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文立场可能不合大家的胃口，但其中某些观点我还比较认同，请兰友们自己斟酌。这样的文章在媒体刊载出来的并不多见。

　　“此间今日获悉，前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胡兰成，于7月25日在日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据日本共同社称，胡兰成因心脏衰竭，于25日在东京都青梅市寓所病逝。从他辞去台湾教职后，1976年回到日本。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中任职，中共占领大陆后，他于1950年来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1981年7月28日，美国合众社发了一条东京电讯，报道了一个叫胡兰成的文人的死讯。一个月后，胡兰成的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前来吊丧的人都收到了一份赠礼，上有胡兰成手书“江山如梦”四个字。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写了一段深情的说明：“内附的‘江山如梦’是亡夫多年来萦绕于怀的感慨，在晚春的一个夜晚忽然吟出的。所谓江山，是指故国的山河、扬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来，是指故国本身。所谓梦，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遥、是永久的理想。敬请收下，以追忆胡人。”
　　如果不了解胡兰成的背景，很可能被这一段深情款款的言辞所感动，这分明是身在异域心怀故国的一位爱国者最后的怅惘，系怀父母之邦，念兹在兹。但四十多年前他为自己挣得的一顶“汉奸”的帽子，却非轻易可以抛掷一旁。人们记得才子胡兰成，津津乐道他和女作家张爱玲的一段倾城之恋，同样不会忘怀他曾经进入汪精卫集团，官拜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集团机关报《南华日报》总主笔等。

　　投身汪伪

　　胡兰成介入汪精卫集团，亦是因文而起的“恶缘”。1937年，31岁的胡兰成在广西小试牛刀，在《柳州日报》发表社论文章，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惹怒了地方诸侯，被关了33天。出狱后，他回到故乡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探望久别的家人。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年轻人面临着这个年龄的普遍窘境：身无长物，却要赡养父母抚育儿女，他需要一个有“钱途”的事业。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却说我从广西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古泳今，他今在中华日报，要我撰稿试试，到胡村后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手工业，又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寄去发表了，都当即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且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中华日报以为有了面子，就请我当主笔。本来是当总主笔，因我谢绝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故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
　　他的这段自我表白颇有不合情理之处。《中华日报》竟然因为一个无名文人的两篇经济文章就要聘他做总主笔？胡兰成的一生，真真假假，不仅对女人，就是他的经历，也颇多涂抹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亡命温州之时，化名张嘉仪，便告诉别人说自己肄业于北京大学，在《今生今世》中他更正说自己当初亦只是在北京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文书抄写一年。
　　他就像是乡下的一个聪明孩子，读了些书，出来闯天下，一如江弱水所言，“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故而相信胜败也无非“桃花开了荷花开，我们去了新人来，亦不是我们有何做得不对”。这个出身乡下农家的人总有着一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且精于算计，他算定如果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对日本，他则全无恶感，甚或目为亲戚。“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又说“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以致见到南京机场沿途的日本兵，也觉得“着实有一种大气”，就连恶名远扬的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他也觉得有梁山泊的“阳气”。他的这些糊涂话，偏要用“民国世界”、“一统河山”一类的大言装点。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任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同时还在汪派控制的蔚蓝书店兼事，研究战时国际情势，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分担按月写一篇报告。真正令胡兰成声名鹊起，是他为《南华日报》所写的一系列社论，为汪精卫集团进行舆论造势和新闻宣传，由此得到了汪精卫太太陈璧君的赏识，进入了汪伪集团的核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声称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无异于是一份招降书，在这份声明中，近卫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
　　已出逃到河内的汪精卫在旅馆摔了一跤，扭伤了一条腿，在卧榻上读到近卫的声明，尽管与之前的重光堂密约（1938年11月12日汪日所签汪精卫参加“和平”运动的条件）相差甚大，但此时他已是过河卒子，便起草了一个声明，主张和日本讲和，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这便是臭名昭著的“艳电”。
　　蒋介石对此汪精卫的出逃反应激烈，他在日记中写到，“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艳电”公开后，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仅仅在五天后，胡兰成便为《南华日报上》撰写社评《我们的郑重声明》，抗议国民党中常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他并列举五条理由，证明汪精卫护党爱国，认为汪、蒋都是要“和”，“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所以不是原则上的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战难和亦不易》这本社论评论集。这本集子一共收文104篇，写作时间从1939年1月4日《我们的郑重声明》开始，到12月12日的《建军的使命》止，胡兰成摇唇鼓舌，一年之中，平均约三天就有一篇政论文章问世，其写作的热情令人咋舌。他为汪精卫辩解骂敌，分析时局，预测战争形势走向，激越昂扬。汪精卫对这员干将也不吝赞美，他亲自为这本社论集作序。“胡兰成同志所谓‘战难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兰成同志于艳电以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胡兰成同志大声疾呼‘争取主动的和’实在是对症下药，稍微留心和战大计的人，没有不点头叹息的……”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进入汪伪集团也才短短两年，便获得党魁如许高评，胡兰成不免沾沾自喜。
　　汪精卫从河内抵达上海，召见这位鼓吹“和平运动”的旗手。事后追述，胡兰成一贯的用词虚实夹杂：“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汪精卫和胡兰成拉起了家常话，嘘寒问暖，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张爱玲曾说胡兰成“对人易生感激，却难得满足”，汪精卫的知遇之恩一时让胡兰成感激万分。他成了汪的“文胆”，每月有不菲的收入，还有巨额机密费。但汪伪政府成立时，重心已经从宣传工作转移到政府组建上，摇笔杆子的胡兰成无缘各个热门职位，做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鼓舌摇唇

