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见到薛仁明兄后，写文章的兰友们不少了，我看了真是高兴。仁明兄也真难得，有点联络两岸兰友，早日重新发掘胡学的意思了。很喜欢谢翔写的这篇文章，特别是他提到，我们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有真学问吗？看后汗颜。
薛仁明一家与隐地夫妇
胡兰成与朱西宁全家，前左至右是朱天文、朱天衣、朱天 心，后排是胡兰成及朱西宁、刘慕沙夫妇，于1976年台北新店溪边。此年5月胡兰成搬离阳明山中国文化学院，迁居景美朱家隔壁，著书《禅是一枝花》。11 月离台返日，至1981年7月去世，没有再来过台湾。
今日云汉奸二字，细品之，亦觉颇为暧昧。其暧者昧者，盖有一种浓重的政治色彩之暧，亦有一个时代的、民族的、个人的情绪之昧。宛若妓女、叛徒、走狗、反动等词，亦常有一番暧昧之味。
暧昧者，普通民众可以不甚其解，或在茶余饭后谈笑亦可，或在渔樵闲话之际谩骂亦可，权当对于生活无聊之余的解嘲。但作为有相当文化教养的现代青年，以及即将担当起复兴中华大任的各界有识之士，便万万不可随大流，唱大戏，乃至在茫茫江海之上看雾。
今人欲有为政之觉悟者，首当有独立之人格与独立之思想。孙文、陈独秀、蔡元培等先人一生志在唤起民众之觉醒，为中国之崛起而奔走不息，今人亦当反复为之。孙文虽不懂政治，但其“起共和而终帝制”之觉悟是中国百年基业之始。帝制已终，则行共和，共和者当是民主之共和，礼制之共和。民主、礼制之共和，非昔日GuoMinTang之独裁，亦非今日中共之专制。
对于中共及一些文化人士称胡兰成为汉奸，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辩护，其实无需辩护的，正如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自21岁加入中共这个组织，但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文学，我是个小儿，于岁月，我更是个小儿。“岁月贵重”，所以我反复珍惜自己的生活，竭尽所能去思考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前在我的生活里，只有对马克思的信仰以及长辈们用汤匙喂给我们的精神养分。我幸而自己生于太平盛世，更幸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后，我亲近佛教，亲近于世界上各派宗教，在思想的旅程上徘徊了很久，直到胡兰成唤醒我的知觉，才知世上是有中国的文明可以拯救未来的劫难。
编者按：
关于胡兰成先生是不是汉奸，多位兰友曾为此写文章，我也为此写过一点。最近，小北一气呵成“汉奸三论”，锐气十足，笔力雄健，让我看罢精神一振，真想与小北痛饮一场。希望有更多像小北这样的健将涌现，兰师之学在大陆才有望延续啊。
台湾这些年的政党恶斗，虽然扰攘不安、代价惨痛，但这百害之中，却饶有一利。那一利是，随着政党的两度轮替、「转型正义」呼声的起起落落、历史诠释权的得得失失、诸多「论述」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乎，多年来，各种伟大的帽子，漫天飞舞；各式各样的「正当性」，也令人眼花撩乱。这使得台湾的文化精英，经此漫长的扰攘，最可以从狭隘的国族主义中除魅，也最能对各种状似伟大、实则虚妄的概念免疫，譬如「台奸」、譬如「汉奸」。台湾从真实的经验中明白，各种历史处境，皆有其复杂性；没有如实体会，便妄下断语，那都显得有些轻佻。正因如此，在两岸三地中，台湾最能从容面对汪政府，也最能如实看待胡先生。印刻的《胡兰成专号》，能夺华人世界之先声，亦得力于此。
编者按：近日收到了薛仁明兄的《还看今朝 ── 欣见<胡兰成专号>及李黎〈青山绿水，几度兴亡〉》，文章包括几个段落。为了让兰友们不至于读得太累，本网将陆续登出。
去年四月，拙著《天地之始》出版；今年四月，印刻《胡兰成专号》发行。原先顺序并不是这样的。
图/苏薇
一九九四年，台湾王财贵先生发起“儿童读经”运动，时至今日，台湾、大陆、香港以及海外许多地方都有响应，一段时间几乎风靡。
媒体于此，多有报道，迄今为止，业已形成定论：
我最喜欢兰成的话，是“莫名的大志”，或曰“无名目的大志”、“未有名目的大志”、“没有名目的大志”。
兰成说：“没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大志，没有名目的大事才真是大事。”（《山河岁月》）
兰成说：《诗经》中的“兴是未有名目的大志，可比天地之初，什么都尚未开头，什么都要做可以做得，心里怀着满满的高兴，对什么东西都有感激，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曹操的乐府，结句都是：‘幸甚至哉，歌以言志。’”（《革命要诗与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