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云汉奸二字，细品之，亦觉颇为暧昧。其暧者昧者，盖有一种浓重的政治色彩之暧，亦有一个时代的、民族的、个人的情绪之昧。宛若妓女、叛徒、走狗、反动等词，亦常有一番暧昧之味。
    暧昧者，普通民众可以不甚其解，或在茶余饭后谈笑亦可，或在渔樵闲话之际谩骂亦可，权当对于生活无聊之余的解嘲。但作为有相当文化教养的现代青年，以及即将担当起复兴中华大任的各界有识之士，便万万不可随大流，唱大戏，乃至在茫茫江海之上看雾。
    今人欲有为政之觉悟者，首当有独立之人格与独立之思想。孙文、陈独秀、蔡元培等先人一生志在唤起民众之觉醒，为中国之崛起而奔走不息，今人亦当反复为之。孙文虽不懂政治，但其“起共和而终帝制”之觉悟是中国百年基业之始。帝制已终，则行共和，共和者当是民主之共和，礼制之共和。民主、礼制之共和，非昔日GuoMinTang之独裁，亦非今日中共之专制。
    如我者爱悦胡兰成，是出于其真，出于其于乱世不屈的男儿志气,亦出于其对文明的新的诠释。但我写他的文章，却志不在为其辩护与翻案。或许偶尔有小辩，但这是其次。GuoMinTang、中共所封汉奸，多如牛毛可抓，如周佛海（中共早期创始人）、陈公博（中共早期创始人）、汪兆铭（同盟会、国民党先人）、胡兰成（草根文人、思想家）等众人是也，我之为文亦不独于胡兰成。
    马克思以激昂而奕奕生辉的文字驳斥欧洲专制政府，讴歌民主自由之进步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言论、出版、人身等一切自由。而马克思的学说在为恩格斯及后来的列宁提供造反的理由之后似乎便长期淹没，以至于今日在浓妆素裹的套装之下难以喘息。孙中山亦正对勾心斗角的割据军阀，提出民主、民生、民权之三民主义。当是之时，华夏之内，政党兴起，国民皆为自由解放而奋斗不息。随着列强入侵、阶级矛盾加剧，这种奋斗的声音越来越激烈，是为五四运动之大背景。随着孙中山的过世、列强盘踞、苏联插手，此后这种奋斗的声音便逐渐淡化为国民党与中共之争，转为倭寇与中华山河之争。遂而，民主之争成为各阶级为一己之利益之争，民主之战亦便成了夺权之战。
    在中国抗战历史的缝隙里，有过一种运动，叫和平运动。他们承继孙文遗志，号召和平建国，以不抵抗的策略驱使日本撤兵，为孙文生前所倡导之建立博大、宽容之大世界皆相奔走，不舍少年理想。然而，江山岁月有天意，英雄寂寞亦有时。于是，这些人个个沦为汉奸。
    时过境迁，尔今蒋公与毛公俱往矣，当年遗留之汉奸问题却已镌刻在耻辱柱上，成为百年恶臭。翻阅历史资料，我深感宣传之力量，深感舆论如刀剑。据一位在中共机关报任时政部主任的前辈记者透露，需要之时，虚假亦可成真，真者未必可真。故凡今人之思，尽在前人之杯盏中漂浮，浸润着一代人的残羹冷炙，以求滋滋而乐。试问谁能跳出那一杯浊酒而以透明的心姿去惯看春月秋风，跃出小江小河游往那深邃美丽的大海？
    譬如胡兰成，有愚昧且不负责任者称其为废人，如江弱水云：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如此轻描淡写者，何为可废？那些为日寇点头哈腰、通风报信之汉奸，以及屠杀民众自由、圈地为王为霸者，尚且肢体健全、感情丰富，而称民族思想者如胡兰成等为废人，真是废人之言。亦有稍爱惜其才华者称，胡入汪府，乃至后来为重庆政府写社论，是政治上之一大错误的选择，为其折腕痛惜。
    然则，胡某及汪某等人的政治思想，亦绝非错误一词可以囊括。如今是中共的天下，便一切都可以是错误的了。世人若通读《战难，和亦不易》，便可知两党之内不容于胡兰成之故了，亦可知胡兰成是怎样之爱国。有人说周作人为何可以博得中共之宽大理解，亦因其才气超长，然胡虽才气卓绝却因了张爱玲之故盖有食人软饭之嫌，此是一般文化人之理解。然而事实上，胡兰成之不得两党社会之宽大理解，主要在于其生死不弃的反中共与反蒋独裁。对于这些，不通读胡兰成著作，似乎不能理解。而皆因后来之有中共之天下，汪公亦成了中国乱世最大的冤魂。
    然而，以小北之见，胡兰成虽有政治敏锐性，却不谙政治之野蛮性，连孙中山亦是个政治的小儿。孙中山有如孔子一般的为政之觉悟与情操，而缺乏对乱世为政的操控能力。而胡兰成这个无师自通的政治小儿却一头钻进一场令人窒息的游戏，成为一个大理想的牺牲者。遂孔子之后，有圣人之称；孙文之后，有国父之谓；而兰成，亦恐要享受五百年的寂寞与纷争。
    政治不等于为政，政治在治，为政在为，中心词是政，但治与为一前一后的修饰，使语义大为不同。政治是暧昧的，亦是愚民的。故古代圣王尚为政，而暴君之政在治。
    那么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婊子，亦是演戏，你方唱罢我登台，而民众皆是戏台下的看客，政府则是温床上的嫖客。数当世政坛之现状，亦复如是,在今之中国则是中共一嫖包场罢了。
    三国说“原来操与卓是一路人”，盖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慨。而看今日之政府与民国政府亦是半斤与八两，枉借马克思之名，行民主之大骗。山河浩荡，景色秀丽，数民间千百年来的淳朴遗风，唯叹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可欺。
    我们要批判一切专制的共和，专制就是反动，亦要批判一切愚民的民主，愚民就是反动。这是汉奸如我者亦懂得的道理，岂是中国的志士们不知。故要使中国再建千秋礼乐之世，复兴共和民主之天下，必先推翻一切汉奸言论，让暧昧者明朗于世，昭然者如为政。孔子述《春秋》，行礼乐，亦志在如此。
    所谓汉奸如汪兆铭者，却是生而为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为理想而捐躯，又何若百年身后名。今人不知汪之为人，正如商末之人而不知天下有周。周公有吞吐天下之美德，汪兆铭之人品亦是华夏千古难寻。中共之不予胡兰成宽大理解，不予天下昭然若明，亦无妨。孔子之后两百年有孟子，中国的气象在于志士们不舍的追求。  2010-07-01  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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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共及一些文化人士称胡兰成为汉奸，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辩护，其实无需辩护的，正如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自21岁加入中共这个组织，但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文学，我是个小儿，于岁月，我更是个小儿。“岁月贵重”，所以我反复珍惜自己的生活，竭尽所能去思考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前在我的生活里，只有对马克思的信仰以及长辈们用汤匙喂给我们的精神养分。我幸而自己生于太平盛世，更幸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后，我亲近佛教，亲近于世界上各派宗教，在思想的旅程上徘徊了很久，直到胡兰成唤醒我的知觉，才知世上是有中国的文明可以拯救未来的劫难。
    我在《论小北之成为汉奸走狗》一文中提出，所谓的汉奸可以分为三类，即政治汉奸、文化汉奸、职业汉奸。
    很多遗老们热衷于跟年轻人较劲，以为他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多于年轻人，以为他们思想成熟于年轻人。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人们的虚荣，是人对自身的放不下，对历史的放不下。佛经云：放下，自在。一切生活的烦恼皆因放不下。
    细数千百年来，玩政治者都是大汉奸，故庄子云：“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政治之外的一切，则存在着更大的依附性。所以汉奸者云云，我从来是抱着理解之心态，如对于妓女的理解是出于同一种心态。但我所理解的汉奸亦可能与人们所定义的汉奸有别。
    对于职业汉奸，我是抱着极大的同情与理解。同情者，因其生逢乱世，理解者，因生命之多艰。有人说：好好的，谁愿意当汉奸！此话不假。我们不能说这句话没有志气，但它反映了一个人在乱世中的取向。
    汉奸，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卖国求荣、安逸潇洒，这是一份极其高压的工作，不比现在的妓女们轻松。世风恶坏，人心腐堕，是谁之过？其本源是精神之缺席，是文明之丧失，岂非当权者之过。每当开创新朝之际，亦常常是文明丧失殆尽。汉奸们就是生于这样一个文明丧失殆尽的时代，生逢乱世，本已民不聊生，当强敌一再入侵，他们别无选择。或许有人会选择从容就义，或许有人会选择冲锋陷阵，但这又何济于世？不能苟活，当然更不能苟死。于是有一部分人选择扛起了汉奸的大旗。
    他们在扛起这面旗帜的心路历程中，有如红尘女子卖身求生，一次次地下定决心，一次次地在同胞们鄙夷的眼神中安然度过每一天。直到有一天，生命不再属于他们。
    三国开篇云：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原来人终是要死的。我曾在以前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提到：领袖、诗人和汉奸是这个世界最孤独的人。彼时，我虽从心里痛恨过汉奸，但我不敢说自己如若生于那样的年代绝对不会去做汉奸，然而我更能从心中感受和理解汉奸的孤独。譬如拿史上与日抗战时代的汉奸来说，他们在成为千万人唾骂的狗腿子时，亦无形地为这个家国做出着不可忽略的贡献。至少从生命的层面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汉奸的存在，我们的同胞将死去更多人。当他们极尽最后的道德之心斡旋于日军与乡亲父老之间是，他们所承受的是比死亡更痛苦的事情。
