的神秘。
谈张爱玲
    记者：住在美丽园的时候，也会经常见到张爱玲吧？
    胡纪元：我小时候多次见过张爱玲。记得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把我带到张爱玲静安寺附近的家，常德路95号那里，6楼，小孩子觉得很高的，看到下面电车跑来跑去的。张爱玲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当时我父亲问她“有没有东西给小孩吃”，张爱玲就拿出了切好的面包和花生酱，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给我吃，先给我一片。
    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我与张爱玲一起逛静安寺庙会，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有许多小摊贩，有小孩喜欢的各种玩具，很热闹。印象中，张爱玲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记者：日本投降后，您父亲藏到浙江去了，张爱玲来找过吗？
    胡纪元：她来过我们家的，抗战刚胜利时家里面大人都不在，那段时期我看见张爱玲来过几次，那时我父亲跑掉了，到温州藏起来，跑掉了以后，张爱玲到我家来找我父亲，青芸姐在门口跟她讲话，张爱玲也没有到房间里面来，就在门口讲话，她的表情很忧郁的。

    记者：对张爱玲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她比较严肃，一般不怎么和人说话。不过，她和我父亲之间话就特别多，我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里就像在自已家一样随便。张爱玲我不怕，但张爱玲也不会逗我玩。
    她穿戴很特别，我虽然没有看过她做衣服，但是她的服饰很讲究。

    记者：《小团圆》您看了吧，觉得怎么样？
    胡纪元：《小团圆》出来前，有人说《今生今世》只是胡兰成在自说自话，不可信，连张爱玲自已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他是“夹缠不清”。但是《小团圆》中的主要情节，恰恰与《今生今世》非常相符，不过又有人说《小团圆》也不可信。
    但我要说，《小团圆》是可信的，因为其中说到我家当时的一些细节我是知道的，是真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也证实了我父亲在《今生今世》在《民国女子》一节中，说张爱玲“能打破佳话才能写得大作品”这一评语是对的。

    记者：《小团圆》里所写的和您记忆中的事一致么？
    胡纪元：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和我父亲到美丽园家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她一会，我母亲推开门与她见了一面。张爱玲的描写是真实的。
    三楼有两个房间一个洗手间，母亲和宁生哥住东间。她说的东西很乱、她睡的那间，是带阳台的西间，我们小孩子常在那里玩，东西给我们弄得很乱。这些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记者：《她从海上来》里的赵文瑄和张爱玲笔下的邵之雍，哪个更像您父亲？
    胡纪元：《小团圆》有个场景，说邵之雍有一次离盛九莉家晚了，守门人很不情愿开门，还骂脏话，邵之雍发怒一拳把他打倒，跌得老远，脸打肿了，几天不敢上班。
    这一点与赵文瑄演的儒雅书生型的胡兰成好像不相称，但我相信赵文瑄演的和张爱玲所写的都是真的，赵文瑄演的是他那股儒雅之气，张爱玲写的则是他那种倔强和硬。
    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几个人都打不过我父亲，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父亲确实喜欢打太极拳，他的臂力也是过人的。父亲晚年有一张躺在卧榻上的照片，手臂仍很粗壮，一点也不像古稀老人的手臂，但父亲的手掌却血色充盈，皮肤薄得就像会渗出血来，极柔软。
    有一次父亲对青芸姐说，男人手软是福相，而女人手软是好妾，手硬是好妻。

    记者：在才学上，对您父亲和张爱玲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打个比方说，我父亲就像是大海，张爱玲则是大海中的岛屿。
    张爱玲的底子是贵族文化，我父亲的底子是更强大的平民文化，是根文化。你看他抗战胜利后藏到浙江去，藏在温州，谁都发现不了，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有那个本事，做官做惯的人做不出来，很生硬，一下子就会被周围的人揪出来。我父亲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民间出来的，本分本色，他知道民间是个什么样子，他自己就是最最民间的。所以这一点，胡兰成能学到张爱玲的好处，但是张爱玲却难以学到我父亲的好处。
    在一定时期，他们能起到互补作用，但最终会各自发展，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胡兰成与日本
    记者：日本人对胡兰成一直很好，您怎么看？
    胡纪元：日本人对胡兰成非常尊崇，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使者，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伟大使者。日本人很欣赏我父亲的学问，说他是“诤诤敢言之士”，汪精卫下令把我父亲关起来，三天之内要杀他，日本人特们还去营救我父亲。

    记者：那您父亲对日本人呢？
    胡纪元：我父亲在日本人面前是很有骨气的，从来不卑不亢。
    有一次他去日本，还在汪精卫那里的时候，因为日本接待者的级别太低，有损中国尊严，他就当场拂袖而去；他还写文章，说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汪精卫为此还逮捕了他；晚年在日本，他还写文章对社会和各界要人叱责批评。这些都是具体的事实。没有一件事能说明他有损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而事实是恰恰相反，他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民族尊严。
    他在日本期间，每年都要为居留办很多手续，很麻烦，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他不肯，很坚决，他一辈子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直到去世拿的都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记者：您觉得日本人当年是在利用他么？
    胡纪元：应该反过来说，是他在利用日本人，利用日本的进步势力为人民做好事。他关于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的文章在日本军官中广泛传播，比军事打击更能促使日军失败。
    日本人没有他高明，利用不了他。

    记者：汪精卫把您父亲关起来，为什么日本人要去救他？
    胡纪元：是这样，1943年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说“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整个的，现在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唯一挽救之策，厥于日本立即实行昭和维新，断然自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如国父当年之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事”，这篇文章经由日本大使馆译呈东京，近卫文磨、石原莞尓，还有日本外务省都很重视，日本军部还普遍印发，规定少校以上军官一体传阅。
    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得罪了汪精卫，在南京被捕入狱。

