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悠悠，皆是人世无尽。
岁月贵重，已然天长地久。
——题记

    从胡村父老的口里听说《今生今世》的电影版放映上市了，我颇为惊讶，这个事情我都还不知道。“小时候，胡兰成这个人只模糊地从我们眼前掠过，那时他三十出头，在外头，不常回胡村。现在电视上在放，我们从《今生今世》里更全面地了解了胡兰成此后的一生。”一位姓胡的老人如是说。虽已世隔几代，但胡村人谈胡兰成，却落落大方，深以为有这样一位族人而满意，这比我想象中好许多。
    淅淅沥沥的雨浸润着清明的山河，白雾缭绕，青山绿水，六月的时光亦仿佛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水中。放步于陇亩间，能够轻松地感受到一种人世的悠然自在。胡兰成的妙笔生花，绘出了一个灵动的胡村月令，我今见了，亦果然像极了世外桃源。
    这样的日子，许多人去上海考察世博会，也有许多人坐在家里观看世界杯，而我们踏上了胡村之路，去寻访一位备受世人误解的老人之故居。
    久读胡兰成，早知道在家乡隔壁有个胡村，是一个美丽的胡氏部落，多次想去探访都因为各种不是原因的原因而作罢。昨天在上虞阿玉家过生日，便乘机约定了去探访胡村。于是今日一早，我们从上虞出发沿104国道而上，驱车驶向胡村。同行者为阿玉、再生者为何、胡国林等。
    去之前，我跟远在南京的胡兰成幼子胡纪元先生发了短信，说我约了朋友去胡村。纪元先生给我发来《今生今世》里的几段话，他引用父亲的话评价了《今生今世》，“我幸而生为中国人，我的岁月乃真可贵重了”。纪元先生年已七十有余，我知道这些年来，他是极尽了人子对于父亲的思念，亦真正透过作品了解了胡兰成。只可惜，外界不能给予胡兰成一个公正的评价。纪元先生说“嵊县溪山入图画，我父亲即可比那溪山，不靠仙佛来护佑，倒是仙佛来依住。”难得胡老先生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之人。未曾与他相见，当然亦不曾见过胡兰成，但已然可知他们父子都传承了朴素的中国人的气质，远远地观看便可以亲切的，正是“我幸而生为中国人”的“幸”与“中国人”。
    这种中国人的气质来自于中国的民间，它从美丽的乡间村落里缓缓流向世界。胡村即是这样的村落，它远离城市的繁华，远离社会的纷嚣，在一方水土中默默孕育着同样具有朴素气质的后世子孙。
灵动的天空，是水的世界。灵动而透明，天空旋转着白云，雨滴落在身上，亦不觉得难受。汽车进入章镇地带，渐渐行入乡间小路。两旁的水田里齐整地插满了秧苗，像是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水兵坚守着这一方大地，史上之国泰民安大抵就是这种气象。青山绿水分外明净清爽，我们透过心中的无数次遐想，以及关于胡兰成的一切记忆，来与着眼前的世界相比，俨然如画中人见着了传世多年的画卷，非但是亲切，亦觉得岁月无恙。车到胡村，仿佛见到了民国世界，亦彷如世外桃源。
    穿过胡村有一座桥叫安吉桥，溪水荡荡，人称廿二都江。桥头人家的穿堂里尚立着两块古碑，是当初造桥时的捐助榜，碑文分两块，一块题作“安吉桥碑文”，一块题作“流芳百世”，落款是“光绪九年”。久经岁月淘洗，碑中详细字迹已模糊难辨，唯有桥下的流水一如当年。以桥为界划开了两个世界，桥那头是桥墩村，即胡兰成的家；桥这头是胡村，沿江而绕还有个荷明村。桥墩村、胡村、荷明村三个村统称胡村，但有意思的是桥墩村归嵊州管辖，胡村与荷明村归上虞管辖，于是过了一座桥就换了一种口音。胡林国先生介绍，以前有姐妹俩，一个住桥墩村，一个住胡村，每次相逢讲起话来要起隔膜。古人说“一家人不讲两家话”，此时却是咫尺之遥的姐妹俩亦有了天涯荡荡的乾坤之隔。这便是中国的民间。
    雨滴落在身旁的水面上，溅起一身水花，是上天潇洒的泪眼，似喜似悲，凝结了一个厚重的人世。我站在安吉桥上，环顾着这镜花水月的世界。今日，我为胡村而来，亦为生命的理想而来。昔年，国难当头，内忧外患，时代在刀尖上行走，而胡兰成却能把胡村描写得“天道悠悠，皆是人世无尽”，我喜欢那样的文字，但于现实中也觉得困惑与怀疑。现在，亲身站在胡村，便觉得这一切是这样的沥然。胡村没有人间任何一种繁华，却有人世道不完的风情。