    我相信在我们的先辈中，谁也不会冒着冲锋陷阵的激情去当汉奸，他们的心头或许闪动着这样的信念：活下去才是最大的希望。于是，他们在同族的鄙夷与敌人的鞭笞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于是，当他们一不小心学会日语的时候，他们是孤独的；当他们点头哈腰面对敌人，伪装微笑的时候是孤独的；当他们与同胞愤怒的目光相遇的时候是孤独的；当他们游说在同胞与敌人之间时是孤独的。但是有谁会知道，即便是做了汉奸，他们仍旧努力成为一名高级公关者试图减少这一场战争带来的孤独与悲伤，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痛苦代代延续。于是，他们利用汉奸的本分与斡旋于中国的百姓与日本的士兵与将领之间，一方面慰劝乡亲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一方面请求皇军宽恕纯朴的良民。这样的矛盾与孤独谁曾经历过？
    我曾不止一次追问过生命的价值，人活在世上，常常不是因为私欲而苟活的。故曰：区区生死何足惧，寂寞繁华几相求？能屈能伸是英雄。汉奸者寂寞，非大丈夫莫能为。人有善恶，不管是在哪一个品行、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领域，所以也不排除那些着实可诛之汉奸，他们若不做汉奸做当权者亦照样祸害人间。
    相比者在当下社会，许多安逸之士无需冒生命之危险去维护生活的权利，他们生活在和谐社会里，抱守着先辈们打下的江山，奉食着先辈们存储的食量，而他们匍匐在权贵们跟前的眼神却比当年遭人唾骂的汉奸还死相。甚或有一天，连他们亦用鄙夷的神态谈起汉奸的时候，他们自己已不晓得，他们的嘴巴倒不如汉奸们的屁股干净。
    尤其是受了些许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失去了士的自觉，而纷纷为车子、房子折腰。当社会的自然的灾难一次又一次地降临，他们亦仍旧生活在个人童话般的幻想里。
    继五四与文革两次大的人为的灾难后，中华文明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断层了，中共所呼吁的共建和谐社会亦只是在文明的根基破坏殆尽之后在河滩上建造高楼大厦而已。而今CPP的一贯做法是以破坏来塑造新的文明，譬如对一座城市的规划，乃至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反思，皆是如此。
    中华民族若真要复兴，则首先要使知识分子先有独立的思想。知识分子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不苟求于虚荣，不低头于现实，那才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2010-06-29-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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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胡兰成先生是不是汉奸，多位兰友曾为此写文章，我也为此写过一点。最近，小北一气呵成“汉奸三论”，锐气十足，笔力雄健，让我看罢精神一振，真想与小北痛饮一场。希望有更多像小北这样的健将涌现，兰师之学在大陆才有望延续啊。

     忽一日，小北应文友相邀至某坛发了几篇散文，皆因追忆胡兰成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论者云云，辨者众众，虽是隔着网络，亦能使人想起面红耳赤之造形。不足三日，小北被一文坛遗老封为「汉奸走狗」，并禁止文字发表。汉奸者何畏，走狗者何惧，小北亦岂能失其所望。
    汉奸这个名词如妓女一般，可大可小，亦可有可无。人们藐视妓女，践踏妓女，却又似乎时刻少不了她。这是人之造形。既然小北佩戴了汉奸走狗之冠，则总要为之做点事情，以示不失职责。
    首先，汉奸这个词并非取其实义，而是一种文字引申。汉奸者，顾名思义，是汉人的奸细，照这么说，古往今来许多著名的汉奸着实相当委屈。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是为五斗米而折腰分子，故人云亦云地把汉奸这个词语传播到了五湖四海，万里山川之内皆有汉奸之说。
    既然如此，我姑且把一切所谓的汉奸都称作汉奸。
    在近代中国史上，有三类汉奸。一类是政治汉奸，一类是文化汉奸，一类是职业汉奸。
    政治汉奸者，往往借以外国势力，苟取政治权益，此类汉奸人们熟知熟见，若要细细追究，则毛公蒋公汪公诸公皆可入于此流。文化汉奸者，往往没有卖过国，没有求过荣，而因其文字或思想的不容于当权者，甚至不容于当世人，而被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名扬千古。职业汉奸者，一面迫于妻儿父老生存维艰，一面迫于日本军队威逼利诱，故而亦不自觉地走上了卖国求荣之道，所谓职业者多是在日本军队担任翻译，或联络员、通讯员，这些人已经随着垂死沙场的枯骨掩埋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政治这个词语大抵是今人创造的，我觉得这个词语的本义就如同婊子，没有恒久的利益变没有恒久的生命。譬如当年抗战：是中共需要壮大实力的抗战，是蒋介石不想削弱势力的抗战，同时又迫于抗战必亡党的无奈，而汪兆铭则更清楚地预见了未来。所以对于政治汉奸，我们要看其真实面目。政治的存在，是人类文明野蛮的痕迹，而一切革命的途径都是通过野蛮来摧毁另一种野蛮，乃至重建新的野蛮，直到真正的礼乐之世出现。这是一种文明的进程，宛如山川河流的自我更新。山川有气，王朝变换亦自有气数，所以对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我们只能观望，不可去触摸和挑逗。
   当年年轻的胡兰成为了追随孙中山的大亚洲思想，投身汪兆铭府上，混迹日本名流之间，而后又亡命于东瀛，被中国两大政党指定为文化大汉奸。如今，我因亲近胡兰成的文字，亦被人指为汉奸走狗。而胡兰成因为说真话，而成为一代汉奸。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评论时政，遂而两度入狱；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评论山河岁月，遂而流亡天涯。
    我时时处处以胡兰成为例，出于一种个人的情绪，但更多则是一种对他的理解之后的赏悦。我不想为任何历史人物而辩，我只在一角独立地思考，思考我们自身的命运，思考前人的举动对于我们今世的教训。
    在大陆一些人仅看了《今生今世》就出来评头论足，喜欢他的人皆因喜欢他的文采，憎恶他的人皆因为他是个荡子。我之亲近因为胡兰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者，是一个在乱世中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想想现在太平年代，多少人受了教育之后反而失去了独立的思想，亦可悲乎。我常想，中国要复兴，则知识分子首先要自觉，亦要自决，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胡兰成在乱世中，不为任何势力所阻，于重庆政府，他可以骂其无道，于汪精卫他虽称其先生亦可以以独立思想对抗之，于中共他可以斗争到底，于日本，他亦可以睥睨群雄。如此汉奸者，岂是匹夫之论？
    有人说胡兰成亲日，胡兰成并不亲日，他亲的是中日一体的文化，是东方世界的文明，但因其在政治上是个小儿，遂能对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思想追随不舍，但孙中山本人于政治亦是个小儿。
    江弱水的一句话“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引得无数文坛遗老竞相引用。事实上，江弱水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其人可废，其文亦可废了。而引其话语而皆相攻击者，则是连废的价值亦没有了。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教育的精神，现在教育虽是发达，但是作为教育主体的教育精神出离席位，则是乱世之始。
    一个开放、大气的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不倒，这种开放、大气首在教育。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在使民不惑，而非愚民。宽容，自由，是使民不惑的前提。而现在的许多遗老们坚守他们从小得来的汤匙，用这把汤匙去喂养后人，而不容吸收多余的营养，这种态度是对教育的不负责，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不负责，亦是对中国未来的不负责。 2010-06-29-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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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手中的念珠