　　同为汪政权媒体人的金雄白，1959年回忆往事，写下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他感慨：“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
   “依违其间”，“夤缘谋食”，“侥幸得志”，可谓道尽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头几年风光。然而，很快，他将要再次遭遇囹圄之灾。“霸图兴亡事，我所参加的一份却只像是春天斗百草”，他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文人，感性而无有坚固的思想，自以为是举重若轻，实则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缺少默契。他爱做官的那种感觉，“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却并无做官的智慧。在汪集团内部，他属于汪精卫的公馆派，和周佛海派不和，但在公馆派内部，他亦不属于重量级人物，兼之文人张扬个性，也只敬服汪精卫一人而已。
　　1941年，汪精卫政权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穆时英被重庆派来的特工人员暗杀，胡兰成辞去了《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职务，接手穆时英担任社长的《国民新闻》。从汪精卫的“代言人”，转而为边缘人，似乎更加远离汪政权权力核心，实则他始终保持着对汪精卫的敬意。
　　胡兰成办此报的的目的，是“借这个报来重申和平运动当初的主张，拒绝承认现状，不肯称和平区而仍称沦陷区，且指出沦陷区与抗战区是一个中华民国。”他因此向汪精卫提出，当初说“和即是全面和”，因此日军应该从江苏撤退由南京政府来维持秩序。
　　汪马上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日本人的政策正转向“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于是同意了汪的主张，还提出单只警察和特工不行，还要军队接防军队。于是在这一年，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李士群担当主任，可以以汪精卫的名义指挥南京政府在江苏的一切军队和行政、经济机关。胡兰成本来有希望担任秘书长，但最终清乡的建议由警政部部长李士群联合最高军事顾问部顾问日本人晴气庆胤提出的，胡兰成最终仍然呆在了《国民新闻》。
　　尽管汪政府刚刚成立两年，内部就已经陷入了勾心斗角之中。不久，胡兰成就因为发表在《国民新闻》的社论，开罪了汪政权里的实力派周佛海，被免去了宣传部政务次长一职。周佛海还派人毒死了《国民新闻》的实际掌控人李士群。
　　失去了李士群作为后盾，胡兰成在汪政府成为一个四处飘零的棋子，他先担任了行政院法制局长，充当汪精卫的“挡箭牌”。一年之后，众议沸腾之下，汪精卫取消了法制局，调胡兰成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接近于免职。也就是在几近赋闲的状态下，胡兰成和继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去参加每周六日本大使馆的恳谈会，从此开始了和日本人的“亲密接触”。
　　他结识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亦为自己招来一次牢狱之灾。与池田相识之后，他写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政论文章，“无意中”被池田看到。池田翻译成日文，给当时的日本大使过目，最后又传到了汪精卫那里。 “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国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状，我将来逃走，也要留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文中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 胡兰成后来说这样解释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想表达的意图。
　　因文招祸，胡兰成被关在了上海路十二号──“政治工作局”（汪政府的另外一个特工组织）的看守所。逮捕令由汪精卫亲自下达。胡兰成被关押了48天，最终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2005年5月号《印刻文学》刊发李黎等访问胡兰成侄女胡青芸的文章《今生春雨，今世青芸》，提及1943年胡兰成被逮捕，几遭杀身之祸，是侄女青芸从上海至南京，奔走营救，找到池田出面，胡兰成才免得杀身之祸。

