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0-1995)热在二十世纪末席卷华语文学世界，这一现象因为电影《色，戒》(2007) 的推出达到又一高潮。《色，戒》根据张爱玲的同名短篇小说(1977)改编，刻画抗战时期女大学生王佳芝献身谍报工作，与她奉命诱杀的汉奸易先生间一段致命的爱情故事。故事俨然此中有人，很难不让张迷对号入座。正如她笔下的女主角之於易先生，张爱玲自己在战时曾和胡兰成(1906-1981)有过一段情缘，而胡广被视为汉奸。
    胡兰成在张爱玲传奇当中始终扮演著双重角色。张迷痛恨胡兰成，不只因为他背叛了国家，更因为他背叛了张爱玲。胡兰成结识张爱玲之前，已经有过两段婚姻外加同居的纪录。他追逐张爱玲的同时，可能也是张的文友苏青（1914-1982）的入幕之宾。 而与张秘密结婚不久后，他又开始出轨。更有甚者，战后胡兰成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出亡温州，寄人篱下，却与主人家守寡的姨太太发生关系。胡兰成虽在外大谈恋爱，生活上居然还仰仗张爱玲的接济。如果这样的故事聼来令人齿冷，这不过是胡兰成情史的中段。
    另一方面，胡兰成无疑是少数最早欣赏张爱玲才华的评论者之一。不论他们的感情有多麼不堪，胡与张在文学的道路上彼此相濡以沫，互有启发。更重要的，胡兰成本人的笔触精致典雅，文采慑人，绝对自成一家。 张爱玲对於自己的私生活从来讳莫如深，我们今天多半是透过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1959)及其他文章，才能一窥究竟，并拼凑出张爱玲的性格、写作生涯与爱情经历。如此，张迷其实陷入了一种充满矛盾的阅读循环。我们对张爱玲的迷恋实则来自於我们对胡兰成（所描述的张爱玲）的迷恋。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对胡兰成的嫌恶反而更变本加厉。原因无他，是胡造成了张爱玲的痛苦，同时也就延伸成为张迷们的痛苦。透过书写，胡兰成展现了一种迂廻的爱的诠释学，让人想起罗兰．巴特(Ronald Barthes)的《恋人絮语》(Lover’s Discourse)当中对於“爱”难以捉摸的、文本性的思考。 亦即，我们对张爱玲的爱恋，来自我们与她——其实是她的书写——之间想像的亲密关系，也同时来自於我们与她的恋人胡兰成笔下有关她(以及她的爱情)间妒恨交织的关系。
    但如果没有了胡兰成，张爱玲「传奇」恐怕也不会如此传奇吧？以下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抗战和战后的几年间，胡兰成如何演出他这令人「必欲恶之而后快」的角色？他如何展现一种「背叛」的诗学与「背叛」的政治学？我所谓「背叛」，并不止於胡兰成的叛国、毁婚；我更关注的是，胡兰成如何透过自成一格的「恋人絮语」来解释他在政治上以及私人生活的不忠，为自己的行止开脱。最不可思议的是，胡兰成的「絮语」最华丽动人处，油然呈现一种抒情风格。然而一般所谓抒情，不原指的是最能表达个人情感，也最诚中形外的写作方式？
    我们因此面临如下的吊诡：如果抒情传达的是一个人最诚挚的情感，它如何可能成为胡兰成叛国、滥情自圆其说的手段? 抑或胡天生反骨，他的行为惟其如此叛逆，才表现了他的真性情？如果胡对个人行止的表述如此情深意切，他到底是发挥了抒情写作表裏如一的力量，还是透露了抒情写作潜在的表演性——以及虚构性——的本质？胡兰成的个案是遮蔽、抑或揭露了传统中国诗学中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这一观念?
    终其一生，胡兰成从未承认任何叛国、不忠的指控，反而振振有词的诉诸思想的辩证与情爱的真谛。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是胡兰成背叛了抒情美学，抑或是他显示了一种莫测高深的，抒情化了的背叛美学(a lyricism of betrayal)？最后，胡兰成的抒情美学必须涉及读者的阅读伦理问题。循回在传记的、意图的、以及文本的伪托间，读者必须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成为胡兰成所展演的背叛与自我背叛的诡圈之一环?
    即使到了今天，胡兰成在中国文学主流论述裏仍然是声名狼藉。在大陆他的作品就算问世，也必须经过删节或附加但书。相对的，胡在1970年代中期曾短期居留台湾，因缘际会，启发了一群年轻作家，其中朱天文(b.1956)更承续了胡的香火，并将之发扬光大。然而与张爱玲的风光相比，有关胡兰成的人生、书写与文体的研究仍不多见。 为了更了解胡的文学事业，本文将聚焦於胡兰成人生转折期——亦即战争前后时期，与1951年以后胡流亡日本的第一个十年——所写下的作品，包括两部长篇散文叙事《山河岁月》(1954)与《今生今世》。我认为就像张爱玲一样，胡兰成对於他的时代或我们的时代，都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现象。他对「情」无条件的礼赞和辩证，恰恰与书写革命、启蒙的主流现代文学，形成尖锐对话。而在张爱玲身后日益庞大的投影下，胡的幽灵似乎也相随而来。这再一次提醒我们面对历史与记忆，除魅与招魂的工程是如何纠缠不休。

    1．〈给青年〉——不要「呐喊」

    1944年，上海《苦竹》杂志11月号刊登了胡兰成的文章〈给青年〉。文中写道：
    有人可以做错了事，仍然不是罪恶的，也有人做了好事，而仍然不伟大。
    正如标题所示，胡兰成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呼吁中国的青年不要因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而灰心丧志。胡把抗战等同於革命；他建议有为的青年应该舍弃意识型态——不论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或泛亚洲主义——的限制，超越现世政治与道德价值判断，方才能继续追求革命：
　　革命…也是人生的完全，它的自身就是目的… 我们打仗并不为什麽目的。把战争加上一个目的，它就变成忍受的，不是飞扬的了。甘心愿意地从事没有目的的战争，这话初聼使我惊讶，但是细想一想，可真是广大的。
    胡兰成1944年的生活无论於公於私都面临重大的转变。前一年，胡因为批评南京汪精卫(1883-1944) 的傀儡政权而下狱，旋又因日本人的干涉而获释。1944年年初返回上海之后，胡兰成认识了张爱玲，两人迅速陷入爱河。几个月后，胡兰成离弃当时的同居人与张爱玲结婚。其时战争已经急转直下，日军败相毕露，汪政权上下弥漫著一股失败的气氛。然而在张爱玲的影响下，胡兰成的文学事业正方兴未艾。他不仅写出一系列优美的散文，从书画欣赏到人情世故，到《金瓶梅》、鲁迅、张爱玲，无所不包;他更插手编辑工作，《苦竹》就是他的杰作。但胡兰成内心深处必然不甘雌伏。1944年11月，就在《苦竹》刊出〈给青年〉之际，胡兰成接受了日方指派，到武汉接掌宣传媒体《大楚报》。同时，汪精卫病死日本。
    在〈给青年〉中，胡兰成力劝他的读者舍弃对中日战争的价值判断，方能够看出其所具有的革命的「伟大意义」。对胡而言，革命并不仅意味政治冲突或群众暴力而已，而是世界劫毁、贞下启元的契机；透过革命，人性得以重获清明，世界秩序也从而否极泰来。胡兰成总结道，唯有将革命看作是人性的自然启迪，才能够让深陷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华文明恢复生机。
    胡兰成认为这样的革命是出自於「情」的驱动；「情」则是人类直见性命的始原天赋。 「情」的本质是混沌与无规则的，不应受纪律与意识型态的束缚；「情」衍生出生命的韵律，自然而然与时同调。「革命者不投降，不做小打算，那时从人生的坚贞的感情裏发出来的。」 对胡兰成来说，「感情不是感觉，也不是脾气，它是生命自身，如我在一处说的： 『这样的夜，连溪水的潺潺都是有情有义的』。」 胡兰成理解鲁迅的革命志业，但他批评这位革命导师如此披肝沥胆，以致怀有「大的悲哀」，显得「惨伤，凄厉」。 而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善用「情」的资源，进而召唤出革命的壮阔与优美。
    1944年深秋，当胡兰成搭上日本飞机前往武汉时，想必心里就是怀著这样「多情」的革命想像？但胡早年的经验却和这样的想像背道而驰。胡兰成出身於江苏省嵊县农村一个小康人家。虽然出生时（1906）家道已经中落，胡仍然得以接受五四后的新式教育。1921年胡兰成进入杭州一所教会中学就读，因与校方冲突而被开除。类似的冲突要成为胡兰成日后生命中反覆出现的模式。1926年胡前往北京，在燕京大学担任文书抄写员。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最后却加入国民党。 胡在北京一年一事无成，返乡后或辗转任教於中学，或赋闲，如是五年。
    1932年，胡兰成得到一个赴广西教书的机会，让他离开老家死气沉沉的日子，在南方渡过五年。我们对这个时期的胡兰成所知有限，但他应在此时首度尝试文学创作。同时他对政治的关心与日俱增。 当时的广西远离京、沪政治风暴中心，在地方军阀的掌控下，反而提供左右各派分子一个意想不到的避风港。胡兰成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对托洛茨基派理论尤有兴趣。 然而广西的半自治状态没能维持多久，1936年蒋介石成功收编地方势力，胡兰成很快就因为自己的政治言论惹上麻烦。 这年夏天胡被捕下狱，获释后被迫离开广西。
    此时胡兰成已经三十岁了。十年来他四处谋生，一无所成；他结了两次婚，有了四个孩子。与许多他那一辈的启蒙知识分子相同，胡兰成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曾经满怀壮志，急欲打破现状，重建世界，但最终仍敌不过现实的考验。1937年，胡兰成举家迁往上海，穷困潦倒，甚至眼睁睁看著自己的新生儿因为无钱就医而死。但如他自谓，「我还有心思看世景」 ；他还有心有未甘，要再冒险闯荡一番。未几胡谋得汪精卫底下的《中华日报》主笔一职。是年夏天战争爆发，眼见机会来临，他准备放手一搏。
    汪精卫政权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的主张相左。汪认为中国无法负荷对日抗战，和平方为两国双赢之道。为此汪精卫需要理论上的支持，而在他的策士群中，汪发现了胡兰成最能符合他的期待。此时胡兰成已迁往香港，在同为汪的机关《南华日报》担任主笔。1938年间，胡兰成发表了百篇以上的社论与散文，其中〈战难，和亦不易〉最能从汪精卫立场阐述中国的两难，因使他见重於汪。
    1938年12月，汪精卫正式脱离国民党，成立南京政权。胡兰成成为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并兼任汪的机要秘书。胡深知手中资源有限，因此另谋出头之计；他自命为汪政权与日本双方的谏士，提供建议，也不吝批评。此举让胡兰成一面维持清高的形象，一面大玩政治筹码。但这一技俩有时而穷。1943年，胡对汪政权的未来公开表示持悲观 ，触怒了汪。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便再熟悉不过：胡兰成失宠於汪精卫，锒铛下狱，获释后向日本势力靠拢。同时胡的私生活亦风波不断。先是1941年他另结新欢，与第二任妻子离婚；两年半之后，又与同居人闹翻，和张爱玲结婚。
    胡兰成从五四到抗战所经历的转变，和他在〈给青年〉中的主张似乎大异其趣，很难和「坚贞」拉上关系。由於他在战时的政治立场，长久以来胡兰成一直被贴上「汉奸」的标签。 然而这一标签无法道尽胡的政治动机与结果。近年来学者尝试从更宽阔的脉络，亦即「通敌」(collaboration)的角度，来分析汉奸的行为。汉奸与「通敌者」皆暗指当事人严重的人格缺陷；汉奸一词尤深有道德指控意味，比起来，「通敌者」则更著重於政治判断的后果。大卫．巴瑞特( David Barrett)和徐乃力(Larry Shyu)曾经比较法国维琪政府(1940-1944)与中国沦陷区的异同，主张「通敌」(collaboration)与「卖国主义」(collaborationism)二者有所不同。对他们来说，前者指的是一种或自愿、或被迫的偷生技巧，后者则著重对占领者作出「坚定的意识型态认同」。 巴瑞特和徐乃力认为，中国的沦陷区经验多见通敌合作的事实，较少明目张胆的卖国行为——虽然通敌与卖国之间存有很大的灰色地带。据此类推，学者甚至认为在沦陷区内，通敌与抵抗虽分处光谱的两极，但两者之间亦有相当暧昧的关系。卜正民(Timothy Brooks)提醒我们，通敌实际上可能是「历史现场裏，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得不产生的应对进退」关系。 萧邦齐(Keith Schoppa)研究沦陷区的绍兴时发现，「通敌者并不一定就是汉奸，而抗日也不见得就是民族主义的发挥。」 此中暧昧的极致，正如华纳．瑞思(Werner Rings)在研究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时所探问：「通敌本身是否也可能是一种抵抗的形式?」
    由是，胡兰成的个案变得更为复杂。不论是在战时还是战后的几十年，胡兰成始终坚称自己不是汉奸，而是个救国救民的「时局的弄潮儿」。 识者可以说这不过是所有叛国者自我开脱的陈腔滥调。但胡兰成个案的重点是，不论是汉奸还是通敌者，他在汪政权裏最多只是个小角色。目前有关南京傀儡政府的论述中就算提及胡兰成,也多半聊备一格，遑论胡自夸的革命行动。我以为，在实际政治领域中胡的重要性完全不能如其所愿，但在操弄文字语言上他却有惊人的成就。是在文字符号的天地裏，他灵活地游走於爱国与卖国、通敌与抵抗之间。胡的同辈鲜少有人能及得上他的文笔，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相悖的道德律令、矛盾的意识型态糅合一起，而且还点染得饶有丰姿。历史学家未必看得起胡兰成，因为他的叛国行为甚至还上不了巨奸大恶的排行榜。但我认为胡兰成的危险性——以及他暧昧的诱惑力——不容小觑。透过生花妙笔的书写，胡兰成瓦解了非此即彼的价值与形象，模糊了泾渭分明理念与情怀。他游走是非内外，敌我不分，如此娴雅机巧，以致形成一种「艺术」——文字的叛/变术。在背叛的政治学之外，胡兰成发展出背叛的诗学。
    此处我所著眼的不是胡兰成的政论，而是他的散文，一种理论上最能表现个人趣味与随想的文类。胡兰成的散文集中出现於1942年至1945年之间，此时他和汪精卫政权渐行渐远，而与张爱玲谱出恋曲。他的文章皆发表於亲日的杂志，如《天地》、《人间》、《苦竹》等；内容则包括作家点评(例如张爱玲、周作人、苏青)、小说文论(如《金瓶梅》、《红楼梦》)、生活速写、礼教文化批判等。其中有关中国社会与文明的反思，如上述的〈给青年〉，最值得我们重视。
    试看〈文明的传统〉一文。胡兰成将东、西方文明作对比，认为前者是在人类心性与万事万物互相照映下旖旎展开，而后者则有赖物质主义与理性的演绎推理。胡兰成感叹数十年来西方霸权排山倒海而来，使中国丧失了精神资源。相对的，他发现日本文明可以作为借镜，因为日本能够周旋於西方的文化与政治霸权之间，仍然维持一种「单纯，广大，悠久的感情。」 胡兰成於是提醒他的读者万勿昧於中日战争的表象，因为这不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争战，而是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对决。
    胡兰成文章所透露的反西方思维其实延续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守成主义的特徵。胡自承曾受到梁漱溟(1893-1988)的启发，而众所周知，梁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曾在1920年代产生广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也是现代新儒家运动的先驱，而胡兰成日后将与新儒家有不少对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文明的传统〉这样的文章所流露的大东亚主义，几乎是胡抗战初期的政论的散文版。胡兰成於此的动机显得十分暧昧，因为对抗西方威胁、保存中国传统是一回事，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来保存中国传统又是另一回事。毕竟新儒家最强调的就是对正朔与正统的信仰。然而胡兰成既非忠诚的新儒家信徒，也非简单的大东亚主义者。摆荡在中华文化本质论与日中亲善合作论间，他的思维方式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迂廻。
    胡兰成心目中的东方世界充满安稳清亮、行止有礼的氛围；人神共处其中，「生活的空气柔和而明亮，有单纯的喜悦。」 胡所谓「神」或「神意」，指的并不是西方宗教意味上的神，而「只是东方人那种千年万代的感情，在人生的大安稳裏有一种约制的美。」 但胡兰成进一步提醒我们，他的理想并不只耽於田园诗式的恬静之美或「人生的大安稳」，而是希望能够从这种安稳中「时时逬出的大冒险」。 在抒情美学与生命力学（dynamism）的相互激荡之下，「这种生命力的放恣，几乎是没有目的的。」 五四以后流行的柏格森生命主义（Bergsonism）在胡兰成这里也找到出口。回顾近代亚洲历史，胡兰成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正是这样的「大冒险」，而他希望第二次中日战争能够再现同样的「生命力」，以此振兴华夏文明。
    胡兰成必须再过十年才能让自己的思考更加明确清晰，对此下文将有继续讨论。但胡战争时期的书写已经显现他的两项特徵。一，他将所有现实事物抒情化的倾向；二，他对中华文化复兴所投注的末世论愿景，而这一愿景恰可由革命的大破与大立来体现。胡的这两个特徵看似互相矛盾，却形成辩证关系。理想中，当莽莽乾坤被劫毁一净，自有一股清新气象油然兴起，诗意因而产生。这样的说法虽然不符合新儒家的救世精神，却和中国传统其他思想资源，如老子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易经》的生生剥复之道，有所印证。
    然而当千百万中国人遭到侵略者的迫害、屠杀，四处流亡之际，胡兰成对东方文明的抒情礼赞无疑显得格外突兀，遑论它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主义暗通款曲。胡兰成的书写全面「抒情化」了政治，字裏行间的已经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不禁使我们想起同代的西方文人如T.S.艾略特(T.S. Eliot)、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以及保罗．德曼(Paul de Man) 等与纳粹的唱和。 但我们不必就此将胡兰成看作是法西斯美学的中国代言人；这不符合他高傲的心性和思想渊源。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他如何在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脉络中，酝酿自己的叛逆的诗学和政治学。
    我认为胡兰成的诗学与他的五四情结息息相关。胡兰成不只一次提到，五四时期迸发的那种「生命力」曾经创造汉唐盛世的伟大文明。他认为，五四精神的展现不在「启蒙」，而是在「情」。只有「情」才能感动成千上万的人献身革命，改变世界。为了阐述他的观点，胡兰成甚至在两篇不同的文章——〈中国文明与世界文艺复兴〉(1945)与〈文艺复兴提示〉(1945)——里写下相同的段落，他认为：
    蔡元培为了梁漱溟的一篇哲学论文，就请他去当北大教授，青年为了专聼一个教授的课，路远迢迢的转了学又转学，心爱一个人的文章，对这个也说，对那个也说，像孩子心爱他的玩具，睡裏梦裏都惦记著，一早醒来就在被窝裏找着它。就是做工的人，种田的人，做生意的人，也有一种气象，那个时代，是街道、工厂、与田畈都明亮的，晴天也明亮，落雨天也明亮，落雨是落的白雨。所以梁启超胡适他们能够引起运动，孙文陈独秀他们，还能引起北伐。
    就像伟大的「情」自满溢的感性泉源汨汨流出，革命也只能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到达「未有名目」的高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后胡氏独门风格的先兆。他强调明亮、单纯、广阔与婴儿般自然的形象，将日常生活与民间文化交错於史诗视界中，在其中人与神如响斯应，浑然天成。胡兰成认为这是一个明亮的诗的世界 ：启悟先於启蒙，直觉的灵光一现淩驾知识的孜孜追求——历史与诗情至此合而为一。
    胡兰成不惮其烦地指出五四运动最终走上岔路，才产生西化浪潮。后果是滋生出两种政治机器：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种意识型态皆受限於理性、纪律与一致性，不仅戕害中国青年感觉的能力，更让革命变成僵化的义务。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的现代性追寻已经陷入空前僵局，非采取激烈的手段不足以力挽狂澜。胡兰成回望中国文明，希冀从传统获取新生的力量。他这满怀乡愁的姿态也许没有什麼特别，特别的是他相信中国文艺复兴必须仰仗日本的文化与军事侵略。他以为「这人类的光荣将归於汉民族，而最能懂得这个的，将是大和民族」。
    此番言论自然将胡兰成的通敌立场表露无疑，但也可能指向更复杂的意义。我认为，胡兰成的言论代表了五四之后一种相当特别的思想形式，其激进（或虚妄）处与未必亚於台面上的左派右派。我们甚至可将其看作是夏志清先生所谓中国文人与知识份子「情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或译为「感时忧国」)的另类例证。 当绝大部份中国文人与知识份子抱著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以激烈反传统方式表达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时，胡兰成反其道而行，宣称他对中国传统的感情如此浓烈，甚至超过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界限。他指出，现代民族或国家主义的概念其实源自西方，因此那些口口声声「爱国」的分子，爱的其实是西方定义下的「国」，而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又那裏可以用这般舶来的、狭窄的「国」来定义？胡兰成不认为自己是汉奸；他提醒我们早在他之前「大亚洲主义」已经是中国的政治论述的重镇，倡导者不是别人，正是现代中国的开国之父孙中山。比起他来，五四以后的那些全盘西化派难道不更有裏通外国的嫌疑？他的倾向日本、主张借鉴大和文明——中华文明的海外真传——来抵御西方，才真正显出他对中国的一往情深；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即使如此，胡兰成的努力毕竟事与愿违，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他的历史经验是否「背叛」了他所希冀达成的一切。我们应当记得胡兰成属於五四影响下成长的第一代，他经历了几乎所有五四新青年的冒险历程：从乡村到城市、从旧学到新知、从浪漫的渴望到意识型态信仰。但正如前述，他在命运的每个交叉口都遭遇困顿与失望。从1920年到1937年，胡兰成汲汲闯出自己的天下，却一事无成。如果胡心目中的五四就他战时散文所描写的那样，是个纯任自然、光彩明亮的世界，那麽他自身徒劳的经验恰恰成为其反证。他越对五四自由解放的「空气」频频礼赞，越似乎泄漏潜藏他心中的不安和遗憾。
    当胡兰成将第二次中日战争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时，他也许是试著给自己、也给失败的五四「中国文艺复兴」第二次机会。他认为，既然亲英美的国民党和亲苏联的共产党都不能带给中国光明的前途，难道和日本打交道就不能看作是另一个选项？又有何卖国通敌之嫌？但胡的立论至少有两个盲点。假使「明亮」清洁如五四的运动都带来「欲洁何曾洁」的后果，胡又如何证明第二次中日战争可以完成五四所未完成的任务？他岂能对战争已经造成的巨大创伤视若无睹? 更重要的是，就算和日本合作只是达到复兴中国文明的一种权宜之计，他也不能忽视国际政治中的权谋一面(Machiavellian tactic)：就是日本也可能利用这样的合作来彻底摧毁中国文明。他的大亚洲主义就算是秉承孙中山的学说，也未免显得一厢情愿。
    1945年夏天，种种徵兆都指向日本即将战败，中日合作论摇摇欲坠。但胡兰成个人的圣战却在语言的领域里全面挺进。仿佛是要弥补现实政治的失败，胡的散文愈发激昂多情，笔下的高调也愈发层出不穷。面对即迫在眉睫的溃败，他坚称自己已从历史的短视与意识型态教条当中「跳脱」出来。毕竟，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情——不就是能对当下体制与时间的反抗？革命和背叛是一体的两面。「情」的表达从不应该受到一时一刻成败的限制，自我的超越永不止息。
    当五四以及延续五四精神的中日战争不再能证成他的视野时，胡兰成必须为他的革命大计另觅源头。於是他轻轻地跨越五四的门槛，将他的「革命」与「情」重新安置在现代以前的广大世界中：「人不是生於一个时代的，而是生於一切时代之中。」 或正如他所说：「革命…也是人生的完全，它的自身就是目的… 我们打仗并不为什麽目的。」藉由如此迂回的修辞，胡兰成也许将他的信仰「格」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许只是为了可见的战败后果预作开脱。但我们更可能低估了胡的野心。就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际，胡兰成想要结合残余的亲日势力以及日军的激进份子策划一场兵变，以对抗中国与日本。这场兵变短短几日告终，胡兰成的「革命」终究不过是一场笑话。然而如此一举更彰显了胡的症侯群：在惫赖的叛逆与乌托邦的革命激情间，在以空做多的机会主义与因势随缘、妙得天机的「机论」间， 他辗转游移，让任何对他的评断都变得难以窥得全貌。
    回到胡兰成的〈给青年〉。他告诉他的理想青年读者，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因为他们拥有感觉的「余裕」，因而能够改变世界。胡兰成未能说出的是他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凭著一身反骨和自命的慧根，他对家庭、恋爱、意识型态以及国家民族投入许多，但未见余裕，反而亏空累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胡兰成就向往变化，但是这个世界却无法如他所愿地改变。在政治上，他不但背叛了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也背叛了他亲自协助成立的傀儡政府。在私生活里，他永远被新的欲望对象所诱惑。
    但对胡而言，谈背叛，太沉重，他毋宁另有想法。胡兰成一向自负，却承认很受一位四十年代的评者所感动：「这个时代辜负了胡兰成，胡兰成也辜负了这个时代。」 如果背叛是政治和伦理价值的违背与逆反，辜负则带有有感情期许的落差与遗憾。但不论谁背叛还是辜负了谁，都隐含一种认知的错位，行动的误差。也许正是怀著这样模棱两可的心情，1944年深秋胡兰成写下〈给青年〉。当他在文章裏呼吁青年把握他们时代时，胡兰成应该明白其实他自已经错过了他的时代与时机，已经踏上后半生历程的不归路。