    连日来，南方持续发生雨灾，此前西部旱灾，北方强降暴雪，各地地震不绝，世上又有各种不同的造乱。有时候，我亦觉得现在是到了太平乱世。而自己身处的越地乃是千百年来人间福地，除了人为的造乱以外似乎没有过大的劫难。在胡村，我又闻到了另一种气息，是一种仙气与王气，这里的人个个纯朴憨厚，悠然以辛勤劳动为乐，没有世俗的浮气。悠悠人世，不管外面多么动乱繁华，亦似乎与这里无关，这里永远是悠悠天道人世无尽。这使我想起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胡兰成的汉皋解佩亦有这等妙奇，只可惜了那丢失的《武汉记》。
    在胡村，我们见了一百年前胡兰成居住的房子，是中国民间最传统的那种板楼，现在乡下一般人的家中还可以见得。胡国林先生告诉我们，这房子现在由胡兰成的侄孙看管，胡先生很用心地帮我们联系，尽可能让我们进去一睹房中旧貌，只可惜胡兰成那侄孙已住进了绍兴城里，这些天刚好去了绍兴。于是我们在胡国林先生的陪同下，去了他大哥家，翻开了胡氏家谱，了解了胡村家族的谱系渊源。胡村人说，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将胡兰成及其后人的详细资料写进家谱，现在谱系上胡兰成的后代只有早在文革中自杀的胡启，而全氏一脉因当时资料不尽未能写入家谱。
    胡国林先生不仅热衷于家谱研究，更是个关心胡村乃至胡氏发展的人，与他交谈，一切都很随和。临别，他还讲起了关于建造胡兰成纪念馆的事情，但这是一件大事，非一般的人力物力可及，而最好要有纪元先生等人出面。我想，这事要能促成，果真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而若能将胡兰成遗失海外的书作尽收纪念馆，亦真是后世子孙的福报。
    雨越来越大，我们挥手作别，作别的是那个雨中的形象，是流淌在心中的记忆，将这边的清净美丽带出人世，带进我们的生活。

2010年6月20日于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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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仪

    昨天与侯孝贤、朱天文、林俊颖到苗栗为蓝博洲助选，直到今天下午始回到台北。蓝博洲写的《幌马车之歌》即是电影《悲情城市》所根据的原著。在苗栗抽空上网，看到春风３郎回应的长文，当时只能稍事回复。
    关于春风３郎所攻击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那反映了彼此的不同，我无意藉此改变彼此的立场，但在这里应可指出：３郎兄大致是把疑点当成结论，我的兴趣则是利用那些疑点为基础，藉此多挖掘、探听出一些相关的材料，然后再做一点可能的判断。３郎兄在评论的取材上有个矛盾：同样是胡写下来的东西，遇到胡在汪幕中地位的交代，认为是吹牛，于是不取；遇到像大楚报这样的数据，认为可以定胡的罪，于是取──我以为，这样的取舍可说是「存乎一心」，其理由悉依个人的好恶，是一种「立理以限事」，而不在乎事实的查证，不是一种「即事以穷理」的谨慎态度。这使我想到章君榖写的《杜月笙传》，话说杜月笙在香港病故后，青帮的陆京士成立了「恒社」，找到传记作家章君榖为杜月笙作传，倾恒社所有的力量为其作证，于此，章君榖在比对了所有资料后，发现胡兰成《今生今世》中所提的、尤其是吴四宝的部分，都能得到恒社的印证，于是对该书大量取材，包括认定胡兰成在汪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胡书中所说并无不同。章对胡的看法，是认为他在「游戏汪幕」。
