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与生命：独放异域——李黎专访

薛易 — Thu, 26 Nov 2009 13:31:23 +0000

范用、杨绛与李黎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曾经这样来评价李黎的作品：“李黎写的故事里，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对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牵连；独放异域的心灵与生命的悲凉；却又始终透露着作者对于人的良善的不二的信心。”
    现在定居在美国加州写作和翻译的李黎在台湾出版了大量的散文和小说，在台湾文学界以一种独特的素净之感独步文坛。从她的《别后》、《悲怀书简》、《威尼斯画记》、《寻找红气球》等等散文中，你能感受到久违的文字之美，并不繁复，却拨弄着读者的心弦。丁玲说读她的作品：“使人感到是我国20年代、30年代文学的延续。”一点都没有错。
    她的小说《倾城》、《浮世》、《初雪》总让人觉得得到了张爱玲的真传，她也不避讳自己爱着张爱玲的小说。陪着李黎、淳子喝茶聊天，听着这位曾经摘得了《联合报》短、中篇小说奖的女作家谈文学、谈张爱玲、谈旅游，和她一起怀着朝圣的心情，思绪如飞雪，仿佛飘到了那个年代。

海洋中国和黄土中国

记者：您是生在台湾的吗?
李黎：我是给抱到台湾的。我父亲是原江苏省政府的，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到南京地震局担任规划工作。

记者：为什么您母亲会住在上海，她没有去台湾?
李黎：不是不是。是我叫她四五年前回到上海，在上海定居。因为她在美国一个人越来越寂寞。她年纪大了，我们那个房子楼梯太多。这里亲戚比较多，而且雇人照顾比较容易。妈妈觉得在这里也有家的感觉。

记者：大陆和台湾的文学风格有很大的差异，您觉得主要原因何在?
李黎：不能草率地下结论，但是简单而言，这是海洋中国和黄土中国的区别。黄土中国最有代表性是陕西的那些作家，贾平凹啊、陈忠实啊，还是不同的传承，不同的品位和风格。

记者：在台湾能读到鲁迅的作品吗?
李黎：现在可以了，以前我记得中学的时候读到《阿Q正传》是手抄本。我很幸运，我没有经过内地的各种运动，所以我能比较客观地阅读鲁迅。比如《药》，我就觉得一定是中国文学的经典。像我给学生开讲座时，《药》这篇是必读的作品。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一个威权，压制着你的兴趣，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热爱。

记者：您个人受谁的影响比较大?
李黎：《红楼梦》。这是古典的影响，然后是西洋的文学，其中一部分是旧俄文学。旧俄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可是在台湾较少有年轻人会去读他们。我小时候因缘际会，在亲戚家读到一系列旧俄文学，像屠格涅夫等等，没有说禁，但较少能在台湾看到。所以我的养分也比较杂。

浮花飞絮张爱玲

    记者：您研究过张爱玲，写过一本书叫《浮花飞絮张爱玲》，您对胡兰成怎么评价?
    李黎：我曾经去问朱天心，胡兰成有什么样的魅力，能让女性为其神魂颠倒?她说她也不知道，他身高也不高，长得也不特别帅。这种男人的魅力可能他坐在你面前你都不一定能感受得到，一个男人的魅力在于他如何向女人放电。如果胡兰成放电的话，大概会让这个女人觉得她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女人。还有那种才气，也不是说用他的文字来征服你，而是说你在想什么，他马上能领会，把你一定会喜欢的、欣赏的端出来给你，让你觉得他就是知己。我相信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张爱玲的文字也应该受胡兰成蛮大的影响。
    也许哪天把张爱玲的情书披露出来，我们会看到许多内部的细节。张爱玲写给赖雅的信现在保存在美国国家图书馆。

记者：如果让您选择，有张爱玲这样的才华，也有张爱玲这样多舛的命运，您会选择像张爱玲这样生活吗?
李黎：我当然不要。才华并不能保证你的快活，有时候才华会让你经历磨难。张爱玲那时候真苦，如果她能够像哈金这样在美国那样成功，她也许会感到快乐一些。真的，现在在美国，英文马马虎虎，反正有编辑可以帮忙。美国的编辑真是认真到每一个细节都会帮你着想，比如你要是在开头写了自己的家庭在解放初过的怎么好，他就会建议你写一写你家的厨子的厨艺是多么优秀、烧的什么菜，更不要说文字的润色了。