2.「兴」的诗学与政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两个星期后胡兰成逃离武汉。1946年年底，他在浙江温州找到栖身之所，结识当地旧学耆宿刘景晨(1881-1961)，并在刘的帮助下谋得教职。胡兰成也透过通信引起梁漱溟的注意。在刘景晨与梁漱溟的影响之下，胡兰成的学问开始成形，著手著述通盘研究中国历史的《山河岁月》一书。新中国成立后，胡曾试图争取毛泽东的好感，但很快明白共产政权对他毫无同情。 1950年夏天他逃往香港，三个月后抵达日本，并在日本渡过余生。
    《山河岁月》完成於1954年，是胡兰成流亡后的第一部著作。这本书在许多层面上透露了胡从战后到1949年国共分裂期间的思想与经历上的转变。他重新拾起战时杂文中已经触及的问题，探讨语言、文化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有机关系；他并且以更详尽的历史书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然而《山河岁月》虽然号称是对中国历史自始迄今的总论，但胡兰成并未依传统方式写作，而著重两个时期：远古到汉代，以及晚清至共产中国的成立。
    胡兰成视新石器时代文明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并迅速转换成数学的抽象描述：文明从零开始到有，正如数字从○到一。西方与印度的文明是从一至三之间演进的(如一元论、二元对立、三位一体)，而中国文明则能够将三以上的数字加以概念化。他发现中国文明是演绎的，非中国文明则是归纳的，两者形成对比。但这些说法都比不上他以颜色来观察文明的差异更引人注目：
[中国、印度与日本都是金色的，]金色是颜色而亦是光。埃及的则是蓝灰色，阳光世界因奴隶社会而变成蓝灰色的天。…而希腊的白色则只是光，白色亦可是颜色，而希腊的白色是无色。后世西洋便总是采用埃及的一点灰，希腊的一点白，…此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德国与美国皆是铜灰色，但美国还更近希腊，美国且有点奶油色。
    对胡兰成而言，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为井田制度，一为「兴」的概念。如果井田制度代表的是胡所向往的政治与社会蓝图，那麼「兴」则是井田制度的观念化审美化；两者都不能自外於诗意想像。众所周知，井田制度相传是上古的土地政策，将一块田地像「井」字那样分成九块，周围八块由各家耕作，中间一块则由八家同耕，收成归公。 理论上，这种制度同时满足了民权与君权，个体与群体的规划。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再三详述井田制度，认为不仅为农业经济措施，更是政教、宗族、以及最重要的，审美想像的象徵依归。井田制度理应发生在《诗经》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们「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如果井田能够完美实践，那麼政治就是不啻是一种诗学。
    胡兰成对井田制度的描绘也许不乏对封建制度的怀想，但亦有其现代的、激进的根源。胡年轻的时候相当著迷於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名作《田园、都市、作坊》(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这本书反对中央集权以及工业化，主张地方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在目前所见胡兰成最早的一篇写作〈中国乡党沿革制度考〉(1929)里，即可见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胡兰成以为中国不像西方，并未完整经过从奴隶制度到工业化那样的历程，因此中国人对於君主统治与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并没有深刻的体认。数千年以来，中国人在农村生活的庇荫下得以延续宗族血脉与文化传承。对中国人来说，现代的「国家，也无非是社会病态的象徵，使城市和乡党发达不完全中的临时产品，我们要讲人类真正的幸福，必须离弃这些过於高大的机关，来从社会的下层做起。」
    《山河岁月》中所描写的井田制度可以看作是1920年代胡兰成政治社会理想的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胡还未认真接触日本帝国主义。胡兰成反覆指出，井田制度在古代能够成功，因为它实现了中国政治想像中最美好的一面。只要君主利益——如井田中央由各家共同耕种的部份——获得照顾，民间社会基本可以不受干扰，自给自足。即使改朝换代，井田形式也不致受到影响。在这一乌托邦最高的境界裏，君权与其说是代表一家一姓的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位置；位置上的统治者也许此上彼下，但民间社会总可以自行其是。
    由此我们可以更加理解胡兰成战时书写的理念渊源。他的东亚地理政治观似乎反映了井田制度里民间与权力中心的和谐关系，而他对大东亚主义的理解就像是国际版的井田制度! 在他的政治理念中，既然国家的概念无足轻重，那麼中国的「中国性」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解释方式。胡兰成也许会这麼认为，依从井田制度所提供的象徵秩序，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与周围国家形成互信互惠的关系——也似乎印证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至於日本在东亚所展现的霸权统治，胡兰成则以为不过是提供一个管道，让中国可以由此重返黄金时代——正如《汉书》所言的「礼失求诸野」。 胡兰成所回避的问题是，井田制度打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乌托邦，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力量却是真刀真枪的威胁中国的国家完整与领土主权。在胡兰成的现代版井田想像里，位於中央的不是圣王，而是外国的侵略者，或是其傀儡政府。
    胡兰成对历史的抒情诠释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兴」。「兴」是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泛指情感的兴起、创兴、振兴或兴奋。这个词一说是来自上古祭典中神人交会所生的活动或情绪，几经延伸，在《论语》及《周礼》中则成为文学创作的动机之一。 汉代以来出现种种对「兴」的诠释，从神意、教化、到伦理形式、政治威权， 不一而足。即使五四之后，「兴」仍然继续吸引知识份子的目光。周作人与宗白华(1897-1986)认为兴是中国古典诗歌重要的喻象动机，梁宗岱(1903-1983)发现兴与法国象徵主义的「通感」(correspondence)相仿。闻一多(1899-1946)则认为兴不过是一种言语的伪装，用以躲避政治禁忌。另一方面，陈世骧(1912-1971)以为兴是初民上举欢舞的自然形式。 胡兰成的诗学应视为这个传统的一部份。
    胡兰成首先从《诗经》寻出「兴」的定义。他说，兴对诗来说功能「是引子，但不是序幕」，与正文之间并非因果关系，「与本事似有关似无关」。由此，胡兰成给予「兴」形上学的意义：
    兴像数学的〇忽然生出了一，没有因为，它只是这样的，这即是因为，所以是喜气的… 西洋没有兴，从物来的只是刺激，从神来的又是灵感。兴则非常清洁，是物的风姿盈盈，光彩欲流。原来物意亦即是人意。
    兴是一种源起或创作的力量，但绝非神意或人意使然，而是在身体与符号、自然与形象交会之处产生。胡兰成认为兴必须与赋——《诗经》的另一种创作方法或类别——相辅相成。赋以井井有条的方式表达世界的物象，而兴则是事物的自然呈现。如此，赋代表了礼的精神，兴则透过自然与和谐延续了乐的精神。胡提醒我们礼与乐正是中国文明的基础。
    这里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胡兰成如何将兴比附於历史与政治。透过兴的创造性、纯任自然的感召力量，《山河岁月》挑战传统史学敍事的线性时间观以及目的论。胡兰成呼吁建立「新史学」，将过去看作是现在、反之亦可将现在看作是过去。当过去与未来混成为一体之后，「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写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生是生於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於许多个时代」而「良史又忘其为史」。 他对於史学的颠覆在批评章学诚(1738-1801)「六经皆史」的名言时达到高峰。章学成以拆解六经的经典地位、还以历史本色而显得离经叛道，胡兰成则更进一步宣称「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
    问题是：当胡兰成立意将中国的历史复返到原初形式，亦即诗的时刻，他是意在召唤出返祖的历史(arch-history)，还是超越历史的历史(a-history)？孔子曾谓「诗亡而后春秋作」，意即诗才是文明的精魄所在，时间的完满呈现；由诗所象徵的文明、时间陷落后，才有史的出现。在此胡兰成视诗如史的姿态显得既激进又保守。激进的是他认为历史不过是情感「起兴」的纪录，语言只能表现历史/情感丰富、流动的意义於万一；保守的是他又频频回望、遥想文字与世事合而为一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他一方面将现代一总涵摄在时间的巨流裏，形成古今同在的当下永恒，但另一方面却又将自身所在的历史位置「包括在外」。如是推衍，《山河岁月》所留下的历史无他，仅有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胡兰成所谓的「情」。
    胡兰成对历史的想像鲜活，每每让读者惊艳。对他来说，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的初期时便已绽放得摇曳生姿，像是开出墙外的繁花，而中国历史的兴衰绝续则不妨看作是青年男女此起彼落的民歌传情。由於井田制度的施行，周代的政治可就是一场田园罗曼史，而的多事战国时代则像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和众家姑娘兴兴轰轰的做小生日。鲁迅以及五四的知识份子尽管批评中国东西，也只是如同年轻女孩子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 总括来说，胡眼中的中国历史活脱是一场不散的筵席，充满青春活力与节庆气氛。
    正统历史以统治阶级与社会精英是尚，与此相对，胡兰成认为民间社会才是发动「兴」的主力。市井百姓让每个历史时刻活了起来，他们的生命力表现在歌谣民俗、以及种种地方节庆中。但是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平和安稳。「兴」也同时是刺激历史转向、民心思变的力量。因而有了民间起兵。胡兰成强调民间节庆与民间起兵并不互相冲突，反而彼此涵摄。如前所述，《山河岁月》演义中国史并不循序渐进，汉代之后，立即跳跃至晚清。就一般史观而言，搁置两者之间的一千八百年显然不可思议。但胡兰成还是有自圆其说的余地：只要民间社会维持以一贯之的活力、不受政治动荡影响，那麼饶是千百年的改朝换代，历史其实是「没有什麽事」发生的；据此而论，汉代以后到清代中期也就乏善可陈。总的来说，胡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谓得天独厚，形成一种连绵不断「喜气」，因能遇「惊险」如「惊艳」，化「劫」为「节」。
    将乡土文化、民间起兵、即兴创造等元素安顿后，胡兰成以「兴」诠释历史的努力只缺临门一脚。胡认为鸦片战争后，由於西方文明入侵，中国面临了空前危机；当务之急唯有重新召唤「兴」，而「兴」的现代版本就是革命。「惟中国的革命是兴。」 革命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既是气势如虹的军事行动，也是欢欣鼓舞的佳节时光。革命创造了「好天气、好情怀」，能够让青年男女有在「日月山川」之间行走。 据此，中国现代史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以迄共产党解放，代表了革命的不同阶段。而中华文明能够「千劫如花」，开出一轮又一轮的盛世。
    《山河岁月》里的抗战因而是喜气洋洋的时刻，因为中国人不约而同由此做出全新出发的打算、意料之外的冒险。革命的能量释放出来，国仇家难变成国恩家庆，反而能够再造中国新生。胡兰成将彼时中国人的大逃难看作是集体大郊游，难民们唱著山歌小调行走於山川之间，往往竟能一游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造访的地方。同时，即使在日本占领区内，地方文化仍然蓬勃发展。胡兰成认为，正因为中国民间是如此生机盎然，中国人在战争的劫毁之中仍然能够悠然渡日。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未有名目」的大志，能够超越现世的种种困难。他写道：
    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彼时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中国人却是可以为善可以无方。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不尅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中国人的胜败之界，和战之界，便亦好到像是这样…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因为它乃是这样的。 
    胡兰成结合了「兴」与民间社会的节庆及革命冲动，让我们想起米凯尔．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嘉年华」理论。 1940年代巴赫汀身处另一种霸权——史达林政权——之下，他的政治主张和胡兰成南辕北辙。然而，当他们在想像民间社会抗衡宗教或政治体制所产生的那种生猛有力的能量时，两者却有相似之处。巴赫汀在中世纪的嘉年华中找到理想范例；嘉年华颠覆权力中心，以怪诞风格战胜了礼教约束，并以狂放的集体的笑声创造一种不分彼此的社会共同体。胡兰成则将节庆以及地方的庆典活动——特别是民间戏曲——视作挑战僵化现状的动力。在他的观察里，抗战最终变得无比欢喜，因为「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还见於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到处歌舞，在沦陷区是忽然流行起越剧，在大后方是复兴了中原的迎神赛会扮台阁，而且传来了西北高原的土风舞与民谣。」这些都指向「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 革命的节庆气息在共产党解放时达到最高点，因为「[解放军]与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的传统相接，它原来不靠主义，而是民间的大志荡荡莫能名，遂夹遍地的秧歌舞而来了。」
    评论家已经指出巴赫汀的嘉年华会理论中的矛盾之处。狂欢看来固然百无禁忌，却其实是在政教机构所圈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之下行事，何曾完全摆脱权力的监视？此外嘉年华诉诸过犹不及(excess)的冲动，每每对现实作出以暴易暴的反击。比起巴赫汀理论中那种酒神冲动(Dionysian urge)，胡兰成的中国式嘉年华乍看温和得多，实则为必尽然。巴赫汀主张颓败与重生的有机循环，身体法则和抽象法则的对抗，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 胡兰成颠倒了这个模式。在他的中国节庆想像里，时间归零，无所谓循环；身体是妩媚的而不是变形的；喜兴的欢唱取代了此起彼落的嘈杂，形成庆典里独大的声音。然而，就《山河岁月》所介绍的例子所见，胡兰成的节庆总暗著含兵气，亦即暴力因素。别的不说，胡兰成认为他的节庆不是背离正统，而是回返正统——圣王之道。而在王道「真正」中兴之前，军事镇压往往是必要的手段。
    胡兰成赋予民间节庆以一种有形的力量，却从未过问政治活动最终如何含括这股力量。革命可以是节庆最圆满地完成，也可以是最凶险的实践。就在这里，胡兰成对「兴」的政治化透露了一种非属道德(a-moral)的内蕴。这几乎暗通老子的无政府主义，认为世道苍苍，万物与刍狗共相存殁，悟道和无道也就互为始终。 在一片和谐清明的表象之下，胡兰成的节庆带有血腥的味道。没有人比他的前妻张爱玲更敏锐地感受出其人理论的缺失。张爱玲的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1954)与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同年发表，在她的小说中，共产党革命并不如胡兰成所想像的，是一场社会主义嘉年华的歌舞「起兴」，反而从头开始就是场「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

