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喊我朱陵阿姨，因为管管。我第一次看到天文是十二年前，朱家还住内湖。敝人尚是新妇，具有各种初婚女子的美德： 听话、害羞、缄默，和穿了新衣裳。
    管管和西宁兄与慕沙姐聊天，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许多狗，不时听到纱门“哒”的一声碰上： 那是有人或狗，进来了和出去了。过一会儿，慕沙姐招了两个跑来跑去的小家伙到前面来让管管看：“还认不认得？”管管说：“是天文和天心？”不是，是天心和天衣。于是众大人感叹一番：“长这么大了！”或是“日子过得真快呀！”
    天心一直就不高，记得那时候看上去跟天衣差不多大小。小男孩似的诚直的大眼睛，人黑黑。天衣也很黑，也是大眼睛，汪亮汪亮，灵动得不得了。应景地喊了我跟管管就又蹿开了。西宁大哥说喊天文出来。过一会儿天文出来，那时记得是念高一，感觉上应该不比天心大多少，一见却发现是个大人。留着清汤挂面短发的天文，瓜子脸莹白，那漠漠的大眼睛似乎也透明似的，都不能肯定是黑色。她穿件浅蓝连衣裙，两手背在身后站着。我初见天文印象很强烈，她整个人显得清净澄澈，非常美，我那时相信有人用“水灵”形容女孩儿是有所本的。
    西宁大哥那时说到天文刚写完她第一篇小说，才投给《中华日报》，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用，说话那得意着又谦抑着的模样，完全只是个父亲而不是文坛大家。手底下提拔过多少新人，他这下谈到天文只说：“小孩子玩意，写着好玩的。”隔了半天才又扯一句说，“要是刊出来了，也只是伯伯叔叔爱护她。”
    说话间，天文挨墙站着，眼睁睁地看人，不畏不笑，也不言语，仿佛她父亲在谈别人的事。过一会儿，她把手指放在嘴角含着。
    有些事情，天文始终不变，那爱咬手指的习惯，童女似的澄净的脸，看人时那种眼睁睁的、直截的看法，仍然一直的只是“女孩”--或许永远是。
    她的第一篇小说，后来刊出来了，我在家里看到，写个女学生爱上她的老师。心情自然是她那个年纪的，笔法的细腻成熟，让人不能信那是新手。我那时还没开始写东西，可是自命是高水准读者，挑剔非常的。而天文那一篇小说，看了只是惊，跟看她本人一样，觉得是不大可能的东西，因为好得超出常情。
    后来天心也跟着写起来。两个人的作品我都看得很热心，觉得是天才小孩。因为性情，我一直比较偏爱天心，天心的东西火热，而且老有种孩子气的新鲜。天文一开始写小说，她自己就在距离之外，写什么都是漠漠的，带点冷辣，比较接近西宁大哥的风格，很注重技巧和语法。想到她初初开始才是十来岁的孩子，就能这样厕身事外，真是奇怪。两个人开始办三三集刊，拉稿拉到我身上来，我这才正式开始写稿。说来还是天文天心发掘的。说起来她们是前辈，叫起来我又是阿姨。
    我跟天文一直没熟上来，跟天心也是，不幸身为长辈，又还没老得可以让她们忘年，结果就一直维持在说有礼貌的话的关系上。永远是很柔和地喊：“朱陵阿姨。”说完当说的事以后，蜻蜓点水似的一笑，结束了。十年来都是这样子。三月初天文找我写序，我问为什么找我，天文说：“因为仙枝他们都太熟了……”我跟仙枝有一度很亲近，后来就没有了。跟天文天心在三三时期，好像也可以开始熟起来，但是后来又没有了。跟人的熟与不熟，对我来说是个悲哀的问题，一直拿捏不住分寸，到底要熟或不熟到哪种地步，才能得罪了人他还不会跑掉--不熟的时候不好意思跑，熟的时候不跑。
    我把天文的稿子带来带去，从三月带到四月，天文说：“不急，朱陵阿姨，真的不急。”大概是不熟的缘故。从四月带到五月，还没写好序，然后，我把稿子弄丢了。
    天文打电话来，说拾到稿子的人直接打了电话给她，她来跟我说一声，免得我着急。五月了，从三月初开始写的，而且还把人家剪报稿给丢了，虽然又找回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异常心虚。天文的声音是且笑且恼的，带些急躁，然又得礼貌地压制着。那是很人性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后，觉得自己感应到了比较内里一点的天文，比我一向接触到的有脾气一点，情绪一点，或许，泼辣一点。
   一直觉得天文的文字泼辣似男儿，她小说的放胆利落，有时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小毕的故事》里那个小女孩，看到小毕把个大毛虫分尸吓她，天文只写：“焉知我是不怕毛虫的，抓了一把泥土丢他。”那份野，当时看，只觉得： 这怎么会是天文，然而从小说里看： 这就是天文。她文字里没有忸怩之态。收在书里的《画眉记》，分明是写小儿女，她写得有声有色，全是大动作，我看来目不暇给，觉得轰轰一片，火烧似的刚烈。天文的柔情大概托在散文里。小说就一直简洁利落，不带废辞废笔，这里收的几篇都是，有种泱泱大气。
    她的题材其实简单。《安安的假期》写小孩回外祖父家度假，旁衬一段年轻人的爱情。《风柜来的人》，一群半大不小的男孩各处晃荡，任何事都是沾沾就落了，始终没切进世界里去。《最想念的季节》，男人女人的故事。这三篇原本是电影故事大纲。《最蓝的蓝》，男孩女孩。《叙前尘》那几篇我看来都是真情实事，戏剧性尤其淡到极点。大约正是简单和淡，所以自带一份大方，显得大气。
    平心而论，天文这里收的几篇不是顶尖东西，如果这些就是天文最好的东西，也就把天文看小了，但是《伊甸不再》的确是凌厉辣挞。我最初看是在报上，也是一惊，完全脱离她自己一贯的调子。若拿电影作比，过去的天文像小成本制作，始终在中规中矩里，虽然是很齐整严谨，但是到底比不上《伊甸不再》有种放手一搏的气势。《伊甸不再》正是胜在气势，文字用得既狠且准。写女主角素兰：“尖尖下巴，吊梢眼飞飞插入两鬓，一点瞳仁含怒带笑，短裙细腰，生手生脚好像野芒叶会割人见血。”这形容是有外观有内在，连性情都带了。笔法是连画面带旁白，且叙且述，转场利落自如。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女主角素兰在部连续剧里串演小角色--她不在乎，镜头却给她，又给她一句台词，翘首四望，跺脚说：“奇怪，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乔樵在副控室，四个荧光幕都是她的半身相，乔樵问：“她是谁？”没有人知道。乔樵说：“不错，节奏感不错。”这就完了。后来两个人有了感情：“有一天早上乔樵走出来，客厅的长窗都已推开，屋子里阳光很灿烂，象牙黄的太阳光，甄梨一脚跪在象牙黄皮沙发凳上就那样对着玻璃几上一只瓷碟倒豌豆，玻璃几上有天竺菊，有豌豆迸跳清脆的声音，甄梨穿着他象牙黄衬衫的影子。”整段里没有快乐或高兴两字，却是画面点出了这心情，结果乔樵就叹了气说：“昨晚我没回去，你就这样高兴了？唉。”这样贴心地知道了她，乔樵之细致却写在这里。
    我自己写小说，知道难在哪儿，易在哪儿，看到我自己某些处理上的难题，天文却轻巧一跃便过去了。那刺戟因此分外明显。我看天文东西就时时有这样乍然眼明的时候。
    天文一九八二年开始走编剧路子，起先是电视剧，后来电影。编剧本对她的笔法有影响，她的小说开始有些电影手法出现。《小毕的故事》，我喜欢天文原文胜过电影，先入为主的癖好使我对那片子一直没法满意，虽然那是部带动风潮、有承前启后地位的电影。而《风柜来的人》，虽然天文说是电影故事大纲，我却喜欢，又胜过电影。我对电影《风柜》情绪复杂，肯定那片子真的好，但是一点不喜欢。有天跟柯一正说那片子是：“人到处晃来晃去，什么事也不做，浪费生命。”柯一正说：“那片子要讲的就是无所事事和浪费生命啊。”我当下才彻悟，我不喜欢《风柜》是因为不赞成那种人生，无事可做一向令我不能忍受。《风柜》能让我产生不可忍的感觉，正是它传达得透剔入里了。
    前一阵子在社教馆看默门香默剧团，天文也在，坐第一排上，中场休息时，默剧演员到观众席上来表演，天文于是反过身来趴着椅背看。她扎了双辫，头脸浮在椅背上，看模样是她像小孩儿似的半跪在椅座上看的。远远看来，天文的脸孔小，白和模糊，她跟着默剧演员的移动转着脸孔，专注地，而后开始咬指甲。那种永远的永远的样子，照她文章的进境来说，天文早该变化过好几番了，然而她始终是那样子，人自人，文章自文章，这样子的无沾无滞，真的是童女。而且也使我想起胡兰成老师说过的话：“人要比文章大。”
                                                                                                                                   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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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名性急的毛姓之人，数十年前写下此诗，随后他果然也如愿做下了朝夕间天地翻转之事。这里并无意议论他的功过，只打算借用此诗来为即将登场的这一群人们咚咚助阵。
　　的确，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群人们，我简直不知该如何介绍、甚至如何称呼他们，女士们、或先生？（因为其中还包括有科学家刚才发现的、某对染色体异于常人的第三性人），他们既难以用道德或尚不怎么独立的司法来区分（好人或坏人），也难以用年纪、用经济、用信仰、用职业、用血型星座、用健康状态、甚至用省籍或身属哪个政党来区隔并解释。
　　他们是如此的散落在人海，从你每天上下班的敦化北路办公大楼，到新开张不久的台大医院精神科门诊，他（她）可能是你少年时所崇拜追随的那个宗教界或哲学界的智者，也可能是──你结婚已十年的妻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过你，当你夜深睡梦中突然中止鼾声时，再冷的天，她也会天人交战把手从温暖的被窝中抽出来，为求放心的探探你是否一息尚存。
　　他（她）们这群人，一言蔽之，是一群日日与死亡为伍的人。
　　日日与死亡为伍的人，──我希望你不会误会我想向你介绍的是一群开F104战斗机或某型民航客机的驾驶员，他们不是急诊室医生，不是枪击要犯及警察，不是飚车手，不是清洁队员，不是多年的慢性病患者，不是特技演员，不是殡仪馆化妆师及相关从业人员……不是，不是。