    记者：据青芸说，营救您父亲这件事是她参与的？
    胡纪元：是青芸姐，青芸姐知道我父亲出事后，连夜赶往南京，跟池田说我父亲被汪精卫抓去了，要在三日之内杀头，池田就举行了一个三方救援会议，由池田牵头营救。
    但林柏生（时任汪政府宣传部长）一直拖延，最后是池田逼迫林柏生，要派宪兵队武装出动，林柏生才向汪精卫要手令放了我父亲，他就这样出狱了，一共坐了48天的牢，第二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日本方面摆下酒席，为他压惊，我父亲在酒席上提出两项建议：设法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城门口、火车站日本宪兵的检查。日方果然一口答应，二月一日就贴出了布告，城门口及火车站概由伪警维持秩序。这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方面。

    记者：那日本人出手救胡兰成，是看重他的主张了？
    胡纪元：这件事，说明那时日本已经积聚了强大的反战势力，否则日本方面也不可能冒着生命代价来营救敢说真话的胡兰成。日本如果当时有强有力的人为干预，马上从中国撤兵，采纳父亲的建议，日本就有可能免受两颗原子弹，国民党也可避免失去大陆，两国人民不但免受后来的浩劫，也可减少两国间的宿怨遣恨，历史或许就会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事后再来想，说明我父亲当年很多想法都是具有远见的，只是在当时没有被人所理解。当然，历史不可能后悔，再重来一次更是不可能，但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可能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会蕴藏在后继的过程中，只有认真反省才能避免遭受新的浩劫。

    记者：后来胡兰成在日本，汤川秀树、冈洁等大学者为什么都和他有交往？
    胡纪元：他们求知求学的精神都是相通的。我父亲从汤川秀树、冈洁那里学到了很多现代科学的东西，丰富了他的学问体系，他晚年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物理学、数学的，从那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提出了他自己的学说“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
胡兰成与汪精卫政权
    记者：胡兰成在汪政权中的这段历史，您怎么看？
    胡纪元：我打过一个比喻，这就像歹徒劫持了小学校，逃走的人组织力量来反攻，留下来的人是为了保护孩子，两方面一起努力，以最少的痛苦和损失赶走了歹徒，这就是抗战史。真相就这样简明，只有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才能明白。
    其实大道理与小道理是相通的，不能与平实的小道理相通的大道理必是假的。

    记者：那么因为这段经历，还是有很多人在骂胡兰成是汉奸？
    胡纪元：诋毁我父亲的人，到现在都举不出一件事实能证明他有损民族尊严，只能从谎言不断重复就是真理的假设的罪恶形象中主观臆造出来所谓的汉奸空帽子。在大时代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伴而生的，坏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太平盛世时也有不少。
诋毁一个人的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最有效的实验——就是让不懂事的小孩相信她就是狼外婆。狼外婆是有的，但谁是狼外婆？小孩只相信大人，但应该相信哪个大人说的呢？

    记者：可您父亲也毕竟也参加了汪政权啊，他跟汪精卫的关系怎样？
    胡纪元：胡兰成是汪精卫的文胆，汪政权当然有他的参与，不过他与汪精卫一开始就有不同见解。在船偏离航道时需纠偏的力的方向如果正好是目的的方向，是达不到目的的，各种不同方向的力的合力的方向才能使船达到目的。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

    记者：对汪精卫这个人，您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但是对汪精卫这个人呢，我是这样一个感觉，他前期确实做到了为革命流血牺牲，不怕杀头，不怕牺牲。后期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从他的性格来看，是要维持沦陷区的人的生存，减少沦陷区的人民的痛苦，这个代价呢，就是很严重的，你不但搭上生命，还愿意拿出所有的名声，即使背上滚滚骂名，即使被你们误会，他还是要去做。
汪精卫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是想真心诚意地要想为老百姓减少痛苦，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山海经》里精卫鸟填海的那种精神，在汪精卫身上体现出来了。我给他写过一首诗：“日月光华照天地，精卫填海魂归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非曲直乃天意。”
    但是汪精卫被日本人骗了，他手下一班人，也是出于什么目的的都有。

    记者：汪政权快垮台的时候，有没有预感？家里有没有找退路什么的？
    胡纪元：小孩子实际上是有一种感觉的，但也没想到要自保什么的。
    就是到了抗战快胜利我父亲快要走的时候，家中好像有一种荒荒的感觉，因为我父亲也很少回来，青芸姐经常到外面去，几个小孩在家里，那时候有两个女佣在管我们，吃饭也很自由，早饭放在桌子上面，我可以吃很长时间，吃吃玩玩，玩玩吃吃，也没人管我。
    有一次，我正在大门口玩，我们的花园外面有铁门，里面的大门是开的，太阳照进来，如果门的影子正了，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有一次影子还没正，花园的铁门开着，走进来一个日本军人，走到我面前弯下身来说，你们家大人在吗？我说，大人不在家都出去了。他就退到门外，面对我家立正，行了个军礼，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之后就走了，后来知道是来告别的，他又回去了，也没见到我父亲，那时大概已有不少日本人很敬佩他。