    我昨天也问朱天文，胡当年在台北时，你们曾否对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譬如他书中写到，在加入汪派之前，他坐在香港一座小山上公园里大石上想了一下午，那是在想些什么？他加入汪政权，是因为穷吗，想要藉此换取一点经济上的宽裕？朱天文回答说，这点因为他们当年对世事仍懵懂，不懂得问，不过胡曾说，当年心中的挣扎是有的，但是陈璧君游说他时说过很重的话：「你在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你自以为你的身家性命比起汪先生与我的如何？」这话对胡的影响很大。
    那么南京大屠杀的事如何看待？朱天文说，这点当年也不懂得问，但可以思考的是，胡先生一再的提到魏晋南北朝的崔浩，崔浩的所作所为开出了此后天下的文明，以他黄老之徒的眼光，崔浩对历史的贡献相较之下比文天祥、史可法高，崔浩之徒所要背负的历史重量，所要接受的内心锤炼，不见得比文天祥、史可法来得轻松──但宋儒之徒与黄老之徒于此的立场绝对是不相容的。台湾已故作家林耀德的父亲是台大教授（名字我忘了），曾提出淝水之战的胜负如果颠倒，可能对整个中国文明更有益，结果这个主张一出，立刻遭到台湾史学界的批判和围剿。于此，朱天文认为现在辩这个不是时候，宋儒的价值观依然是价值市场的主流，对统治者有利，十年后再提还比较有希望；她还提到，大陆有某顶尖作家是彻底的投降派，他认为当年汪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保全了东南半壁，东南半壁的民众不像胜利后的重庆当局那么看待汪政权。也许朱天文「十年后」的判断是对的，像不久前中共就在修改史观，承认清兵入关是开启了另一个盛世──建立了如此的史观，那么对史可法的评价就要调整，对清兵入关后展开的屠杀也要别作一番心肠了，不是吗？
    关于汪政权的故事，可参考金雄白等人的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有张一鹏、陈璧君、陈彬龢等，至于汪精卫的过错，我认为是他遇人不明，纵容了李士群祸国殃民。还有一点可以省思：金雄白的书上说，汪政权的军队不曾随着日本人去与国军作战。用「忠奸」的立场去对待沦陷区的「伪官伪民」有比较好吗？为何不能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那样的对待满族人？而且同样是「伪官伪民」，国府为何不像对待汪政权那样的对待伪满的军民？金雄白说这是国府中了中共的计，这点很有意思，像吴化文，不也是「汉奸」吗？人家中共才不清算他呢，反而是重用他，打败了王耀武。还有一点我觉得有趣，李士群为身家性命预留退路，他在家中窝藏了潘汉年，如果他不是被周佛海、熊剑东等联合日本人杀了，我猜「解放」后中共也不会把他当作祸国殃民的汉奸加以惩处，当然，潘汉年后来倒了，李士群如果活到那个时候，也还是要受到政治的考验。
    胡的自传是信史，还是自我吹嘘、自抬身价？我不觉得我能够让不相信的人打消念头，但至少我相信胡本身有一种得意，不屑于说谎，于是他书中的很多事情都找得到印证，例如他说他当年某篇文章，日后到了日本发现日本人还保存着，这篇文章果然就到了我手上，可惜是日文译本，看不懂。有人去找夏承焘的书，从中发现了胡兰成，内容与《今生今世》吻合；我去找了路易斯、唐君毅的书，情形相同；陆续到手的资料，情形亦然，如不久前倪弘毅、大沼秀伍、海上雅臣的文章等相继问世，其内容都可为胡兰成作注，尚未发现胡在交代生平大事吹了什么牛。胡在汪政权中果真如他的自传所谓「不求官做」吗？现有数据应是吻合他这个说法的，其中因由，可以推知：如金雄白书中所言，汪政权蕴酿之初，人人奔竞，汪精卫当然会设立「橱窗」，给「有头有脸」的人「高官」做做，至于当汪机要秘书的胡兰成，在一干大家排排站照相的场合不露面，这是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胡有意回避（大家去想想蒋介石与陈布雷的关系）。但机要秘书与「高官」在首脑心目中的重要性，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胡自谓「清乡」最早的发想是因为他，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挖掘这些隐事是有趣的，正如中国人迷考据，西洋人迷推理小说，其乐趣是一样的，至于把自己的臆测硬当作事实的人，那就无法享受这种乐趣了。