老灵魂

　　是的，不如说，他们较接近西方占星家所谓的「老灵魂」，意指那些历经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Lete忘川对之不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通常因此较他人累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当然，也包括死亡与痛苦），他们这些老灵魂，一定有过死亡的记忆，不然如何会对死亡如此知之甚详、心生恐惧与焦虑。
　　我真希望你和我一样有过机会，活生生剥开一套华服，检视其下赤裸裸的（不是躯体）灵魂或心灵，他可能是同机邻座缘悭数小时的某小公司负责人，也可能是你的妻子、母亲那些熟悉得早让你失了好奇和兴趣的亲人好友。
　　他们共同的特色是，简直难以找到共通点，但起码看来大多健康正常，因此，请你好好把握那一生中可能仅现一次的神秘时刻，其隐晦难察如某仲冬之际、南太平洋深海底两头抹香鲸之交配，彼时日在魔羯，鱼族指证历历。
　　然而老灵魂吐露出的秘密可能令人大吃一惊，也可能令你当场喷饭。
　　那回同机邻座的男人不就既郑重又难掩难堪的交给你一张折好的白纸吗，上书他在地上的家的地址及联络人名，礼貌的措词说若事情过去，麻烦你将此字条帮他寄达。
　　我但愿粗神经的你当场没问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把他的遗书（没想到你这么聪明）托给你这个陌生人，你且好奇起来，难道他有什么强烈的不祥预感，或难不成他竟打算劫机。
　　其实只要你够细心的话，你该已注意到他自飞机起飞后就没松过安全带，积几十次看空中小姐示范紧急逃生之经验，愈看愈慌，自然那封遗书（可能一式好几封，有的在他的随身行李箱中，衬衫口袋有一封，护照皮夹中一封，甚至鞋或袜中一封，以防爆炸后尸块散落各处）很可能是在一阵晴空乱流后，或一次空中小姐较为殷勤的含笑垂询之下（以致让他十分确定她是为了来安抚乘客、好让机长专心处理正在发生的劫机或拆卸炸弹等状况）写就的，或其实此事甚至已变成他搭机时的例行公事，数十年如一日，那书信的内容已从第一次临表涕零的林觉民意映卿卿如晤，演变成填写入境申请表一样的公式化：动产不动产各有多少，繁琐的如何如何分配，P.S.哪里还藏有一笔畸零地或几张股票或一名私生子……
　　我也有幸听一名老灵魂告诉我关于死亡的事，是我怀孕六个月新婚刚满月的妻子（她也有睡梦中探我鼻息的习惯），她因此不再上班了，每天早上略带愁容的送我出大门，我以为她有妊娠忧郁症或不习惯一人独处的家庭生活，我触触她的脸表示鼓励，说：「我走了。」她闻言马上面色惨淡，眼泪汪汪弄湿了我的西装前襟。
　　她肚子大到难以再做爱的夜晚，我们手牵手躺在黑暗的床上彷佛在寂静的石炭纪时代的深海床底，她告诉我不喜欢听我每天出门前说的「我走了」那句话，以及我说那句话时的神情，她都再再记下这是最后一面，是最后的谶语。接下来的那一整天，她通常什么家事都不做，拿着报纸守在电话机旁，为了等那电话一响，好证实一切尘埃落定，似我粗神经这国的忍不住奇怪发问「什么叫尘埃落定？」
　　妻说：我已经想好了，哪家医院，或交通大队的警察，然后我一定回答他们请去找谁谁谁处理（她意指我大姊），我不要去太平间或现场看你躺在路边，我只要记得你告诉我那最后一句话和摸我脸时的那个神情就好。
　　我当然觉得有些毛骨耸然，但也没因此更爱她。
　　寻常的塞车途中，她指指对街不远处的一长列围墙，说是她以前念过的小学，我表示记得十几年前她家住在这附近，她点点头说：「那时候没有这些大楼的，」她手凌空一挥，抹掉小学旁那些连绵数幢、奶茶色、只租不卖的国泰建设大楼，「我一年级的教室在二楼，一下课连厕所都不上，天天站在走廊看我们家，看得到。」
　　我捏捏她的手，表示也宠爱那个她记忆中想家想妈妈的可怜一年级小女孩。「怕家里失火，我们家是平房，从学校二楼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建议我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或精神科？或找个法师神父谈谈?!
　　并非出于她是我的妻子，因此我必须护卫她，我只是想替大部分的老灵魂们说些公道话（尽管我的立场想法与他们大异其趣，大多时候，我喜欢你称我为不可知论者，但实际上我可能更接近只承认地上生活不承认死后有灵的伊庇鸠鲁信徒）。
　　老灵魂们鲜有怕死之辈，也并非妄想贪图较常人晚死，他们困惑不已或恐惧焦虑的是：不知死亡什么时候会来？以哪样一种方式（这次）？因为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如此的不可预期、不可避免。