    记者：有想过为那段历史，为您父亲平反吗？
    胡纪元：平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承认历史的、正统的一个主宰，你是被主宰的，平反了以后呢，希望能够得到补偿，得到一些好处。最关键的，我现在这样讲，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并不是要平反，而是要争取一种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我可以讲我的理由，大家可以同时讲，历史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抗战也是主战、主和两派嘛！
    但是呢，从政治家来说呢，都要标榜一种民族大义啊，把留在沦陷区的人民，都看成是汉奸，而且老百姓呢看成是伪民，抗战胜利后重庆那些接受大员，没有把沦陷区那些维持老百姓治安的那些人团结起来，就把那些人都杀了。那么这样呢，沿海地区的接收就不顺利，后来引起通货膨胀什么的，国民党的失败呢，就是他的气度太小了，很多东西他容不下，但是后来共产党就有这个气度，建国后很多国民党大员都被接收了，安排了位置。
胡兰成与中国文化
    记者：据说您一直在整理胡兰成的著作？
    胡纪元：我就是收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包括余秋雨和科学院的学者我也寄过，当然都是石沉大海，但我照样寄，寄得最多的是《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我现在身体还好，能跑跑，我就喜欢到学校里去看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对我父亲的文章感兴趣的很多，而一些所谓教授派的人反而是很保守的，自己甘于在象牙塔里占据一席地位，不越雷池一步，嗯，他们的障碍太多，年轻人反而能吸收新的观点。
    记者：您现在整理父亲的著作，对他的学说和思想理解么？
    胡纪元：我父亲很多观点，他都是靠悟性来理解的，有周易和禅在里面。我父亲说，文明来自“无”，西方只悟得了“有”，还没有悟到“无”，所以算不上最好的文明。
    要真正理解我父亲，不能只看他一本书，要把他很多书都看，才知道他整个想法什么样，他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我也不是把他每句话都奉若神明，他有些说法并不是事实上马上就会实现的。我是这样，并不绝对相信他的每个结论，但他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法姿，我觉得就是一种大的信仰，就是一种坐标系统，有了这个参考，你就知道自已在什么位置，就对世界有一种统一的理解了。
    我思考过很多问题，我相信我父亲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才是正宗的，正统的文明史，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是旁流，到最后都要回到正统里来的。

    记者：现在很多人也欣赏胡兰成的，陈丹青、阿城、陈村、朱天文他们？
    胡纪元：上一次于丹到南京来，她到南京来演讲的，第二天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也去买了她的书，顺便就把朱天文主编的胡兰成著作的光盘送给她，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我还引用了父亲在《今日何日兮》里“遂志赋”的一段话：
    天才者，一艺易知，大道难闻。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与岗洁，是因其民族没有像中国人的自己发明易经与礼乐之事，与中国历史的情操，做他们思考的背景。可见，也不是到了老年即可成就，我是幸而生为中国人，我的岁月乃真可贵重了。
    我对于丹说，我说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你的底蕴，你的岁月也真可贵重了。于丹看了说，啊，你是胡兰成的儿子啊，她站了起来惊讶地说，胡兰成是个大才子，真是个大才子啊。就是像于丹这样的人，对我父亲也是非常敬重的。

    记者：早年胡兰成还研究经济学？
    胡纪元：他对经济学研究得很深，他最初出道的时候的论文就是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手工业的关税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在上海，我床底下都是日本精装的经济学的书，日文我虽然不懂，但是“经济学”三个中国字还是能认出来的，他对经济学研究非常深的，现在经济危机啊，他都有过预言，有些预言他是用象征的、比喻的方法来说的。

    记者：您父亲的经济学思想也是和文化掺杂在一起的？
    胡纪元：他有一个观点叫“产国主义”，产国主义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候苏联还是蛮强大的嘛，他们所追求的，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都是经济的动物，最后人的思想都被物质化了，物欲横流，破坏家庭，破坏人的思想道德。
    他认为要消除产国主义的毛病，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帮助，实现产业革新，恢复人的德性。他提出将来的社会要以手工业为主，以机器工业为辅，以人的德性来修正产业，而不是以产业发展为主，以人的德性来迁就产业发展，机器生产呢，保证你不饿到、不冻到，而要更多的享受呢，你就要靠手工业去实现。人家以为我父亲提出这个，是不讲科学，否定科学，但是我父亲对科学研究得很深，他晚年很多时间都在研究科学。
    这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一个观点，比较终极关怀，关心人在精神上落脚的地方。

    记者：李欧梵说“胡兰成的美学都是骗人的”，您什么看法？
    胡纪元：亦舒也有呀，亦舒还写了《胡兰成的下作》，审美观各人不必强求统一。
    另外就是，计算机只会按软件程序，按照指令处理输入的信息，只是已有信息的逻辑延伸，只能向已知挑战，不能向未知挑战。只有能悟识的人才能向未知挑战。
    我父亲的著作，对只会像计算机一样做学问的人，考证得再多再细，不懂的还是不懂。只有悟得万事万物之理相通的人，才会相信真学问是可以自证的，是可以与大自然一体的。我父亲就像是大自然的赤子，有人说他是最健康的中国人，大自然给了他最健康的基因。
    我父亲是用一生的修行和作为展现了大自然的德性，报答了大自然对他的养育之恩。

    记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自称他是荡子，怎么理解？
    胡纪元：我父亲晚年对故乡是更眷恋了，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表达了回国的意思。
    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的评价。而德才兼备的极致的荡子，在历史上能有几人？
    德才兼备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和谐的，我父亲就是德才兼备的荡子。

   （上海电视台陈黛曦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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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讯  浙江金华的三焦先生是一位研究胡兰成的学者，他将于2月1日赴上海参加胡青芸女士的大殓仪式。想寄托哀思的海内外兰友，请通过本网留言栏、QQ以及QQ群留言，共同表示对胡青芸女士的哀思。也欢迎兰友们写下自己的挽联，以示哀悼。