起了杀佛的决心
深夜里敬一柱香
不为如来不为佛

带着乳臭的唾沫
把我的文字淹没于人潮
是遗老们快意的哂笑
而我骑着马离开

遥想国父当年
凭了一生热胆为民
而你忠于了他
忠于了天下山河
惹来一生的祸害

你说：对故乡有思无念
却在晚年写下：江山如梦
我去过你的故乡
一如当年的纯净

世外，桃源
溪山，如画
牧马，放羊
愿天长地久

途中，我听说
胡兰成：汉奸，汉奸
那个匹夫
在他的田野上翻着锄头
哂哂地笑

2010年6月23日于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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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这些年的政党恶斗，虽然扰攘不安、代价惨痛，但这百害之中，却饶有一利。那一利是，随着政党的两度轮替、「转型正义」呼声的起起落落、历史诠释权的得得失失、诸多「论述」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乎，多年来，各种伟大的帽子，漫天飞舞；各式各样的「正当性」，也令人眼花撩乱。这使得台湾的文化精英，经此漫长的扰攘，最可以从狭隘的国族主义中除魅，也最能对各种状似伟大、实则虚妄的概念免疫，譬如「台奸」、譬如「汉奸」。台湾从真实的经验中明白，各种历史处境，皆有其复杂性；没有如实体会，便妄下断语，那都显得有些轻佻。正因如此，在两岸三地中，台湾最能从容面对汪政府，也最能如实看待胡先生。印刻的《胡兰成专号》，能夺华人世界之先声，亦得力于此。
    平心而论，李黎的「汉奸论」，置于眼下的台湾，确实给人时空异置的错愕感，有点不知今夕何夕。但是，她如此严肃以对，如此认真以言，于此，若完全不说，也是对她不敬了。
有人说我是历史专长，这说法，言过其实，与实情不合。因为，我凡事不求甚解，但求心知其意；又凡事经常细节模糊，只耿耿于识得大体；我看人又不在意枝枝节节的小毛病，只在乎他这人的根本质地。这种态度，与当前历史研究讲求的谨小慎微，完全不同道。正如汪精卫的「忠奸」问题，我的态度也迥异于「实事求是」的历史学者。所谓「实事求是」，我总觉得，常常是你才举出了十个证据，对方又轻易再举出十个反证；于是，各说各话，没完没了；美其名是客观论辩，其实是互相消耗。关于汪精卫的历史论断，我的态度很简单，完全不「实事求是」，也毫无学问根据，就七个字，「相信群众，相信党。」
    先说「相信群众」。现在网络发达，任何人很轻易都可以找到「汉奸论」以外的汪精卫论述，其中部分细节的真假虚实，容或可议。但有意思的是，中共的「汉奸论」，如此「圣谕煌煌」，既掌控了历史诠释权，又垄断了历史话语权，然而，在这压倒性的主流论述之外，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对汪另有看法？还有那么多人为汪不平？还有那么多人读了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之后「泪流满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共倾全党之力，四处扑灭，却扑了又起，灭了又长。这些隐性「群众」，却甘冒政治风险，也要替汪说说话，这究竟所为何来？或许吧！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他们觉得，总该有个公道吧！
    诚然，汪政权里头，确实颇有媚日求荣者，这完全毋庸置疑；若径呼为「汉奸」，绝无不可。这正如昔日蒋政权、毛政权里，从来也不乏媚美求荣、媚苏求荣者；这些人，华倨洋恭，对洋人谀谄奉承，汲汲营营，就只为一己之荣华富贵；其媚外之丑态，若唤之「汉奸」，亦绝无不可。然而，蒋朝里头，尽管多有此人，但是，蒋介石是不是这种人？而红朝里头，这种人难道还少吗？但是，毛泽东会不会也是这种人？我头一个就说，绝对不是！至于汪精卫呢？他与日本谈和，是为了自己的权位？抑或是为了民族存亡及百姓安危？汪在国民党内，素有「圣人」之称；年少以来，素有「烈士」情结，一直以无法殉国为憾；其私生活之「清」，又是近代史公认的一个异数。这样的人，之所以与日谋和，另立政权，其个中之隐微曲折，其个中之艰辛磨难，在许多「群众」心里的感受，与共产党所给的「煌煌圣谕」，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再说「相信党」。共产党这些年做了不少实事，其功不可磨灭，其劳不该尽揜；他们甚至做了一些好事，还让人不得不为之击节赞赏。然而，他们面对历史问题，始终底气不足，度量不够；始终无法开大门，走大路，说实话。他们老是遮遮掩掩，既审查又封杀；言论箝制时松时紧，落人话柄；到处查禁，则又启人疑窦。以前他们剽窃了蒋介石抗战救国之功，又抹煞了汪精卫和平救国之苦，因为，这都牵涉到中共的历史正当性。但是，毛、蒋、汪，俱往矣；现在的「新中国」，早已就不是毛的那个「新中国」。国、共两党既然都可一笑泯恩仇，毛、汪的宿怨就也该让浪花皆淘尽。
俱往矣，毛、蒋、汪。真正的「新中国」，还看今朝。现今的共产党，若老是被历史绑得步伐踉跄，若总被过去包袱压得形貌扭曲，那终究算不了大气。偌大一个国家，执政党若老是多有避讳，面对既往又总想遮掩，实也难堪。中国大陆现今崛起，举世瞩目；展现大气，此其时矣！大国者，大气之国也。要成为泱泱大国，共产党就先要气度迥异于昔；共产党之大气，则必先坦然面对历史。古今历朝，最称大气，可推李唐；有唐一代，又以太宗为最；太宗晚年，面对「玄武门之变」这么严重的「历史问题」，尚且都愿意虚心以对；而今日中共，只是如实还给汪某一个本来面目，则又何有难哉？
    数年之前，有出大陆剧，名曰「走向共和」，其面对近代历史之诚恳，令人耳目一新，不仅让大陆「群众」一面倒地喊好（可参考大陆豆瓣网站〈电影「走向共和」〉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441794/），也让世人对共产党处理历史问题所展现的大气，完全刮目相看。有了这出戏，我的直觉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即将要来临了。可惜的是，中共好不容易迈出了这一大步，却左顾右盼，又再退了回去。这戏，后来是被冷冻了！
    现今中国，瞬息万变；较诸「走向共和」播映之时，眼下的中国大陆，再怎么看，都该更有自信，也更为大气！当年，虽然播出之后，随即又遭禁演；但该剧，总算是还给「百年汉奸」李鸿章一个真实的原貌。透过该剧，世人因而了解了李鸿章，同时，也开始对共产党另眼相看。而今，「大国」已然崛起，中共也宣称永不称霸。壮哉！大国而不称霸，其志远矣！其量伟矣！共产党的心量，今非昔比，正昂首阔步，向前迈去，我们没有道理不相信，很快地，这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大的气魄，不闪不躲，不遮不掩，让大家清楚地看到，谁是汪精卫！
    汪精卫不是「汉奸」。至于胡兰成，这次印刻杂志夺华人世界先声的专号主角，他呢？这答案，完全不必争论，你且读一读那篇和李黎的＜今生春雨，今世青芸＞同等份量的倪弘毅访谈录，一切，就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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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四月，拙著《天地之始》出版；今年四月，印刻《胡兰成专号》发行。原先顺序并不是这样的。
    去年一月底，我初稿新成，尚未改写；至于出版，八字还没一撇，如果出版社的王思迅，压根都还不知道有这本书。那时，《胡兰成专号》却是早已酝酿，天文、至伟与我见面，都还议及，《天地之始》挑哪一节于专号中，会较合适？孰料，后来的发展是，《天地之始》出版得极快，《胡兰成专号》反倒成熟得极久，后发者不仅先至，且竟隔有一年之遥。
    既然都已出版在先，拙著在这专号里，自然是派不上用场。然而，这段时间中，我可没闲着。除了《亚洲周刊》、《中国时报》文化新闻版，分别有显著篇幅的专访之外，联合副刊也将我的自序与天文的序〈武士薛仁明〉同日刊载，联副那天的版面，编得实在是雅致。还有，《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更大手笔，将我自己最看重的第三章〈胡兰成·其道〉其中的第一节，合计万把字，分三天，一口气登完，还附有六帧照片，简直就是一次小型的《胡兰成专号》。半年多后，人间副刊又邀我一文，专谈胡先生书法，随文登有胡的三张书作。最可志者，是今年年初，广州的新锐报纸《时代周报》，扛着重重政治压力，邀我写了一篇关于胡的五千字长文，他们基于政治防护，策略性地小删了六百字，筋骨丝毫未伤，还附有四帧照片，二月十五日以全版登出，标题是，〈胡兰成的道与艺〉；全文开大门，走大路，直接挑明，正面谈胡。《时代周报》敢冒政治风险，我当然替他们捏一把冷汗，但也着实佩服他们的胆气。
    印刻这次的《胡兰成专号》，自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风险，但还是得需要一些胆气的。才前阵子的事，此专号发行后，据云，某文化界大老，就当着印刻一位要员之面，为此专号，数落了半小时。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话说这期专号，是以胡先生出土的新资料为主，这些资料，早先我均已读过；黎华标的书信录，是可惜我书稿新成，来不及援用，里头可精采呢！至于胡唐的书信往来，《天地之始》则有幸大量引用了。这些新资料中，稍有遗憾的，是冈洁〈日本史上极少数最重要的数学家〉临终前求证于胡先生的论道长信，我曾央人协助翻译，但因故未果，遂成此专号之遗珠。这也是我对不起天文之处。