    大楚报的真相如何？目前所得资料甚少，胡的自陈是一个挖掘的基础：例如当年日军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互斗内情，这就很耐人寻味，可惜胡只提了一笔。可以推知的是：主和派当时仍在劣势，因此胡提出要得到日军供应一万枝步枪，其事未果；日本人重视胡，有倪弘毅的文章可资作证，因此日本方面派宇垣一成大将去向胡兰成求教是有可能的，胡的自传在此很有意思的是他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的分析。至于胡自谓他公开提出日本必须即刻从中国撤军，逼得冈村宁次出面说明，这点胡既然敢提出，假如现在资料还在的话，应是查得到的。这里要感谢apacherain兄提供的一篇数据，叙述抗战胜利之初一干「汉奸」在湖北的活动，根据这篇资料，我的解读是：邹平凡、胡兰成等人去参与日军汉口地区陆军联络部长福山所召会议，福山是主战派，色厉内荏的要求邹、胡等人配合日军负隅顽抗，但僵持了三天，那些「汉奸」们全不信福山那一套，逼得福山落荒而逃──在此我要指出：这篇文章虽然是按照中共的言论尺度所写的，但至少可以看出那些「汉奸」的意图是想要瓜分日军的实力，以此作为筹码，来和重庆、甚至延安对抗。在此我不同意３郎兄对胡所定的罪：「抗拒中央接收，搞地方分裂」。试问：那何罪之有？重庆中央接收的方式是对的吗？中共「搞地方分裂」是错的吗？我以为，如果胡的想法不因罹患登革热而得以遂行，则他是否能在日后的国共恶斗中扮演一对生民有益的第三势力，正很难说。还有一点，日本当时既战败，则你要那些「汉奸」们再听命于日本人，以人性的观点来看，可能性微乎其微。台北方面去年有一篇研究蒋介石档案的学者指出：蒋当年对日的「以德报怨」政策，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对付中共。再有一点，胡在武汉的作为，其影响是否使得武汉一带没有经历国府在上海那样的「劫收」，此则他的政变企图虽然失败了，带来的影响却是有益的。说胡在武汉「祸国殃民」，请提出证据吧。王船山认为，研究历史的准则是「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秉此，任何假设应无不可，重要的是求证。人往往会被着鼻子走，二千万战争亡灵令人耿耿于怀，四千五百万以上活活被饿死的亡灵（朱西宁的父亲也在其内）反倒不准谈，历史往往会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所掩盖，约瑟芬﹒铁伊的《时间的女儿》之所以成为经典，主要就是在谈这个。但翻案文章尽有人在写，像网络上有人在谈汉奸，便为汪精卫翻案，那位作者指出：汪政权成立后，至少日军大规模的屠杀就不复在东南半壁见到。又，胡适在「低调俱乐部」所提的主张，不正和胡兰成是同一个路数吗？胡适后来也在读金雄白的书，你能说胡适是汉奸吗？汉奸是什么标准？上海有一个牛奶商战后被控「资敌」，因为他卖牛奶给日本人喝。
    胡兰成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如何，在此我请大家相信蒋介石仍是极度重视情报工作的人，只要他的势力在，连吴清源都受到国府势力在日本的干扰，则国民党方面对于在日本方面大肆活跃的胡兰成怎会不监控呢？试问：胡兰成被监控了二十多年，而蒋介石仍肯接纳他，是否证明胡至少并未做出对台北方面不利的事？胡在「华夏导报」（文化大学校内刊物）发表致张其昀书（是张其昀主动提供的）中说：当年他向何应钦指出，韩战爆发后，美苏从此将走向军备竞赛，他的这个看法经由何应钦的指点，经其交由王世杰呈送了蒋介石（他另一个看法的内容请参《今生今世》），何应钦后来对胡说：「总统己见了你的报告书，发下有关方面研究矣」（见《华夏导报》63.12.20第1213号）。