    本网的挽联为：
    有所思兮，润万物无声；
    归去来兮，与幽兰同梦。             本网记者 薛易

    是非之间，蹉跎一世，上下已无真丈夫；
    得失以外，恩情三杯，人间原有素菩萨。——文溪挽

    辛劳化作生花水，轻叹一曲幽兰声。
                                                      ——武穆平人挽

    兰心蕙质世难欺，
    春后百花人尽知。——卜二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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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左）与第二任妻子（即本文作者的母亲）全慧文。
胡纪元／照片提供

（上）

家庭教师

    我在刊登在台湾《印刻》杂志上的〈室有妇稚亦天真〉一文中提到美丽园家一楼餐厅墙上挂有一块黑板，但没有加以说明。实情是那时我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大家叫他朱先生，大概有四十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团形脸，上唇下巴都留胡子，眉清目秀，和霭可亲，容止言辞安详，热情柔和，礼仪自然，着传统中装，穿布鞋，很有儒家风度。朱先生是教宁生哥和小芸姊读书的，那时他们已是小学生，我还刚能上幼稚园。我幼年时对朱先生朦胧的印象只是他的风度和气质，这也是我常回忆他的原因，因此不会忘记他。这也可想见父亲当年请这位家庭教师时的深远用意了。
    中国传统教育是在幼儿启蒙时就先入为主地把完美的形象呈现在幼儿的面前，就像婴儿看月亮、星星和鲜花，看到的是完整的真实的美，重在对美和人生庄严的感受，而不是对名词详细解释的知识。而书本中深奥难懂的字句当时虽不理解，但就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孩子长大这些种子会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有根基会发展，会枝繁叶茂生生不息，能受用终生。父亲幼年时受的就是这样典型的中国传统教育，使他能度过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大劫大难，创立了他的学说。父亲大量的着作中，有许多教学思想正值得现在的教学界研究深思。
    那时我年幼无知，最感兴趣的是朱先生还会武艺，会教宁生哥打拳。据说他第一天来我家时，到花园里走到墙脚边，用手掌一推厚实的红砖墙，三楼的铁窗架都震得咯咯作响。邻居的小孩也来看，都佩服得不得了，可惜那次我不在，这是事后大家都这样说我才知道的。朱先生来，就在餐厅教哥哥姊姊读书，在黑板上写字，有时画图，有地图也有算术式子，好像是全面教育。可惜朱先生在我家任教时间不长，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碧绿小荷叶

    有时父亲与全家人一起在餐厅吃饭。一次我在大门旁玩，日影快正了，快到中午吃饭的时间父亲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厨房对青芸姊说，这是杭州西湖的小荷叶，可烧汤吃。在餐桌上我坐在父亲身旁，女佣端上一大碗清水小荷叶汤，父亲用汤匙舀起卷曲的新鲜碧绿的小荷叶吃，小荷叶的大小一汤匙大约能装两个。父亲说很有营养，清香能消暑，要大家都吃。我第一次吃这菜，满口荷叶香，口感滑爽，是清水加点盐煮的，也没有油，也许清淡就是至味吧，父亲吃得很高兴。这也是至今我唯一吃过的最独特的一种菜，色香味至今记忆犹新。回忆起来至今也只吃过这一次。
    三十多年后我四十岁出头了，父亲已是晚年，有一次我给父亲信中提到幼年时吃小荷叶汤的往事，我想再设法寄一包小荷叶给他，他还记得，但不要我寄了，也许那也是他最后吃过的一次。又过了十多年父亲已过世十年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第一次读到父亲写的《今生今世》，在〈韶华胜极〉一章中说，我祖母对蔬菜瓜果都要长成熟了才摘下来吃，吃幼嫩未长成的就说是罪过。我五伯伯用罈子把竹林里刚萌出的竹笋闷在罈子里，不见天日在罈里盘绕扭曲长得很大了取出来仍是黄嫩可吃，祖母看见了也要说罪过，不准这样做的。
    父亲晚年对故乡和祖先是更思念眷恋了，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十分确切的评价。而德才兼备的极致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相通的，我父亲就是。
    有一次下午父亲回来带来一包花生米，在餐厅给我大约十多颗，说不能多吃，少吃有滋味、多吃坏肚皮，小孩花生吃多了会伤食。