    《胡兰成专号》一开头，就是倪弘毅访谈录，这篇访谈，有份量。现在上哪儿找这样有深度往来的九十几岁当事者？且还是在中国大陆这么有政治风险的地方谈胡这么「政治不正确」之人呢？这当然是极珍贵的第一手数据。较诸黄天才他那篇根据浮光掠影式的片面接触所写的「揣想录」〈可见去年四月号的印刻〉，其说服力，完全是不可以道里记。三月下旬，我刚在杭州和三焦见了面，我们虽是头次碰面，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三焦向我提起，初访倪弘毅之时，倪老戒惧颇深，是隔了好一会儿，才安下心来，放怀高谈。待文稿初定，他请倪老过目，这时，倪老态度又有转变，再生疑惧，踌躇着他的真话会不会引来政治压力。三焦只好与他详谈再三，极言此文献之重要性，且又是在台湾发表，台湾没有这种政治禁忌的。于是，老先生才鼓起勇气，终于首肯，愿意将这篇访谈录公诸于世。唉！都九十几岁的老者了，记得这么清、说得这么明，还得提心吊胆，才得以面世，实在是难为他。倪老这篇访谈录的份量，让我直接想起了几年前李黎的那篇＜今生春雨·今世青芸＞。李黎在上海亲访九十老者胡青芸，那访谈录写得既深入又亲切，同样是来日绝不可磨灭的重要文献，我在《天地之始》一书，也颇有引用。但是，即便李黎此文是如此份量，据云，有个重量级学者仍明摆着，就是不信！由此可知，偏见之误人，何其深远！知人论事者，可不慎哉？
    这本《胡兰成专号》，我期待许久，也与闻极深。天文帮《天地之始》写序，劈头第一段，「这是第一本正面的、全面的，描述和评论胡兰成的书。」我最关切的则是，接下来的第二本、第三本……呢？而有朝一日，胡先生若能重见天日，我恰好又跑了这么一棒，那么，下一棒呢？我这悬念，也曾向一些年轻朋友多有提过。天可怜见，我虽久等，但并没有太久，就一年，我看到了这本远比早先构想的更丰厚、更沉甸甸的《胡兰成专号》。我住在台东池上乡下，比大部分的人都晚收到这本专号；不瞒您说，这专号真拿到手，我虽然心里明白，也深知不必，但竟然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激动与感慨。
    上个月，王思迅国外出差，给了我一封信，有段话说，「出国前，看了《胡兰成专号》，没收入你的文字，有点遗憾。」思迅因为不知内情，故而有憾；这当然不必。但是，没想到，两个月后，我竟因李黎的这篇文章，弥补了思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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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薇

    一九九四年，台湾王财贵先生发起“儿童读经”运动，时至今日，台湾、大陆、香港以及海外许多地方都有响应，一段时间几乎风靡。
    媒体于此，多有报道，迄今为止，业已形成定论：
    一九九四年，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台湾台中教育大学王财贵教授，振臂一呼，奔走各地，宣讲儿童读经教育，迅速得到台湾社会的高度响应，未几遍布台湾，风行而过，吹遍大陆及海外，读经之声遍地可闻，各种文化教育团体莫不热烈响应。
王财贵教授便是此时代文化回归运动的灵魂人物，他的一句「六字真言」－「小朋友，跟我念」，一语解纷，使得近百年的教育沉痾得以改善，原本使人敬畏的几乎要打入保护圈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简单的方式下，如此轻松简单的就可以学习了。
读经教育，深入浅出，符合人性，整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可谓是西方人匪夷所思，东方人妄自菲薄。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洞见，恐怕不是一般学术研究者所能虚心理解的，因为那是须要有深刻的文化智慧和承担勇气的。
    （海印子：《我对大陆十年读经的回顾》）
    上文所谓“深刻的文化智慧”，综合纸质、网络媒体多种资料，可以概括如下：
十三岁之前是小孩读经最好的时期。任何以前中国读书人，都在13岁之前把所应该读的书全部读完。一些重要的书都放在肚子里面，假如没有这样的教育，这一辈子不要想成为一个所谓的大人才。
    更重要的是通过读经唤醒传统。
    两岸隔绝，陇菲孤陋，一直将此信以为真。而且王财贵行走疾呼，大力提倡，一呼百应，功德无量，也的确令人感佩。
    随着时间推移，两岸之间门户渐开，一些历史文献逐渐为人所知。
    这才知道，王财贵之先几近二十年，早在一九七五年，胡兰成便上书蒋经国，建议恢复经典诵读。有关言说，高屋建瓴，理义澄明。
    胡兰成说：
    要从小学起教以读经书，并实行仪礼。
    又则读经书必要读原文。
　　西洋人至今皆读《旧约》与《新约圣经》，阿拉伯人读《可兰经》，印度人读《四吠陀》与《奥义书》，战前日本人读《古事记》，否则无以为其文明的根底与其民族精神之所以涵养者。此等经书并不因其年代之古而被视为已经时代落伍。惟因此等经书是宗教的，有教堂寺社教读修行，故能普遍于民间。而中国人废了《五经》、《四书》，是把自己的民族精神与文明根据一齐都忘失了。《五经》、《四书》不是宗教的，而是学问的，不在教堂寺社教读，当然要在学校教读。
    读经书亦与学校里今仍在教二千年前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同一个道理。……西洋人无论是科学家或什么家都读《圣经》，我国的大学里无论修哪一科的亦都要修《五经》、《四书》，因为经书是学问的学问，有如万王之王。
    文化人说《五经》、《四书》是时代落伍了，因其是二三千年前的东西。……但说这样话的人都是缺少智慧。绝对的东西是生于古今一切时代的。
    教育的基本意义是要教学生能向着未知。大自然的未知，不能以已有的方法去推知，而惟可以一无依傍地豁然感而知之。《易经》有一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说的这个。中国向来是先生少教，学生多学，乃至小小学童就教之读那不懂意义的经书，都是为要他开向未知，使他自己慢慢的会了，或是将来一旦忽然悟得了。然而现在学校的教法是使学生感而知之的能力萎死。他们遇到了知识的角度与方法略有不合于其所知的，即刻不会。
    又说教小学生读经书，他不懂得意义又何益？但教小孩读经书正不是为教小孩知，而是为教小孩开向未知。小孩面对着未知，只是好情怀，这就是他一生幸喜的根源了。
    现行美国式的教育是违反生理的。人幼时记忆力强，理解力尚未，今不教之记忆民族传统的好语好事，而教之理解。及到了中学以上的年龄则理解力开始发达，今却要他记忆种种考试题详解与课堂笔记。中国旧时教小孩读经书，正是善用其记忆力，现在虽然不懂意义，后来他的人生里慢慢会懂起来，这纔是真知。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说：儿童自二岁至十一岁左右，经历了一个从“前运演”到“具体运演”再到“形式运演”的生理、心理发育成熟历程。
    除了王财贵从瑞士皮亚杰那里来的“十三岁之前”这样一个经验、科学数据外，无论是读经理由（“文明精神之所以涵养”）、教育本质（“要教学生能向着未知”）、学习方法（“善用其记忆力”）、诵习场所（“要在学校教读”），胡兰成都有胜义。
    尤其是“又说教小学生读经书，他不懂得意义又何益？但教小孩读经书正不是为教小孩知，而是为教小孩开向未知。小孩面对着未知，只是好情怀，这就是他一生幸喜的根源了。”比起王财贵“让孩子通过读经学到立身处世、做人做事的道理”之说，更富深意而令人起思。

                                         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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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兰成的话，是“莫名的大志”，或曰“无名目的大志”、“未有名目的大志”、“没有名目的大志”。
    兰成说：“没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大志，没有名目的大事才真是大事。”（《山河岁月》）
    兰成说：《诗经》中的“兴是未有名目的大志，可比天地之初，什么都尚未开头，什么都要做可以做得，心里怀着满满的高兴，对什么东西都有感激，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曹操的乐府，结句都是：‘幸甚至哉，歌以言志。’”（《革命要诗与学问》）
    大志而未有名目，其志便如气如水，弥漫川流而无拘无束。老子说：“上善若水。”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兰成所说的莫名大志，如气如水，随处赋形、随时赋形。
    《胡兰成致唐君毅书》第二通（1950年10月1日）说：中国人“随便而有其极不苟且处。”又说孙中山“像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而他又绝对的不苟且。”（《山河岁月》）
    兰成所谓的“随便”、“无可无不可”，正可解说“莫名”，兰成所谓的“极不苟且处”、“绝对的不苟且”，正可解说“大志”。莫名大志，正是“随便而极不苟且”，正是“无可无不可，而又绝对的不苟且”。中国人因此，“有随和而无迁就”。（《今生今世》）“有随和”，是参透了大化流行之机，随机应理。“无迁就”，是参透了大化流行之理，以理应机。
    《胡兰成致唐君毅书》第三十五通（1950年10月1日）又说：“人世自有大本，超越古今，超越成败。”
    此超越古今，超越成败的大本，即是莫名的大志。
    有此超越古今、超越成败的大志大本，“志气心意有余裕”，（《建国新书》）便不会被世俗浸染、被时局左右、被舆论动摇、被得失困惑。