死得其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比起你我，老灵魂们对于死亡其实是非常世故的，他们通常从幼年期就已充分理解自己正在迈向死亡，过一天就少一天，事实上，每一天都处在死亡之中，直到真正死的那一刻，才算完成了整个死亡的过程。
　　这种体会听来了无新意，尽管人之必死是一种永存的现实，但同样对于我们不得不死这一命题，我们却并不总是有所意识的，例如你，视老灵魂为精神病或某种症候群的正常人，你可曾有过此种经验，望着五六十岁的父母亲，努力压抑着想问他们的冲动，「为何你们还敢、还能活下去？」尽管他们的身体可能很好，但对老灵魂而言，那年纪距离无疾而终的生命尽头至多不过二十几年，当你知道二十几年后就必须一死，跟你今天听医生宣布自己得了绝症、只能再活三个月，在意义上殊无不同。
　　尽管老灵魂们视死如归，但由于死亡到底会在哪一刻发生，是如此令人终日悬念、好奇过一切的宇宙大秘密，令他们其中很多人不由得想干脆采取主动的态度，来揭示、来主控这个秘密的发生时刻，因此对老灵魂们来说，选择死亡这一件事，便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力。
　　我之所以用选择死亡这四个字，而不用我们通称的「自杀」，是因为后者已习惯被与懦弱、羞愧、残生、畏罪……这些词儿连接，我们的老灵魂们哪里是此辈中人，他们不是厌世，不是弃世，他们只是如此的被「可以主动选择死亡时刻」所强烈吸引，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很有些斯多嘎学派（Stoic）的味道，他们之所以能肯定生命，是因为能肯定死亡，所以若有所谓标榜的话，他们标榜的「自杀」方式是推荐给那些征服了人生、既能生又能死，且能在生死之间做自由抉择的人，而不是给那些被人生所征服的人的。
　　是的，在老灵魂看来，惟有能在生死之间做抉择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大自由，我们通常以为，在一生中的凭一己之力加好运坏运所得的种种结果，例如娶数个美女或一个恶妻、无壳蜗牛或富贵如监委大金牛们、周末塞车去八仙乐园玩或飞去东京购物、超市里买匈牙利产果汁或印度尼西亚姜糖、书店里浏览各国报纸的头题或为儿子买新出炉的脑筋急转弯……种种你以为的选择自由，老灵魂们无论如何以为这样一个号称日趋多元的时代，实在只是有如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出好的一张选择题考卷罢了，你可以不选A，不选B，也不选C和D，总得选E以上皆非吧，老灵魂们渴望并好奇的是根本不做考卷。
　　别说你对此种老灵魂们所谓的真正大自由觉得不可思议，也别礼貌的说你很羡慕做那种选择所需的勇气（老灵魂们也以为反复数十年老实的做同样一张考卷，也须要非常的勇气），我再次强调，对老灵魂们而言，死亡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尽管你我当中也有一些人基于卫生的缘故，已说服自己把死亡当做人生的目标，并视那些处处逃避死亡的人是不健康不正常的）。
　　别假装你对此闻所未闻，一无经验，你记不记得，有次你十九楼办公室的帷幕玻璃大窗出什么问题，几名工人打开了在修理，你感到十分新奇的趋前吹风，没有任何屏障从这城市四面八方汇来的风非常催眠你似的，你望看脚下的世界，人车如蚁，少年时代读过的诗句不知为何此刻回来觅你──你要记得，昨晚月轮圆满，你在深林之中，她的光辉没有伤害你──你几乎无法抑制自己向前跨步，渴望知道一秒钟后就可解开的宇宙大秘密。
　　只要跨前一步，只要一秒钟，如此轻易可得。
　　你历经一次前所未有的诱惑对不对？
　　纯纯粹粹的诱惑，因为当时你并不在垂危中，不在失意中，你甚至刚被升为董事长的特别助理，你与同居女友的感情也保持得正好──
　　你说那一定是高楼症候群?! 如同东京流行一段时间了的超高层症候群，其症状是气喘、心跳、不安、不顾一切想往下跳（多么相同于我们得过的恋爱症）。
　　那再想想有一年夏天你在垦丁的龙坑临海大断崖，什么我记错了?! 是夏威夷那个有上升气流的海崖，你不也差点被几十公尺下暗暗涌动的深蓝色海洋所吸引，那海浪一波一波拍打崖石声是如此遥远而清晰，勾起你在母亲子宫时的温暖记忆甚至更遥远，你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那刻决定采用并好想念人类的古母亲夏娃……
　　结果是，你被导游喝住，只几颗并非出于忧伤的泪水先你一步落入你渴想投身之处。
　　不要羞怯。──没有在适当的时候生，如何能在适当的时候死？便宁愿不生到世上来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于是便学着怎样死去吧……哲人给过我们鼓励，主动的选择死亡，是最优者，远远胜过死于战斗的英雄豪杰们。
　　许多人死得太迟了，有些人又死得过早。
　　于是哲人称赞这种最优的死法：自由的死，自愿的死。因为我要，便向我来。
　　想想看，在你视为如此不可思议、如此失控、一生里可能一次都未曾出现过的事，却日日、时时、刻刻诱惑着老灵魂们，「正常」的你我，能不好奇他们到底是如何处理或对抗此种诱惑的？
　　我的妻子这样回答：她们放下绣针、梭子、纺锤，拿起灵芝和木偶，学做女巫，预言休咎。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老灵魂们交相传说上帝创造宇宙大约在春季，彼时太阳在白羊宫，爱神金星和双鱼星座早出东方。
　　除此之外，他们自信满满宣扬他们预言休咎之能力，对此，我尚在审慎评估中，但可以确定的是，预感、预知死亡时刻的来临的能力，确实是暂未选择死亡的老灵魂们，用以抗拒或排遣其诱惑力的种种妥协方式中最佳的一种（其它较无可奈何的如佛家所谓不舍尘世的爱别离苦，或尚汲汲迷于研究哪一种死法较佳）。
　　老灵魂们自信他们预知死亡时刻的能力起自出生，也许你、或医生护士们、甚至他们的母亲，都无法分辨出老灵魂呱呱落地时的大哭与其它婴儿何异，寻常婴儿的大哭，是为了藉以大口呼吸氧气：其中较早熟、悲观的，也有是因为舍不得离开温暖安全住惯了的娘胎；但老灵魂们不同，他们哭得比谁都凶，只因为实在太过于震惊：怎么又被生到这世上了?!
　　尽管这听来颇为玄异，理论上却是合乎逻辑的，实在是因为自他们成人以来，于今十劫，累积过往一切的经验和宿命，使他们几乎可以肯定，什么时候又要发生什么样的事了。
　　然而这种将会终生追缉他们的能力，对大部分的老灵魂而言并非全然是乐事，除非他以此为业，因此经常必须和人生的阴暗和死亡那一面迭有接触，比如做个艺术家、预言者、先知、启蒙大师或灵媒。
　　我所知道的就大多都是不属于前述的普通人，这些老灵魂们，同时在战战兢兢和近乎打哈欠似的百无聊赖中（妈的连死都不怕了！）度日，往往规律得与某位近东哲人的心得不谋而合：入睡时请记得死亡这一件事，醒来时勿忘记生亦并不长久。
　　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深知，死亡的造访在这一世生命中只有一次，所以应当为它的来临做准备。
　　我的妻子，如她所言，放下家什，拿起灵芝和木偶，学做女巫，预言休咎。
　　她甚钟爱照养室内观叶植物，从单身时就如此，家中不能放的地方也都放了，如厨房料理?的炉台旁。
　　她花很多时间悉心料理它们，一旦发现其中有任何一棵有些萎寂之意，她顿时不再为它浇水治疗，但每天花加倍的时间注视它，目睹它一天一天死去，屡屡感到奇怪的自言自语：「没想到它真的要死。」
　　起初，我以为她是出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而淘汰它，因此提醒她那是因为她不再为它浇水的缘故。她并不为所动，依然每天不浇水，但关心的观察它，直到它正式完全的枯萎，她仍然觉得无法置信，有些寂寞的对我说：「没想到它要死，谁都没有办法。」
　　她竟以此态度对待她的婴儿，我们的孩子。
　　它在未满月内被来访的亲友们传染上了流行性感冒，有轻微的咳嗽和发烧，访客中一名医生身分的当场替它诊断，并嘱咐我们如何照料。
　　没几天，我发现我的妻子竟然以对待植物的态度对它，她袒露着胸脯，抱看哭嚎却不肯吃奶的小动物、干干的望看我：「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谁都没有办法。」
　　我瞬间被她传染，相信地做母亲的直觉，恐惧不已的以为它其实得了百日咳或猩红热就要死掉了。
　　有一阵子，暂时我跟你一样，相信她是得了产后忧郁症。
　　但是，我们又恢复可以做爱，而且做得很好很快乐的那一次，事后她面墙哭了不知多久，等我发现时她的眼泪已经流干。无论如何，她都不肯告诉我原因。
　　我擅自以了解老灵魂的思路去猜测，她一定把刚刚那一幕一幕甜蜜、狂冶的画面，视做是马上就要发生在她或我身上的死亡、死亡前飞逝过脑里恒河沙数的画面之一，像电影「唐人街」里杰克尼柯逊在被枪击死前、所闪过脑际的。
　　我发现他们终生在等待死讯，自己的，别人的，吃奶的，白发的，等待的年日，如日影偏斜，如草木枯干，他们非要等到得知死讯的那一刻，才能暂时放下悬念，得到解脱……，至于有没有悲伤？那当然有，只不过是后来的事。
　　但其实老灵魂们自信并自苦的预知死亡能力，一生中、一日中虽然发生好多次，但其中鲜少应验的（当然偶而死亡曾经擦肩而过），老灵魂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他们窥破了天机，因此那个主管命运的（三女神？上帝？造化小儿？）只好重新掷了骰子。
　　别因此全盘否定老灵魂们的预感能力，或视之为无稽，不然你如何去解释也曾在你身上灵光乍现过的一次经验？
　　……你预官刚考完、还没开学的假期，你们一群男女同学跑到溪头玩，半夜喝高粱取暖以便外出夜游，你穿着滑雪夹克、牛仔裤、耐吉球鞋、随身听里放的是、嗯、八四年、应该是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总之，那样的情调，如何足以使你一见到夜空的松树树影会打了一个冷颤，努力想留住、并细细追忆流星一样一闪即逝的星路，你是在黑松林里披星戴月疾疾赶路的行者某，将这小舟撑，兰棹举，蓑笠为活计，一任他紫朝服，我不愿画堂居，往来交游，逍遥散诞，几年无事傍江湖……，是宋朝。
　　你说那次是因为酒精做祟？你说你根本不信有什么已生、今生、当生，也全无兴趣。你说再不马上找个具体的老灵魂给你认识（除了我的妻子，你极力礼貌婉转的说，她一定有某种神经衰弱之类的疾病），你拒绝再听我的强作解人了！
　　抱歉，关于这一点，我只能给你一点点的线索和提示，因为老灵魂们彷佛海洋老人 Nereus，居住在爱琴海底，能预言，能随意变形，常常变作海豚，也曾经变作你上班常同电梯的那名律师似的男人，三件头西装，提一个 Bally 公文包，电梯停在４或６（撒旦的数字）或１３楼、或属于他私人不祥的数字时，他已在心中招呼遍各路宗教的真主们；他刷牙时仔细不让别的次数停在不吉的数字上；他憎恶在星期五必须出远门；看电影或任何演出，座位若被划到１３排或１３号，他会花一半的观影时间在一再确定安全门的位置。
　　禁忌？……是的。这确是他们与死亡之间所呈紧张状态的安全阀。
　　但其实老灵魂们通常长寿，也许由于异乎常人的警觉使他们易于察觉并躲过劫难，更也许因为猜测死亡时刻的好奇心、强烈到胜过一切生之欲望，并得以支撑他活得比别人长久。
　　至于你所不信的前世、今生、来生，老灵魂与你颇为一致的对之并无兴趣，所以，可能超乎你想象的，他们之中鲜有修来生者。