青芸姊

    那时上海常有新电影上映，每次有了新电影就有新歌流行。周璇的歌家喻户晓，常能听到弄堂里传来周璇的歌声，有收音机放出的，有留声机放出的，也有人学着唱的。青芸姊看了电影回来，就讲电影里的故事给我们听。有一次她看了电影《梅娘曲》感动得流泪，使她想起了往事。她说：有一次她乘船，在钱塘江上看见岸边有一个小女孩穿着孝服跟在一伙抬着一具棺材的人后面走，她的眼泪突然喷了出来，不是流下来而是爆出来，一大滴落在她的手背上，因为她想起了她父亲死时她就是这样的。青芸姊是一个感情非常强烈，而又有着无比韧劲的女性，因此能度过后来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现在九十四岁了还神清气爽。
    有一次青芸姊带我到南京路的一家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明星李丽华主演的，现在只有一个场景还清晰记得。男女主角在月光下并坐在船头，相偎相依悄悄私语，是有船娘划的小船，两岸朦胧的花丛柳荫，响起了一曲后来流行的主题歌。这是电影前半场的欢乐高潮，但后来的剧情怎样赢得青芸姊的眼泪我就不记得了。散了电影走出剧场，姊买了一个夹奶油的面包给我吃。姊叫了一辆人力车，我吃着面包跟在姊身边，这时我发现一个比我稍高一点的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瘦猴般很脏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盯着我手中的面包，我本能地转到姊的腿的另一边。就在要上车的一瞬间，我看到这孩子明亮的大眼睛在我面前一闪，我手中的面包就飞走了。这孩子抢走了面包立即塞进嘴里飞快地逃走了，姊在车上给我拍着胸说宝宝不要怕，脸色怜悯。
    那时候一般妇女都在家相夫教子忙家务，能自己谋生的职业妇女很少，像张爱玲、苏青这样能靠写作生活的太特殊了。但青芸姊也有靠自己工作谋生的女友。姊说，有一次她执意要到这女友家去看看，女友劝她别去，但她好奇心强一定要跟着去。到了一座楼房看到有一架非常简陋的踏板是镂空的很陡的梯子，女友爬上去了，她也跟着上去，但她穿着高跟鞋艰难地爬到一半，陷入了上下两难的困境，吓出一身汗才进到女友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桌上有一碟腐乳，有蛆虫在蠕动，女友把蛆虫身上沾的腐乳刮了下来才把蛆虫扔掉，腐乳一点也舍不得浪费。姊讲时一脸的尴尬。
    父亲在《今生今世》中写的胡村情景青芸姊也爱讲，使我从小在心里就有胡村的形象。姊说她十多岁时在门前园里坐在板凳上捻绵线，感到长裙下脚旁有一堆东西在动，一看大吓一跳，原来是一条菜花蛇正盘成一堆，把她的裙子当成了窝。最使她害怕的是，有一次夜里朦胧的月光下她一个人走过一片树林。在一根树枝上突然垂下一条东西，挂在她面前，这东西像弹簧似的，立即又卷了上去，如此反覆动作，把她吓呆了。她定了神细看，原来是一条大蛇。第二天有人告诉她，是有人捉了一条大蛇把蛇尾打结倒挂在树枝上。蛇要向上卷去但支持不久又掉了下来，一定是泼皮之类的男人搞的恶作剧，幸好姊胆子不小，没被吓傻。
    青芸姊幼年时生母就过世了，她继母虐待她。继母梳头时用木梳打她，有一次把木梳也打断了。继母常大吵大闹，她父亲也由着她。有一次她与继母乘船回家，还有几个同路的人，到船码头要沿河岸走一段路，有人点着灯笼在前面带路，她在后面跟着大人走，走着走着遇到一个缺口，大人都跨过去了，她没跨过，跌落了下去，卡在水边的两块石头间，腿脚浸在水里。这时她懵了，也不喊叫，只见上面是幽幽的星空身边是潺潺的流水，人是清醒的，又像是在作梦。也不知等了多久，直到前面有人发现怎么少了一个小女孩，才打着灯笼往回找，把她抱了上来，这时天气已很冷了，她冻得发抖。回到家里她父亲见她鞋子裤子是湿的，知道情况后心痛极了，打了继母一巴掌，这次继母不吵不闹一声不吭。
    青芸姊空闲时喜欢看书，常讲《红楼梦》和《三国志》里的故事。家里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她常翻阅的，她会买些中药来医治小毛病，也会在蔬菜食品上调配营养，使她在后来最艰苦的时期也能抚养她五个孩子健康成长。到她八十岁后还寄了一本食补手册给我，使我妻子也很重视调配蔬菜的营养，常翻阅此书。
    青芸姊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名绍南，我叫他绍南哥。绍南哥也常来美丽园我们家。青芸姊没上过学，她识字是我父亲教的，她很聪明爱读书，但她弟弟绍南不爱读书，她和绍南一起听我父亲讲课，一次我父亲要他们两人都背一段课文，她背出来了，但绍南背不出来，我父亲不打绍南而要打她，说她没管好弟弟，她不服。在挣扎中父亲把她鼻血碰出来了，她就大哭，我父亲要替她洗净血渍她不肯，回去告诉我祖母，把我父亲骂了一顿。

稚影绰绰

    那时上海有两所有名的教会女校，一所是圣玛利亚女中，一所是中西女校。中西女校有中学、小学、幼稚园，幼稚园和小学男女生都有，初中、高中就只有女生。我进中西女校幼稚园时宁生哥和小芸姊就在该校的小学读书，我从小班读到大班，都是女教师。教我班的两个女教师一位较胖，圆脸，大家叫她张先生，一位很清秀的是陈先生，都弹得一手好钢琴。张先生有时把我叫到她身边，问我爸爸妈妈和家里的各种事情，她最喜欢听我讲爸和张爱玲的事，我就把自己知道的讲出来。我说爸带我去张爱玲家所见到的一些东西、吃过的东西、从阳台能见到的景色、他们带我去静安寺看到的各种儿童玩具和家里有什么张爱玲的书。张先生很有兴趣的听我讲这一切。她也喜欢听我讲我爸的事，我就把自已知道的和青芸姊讲给我听的有关我爸的事告诉她。我讲父亲喜欢下围棋、打太极拳、写毛笔字。我还摆了几个跟父亲学打太极拳的姿势给她看。
    我幼年时喜欢看父亲回家时在门外空地上打太极拳，父亲全神贯注的神情和舒展潇洒的动作引来一些小孩都跟着学，有大人也在看，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几个人都打不过我父亲，我听了心里感到自豪。听青芸姊说，父亲在一座庙里住过一段时间，把庙里所藏的经书都读完了，还向老和尚学会了打太极拳。有一次父亲在火车上看见一位乘警欺侮一农民，勒索他的钱，父亲怒不可遏，下车时把这乘警暴打一顿，围观乘客人人称快。又一次在路上看到一警察在翻检一挑担的穷人，企图勒索钱财，我父亲用威严的目光盯他一眼，吓得这警察赶快放走了那穷人。青芸姊讲这故事时说：父亲的三角眼发怒时是很怕人的。后来他到了曰本，有一篇曰本人写的文章中也描写了我父亲的形象，像慈祥的老农，又很是威严。