    有此超越古今、超越成败的大志大本，“志气心意有余裕”，便会随遇而安而不自暴自弃、与时迁徙而现世安稳、时时处在死生成败边沿而时时兴致轰轰。
    有此超越古今、超越成败的大志大本，便会有无风也起浪无事处也惹是生非的能耐，有劳而无功孜孜不倦的兴致，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勇气，有一波灭处一波生的浩渺无垠。
    “‘长安少年无远图’，这里的气概是自有大信，几乎要飞扬跋扈了。”（《今生今世》）
    有此莫名大志，兰成一生“日日是好日”。但此所谓“日日是好日”，“不是已经没有了火气的人过的纳福的日子，而是天天都在于死生成败的出边出沿”。（《禅是一枝花》）
    兰成一生，喜乐而险绝，险绝而喜乐。
    兰成一生，“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文心雕龙》），“暇逸于篇章，从容于文讽。”（梁简文帝《与刘孝绰书》）“迹绝云气，意负青天”，（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余裕潇洒、历险不惊，而且总想有所叛逆。
    兰成曾说：“世上人家唯是深稳，但是亦要有像霍去病樊梨花林黛玉这样不宜室家，看来离经叛道的人，才深稳里还有风光泼辣。”“原来人世的吉祥安稳，倒是因为每每被打破，所以才如天地未济，而不是一件既成的艺术品。”兰成是“如此的生在天道悠悠里。”（《今生今世》，以下兰成行状皆出自于此。）
    兰成不止一次把自己称作“荡子”、“游冶郎”，还说“我也许像孙悟空”。兰成不仅像孙悟空的“遨游无事”，而且如陈璧君所说：“时时要造反。”
    自称为荡子、游冶郎、孙悟空的兰成于孔孟黄老之间游刃有余，但其倾心，是在黄老。黄老之徒，超绝独步，放浪形骸，任侠使气。兰成《今生今世》有关上海滩白相人的文字，是《史记》之后新时代的《游侠列传》。兰成为上海滩白相人立传，是要为新中华新世界留存一份黄老“动不动又顽皮”的精灵生气，引出一道黄老不腐不败的高山流水。
    兰成说：“白相人只是不作逆伦之事，不作欺侮孤儿寡妇之事，此外只要心思好，做什么都无碍，他做的有些坏事只是等于调皮。”“是非分明，而亦可以相忘。是非分明是人世有限的面，是非相忘则是无限的面，人世有限而亦无限。白相人是无恶不作，众善奉行。”好一个“无恶不作，众善奉行”！“有他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一种兴发之气。”（《今生今世》）
    这种任侠使气的白相人,是卢梭所说“我即使不比别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别人不同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任侠使气的白相人，是“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的个人主义者。每当新旧交替的时代，每有英雄辈出的革命，总会有这种总想叛逆的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是旧时代的抗议者，新时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时代的和谐中融解，却不是什么纪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灭的。”尤其重要的是：有了“混混日子”的他们，“人民才不至于被骗光，使得英雄们作恶‘没有法子’作得彻底。”（《评张爱玲》）
    兰成本人，就是这样任侠使气的白相人，就是这样没有被纪律或克制自己消灭的个人主义者。
    1910年，兰成进入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便因学潮离校。从此浪迹江湖，无一时安生。
    1923年，在杭州蕙兰教会中学读四年级。将近毕业，时任校刊英文总编辑。因据理力争发表一篇有关教会名誉的文章，先得校刊顾问校务主任方同源默许，后又遭其责骂，不服，遂被开除。
    1926年3月，任杭州邮政局邮务生，这里一个月工资相当于兰成原先任胡村小学教员时一年的工资，而且是铁饭碗。起先，兰成曾给一中国人收集的邮票加盖邮戳遭巡长批评，后遵照规定拒绝给一英国妇人收集的邮票加盖邮戳，巡长却出尔反尔要他加盖，兰成不从，巡长只好夺过邮戳给那英国妇人加盖，因此过节，仅工作三个月即被开除。
    1927年去北京，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每天工作两小时，“余外就偶或去旁听”。在燕大，兰成参加了国民党，“却不知到底是国民党抑或共产党”。他所在的小组头目卿汝楫，是李大钊等六人被张学霖捕杀后唯一幸存的第七位北京中共委员。兰成在燕大仅一年，北伐前锋渡过长江后，即辍学南归。
    1932年进广西省一中任教，1933年为打赌使气，无缘无故突如其来放胆亲吻女同事李文源，舆论大哗，遂被解聘。
    1936年两广兵谏中央抗日，兰成参与其中。尽管他已撰文表明立场：“发动抗日战争，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兵变罢后，仍被桂林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监禁三十三天。写信给白崇禧之后，才得释放。
    1939年任汪氏《中华日报》主笔，后又调任香港《南华日报》总主笔。尽管汪精卫对他恩宠有加，但兰成自知“（重庆、南京、延安）三个政府皆于我有合有不合，到底不能勉强。”1940年即请辞，从此不再做汪氏代言人，并独立创办《国民新闻》。因在《国民新闻》发表社论批评周佛海与日本签订经济协定丧权辱国致使周佛海不得不辞职，而被免去汪氏政权宣传部次长职务。
    1942年被任命为汪氏行政院法制局长，一年之后，因其碍手碍脚，法制局遂被取消。
    1943年因不赞成汪精卫欲对英美宣战的政见，又发表《日本必败，南京政府必亡》的论文，被汪氏下令逮捕。出人意料的是，兰成反而因此大噪名声于日本。被捕之后，日译此文的日本军人池田笃纪不惜舍命营救，最终因日本军政势力的介入而获释放，死里逃生。难怪兰成要：“半柱香谢池田笃纪，最早是他使我看见汉唐文明皆是今天。”
    1944年底，前往武汉，接管《大楚报》。企图于此二次大战即将结束的关头，组织独立于重庆南京延安的政治军事力量以谋将来，但因形势急转直下而未果。
    抗战胜利之后，拒绝重庆延安的招致，隐匿亡命，潜入香港后恢复本名,最终非法密航扮成水手入境日本。
    1974年赴台湾，任华岗文化学院教授，遭卫道文人攻击曰：“汉奸胡兰成回日本去！”1975年10月即被迫离职。
    1976年重返日本，1981年于日本福生市终其一生。
    于此一生险绝喜乐之中，兰成“在众不失其寡”，（颜延之《陶徵士诔》）独立不倚无拘无束，游刃有余于东洋西洋之际，贯通出入于孔孟黄老之间，平视汪蒋毛日美俄，直道行于合纵连横，心意有余笔耕不已，政论随笔以及文学华学之作一一命世。
    1991年《胡兰成全集》九卷本，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
    兰成之志，成耶？我看还是个未成。因何出此说？大志莫名无限。成了，就不是莫名大志。自比孙悟空的兰成，到了也没有终成正果，到了也没有被西方净土的如来封为“斗战胜佛”，还是那个大闹天宫的猴子。这不是他的悲剧，而是他的天命。
    兰成莫名大志，莫名而有所指。其所指向，是与西学佛学鼎立的华学，是新时代中国世界的新文明。
    西洋文明，已是夕阳文明。其物质主义产国主义之弊，日益恶化而无可救药。其根源，在于西洋的无明。
    兰成曾说：“哲学有本体论、认识论与实践论。本体论原是天地开辟说，认识论原是悟，实践论原是修行。”但是，“西洋哲学的本体论不知无，认识论没有悟，实践论没有修行。”（《革命要诗与学问》）
    因此，兰成处处宣扬知无见机的中国文明，时时彰显格物致知的中国智慧，事事赞誉感通天下的中国灵性，终身礼赞王道明德的中国礼乐。
兰成心中“通于天人之际”的天人关系，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天人合一”，而是“天人交感”。（《建国新书》）
    “天人虽然可以合一，同时却还有个天人相戏逐的理。”（《今生今世》）人之知行，“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有时可以走在天的前头，直接从大自然的法则来做起发明，如数学、音乐、轮、与文字的发明，就是越过了天的。在这样的场合，是天亦跟了来，变得天来听从你。”不过，“有时候亦要依从天”。（《革命要诗与学问》）
    兰成心中之革命，“处处都是生死成败之机，连是非善恶亦都是疑问”。
    兰成心中之革命，是有人道的精神。中国人讲天地人三才，“有了人的因素，遂一切不可逆转的亦皆是可以逆转的了”。（《革命要诗与学问》）所以《易经》才说：“困，君子以遂志。”“动于险中，大亨贞”。
    人道，无非尽性尽命。但是，尽性尽命也未必就能完全知天。“人要小心一脚踏空了。踏空了也能一笑吗？这才是历史”。（《革命要诗与学问》）人，即是如此游戏于天人之际。
    中国人的修行，有与造化小儿相嬉戏的风情。兰成所谓的革命就是这样的无成无败，有趣好玩。
    兰成心中之天道“报应不爽”又“幽微难知”。兰成说：“这将信将疑才真是历史的大信。”
    因此，兰成才说：“历史是有大信，而眼前的天下事随时皆在可成可败的临界。英雄豪杰自有立志，但他所做的事与他所过的日子一直都在七花八裂丧失性命的边沿”。但是，“你要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自己也喜欢如此。”（《革命要诗与学问》）兰成的莫名大志，即是如此。