3．诗与欺骗

    从井田制度到「兴」的思辩，胡兰成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如前所述，代表了晚清至五四激进论述的一种变奏。虽然胡兰成强欲将自己的史观比附孙中山或毛泽东的救国大计，他的「山河」与「岁月」所构筑的政治愿景实际上更类似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世界(《大同书》，1935)、谭嗣同(1865-1898)仁的世界(《仁学》， 1897)、甚或张竞生(1888-1970)的性乌托邦(《美的社会组织法》，1925)。这些作品引人入胜之处并不在於其现实政治中实践的可行性，而是在其情感的渲染力。相较於前人，胡兰成更擅长於将这种渲染力量付诸华美的抒情文字，但这也是胡兰成备受争议之处。
    胡兰成的理论之所以暧昧，也许来自於他那辈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历史的不安」，同时也来自他的语言以及语言所表述的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在他力赞中华文明的抒情好景的同时，南京大屠杀受难者仍然尸骨未寒。对他来说，战争也许是一场天地不仁的游戏，必须超越，但千百万中国人却仍得为此赔上身家性命，又如之何？传统乌邦托书写往往著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间的辩证关系，但胡兰成的乌邦托书写却刻意抹消其间的差距。他切切要在血泪斑斑的土地上指认出一座桃花源，难怪讨来挞伐之声。他一心向往民间社会欢天喜地的兴发革命，却似乎对个别生命历经的创伤——包括他自己的创伤——视若无物。
    胡兰成史观所引发的争议性可以放在更宽广的格局中思考。我以为《山河岁月》这样的作品为1930及1940年代世界文坛诗学与政治的辩证，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案例。欧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二次大战战后的数十年间经无数灾祸与苦难，这使一批原本最有思辨能力的知识份子也必须想像一种剧烈的手段，找寻救赎。他们渴望将社会从不仁不义的政权与暴力循环解放出来，如此殷切，甚至上纲为一种天启式愿景。他们想在历史无可逃避的进程裏创造「稍息」(caesura)的片刻。从神学的召唤到诗学的觉醒，从革命到战争，他们寻寻觅觅，务求达到一个理想出路的突破点(breakthrough of perfectibility)。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诗学转向」(poetic turn)以及他在二次大战期间与纳粹的关系，就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公案。海德格尔以为西方哲学最初源自真正的「开放的存有(openness to Being)」，但为时甚短，之后千百年的思想谱系逐渐遗忘了这原初的开放性。西方形上学逐步演变成虚无主义正是此一倾向的明证。海德格尔以为诗的力量可以恢复那原初的开放性，诗的语言能够揭露破碎的世界的真相，廓清科技形成的「框限」(framing)，再启发神圣的高度。这样简略的说明当然无从触及海德格尔诗学的精妙之处，却足以与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作出对比。当海德格尔承诺你我皆「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时，他却毫不犹豫地为纳粹的宣传背书。他力倡一种可以超越「大地(the earth)」的束缚，「开启」被遮蔽的存在的语言时，千百万人正以最不诗意的方式遭到屠杀。
    海德格尔在二次大战战后的〈人本主义书简〉(Letter on Humanism, 1946-47)最是值得注意。在此文中，海德格尔区分了人类的本质与真实的本质。「唯有思想影响存有，而非『行动或实践』。」 他重申自己的诗学主张，欲将语言由人本主义的「文法规则」——即形上学、主体性、理性——中解放出来，以回归「存有」。海德格尔带著歉意指出，由於深受尼采式的意志论影响，他在战争期间曾冀望从国家社会主义和纳粹运动裏寻求政治实践的力量。但他很快将自己的行为放在西方知识史的脉络裏，归因为希腊时期以来欧洲文明一路蒙受障蔽而衰败的后果。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纳粹之兴起，都不过是西方人本主义悠久传统所造成的恶果之一，是自回复「存有」的任务中「歧出」。按照海德格尔的逻辑，在「存有」的领域中，并没有所谓道德或自觉。正如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批评道，这是「存有致人类的公文书，宣告它的作者免於所有责任。」
    胡兰成也是在1946年开始草拟《山河岁月》。即使胡兰成与海德格尔在认识论本源上有著巨大差异，两人仍然在同样的历史时刻裏进行自我辩护。正如海德格尔的〈人本主义书简〉，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也技巧地宣告自己战争时期的行止无罪，而且毫无悔意。海德格尔致力重启西方文明的初始(arché)——即希腊文明的上古时期，而胡兰成则要带领他的读者回到周朝的黄金年代。海德格尔嘲讽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愤怒的仇恨」，而胡兰成质疑国民党政权自毁长城，有何立场迫害像他这样为了复兴中国文明才苦心孤诣的通敌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二者毫无相互影响可言，海德格尔对诗的呼唤不可思议地回应著胡兰成的「兴」。胡兰成对「兴」的描述还见以下段落：
    兴并非只在音乐，文章有兴，此即是音乐的了，做事有兴，此即是音乐的了，宁是音乐在於寓物之兴…大自然的意志之动为兴，大自然的意志赋予万物，故万物亦皆可有兴。诗人言山川有嘉气，王气者言东南有王气，此即是兴…兴自於天，是生发的，向著未知的，随息之舒展之波而生出调来。
    胡兰成和海德格尔都期望藉一种诗的言语(poetic interpellation)，从无中唤起有，投射一点灵光，引领世界脱离无明的窘境。如此，胡兰成与海德格尔皆倾向於类似现象学的内烁(immanence)或本质的觉醒，他们对构成其美学理论基础的残暴本质却避而不谈。海德格尔以为「行动」与「存有」两者的畛域不能混淆，胡兰成则强调「兴」的未知性。当历史变成形上思考的对象之际，人类的惨痛伤亡不过是「存有」的失落或「大道」不兴时一个无可避免的小插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德曼是举世闻名的解构主义学者，去世四年后却被揭发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比利时报刊上连续撰文为法西斯主义捧场。在近两百篇文章当中，他同情纳粹立场，声援反犹太主义。德曼的个案震惊学界，不只因为他至死隐瞒了过去的行径，更因为他日后的理论与他1940年代的政治信仰有著诡谲的连带关系。不论是前期接近现象学的方法论，或之后的解构主义学说，德曼始终对语言传递真实/真理的价值与历史再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正如他著名的书名所暗示，在认知行为与其文本再现过程中，总同时具有「不见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德曼批评西方人文思维活动中的种种盲点（aporia），且又以毒攻毒的嫺熟操作之，藉以暴露西方浪漫主义以降的主体性迷思、真理吁求，和生命的有机论。
    德曼也强调语言之间的互涉性与重覆性，因此质疑现代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藉由抒情，德曼认为文学现代性试图追求时间与历史之外的行动的自发性。然而，这样的尝试却总是得在时间与历史的洪流之中发生。 对他来说，诗的历史本质并非「安稳的根植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及文化脉络中、并在其中所发挥所能，而是独立实际历史事件之外、自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时间性，这是高度抽象的。」 因此在〈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Modernity)一文中，德曼总结道，由於文学具有同时存於「现下」和「历史」的两相悖反的特质，因此文学文本中的寓言与真实、不见与洞见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这麼一来，
    文学当中真实与谬误的关系无法再现，因为二者同时存在，没有一方能够胜过另一方。
    正如德曼的为文声援纳粹，胡兰成在1940年代初期也曾撰写为数颇多的文章支持中日合作。他们甚至同样主张不抵抗主义，希冀政治现现实能够转变成某种「真正的」政治理想，如德曼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胡兰成的泛亚洲主义。 但在战后，他们对战争时期的经验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德曼在美国的学术界找到避风港，试图完全「遗忘」他的过去，而胡兰成却大声为他的行为和主张作解释。引人深思的是，面对他们作为通敌者的过去，德曼与胡兰成不约而同的重新思考语言以及语言形式的结晶——诗——的功能。德曼以抒情文类为例，强调文本相对主义以意义的无限延宕；相反的，胡兰成则主张诗的召唤才是真相大白的唯一途径。
    必须一再强调的是，德曼与胡兰成的学思传统各有所宗，其结论也大相迳庭。我所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语言的隐喻力量——不论是胡兰成的神秘化(mythify)，或是德曼的去神秘化(demythify)——来折冲，甚或抵消，历史经验与道德价值。如果德曼所谓「文学当中真实与谬误的关系无法再现」和胡兰成所谓「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聼来有近似之处，那是因为二者皆欲从语言滑动的特质中，寻求一种破解逻辑与真理的辩论形式。历史能够被德曼解构成「寓言」(allegory)，也能够被胡兰成超越成为诗学的「兴」。因此，德曼和胡兰成对於历史暴行的解释有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德曼而言：
    历史知识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经验的事实，而是书写的文本，即使这些文本以战争或革命的方式出现。
    对胡兰成而言：
    甚至毛泽东一帮共产党杀人已达千万以上，我亦不眨眼，原来不杀无辜是人道，多杀无辜是天道，我不能比毛泽东仁慈。
    德曼的寓言文本中心论与胡兰成的天道说分别承袭尼采哲学的虚无主义以及黄老的无政府思想，但在诉诸语言和伦理的暧昧性时，他们有了对话可能。然而二者的言论也不能免於自身所滋生的盲点。德曼解构真实，诉诸符号游戏，但他彻底的怀疑主义其实暗含了对彻底符号主义的（理想）寄托 ；胡兰成希望将历史无条件抒情化，但他的抒情主义毕竟无法抹除自我反讽的痕迹。德曼和胡兰成都召唤诗歌以超越或逃避历史的残酷现实，但我们同样可说，也正是诗歌成为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历史的最终见证。

4．情之「诚」，情之「正」，情之「变」

    《今生今世》是胡兰成流亡生涯中的第二本书，毫无疑问的是他文学事业的杰作。这本书以现代中国的剧烈变化为背景，刻画胡兰成的人生起伏，其中有关他家乡生活的描写，亲切细腻，读来犹如感人的乡土风俗志。但《今生今世》之所以受到瞩目，却是因为胡写出他与张爱玲的那段情缘，从初识到决裂无不尽详。然而《今生今世》并不仅写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爱情故事而已，还描绘了胡在1959年之前与至少其他七位女性(不论结婚与否)的恋史。胡兰成如此有滋有味的谈他自己和他的女人们，当然让张迷们愤慨不已，就算一般传统爱情观念的信徒，恐怕也难以消受。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名是由於1943年读了她的短篇小说〈封锁〉。这篇小说发生在沦陷区上海一辆电车上。一个厌倦婚姻生活的男子与一个渴望爱情的文静女教师之间，因为空袭陷在一辆停摆的电车裏，因而有了一段电光石火的恋爱故事。当封锁解除、电车重新启动后，这段「意外」的恋情也随之烟消云散。某种程度上来说，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关系竟俨然是这篇小说的翻版。当他们坠入情网时，胡兰成正身陷政治风暴，而张爱玲则初享走红的滋味。虽然他们之间有著年龄、背景与经历的差异，历史的偶然仍然使他们结合了。
    胡兰成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桀骜的个性从来自豪不已，但当他与张爱玲初次见面时，却感到「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 看在情场老手胡兰成的眼里，张爱玲真是奇特；她既天真无知又世故犬儒，既笨拙又聪慧，在在吸引了胡的目光。胡兰成感到他们相会时既有著情意的流动，也有著智识上的比斗。「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鬪，如今见了张爱玲却要比鬪起来。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 胡兰成发现张爱玲的个性中有一种「新」，那是超越道德判断的。都说张爱玲是个自私的人，但她那种自私是因为对世事保持平等无亲、冷漠淡然的态度。她也是个理性的人，让她看待所有的事物都洞若观火。因为张爱玲的点拨，胡兰成才发现他早期写作的限制；他必须「解散」他的论辩式风格，方能达到抒情美学的极致。 如果没有张爱玲在思考及修辞上的提点，胡兰成不可能写成行云流水般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
    1944年五月张爱玲和胡兰成秘密结婚，张的朋友炎樱是唯一的见证。在婚书上胡兰成写道：「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裏，岁月既不静好，现世也不安稳。如前所述，婚后不久，胡兰成就已经在武汉与一名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大谈恋爱。更有甚者，战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藏匿温州，却竟然与寄身的主人家孀居的姨太太范秀美陷入情网。此时张爱玲仍然给予胡兰成经济支援，甚至到温州帮他安顿生活，殊不知良人已经另结新欢。1947年张爱玲和胡兰成终於分手，她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以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我们不能忘记在张爱玲、周训德与范秀美外，胡兰成的生命裏还与不少其他女人。他的第一任妻子唐玉凤的婚姻以唐病殁而告终，在广西他与教师全慧文结婚，在南京时期则与舞女应英娣同居。最近的资料显示，再与张爱玲交往时，它可能与张的文友苏青有染。流亡日本初期，他和房东太太一枝来往三年。1954年他与佘爱珍结婚，佘是当年上海黑帮分子、汉奸吴四宝的遗孀。
    胡兰成的情史如此丰富，让他的《今生今世》成为对张迷的一项挑战。胡兰成把自己塑成张爱玲的头号知音，不惮辞费的歌之颂之，几近神化。另一方面，胡兰成又忠实地描述他对张爱玲的不忠，似乎也明白自己的行径大有可议之处。他怎麼能够对张爱玲做出如此动人的爱情承诺，同时却拒绝承诺张爱玲是他唯一的所爱？如果他真对张爱玲情有独钟，那麼他又怎麼能够对那麼多来自不同背景、阶级以及年龄的女性一视同仁？如果他真要以情圣自居，又何必揭露自己最不堪的时刻？历来论者的看法见仁见智。胡的《今生今世》因此可以是一部坦白从宽的忏悔录，一部沾沾自喜的情史大观，甚至在胡迷眼中，还可以是一部藉肉身说法的证道书。 本文要强调的是，透过他的告解，胡兰成得以演义他对「情」的看法。藉著「情」的理论，胡将他一段段情史编织成为完整的论述，并回应舆论对他的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兰成以此为中国现代主体性打造了一个特殊形像——就是他所谓的「荡子」。