天起凉风．日影飞去

　　在宗教的所有起源中，以最高的、终极的生命危机──死亡──为最重要。
　　死亡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根据大多数的早期宗教理论，虽不是全部，至少有大部分的宗教启示，一直都源自死亡。
　　人必须在死亡阴影下度其一生，他紧握着生命，享受生命的满足，一定愈发感到生命告终的可怕威胁。
　　面临死亡的人对生命恋恋不舍。死亡和拒绝死亡（长生），常常形成人类预感最强烈的一个主题，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人在生命历程之中，纵横驰骋，在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无数的酸甜苦辣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危机，爆发为猛烈的、复杂的宗教表现。
　　──人类学家们为我们如此娓娓解释着。
　　其温柔、其坚定，有若佛为有病众生说世间一切难信之法。
　　精神分析大师容格不是也给过我们如下的建议：相信宗教的来生之说，是最合乎心理卫生的。
　　因为，假设当你住在一间、你知道两个星期后便会倒塌的房子里时，你的一切重要机能一定会受此观念的影响而遭致破坏。
　　「你脑海中有关上帝的影象、或你对不朽的观念已经消失，所以你的心理的新陈代谢功能失常了。」大师甚至如此清楚警告过他的病人。
　　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
　　很不幸的，在死后精神永生的得救信仰、已存在于大多数寻常人们的脑里之同时，老灵魂们却颇缺乏此种自卫本能，原因可能再简单不过，只因为其它人所需要的信仰和仪式，无非是根植于如此的希望（可能有另一个来世，不比今生差，有可能会更好），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肉体和生命的延长（尽管渺茫过生育后代和捐赠器官）。
　　所以，这些岂是我们的老灵魂们所计较和在意的，对此，他们体会感触甚深，无论是举行最后审判的耶路撒冷的 Josafat 山谷、或那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在他们看来全无异于法华经里所说的：一百八十劫，空过无有佛。
　　他们甚至轻忽他人的和自己的丧礼祭典，并非出于憎恶死尸和畏惧鬼魂（有人类学者宣称，此二者甚而构成所有宗教信仰和宗教实务的核心），实在是这些仪式所蕴涵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意义（活人既想与逝者保时联系、又想与之断绝关系），较之他们日日与死神所做的俄罗斯轮盘游戏，显然的没有任何挑战性和吸引力了。
　　天起凉风，日影飞去，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去。
　　于是他们之中有些人，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勤于翻阅一些羊皮纸的古籍，依照书上的方法收集生命的元素，以致智能有若胜过万人的所罗门，作箴言二十句，诗歌千零五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自伯夷叔齐的饿死首阳山，到介之推抱木燔死。子胥沈江，比干剖心，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尾生抱梁柱而死。
　　其它的老灵魂们，因为必须不断的猜测死亡时刻和辨别死神的行踪气味，使得他们也变成博闻强记、深情于既往之人。
　　我认识的一名老灵魂，他工作室的对街是一家数年前运钞车被劫过的银行，每天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再忙，他都会不自觉的注意、并脑里记下该银行前异常停泊（除中兴保全车外）的所有车辆牌照号码，其中几辆他当时直觉坚信有嫌疑的，那些号码比他自己的身分证字号都还要常浮现心头再也无法抹去。他且十分留心可能搬运金钞的那个时刻，留神挑选一个不贴窗的安全位置勤加窥视，以防枪战一旦发生遭流弹射中。
　　另一位不属于记忆数字的老灵魂，每每无法抑制自己的记下一大堆行色匆匆的路人，她认为与他们错身而过时老嗅到死神的蝙蝠味儿，于是她努力记下那人的身高体重、脸孔、年纪、甚至衣着，以便日后哪一桩案发时，她可出面做证某日某刻某地，她曾目睹该名凶嫌慌忙离开现场。
　　我的确相信她的预感和记忆能力，若有一天市刑大愿意让她观看前科犯的纪录，我保证有几十名她可清楚指认出来。
　　你不也有过类似经验？有次要去哪里在路边招出租车招好久半辆也没有，也许，也许是那城市大楼间的寻常小型旋风当头冷水似的灌下（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你感到头皮嘴唇一麻的赶快跳离你原来所站之地（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你一心一意惊恐来不来得及躲开自身后大楼所落下的人体，不管那是出于自杀还是谋杀（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那个十二年前跳楼自杀的当红男明星、那个跳楼却正好压死一个夜间卖烧肉粽而自身得以幸免的……不相干的在报纸社会版上看来种种血肉淋漓的字眼儿（银炼折断，金罐破裂），你发觉自己的脑子怎么那么无聊、储藏如此多老天你没半点意思要记下的事情，并同时心灵充满宁静的望向天空，放心的好奇着，打那儿连一片落叶或冷气机水滴都没有落下。
　　那一次，死神是如何拣选、而又改变主意的放过你，我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绝非基于对你此生所作善事或恶事多寡的考虑，它简直没有任何标准可言！
　　老灵魂们尤其相信死神更像头野兽些，三不五时猛嗅你一阵，而后随它当时的食欲状态胡做决定，与你的肥瘦与否全没关系。
　　无常，是的，老灵魂们对生死的无常感，毋宁与野蛮人（采人类学中的用词）要相似得多。
　　──他们相信，像工作过劳、太阳晒晕、吃得太多、风吹雨淋这些小事故，固然会引起轻微、短暂的病痛，在战争中被矛击中、中毒、从岩顶或树上摔下来，也可能会使人伤残或死亡，但他们相信一切会夺人性命的事故或疾病，都是源自各式各样神通广大并难以解释的巫术。──
　　此段大要文字，是人类学者马凌诺斯基于世纪初为我们所描摹的超卜连兹岛土著（Trobrianders），多么相同于我们老灵魂们的想法，当然只要我们把其中的太阳晒晕、被矛射中、树上掉下等等，代换成我们所熟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所有文明病就几乎无二了。
　　你说这一切解释太过于形而上成简直迷信？
　　那么容我援引一段容格谈心理学与文学的论述，并只更动其中「诗人」二字为「老灵魂」。
　　容格说：因为我们对迷信与形而上学怀有戒心，因为我们企图建立一个由自然法则所维持，有如成文法统治下的共和国一般、秩序井然的意识世界，所以我们脱离遗弃了那个黑暗世界。然而，在我们之中的老灵魂，却不时瞥见了那些夜间世界的人物──幽灵、魔鬼与神祇。他深知，某种超越凡人能理解范围之外的意志，乃是赐予人生秘密之来源，他能预知在天庭中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可理解的事件。总之，他看到了那令野蛮人和生番们不寒而栗的心灵世界。

夜间飞行

　　在这个人人忙于立碑的时刻，在这个人人忙于立碑的城市，若也给我一个机会，我愿意为我所熟识的老灵魂们立一尊时间老人的巨像。
　　巨像背向新店溪，面向太平洋盆地，好像是它的镜子一般。它的头是纯金做的，手臂和胸膛是银做的，肚子是铜做的，其余都是由好铁做成，只有一只右脚是泥土做的，但是在这个最弱的支点上，却担负了最大部分的重量。
　　在这巨像的各部分，除开那金做的，都已经有了裂缝，从这些裂缝流出的泪水，缓缓汇聚成一条长河、一条夜间飞行的路线。
　　同样一个城市，在老灵魂们看来，往往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像。
　　──我说的不是那商品贩卖者所谓的纽约、伦敦、巴黎、米兰、东京……诸城市。
　　──我说的不是那「唯一的真实的城市」，信者谓之天国之城，实乃在他们看来，世间的一切城市不过是他们旅行或被放逐之地。
　　──我说的也不是我们那尘土所造的古始祖老亚当所告诉但丁的地方：至于我在那高出海面的山顶，那时我的生活是纯洁的，而且没有失宠，我留在那里不过从第一时到第六时，彼时太阳移动圆周的四分之一。
　　──我说的当然就不是那未被海神封锁、末被地震毁灭、受永恒的和风吹拂、如同太古时代一样的伊甸乐园。
　　──我说的甚至、甚至不是真正的夜间，因为那个时候天鲤光与天阳光已融融交合。
　　同样一个城市，老灵魂们所看到的图像往往是──
　　例如一名家住城南、工作地点在城北、必须天天通勤的老灵魂，清晨出门他所感觉到的并不是一阵清凉的微风，而是微风中又浪迹一夜的一个年轻疲乏的亡灵。他曾在某年的一个等车的早晨，目睹那人人车两地躺在马路当中，脚头焚着好心路人烧的纸钱，那人面色黑肿如瓜，身穿某高职的学生制服，霸道的舒展着四肢躺在路中央、以致来往车阵因此必须被迫绕道而行。他临上车前，匆匆见到哭嚎奔跑而来的、可能是死者的姊姊和女友（前者敢抚摸死者，后者不敢）。好几年了，姊姊和女友早就结婚生子了吧，总之顶多每年忌日才会想起他，老灵魂天天与它打招呼，彷佛它是路边那常与他点头道早安的槟榔摊老板。
　　车阵塞在南区的超级大瓶颈，他趁便与那各路过往的鬼魂们一一致意，彷佛是个灵媒，情感上更像是他们的家属代表。
　　其实没有一桩车祸是他亲眼目睹的，甚至那个他最记挂的、肇事者逃之夭夭，死者的父亲因此终年在路口立木牌悬赏任何目击者提供线索的亡魂，死时十七岁（他记得好清楚，从报上报导得知），这几年长大了不少，不知为何不肯协助其父亲破案。
　　车子刚上高架桥，他的心情并没随眼前豁然开朗的城市景观而放晴，他看到那名在某个雨夜里被弃尸此处的女体，挣扎爬起来，形容惨淡、略为自己的狼狈感到难堪的望着他，他未减速的擦驰而过，险些又撞到她，「好可怜呀……」他每天都要如此对她这么说，同情未曾因时日久远而减退。
　　然后他全心全意收拢起精神，一来此段路他较缺乏亡灵们的资料，二来老忍不住沈思起那个老问题，奇怪死神到底以哪样一个准则和时间表来叩访、调侃人们。
　　通常在他思索并照例碰壁之前，就被那巍巍然的大饭店所完全吸引，那饭店十年前曾发生超级大火灾，一口气烧死和跳楼的有几十人，后来重建且更名继续营业，因此还记得此事的人怕没多少了。
　　由于亡灵过多，而且当时各报都大篇幅仔细报导，他被迫一一记得他们并且逐渐熟识，那一大半的亡灵，他肯定他们的妻子绝对已经他嫁、并且成功的忘记他们，因为那次火灾烧死的几乎部是男性，其中一半还是对家人说是因公出差，结果被发现与妓女成幽会女友一起烧死。
　　起初他觉得自己简直倒霉极了，而且也很恐怖，他们的老婆连清明节都不去给他们上坟了，而自己像他们的众儿孙似的，天天向他们有礼的致哀默祷，可是几年下来，事情发展得彷佛变成这样：他看到满满一幢楼的每一个窗口皆挤满了人，他们既悲伤又快乐甚至有人吹着尖亮的口哨向他猛招手，彩带、七彩色纸飞满天空，正像是一艘大邮轮即将开航时道别的场面，令他心情每每为之起落不已。
　　随后车过圆山基隆河，令他目眩不已的（每年十几辆）飞车争先恐后冲入河，令他无暇顾及另外几十对正携子女跳河的年轻母亲们。
　　更远一些，他清楚看到北淡线末折时的那铁道桥上，一对谈心的男女不及躲避火车而被迫跳入河中，尸体奇怪的再没有被找到。
　　此处塞车渐渐严重后，他得以细细条理一个个亡灵的故事，甚至及于桥下再春游泳池所纪念的那个三十年前、在金山海边舍己救人的小男孩。
　　……
　　──同样一个城市，在老灵魂们看来，往往呈现完全不同的一幅图像。
　　老实说，我也不知为何在今日这种有规律、有计划的严密现代城市生活中，会给老灵魂一种置身旷野蛮荒之感，他们简直彷佛原始人在原始社会，随时随地他都可能、容易受到各种意外巧合的袭击，并因此遭遇死亡。他们像原始人似的必须天天面对充满数不尽恶作剧力量的世界，除了前述的主动选择死亡一途，他们只得煞有介事的处理一切、我们视为荒诞不经笑破肚肠、而他们所认为的神秘征兆。
　　旷野之子（太阳晒熟的美果，月亮养成的宝贝），我竟想如此称呼他们。
　　──旷野之子耶稣，死时贫穷而裸露。
　　也有哲人藉超人之口如此宣称：旷野之子，他死得太早，假若活到我这年纪，
　　他也许要收回他的教义──
　　我们的老灵魂，我无法再为你们做任何解说了，毕竟终有一日，你们终将妄想夺下海神的三叉戟及其发自海底最深处的歌声：

　　或许夜行者，
　　把这月晕叫做气象，
　　但是我们精灵看法不同，
　　只有我们持有正确的主张，
　　那是向导的鸽群，
　　引导着我女儿的贝车方向，
　　它们是从古代以来，
　　便学会了那种奇异的飞翔。

（录自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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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才所收藏的折扇