（下） 

  
    有一次我在南京家的花园里与父亲一起玩，花园里种有玉米、向日葵、赖葡萄、鸡冠花、牵牛花、凤仙花等，还有葡萄架，父亲露出结实粗壮的臂膀，鼓起了上臂像馒头似的肌肉给我看，在地上拾了一根小棍子给我，叫我打几下他的肌肉，我轻轻地打了两下，他笑着要我再打，这时听到天边响起了雷声，风起云涌，乌云滚滚而来。父亲指着天对我说乌云来了，要下雷雨了，拉着我的手走回家里，隔着大玻璃窗看外面下着大雨，父亲大声地唱起了〈雷雨歌〉：「轰隆隆，轰隆隆，打雷了；忽闪闪，忽闪闪，闪电了；哗啦啦，哗啦啦，下雨了……」我也跟着唱。后来看《今生今世》〈韶华胜极〉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山上发洪水，大人忙着抗洪水，他看到水涨上来，与弟弟两人兴奋激昂高声唱歌，被我祖母骂是牲徒，我想大概唱的就是这首歌吧。
    父亲晚年有一张躺在卧榻上的照片，手臂仍很粗壮，一点不像古稀老人的手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写道：邵之雍有一次离盛九莉家晚了，守门人很不情愿去开门，还骂着脏话，邵之雍发怒一拳把他打倒，跌得老远。脸打肿了，几天不敢上班，同伙说，九莉家的客人个子不大力气很大，从此九莉心想之雍是真心爱她的。这段描写与赵文瑄在《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中演的儒雅书生型的胡兰成好像极不相称，但我相信赵演的与张爱玲描写的都是真的。
    家中有时会设宴请客，来的客人中有诗人、画家、歌唱家等等。我还记得的诗人有路易士，画家有胡金人，有好歌喉的是斯颂声。路易士和胡金人在父亲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过。斯先生在我家住过一时期，他每天都要练唱歌，从最基本的元音发声唱起，让我第一次听到男高音能发出这样华丽的美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歌曲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我最早都是从他练唱中听到的，觉得非常好听。他瘦高个子，戴近视眼镜，喉节很凸出。我那时还以为他的歌声这样好听与他凸出的喉节有关。听大人说他举办过演唱会。
    那时我们家对面不远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和操场，在我家三楼能清楚看到曰本兵在操练。夏天这些曰本青年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几乎全裸，有柔道摔角、用木棒对刺、几个人脚綑在一起比赛跑、唱曰本军歌。斯先生在我家大声唱聂耳、冼星海的抗日爱国歌曲，曰本人也一定能听到，但我们家好像毫无忌讳。也只有父亲这样敢想敢为的性格才能使家里有百无禁忌的氛围。这在倪弘毅写的《胡兰成二三事》、万墨林写的《汪精卫之死》和父亲自己写的《违世之言》中都反映了父亲这种性格。画家胡金人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南京中山陵秋天的景色，小溪石径在丛林中蜿蜒，天高云淡金秋深睿的中山陵有大雁南归和秋虫的鸣叫，色中有音调、音中有色调，是时空艺术的完美统一。这幅画在美丽园家中一直挂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才不知去向，但画家的情意至今仍留在我心中。    据《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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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上为什么失去诚信？（胡纪元）
我觉得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两点是：其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目前国民的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等生活条件再好些，诚信度应该会有所上升。其二，文革割断了大陆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而且我们目前也在复制西方的社会模式，然而我们缺乏宗教的约束力，现在偏重于强调法律，这也让大家宁可看重“法”，也不看重诚信。不过，中国的酒桌社交仍然风行，从这点看来，江湖式诚信还有比较深厚的土壤。

2、现在人们的理想是什么？（胡纪元）
我现在很少考虑理想这个问题，自己的理想尚不明白，更不知道人们的理想。

3、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怎样才能走上良性循环之路？（胡纪元）
相互敬畏吧。人与自然也要以和为贵。

4、大家为什么喜欢胡先生的书？（薛易）
最初是一见惊艳，慢慢理解渐多。我同意唐君毅所说的《今生今世》是一本“修行之书”的说法。也认为其他各书均可修行。

5、江弱水所说的“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你是否认同？为什么？（薛易）
我不认同。若说其人可废，因何而废？因为政治吗？你所认为的政治正确吗？我们所经历的历史还太短，还很难得出公论。

6、你看胡先生的书后，是感觉有收获，还是变迷茫了？（薛易）
我感觉有收获，觉得找到了一种目前看来比较真正的，而且不迂腐的中国化的文字表达方式。同时很惶恐，觉得门槛如山，要跨过实在要下狠功夫才行。

7、看胡先生的书后，觉得最应该补的是哪些东西？（薛易）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历史，所以开始潜心读史，目前还在努力中。

8、如果换了是你，有何胡先生一样的遭遇，你会选择他走的政治路线吗？（薛易）
如果是我，在潦倒至此的情况下，能获得陈璧君的青睐，并被委以重任，我也会像胡先生一样支持汪精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时我考虑的不是政治，而是一腔热血酬知己、青史太遥远，真心不可抛。而且自农村生长至今潦倒，政治何时救过我来？况且只要遵从良知，也就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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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胡纪元一家在南京所住的小区