    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自比为荡子：「我不但对於故乡是荡子，对於岁月亦是荡子。」 荡子求新求变、不安於室，在社会的边缘游走，但总有怀著「未有名目的大志」。荡子不畏权势，不从流俗，在爱情上总是热情洋溢，但由於他对世界仍有「未有名目的大志」，他的心思不能定在某个人的身上，因此常被误作负心之人。荡子是善变的，注定要迷惑、对抗、以及背叛他的世界。
    胡兰成描述了荡子的系谱，并且将他的父亲当作一个典型。据说他的父亲年轻时即将家产挥霍殆尽。虽然大家当他是游手好闲之徒，胡兰成却以为他父亲实则充满了冒险精神，「我父亲与民国世界即是这样的相悦。」 胡以为各朝各代的开国之君都是荡子，汉高祖刘邦(266-175BC)更是最佳范例。他甚至觉得连《古诗十九首》也都是荡子男女的创作，展现了「人世的贞亲」。 胡兰成以为「自古江山如美人，她亦只嫁与荡子。」
    胡兰成藉著荡子的形象来阐明他的爱情观与政治观，并由此投射出中国现代主体性的一种类型——这是迄今学者仍少有关注的议题。荡子和五四新青年拥有相同的叛逆精神，但依然不乏旧世界才有的那套风流招数。胡兰成的无行也许让我们想起鲁迅所谓民国时期的「才子加流氓」，但与传统上的才子或流氓相比，他却更有一股顶天立地的豪气。在战争期间，胡兰成利用了这样荡子的形象来应对日本人。当时投靠日本的文人为了开脱自己的立场，要不是自居为隐士(如周作人)，要不就托身为遗民(如文载道及《古今》杂志同仁) 。胡兰成却反其道而行，采取一种恃才傲物、不居一格的姿态和未来豪赌；这个姿态既让他获得不少，也让他失去许多。
    荡子的核心价值在於感受和表现「情」的能力。胡兰成少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训练，他的「情」的理论主要建立在中国的文化资源上，从《诗经》到民间智慧，从晚明情教到《红楼梦》，都有涉及。他也从佛家灭情与道家绝情的思想中找到灵感。但直到写作生涯的后期，胡才发展出完整的「情」的理论。从情的满溢(excess)到情的匮绝，从情的滋养到情的否想，胡兰成在「情」的众多选项中迂回摇摆，也因此，他体现了一代中国文人面对世变种种情感回应的形式。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胡兰成的「情」的论述。首先，胡兰成将「情」看作是「兴」的感性表现，因此他强调情的自然流露，特别是在爱情当中。《山河岁月》中的八位女性即使有不同的阶级、性情与教育背景，胡都觉得她们有说不尽的好。胡与第一任妻子唐玉凤虽然是经媒妁之言而结合，但她拥有的传统妇德让胡感念不已。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佘爱珍则是个再世故不过的「白相人嫂嫂」，两人却恪尽夫妻之道。胡兰成在逃难的路上和掩护他的范秀美发生关系，但对胡来说这不是奸情，而是出自於两情相悦的结合，因此显得「自然平正」。 同样的，他和日本房东妻子的偷情虽以分手收场，但却让他学会欣赏对方的端正与礼敬。即使逃亡到香港后，胡兰成仍和当年武汉的小护士保持联络，而他南京时期的同居人与他在日本重逢时，他待她如姊妹。
    胡兰成解释他的「情」时旁徵博引，妙笔生花，却意外的带有消费逻辑(logic of expenditure)的色彩。他认为他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并不因爱上别的女人而减损；相反的，移情和别恋只能更证明他「兼爱」的能量。换句话说，情感的本金只有因为多角投资才能愈益增值。胡宣称张爱玲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说服张爱玲明白他对她的爱，正是因为他对其他女人的爱，才变得更加浓郁深厚。他形容张爱玲是从不在乎婚姻形式的奇女子，甚至将两人的关系看作是金童玉女、天作之合。 「她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 因此，当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与别的女人之间作选择时，胡兰成感到灰心了；他原以为凭著他俩的仙缘，张应该最了解自己的真情。
    这让我们思考胡兰成浪漫人格的另一面，就是他可能是个「没有」真情的人。胡兰成自承从小他就有个习惯，当情感愈是浓烈时，他愈要抽离。当他的第一任妻子病危之际，他到义母家筹借医药费，最后却在义母家住了好几天。胡兰成视张爱玲为他「亲极无爱」 的知心，自以为能够和她分享他的艳遇。他甚至暗示，是张爱玲对於人性弱点的透视，才教导了他诚心诚意的自私(earnestly selfish)之必要。在胡兰成的眼里，两人相知如亲，可以超越人间的情爱而「直见性命」 。
    但是这是胡兰成自己的独门发现麽? 我们想起《红楼梦》中著名的「情不情」之说。李惠仪在她精辟的研究中曾指出三种诠释可能。「情不情」指的可能是美学层次上，主体与客体合一时感情的移情投射；也可能是「情到深处情转薄」——爱得太深，反而无从形之於外；也可能是「对於爱情形上意义的执著，如此奥妙以至不分彼此，既独有所钟又泽被众芳。」
然而「情」的论述始终隐含著一种暗流，就是反讽（irony）。这是因为情所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主与客、名与实、有情与无情发生裂变的世界。「补天」既已无术，又怎麽能够谈情的圆融无损，一以贯之？李惠仪认为，为了抗拒人间不圆满所滋生的反讽裂隙，《红楼梦》的人物与读者只有对情采取「激进的天真态度」（radical innocence），和「言有尽、情无穷的假设」(presumed inexpressiveness)。 如此，情才能有了意义。
    这似乎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欲表达的策略了。只是既然自命为荡子，胡兰成就不可能是《红楼梦》裏的贾宝玉，194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是大观园。不论他的告解有多麼令人著迷，胡兰成的抒情美学总是招来表裏不一的讥讽；他的一往情深每多被认为是惺惺作态。也就是说，他的语言并不能「直见性命」，反而繁衍成为修辞的奇观——反讽由此而起。胡兰诚可以怪罪凡夫俗子的慧根太浅，不足以进入他情即不情的世界，然而还有什麼比胡兰成和张爱玲——胡兰成心目中的九天玄女——最后决裂的场面更令人心碎、也更反讽的？张责问胡不能遵守婚帖上的誓言，不给她现世的「安稳」 ，胡则怪罪张无法了解他表面背叛，实则至诚的爱情。而有关这场决裂的始终仍然出自胡兰成的夫子自道，他的自以为错的忏悔和自以为是的告白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文字障。他的的抒情和他的（自我）反讽如影随形。
    这带我们到第二个重点，亦即荡子的情必须在雄奇壮阔的氛围中养成。在胡兰成的世界裏，「江山」正是发扬这样的情的所在。胡兰成说道：「我为什麽要念念於政治呢？因为我是天涯荡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天这样的生了我。因为当前真是个大时代。」 然而，令胡兰成失望的是，他的大作为最后被说成是汉奸勾当，战后只能四处逃亡。回顾在战争时期的行止，他只好自叹对中国的深情太过奥妙，无法为凡人所理解。
    当汪精卫发表声明主张与日本合作，展开和平运动的时候，胡兰成人在香港。他记得那天他上山长思，「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於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 他自谓是发起和平运动的第十一人，不过，他与此政治运动的关系是：
    我与和平运动是一身来，去时亦一身去，大难过去归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块顽石，汪政府在南京建都五年，像一部金陵十二钗的册子，到此只有碑上的字迹历历分明，当年的多少实事虚华，真心假意，好像与我已没有关系，却是这些字迹已还给人间，还给天地了。
    胡兰成巧妙地将自己政治上的决定置於《红楼梦》的神话脉络裏，将一个历史混沌的时刻转成为抒情启悟的契机：他与日本合作以复兴中华文明的作法，正有如顽石/宝玉红尘历劫，以遂补天之志。他们都是至情的化身，来去乾净，一朝「大难过去归了本位」。前文已经提及，胡兰成宣称只有真正的有情之人，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而在「情不情」的辩证之下，他指出正是因为他对中国，乃至日本，的情是无条件的，也就不能用狭隘的爱国主义或任何意识形态来框限。
    然而当历史「现实」伴随著凡夫俗子的苦难切入时，胡兰成的理论未免显得空洞。正如前文所述，他将国家危亡的浩劫看作充满民间喜气的佳节，或赞美中国人在逃难中的天气、好情怀，注定冒犯多数读者。胡兰成再度提出辩解。他在不同文章裏告诉读者必须学会如何因应情，才能超越情。他是这麼说的：「其后我做了时局的弄潮儿，遇到大惊险大困难，每每忧伤憔悴亦像这样有一半是假的，会得对自己的感情游戏，才不致掩脸沉没。」
    这才是荡子本色。胡的本意应该不是自夸伪善，他毋宁希望指出生逢乱世，人必须善自调节情的用和无用，才不为眼前浮泛的价值判断所累——这几乎是种道家的态度了。假作真时真亦假，胡兰成视人生如游戏，点出了他的抒情理论离不开虚构层次。这虚构在他而言是原是一种机锋，但一旦落入俗套，也极可能成为反讽（国王的新衣？）。在政治上，由此形成的虚虚实实如何判断，正是他与日本合作这场「游戏」的关键所在。
    最后，胡兰成试图在他在爱情及政治意义上的「情」添加思想面向。黄锦树精彩的研究指出，胡兰成的学术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了新儒家明心见性的那套学说、《易经》的通感哲学 、佛家的启悟与天启、以及《老子》「无」的本体论等等。 胡兰成晚年且向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及数学家冈洁问学。除此，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中的托洛茨基派思想。胡的学思根源无疑是够驳杂了。胡强调他的生命历程就是无止尽的格物——亦即新儒家的重要概念。但和他的儒家前辈格事物之理不同的是，胡兰成格的对象是女人。
    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初次会面是人所熟知的故事。他惊於她的特质，只觉得天地都要震动。矛盾的是，这样的经验却刺激他去「格」更多女人。就拿他与张爱玲、范秀美与周训德的四角恋爱做例子，胡兰成强调他们的关系不应该被简化成易卜生式的社会病理，或者美化为禅宗式的色即是空。他说：「中国人的男欢女悦，夫妻恩爱，则可以是尽心正命。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矣』。」 事实上，胡兰成甚至贬低西方的「爱」，而宁可讲「亲」，因为有亲人的意思；他又将「知」当作是「兴」的表现。「情有迁异，缘有尽时, 而相知则可如新。」 他把《桃花扇》(1699)里的男女主角当作是他的典范，因为「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绝情缘。两人单是个好。」 在他精心设计的「情」的说辞里，唯一欠缺的是伦理层次上的相互体恤。至少张爱玲就没有从胡兰成的「知」得到什麼好处，他们俩人之间的「亲」却伤害了她一辈子。
    在胡兰成的思想资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现代新儒家巨擘唐君毅(1909-1978)的交游。1950年秋天胡兰成刚从上海逃到香港，便结识了唐君毅，当时唐正为新儒家的海外最后据点——香港的新亚书院——心力交瘁之际。从他们的书信看来，唐君毅应该相当熟悉胡兰成的作品，特别是《山河岁月》。 唐君毅的思想博大精深，要以心灵修养以及顿悟最为关键；他坚信人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认为「物质的身体，对人之心灵生命，乃为一束缚，物质乃一生命心灵以外之存在，而生命心灵既入於物质，则恒求超拔，以还於自身。」 胡兰成和唐君毅一样相信心的内烁能力，以及语言在心和超越存在间的中介功能。不同的是，唐君毅虽然相信直观式启悟，却再三强调如此的启悟靠的是自我不断修养与反省；胡兰成对自我修养的历程则少有著墨，反而强调灵犀一点的通感和随机而来的妙悟。
胡兰成与唐君毅在有关「情」的诠释时显现出更大不同。唐君毅认为「情」是人性情感中的珍贵特质，可助人走向至善之境；胡兰成则主张「情」的功能是引导人们远离善的诱惑。唐君毅有感共产党接收大陆，儒家圣王之道不兴，特别将情和「历史的悲情」做连锁。在形上学的层次上，唐君毅其实是了解天道无情的：
    天心好生，同时即好杀…先是宇宙永远是一自杀其所生的过程。所以现实世界，永远在本质上永远令人感起可悲的宇宙。
    即便如是，唐恪遵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务求克己复礼归仁。与唐恰恰相反，胡兰成将历史的惊险都看作惊艳；即使面对天地不仁也无所动情，无所不动情——正如他对抗战浩劫以及共产革命的暴行的态度。因为只有跨过当下现实的牵挂，情才能显现其超越价值。
    唐君毅和胡兰成之间的论辩是儒家「君子」与「荡子」之间的对话。胡兰成也希望建立儒家仁与礼的乌托邦，但仁与礼不过是体现生命更高境界的依托，随时可以超拔，因此也难怪他毋需多费气力，就能够转向佛家的弃绝世事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然而真正的问题在於胡兰成的思绪回旋在种种理路中，有如旋转门般的此进彼出，令人目不暇给。追根就柢，他所援引的任何一种思维资源和他所念兹在兹的「情」是否能够相互证成，其实不无可疑之处。延伸胡兰成所偏爱的《红楼梦》寓言，他的情也许千丝万缕，但最后留下来的真只有大荒中的有石历历，而且可能只是炫人耳目的文字大观。
    在1950年代，胡兰成也曾试图接近唐君毅的同侪、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位重镇——徐复观(1903-1982)先生。不过徐复观并不领情，并且警告唐君毅要小心这位流亡海外的荡子。除了学术史以外，徐复观对於文学的热爱与美学典范的坚持也是为人熟知的。他对「情」亦有深入的思考：
　　人的感情，是在修养的升华中而能得其正，在自身向下沉潜中而易得其真。得其正的感情，是社会的哀乐向个人之心的集约化。得其真的感情，是个人在某一刹那间，因外部打击而向内沉潜的人生的真实化。在其真实化的一刹那间，性情之真，也即是性情之正。
    徐复观对「情之正」的观察来自於儒家传统的训练。正如论者指出，徐对「情之真」的肯定则是来自於道家思想，因为情需导向其开放、天然的根源。 对徐复观及其他新儒家的学者来说，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则成为现代新儒家学者的重要课题。
    胡兰成的学说则进一步加剧了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张力。虽然他总是被看作是个伪君子甚或是个骗子，但他的案例确展现了中国现代男性情感主体(modern male affective subjectivity)建立过程中，种种可为或不可为，或可爱或不可爱的条件。在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人试图寻求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和谐的同时，我认为胡兰成另辟蹊径，反而加深了二者之间无尽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呈现的结果，我称之为情之「变」。
    「变」在传统伦理与诗学中其来有自，但多是被视为一个潜在的负面元素；所谓的「正」、「变」之声甚至被用来衡量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习。「变」除了指变异、异常之外，亦可指变易、善变，机变，以及变逆。如此，我们可以说像《今生今世》这样一本荡子书的出现，就是一种世变的徵候。我们必须承认在古典中国文学中，还没有一部回忆录能够像《今生今世》一样，如此明目张胆地运用「嬗变」与「善变」的主题来烘托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 但换个角度看，这个以「变」为宗的感觉结构不正是常人所谓的「现代性」的要义？我想起了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老话：「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 我的结论是，不论张迷对他有多少负面印象，胡兰成其人其文其情如此奇诡华丽，变化多端，十足是表彰中国的「现代」精神(zeitgeist)最不可思议的指标之一。
    胡兰成的抒情美学还有最后的转折。整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一直自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但至少有三次他也把自己比作《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胡兰成也许犯了佛洛伊德式的口误，但此擧却点出潜藏在他个性裏孙猴子般的本性——叛逆且善变。胡兰成一心一意要做贾宝玉，却出落成孙行者。这也许是我们这位现代中国荡子的情感冒险中，最意外的插曲。
尾声

    胡兰成在1960年代继续他的写作事业，并且赢得日本右派份子的好感。然而他显然以自己的学问没有中国知音而感到遗憾。1974年他终於得到一个机会。那年秋天，台湾中国文化学院邀请他来台授课，内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日本文学、禅宗思想、以及「华学、科学与哲学」。但不久他的抗战汉奸身份即被揭发，《山河岁月》才刚出版即被禁，旋即他遭到文化学院解聘。1976年，他被迫离开校园。
    这个事件却有出人意表的转圜。台湾的重要作家朱西甯(1927-1998)适时对胡伸出援手，朱原来是个张迷，最后却完全转向胡兰成的学说。他对胡兰成奉若上宾，协助他开班授课，而胡自己大约也没有料到短期内他就能吸引一群青年学生随侍左右。1976年末当胡离台时，三三文学集团已具雏形，迳以胡兰成的学说为依归。此后二十年间，三三培育出多位台湾重要作家。在胡兰成的影响下，他们将政治美学化、赞颂青春与情感，俨然要以此实践胡当年的理想。
    於是胡兰成在他的暮年,在台湾,竟成为许多文艺青年的精神导师。这些青年怀有「未有名目的大志」，对「革命」跃跃欲试，力求想像宝岛版的山河岁月。他们仿佛正是胡兰成1944年散文〈给青年〉所要召唤的对象——只是他们迟到了三十年。这真是场历史的还魂好戏：经过多年徒劳无功的奋斗，胡兰成终於找到了支持他的青年知音。在他的追随者当中，朱西甯的长女朱天文被胡兰成比作张爱玲；朱天文也不负所望，日后成为当代华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胡兰成与张爱玲对话的余响总在她的作品中萦绕不去。
    胡兰成的台湾经验是否坐实了他的格言——化「惊险」为「惊艳」？还是他最后与三三集团的那段日子，不过是年纪老大的彼得潘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三三集团的宏愿是完成未竟的中国革命，恢复礼崩乐坏的华夏文明，但他们真正的成就仅在於写出兼有张腔胡调的小说与散文。当他们的政抱负只能成就文学表演时，很反讽的，他们重演多年前胡兰成的大志与困境。他们其中有些人模仿胡的风格惟妙惟肖，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学到老师的「荡子精神」。换句话说，他们都太中规中矩,只能承袭胡兰成的抒情美学，而不是他的抒情化的背叛美学(lyricism of betrayal)。
    1981年一个夏日午后，胡兰成在日本死於心脏病。虽然他有满腔的才华和野心，但人们记住的却是他曾经背叛自己的国家，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才女。1940年代那位评者对胡兰成的批评四十年后仍然余音袅袅：「这个时代辜负了胡兰成，胡兰成也辜负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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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
 
1943年的冬天，雪落在南京的一个院子
彷佛光阴的纸屑，洒在我干净的长衫上
一架纤弱的飞机如小小的银针
散出一束灼人的亮光
从浙江嵊县胡村出来，十数年来犁过的路
像头上几朵简单的白云
屋檐下一滴纯净的雨水
现在隐居在这幢小楼里，也是被人监禁于此
我们的故事随那篇小说悠悠地翻开
午后，阳光柔软地落在眉毛上

 
爱
 
二月恰如流水，我寂然来到上海
穿过静安寺路，轻轻敲了敲门
当一张窄小的纸片从门洞中递进去
你悠悠地展开，落款是兰成
再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如同细叶浮着的寂静
绕过美丽园精巧的屏风；绕过「南京深山里的秋」
「你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
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

 
民国女子
 
一个人的夜是清凉寺内
一条条寂寞的竹帘
回到丹凤街石婆婆巷20号
看你穿古典绣花的装束
去市场买点小菜
那么贞静而淹然
更多的时候，我们并坐于灯下读书
文字的颜色、性情、气味随你召唤
你说：「驱使万物如军马
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临水照花人
 
居家的日子像小鹿在溪中吃水
我们是银纸剪下的人形，在墙上
随柔和的斜阳淡了下去
傍晚，淡淡的月亮
于西窗浮了上来
我们挨得很近，是冰炭相融后的静
那一声「兰成」如晴天落白雨
惊动了三世十方：
「于千万人之中，于万千年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倾城之恋
 
我们的恋爱惊动了整个上海滩
静静的风夜，我们还在大西路漫步
看你笑语如花，人世的风景
莫过于临水处平凡的人家
炎樱在墙上画一幅苦竹
我们的婚礼亦是如此淡然
没有玉凤的凤冠霞帔
没有慧文的简静悠然
惟有一行：「愿岁月静好，人世安稳」

 
山河岁月
 
木落山空，乌桕子如雪
窗外依然水木清华
从武汉辗转逃到温州
斯家老宅上还挂着从前的月亮
其后日本战败，民国政府流亡
解放军渡长江……
 
我悠然于小楼里写点文章
安心做一个教书匠
秀美端来粗茶淡饭说
夏承焘先生来访

 
今生今世
 
没想到你千里迢迢来到温州
长长的山路之后是一间狭小的柴屋
卷起布帘,你就站在我身前
薄薄床单尚有淡淡的回忆
一册在黑处沉默不语的圣经
 
我们在曲折的小巷里转来转去
边上是小桥流水人家
「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
人世迢迢如岁月，安不上取舍……」