胡自陈他在日本的交游，政界如岸信介以下，石井光次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财界如新日本制铁及三菱会社之社长级人物，「皆为相知相闻」──这是在吹牛吗？此事应可查证，但至少大沼秀伍所提胡赠给福田赳夫「奇逸人中龙」的书幅我是看到了。我的看法：正因为胡和台北有此默契，胡才会经蒋介石的认可而得以来台。胡还帮了蒋一件事，我前已讲过，即日本产经新闻连载《蒋介石秘录》一事。于此，胡之赴台，居然只要求在大学开班授徒，他的「胃口」是否太小了？胡接受国民党的特支，待到文化大学发给教职人员薪支后，即将国民党的特支退掉。一个小细节，胡致书张其昀：「仆前日去领六月份薪水，忽半减为五千余元。问其原故，不得要领。又仆本学期授课六小时（禅宗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日本文学概论各二小时），人云或只可支兼任教授钟点费。仆得与先生共期志学，虽不在此，惟先生护持之。」以胡的人脉，想要搞钱应可搞到不少，但看不出有这样的事。
    胡在文化大学，热闹得很，鹿桥、唐君毅、牟宗三、朱西宁、沈登恩等相继拜访，在校又与创办人张其昀、晓云法师、金荣华、潘重规、黎东方、李应强等交契，不是只有侄子胡绍锺去找他而已。此外，胡去找过张群，找过钱穆。胡在日本，何应钦和张群访日时都会去找他，又胡认识日本的学界人物，大致都介绍给了唐君毅，唐君毅和那些日本人常写信，可参《唐君毅全集》。
    胡和唐君毅的交情可见《万象》刊登的〈胡兰成交游考〉，《唐君毅全集》收了他写给胡的信十九封，考唐君毅的日记，则至少写了三十八封，应该还有许多是忘了记在日记里的。唐夫人是位贤内助，因此我们今天才看得到胡写给唐的八十七封信，但考其内容，似并不止八十七封。唐君毅死后，唐夫人发函给唐先生生平友人取回昔日信函，编成《唐君毅书信集》，其中于胡兰成部分只得十九封，推测是胡并没有将唐君毅的信悉数保留；徐复观写给唐君毅的信好像有五十几封，但内中没有谈到胡徐交恶的那封，可见徐复观也未悉数保存。这些都是人情之常，不知３郎兄何以别作文章。唐君毅因眼疾赴日本开刀，胡兰成为其接洽奔走，两人的交情可以窥见一斑。唐的弟子为乃师作传，提到胡兰成，写道：
　　胡兰成先生，曾是汪精卫幕僚，故被指为汉奸，尝被逮捕下狱，其人文才甚佳，从其文章及致唐先生的信看，此人生命之体验亦甚深，悟会亦非一般人可及，不会是出卖国家的人，唐先生谓其对具体人生有亲切体验，唐先生与他交往无间。他视唐先生为知己，从日本写信与唐先生论学论时，多至每星期三封者。
    我们看到唐君毅关心胡徐交恶事，热心为两人调停，可见胡徐二人在唐心目中的分量，刘国强写的这篇文字，应该没有误会唐先生的意思。又，我认为胡徐两人是有私怨，而非政治立场的冲突，由胡致张其昀信中尚可看出：胡在华冈出事后，徐复观亦从香港寄到台北发表文章攻击，以报一剑之仇。
    胡在华冈，因开课被赵滋蕃认为侵犯其「码头」，于是在中央日报上开炮攻击，余光中、胡秋原陆续加入，但这些并非使其离开文化大学的原因。文大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郭荣赵发条子要胡离开才是关键，郭荣赵是张其昀的学生，但此事未经过张其昀，张是事后才晓得，因此可以推测是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下的命令。当时蒋介石已亡故多时，蒋经国院长大权集于一身，蒋经国向来是个生性多疑的人，很有可能是听到谗言，而下此命令，不但如此，还发动一干御用文人写文章围剿，想逼走胡兰成。为何蒋氏父子对胡兰成的态度有此不同？我听林慧娥说，胡自己的推测是：他之来台，其背景蒋经国可能并不知情，加上蒋经国的生母当年被日本飞机炸死，故对胡有此心理因素，当年报纸杂志的攻击文字，可以胡秋原为代表，胡秋原捏造胡兰成在台湾宣扬亲日言论，这样的文字应该很容易挑起蒋经国的情绪。我以为，胡兰成生平至少对三个人是不设防的，一是汪精卫，二是张爱玲，三是蒋经国，而结果都因为种种因素而遭彼等所忌。作家杨照告诉我，说胡秋原后来在其《中华杂志》上为文提到，说他对胡兰成的看法改变了，认为胡兰成当年的政论是有其道理的。但要寻找这段文字我迄今无法找到，因中华杂志分量不轻，少说也有几千万字，寻找起来有如大海捞针，姑先摆一边。胡在台以及一直到他亡故所发表的文字，我未见有什么「亲日卖国」的言论主张，书都在，可以查，其它他留下的数据约有三百件，已整理好二十几件，其它可陆续见到。