    士，志在天下。兰成的莫名大志，皆指向此建立历史大信的华学，皆指向重建中国与世界的文明。
    时人好说国学，其实国中之学杂芜繁多。兰成独标华学，有别于其它国中之学，而与西学佛学鼎立。
    “今年花发去年枝”。（《中国的礼乐风景》）兰成晚年，一心建立此渊渊有自源源不竭之华学。
    兰成所要建立的华学，与现今显学迥然不同。
    兰成所要建立的华学，“直诉于自然界”，如俗语所说“是通于天了”。（《建国新书》）
    兰成说：“如今学校里教习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与自然界相对应，人文科学的方法不能与世界文明史的事实相对应，这个缺陷再没有像今天的暴露无遗了。但是这里的问题太重大。要学者反省，是在他们的能力之上。”“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弄得不好，他们辛苦作得的学位论文，连同他们的观念思考方法，乃至用语，都非要来一次根本翻造不可，这是要他们的命了。” （《建国新书》）
    兰成说：“中国的革命是革天命，是一代人的新的格物致知。”（《今生今世》）
    兰成“既无学历，亦无同学援引，且至今学无师承”，（《今生今世》）却要革此天命，却要“新民”，（《大学》）却要倡导新一代人的新的格物致知。
    这真是“莫名的大志”！
    兰成之于华学，一开始“穷思极虑了亦不能打开，结果完全绝了望，自此惟是冥漠中一念不泯，如究极的自然的息绵绵若存，但时候一到，忽然自己亦不知因何而感，问题的答案的法姿显现了。”（《革命要诗与学问》）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晚年遂有大著连连。
    兰成著作，为后人树立华表，华学有望建立，有望风靡。
    即使华学建立，即使华学风靡，也还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浩浩古今，永远向着未知。”（《革命要诗与学问》）
    “历史永无终结，（法兰西斯•福山有《历史的终结》一书）现实亘古未济。（《易经》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为‘未济’）‘机里藏机，变外生变。’（《菜根谭》）会会相因，遇遇有缘。未然，未然，辟翕捭阖，恒动不息。未然，未然，生成劫毁，往复循环。未然，未然，无穷劫数，无尽天演。未然，未然，风险四伏，生机无限。”（陇菲未刊稿《文经》）
    兰成所说之中国人的莫名大志无可限量。莫名大志，弥漫六合，充斥天地。莫名大志，是宇宙之息，是大化之运。莫名大志，永不止其运演，永不止其前行。
    兰成所说之中国人的莫名大志真像孔子杜甫所说，如斯夫所逝而不废万古其流。

2009年5月 8 日兰州始撰
5月10日上海继续
6月 4 日兰州初稿
时在凌晨零点
6月19日兰州二稿
6月23日兰州三稿
7月 7 日兰州四稿
7月18日兰州五稿
8月16日兰州增补
2010年3月10日兰州校订
已载台北《印刻文学生活志》
2010年4月（第陆卷第捌期）
《胡兰成专号》第149-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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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兰成

    基督说：“人子没有栖身的地方。”
    木心有言：“先知在故乡不受欢迎，先知在家中没有床位。”（《素履之往》）
    朱天文则引文形容兰成（“兰成”一称呼，近于狎，我对敬仰之人，无论再敬再仰，皆不会亲之太甚，太近了容易看不清，反而会浊，还是有一种时时刻刻的生分比较好，唱戏讲“戏要常带三分生”，亦如是）：“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优昙波罗之书》）
    尽皆起谤的兰成，在海峡两岸都不受欢迎，“累累若丧家之犬”。而他自己却说：“我在那人世亦好像那燕子。”“不借你家盐，不借你家醋，只借你家高楼大屋住一住。”（《今生今世》）亏得他总有处借住。“世密天网疏，圣贤生其隙”。（《闲愁万种》）为世所不容的兰成，幸得天佑。
    奇人兰成及其欲建之华学，占时代节气之先。“夫璿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颜延之《陶徵士诔》）奇人兰成，乃是一个绝对。对于绝对，“枉尺直寻不可”。“绝对的东西，是对之没有意见。它只是这样的。”（《建国新书》）
    我观兰成，不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也不站在文学家的立场，而是以同情的眼光审视其行、其情、其思、其志，以接近其人之绝对。
    自2006年始，读兰成已近三年。此次写《我观兰成》，再次通读手头所有胡著。套用兰成《今生今世》读《苏诗总案》的话：这回“才算看见了胡兰成的人，一字一句我都读到了心里去。”
    以下《兰成之行》、《兰成之情》、《兰成之思》、《兰成之志》四则读书笔记，便是我对兰成其人的观察，也是对其文章“引发心思的特殊魅力”的礼赞（保田与重郎《胡兰成〈建国新书〉序》）。其中，有意不论兰成之文。兰成刚柔兼备洋洋洒洒之文，是无论喜恶其人者，都不能不说好。然而，真正说中兰成文章妙处的文字，尚未得见。

兰成之思

    兰成有诗云：“鲲鹏变化皆儿戏，唯有苍生不可贱。人间私语，天闻如雷。匹夫匹妇之心事，使我怫郁情萦回。”好一个“唯有苍生不可贱”！好一个“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民不可贱，天不可欺。兰成可谓得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真传。有此真传，“英雄与一代凡人皆为知己”，（兰成墨宝语）才能于人间私语处听闻惊雷！
    兰成又有诗云：“人事历然天道疑，英雄无赖有真姿。女子关系天下计，渔樵闲话是史思”。兰成说：“没有渔樵闲话里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写大文学的。”（《中国文学史话》）
常有人以文学家论兰成，但兰成绝非一般意义的文学家，而是作礼乐政治这门大学问的天下之士。“中国之士向来是志在天下。”（《山河岁月》）兰成作为知己于民间应机于现前的天下之士，其所运思，无不关切族运民运。
    “文章必归于经国。”（《革命要诗与学问》）兰成说：“中国文学，遍在于非文学处。”兰成从不以文学家自居。他曾明言：“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留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又说：“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书者。” （《闲愁万种》）（胡兰成并非职业的文学家、文艺家、学问家，所以其文学、其文艺、其学问能远胜职业的文学家、文艺家、学问家，言职业二字者，绝对开不出新的局面来，大志在四方，何以如今的人只想谋份好职业，找个好饭碗？何以只想做个编辑、记者、小说家、诗人？刘邦当日何曾想做个职业的皇帝？张良何曾想做个职业的国师？言职业者，当头来就先败落了。“文章小道，壮夫不为”，胡兰成念兹在兹的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江山大业，文章在他，只是人生的副产品而已，他是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这副产品的格局亦大。）
    从一开始，兰成就不是所谓的“纯文学家”。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对胡兰成的欣赏，便始于其论中国手工业以及分析当时关税数字的文字。
    “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兰成文字，是为已经无华的中华酝酿惊蛰春分的节气。孙中山说要“唤起民众”，兰成“是要以文章为风为兴”。（《禅是一枝花》）
    （这便是春日中那万里山川的一股风，风过了，漫山遍野的花便开了）
    兰成后期的《建国新书》，秉承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志，展现中国礼乐风景的摇曳新姿，“如悬崖的花枝，向风试探。”（《禅是一枝花》）
    兰成说：“历史的主题今是如何对应物质世界的浩劫的迫来”。“我们要为这时代提出新理想，如何重新建立中国的与世界的文明”。（《革命要诗与学问》）
    兰成曾说：“而今是产国主义的唯物社会，人回到动物身了，年轻时是不觉得，年老了就只落得一场无趣，今所见的世景是如此，我怎能不感到切身，我又怎能高高在上。”（美国的资本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他皆不满，言之追求的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经济的动物，到最后人的思想都被物质化了，他提倡以手工业为主，以机器产业为辅，而不是以人来迁就产业，即是要实现产业革新，恢复人的德性，使人活得像个人，与天地并为三才。）
    兰成又说：“我不要个人的修行，我是要一个民族的修行，我要大家都有自觉，要成仙就与鸡犬也一道白日飞升。”（《闲愁万种》）兰成所谓的“修行”，是要以“非功利的知性世界”作为“功利的世界”之“活命的泉水与空气”。（《建国新书》）
    兰成主张的革命，有诗与学问的情理，有民间气运的深蕴，是全民族和全人类修行成仙的太上功德。