 
流言
 
收到你的信已有旬日
细小的光点在上面移动
清风若无其事地进来
翻动桌上的书函
如一滴露打湿梦中的蝉
 
记得那年除夕，你送走苏青后
独在房中摸着我的信
摸着那件舍不得穿的皮袄
「又一年将尽，月亮无声自圆缺」

 
十八春
 
应梁漱溟之邀北上
经杭州见马一浮居士
书法的精妙，如杯中的一卷云水
再往上海爱丁堡公寓，你已人去楼空
我的悔如大地回春
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想增加你的困难
你亦不要来寻我」
出了静安寺路口,我最后一次回过头
爱玲……

 
禅是一枝花
 
犹如春雪初霁时墙根的兰芽
松荫下的兰蕙，幽幽吐着香气
1951年的北海道
纷纷扬扬下着小雪
像多年前那场已经结束的爱情
从东京到北海道，再往清水市的龙云寺
纸如圆荷，一滴墨开出茉莉的形状
一切已寂然如水

 
臣心如水
 
如春风陌上的女子，清洁的一笑
时人见之，如梦相似
如一束流光掩映着落满樱花的小窗
一只瓷碗，一双木箸
也是人世悠悠无尽的风景
 
屋瓦庭树皆静，小病心事如水
有时忧来无人告语
惟有望望墙上一幅字

 
海上花
 
10年了，只是流光一束
昔日从香港亡命到日本
除一卷书稿请君毅保管
已抛弃所有身外之物
池田就立在门口
你的音信如小岛的川原云树
 
我临窗趺坐心思那么静
对着纸墨竟有一种惜意
有一种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
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
就像现在的你

 
今日何日兮
 
（很宁静的晚上
她在废墟的一角吹笛子
笛声飘了很远
小镇里，除了她
只有那只灰色的月亮在听）
 
每到旧历正月十五夜
松原町的月亮皎洁而静得出奇
我席地坐在纸窗前
前尘往事是一道回流过来的余光
是梦中的梦境
泪水打湿多年不换的长衫
如此时人，如此时月
爱玲呀，你依然让我意气感激

 
银碗盛雪
 
是视若花鸟不相识的那一种释然
被人扫地出门
我与仙枝望阳明山上白云悠悠而去
随那扇绕满藤萝的院门轻轻阖上
尽管外面谤声如潮
小屋内山光鸟声窗明室静
我依然在柔和的光阴里
完成一本关于禅的小书

 
中国礼乐
 
独自一人望云山之气
今夜文星聚于景美
归来就给经国先生写信
洋洋数万言
无非是对吾国文化的至诚深爱
故国江山如梦的眷恋
 
有一种孤独沿着你退回的书
在华冈，秋天微凉的夜晚静静地翻开
恍若樱花飘落的季节，我晕倒在电车上
经过的生死之间的寂静
 
 
江山如梦
 
这是我多年来萦绕于怀的感慨
在一个晚春的夜晚忽然吟出
所谓江山无非是故国的山河
所谓的梦无非故国的梦境
所谓永久的理想
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
 
我已若幽兰般寂静的开落
在最后的日子
依然如当年的蕊生，散步在杭州的小街上
看落日回到天地之始
看一株小树让木叶纷纷落去
 
 
大道难闻
 
星夜独坐在古剎的废墟上浩叹：
「我于文学有自信，然惟以文学惊动当世
留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
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
但我不愿只做善书者」
 
我已知大限不远了
还有一角未完的事业，就留给后人吧
昔仲尼悲歌一曲后安然而逝
我也将脱去了
一滴浑圆而宁静的露水
与山川草木融为一体
日月星光那样悄然而壮阔无际

 
              2010.12.30.修改

 
注：本诗中引文皆见胡兰成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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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男人如秋日林中的池沼，表面上的清凛，毫无渣滓，其实是一种假象，所谓的临水照花人，只可欣赏之，不可亵玩之，而走进池沼，那么里面的沉渣落叶污泥，就会翻浆上来，最后难免破碎不堪。
   这男人，我指的是胡兰成。

    作为一个人的灵魂和肉身，面临很多的门槛需要跨过，如何处置自己的灵魂和肉身，是一个关乎自己身价性命和历史与道德伦理评价的事。胡兰成被人诟病，视为无耻大约也是在立身处出了毛病。在遇到情色诱惑民族危亡，你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灵魂，把肉体和灵魂当给魔鬼，还是与苦难的祖国一到背负命运的十字架，这是我们必须追问而不能有丝毫挪移，否则那些死难者会敲我们的脑壳。
    中国的文人在长期的修齐治平的熏陶下，道义往往浸泡到骨髓，他们入世敢担当，当其达时，处庙堂之高，则忧黎元百姓，移风易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逢乱世则不惜以身殉道，如屈原、文天祥等人。这样的文人气节犹如宗法社会中女人的贞节，记得明亡后，钱谦益受到清朝要挟出任仕途，柳如是逼钱别做汉奸保持名节自杀跳水，钱谦益犹豫不决，说水凉，自己年老不能跳水，留下笑柄。这也许是人们敬重柳如是虽为妓女在大义上远超钱谦益的缘由吧。
    中国文化有很多的暗角密布在民族行进的路上，柏杨说是酱缸文化，受这种文化濡染的人在治世八面玲珑，投机钻营，逢乱世则见利忘义，摇首乞怜。在抗战时候，本来我们民族的步履已经趔趄，快要扑地，作为有良知的国人势必站出以自己的血肉扶大厦之将倾，但汉奸汩汩滔滔，多如牛毛，历史痼疾也渗入某些中国人骨髓的。鲁迅先生虽死在抗战爆发的前夜，但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胡兰成以他无行之状就加入了这唱衰民族的大合唱。
    日人寇我，民族危亡之秋，最看知识分子气节，我们对比满清入关知识分子的情状，最能看出胡兰成的无耻，晚明的知识分子是最能骂皇帝的，从心理瞧不起那些杂碎，我们知道，皇帝是世袭的，你只要坐在龙墩上，哪怕是头猪，或者连猪狗都不如，照样对天下颐指气使，晚明的皇帝在历史上最不堪，最胡闹，有热爱木工活专心致志做木匠的，有吝啬鬼心态把银子储藏到长毛发霉的，有荒淫无道消极怠工懒得几十年不上朝，躲在深宫玩女人的。这样的情势，文人很是不满。然而一旦满人叩关，威胁国祚的时候，忠君节烈纷纷从血液里苏醒了，知识分子们一个个立时碧血照汗青起来，儒家数千年的灌输不是玩假的。
   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扔掉武器投降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屈。即使清军入关，顺治入住紫禁城后，他们仍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当时著名的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
    胡兰成是浙东绍兴府嵊县廿二都下北乡胡村人，李白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天姥”即在在嵊县境内，这也是越剧的发源地，但胡兰成是苦寒的农家子，在养蚕，丝茶桐油的熏蒸里，知道田园是枯涩，生活是双手刨食是窘迫。胡兰成小小年纪已懂得家境艰难。前面有几个哥哥，他小时候衣服都是穿下来的，袖口长到盖没手指，裤子大到拖及地面，旁边叔叔家小孩比他大一岁，穿一身印花洋布衫裤，他看在眼里，却不羡慕。隔壁人家女儿比他小一岁，家里开豆腐店，有钱买点心吃，还有父母烧香带回的玩具，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吵闹。有一天，胡兰成与小伙伴在桥头玩耍，到了中午小伙伴都回家吃饭去了，他不回家，他知道家中没米，他怕回家让母亲为难。他去溪边摘了几个莲蓬，用绳穿起，独自在大路上甩着玩。直到母亲来叫他，说家里饭已做好他才跟着回家。饭不是米饭，而是留作种子的蚕豆，他和哥哥弟弟用碗盛来吃。母亲坐在高脚凳上，带着歉意的微笑在一旁安祥地看着。
    胡兰成是农家子，在他逃亡时候写出的〈今生今世〉。里面最温婉少虚饰的词语怕就是腕底的故乡：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我小时对它没有像对竹的爱意，惟因见父亲那么殷勤的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还有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乐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份量。
    三国时庞德公在树上采桑，司马徽来访，又刘备小时门前有桑树团团如车盖，英雄豪杰的本色原是出在如此份量的人世的。我乡下的桑树也这样高大条畅，不像新式栽桑法的切短，拳曲虬结。桑树初发芽舒叶，照在太阳光里，连太阳光都成了是新的。女子提笼采新桑，叫做"小口叶"，饲乌毛蚕的。及桑叶成荫时，屋前屋后园里田里一片乌油油，蚕已二眠三眠了，则要男人上树采叶，论担的挑回家。
    但家庭的变故，人生的艰涩，使他觉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胡兰成父亲先后娶过两妻，前妻宓氏生有二子。宓氏亡故，吴氏填房，又生有五子，胡兰成总共兄弟七个，他排名第六。然而不几年间，一门兄弟七人，到得最后七零八落，一个早死，三个未及成家即夭折，二个游手好闲。等到妻子病死，胡兰成远去广西闯荡时候，家中唯剩下胡母、侄女青芸和胡兰成两个尚幼小的儿女。
    我觉得胡兰成身上有浓重的底层孩子叛逆自尊，这因子是从小注定的，有点像《红与黑》中的于连，敢于挑战伦理和道德的底线，那些东西岂为我辈束缚哉？生命的瞬间消失的偶然，使他思考社会伦理的秩序与规范，是从规范出发？还是从个人生命的感觉出发。这在他的发妻去世事上最能见到他的性情，。《今生今世》有一段写到结发妻子重病，他去义母家借钱不得，索性一住三日，也不回病妻身边，“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糊涂，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来横了……”关键时候，胡兰成横下心，不怕物议，这不是一般文人所作的，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胡兰成真无赖的性格在这事上展露无遗。但就是这件事情，让他看到真的人生底蕴，有一个细节，他到另一处熟人借钱也没取到分文，他又折返回义母家，一路上怒气冲天，不觉失声大叫：“杀！”
    当胡兰成回到家走上灵堂拨开挽幛入内，见玉凤直挺挺躺在板上，盖着被，脸庞已变得很小，象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他立在枕边叫了声：“玉凤，我回来了！”然后他俯身下去以脸偎她的脸，又去被底拉她的手，轻声叫着，一股热泪涌出，他来不及避开，泪水掉下沾湿了玉凤的面颊。他拉着玉凤的手，感到她的手仍很柔软，又见她眼睛微微露开一线，他轻轻抚下眼皮，玉凤合眼了。然后是入殓，杵作把玉凤抬起，胡兰成与儿子阿启捧头，青芸捧脚，将玉凤放进棺内，又把玉凤要带去的东西放好，看过都整齐周全了，最后合上棺盖。
    以后两天，家里请人做道场，四岁儿子阿启全身缟素，由众人指教着伏下地去喝红糖水，意为生身之母喝干血污池。第三天就出殡，他与众人一起将灵柩送上了山。出殡了回家，他走在山路田道上，只感觉下午的太阳荒荒，回到家，上楼下楼只觉空空落落，惟有母亲一人独坐在灶间，他趋上前只叫出一声“姆妈！”，即伏在母亲膝上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幕留给胡兰成的血痂太深了，那脱口而出大叫“杀！”声，成为了他的习惯，至死未改，他自承：“此往二十年来，我惟有时看社会新闻，或电影，并不为那故事或剧情，却单是无端的感触，偶然会潸然泪下。乃至写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泪滴在稿纸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
    这样的硬做，有点流氓气，经此之变，胡兰成成了一个从个人偶在的生命出发，不惧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的畸形的江湖弄潮儿，一切从目的论，不择手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爱啊，负疚啊，家啊，国啊，被他弃置脑后。他如《封神榜》里脚踏风火轮，手拿银项圈，敢抽龙王三太子筋的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他将眼泪连同人生里应该的柔软还给了母亲和妻子，这是胡兰成心中神秘的结，是隐秘不可告人的一隅，他与道德和社会性规范的裂痕越来越大，最后让自由的欲望膨胀到不再为这个民族承担责任，不再为爱承担责任，其实在民族伦理和爱的伦理中，人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它不可推卸或转让挪移。
    这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没有底线，不讲黑白，使他获得一种自由，谁给的价高就卖身于谁。在汪精卫艳电发表后，胡兰成用自己发笔马上跟进，他在《南华日报》写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赏识，立刻提升胡为《中华日报》总主笔。被人视为汪精卫的‘文旦“，1940年汪记伪政府成立，胡兰成任汪伪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在日本战败后，胡兰成是被日本保护，冒充日本伤兵随着日军撤出武汉，然后隐姓埋名逃脱追捕。
    没有了善恶，阉割了道德，满足于欲望的实现，干什么都心安理得，胡兰成就像对情感有了免疫力，但是我们知道，选择一种事物，从一个纬度看兴许是善，从别一个纬度难保不是恶。
    胡兰成和汪精卫闹僵，被囚禁48天，借助日本人才走出监禁，这时他的桃花却悄然开放。
    在1943年10月的南京，胡兰成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翻看《天地》杂志，中有一篇叫《封锁》的小说吸引了他，这篇小说是张爱玲写的关于车厢艳遇的故事，在这里也许胡兰成的嗅觉感到了张爱玲的寂寞，于是他跟苏青讨来张爱玲的地址，第二天便来到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门口。
    张爱玲在家，但她不愿意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胡兰成只好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名片，转身离去。也许生活比小说还耐看就在这里，第二天中午，张爱玲打来电话，说要亲自登门拜访。
   “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  张爱玲有太多的叛逆，小说《爱》的这句子也许是她准备在现世里预演的前奏吧，《西厢记》里，崔莺莺一开始在张生面前，也是冷面铁心，然而，抱枕前来的夜晚，却有那般温顺辗转的柔情。
    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一口气滔滔不绝说上了五六个小时。像表演脱口秀，也就在那时，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已经被胡兰成身上的江湖气、底层的草根性征服了，送张爱玲出来时，两人并肩走，胡兰成忽然说，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这是一句高妙的调情语言，有挑逗，有暗示，男女讲究般配，这么高和我怎么可以？是夸张爱玲的居高临下？
    就是如此，胡兰成轻轻地击碎了张爱玲傲慢的外壳，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当时胡兰成是有家室的人，但他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去了三四次以后，张爱玲突然变得很烦恼，而且凄凉，某日送来一张字条，让胡兰成再不要去看她。若换成一个没经验的男子，一定会反思是哪里得罪了女子，而胡兰成这只老狐狸笑了，张爱玲爱上了自己。其实这多少张爱玲有点难堪，胡兰成是有妇之夫，尽管她后来跟他说，我想好了，你在我这儿来来去去的亦可，但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人，总是不甘心沦落到“小三”的尴尬角色。
    躲在小楼成一统，张爱玲与胡兰谈文学、艺术、哲学，从清晨到黄昏，再夜以继日，连欢娱都成草草。她可以跟他说，桃红色是有香气的；姓黄好，姓牛不好，张字没颜色，还不算太坏；给他看小时候母亲从埃及带回来的玻璃珠子，与他一道看《浮世绘》，看塞尚的画，看到画中人眼里的小奸小坏，就会笑起来；她也跟他讲《子夜歌》，里面有云：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叹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那段日子是张爱玲欲仙欲死的时辰，胡兰成每次回上海，先去看张爱玲，踏进房门就喊：“我回来了。”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的归宿。
    这个时候，胡兰成的女人提出与他离婚。这个胡兰成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全慧文，而是他的“妾”应英娣，和胡兰成共过事的张润三在《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别活动》一文中说，应英娣在胡兰成对头的调唆下，曾去张爱玲的住处大闹，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流泪说：“张爱玲，我是不是太坏了，连做一个丈夫都不配？连太太都离我而去……。”
    张爱玲安慰他说：“在这个乱世，做一个女人难，人来人去是不定的，什么都靠不住，何必为把握不住的事情难过呢？”
    几天后。回到南京的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封求婚信，张爱玲给胡兰成回信，却是一张空白信笺，胡兰成匆匆赶回上海，眼睛里满是问号。张爱玲说：“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
    他们结婚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只写下一纸婚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所撰，证婚人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这年，胡兰成３８岁，张爱玲２３岁。
    外面是破碎的山河，房内却是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燕语昵哝，男欢女爱，两人并枕躺在床上说体己话，有时面面相偎含情而视，于是胡让张爱玲说两人的亲昵，亏张爱玲形容的出把男人的动作诗意成“像一个小鹿在溪里吃水”了，胡兰成想形容张爱玲的行坐走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张爱玲替他挑一个句子，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要张爱玲说“什么是‘淹然’”，张爱玲答：“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象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的一塌糊涂，这便是‘淹然’呀。”明代的西门大官人是今日上海的胡兰成，而张爱玲形容自己是西门庆的三妾孟玉楼，其实是有内蕴在在，在完全不知吃醋为何物上与张爱玲仿佛，对西门庆爱得掏心掏肺。本来西门庆是骗她说，娶回去做当家娘子。她舅舅听说就来阻止她，说明真相，请看她如何回答！
    舅舅道西门庆家中好多老婆了，不是娶你做大娘子。她回答：“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欢，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欢，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 舅舅道西门庆专爱在外眠花宿柳，她回答：“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 张爱玲对胡兰成爱到骨子，从胡兰成和小周护士，和范秀美处看，真是孟玉楼的现代版。
    抗日时期，对于腆颜事敌的人，是被人不齿的，熟读历史的张爱玲不是不熟悉晚明秦淮河那些红颜的气节，那些人的才气不输张爱玲，那些男人不让胡兰成。人们常概括晚明为乱世、才子、佳人。然而乱世佳人，犹胜才子，其刚烈勇毅，男子多有不及。钱谦益降清，柳如是投河，虽未死成，最终还是以投缳自尽挽救了钱氏家产；桃花扇底送南朝，李香君令人感佩，侯方域却是怕死失节，丢尽男儿颜面；即如影梅庵中纤纤弱质董小宛，尚能于乱军丛中孤身寻冒氏，之死矢靡他，而冒氏得陇望蜀对陈圆圆一直念念不忘，有负佳人多矣。
    一个人的路，由其自己选择的内在的理路和依据，趋利避难是最基本的法则，但放逐大义和灵魂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饶恕。张爱玲听信的也是自己的身体感觉，其实没有了灵魂的女人在男人手中只是碎片物品，胡兰成信奉的是女人的阴道通向女人的心灵，其实对张爱玲来说。放纵的没有爱的肉体之欢，只是陌生的没有经历觉得好玩的兴奋，像一个孩子偷吃外出蜜蜂采蜜只有蜂巢和蜜的没人看管的快乐，但蜜蜂的刺终究会托出。
    说实在的胡兰成像一个虹吸管道，他在这里汲取了张爱玲的文化知识，领悟了文艺之美，这是“开了天眼”，但对胡兰成这个农家子来说，他看到了一个有档次的女人卧在他的腰下，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张佩纶的孙女，学贯中西，才华横溢，通身上下时髦得紧，这是他在浙江乡下的桑树下做梦也不会出现的场景。
    1945年1月，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合三个月，就有了新婚别
    他来到武汉，接收大楚报，住在汉阳医院，胡兰成曾说过，张爱玲是不会吃醋的，我有很多女朋友，乃至有时挟妓出游，她都不放在心上，不几个月他搭上了一个17岁的小护士周训德，他亲切地称之为小周。小周与张爱玲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不像后者那样，事事都清楚，礼数分明，胡兰成说她有着三月花事的糊涂，一种漫漶的明灭不定。比如说，那会儿美军飞机常来武汉上空，一城寂然，灯火全无，若张爱玲看到了，一定会起浮生乱世的感慨，但小周只是笑说好看。她这话固然轻佻，却也轻松，犹如童言无忌，让人不必陪着眉头紧锁，一道叹息。
    张爱玲在自己的照片上题过字送胡兰成，小周也曾在照片后面题字，题的是胡兰成教她的隋乐府：