    我向朱天文问起余光中那篇〈山河岁月话渔樵〉，胡看了有何反应。话才说完，侯孝贤在前座回过头来插话说：「余光中？不必理他！」此话有味，但我没有再问为何「不必理他」。朱天文在《花忆前身》中提到某作家私下跟一出版社老板来了个小动作，朱天文于文中未道明，在此我也不必道明。不过可指出一点：张爱玲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过这位出版社老板的名字。
    华冈事件使胡兰成离开了文大，当晚住宿在汉声企业三巨头之一的姚孟嘉家中，次日朱西宁闻讯而至，研究好邀胡到其景美家的隔壁居住，请其开易经课，并邀集文艺界人士前往听课，每周一次。共有哪些人去听课呢？张瑞芬在一篇论文中整理出数十个人的名单，在台北文坛均是知名人士，温瑞安、曹又方等均在其列，这次的讲课和文大时，反应截然不同，文大的学生与胡兰成不相应，但朱西宁找来听课的，却是台北文坛的一时之选，每次总有二三十人到场听课。胡讲课是什么情况呢？请去参考倪弘毅的文章。当年在场听课的有一位刘君祖，后来曾任牛顿出版公司总经理，讲易经很出名，自从收了李登辉当学生后，台湾许多政坛名人也去上他的易经课。
    有一次朱家在玩碟仙，居然请到了汪精卫。当时胡在朱家隔壁睡午觉，被朱天心大喊叫来，胡明白现场情况后，问了碟仙一个问题：「先生当年离开重庆，前往河内的那件事，蒋先生晓得吗？」碟仙回答：「晓得。」胡听了，半晌点个头，说：「噢，那我晓得了。」随即不顾而去。这件事，我以前曾听朱天心和林慧娥提起。轶闻一桩。
    胡在朱家隔壁授课的同时，动笔写《禅是一枝花》，每天写一则，花了三个月写成。胡致卜少夫的文中写到，在台一段，虽初志不达，但亦有了极大的成就，这大概是指他在文大没教到好学生，在朱家隔壁却教到了。胡对朱西宁很感激，他在著作中提到的「郭先生」即是指朱，史记游侠列传中有朱家、郭解，胡赞佩朱的侠义行为。胡为什么要写《禅是一枝花》呢？他写给张其昀的信中有谓：
　　今所谓宿学与国家博士，除如李济之考古学有成绩，余虚名耳。弟每见年轻人有佳者辄深致期望，而每招失望，如于高怀民，再叩之即浅妄。今夏弟把禅宗又下了一番工夫研究，再者吴经熊着《禅学的黄金时代》，乃如学生之作业。盖禅宗自达摩至六祖慧能惟言佛法本体，自七祖后，马祖临济等始揭出本体之动，妙意在一机字，而吴着于佛法本体尚无真知，更全不提及机字，甚至于禅语录文法亦多误读。吴且如此，余人可知矣。方东美尚较佳，然亦略无新意。昔曹操与刘备煮酒论当世英雄，视之如埃尘，学问亦须有此气概与见识始能开创历史也。
    高怀民、吴经熊、方东美是何许人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Google。
    胡兰成在报上的众谤声中，讲课到了年底，护照到期，必须返日一趟，他与朱西宁约好明春再来，计划办一份刊物。但不料他要再回台湾时，台湾驻日代表处不发签证，从此他无缘再到台湾。而他与朱西宁商定的办刊物一事，后即是三三集刊，胡在日本写书法展售，筹得几十万台币寄给了朱家。
    三三的作者如蒋晓云、袁琼琼、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马叔礼、丁亚民、谢材俊、锺晓阳等，后于文学奖陆续有了斩获，颇见观瞻，尤其其中师法张爱玲文风的创作受到注目，张爱玲前此在台湾的阅读大众心目中，地位等同琼瑶，从此乃身价大起，后来王德威提出「张派作家」一词，加上夏志清的推崇，张爱玲的作品如坐火箭往上冲，乃有了今天「祖师奶奶」的地位。