　　我称不上是胡兰成的朋友，虽曾相识，但交往不深，相知也不够，祇是在上世纪一九五O年代后期到一九七O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像伏枥老骥一般窝在东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度，他高估了我，以为我在台湾政界及文化界人缘很广，可以帮助他来台栖身及发展，所以毫不隐讳的多方接近我，起初，由于他的背景及经历，我还多少有点戒心，但接触较多之后，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文才而并不讨人厌的人物，遂很热络的交往过一阵。后来，大概是他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他来台，我们才慢慢疏远。他和我不再联络之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忽然听台湾来的朋友说胡兰成已经到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更出版了几本轰动一时的著作。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赶出」了台湾，去到香港，辗转又回到了日本。他未再和我联络，我也未再找他。最后他的死讯，我还是看日本报纸才知道的。
　　最初介绍我和他认识的，是香港一位能文能画的朋友，说一口无锡腔国语的薛慧山。
　　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底或六三年初，薛老从香港来到东京，我电话约他餐叙，他一口答应，并说要带一位一定会让我「相见恨晚」的朋友同来，我以为是一位和他一起从香港来的朋友，当然表示欢迎。及至他们如约来到餐厅，但见和薛老同来的，是一位身着中国式缎面丝棉袍，肤色较黑的清瘦老者。棉袍半旧，老者面孔虽不能说是有饥色，却毫无神采。我的初见印象是：大陆变色后逃难到香港的落拓文人吧。薛老抢前一步，挥手介绍说：「胡兰成，我的老朋友。」
　　我吃了一惊，听到胡兰成这个名字，看着面前的这位老者，我不仅没有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的喜感，反而是惊愕与失望的成分多些。
　　对胡兰成，我和其它许多人一样，是因为读张爱玲的小说，迷张爱玲的小说，才知道有胡某这个人的。我于一九五O年代末被报社派驻东京，到后不久，就听说「汪伪政权」时代在南京做过官的许多「汉奸」，在大陆变色后，都逃到日本来了，胡兰成是其中之一。令人纳闷的是：东京侨界朋友们在谈论侨界的人或事时，不时会谈到胡兰成，但都是谈他的过去，从未听人谈到他的现况，一般都猜想他深居简出，来到东京养老的吧。他似乎从未参加侨界的任何公开活动，也未听说他在侨界有什么时相往来的朋友。
　　当年，东京华侨人数不多，老中青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万多人，但成分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区分：亲台湾、亲大陆、或两岸均无特别亲疏关系的中立者外；三大区分领域之中，又各自混杂着「二战」以前就久居日本或曾入籍日本的台籍老侨。「二战」后迁日的第一代新侨，与大陆变色后逃往日本的第二代新侨；此中又混杂着暗获日本包庇的「汉奸」，或暗受日本支持的「台独」分子；此外，更有不同省籍的各地同乡曾，如台湾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都很有实力；「东京华侨总会」就有完全同名的两个，一个亲台湾的在银座，一个亲大陆的在新桥，两会只隔地下铁一站，步行不过十分钟。
　　组成分子如此庞杂交错的华侨社会，对背景及身分都十分特殊的胡兰成来说，深居简出应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次，要不是薛慧山很冒失的把他带了来参加我的餐叙，我还真不知道怎样的机会才能让我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呢。
　　不过，毋庸讳言，薛老如果在电话中预先就告诉我，他会带胡兰成同来，我虽不能预知自己是否真会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但我对于有机会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内心深处确是有所期待的。
　　对胡兰成，我真是太好奇了。
　　他既能赢得玲珑剔透的张爱玲的芳心，成为了她的初恋情人及夫婿；却又能容忍及接纳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畲爱珍，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从张爱玲的角度去推想，胡兰成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从畲爱珍的角度去推想，他应该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伧夫。如此相异的两种人格特质，怎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一位人物，当然希望有机会见上一见。
　　结果，我们见面了。第一眼，却让我大感意外及失望，我眼前的胡兰成，既不是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却也一点也不粗鄙。我的实时印象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糟老头。
　　上了餐桌，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好，他很深沉，不多话，眼色很锐利的看着薛慧山和我。薛老兴高采烈的谈着他旅游东南亚的见闻。后来不知怎样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书画，那更是薛老的专长，我插不上嘴，胡兰成倒是不时应和着。我在一旁端详他们两者，看上去，年纪差不多，应该都是六十上下的人，薛老可能还要大上几岁。当时，我还不过三十六、七岁，觉得和他们两老不是同时代的人，一直未多发言。
　　那次餐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临别时特地向我索取名片。我们做记者的人，绝不吝于给人名片，但那天我是主人，他是薛慧山带来的客人，他似乎倚老卖老的不给我名片，我也就装作不在意，未给他名片，但最后他向我索取，我给了他，他仍然未给我名片。
　　过了十来天，忽然接到胡兰成电话，说薛老要回香港了，他给薛老饯行，邀我作陪，在同一家中国餐馆。我想他这是借口回请我吧，我应邀去了。三人坐定后，他俩之间的几句寒暄，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薛老大概是说：为他饯行，何必破费到餐馆来，府上「爱珍嫂」的手艺比这儿高明多了。胡却看着我说：黄先生是新识，怎好屈驾到舍下去。我顺口答说：有机会，一定专程叨扰。胡却没有答话。
　　其实，我非常希望他说一句「欢迎随时来指教」之类的话，我就可以打铁趁热问他地址。因为，我对「爱珍嫂」这位人物，更是十分好奇。
　　当年在东京，每有人提到胡兰成，就会谈到畲爱珍。有关畲爱珍的传说，比胡兰成还要多，据说这位「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凶狠无比，能两手开枪，杀人不眨眼，「七十六号」抓到女人犯，都由她拷打审讯，不死也得脱层皮云云。尤其是她来到东京后，竟然和胡兰成搭上了，更增加了这一双男女的传奇性。
　　如此一位人物，如有机会见识，我当然会争取。那天的餐会上，胡兰成虽然没有表示欢迎我登门拜访，他却留下了一个有意和我继续交往的伏笔。他主动提及在《中央日报》航空版上看到过我写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接着说他也喜欢写写东西，很想寄几篇杂文向我讨教。我当然表示极愿拜读，请他即速寄下。
　　果然，一两个星期后，他寄来了一大堆文稿，有的是杂志的抽印本，也有手稿的复印，杂文居多，也有谈论日本政情的，我看后，非常意外，对他的文采不禁大声喝彩。尤其是那些杂文，谈人生，谈哲理，谈风花雪月，都有妙处，都有神来之笔，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观，不再称他「糟老头」。
　　他很可恶，一直未告诉我联络电话，我祇好照他寄文稿给我的地址，给他写去一信，谢谢他，并以相当保留的语气捧了他几句，（他说曾在报上看过我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我一听就觉得是敷衍之词，我怀疑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所以我不想在信里捧他太过火。）接着，在信里我邀约他╳月╳日中午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餐叙，我担心他不来，故意说他的一些文章引起我颇多感触及意见，希望向他当面请教。
　　他如期来了，还是穿的那半旧棉袍。
　　入座之后，我看得出他颇为局促不安，大餐厅中，他是唯一未穿西装的人，客人绝大多数是白色洋人，俱乐部的官式语言是英语，连菜单都是英文的。我特地先向他解释，此次之所以约在这儿见面，主要原因是我没有把握他是否会赏光，如果约在中国餐馆，订下座，万一他不赏光，我会很尴尬；而这儿比较随便，我几乎每天都来，餐厅很大，大小桌面很多，我提前来占住这个餐桌，两人用餐正好，万一他不赏光，我就挤到那几台专为外国记者会员保留的大餐桌上去就是了。我接着向他解说，俱乐部是专业性很高的国际社团，采会员制，会员限于日本外务省登记有案的外国记者，及各国驻日外交官，不搞社交活动，在这儿比较自由自在，不必受拘束。
　　胡兰成听了我的解释，态度显然放松不少，用餐后，又见我喝咖啡，抽香烟（当年抽烟是时髦，不抽烟反被视为异类），放言高论，和外国人打招呼或谈话，用英语；和他用中国话谈话，并未压低声音，也无人引以为异。同时，在我们用餐前后，到桌前和我打招呼的外国人，我都为他介绍，果然都是外国重要媒体的驻东京记者或外交官。在这「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知识分子社团环境中，他终于被这种开放自在的氛围所感染，让他和我相识以来一直拥抱着的那份深沉与矜持，完全抛开了。
　　餐后喝完咖啡，我领他到俱乐部的数据室，书籍、杂志、报纸几乎全是英文的，却有两份中文报：台湾《中央日报》航空版及香港的《香港时报》，他如获至宝，看完了架上的近期报纸，还想借过去的合订本来看。在数据室待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回到餐厅喝咖啡聊天。他问我这地方他可以自己来吧？我说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会员制，但是，如果你到数据室看书报甚至坐坐休息，不会有人管你，尽可自由出入；但不能去餐厅吃喝东西，这儿不收现金，必须会员签账单，月底结帐。
　　我看他很失望的样子，连忙告诉他尽可以常来，我每星期至少有五天在这里，我们这些「单枪匹马」的特派员都不会有办公室，白天写稿、发电都在这儿的工作室里。而且，我们也可以约好在这儿见面。
　　他几乎从没有一个人来过，但每次我到了之后，打电话到他家找他，他都会欣然而来。他来了先去看中文报纸，我在工作室写稿，中午时分，我带他到餐厅用餐、喝咖啡、聊天。如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一两次，他很健谈，我总是让他多说话，但他很慎言，谈的话题都是张爱玲或世界反共大势，我听腻了，问他一点旁的，他都很巧妙的避开。他似乎很关心台湾的事情，在闲谈中曾问到台湾的政情和社会情况。其实，交往两三个月之后，我对他已失去兴趣，我还不愿放开他的唯一原因，是想见一见畲爱珍，看看这位女魔头是什么模样。但我发觉胡兰成似乎总不愿意让我见到畲爱珍，我想他羞于让长相凶神恶煞的畲女见外人，这种心理，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想再为难他了，遂放弃了要见畲爱珍的念头。
　　恰巧这个时候，台湾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我忙得不得了。遂有三、四个星期未和胡兰成见面，却把他弄急了，以为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我，忙着来找我解释误会。
　　原来在一九六三年二、四月间，中共向日本洽购一座整套的尼龙制造工厂，金额庞大，中共向日本进出口银行洽借巨额购厂资金；进出口银行是国家银行，台湾当时与日本尚有邦交，极力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的此项贷款，但日本工商界和舆论界却在对日本政府强加压力，逼促日本政府尽速核准贷款。
　　台湾方面警觉事态严重，紧急打出王牌，连续派出超重量级的政治外交人物赶赴日本，对日本政府高层直接进行交涉。于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中日合作策进会理事长谷正纲等，先后来抵东京，东京的政治外交情势绷得紧张万状。
　　那段期间，我忙得头昏眼花，每天都是早出晚归，马不停蹄，难怪胡兰成说四处找不到我，误以为我在躲避他。
　　五月初的某一天，我忙到晚间十点多钟才回家，一进门，赫然看到胡兰成和一位身着中国旗袍，体型略胖，皮肤白皙的中年妇人坐在客室中等我，不用介绍，我断定这妇人就是畲爱珍了。非常让我意外，她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大方方，脸上淡妆，泛着和善的微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江南一带的普通家庭主妇。
　　胡兰成先向我道歉深夜来打扰，实在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很急，他讲话很慢，我还真想不透他有什么「急」事情找我。他接着说：从报上看到张群先生到了东京，他拜托我带他去见张群。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向张群先生报告，诸如：日本政情啦，日本反共势力及反共情势啦……我不等他说完，就几乎骂出口来「神经病！」但看他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不忍心骂他，勉强抑压住心头火气，问他以甚么身分要去见张群，他支支吾吾了一会，答说「张先生应该知道我吧。」至此，我决意不再和他纠缠，我明白告诉他：要见张秘书长，绝对不可能；我们记者也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都是找他的随员或秘书进行采访。日本报纸也注销来了，张秘书长此行是为了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共购买尼龙工厂，任务重大，困难重重，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紧不透风，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已有五年未来日本，你想，日本各界多少人在等着见他，他又必须要找日本政界多少人，哪里还有你我的机会。
　　我这番说得极其诚恳实在，说完我即起身送客，胡兰成还想说话，畲爱珍轻轻拉着他走了。畲爱珍除了初见面时的几句寒暄外，全程未说一句话，祇是专注的在一旁听着。我的印象是：对情势的分析，畲爱珍显然比胡兰成高明。
　　张群的行程中，排定有一天中午要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演讲，并接受记者发问。我告诉了胡兰成，胡希望我带他去参加，并问有否机会和张群谈谈话。我告诉他交谈的机会不大，恐怕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到了那天，我为胡兰成买了餐，订了座位，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我坐在前面的记者会员席，他坐在后面的来宾席。那天的演讲和记者会都是用英语，张群用餐后，亲自念了预先准备的英文讲稿，然后由记者发问，由大使馆的一位职员翻译。记者会结束后，张群立刻被人前呼后拥上车离去，坐在后边来宾席上的胡兰成，果然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
　　胡兰成在东京就祇这么一次远远的听过张群演讲，始终未能和张群说上话；我一直未向张群提过他。
　　过了一两天，陶希圣先生到了东京，我到机场接机，在从机场到旅社的路上，我即向陶先生报告，胡兰成在东京，曾拜托我引他去见张群秘书长。我话未说完，陶先生提高了嗓音说「不可以！」我答说：我已拒绝他了。我随即问陶先生，「如果胡兰成要求见您，见不见？」陶先生未答话，我知道他在考虑中。
　　到了旅社安顿好后，陶先生才对我说：「胡兰成，我可以见他，由你去安排时间。」说着，陶先生从沙发上起身站立，右手掌五指并拢，手臂横摆左额前，一面说话，一面右手臂从胸前往下一切，说道：「胡兰成和台湾的接触，到我这儿为止。」
　　陶先生已为我和胡兰成画下了界限。
　　我问陶先生的行程，以便安排胡兰成来见他的时间。
　　我到记者俱乐部打电话找了胡兰成来见面，他已从报纸上看到陶希圣来东京的新闻，果不其然，他立刻要求去看陶，我用电话和陶先生联络，安排第二天上午十时在陶先生旅社见面。
　　他们原已认识，毋须我介绍，第二天，我陪胡到陶先生房间，就托词离开了，他们两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我不在场。
　　当天的傍晚，陶先生找我去旅社陪他晚餐，他简略的讲了他和胡兰成谈话的情形，主要是胡讲述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况，陶先生说：胡兰成十介恳切的要求陶帮忙他住到台湾去。我问：他准备到台湾去干什么？陶说：他希望去大学教书。我说：可能吗？陶先生说：办不到！台湾怎么可能收容他，何况，他还带着一个畲爱珍。
　　胡兰成要为陶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一些日本评论家。最好能举行一次座谈会，陶问我的意见。我说：胡的这般评论家朋友我都大致见过，可惜多已过时了，都已不再有舞台，我建议陶先生如有时间，不妨和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至少，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陶先生嘱我安排一次茶会座谈，到了二十来位日本评论家，胡兰成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
　　十多天后，台湾来的政要们先后离日回国，日台外交关系却未见好转。外交问题多，记者们一定大忙特忙，胡兰成偶尔还会到俱乐部找我，几次扑空，他可能又误以为我在躲避他，后来，甚至我到了俱乐部打电话找他，他也推托不来了。由疏远而淡忘，他去了台湾，如愿到大学教书，又因「汉奸」背景被轰出境，再回到日本，这一连串事情，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又过了若干年，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个小框框消息，说原籍中国的评论家胡兰成去世。这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黄天才
 