    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
    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乡野气真是不让张爱玲的“低到尘埃里” ，也许是小周身上未雕琢的真吸引了胡兰成，他要在小周身上找到肉体的兴奋，胡兰成写小周，都是朴素女子的好，一个眼波，一个手势，别人看了没什么感觉的，到他眼里都是艳。小周说起嫡母去世时，她赶着做了入殓穿的大红绣鞋，说时小周眼眶一红，却又眼波一横，用手比给胡兰成看那鞋的形状，胡兰成听着只觉得非常艳，艳得如同生，如同死。
    她又跟胡兰成说产妇分娩时很可怜，产门开得好大，又是眼波一横，比给胡兰成看，胡兰成觉得她这手势如同印度舞的指法。
    对胡兰成来说，爱的伦理和国家伦理都给生命带来沉重，爱的伦理不允许他在一个又一个女子轻逸的乳房划过，国家伦理不允许他为异族效力，但他作为一个背德者，他的生命追求和感觉是享受，不是枷锁，更非辛劳与沉重，他服从的是自己的肉体的感官。
    他颠覆了民族的至高无上，他排拒来自民族伦理的束缚，也许在他看来所谓的民族的大义都是骗局和谎言，人的存在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肉身而已，所谓的灵魂只能使肉身沉重，他追求的是自己身体的幸福，而不是整个民族的希望。他把外在的家国信念和人格底座碾得粉碎，他不再有什么心理障碍：父母之邦、夫妻之意、都可以随手掷在风里。他们因为无耻获得一种自由，他们因为没有道德底线获得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是的，在找了小周，又把她像新闻一样告诉张爱玲，从这点看，胡兰成绝对是江湖气，他不在意伦理，如果不告诉张爱铃，那终究意难平呢。当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档子事，讲给张爱玲听。张爱玲的反应也跟一般人不一样，竟然“糊涂得不知妒忌”。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兰成狼狈出逃，先是来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在张爱玲那里住了一晚，之后，逃到浙江诸暨，投奔他的同学已经死去的斯颂德的老家。
    1946年2月，张爱玲颠颠簸簸来到温州千里寻夫，其实这时，胡兰成，已与斯颂德的小娘同居。有一次，张爱玲要给范秀美画像，画着画着发现范秀美的眉眼神情特别像胡兰成，当下心里一阵难受，以至于无法再下笔。也许张爱玲那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用在这里合适，在粗鄙面前，高雅是最无能为力的，败下阵的只有张爱玲了，在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和小周两个草堆中间，选择合适的饲料时候，胡兰成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拾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
    这次张爱玲却执着的让人落泪，有点乞求，她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这件事，你还是得做选择，就算说我无理也罢。胡兰成又推说他跟小周未必会再见面，张爱玲说，不，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然后有叹了一口气，说，你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苟全性命的乱世，也许看不到明天，那放纵的只有性了，
    斯家老爷去世的早，除了正室之外，还有个姨太太，也守寡多年。这位姨太太名叫范秀美，胡兰成此刻是被通缉的汉奸，藏在哪里都不安全，斯家人最后一合计，决定把胡兰成藏到范秀美远在温州的娘家。范秀美和胡兰成上了路，长亭短亭，晓行暮宿，胡兰成说像十八相送，从开始时候的一声一声的“范先生”“范先生”，到了忽一日的“娘子”。胡兰成说是“这在我是因感激”，感激到要“以身相许”，胡兰成的“以身相许”，使得冷清多年、本来对他就有好感的范秀美更加死心塌地，他的处境，也就更加安全了  胡兰成是农家子，在温州的寻常巷陌，他和范秀美举案齐眉厮抬厮敬的，也许张爱玲只能是心口的朱砂痣变成了蚊子血。
    张爱玲猝不及防地来了。此时的胡兰成怕汉奸身份败露，对远道看夫的张爱玲，粗声粗气地喊：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张爱玲确实够委屈的，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但胡兰成却让张爱玲充做表妹住在小旅馆，他享齐人之福，胡兰成白天去陪她－－爱玲，晚上去陪她－－秀美。然而这里面却蓦然起了生分，有时四目相视，半晌没有一句话，忽听得牛叫，两人面面相觑，诧异发呆。一日爱玲告诉胡兰成：“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 
    二十天过去了，张爱玲迟迟疑疑地总不肯离开，胡兰成说她是“愁艳幽邃，柔肠欲绝”，但最终她还是在惆怅沮丧中走了，那天小雨，她站在船头涕泣久之。后来范秀美怀孕要流产，胡兰成没钱，居然写了张条子让她到上海找张爱玲帮忙，当然了，信里没说是做流产手术，张爱玲取了一只金戒指给她当掉，拿下了胡兰成的骨肉。
    最后一次胡兰成逃亡途中经过上海，那是残冬天气，两人在没有了同在阳台看晚霞的兴致，胡在张爱玲那里住了一晚，两人变得再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小别新婚只是纸上的，胡兰成为了调剂气氛，他开玩笑式地打了她的手背一下，这个时候的张爱玲不由骇怒道“啊！”这一声“啊”，彼此已成路人，那一晚，他们各自别寝。
    第二天天未甫明，胡兰成来到张爱玲的房间，俯下身子亲吻她，张爱玲从被子里伸出手臂，抱住他，忽然间泪流满面，喊了一声“兰成”。为了告别的拥抱，这拥抱焚毁了所有的爱，只是一个仪式，在这残冬寒夜。
    两个人都变了，变得彼此陌生，什么是情爱？情爱是两人之间距离的改变，肉体不一定是情爱。情爱之中的两个人肉体也许离得很远，但心灵相契；没有情爱的肉体之欢，虽然身体纠结在一起，其实距离犹如云泥只远。
    我知道在胡兰成这里是没爱的概念，只有自己的有“爱”必做的生存方式。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与人们的爱的伦理背道而驰（小周，范秀美），在人们的观念里，胡兰成应该把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的肉体看成唯一的肉体，为这个负责。但胡兰成这里，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只是无数女人的一个，他在无数女人中间发性漂泊成了对人们伦理的颠覆。
    张爱玲无辜吗？爱，不问代价，那是义气，代价总是在潇洒之后说的，她不问民族大义，但这个民族也对她不薄。张爱玲在情爱上是十分懵懂的，她不懂胡兰成的性漂泊的荡子情怀。胡兰成对她说了好些谎话，她信以为真。张爱玲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枯萎的过程是她觉醒的过程。
    在十几年前张爱玲在美国孤独去世，尸体冰冷，几日后被管理公寓的人发现，闻此消息，曾写了一首诗，中间有这样的句子，以此作结：

她走了
张
爱
玲
像一盏古国泊荡在外的
孤灯
以寂寞为油脂
那文字便是她的火种
点一次
她的身子就枯一些
她的生命就亮些
她默默地在北美的
风雪小楼中
与故国的文学史对抗
她知道
那上面的文字没有她是
悲凉
有她是苍凉

据《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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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樱花开启的震撼教育

    三十多年前台湾第一次开放观光，朱天文得以走出去，第一站是日本，在她的老师、著名作家胡兰成位于东京的家里住了一个月。
    那时的朱天文二十岁出头，日本带给她的震撼，简单说来可以这么概括：“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虽然台湾四季如春，但她是到日本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樱花，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坐在我们面前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记忆依然清晰，面带着看到樱花的欣喜和幸福。
    “樱花落的时候是那样飘下去的，”朱天文做了个樱花飘落的手势来描述，“十几里的河边全是樱花，开到最盛的时候，积在地上像下雪，这个风景给你多大的启蒙啊？像我们读的唐诗里，赏花的季节，人们全部出来赏花，那个风景是如此健壮，如此开阔。你到日本，就像我们讲的‘礼失求诸野’，我们中华传统的‘礼’丧失了，就只能到‘野人’日本那里才能看到。”
    朱天文把这段去日本的日子比喻成留学，其实也是对传统的再认识。一方面在日本开阔视野，拓展她的人生经历，一方面，老师胡兰成的闭门亲授，让她“接受震撼教育”—胡兰成跟蒋介石同辈，他评价蒋介石，直接就是用骂的。“这不是震撼的教育吗？你从小到大被教育的都是民族救星、民族伟人，一到日本你听到他在大骂蒋介石，太震撼了。”
    这一切，让这棵在已在文坛初露头角的小树“爆长十公分”。

先“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

    去日本之前的朱天文常在台北和她的妹妹朱天心还有《三三集刊》的一群朋友读各种书，他们那时是先“读万卷书”，后来“行万里路”。
    “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相对论》都看的，当时看不懂但也觉得好看，会觉得那像是看奇幻。”年轻的朱天文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她拿时下大陆年轻人喜欢看穿越、科幻小说做比喻。“继而看爱因斯坦的传记和各行各业人的传记，还有量子力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东西都喜欢看，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使人明智。”
    如果给年轻的朱天文写篇“凡客体”，那“爱阅读，爱自由”可以作为开头，她对此的比喻是“人生活在现实的时空，当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就像打开叮猫的一个任意门，立刻就可以不受限于物理的、时间的、空间的限制，也不受限于肉体只能在这个地点的限制，可以到史前时代，到《荷马史诗》的2000年前地中海的现场，这是一个任意门，所以它使人清醒，脱离地心引力，到任何时空中去。”
    后来朱天文的旅行选择基本都是古文明国家。去埃及，到土耳其，游历希腊，在地中海沿岸追索古文明的来源。甚至有一次还同父母去尼泊尔和印度参加了一次朝圣团。在开始做编剧后，和导演侯孝贤的十几年合作中，开始接受各种外国电影节邀请，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从“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到罗马、巴黎等地方都跑过了。
    “现在就不跑了，”已经年过半百的朱天文说，“现在开始就年轻时走过的地方写些感触。”

阅读，让生活简单而轻盈

    朱天文正在创作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是讲“时间差”这个概念的，继二十年前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这本广受赞誉的小说集出版之后，这是她首次写短篇集，她将环绕时间的差异，个人和世界的时间差，自动化的时间差，经济生活的时间差等各种的时间差来创作。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一直保持创作欲望和保持灵感不枯竭是个奇迹，何况朱天文几乎每两年都有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朱天文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年轻时的写作，是凭才华和气场，那是浑然天成写出来的。可是写几年，不再年轻，素材也用完了，还可以用以前累积的老本再持续一阵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可以把你引到别的路上去，人生就是无数个小的选择累积成今天的样子，每次小的选择、小的分歧都可能走到另外一条路。像美国诗人福斯特讲的，林间小径分成两条，我选择人迹稀少的一条，风景是另外一种面貌。我总在走一条比较难，比较稀少的，必须去搏斗，搏斗当中其实就会有东西出来。”
    而朱天文这么多年在人迹罕至的小径上，搏斗的武器依然是阅读。因为阅读，她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和轻盈。一次主题为“阅读，让我们轻盈”的讲座，主旨就是：生命有限，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活在此时此地，都受限于你的肉身，被物理的条件限制，只有阅读可以让人的身体和生活变得轻盈。

朱天文说

侯孝贤

    “在认识侯孝贤以前，我对电影圈的印象并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但侯孝贤和我想象的电影导演不一样，他朴实，也很有才华。他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无论是写小说，还是电影剧本。这么多年，我写我的文字，他拍他的电影，两个人一起成长，彼此之间给予养分。除了侯孝贤，很难找到频率跟我相同的人。要和其他导演合作，就要先把大家的频率调到一样，彼此没有争执再开始讨论，这是很累的。我时间的沙漏基本上已经倒过来了，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我不会再去尝试和其他人合作。”

胡兰成

    “要是胡兰成看到你有什么好处，他不仅当面说，而且四处跟人夸赞这个人怎么样好。我曾经被他这样称赞过，当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好，但听他这么说，真是盛情难却。他夸赞你有这个特质，于是你即便不是这样也要往上蹭，不能辜负他对你的期许。在他的眼光注视下，你会一直往他所期许的方向走。”“小动物把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生物当成自己的妈妈。我对胡兰成的感情就是这样。我在他的启蒙下成长。他把他的智慧、学识直接变成一个果实给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依靠已经到手的果实，从头去把这棵树的根、枝干、树叶画出来。”

张爱玲

    “你喜欢一个作家，当然会受其影响，甚至刻意的模仿。我从初中就开始看张爱玲，在我成长期种种的尴尬、不适应，然后我大肆发展自己的这种作怪、任性，后面的支撑就是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随着时间推移，她对我的影响就成了一个我想摆脱的阴影。于是我就采用朱天心的话—‘见佛打佛’，不看张爱玲的书，发现自己和她的不同，慢慢的，从《荒人手记》到《巫言》，我发现我已经摆脱了她的影响。文学本来看的就是差异，个人开个人的花朵，而属于我自己的花朵已经开了。”
　　朱天文，原籍山东临沂，生于台北。父亲是作家朱西宁，妹妹朱天心亦为台湾著名作家，她的私塾老师为胡兰成。朱天文曾主编《三三集刊》、《三三杂志》，曾参与台湾导演侯孝贤的多部电影编剧。著有《淡江记》、《小毕的故事》、《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等多部作品，内容涵盖小说、散文、杂文、电影剧本等，更曾多次获奖。  据《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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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声明一下，下面的这篇文章无论对张爱玲还是对胡兰成的大部分评价，本人都不赞同。之所以登出来，是因为毕竟有了这一言论，聊做备案。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搬家次数达一百八十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将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投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十七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二十九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她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和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后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后母的责打，然而后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着，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据《书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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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与记忆

　　那天我们在天津找到林苑东里，敲门走进张宅的时候，老人正在看电视里的奥运会报道。老人说话声音洪亮，也有点天津口音，他连连夸赞中国运动员了不起。老先生听说我们是《中华读书报》的，就告诉我们：“我订你们的报纸有好几年了，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
　　张先生今年夏天尿血，连续半个月，随时复发，一半尿一半血，看了吓人一跳。医院开始时用保守疗法，主要治前列腺。“他们用管子通，通了四次，我痛得受不了，我不干了。大夫让我拼命喝水，一天喝三瓶水，结果喝多了，把膀胱的血块给冲出来，渐渐尿就白了。水喝得太多，对胃的消化功能很不利，但是我也顾不了许多，治病要紧。”
　　医治中肉体的疼痛又让张守谦多年前牢狱之灾的记忆浮出脑海。老人一生中曾多次入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三次，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入狱一次，其中一次被判两年零三个月，结果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地服了满刑。

张守谦与关永吉

　　张守谦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人物“关永吉”。关永吉早年曾主编《益世晚报》副刊，“七七”事变后还编辑过《吾友》、《东亚联盟》、《文笔》、《读书青年》等杂志，以关山、关永吉、吴公汗等笔名在北京、济南、南京、上海等沦陷区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与评论。后入华北文艺家协会。1944年冬赴汉口任《大楚报》总编，创办“南北丛书”、“快读文库”与《新评论》半月刊。后发表小说多部，这些文笔熟练、直露流畅中透着沉重凄怆、强烈的时代感与冀中乡土气息的小说，“折射着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困惑与不满，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他还发表大量杂文和评论，批判“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他的一系列论文“提倡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生活与思想的‘乡土文学’，反对日伪提出的‘国民文学’，探索适合沦陷区文学沿着中国新文学方向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封世辉，《关永吉小传》）。

作家与编辑
　　说起是怎么编副刊的，张守谦说，那时候他给编辑写封信，说要编一个副刊，第一期、第二期什么内容，问人家同意不同意。人家同意，他就过来编了。当年的《益世报》老编辑吴宝心几年前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曾经给张守谦写过条幅。“他是《益世报》的老编辑、老前辈，去世时八十二岁，他一走，就绝了。别的人都是日本投降后去的。”
　　1944年，在汉口办《大楚报》，关永吉虽然是总编，但是只看副刊的稿子，因为当时是由日本军控制报纸，新闻稿统统由日本侵略军提供，作为编辑，没什么可看的。当时因为电力供应十分紧张，所以报纸只能出两版。关永吉现在还记得当年汉口的贫困，他说日本快投降时，他亲眼看到连日本兵都变卖东西换粮食，亲眼看到日本兵偷偷地向中国老百姓要饭。关永吉当时和沦陷区其他的作家也经常有联系，现在还在世的已屈指可数。那时大家不定期地秘密开会、讨论。关永吉和梅娘在四十年代就在北京相识，当时梅娘办了一份刊物叫《妇女导读》。最近几年他们之间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也相互寄书。在华夏出版社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中，沦陷区作家只选了三个人，关永吉、袁犀和梅娘。
　　关永吉本人的作品，他最喜欢《风网船》、《苗是怎样长成的》，他说，“苗是怎样长成的”，就是说“仇恨”是怎样长成的。《恋爱》，老人说，那是借了一个“恋爱”的故事，来讲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当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一个真实的记录：豆角多少钱一斤，电影票多少钱一张，烫发一次多少钱。老人说，他觉得他早期的作品虽然有点幼稚，但写得很认真，他说他后期的作品就有些“油滑”，玩弄技巧。小说家关永吉对自己的作品仍有一份自信，他说：“我的小说别的不好说，但是爱国主义还是表现得很充分。那时也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只是凭着一股感情在写。”