　　乱世才子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他身陷囹圄之际，同为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作者的张爱玲，动了怜才之念，还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请代向汪精卫求情。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张胡“初见”──胡兰成一腔热情去拜访才女，吃了闭门羹，留了名片，然后是张回访胡。
　　1944年的胡兰成降服了沪上的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女作家的才思也刺激了他。二月，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三月，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皂隶·清客与来者》、《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五月，在《天地》月刊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瓜子壳》。五、六月，在《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发表《评张爱玲》……
　　同时和第二、三任妻子登报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了。“……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张爱玲遗作《小团圆》里，女主人公九莉将这一段感情看得关乎性命般重要，那应该也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境写照。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挫败，颓势已显。而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也在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不治身死。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事实上汪政权已经日暮途穷。闲置已久的胡兰成却有了“不受束缚、大干一场”的机会。这一年11月，由池田陪同，胡兰成带着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楚报》。
　　办报是他的老本行，这次挟日人之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先以言论吸引读者，然后整顿内务，并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日本人对他亦多所照应。日本在华军的三品报导部长，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都和他交往密切。有这样的背景，一切都好办，即便偶有所谓“反日”言论，亦可标榜报纸的独立性，符合日本的更高利益。
　　1944年末，盟军对武汉的空袭愈来愈密，日军日渐衰微。“空袭使我直见性命，晓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华，又什么是骨力。”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如是说。他把才结婚的张爱玲抛在一边，又和17岁的护士周训德谈起战时恋爱。
　　1945 年日本败局已定、投降在即，时任大楚报社的胡兰成出版了《中国人的声音》一书。书中收有31篇政论文章，写于1945年1月中旬至3月初。胡兰成以一身而指陈“中国人”，为日本人张目：“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日本倘使战胜……她将不能不让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这篇《日美战胜对于中国》写于1945年2月21日，离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胡兰成仍可以如此这般自欺欺人。此时，就连周佛海在2月9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
　　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从日军那里要了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踌躇满志，想和蒋介石讨价还价。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令他的计划胎死腹中。九月初，他逃离武汉，在给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袁雍的信中，他依然自诩国士：“国步方艰，天命不易，我且暂避，要看看国府是否果如蒋主席所广播的不嗜杀人，而我是否回来，亦即在今后三五个月可见分晓。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杀者。”
　　他以士自诩。却是典型的“策士”心态，为个人的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凭借机谋智慧、口才文章，四处奔走游。胡兰成流亡日本之后，经岁寂寞，晚年曾回台湾重弹旧调，在台湾中华文化学院教书。不久汉奸身份暴露，被台湾一帮文化人驱逐回日，几年后命丧异国。他亦曾给蒋经国上书。煌煌两万长文，大谈“士的文化”等等。
　　“自尚书周礼以来一直以士为政，此亦是中国独有之传统，为他国所无，所以，总理定出训政时期，以党治国，中国说“政教”，不像西洋说“政权”，政治的本质即是教育性的，所以中国文化人对于政治那样的抱有兴趣，而且对于时局有着那样大的影响力，凡此皆为他国的文化人多不能了解。中国的文化人是士，此又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
　　余英时曾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中国的“士”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士的特性便是“通古今，决然否”。胡兰成却不记得，“士”这种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里，“士志于道”，是要明道救世、维护基本价值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后后已，不亦远乎？”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作为一个“士”，需有“澄清天下之志”，胡兰成则根本上自己就是一个乱世。   文/庄秋水  据《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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