    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因为张爱玲，一半因为他的“汉奸”嫌疑。花边新闻与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直面一代才子胡兰成，其经历、才情、识见别开生面,并非“汉奸”二字可以概括。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评价胡兰成书法：“于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国人。当今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
    若论学问、文章，胡兰成一无师承、二无学历，却通达《尚书》、《易经》等典籍、黄老之术、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通俗小说，笔下文章也自成一派。但依胡兰成的性情和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更不在话下。他自称是“干政治的人”、“纵横家”，阿城称他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亡命的革命者”。他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晚年，他潜心于现代科学，亦有心得。
    他这一生，还欠下许多风流债务，《今生今世》未尝讳言。多情未必薄情，只是他对人“一视同仁”，不免惹得其中心高气傲者怨恨。死后数十年犹有不团圆的《小团圆》如影随形。
    这个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安身的人，改朝换代之际躲过了雷霆之劫，终究躲不过亡命天涯、终老于异国他乡的运数。
    1981年，胡兰成客死日本，身后三子二女。发妻唐玉凤生子胡启，继室全慧文则育有胡宁生、胡小芸（女）、胡纪元、胡先知（女）4个孩子。
    胡兰成幼子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因此取名纪元。他3个月大时，胡兰成带着一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7岁前他生活在父亲身边，12岁时最后一次见父亲。20岁后，在电机厂工作，直至退休，后定居南京。退休以后，胡纪元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视为一项使命。
    8月中旬，南京骄阳如火，记者与友人拜访了胡纪元先生。聊起父亲胡兰成，纪元先生有时风趣幽默，有时腼腆木讷，有时激动得磕磕巴巴，有时停下来思索良久——有这样一位父亲，他心底是自豪的。

    “他一直记挂着我母亲”

    人物周刊：您12岁时父亲就不在身边了，对他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父亲在家里喜欢写毛笔字、与朋友下围棋，有时是在方格纸上写文章。他身教重于言教，让我在一边看着，有时还教我唱童谣。另外他喜欢打太极拳，常常到楼下大门外打，那时我还小，和一些小孩在旁边跟着学。

    人物周刊：您父亲最喜欢阿启（胡兰成长子胡启），是不是因为阿启和他很像？
    胡纪元：阿启大哥喜欢诗文，多愁善感，一次对父亲说：“这样下去不是要亡国？”父亲很严肃地说：“20世纪的世界是不会有亡国的。”然后讲了一套理论。现在看来父亲当时对形势的分析是有远见的，20世纪已经不以占领国土为侵略目的，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物周刊：据说当时您母亲全慧文和您父亲关系不好？
    胡纪元：我是听青芸姐（胡兰成侄女）讲的：有几次父亲正在写文章，母亲上前去纠缠他，他眼睛不离文稿，待母亲冲到身边，只用手一提，就把母亲摔到床上。母亲翻身起来又冲上去，又被摔到床上，反复多次。父亲像磐石一般，仍在专心写作，他有惊人的定力。其实父亲对母亲是很好的，我从未见他们吵过架。

    人物周刊：您父亲到日本后是怎么联系上你们的？
    胡纪元：后来就是我父亲知道中国闹饥荒了。他首先是寄钱和食物到胡村老家，他以为我母亲还在胡村。家人不敢收，公社的干部知道了，也不敢收。先知妹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就把地址抄下来，写信告诉了先知妹。先知妹就给父亲写信，父亲立即回了信，并寄来钱和食物。
    3年饥荒时我身体不好，父亲还写信让我去日本疗养，但是接着文化大革命了，就不能去了。人家以为我父亲对儿女们没感情，实际上他对我们感情很深。母亲1952年就过世了，那时父亲还不知道，还把钱寄到胡村。他一直记挂着我母亲。

    人物周刊：您对您父亲的一生和学说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父亲是很有灵气的人，意志特别坚强，有些人虽不理解他，但特别佩服他的定力，就是在流亡时、在生死边缘，他都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

    人物周刊：您家人对您父亲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我爷爷也是个有灵气的人，他对我父亲有个预言，说他是“在家呆不住，会漂流出去的，像兰花一样香气从外面吹进来”——这是青芸姐告诉我的，回过头来看也蛮有意思的。
    人物周刊：您也经常写文章，有为您父亲立传的打算吗？
    胡纪元：父亲不需要别人为他写传记，《今生今世》已经是他前半生最真实生动的自传，没人能超越得了。晚年也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信，还有与他交往过的许多人物对他的记忆和文字。

图为胡家阳台

“张爱玲像岛，胡兰成像海”

    人物周刊：您小时候有没有见过张爱玲？
    胡纪元：多次见过。记得我5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张爱玲静安寺附近的家，常德路95号那里，6楼。张爱玲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我父亲问她“有没有东西给小孩吃”，她就拿出了花生酱和切好的面包，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给我吃。还有一次是张爱玲和我们一起逛静安寺庙会。庙会很热闹，父亲和张爱玲，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印象中，她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人物周刊：日本投降后您父亲藏到浙江去了，张爱玲来找过吗？
    胡纪元：抗战刚胜利时大人常不在家里，我父亲跑到温州藏起来了。那段时期我看见张爱玲来过几次。她站在门口跟青芸姐讲话，表情很忧郁。她一般比较严肃，不怎么和人说话，不过和我父亲话就特别多。在我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我不怕她，但她也不会逗我玩。另外张爱玲穿戴很特别，服饰很讲究。
   
    人物周刊：最近出版的《小团圆》您看了吧，有什么感受？
    胡纪元：《小团圆》出来前，有人说《今生今世》只是胡兰成自说自话，不可信，连张爱玲自己写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他是“夹缠不清”。但是《小团圆》中的主要情节，恰恰与《今生今世》非常相符，又有人说《小团圆》也不可信。
    但我要说，《小团圆》是可信的，其中说到我家当时的一些真实细节我是知道的，外人不可能知道。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和父亲到美丽园家里来，住在3楼。父亲离开她一会，我母亲推开门与她见了一面。她的描写是真实的。这也证实了我父亲在《今生今世》的《民国女子》一节中，说张爱玲“能打破佳话才能写得大作品”这一评语没错。

