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倒不是怕挨骂，心理准备早就有了。另外本人很欣赏李敖老师的一句话：“想骂我的人多着呢。要骂请排队,轮到轮不到还难说呢!”咱虽没有人家的斤两，但这点姿态还是要摆摆的。

     但作为这个“汉奸网站”的创立者，我有事没事的时候还是得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那为什么是？你了解多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汪精卫政府任职的事，在香港发表“艳电”之前，胡兰成只是小职员，此后他陆续任两家报社的总主笔，宣传部次长、法制局长，这是为汪精卫做事。如果根据后来国共两党都认为汪精卫是汉奸，照理推胡兰成应该也是汉奸。
     另外，汪精卫要杀胡兰成，此后经日本人池田解救，胡得以逃生，此后便成为汪政府中非常贴日本人的角色。此后胡兰成赴武汉创办《大楚报》，日本宣布投降后，他策划武汉自治不成，化装成日本军官，乘日本军舰逃回上海，并躲在一个日本女人家中。此后亡命，由香港又转赴日本，并终老日本。就这个经历来看，如此贴近日本人，应该更是汉奸了。
     这就是目前持“汉奸论”者能拿出来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汪精卫是不是汉奸。根据我们一贯所受的教育，他当然是，为什么？因为他和日本人合作，国共两党都说他是。国民党当时作为执政党，汪精卫居然另起炉灶，当然容不得他。共产党当时虽是在野党，或者只是陕北割据势力，看起来说话会公允，但汪精卫政府所提出的最首要的目标就是“反共”。在胡兰成合辑的《战难和亦不易》中便可看到，几乎篇篇都讲“反共”“防共”，面对持如此政见者，从最初到后来执政，似乎都找不到让共产党原谅汪精卫的理由。
 如果我们抛开党派之争以及随此后教育带来的有色眼镜，就会发现深一点的原因还是汪精卫和胡兰成都和日本合作。
     再翻回头来看，汉奸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考据发现，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有“汉奸”一词。“汉奸”两字始现于清朝，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証，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个词的起源就很有趣，是因为汉族人和苗族人合作，被满族人骂出来的，而且最终由在日本高校的华人考证出来的。
     看起来似乎好复杂，但简言之，即是汉族人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于是就成了“汉奸”。由此来看前面的观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凌迟时的罪名就是“汉奸”，那是因为怀疑他和满族通敌。比如吴三桂后来又反清，那些和吴三桂交战的汉族清兵算不算汉奸？那可是帮着外族打汉族啊！后来，康熙打台湾，指挥水军的将领是汉族人，名为施琅，后来官拜靖海侯。现在历史看来，都说那是统一，没有人追究施琅是不是汉奸。至于他的儿子，就是后来很多人听的《施公案》的主角，都说那是青天老爷，没人说是汉奸之子。
     当然，我们现在都说和满族是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属于民族内部矛盾，但你把历史倒退到明末清初，把眼光放到当时，谁又跟你是一个民族了？谁跟你是民族内部了？
     同样的事情放到日本侵华之初，国土迅速沦陷，未来成败谁人可知？倘若当时中国真的全部沦陷，再到今天，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未必不是民族内部矛盾，汉奸一词恐怕更无从谈起。
　　　成王败寇的简单道理很多中国人一般不会排斥，但对是否汉奸却表现得毫不含糊。如同肯定一个实物，而否定它的影子，岂不谬哉？
 再举个例子，中国风雨飘摇的十六国时期，汉族文人王猛，辅佐氐族人苻坚统一北方，建立强大的前秦。当时盛传“关中良相惟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可见民心所向。你说王猛是不是汉奸？这个问题却似乎没人提起过。
     对于汪精卫我了解不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以后会补上，至少在胡兰成心中，王猛一直是他所欣赏的人，为何？这种帝王师是他一直所追求的目标。他还常常在文字中提到崔浩和高允，两个同样是北魏的名臣，历经几朝，堪称帝王之师，当然他们不是汉族人，不能拿来作为我的佐证。
     我对胡兰成的评价是一个“乱世文人”，士大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又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并不矛盾。胡兰成初到上海，虽然在中华日报任职仍然穷困潦倒，甚至于孩子死了都无钱安葬。此后在香港仅为小职员，竟然有陈璧君飞赴香港召见，加以重用，此后更是被用为宣传次长，光这种赏识便足以让人为之赴汤蹈火了。当年，韩信登台拜将，心中对刘邦恐怕也是这种感激。
     谁又知未来的天意如何？成败如何？胡兰成这时已经历过牢狱之灾、丧子之痛，且他此时恐怕真的事“低到尘埃里”，这样一个小书生，他有的选吗？跟汪精卫走，当时本就是一条最好的路。
先写到这里，累死了，回头想起来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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