    广西阳朔人，资深新闻工作者，自一九六Ｏ年代初期奉派驻日采访，长达二十四年，先后服务过《经济时报》、《民族晚报》、《联合报》、《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等传播媒体，曾任《中央日报》副社长、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及董事长，并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着有：《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五百年来一大千》、《劲寒梅音：辜振甫人生纪实》（合着），《林海峰围棋之路：从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等。
※Charlie按：

    一、本文载于《印刻》2009年3月号，当时因赶着《小团圆》即将问世，故印刻方面紧急推出「你的今生今世，我的半生情缘──张爱玲‧胡兰成‧小团圆」专题，内中搜罗了此篇。
    二、当时听天文天心谈起，笑说读了黄天才此文，觉得这个人是「文盲」，胡先生在前，而他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当面错过。稍后印刻将杂志寄到我台北家，我请舍妹先读过，电话上转告我她的阅读印象，听了好似无甚重要内容，因此得到印刻杂志后，我也未再看，径束诸高阁。
    三、这几天应smiletotoro兄之请，乃找出此篇，扫瞄之后细阅，方知不可尽信人言，天文天心对胡先生的信任是不落言诠的，而我认为有时还是要言诠一番，更有意思，也让读者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故此篇颇具价值。从前我还在迷围棋时，曾在旧书摊买到一本黄天才的《林海峰围棋之路》，读过之后颇觉失望，大概以我那样的棋迷，老早就从无数管道得悉林海峰──我心目中的大棋士──生平的点点滴滴，反觉得黄天才的采访仅是浮面，不够深入；这个经验我后来也有过，即：我也是一个戏迷，迷戏的细节所在伙矣，结果看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反而觉得没什么，因为那些我早已知道了。
    四、回到黄天才的这篇文章，当可发现：陶希圣面对黄天才的态度，其实跟胡差不多，有话不愿对黄多讲。而由胡兰成与侄胡绍钟（青芸同父异母弟）家书可知，陶希圣尚且曾亲自造访胡宅，彼此倾谈过，其交情的契合与相忘，又岂是黄天才所得而知之者？世人多知：陶、胡各是蒋、汪的文胆，而世传《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者，则胡有对该着所为之长篇批判，应可视为蒋汪两大文胆的另类交锋。
    五、胡初赴日本时，因身分敏感，且国民党在日的代表团仍甚有力量，为了人身安全计，多用假名在社会上行走，直到《今生今世》出版后，乃恢复以本名行世。从此文可知，胡对黄仍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胡未参与旅日华侨集社，应也是如此的考虑。胡后来得以赴台讲学，应是循其它途径打通了关节，在台也曾拜访张群、黄少谷、陈立夫等要人。
    六、胡的信札中有谓在友人处阅读港台大陆报刊，当是此文所指的记者俱乐部。
    七、金雄白、章君谷的书中均提到畲爱珍是个双手能够开枪的狠角色，黄在此文中也提到这个，当是以讹传讹。
    八、黄天才可说是国民党治下的循吏，是个新闻界的老兵，此所以他后来能当上中央日报社长、中央社董事长，算是国民党对他的酬佣。但他的新闻嗅觉实在不算灵敏，居然错过了胡这个人，以我所知，胡介入日本政治社会的层面相当深广，且不时将所获得的政治情报，为文发表在卜少夫的《新闻天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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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击壤歌》，原是朱天心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年少之作，亦是扬名之作，我读了来，感觉颇像是女子版的《未央歌》，不啻是鹿桥的一脉真传。干净的红砖路，白云碧海的校园，空气里飘散着青草味，她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逃学为了读更多书，教科书之外的文史书，看电影，坐火车出城看世界有多大，真是南天下的一股久违之感。
    而白云悠悠下的这些女孩子们，心思闲静得，仿佛能装得了整个天下。
    作为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朱天心十五岁之前出生、成长在眷村——这个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岛军人眷属的大院，中国内地是她们最大的乡愁，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热爱中国文化历史（文化中国），则总总构成她们被拉扯扭折的处境。
    当年等着进台大的暑假里，朱天心少女大志，寄情家国天下，便提笔写了这本《击壤歌》，是年方才十七岁。她一边写《击壤歌》，而胡兰成一边在写《禅是一枝花》，“他见我玩疯了中断写稿，就上街买上好的日本圆珠笔与我，和我小孩气的勾小手指相约看谁先写完”。《击壤歌》里后两章，明眼人或能看出“偷渡”了不少胡兰成的东西，而只以“爷爷”代称。是时胡兰成的书被禁，朱天心为之鸣不平，便在书中大量偷渡，“用我的方式让之得见天日”。
    晚年在台湾，胡兰成别开教筵，闲来开讲易经和禅学，但未几胡氏被扫地出门，却再无人愿认这段教谊。只朱西宁坚辞重压，为胡兰成在自家隔壁租居寓所，生活上予以照料，几乎将老友好友得罪怠尽，乃至绝交，其中即包括早年老友、著名诗人及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他说：“我们都是抗日战争过来的，怎么与汉奸搅一块儿？”
    朱西宁先生在台湾，小说十分了得，素有“军中三剑客”之称，虎父果然无犬女。文坛父女兵亦是一门三剑客，朱天文、朱天心这对姐妹花藏剑气于柔媚，倒是越发有乃父、乃师的风范了。
    为策划这本《击壤歌》，我跟天心打过几通电话，有时是天文接，有时是天心接，有时是她们的妈妈刘慕沙接，天文的声音略微成熟，而天心的则还像小女孩，如初试啼声。和天文比起来，天心是更有英气，感情上的爱憎也更明亮，斩钉截铁的，天文更多的是耽于艺术。
    天心曾说：“那时来访簇拥的众女子，皆喊胡先生或老师，我第一天就叫胡爷爷，是异于他一生所有际遇过的女子吗？他真的就爷爷起来对我，叨我不许再戴隐形眼镜，叨我别再整日抱狗抱猫，叨我三餐要正常别只吃巧克力像苏曼殊……他把着手教读礼记诗经史记，教下围棋，买帖子要我练字（替我挑的是《西峡颂》）。”一生在脂粉堆里打滚而来的胡兰成，老来与一班小女子玩耍，是无人理会的自解闲情耶？还是念念不忘地要传个香火师承耶？
    只是岁月一恍，当年的明丽少女朱天心，如今也五十开外了。不过，好在中华文化的台湾一脉，于斯为盛，天文天心这些女弟子们，才学情思，至今还拿写作当一门手艺活，活儿做得精细，像是好木匠。天文、天心是至今也不会用电脑，往来只发发传真，每日写作也还是纸笔作战，手写的字还是好的，一笔一画的，笔端留有情思，不像电脑打出来的字，都是糠的，非关人情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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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