胡回到日本，陆续又写了《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和《今日何日兮》三本书。其中《中国文学史话》原是从他与朱家的通信中摘录而成，基本上可视为他若不回日本，就会把这些材料拿来授课，我们可从文中看到他将朱天心比喻为李白，大概他授课时也是如此，对学生又哄又诱，要他们好好读书，好好写文章。他写信给朱西宁，说：「我还想多活几年，多读几篇天文天心写的文章。」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世人不知胡兰成，他愠不愠我不知，但他还是渴望有人知的，因此他乃与朱家有此忘年交，直到过世。我这里引用张瑞芬〈一枝花话﹒话一枝花〉文中的话，来描述胡兰成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时移事往，三十年后三三成员淬炼出来的文学实力，迸现出台湾当代文学空前的火树银花，这璀灿无比的世纪末华丽，跨越散文、小说、戏剧、电影诸多文类，丁亚民外，至少就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唐诺（谢材俊）、袁琼琼（朱陵）、卢非易、萧丽红、苏伟贞、履强、林耀德、郭琼森、林俊颖、杨照（李明骏）、陈玉慧（阿洛）等，连同向与朱家友好的张大春，至今仍是文坛中生代的主力。
    一九九○年，朱天文等与远流合作，陆续出版了「胡兰成全集」共九册，未料甫一上市即遭遇沈登恩挑起的版权诉讼，致令远流将这批书冻结，和解之后，静态上市，致令当时书市上有两种版本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而远流方面不想再和沈登恩对上，书卖完后即不再印，否则，胡兰成的书中，至少《山河岁月》《今生今世》和《禅是一枝花》是畅销书，且是长销书。今闻《禅是一枝花》在台北印刻有再版计划，唯档期未定。
    胡兰成在台湾短短两年，而有如此影响，这些不必他来吹牛，不过若说影响有限也可成立，因他发行有限的《禅是一枝花》只有艺文界人士在读，佛教界尚未听说有人在探讨（南怀瑾对台湾的影响也很大，但佛教界也有把他当妖魔的）。他的学说现只有博硕士论文十几篇加以研究，至于那些人有没有这种本领和实力读懂他的书，我持保守的看法。有一点我亲眼目睹，《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被禁后，在台湾仍被大量盗印，而在街头巷尾的流动书摊中秘密贩卖。
    我大致就写到此了。强调一下：我没有意思打什么笔仗，也没有兴趣做什么「盖棺论定」，针对疑点而去找出一些人所不知的谈资，不是比较有意思吗？   文/eilra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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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老宅外景

胡兰成第二任夫人全慧文之墓

    想看胡村的冲动是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知道胡兰成，当然与前些年流行张爱玲热有关，但我不喜欢张爱玲，对她从来没有感觉，个中的原因可能是认为她是鲁迅的对立面。
对张爱玲有好感的人，一般认为胡兰成“下作”，而我是偶然的机会看到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没想到随便翻翻，发觉除了胡兰成确实有点下作之外，里面的文字却让我感觉太亲切了，以至于对“今生今世”这四个字，一定要读作“葛（夹压切）生葛世”。

胡村已经不叫胡村了，胡兰成老宅的门牌号码，属于嵊州三界镇

    确实，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用了许多方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这些方言正是我小时熟知的语言。胡兰成是三界人，所谓三界就是上虞、嵊州、绍兴的三方交界。对于三界这一地名，小时是听到过的，应该说离我老家有很远的距离，但是为什么方言会有这么像呢？所以一边看书，一边就狠狠地想要去胡兰成的老家——三界之胡村探访。