    人物周刊：《她从海上来》（24集电视剧）里的胡兰成和《小团圆》里的邵之雍，哪个更像您父亲？
    胡纪元：我相信赵文瑄演的和张爱玲写的都是真的。赵文瑄演的是他儒雅的一面，张爱玲写的则是他也有暴烈的一面。听青芸姐说，父亲在一座庙里住过一段时间，把庙里所藏的经书都读完了，还向老和尚学会了打太极拳。一次父亲在火车上看见乘警勒索农民，怒不可遏，下车时把这个乘警暴打一顿，围观乘客人人称快。
    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好几个人都打不过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父亲确实喜欢打太极拳，膂力也是过人的。
   
    人物周刊：在才学上，对您父亲和张爱玲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打个比方说，我父亲就像大海，张爱玲是海中的岛屿。大海能容纳岛屿，有海有岛，才成风景。
    张爱玲的底子是贵族文化，我父亲的底子是更强大的平民文化。你看他抗战胜利后藏在温州，谁都发现不了他，“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有那个本事。做惯官的人装不像平民，一下子就会被周围人识别出来。我父亲本身就是民间出来的，本分本色，知道民间是个什么样子。
    他能躲过劫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最能得到女人的保护。所以胡兰成能学到张爱玲的好处，但是张爱玲难以学到胡兰成的好处。在一定时期他们有互补的渴求，但最终各自发展。

“至死拿‘中华民国’护照”

    人物周刊：日本人对您父亲很好，您怎么看？
    胡纪元：日本人很欣赏我父亲的学问，说他是“诤诤敢言之士”。1943年汪精卫下令把我父亲关起来，3天之内要杀他，有日本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营救他。

    人物周刊：您父亲对日本人呢？
    胡纪元：父亲在日本人面前是很有骨气的，从来不卑不亢。
    一次汪精卫派他去日本，因为日本接待者级别太低，有损中国尊严，他当场拂袖而去；他还写文章说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汪精卫为此逮捕了他；晚年在日本他写文章对日本社会和各界要人叱责批评，这些都是事实。
    在日本期间他每年都要为居留办很多手续，非常麻烦，有人就劝他加入日本籍，他坚决拒绝，直到去世拿的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人物周刊：日本人为什么要救他？
    胡纪元：1943年时，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是整个的，现在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唯一挽救之策，厥于日本立即实行昭和维新，断然自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如国父当年之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事。”这篇文章经日本大使馆译呈东京，极获反战派人士重视，日本军部大量印发，规定少校以上军官一体传阅。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得罪了汪精卫，被捕入狱。

    人物周刊：牵头营救的是日本人池田笃纪（当时任职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
    胡纪元：青芸姐知道我父亲出事，连夜赶往南京告诉池田，池田就开了一个三方救援会议，组织营救。但林柏生（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长）一直拖延，最后池田以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逼迫林柏生，他才向汪精卫要手令释放了我父亲。
    父亲一共坐了48天的牢，第二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日本方面摆下酒席为他压惊，父亲在席间提出两项建议：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城门口、火车站日本宪兵的检查。日方一口答应，很快就贴出了布告，城门口及火车站概由伪警维持秩序。这些对中国是有利的。
   
    人物周刊：日本人出手救胡兰成，是看重他的主张了？
    胡纪元：这件事说明当时日本已积聚了强大的反战势力，否则也不可能付出如此代价营救我父亲。

    人物周刊：后来您父亲在日本时，汤川秀树等大学者都和他有交往。
    胡纪元：他们求知求学的精神都是相通的。我父亲从汤川秀树（日本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奖）、冈洁（日本数学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现代科学的知识，丰富了他的学问体系。他晚年非常注重物理学、数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他自己的学说“大自然五基本法则”。

    人物周刊：对您父亲在汪精卫政府中这段历史，您怎么看？
    胡纪元：我打一个比方：歹徒劫持了小学，逃走的大人组织力量来反攻，留下来的大人保护孩子。两方面一起努力，以最少的痛苦和损失，赶走了歹徒。这就是抗战史。大道理与小道理是相通的，不能与平实的小道理相通的大道理必是假的。
    胡兰成是汪精卫的“文胆”，汪政权当然有他的参与。不过他与汪精卫一开始就有不同见解。船偏离航道时，只有各种力量形成的合力方向正确，才能避开暗礁抵达目的地。他和汪精卫是不同方向的力。

    人物周刊：您父亲在《今生今世》里自称“荡子”，怎么理解？
    胡纪元：父亲晚年对故乡是更眷恋了，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表达了想回国的意思。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的评价。我小时候在四伯伯家住过，知道父亲对他的评价真是一语中的。而德才兼备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相通的，我父亲就是。
    但我父亲是一个归不了档的人。朱天文在《闲愁万种》编辑报告中说：“胡先生写理论学问如诗，写私情诗意又如论述，使我们简直难以分类归档，这种‘困扰’如今完全呈现在这本集子的编辑上了。放弃别类分门的作业企图后，选择用一种最简单的概念来统一此书，亦即，胡兰成这个人，‘人’来贯彻这本集子罢。”
    胡兰成其人也只能用“胡兰成”这名字来定义吧。文/林东林  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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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胡纪元的夫人谈女士、陈黛曦、胡纪元先生、胡之明（胡兰成的孙女、胡宁生之女）林东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胡兰成孙女胡之明好风度

胡家客厅

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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