“右派”与“摘帽”
　　1957年，张守谦被打成“右派”，当时他还在天津速成中学。他的身份从此改为工人，到了大港油田。张守谦不会采油，也不懂其他技术，于是就被分到食堂当大师傅。可是做饭、炒菜也不是张守谦所长。后来摘掉“右派”帽子有点偶然。那时原单位是学校，但学校没人管这事。这时他的孩子在农村入了团，村里干部觉得这事得解决，不然把张守谦一个人扔在这儿算什么？村干部说，你们孩子表现好都入了团，你也应该“摘帽”。他们不管，我们给你摘。村干部就主动跑到张守谦的原单位，给张守谦“摘了帽”。
　　张先生讲，曾写过一首万行诗，当时是因为年轻气盛，你写八十行，我就写一万行，作者现在已觉得这个东西在艺术上“毫无价值”，但老人的怀旧之心使他还想再看一看自己年轻时的才情和勇气。他听说现在北大图书馆还藏有一册，但托人去问，人家不让复印、照相，只许手抄。手抄要抄到什么时候？老人只好放弃了这个要求。　　

研究与采访
　　近年来，对关永吉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有范志红、王素华等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和《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长篇论文“关永吉论”和《关永吉访问记》，等等。关永吉研究在日本也有人在做，由杉野要吉、杉野元子父女合著的一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中，有专章讨论关永吉的文学成就。北大中文系也有研究生以“关永吉和他提倡的乡土文学”为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去年10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其中收有《关永吉代表作》。在天津作家中，这套丛书中只有关永吉和孙犁。
　　张守谦与这些研究者和学生的关系很融洽，有的人来到天津，曾经干脆住在张家。

老夫与老妻
　　张先生与老伴当年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用张先生的话讲，是“媒妁之言”。当年张守谦千里漂泊，妻子就一直相跟着，他到汉口，她也到汉口，这样一跟就是一辈子。前不久，张先生的单位的老干部为老同志们搞一个活动，纪念老夫妻们的金婚，张先生说，我们结婚都六十五年，早过期了。
　　张夫人的身体相当好，就是耳朵不好使了，听不大清对面的人的说话声。他们现在住的，只是一套八十年代样式的很小的两居，屋里显得很挤。儿女们虽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大家轮流照顾他们。儿女们没有学文科的。
　　张老先生谈兴很浓，最后还说到在上海解放前他在上海办书店的事。他在外滩附近的书店实际上办成了一个“交通站”，经常掩护地下党。后来书店资金不够，是从荣毅仁那里找的钱。
　　我们告辞的时候，张夫人要送，被我们劝住。最后是张先生的女儿送我们出来。一出楼门，就是喧闹的菜市场。正是中午，买菜、卖菜的，人来人往。现实中百姓日常的喧哗那样真切、生动，几乎要掩盖住我们刚刚听到的往昔的故事。

关永吉小传
　　关永吉（1916．2．16—），原名张守谦，曾用名张岛、张旗，河北静海人。1932年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次年起发表《汽车》、《兵变三部曲》、《益三先生》等小说并主编《益世晚报》副刊《诗神》，又次年与人创办《北极》旬刊。1935年入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主编校刊《汇文》月刊，“一二·九”运动中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成员，因“共党嫌疑”被判刑两年半。
　　“七七”事变后自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又因“抗战嫌疑”被捕，尔后以编辑与写作维生。先后编辑过《吾友》、《东亚联盟》、《文笔》、《读书青年》等杂志，以关山、关永吉、林（野）、林丛、林柳、山灵、吴褛、吴公汗、上官筝等笔名发表文学创作与评论。1941年入华北文艺家协会，1942年入华北作家协会（后被推举为评论部委员）。1944年秋因处境不利去南京觅职未果，于冬初赴汉口任《大楚报》总编，创办“南北丛书”、“快读文库”与《新评论》半月刊。沦陷时期，他出版有小说集《秋初》、《风网船》（又名
（流民》）、中篇小说《苗是怎样长大的》、长篇小说《牛》，发表有《泉》、《江边》、《恋爱》、《小丑》、《镇长和镇长的儿子》等长短篇小说；他发表了《新文坛的危机》、《游牧、老爷，名士和文学家》、《谈旧账与唱老调和就此打住》等大量杂文，并将它们结集为《食客集》、《怀狐集》、《寻梦庵杂文》，这些杂文批判了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他发表了著名的《袁犀论》、《刘萼〈雷妍〉论》、《评毕基初〈盔甲山〉》等评论，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发表了《揭起乡土文学之旗》、《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论文艺大众化之形式与内容》、《中国新文学的进路》等有影响的论文，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华北并进入解放区，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等部门工作，1948年被派往上海做敌后工作，上海解放后转调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任职，1951年回天津后先后在第三中学、速成中学、师范大学工作。“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平反后，有关于古籍整理的近20篇论文发表于各地书刊，与人联合主编的长卷《天津地方志联合目录》与大型工具书《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出版，个人校点整理的《敬乡笔述》、《津行纪略》、《精神降鬼传》等古籍付梓。现为明清小说研究会与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与天津戏曲小说研究会会员。 据  2000年11月15日  《中华读书报》
　　（摘自《关永吉小传》，见《关永吉代表作》，封面辉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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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
    60年代私淑张爱玲而最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与施叔青。王祯和虽有幸陪同张爱玲游访花莲，在创作脾胃上毕竟另有所好。白先勇与施叔青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张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处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过了下去。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慈悲得多。看他现身说法的《孽子》，就可感觉出他难于割舍的情怀。写同性恋的冤孽与情孽，白先勇不无自渡渡人的心愿，放在张爱玲的格局里，这就未免显得黏滞；当白先勇切切要为他的孽子们找救赎，张可顾不了她的人物，而这是她气势艳异凌厉的原因。
    倒是施叔青中期以来的作品，抓住了这些特质。施与白无独有偶，都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脉络间，她从不避讳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实则另有所长。施早期作品如《约伯的后裔》等，已经延伸一手炮制的“女性鬼话”（Female Gothic ）。30 年代的白薇以《打出幽灵塔》首度将“女性鬼话”和盘托出：被幽闭的女性、家族的诅咒、阴湿古老的厅堂、诡魅的幻影……这些母题，一再烘托女性的恐惧与欲望，诱惑与陷阱。张爱玲从《金锁记》以来乐此不疲，而且精益求精。《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幽闭、强暴、发狂的好戏，应是高峰。施叔青承续此一传统，赋予超写实兴味，则又产生不同效果。
    及至80年代，施凭借旅居香港经验，重新盘整她的张爱玲情结，其结果是一系列“香港的故事”。这些小说写尽岛上纸醉金迷的纷繁嘈杂，以及劫毁将近的末世忧思。与前述白先勇不同，施对她的角色下手绝不留情，反因此摇摆出张爱玲那种大裂变、大悲悯的笔意。而她创造一系列的艳鬼型女性角色，尤得张派真传。试看《愫细怨》的结局，不是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重要的是，施打造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算是对张当年香港经验的敬礼。90年代以来她以《维多利亚俱乐部》、《她名叫蝴蝶》等作，为香港百年盛衰作传记 ——或是“传奇”，其贯穿全局的正是一个女性，且是一个庸俗的妓女。随着她 “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施是否能让张爱玲那蹦蹦戏花旦移嫁到香港的晴天恨海里演出好戏，是否能重写97版的《倾城之恋》，自然要付之公论。
    70年代里，香港少女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震动读者。钟年纪虽小，却写出本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烽火离乱，姻缘聚散；这不啻是当年张爱玲20出头，就写出《金锁记》的翻版。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水准，却似乎难有突破。80年代中期的《爱妻》，90年代初的《燃烧之后》（皆为选集），都有类似问题。《燃》书中的中篇《腐朽与期待》是篇力作，但非杰作。这里张的阴魂不散，从《金锁记》到《半生缘》，从《鸿鸾喜》到《创世纪》，都有案可考。全作讲的是个时移事往，两代情缘未了的故事，那种春梦了无痕的遗憾，以及遗憾以后的清明，是钟全力要铺陈的。凭心而论，《腐朽与期待》并不比《停车暂借问》差，只是钟已经过十余年的“修炼”，我们的“期待”自然要高于彼时。
    70年代后期，台湾也有一辈年轻作家蓄势待发，而其接受张爱玲的影响，更别有门径。这群作者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丁亚民、蒋晓云等写将，后来又有林耀德、林俊颖，以及（日后要努力划清界限的）杨照等相互唱和。在“三三”的名头下，他们日月山川，诗书礼乐起来。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与张爱玲有段情缘的胡兰成。 1974年，一向遁居日本的胡兰成来台任教，并以1974、1976两年重新出版《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两作。胡后于“抗战通敌”故，不见容于政府，但因缘际会，他成了三三的精神导师。《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把张胡之恋写得迷离浪漫，即是一例，而《山河岁月》以抒情诗技法，重读历史，赞弹不论，真要令人眼界一开。
    胡派学说讲的是天人革命，诗礼中国；儒释兼备，却又透露妩媚妖娆之气。有趣的是，尽管胡兰成写得天花乱坠，总有个呼之欲出的张爱玲权充她的缪思。“三三”诸子中，兼修张、胡两家而出类拔萃者，当然是朱天文。且看她读国父《伦敦蒙难记》的感想，“我也像看完了（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要为刘荃、黄绢，为张爱玲，大大立下志气，把世上一切不平扫荡。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成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因为她（张爱玲）就是倾国倾城佳人难再得。”（《仙缘如花》，《淡江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真是后现代的绝妙好辞。但彼时的朱天文还太“正经” ；要再等十年，她才终于把“张腔”与“胡说”熔为一炉，从而炼出自己的风格。经历了《最想念的季节》到《炎夏之都》，朱天文在90年代终于以《世纪末的华丽》大放异彩。有关这本小说选的评论已不少见，无须重复。可以一提的是讲模特儿生活的《世纪末的华丽》，朱把张爱玲的“女人如衣服论”及“情妇论”挪到世纪末的台北，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张对物质生活的咏叹好奇，名正言顺地成为后现代的都市征候。但《柴师傅》才是全书的高潮。这篇讲腐朽老人盼望青春女体的故事，极其肉感也极其伤感。胡兰成大书特书的江山日月、王道正气，终于九九还原，尽行流落到张爱玲式的，猥琐荒凉的市井欲望中。
    朱得大奖的《荒人手记》早就引起注目。纯从张爱玲、胡兰成的传统来看，我们还是可有不少心得。这本小说讲男同性恋患得患失的禁色之爱，劫毁边缘的无端邂逅，其实是张爱玲哲学的正宗法乳。但笔下流出的，却有胡兰成风情。大劫之下，荒人苟得片段真情，惟盼“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把惊险化成惊艳，前有胡兰成的《民国女子》，而《荒人手记》正不妨视为同志版的“民国男子”。
    “三三”小集在80年代初风流云散。蒋晓云仅只昙花一现，未成气候。朱天心则越写越泼辣洒脱，逐渐自成一格。但张爱玲的光影仍不时返照她的作品中。她写《我记得》或《佛灭》时，把张只能侧写的情爱凶险，欲望堕落，悍然全盘托出。而她写《预知死亡纪事》时，就算打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名招牌，骨子里呼应的应仍是张偿引用的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吧？莞尔的是，大难未至，朱天心居然以“口燥唇干”的论文体，为她的小说另辟新境，反使读者有意外的惊喜。
    曾以《千江有水千江月》、《桂花巷》知名的萧丽红，其实也是学张能手。《桂花巷》活脱是个台湾乡土版的《怨女》，而《千江》又有着胡兰成的爱情观。君不见，书中男女主角，大信及贞观的名字，都是脱胎于《山河岁月》中的文字呢。写《盐田儿女》的蔡素芬当年的《七夕琴》则似遥拟《金锁记》等的集锦之作。倒是有两位较少与张爱玲引起联想的女作家，苏伟贞与袁琼琼，更值得一提。苏伟贞自《陪他一段》以来，一直有一型女性角色，不断出现，她们欲力强大，却兀自有着冷凝寡欢的外表。她们一次又一次为爱铤而走险，玉石俱焚，在所不计；但她们又都是“清贞决绝”的剔透人物，寻常悲喜，近不得身。以无情的方式写有情，苏因此深得张爱玲的三昧。至于这些角色“女鬼”似的造形，前已有专文论及（《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则犹余其事。
    袁琼琼也未必意识到她有张腔，但我以为她对张爱玲最难学的一面——庸俗人的喜剧——重作了诠释。张的散文及短篇时有自嘲嘲人的幽默，而陷身都会阵仗中的男女，最是她要嘲弄的目标。最好的例子是《封锁》及《到楼上去》。袁琼琼早在《自己的天空》期间就有这样的幽默感，她的长篇倒不见精彩。最近几年袁重新执笔写出一系列短篇，则越发能掌握妙要。人生尴尬的无奈的片段，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而在冷笑讪笑之余表现的世故讽刺，较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男作家中，林裕翼以《我爱张爱玲》解构张爱玲神话，曾被看好。他之后的作品《今生已惘然》显然别有用心，摆明是向《半生缘》、《惘然记》（《半》原书名）致敬之作。郭强生也有一段时期，仿张腔颇有些意思。负笈美国后，所思所见，逐渐开朗，应可跳出前此的圈圈。至于目前最有力的接棒者，应是林俊颖。他的两部小说集，《大暑》及《是谁在唱歌》出手皆不凡，后者尤有几篇佳作。林俊颖对文字的摩挲感悟，颇可称道。
    8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重新登台，得到热烈回响。相距当年她在上海一炮而红，40年已倏忽过去。作家之中，景仰张的风格的颇不乏人。写《棋王· 树王·孩子王》的阿城，不止一次推崇张的艺术。但阿城除了推敲文字的态度可与张相提外，本身作品并不属于后者的路数。反倒是他《闲话闲说》，看张作品中的强烈世俗取向，算是极有见地的观察。
    张的创作中，多以都市（上海、香港、南京）为场景。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毕竟得有城市作衬景，才能写得有声有色。反观几十年来的工农兵文艺，把城市都写“没”了，还谈什么城市里的声色。无怪不少作家看着张的作品，只能发思古之幽情了。到80年代末期，小说中最能传达“张味儿”的，是苏童及叶兆言两位男作家，两位作者都出身城市（南京及苏州），也不约而同地善写三四十年代风情，并不让人意外。苏童其实从未刻意学张，只是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他所流露的怀旧情态，对世路人情的细腻拿捏，还有他耽美颓废的视景，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像《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这类作品，白描没落家族里的奸情与凶险，大白天也要闹鬼的阴湿环境，真个是缛丽幽深，再现《金锁记》、《创世纪》的风采。
    叶兆言创作的题材并不独沽一味，但他最耀眼的作品，首推《夜泊秦淮》系列。这四个中篇从清末讲到40年代，南京城内小户人家里的传奇喜剧，仕绅门第后的情色冲突。叶以模拟鸳鸯蝴蝶派的笔法，写来丝丝入扣。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大量养分。叶著不乏世故警醒的禀赋，因此在涕泪之外，别有所见。但叶兆言多角经营，像《夜泊秦淮》一类作品，已搁下好一阵子。直到最近，他才在《花影》中重行调理金粉世家的悲喜剧。叶的作品在海外多已印行，但比起苏童的走红，好像寂寞了些。
    时至90年代，张爱玲的影响并未消歇，而且作家创作的场域，终于挪回了上海 ——张当年爱之写之的第二故乡。年轻的女作者须兰以《仿佛》、《闲情》、《石头记》等突然冒出文坛。她的两样写作宝典，看来一是《红楼梦》，一是张爱玲小说。以《闲情》来说吧，一男两女的故事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影子，而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故事，不由人想起《半生缘》来。
    以上所论的三位作家，虚拟民国氛围，复制鸳蝴幻象，在把题材“由新翻旧” 上，各擅胜场。但读多了他们的东西，就像看仿制古董，总觉得形极似而神（尚）未似。是否有作家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呢？我以为女作家王安忆是首选。熟悉文坛的读者，对王安忆不会陌生。她写作极勤，花样也时常翻新。1992年的《纪实与虚构》纵写母系家族历史，上下三千年，堪称巨作。但是1995年的新长篇《长恨歌》才应算是好看动人的小说。
    简单地说，《长恨歌》是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背景是上海：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的上海， 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的结构略似张的《连环套》，野心则大得多。王安忆的笔锋澎湃流畅，并不“像”张爱玲，但这无碍她钻研张爱玲时代的上海，以及张爱玲走后的上海。这使她为张的人世风景，真正赋予当代意义。葛薇龙、王娇蕊、白流苏这些女人，假如解放后都留在上海，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安忆深爱这座城市，她对它（或是她？）了若指掌。可是万千细节——历史的、空间的细节——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平凡女人一生的起落上，这又回到《倾城之恋》的模式上。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在情欲堆中打滚。故事的结尾惊心动魄，暂且卖个关子。但诚如王安忆来信所谓，张爱玲“也许是怕伤身，总是到好就收，不到大悲大痛之绝境。”王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但她的诠释另有其力道。《长恨歌》写感情写到那样触目惊心。荒凉而没有救赎，岂真就是张爱玲那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的辩证？
    本文论张爱玲过去数十年对台港大陆作家的影响，原无意“对号入座”，强作解人。影响研究其实是极虚构化的论证方式。从依样画葫芦到脱胎换骨，无不可谓影响。所要强调的是，在张爱玲这样强大的影子下，一辈辈作家如何各取所需，各显所长，她（他）们在大师走后，更有信心地说声，谁怕张爱玲！
    本文摘自《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王德威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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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才所收藏的折扇