　　读了天文抄示你给她的信里有：「这次荷西的死，是死了两个人，我的话，也是活下了两个人」，我顿时安了心，你一定要连荷西[的]也活了，连世人[的]也一同活了。
　　荷西自是三毛的，可比杜甫诗里的月亮，但凡懂得诗，就也懂得那月亮，喜爱三毛的就会也喜爱荷西了。
　　我读过你的文章，今更读了仙枝及天文来信讲到你，我也犹如当面见了你的人了。有好几天早晨醒来，在床上想着可对三毛说些什么好，而随即接到天文来信，她已代我说了，且还比我说得好。她说你「是犯了天条的仙子被謪到凡间来，红尘一场仍旧又回到太虚灵河畔归位。但也许认得了我们，是她旧时的仙侣，亦可以地上即是瑶池的千年。」
　　仙枝与天文都很气那班人不懂得你，好意为你而写的报上文章都自说自会，但我看了剪报并不气，因为还是张爱玲的那句话：「凡人只能取他所能取的，并给他所能给的」，他们虽然说得不对，而你看他们说得不对，也该可有其可爱的。只是文化分子其实不可爱，只可以把他们无奈何罢了，远不如中国的农民的讲史上的英雄美人都讲得不对，却可以是非常好的。但我不再较量这些，听见谁在说三毛，单单三毛这两个字就是好的，我愿天下人都说你。
　　天文说到仙子谪堕红尘的话，使我想起中国民族真是经历劫毁多矣，所以能有此豁然的想法。而与佛说的解脱却又不同。佛说那段红尘姻缘是幻妄，而如你与荷西的事则似真似假，乃是最真。汉魏时人传有郑交甫汉水遇神女之事，郑交甫游汉阳，遇二姝于途，与相问答，遂向之乞所佩珠，置于怀中，二女去后，索怀中珠则无矣。你与荷西，倒是荷西像神女的给了你珠，哄了你一回，你倒做了那茫然的郑交甫了，在汉阳的光风迷离中。神女去后于今已千年，而连同那郑交甫，都不可能想象有一个死字。
　　而仙枝天文天心与我，与还有许多人，都要请你重新写文章，来与大家一道玩呢。可比是要请天照大神出岩户。曰本古事记里，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住在高天原，被其弟素盏呜尊捣乱得不成话，一气之下隐入于岩户，天下遂成长夜。于是诸神集于岩户外，央求她，哄骗她，要她出来，有装鸡鸣的，有说诸般好话的，此时却有天钿女出来舞踊，这是有名的天钿女之舞，而她却生得丑怪，舞时衣裾散乱飘起，露出胸乳，还被看见了女阴，众神哄笑，山海皆哗动，天照大神出来偷窥，候在外侧的多力神一把拉出岩户，顿时遍天下都为太阳光所照耀了。现在我就是要拉三毛出岩户。天照大神是被其弟弟所恼，而三毛是被造化小儿所恼，一般的都是隐入了岩户。
　　历史上的劫毁与人的生死真乃是大事。仙枝与天文都会哭，与林黛玉的哭同是美得真，同是艳得深至，那眼泪是春天早晨满花枝的露水，而你的眼泪则如洞庭湖君山的斑竹泪，与孟姜女的哭夫泪。曰本古事记里，素盏呜尊想念他在高天原的姊姊天照大神，日日哭泣，江河都被哭干，草木都被哭枯了，最后他「登」「登」的爬上了天去，到高天原见了姊姊。素盏呜尊的这哭真是哭得雄大，哭得童稚纯心，三毛便也是这样纯心的思慕荷西。你是如此的知道了劫毁之真与一个人的死之真，你应是又还知道了历史上文明的建设之真了。如此则成与毁，死与生，乃是相倚，此即可以是你活，也是活下了两个人，并且像天照大神的出了岩户，与世人皆活了。
　　希望你去一去西班牙，就又回台湾，与仙枝天文天心等同为三三而立起建国之大业，有机会也希望你能来曰本一玩。不一一，乞保重身体，不可哭坏了眼睛，希望你能读我的禅是一枝花。

　　　　　　　　　　　　　　　　　　　　　明儿　庚申年一月三日（※按：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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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妹2