    看《今生今世》是两年前的事，探访胡村没想到拖到今年的初春。这其中的原因不能怪我，而是当我广泛收集信息时，总是让我怀疑这胡村的真实性。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终于驱车到了胡村，一个并不难找的地方。
    胡村具体的位置在上虞樟镇和嵊州三界的等边三角形的另一点，走上三高速从三界下和从樟镇下，都可以，并且只要肯问路，是非常好认的方向，也是非常好开的路。事实上，我因为一直存着最糟糕的准备，所以，等到真的站在胡村的村子中间时，我有点不敢相信会如此容易。
    胡兰成对他的老家描写得非常详细，他讲的桥墩村，他讲的石弹大路我都找到了。而当我走进一家农户，向三四位坐着聊家常的妇女打听胡兰成的故居时，没想到那回答声就是胡兰成在书中讲的方言，也就是我听来特别感到亲切的语言。一位热心的大嫂，她二话没说就带我去胡兰成的老屋，并且左一声“六公公”、右一声“六公公”，让我觉得胡兰成在他老家的地位非常高。
    胡兰成在兄弟中排行老六，叫“六公公”，说明现在村里的人都是他的孙辈。到了胡兰成的老屋前，发觉门关着。原来胡兰成的老屋，现在是他的侄孙住着，而他侄孙现在已经在村口造起了新房，所以这老屋从今年开始被搬空了，没人住了。在热心大嫂的帮助下，屋主人来了，也是位大嫂，应该是胡兰成的侄孙媳。开了门后，我就开始贪婪地参观起胡兰成的老屋来。
    这是一幢传统的两层结构民居，共三个开间，中间是堂檐，两侧两户人家，胡兰成家在右侧，门牌号是桥墩村18号。进门后发觉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有胡兰成，有胡兰成的嫂子，还有胡兰成的大儿子，据说这几年，他的大儿子经常来，说是给他母亲上坟什么的。解放后胡兰成没有回到老家过，他的照片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后从日本寄回来的。
    到二楼，看到的是一些旧家具。据说上海为了拍胡兰成的电视或电影，曾借过两张茶几，估计是不会归还了。胡兰成的老屋，从外表上看，已经没有老屋的传统相，可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修过，但楼上的家具及屋顶，则明显是老屋的味道，另外，那楼梯更有老味，我一走就联想到我自己家的老屋。
    看完了胡兰成的老屋，我还有点不过瘾，于是又央求他侄孙媳带我们去看胡兰成的夫人墓。墓与住的地方当然有一定距离，我一边觉得很过意不去，但一边觉得既来之则全之，所以开车到村口路旁的胡夫人墓。这胡夫人就是全慧文，应该是胡兰成的第二任夫人，好像是贵州人，为胡兰成生下三个儿子（？）解放前就住在胡村，但她的言语不通，一解放，怕受胡兰成的牵连，脑子有问题，自杀了。现在看到的墓，是他大儿子为她重修过的。事实上，这位夫人是胡兰成的真正夫人，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对她几乎没有笔墨，可叹。
    胡村看完了，胡兰成的老屋也看完了，此时我突然想到胡村的语言与我老家的语言如此接近，是不是与海拔有关。因为曾到过九寨沟旅游，导游说那里的少数民族就是以等高线划分，多少海拔以上的就是什么民族。也就是越弱的少数民族越被往上赶。胡村与我的老家，估计在同一等高线上，语言一直保留着最早的吴越方言，而平原一带则已杂交化了，反而不一样。不知我的猜想对不对，但语言如此之接近，真的是令人惊讶，这也导致我在胡村时一个劲用自己的土话与他们交流，很有一种回自己老家的感觉。

胡村至今还有许多土墙房子。

老宅楼上已经不用的家具

老宅之楼梯

贴在墙上有胡兰成字、像复印件。

胡兰成寄回老家的照片

老宅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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