　　我称不上是胡兰成的朋友，虽曾相识，但交往不深，相知也不够，祇是在上世纪一九五O年代后期到一九七O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像伏枥老骥一般窝在东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度，他高估了我，以为我在台湾政界及文化界人缘很广，可以帮助他来台栖身及发展，所以毫不隐讳的多方接近我，起初，由于他的背景及经历，我还多少有点戒心，但接触较多之后，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文才而并不讨人厌的人物，遂很热络的交往过一阵。后来，大概是他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他来台，我们才慢慢疏远。他和我不再联络之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忽然听台湾来的朋友说胡兰成已经到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更出版了几本轰动一时的著作。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赶出」了台湾，去到香港，辗转又回到了日本。他未再和我联络，我也未再找他。最后他的死讯，我还是看日本报纸才知道的。
　　最初介绍我和他认识的，是香港一位能文能画的朋友，说一口无锡腔国语的薛慧山。
　　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底或六三年初，薛老从香港来到东京，我电话约他餐叙，他一口答应，并说要带一位一定会让我「相见恨晚」的朋友同来，我以为是一位和他一起从香港来的朋友，当然表示欢迎。及至他们如约来到餐厅，但见和薛老同来的，是一位身着中国式缎面丝棉袍，肤色较黑的清瘦老者。棉袍半旧，老者面孔虽不能说是有饥色，却毫无神采。我的初见印象是：大陆变色后逃难到香港的落拓文人吧。薛老抢前一步，挥手介绍说：「胡兰成，我的老朋友。」
　　我吃了一惊，听到胡兰成这个名字，看着面前的这位老者，我不仅没有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的喜感，反而是惊愕与失望的成分多些。
　　对胡兰成，我和其它许多人一样，是因为读张爱玲的小说，迷张爱玲的小说，才知道有胡某这个人的。我于一九五O年代末被报社派驻东京，到后不久，就听说「汪伪政权」时代在南京做过官的许多「汉奸」，在大陆变色后，都逃到日本来了，胡兰成是其中之一。令人纳闷的是：东京侨界朋友们在谈论侨界的人或事时，不时会谈到胡兰成，但都是谈他的过去，从未听人谈到他的现况，一般都猜想他深居简出，来到东京养老的吧。他似乎从未参加侨界的任何公开活动，也未听说他在侨界有什么时相往来的朋友。
　　当年，东京华侨人数不多，老中青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万多人，但成分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区分：亲台湾、亲大陆、或两岸均无特别亲疏关系的中立者外；三大区分领域之中，又各自混杂着「二战」以前就久居日本或曾入籍日本的台籍老侨。「二战」后迁日的第一代新侨，与大陆变色后逃往日本的第二代新侨；此中又混杂着暗获日本包庇的「汉奸」，或暗受日本支持的「台独」分子；此外，更有不同省籍的各地同乡曾，如台湾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都很有实力；「东京华侨总会」就有完全同名的两个，一个亲台湾的在银座，一个亲大陆的在新桥，两会只隔地下铁一站，步行不过十分钟。
　　组成分子如此庞杂交错的华侨社会，对背景及身分都十分特殊的胡兰成来说，深居简出应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次，要不是薛慧山很冒失的把他带了来参加我的餐叙，我还真不知道怎样的机会才能让我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呢。
　　不过，毋庸讳言，薛老如果在电话中预先就告诉我，他会带胡兰成同来，我虽不能预知自己是否真会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但我对于有机会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内心深处确是有所期待的。
　　对胡兰成，我真是太好奇了。
　　他既能赢得玲珑剔透的张爱玲的芳心，成为了她的初恋情人及夫婿；却又能容忍及接纳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畲爱珍，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从张爱玲的角度去推想，胡兰成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从畲爱珍的角度去推想，他应该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伧夫。如此相异的两种人格特质，怎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一位人物，当然希望有机会见上一见。
　　结果，我们见面了。第一眼，却让我大感意外及失望，我眼前的胡兰成，既不是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却也一点也不粗鄙。我的实时印象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糟老头。
　　上了餐桌，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好，他很深沉，不多话，眼色很锐利的看着薛慧山和我。薛老兴高采烈的谈着他旅游东南亚的见闻。后来不知怎样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书画，那更是薛老的专长，我插不上嘴，胡兰成倒是不时应和着。我在一旁端详他们两者，看上去，年纪差不多，应该都是六十上下的人，薛老可能还要大上几岁。当时，我还不过三十六、七岁，觉得和他们两老不是同时代的人，一直未多发言。
　　那次餐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临别时特地向我索取名片。我们做记者的人，绝不吝于给人名片，但那天我是主人，他是薛慧山带来的客人，他似乎倚老卖老的不给我名片，我也就装作不在意，未给他名片，但最后他向我索取，我给了他，他仍然未给我名片。
　　过了十来天，忽然接到胡兰成电话，说薛老要回香港了，他给薛老饯行，邀我作陪，在同一家中国餐馆。我想他这是借口回请我吧，我应邀去了。三人坐定后，他俩之间的几句寒暄，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薛老大概是说：为他饯行，何必破费到餐馆来，府上「爱珍嫂」的手艺比这儿高明多了。胡却看着我说：黄先生是新识，怎好屈驾到舍下去。我顺口答说：有机会，一定专程叨扰。胡却没有答话。
　　其实，我非常希望他说一句「欢迎随时来指教」之类的话，我就可以打铁趁热问他地址。因为，我对「爱珍嫂」这位人物，更是十分好奇。
　　当年在东京，每有人提到胡兰成，就会谈到畲爱珍。有关畲爱珍的传说，比胡兰成还要多，据说这位「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凶狠无比，能两手开枪，杀人不眨眼，「七十六号」抓到女人犯，都由她拷打审讯，不死也得脱层皮云云。尤其是她来到东京后，竟然和胡兰成搭上了，更增加了这一双男女的传奇性。
　　如此一位人物，如有机会见识，我当然会争取。那天的餐会上，胡兰成虽然没有表示欢迎我登门拜访，他却留下了一个有意和我继续交往的伏笔。他主动提及在《中央日报》航空版上看到过我写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接着说他也喜欢写写东西，很想寄几篇杂文向我讨教。我当然表示极愿拜读，请他即速寄下。
　　果然，一两个星期后，他寄来了一大堆文稿，有的是杂志的抽印本，也有手稿的复印，杂文居多，也有谈论日本政情的，我看后，非常意外，对他的文采不禁大声喝彩。尤其是那些杂文，谈人生，谈哲理，谈风花雪月，都有妙处，都有神来之笔，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观，不再称他「糟老头」。
　　他很可恶，一直未告诉我联络电话，我祇好照他寄文稿给我的地址，给他写去一信，谢谢他，并以相当保留的语气捧了他几句，（他说曾在报上看过我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我一听就觉得是敷衍之词，我怀疑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所以我不想在信里捧他太过火。）接着，在信里我邀约他╳月╳日中午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餐叙，我担心他不来，故意说他的一些文章引起我颇多感触及意见，希望向他当面请教。
　　他如期来了，还是穿的那半旧棉袍。
　　入座之后，我看得出他颇为局促不安，大餐厅中，他是唯一未穿西装的人，客人绝大多数是白色洋人，俱乐部的官式语言是英语，连菜单都是英文的。我特地先向他解释，此次之所以约在这儿见面，主要原因是我没有把握他是否会赏光，如果约在中国餐馆，订下座，万一他不赏光，我会很尴尬；而这儿比较随便，我几乎每天都来，餐厅很大，大小桌面很多，我提前来占住这个餐桌，两人用餐正好，万一他不赏光，我就挤到那几台专为外国记者会员保留的大餐桌上去就是了。我接着向他解说，俱乐部是专业性很高的国际社团，采会员制，会员限于日本外务省登记有案的外国记者，及各国驻日外交官，不搞社交活动，在这儿比较自由自在，不必受拘束。
　　胡兰成听了我的解释，态度显然放松不少，用餐后，又见我喝咖啡，抽香烟（当年抽烟是时髦，不抽烟反被视为异类），放言高论，和外国人打招呼或谈话，用英语；和他用中国话谈话，并未压低声音，也无人引以为异。同时，在我们用餐前后，到桌前和我打招呼的外国人，我都为他介绍，果然都是外国重要媒体的驻东京记者或外交官。在这「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知识分子社团环境中，他终于被这种开放自在的氛围所感染，让他和我相识以来一直拥抱着的那份深沉与矜持，完全抛开了。
　　餐后喝完咖啡，我领他到俱乐部的数据室，书籍、杂志、报纸几乎全是英文的，却有两份中文报：台湾《中央日报》航空版及香港的《香港时报》，他如获至宝，看完了架上的近期报纸，还想借过去的合订本来看。在数据室待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回到餐厅喝咖啡聊天。他问我这地方他可以自己来吧？我说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会员制，但是，如果你到数据室看书报甚至坐坐休息，不会有人管你，尽可自由出入；但不能去餐厅吃喝东西，这儿不收现金，必须会员签账单，月底结帐。
　　我看他很失望的样子，连忙告诉他尽可以常来，我每星期至少有五天在这里，我们这些「单枪匹马」的特派员都不会有办公室，白天写稿、发电都在这儿的工作室里。而且，我们也可以约好在这儿见面。
　　他几乎从没有一个人来过，但每次我到了之后，打电话到他家找他，他都会欣然而来。他来了先去看中文报纸，我在工作室写稿，中午时分，我带他到餐厅用餐、喝咖啡、聊天。如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一两次，他很健谈，我总是让他多说话，但他很慎言，谈的话题都是张爱玲或世界反共大势，我听腻了，问他一点旁的，他都很巧妙的避开。他似乎很关心台湾的事情，在闲谈中曾问到台湾的政情和社会情况。其实，交往两三个月之后，我对他已失去兴趣，我还不愿放开他的唯一原因，是想见一见畲爱珍，看看这位女魔头是什么模样。但我发觉胡兰成似乎总不愿意让我见到畲爱珍，我想他羞于让长相凶神恶煞的畲女见外人，这种心理，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想再为难他了，遂放弃了要见畲爱珍的念头。
　　恰巧这个时候，台湾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我忙得不得了。遂有三、四个星期未和胡兰成见面，却把他弄急了，以为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我，忙着来找我解释误会。
　　原来在一九六三年二、四月间，中共向日本洽购一座整套的尼龙制造工厂，金额庞大，中共向日本进出口银行洽借巨额购厂资金；进出口银行是国家银行，台湾当时与日本尚有邦交，极力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的此项贷款，但日本工商界和舆论界却在对日本政府强加压力，逼促日本政府尽速核准贷款。
　　台湾方面警觉事态严重，紧急打出王牌，连续派出超重量级的政治外交人物赶赴日本，对日本政府高层直接进行交涉。于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中日合作策进会理事长谷正纲等，先后来抵东京，东京的政治外交情势绷得紧张万状。
　　那段期间，我忙得头昏眼花，每天都是早出晚归，马不停蹄，难怪胡兰成说四处找不到我，误以为我在躲避他。
　　五月初的某一天，我忙到晚间十点多钟才回家，一进门，赫然看到胡兰成和一位身着中国旗袍，体型略胖，皮肤白皙的中年妇人坐在客室中等我，不用介绍，我断定这妇人就是畲爱珍了。非常让我意外，她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大方方，脸上淡妆，泛着和善的微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江南一带的普通家庭主妇。
　　胡兰成先向我道歉深夜来打扰，实在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很急，他讲话很慢，我还真想不透他有什么「急」事情找我。他接着说：从报上看到张群先生到了东京，他拜托我带他去见张群。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向张群先生报告，诸如：日本政情啦，日本反共势力及反共情势啦……我不等他说完，就几乎骂出口来「神经病！」但看他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不忍心骂他，勉强抑压住心头火气，问他以甚么身分要去见张群，他支支吾吾了一会，答说「张先生应该知道我吧。」至此，我决意不再和他纠缠，我明白告诉他：要见张秘书长，绝对不可能；我们记者也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都是找他的随员或秘书进行采访。日本报纸也注销来了，张秘书长此行是为了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共购买尼龙工厂，任务重大，困难重重，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紧不透风，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已有五年未来日本，你想，日本各界多少人在等着见他，他又必须要找日本政界多少人，哪里还有你我的机会。
　　我这番说得极其诚恳实在，说完我即起身送客，胡兰成还想说话，畲爱珍轻轻拉着他走了。畲爱珍除了初见面时的几句寒暄外，全程未说一句话，祇是专注的在一旁听着。我的印象是：对情势的分析，畲爱珍显然比胡兰成高明。
　　张群的行程中，排定有一天中午要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演讲，并接受记者发问。我告诉了胡兰成，胡希望我带他去参加，并问有否机会和张群谈谈话。我告诉他交谈的机会不大，恐怕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到了那天，我为胡兰成买了餐，订了座位，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我坐在前面的记者会员席，他坐在后面的来宾席。那天的演讲和记者会都是用英语，张群用餐后，亲自念了预先准备的英文讲稿，然后由记者发问，由大使馆的一位职员翻译。记者会结束后，张群立刻被人前呼后拥上车离去，坐在后边来宾席上的胡兰成，果然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
　　胡兰成在东京就祇这么一次远远的听过张群演讲，始终未能和张群说上话；我一直未向张群提过他。
　　过了一两天，陶希圣先生到了东京，我到机场接机，在从机场到旅社的路上，我即向陶先生报告，胡兰成在东京，曾拜托我引他去见张群秘书长。我话未说完，陶先生提高了嗓音说「不可以！」我答说：我已拒绝他了。我随即问陶先生，「如果胡兰成要求见您，见不见？」陶先生未答话，我知道他在考虑中。
　　到了旅社安顿好后，陶先生才对我说：「胡兰成，我可以见他，由你去安排时间。」说着，陶先生从沙发上起身站立，右手掌五指并拢，手臂横摆左额前，一面说话，一面右手臂从胸前往下一切，说道：「胡兰成和台湾的接触，到我这儿为止。」
　　陶先生已为我和胡兰成画下了界限。
　　我问陶先生的行程，以便安排胡兰成来见他的时间。
　　我到记者俱乐部打电话找了胡兰成来见面，他已从报纸上看到陶希圣来东京的新闻，果不其然，他立刻要求去看陶，我用电话和陶先生联络，安排第二天上午十时在陶先生旅社见面。
　　他们原已认识，毋须我介绍，第二天，我陪胡到陶先生房间，就托词离开了，他们两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我不在场。
　　当天的傍晚，陶先生找我去旅社陪他晚餐，他简略的讲了他和胡兰成谈话的情形，主要是胡讲述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况，陶先生说：胡兰成十介恳切的要求陶帮忙他住到台湾去。我问：他准备到台湾去干什么？陶说：他希望去大学教书。我说：可能吗？陶先生说：办不到！台湾怎么可能收容他，何况，他还带着一个畲爱珍。
　　胡兰成要为陶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一些日本评论家。最好能举行一次座谈会，陶问我的意见。我说：胡的这般评论家朋友我都大致见过，可惜多已过时了，都已不再有舞台，我建议陶先生如有时间，不妨和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至少，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陶先生嘱我安排一次茶会座谈，到了二十来位日本评论家，胡兰成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
　　十多天后，台湾来的政要们先后离日回国，日台外交关系却未见好转。外交问题多，记者们一定大忙特忙，胡兰成偶尔还会到俱乐部找我，几次扑空，他可能又误以为我在躲避他，后来，甚至我到了俱乐部打电话找他，他也推托不来了。由疏远而淡忘，他去了台湾，如愿到大学教书，又因「汉奸」背景被轰出境，再回到日本，这一连串事情，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又过了若干年，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个小框框消息，说原籍中国的评论家胡兰成去世。这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黄天才
 
    广西阳朔人，资深新闻工作者，自一九六Ｏ年代初期奉派驻日采访，长达二十四年，先后服务过《经济时报》、《民族晚报》、《联合报》、《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等传播媒体，曾任《中央日报》副社长、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及董事长，并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着有：《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五百年来一大千》、《劲寒梅音：辜振甫人生纪实》（合着），《林海峰围棋之路：从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等。
※Charlie按：

    一、本文载于《印刻》2009年3月号，当时因赶着《小团圆》即将问世，故印刻方面紧急推出「你的今生今世，我的半生情缘──张爱玲‧胡兰成‧小团圆」专题，内中搜罗了此篇。
    二、当时听天文天心谈起，笑说读了黄天才此文，觉得这个人是「文盲」，胡先生在前，而他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当面错过。稍后印刻将杂志寄到我台北家，我请舍妹先读过，电话上转告我她的阅读印象，听了好似无甚重要内容，因此得到印刻杂志后，我也未再看，径束诸高阁。
    三、这几天应smiletotoro兄之请，乃找出此篇，扫瞄之后细阅，方知不可尽信人言，天文天心对胡先生的信任是不落言诠的，而我认为有时还是要言诠一番，更有意思，也让读者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故此篇颇具价值。从前我还在迷围棋时，曾在旧书摊买到一本黄天才的《林海峰围棋之路》，读过之后颇觉失望，大概以我那样的棋迷，老早就从无数管道得悉林海峰──我心目中的大棋士──生平的点点滴滴，反觉得黄天才的采访仅是浮面，不够深入；这个经验我后来也有过，即：我也是一个戏迷，迷戏的细节所在伙矣，结果看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反而觉得没什么，因为那些我早已知道了。
    四、回到黄天才的这篇文章，当可发现：陶希圣面对黄天才的态度，其实跟胡差不多，有话不愿对黄多讲。而由胡兰成与侄胡绍钟（青芸同父异母弟）家书可知，陶希圣尚且曾亲自造访胡宅，彼此倾谈过，其交情的契合与相忘，又岂是黄天才所得而知之者？世人多知：陶、胡各是蒋、汪的文胆，而世传《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者，则胡有对该着所为之长篇批判，应可视为蒋汪两大文胆的另类交锋。
    五、胡初赴日本时，因身分敏感，且国民党在日的代表团仍甚有力量，为了人身安全计，多用假名在社会上行走，直到《今生今世》出版后，乃恢复以本名行世。从此文可知，胡对黄仍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胡未参与旅日华侨集社，应也是如此的考虑。胡后来得以赴台讲学，应是循其它途径打通了关节，在台也曾拜访张群、黄少谷、陈立夫等要人。
    六、胡的信札中有谓在友人处阅读港台大陆报刊，当是此文所指的记者俱乐部。
    七、金雄白、章君谷的书中均提到畲爱珍是个双手能够开枪的狠角色，黄在此文中也提到这个，当是以讹传讹。
    八、黄天才可说是国民党治下的循吏，是个新闻界的老兵，此所以他后来能当上中央日报社长、中央社董事长，算是国民党对他的酬佣。但他的新闻嗅觉实在不算灵敏，居然错过了胡这个人，以我所知，胡介入日本政治社会的层面相当深广，且不时将所获得的政治情报，为文发表在卜少夫的《新闻天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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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李黎老师来访并留言，真是很高兴。作为胡粉，我们多希望能和资深胡迷一起交流啊。目前大陆所公开见报的东西很多都有谬误，如果能够澄清，这是我们非常愿意做的事情。

    今天，浙江金华的三焦兄说台湾“三三”的仙枝女士有新书相赠，心下非常感激。此前，收到薛仁明兄的《天地之始》时，那种惊讶就像是拿到月球上的东西。虽说只有一道浅浅的海峡，我们隔开的却有太多东西。仙枝作为兰师的得意门生，让我觉得可亲可敬。更多的等读了书后再说。

    现在微博大热，我于近日也在新浪注册了一个，名为“胡兰成网”http://t.sina.com.cn/xygoing，欢迎兰友们没事去踩踩。另外，如果有意共建这个微博，我也愿意把密码和大家共享。我们群策群力，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兰成先生，更好地发掘胡兰成先生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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