    兰成主张的革命“是要培养人性，不是培养兽性。”兰成说：“经济的现状不过是革命的条件，而革命的底子却必须是文艺复兴。”（而中国五千年历史，改朝换代，江山易手，革命不知道革了多少次，但是思想革命还没有一次，不过要算的话，也算有一次，1949年之后的大运动、大洗脑、大破坏，确是颠覆性的思想革命，把中国历史上自然累积形成的文化生活传统、思想文化基础全部革掉了，不过却不是往好的方面革，有人说：“如果你要想看100年前的中国人怎么生活，那么你去海外找找看；如果你想看50年前的中国人怎么生活，那么你去港台找找看；如果你想看现在的中国人怎么生活，那么你就去大陆看好了。”诚如斯言，现在的中国人没有根了，一堆又一堆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浮游植物。）
    “我相信中国的革命可以平易近人情；革命本该是这样的。”“所以我很看重中国的传统文明，希望能有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感情的贫困》）
    兰成所说的“文艺复兴”，是建立与西学佛学鼎立的华学。其所谓华学，是理论化学问化的“中国文明的礼乐之学”。（《革命要诗与学问》）
    “政治是礼乐，乐是感应大自然的阴阳消息，礼是生于其变化之姿。”（《建国新书》）兰成所谓“中国文明的礼乐之学”，是通于天人之际的学问。
    兰成以为，中国“上自天子，下而民间，都不知而知的，有个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提到天道消息这句话，普通人也晓得玩味寻思。”
    兰成以为，中国没有西洋人所说的宗教与哲学,并不是什么缺陷，而是“因为不需要”。（《建国新书》）中国虽然没有哲学与宗教，却有一个天地人相通的道理。
    兰成说：“虽然敬畏现世，而亦仍要讲道理。世界上唯中国民间才有的千人抬不动的一个理字。”（《今生今世》）“中国人说的一个理字是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而来。”“中国文明的这个理字，其止即是秩序，其动即是天道。”（《闲愁万种》）兰成所谓的“这个理字”，这个“秩序”与“天道”，皆有《易经》太极阴阳之义。
    陇菲《人文进化学》（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以及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World Futures —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  1990）、《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哲学研究》1992）等，基于中国古典，立于当代科学哲学前沿发论，曾经提出一个“正反馈自生与负反馈自稳往复循环的一般进化模型”，并以此揭示太极阴阳之“反馈循环”、“法轮常转”的内涵。
    （正反馈、负反馈、模型、循环，此名词皆为舶来品，听起来名头大，实际无太大意义，在中国会水土不服，还是不碰为妙，哲学科学等亦是欧美的学术路子生产出来的。）
    陇菲《大化流行之理》，则进一步说明：“超循环的大太极往复循环，具有中国道家式古典哲学所谓‘太极无极’的性质。”（《国学论衡》 2004）
    2008年底，读到兰成《革命要诗与学问》如下文字：“数学、音乐、轮、与文字的发明，就是越过了天的。”不由拍案叫绝，心中大喜：“兰成与陇菲心有戚戚焉！”因之兴起，不能自已，遂著《轮》文，解说阴阳循环的无极太极之理。此中所论，虽然基于先前撰著《人文进化学》、《大化流行之理》、《文经》（未刊稿）的思路，却与兰成之说相符合契。
    《轮》曰：“太阳东升西落，月亮阴晴圆缺，四季冬去春来，生命呼吸吐纳，江河湖海之水升腾降落，于不可逆的时间中，宇宙万物，生成劫毁、兴盛衰亡、循环往复、天道好还，皆是无极之太极。”
    又曰：“中国人，于时间川流中，体悟太极之无极，故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之期，故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理。有此之期，有此之理，中国人遂生大志，遂发宏愿。此大志宏愿，标高立远，引人前行。”兰成对中国人，就有如此信心。
    兰成自语：“天才者一艺易致，但是大道难闻。”（《今日何日兮》、《中国的礼乐风景》）
    兰成之思，专注闻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兰成之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
    这是老庄孔孟和太史公一班中国圣贤共通品格。有此品格，遂为大家。无此品格，终不成器。
    兰成之思，精进不已。到了晚年，又生发出簇新局面。
    兰成之思，有华夷之辨。但其所思，却并无华夷轩轾。正如兰成所说：“清末以来的变动，皆由接触现代西洋而起，到得今天，应已能知己知彼，若有风光，还要彼此相忘。如此心意有余，如此做到有征无战，而化被天下，则虽与西洋亦可笑语晏晏。”（《山河岁月》）
    如兰成所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所接受的新知识，不过是“西洋十九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史学知识。”“至今思想斗来斗去，敌我的基础知识还是共同的，皆不出五四时代的科学观及史学观。”（《革命要诗与学问》）与兰成讽刺的“不用功”的“北大的先生们”不同，兰成则与时俱进。
    兰成说：“现在我们是以今世纪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的知识的新鲜，自来做出我们的结论，即是把《易经》以来我们原已悟得的宇宙观来作一次新的说明。我们不要西洋人对于这些新知识的结论。”（《中国文学史话》）
    兰成以为，“《易经》的用语可比古代希腊的关于数学与物理学的用语，今日一点也不减其新鲜。”（《建国新书》）因此，凡西方人后来以“混沌”（chaos）、“复杂”（complex）、“非线性”（non-linear）命名的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的种种知识的新鲜，兰成均以《易经》阴阳变化之机统摄之。比起西洋的说法，兰成的大自然五基本法则和机论，多了一份究底的澄明，多了一份自然的亲近，多了一份活泼的生姿，多了一份汉语的韵致。
    尤其令人叹服的是：兰成不拘成说，对由“红移”现象推论而来的所谓“宇宙膨胀说”大胆质疑，而且提出新的更加合理的假说。“我们的银河和远处的银河，如果一个是左转，另一个是右转，则将见是所观测的对方的银河远离如飞而去，到得望不见了，以为宇宙在不断膨胀中。其实那银河是在自转，只是转回来要在多少亿年之后。宇宙不是在膨胀，而是在循环。”（《革命要诗与学问》）（胡兰成是以周易和禅的东西在揣度现代科学，而现代科学也确实有与此相谙和的地方，爱因斯坦的很多成就岂不也是感觉出来的？我有时候想，理性的东西发展到最高处，大概会猛地转一个弯转到感性的一面去了，所以两者有相通相知的一面，正如阴与阳、阴间与阳世的相通之处，都存在一个临界点的状态。）
    我不懂宇宙天文学，但对“宇宙膨胀说”一直持怀疑态度：如此“膨胀”，何时是了，哪里是头？难不成最后来一个总的“塌缩”，又来新的一轮“膨胀”？两相比较，兰成新的妙解假说，似乎更为合理，而且优美简洁。兰成假说如能证实，说不定会生出现代物理学的簇新局面。
    唯可叹惜的是：兰成虽然已经从“弹筝的仕手与连手”，“忽而主从顺行，忽而主从易位，仕手权充连手，连手做了仕手，而接着又翻回来，真是变化多极了，”悟到“弹筝的仕手与连手的比喻，可以说明中国文明的动的方面的诸题目”。（《革命要诗与学问》）但当代“正反馈自生与负反馈自稳之超循环”理论（recycle of positive feedback auto-generation-negative feedback auto-stabilization），一直未能进入其视野，兰成于此有关阴阳反动的关键之处难做发挥。陇菲《人文进化学》、《大化流行之理》、《文经》（未刊稿）等所论，正可补兰成不足。
    兰成之“弹筝的仕手与连手”的比喻所说，乃是无极之太极的往复循环。
    陇菲未刊稿《文经》（1993始撰）解说此“无极之太极的往复循环”曰：“太阳太阴、乾元坤元、变易不易、抱阳负阴、恒动守静、行健厚载、资始资生、开来藏往、道生德蓄、开物成物、开阖辟翕、正反馈自生负反馈自稳，互为其根，互为其本，循环往复，反馈互动，此正所谓‘太极而无极’，此正所谓‘太极循环’。所谓太极循环者，乃有别于线性因果思维之圆形反馈思维。所谓‘无极’，乃是太极之轮的圆转。”
    陇菲之《轮》，于此“太极之轮的圆转”又有发挥：“老子《道德经》说：‘三十幅为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方以智《东西均》说：‘万古所师之师惟有轮尊。’兰成《建国新书》也说：‘轮惟一点着地，其余部分皆空无所依，非妙解空义者不能发明轮。’《心经》有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无为有以空为色之轮，是上古人伟大发明。轮是旋转的圆，圆是轮转的象。轮的旋转，周而复始。轮的轨迹，渐行渐远。以空为色之轮，实乃《易经》所谓无极之太极。圆转无极，周而复始，轮有其不易。太极圆转，渐行渐远，轮有其变易。轮之本身，又如此简易。此不易、变易、简易，正是易之三义。轮的不易，象征太极无极长宙广宇的永恒。轮的变易，象征太极行运大道流行的不息。不易、变易，是宇宙的明德。轮的简易，是人心智的光明。这是明德之明。轮，是与西学佛学鼎立之中国华学最高理念 —— 明明德的绝好象征。”兰成所要建立的华学，就有如此高明。
    兰成之思，跌宕自喜，汪洋恣肆，风日洒然。