记者：您的文字是否也受张爱玲比较大的影响?
李黎：文字我一向讲究，再加上人生的阅历，写布拉格、威尼斯、巴黎不稀奇，但要看你怎么写，看到了什么东西。只是我并不想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太多的私我。

    记者：您第一次看张爱玲是什么时候?对其他的中国现代女作家怎么看?
    李黎：张爱玲1962年回到台湾，皇冠将张爱玲的文集引进台湾。那是我还在台大的时候。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我先生有一回看到，他说做女人真的很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再读张爱玲会觉得她的眼睛是透亮的，什么都看到了，看在眼里。
    看张爱玲会觉得，看她的小说真是到底了，再回头看其他人的作品，会有一种没有挖到底的地方。在美国，我只看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想要写得很真，但是我觉得我没办法被她说服。我觉得看到假的东西。可是我相信她不是故意要作假。可能她自己也没有看透，看张爱玲会讶异她怎么能看得这么透?
    《赤地之恋》也许没有她其它的小说———比如《金锁记》———在艺术性上那么完美，可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漂亮得不得了。
    对于林徽因，因为文学并不是她的主业，她总的作品的分量就弱了一些，当然还是非常有才气的。

记者：我知道您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您的新长篇主要讲的是什么故事?
李黎：讲小留学生的问题，印刻出版公司出版出了。2008年国际书展，说被列入推荐书的行列。我在美国看到过一个小留学生，相当于这里的高二学生，他连最基本的英语都要查字典，老师也挫折的不得了，说他只能上体育课。你父母应该让你至少上一年语言学校，你年纪轻，很快就能跟上了。

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记者：为什么要去美国读书?
李黎：那是因为男友，嫁不嫁给他无所谓，但是我很想看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台湾也是很封闭的，闷得不得了。60年代末，也正好是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在反战，在呼唤和平，就觉得外面的世界非常有意思。出国是非常罗曼蒂克的，就是想去看世界。都没有多想一定要拿到奖学金去念书之类的事。到了美国第一件事是去朝圣，看伯克莱，那是我心目中的圣地，反战的中心。想到学生领袖站在伯克莱的校园大门前的车子顶上演讲的情景就有些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就是怀着那种情怀来到美国。在美国最初念政治学，后来念不下去，就只好去写小说。那时觉得政治很重要。

记者：在美国学政治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吗?
李黎：我一直好喜欢写作。我小时候还不太会写字的时候，就开始用画画的方式来写故事。

    记者：您写过《威尼斯日记》，您很喜欢旅行吗?
    李黎：我就在威尼斯呆了八天，回来后写了这样一本书。我是去学画的，到西班牙加奈利岛去寻访我的好友三毛，到了那儿却没有找到她，然后我去巴黎，为我的小儿子去寻找多年前的一部老电影叫“红气球”。这是50年代的一部老电影，你在电影史料馆可以看到它。一个法国导演的六岁儿子演的，一个法国小男孩和红气球之间发生的非常感人的故事，虽然很短。我有一次无意中在电视中看到，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非常感动。我把它录下来一遍一遍地看。后来不久，我去巴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那个拍红气球的地方看一看，就是在拉雪兹神甫墓还要北的那个站。
    结果不重要，我看重的是这个过程，比如找三毛的故居。
    淳子到巴黎被她的朋友嘲笑，她要去找的是三个妓女：一个吉吉、一个是茶花女、一个就是潘玉良。我的朋友则说我旅行其实是去上坟，从波德莱尔，到波伏瓦，再到萨特，他们的坟墓我都去看了。到京都是去看谷崎润一郎的墓，到威尼斯是去看布洛茨基的墓，经过东京的时间太短了，不然我还要带着朝圣的心情去看小津安二郎的坟。文/河西据《南方日报》

李黎，本名鲍利黎，祖籍安徽，194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赴台湾。毕业于高雄女中，台湾大学历史系，20世纪70年代赴美，就读于印第安那州普渡(Purdue)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曾任编辑与教职，现居美国加州斯坦福，专事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其主要作品有小说《最后夜车》、《天堂鸟花》、《倾城》、《浮世》、《袋鼠男人》、《浮世书简》等；散文《别后》、《悲怀书简》、《天地一游人》、《世界的回声》、《晴天笔记》、《寻找红气球》、《玫瑰蕾的名字》、《海枯石》等；译作有《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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