    兰成之思，是法言与巽言并重，切题与似不切题相应，每每有“生自这一刻的知慧的风光”。（《革命要诗与学问》）欲论兰成文字，不能仅从文学着眼，入手处可能正在于此。
有人说胡兰成是“文妖”，说他的文章有一股“邪气”、“怪腔”。他们哪里知道，自称“妖仙”的兰成，业已成精、成佛、成圣。兰成的“邪气”、“怪腔”，乃是清祓法言的罡风。若要“去宋儒以来所加于其上的迂腐之气”，若要去五四以来西洋无明的种种虚妄言说，不仅要“再建六经的法言，而且要能巽言，使山河大地风吹花开皆是革命的言语。” （《革命要诗与学问》）（胡兰成倒也并非成精、成佛、成圣，只是他自有道，在言语文字上又开了新花样，他倒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体家，如鲁迅，如周作人，如张爱玲，一看便知这是他笔下之文。）
    兰成曾说：“释迦作词句，必使无余义漏义，此即法言，或曰正言。”（《与唐君毅书》第三十六通，1953年8月22日）
    兰成法言，重在自理（自明自证之理），故远离一切争讼，干净具足，推移无碍，大顺大畅，不可移易。
    兰成晚年之思，基于中国古典，立于当代科学哲学前沿发论。其《大自然五基本法则》、《机论》，于大化流行之几，于大化流行之机，于大化流行之死生成败劫毁造化、“阴阳变化生生之先端”（《禅是一枝花》），有极深体认。
    兰成以《易经》阴阳翕辟之论为据，演绎“宇宙意志法则”（或曰“宇宙之息开开阖阖之间产生物质的法则”）以及“阴阳变化法则”、“时空统一法则”、“连续非连续法则”(或曰“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循环法则”。其所演绎，重点在《易经》之几，《易经》之“机”。
    （胡兰成晚年的文章，从文笔上来说，有一点受了科学和哲学的害，没有先前那么干净性情了，也没有那么直逼人心，别人是因言害义，他倒是因义害言；从境界上来说，倒是可能更精进超脱了，建立了他的学说和体系，形成了他独有的一套“胡学观”。）
    以陇菲心得，兰成所谓“几”，兰成所谓“机”，乃是大化流行的锁钥所在，乃是中国华学的着重所在。
    宇宙之息，阴阳盈虚，隐机现，因缘会，万物创生。宇宙万物，各居其位，位自正，运不息，时空不二。宇宙之运，生生流转，时连续，时断绝，飞跃再生。
    “临危制节，中险腾机。”（鲍照《飞白书势铭》）劫火熊熊，大千俱坏，正是创生机缘。天地成毁，要于杀机见生机，于坏灭酝再造。“危险是永生的新鲜”。（《禅是一枝花》）“成毁是一体之机”。《革命要诗与学问》）“因为步步有劫，所以是天道惊险，生命时刻都是新鲜。”（《今日何日兮》）这才是兰成“机论”要旨。正所谓：“马蹄踏杀天下人，蛾眉一笑国便倾。禅语不仁诗语险，日月长新花长生”。（《闲愁万种?戊申深秋有感》）
    西洋人的上帝不掷骰子，中国人言神“即在于未知”。（《革命要诗与学问》）
    “阴阳不测谓之神。”“神是在于万物万事变化之妙机”。“神遍在于万物成象成形的生生之机”。“中国文明是人与天地为三才，人参与天地的造化，在行为与造形里感于变化之妙机”。（《革命要诗与学问》）
     几者，机也。机者，几也。《周易》说：“几者，去无入有。”庄子说：“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列子?天瑞?张湛注》说：“机者，群有之始。”《大学章句集注》说：“机，发动所由也。”“朱子曰：几者，动之微。”（《近思录集注》）方以智说：“几者，微也，危也。权之始也，变之端也。”（《东西均》）熊十力说：“事物之端，只是微动而已，故谓之几。”（《体用论》）
    “圣人极深而研几。”（《周易》）中国圣哲，中国华学，是于大化流行玄机处用功，是于天地运演锁钥处入手。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中国圣哲的着重，不是质测而是通几。“这个几字真是汉文明的独创”。（胡兰成《建国新书》）
    有此几字独创，有此机字独创，中国人的世界一派生机。天有机密，道有机要，物有机能，事有机制，国有机务，军有机动，处处有机枢，每每逢机关，时有机会，境有机缘，行有机遇，人有机心，思有机智，脑有机灵，遇事有机谋，处置有机巧，临凶有机警，遇变有机敏，造形有机械，运转有机具,谈吐有机锋，文章有机杼。中国人待机而行，伺机而动，见机行事，相机权变。西洋人诟病机会主义，中国人参透天道机密，娴熟大化机要，且能权衡机宜，忘机无为，以不至于“机关算尽太聪明”。
    《易经》有言：“知几其神乎？”阴阳变化之际，时时生机，处处机在。与西洋原子论、进化论不同，兰成华学之大自然五基本法则、机论，是论天地成毁、死去活来、历劫常新、生生不已的运演。宇宙万事万物，其因果与非因果、前定与非前定、条件与非条件、规律与非规律、线性与非线性、封闭与非封闭、连续与非连续的命运，处处出边出沿，时时新鲜活泼。兰成心中的宇宙、兰成心中的世界，“源源不竭，活活跃跃，变动不居，健健进进”（熊十力《体用论?存斋随笔》）静中生动，无中生有，将起未起，将发未发，方非方是，方是方非，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永远有天幸的惊喜，永远是天地之始，永远在混沌初开，永远处于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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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陋巷陋室亦可以安住下来，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胡兰成的名言。
    他懂得欣赏所有人的优点又不执不占，并不以共情为异，
    被王孝廉先生形容为「千年的狐狸化作白衣秀士，手持纸伞，衣袂飘飘地走在人群之中，多情的女子所陶醉的是白衣秀士过人的才华和洒然的风度，而白衣秀士眼中所见的女子，则是如何以女子的鲜血供养自己的狐身。」他不知李白那句诗，「永结无情契」。
    我对八字并没太用心， 是年纪大了。 命理是我的至好， 但是三十年来也没用心看过很多书， 越看越发现人生变易全在八字之外， 所以我最近几乎把从前花心血收藏的命书丢给别人了。 加上看多了， 世故一点， 觉得品谈别人的命不容易。
    清代的命理学家任铁樵的名著滴天髓阐微， 算是历代论人的个性最为入理的， 不过也只能在字面上做做文章。 用来谈人性品格， 最多也是皮相而己。
    所以江湖上的人 (包括我自己 )论命鲜少谈个性之类的问题。所谓命，不再乎性情这些事。不信，去菜场问贩夫走卒。
    关于胡兰成先生的八字，我最基本的只能表示这朱天文所记的生日应当没错。我加上生时，只供参考。也许登在网上马上会引起其它意见，如有人想争辨，请留步。
    关于以小事大一句话，我本意无关乎供养。本来夫妻之事就不关供养。胡先生是否需周济，相信不会放在他们二个人的心中。这也可以看出另一事，看张爱玲自传，总令人觉得她计较钱，其实她是不得不计较。可是当年拿钱给胡，几乎也没放在她眼里。照命理来看，胡先生在过了1955年以后 (大略)行金运，不但不缺钱，如果有心，他可能是会发财的。
    以八字论，张爱玲命是从革，金旺，较近游侠的性格。(哈哈这点没学八字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更不可能同意)，胡是柔肠之士，因为金从木，令她一路没走财运，实在是很悲哀。
    月旦古人原是不易，而谈论文人更是困难，因为文人会用文字写自己的一面，会令后人更无法去捕风捉影。我说吴四宝事因为早年看的书忘了差不多了，所以我不想再多说。我谈到捉放曹，也许最多要说的就是胡所活的时代，可以比拟三国。至于他是陈宫或孟德，都有可能。但是胡懂得全身而退，没有被老毛骗回去杀掉，又可算是有张良之智慧。其它咱就不去多说了。
    你说到胡广交天下朋友，我想是因为他八字辛命，生在丙午，有官来合。不过我不会把他和史记中的游侠放在一起。他八字丙午桃花命格中本不多见。又是好的桃花，又是合。 这点要会八字的人才可以理会。 基本上他是和善人。 尚不至于有反叛性，而是生不逢辰而己。他八字是辛生在寅月，是正财格，不是大手笔的人。但是和是邪，可以去谈，但仍然是个合乎传统的人，而张是和大陆的四五人士走同一路的，对中国文化全是反过来看，包括家庭，艺术，和过去中共同路人相同。他对京剧几乎是卑视的，其实她的文字和人性的描写全在雕啄，而胡的文章思想并非刻意去仰合传统。他论中华文化的文字，至少读来没有香港那些新儒家，比如唐君毅那些哲学家乏味，因为他较少用哲学去谈文化。(中国文化原来就没有哲学)。我真相信他和张爱玲同时亡命天涯，张比较是为了生活，而他多少是不想和新文化的中国人同存。他的反叛性是多少是自己说出来的。张对父母的反叛性以后居然也被写成电影了。
    一个人用钱方法和疾病有关，二个都死在心病。接近梗塞。张的八字近乎悭吝，而胡则较不计较。所以两个人虽然都是心脏病故，死时的情形大大不同。
    一个木火相通， 是正常一点，而且自在，而张是八字无火调理金木之相抗，甚至成了病态，两个人为人不可同日而言。
    至少胡是通情理的人。写到这里，我再强调，初看他八字，我真是很惊讶，因为两人八字是少见的合。(张爱玲八字也是辛金日生的，是辛卯日乙酉月庚申年戊寅年死在乙亥日乙酉月，是死在生月， 死时无亲故)。她八字我对过，就是这一个日子。辛日生，一个在寅月立春后，一个金生在酉月立秋， 简直是缘定三生的命。又和红楼梦的金玉缘所谈的相同。张会成为红迷，宁非是天定也。
    我可以一直谈下去， 再谈都可以成书。 不过在下说话都是无心之言， 所以也就不在乎对错。 我所说的不是春秋之笔， 至于八字看得好不好， 也请别太挑剔。

乃公敬笔
丙戌年新历4月20日在墨庄琴堂--网址www.bak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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