　　 见天心教女儿规矩，盟盟有时木头木脑的，教一学一，毫不曾举一反三，就听天心气叹道：“你真是阿难哦！”阿难是释迦弟子中最鲁钝的一个，释迦说法之余，老是在教阿难公民与道德，类似先洗脸再洗身，洗过脚的盆子不要拿来洗脸这些。　　
　　 当年胡老师教我们，也可比教阿难呢。天心每说胡爷好可怜，吃过饭吧，指着桌上的夏柑苹果讲起利率与货币的关系，用不能再白了的大白话，讲给经济学的文盲听。　　
　　 银行利率低的时候，大家都来借钱做生意，工厂活络，就业率高，市面热，引起通货膨胀，本来三百元（日币）一个的夏柑现在五百元才买得到。反之，利率高的时候，大家都把钱存到银行……我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一段，对天心却有铭记印象，日后她看财经新闻，居然便靠这么一丁点讯息而理解，于是有兴趣再去读凯因斯的书。
　　 胡老师教这群阿难，也到了口干舌燥的田地。单是他见我和天心戴隐形眼镜常眼睛起红丝，就提过数次要改戴镜框眼镜，说美是要大大的，我们这种为美太小了。
　　 离成田机场时天心一句誓言回去就配眼镜，他几封来信都说高兴感激。读到朝日新闻报导，使用隐形眼镜致失明和乱视的调查统计，他忙不迭剪寄来。又看到电视医学节目讲述视网膜剥离，近视者易患此症，戴隐形眼镜者更加倍，立即画眼球图详细说明了几页纸告知我们。
　　 还有我们家的猫狗之多，素已恶名昭彰。他先搬出孟子，讲那段有名的先王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礼有亲疏尊卑，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再请出圣经，讲神要世人晓得有个分别清好的秩序。人倘是对天下抱有大志，猫狗这些都是小事，说改就改。抱猫狗是小女孩做的，天心停止抱猫狗才从小女孩升做大人。人要去私，对猫狗也是私。人要鞭挞自己，以冷水泼体使自己清醒不溺于情。抱抱猫狗，一定会使孔子摇头，基督也不欢喜的。他写信道，“待猫狗如人，乃会亏待了人，也怠慢了主。如果基督来到门口，而你对祂说，请您不要进来，客厅里都是猫狗。基督就会差遣我对你说，把猫狗赶到狗棚猫窠去吧，因为神要使万物各得其所。”
　　 他极爱耶稣的一句口头禅，“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们”，便像这样发憨劲写一信给天心，信曰，“天心小姐，我有话要教你。你不可任性。你知道民初有个苏曼殊是天才的骨子，他就是任性，成天只吃巧克力糖，不吃饭，结果三十几岁就死了。
　　 孟子说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二语正为你说。
　　 “任性是不知止，亦不知节制。大学说要止于至善，动是有止才有造形的。
　　 动是音乐的，止是礼节的。大自然的动，连续中有不连续，不连续处如竹之有节，要以飞跃通过这节才又成长。 故天有四时，花有季节。而你却像小孩的永远是正月初一这一天，这就没有易经的易了。太古恐龙时代，爬虫类曾生息了约二亿年，而无历史，因其无变化，无创造，想起那悠悠的二亿年间真叫人无话可说。
　　 “庄子说浑沌好，但文明是要在造形中见浑沌，见太始，而造形必是节制的。
　　 虽有动，而无止，则不成物。你想想，倘无节制，任性的笔画是连作一点或一边角都不可能的。我前信教你吃西瓜不可连子都吃，不可猫狗与人不分，若一直是浑沌世界，虽然好，但那样会无礼呢。
　　 “礼是创造的形，如花开各异。不可只是春光而不开花。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要开花便不自在了，因为开花必要应于节气，又连花瓣的格式都是有制度的，否则不能有一朵花的形状了。你的小说《爱情》的境界极真极高，故可通于非爱情，你今应当遇节而悟了。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你的。祝用功。爷爷。”
　　 阅胡老师信，始知释迦说法之重复啰嗦，实在情有可原。而我们初从日本回国，由于所受文化冲击甚大，好兴头的想来革新家里几件事。一件是吃饭的时候学日本那样另备碗盘装残肴骨骸，免得吐在桌上难看，欠卫生。一人多配一碟的结果，饭桌挤不堪，清洗量亦倍增，遂不了了之。至于向猫狗开靶，我们的严厉态度竟把母亲惹毛了，坐在楼梯口呜呜呜的哭。毕竟没能将猫狗赶去窠棚，直到多年后詹宏志介绍了本好看的书而开始知道劳伦兹（一九七二年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得主），我得到一种哲学基础支持似的，才稍觉不必负咎。
　　 再一件是临帖，买了几册二玄社的帖子。天心临的西峡颂，是纪念汉朝打开汉中通蜀道的文字刻在路边摩崖上。天心一向讨厌写任何字，太自惭她那笔长手长脚的蜘蛛字了。我还学古筝，仙枝学胡琴。选筝学，因为弹筝好看。可冥冥中也觉得学不久，不肯花那个钱买筝，借朋友姐姐不弹的筝，每星期六下午转两趟车去仙枝家附近的大同区公所，杂在国乐组里练曲子。收班后，扛着黑色长大的筝盒真像一具棺材，硬是挤得进沙丁鱼公车里，横越台北市回景美。果然没学下去，弹到《雁落平沙》，筝也奉还。又画过荷花，水水墨墨，学了荷叶的芽，没开的叶，开到一分、两分、五分的叶，叶连着一根长茎也学了，花只学了花苞，一切便告休止。这几项凑起来，三点构成一平面，难怪会给人印象我们是义和团。
　　 经常胡老师前信说的，后信追来补充、修正、否定、再确认，连连如下十二道金牌。完全印证他在张爱玲面前，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悔，虽然张是喜欢这样像听山西梆子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胡老师才训话过我们，立刻追信来跟天心补正道，“孔子说后生可畏，这个畏字是想到了自己，对自己重新认识。 史记有汉武帝宠妃尹夫人见邢夫人自伤不如一段，不知你有否读过？
　　 那真是把妒忌升华了。天文看他人的好文章便有这个畏字的美。我对你也如此……
　　 “我读《击壤歌》，每反省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你与天文看了许多无聊的电影和小说，我只道是浪费光阴，不知杂食粗食比精食更可有育成自己。我对于有一位日本小姐，想之二十余年，她亦与我一般心意，大前年我从台湾返日后她来看我，回去时我送她，在电车上我对她说，”也许我不能与你在一起反为于我好，若与你在一起，种种有你帮助，我可以不用这样苦，那也可以有成功，但不如今日的好。
　　 “ 她当下说“也许是的。”我还不知这话多么伤了她的心，因为她于我无益。但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的一生是天意，爱人亦不可以私意干涉。因此想起我对你对天文曾几次有所教示，都有干涉之嫌，其实你们远比我庄严得多。
　　 我往时每对爱玲提了些意见，即刻又说“但是请你不要被我的说话影响。”我连不敢想要因我的缘故改动她的生活日常小节。而以后大陆沦于中共，她还是大大改动了生活环境，至于出亡，但那是天意。我很羡慕猫咪，乔，橘儿一干人与小瀚宜阳等，各行己意，而可与小虾平等相与，而无间然。我对你与天文，像对一件好东西生怕会碰坏它，每每当心得不得当，这是人代替天意干涉。恋爱如果像这样，一定是最不好的一种恋爱。但是像你当心天文过马路，又是当心得很好。
　　 “与个人主义形似而实不同的，是小孩的主张自己。几个小孩在一起玩，都是自己的存在那样的强烈而自然，那样认真的在玩，有冲突也与大人之间的冲突全然不同。历史上的英雄便也是像小孩的主张自己，所以能有这样好。我想我对你们若也能如此，就可以少过失了。
　　 “虽然如此，但亦还是要有先生教。其一……”便其二其三写到其六。
　　 年轻人“兴”的成分特别多，晋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胡老师就反覆跟我们说要学习会勉强，“勉强学问”，认为这两样是同一德行的两面。有意不如无心，但自觉又是另一事，要我们自觉的向多方面展开。 孔子教他的儿子伯鱼学诗学礼，胡老师就只强调我们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击壤歌》时期的小虾是“春风亭香梦沉酣”，而小仓游龟之师教她作画，每五年要如投胎再转生，重新做人起，不可守定原来的好处。胡老师读了我们寄去的晓阳的文章《当时明月在》，信上这样写，“……红楼梦里来了江南甄宝玉，凤姐推推贾宝玉笑道，”这可给比下去了。“但你们并没有给比下去。我这偏护之心很可笑，连朱先生这回信里说天文天心退步，我也意存偏护。 你们是尚在蜕变不出来。但是你们很诚实知道要好。你们的聪明是天生的，不致变劣。你们是读书没有好积蓄，以后只须在这层上补正。
　　 “你们都要学学班昭，文选里有她的西征赋，写她从洛阳到长安路上的旅程，感慨于夏殷周三代以来，西汉至东汉兴亡之迹。 她一个女子却能与其仲兄班固一般写得大文章，体兼国风与大雅。班昭亦是有她长兄班超的气概的。所以我要你们写国风必要兼雅颂，否则单是少女时的天趣与怀春年龄的情思，后来要难以为继的。
　　 李义山的情诗非比韩偓王回次等的艳诗，即在其兼有雅颂之意，然犹不及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
　　 他又再提后生可畏的畏，君子畏大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其实是连对于普通人也有畏。他引张爱玲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称天心的《击壤歌》里也有这个的。谦畏礼义人，本说的是赵飞燕，谦畏二字，张爱玲回味良久，女心的无限喜悦像丝棉蘸着胭脂都渗开化开了，柔艳至此，原来张爱玲本人就是。胡老师写道，“这种谦喜乃诗经颂的素质，你们是有国风与颂的素质的，惟是缺少小雅大雅的学问修养。 ”他曾抄录李白的诗说明畏，兼激将志气之用，诗曰：
　　 所以尹婕妤，羞见邢夫人，低头不出气，塞默少精神。
　　 他写道，“今读此诗想起你，你见人有好处美处，即刻低头不出气，塞默少精神。以前我以为尹婕妤不及邢夫人，今有你为例，倒是尹婕妤更美亦未可知。你真是教我如何读诗之师了。”
　　 《庄子。养生主》篇，有人养其天然而不知外事，有人养其物欲不知天然，两者都不好。胡老师叮咛我们的是读书所为何事？知人，知事。他说：“要知外事，最要是以历史上的见识来看现实，我才教你们选读二十四史，及研究民国史。至于现代的政治经济知识，你们平日可看报上的国际消息，看看想想。要有一种情调去看，并且把它与民国史来一道想想。”因而他请游日本，为可使我们的人生面世景面有个开拓，道是“像清末革命志士在日本叹赏感兴于日本的岁时节气行事礼仪与器物之美”。不过他真的偏心女生，举鲁迅在北大教书时为例，女学生来访，饷以河南名产柿霜糖，男学生来访则只供出一碟落花生。他说东京家里招待女生们来，男生来就只有落花生──当然朱先生朱太太又自不同。
　　 日后天心看完《东周列国志》推荐给我，读了管仲我写信去发表感想，未始没有一博欢心之意。胡老师来信提醒了一段话后说，“你读史要注意此等处。”
　　 母亲寄给小山老师的国画月历，胡老师说那画并不好。他到日本后多接触高人，始知什么是画，是陶器，什么则不是陶器不是画。可比文章，有许多作品看来也蛮好，像贾环不知玫瑰霜，冒充的闻闻也是喷香，但并不是文章。他这真是难取悦，伴君如伴虎，剑气难近。
　　 而他已七十四岁了。写说去仙枫家，经过仙枫弟弟的花店，把女郎花全部买了走。女郎花是早秋七草之一，有位明治末大正初的年轻诗人石川琢木，得了五元稿费，经过花店看见女郎花全要，五元顿时用尽，这花好贵的，仙枫弟弟只收两千日圆。 仙枫将花取了一半剪插，高高摇摇的。剩下的女郎花他带回家，效法仙枫剪插在冈野做的瓶子里，咪咪看了赞好，佘爱珍师母也说这花好秀气，好清爽相。早晨他醒来就起身先看花，心里对花说，花呀我好疲惫了。都是为了三三的缘故。我是老马识途，你们是小马会跑，我跟你们跑伤了……
　　 他写道，“我大概是太执心于写作之故，所以要反逆起自己来，今后且任其放荡岁月，几时或又会忽然想动笔的。西游记有老虎精自称”吾乃南山大王，数百年放荡于此“，我爱它的这句话，可惜它本领并不高强。”
　　 他校完日文著作付印，叹说：“还是写日文的句子清简有韵律，我真是离乡久了。”他去世一年前，时有想要像托尔斯泰的晚年离家出走，不是要到神那里去，是要回到昔年从胡村初到杭州时的身上一无所有。盛夏八月他有一封信很像辞世之书，书曰，“……我很疲惫了。我想脱去了，留一角未完成的给后人如何？我近来就踌躇于这一念。在我的一生中此是情绪上的一个危险关头。
　　 “阿含经里记一日晚，释迦趺坐，唯阿难侍侧。只听释迦在说：佛为众生故，尚将驻世十万劫或仅又十劫乎？阿难无语。 佛又云：然则尚将驻世五百劫乎？
　　 阿难无语。 佛又云：然则尚驻世百劫乃至仅千劫乎？阿难因不知佛所云何意，故仍无语。 他不知佛的自言自语，乃是在向天与向人期待一个答覆。阿难若知一请，则佛以愿力尚可又驻世若干年。而阿难不讲。 于是释迦乃唤阿难：我今即灭于涅槃。
　　 阿难始大惊号泣，但已迟了。尔时佛遂示疾，翌日行至桫椤双树间就此逝世了。
　　 “我近来想起此则，只觉孔子与耶稣亦皆是自知的决定了逝世之期。耶稣的祈祷：父啊，是否可将此杯离开我？他是在踌躇自己还要不要再驻世些时。 他是在反省自己的使命已否完成了，有否再驻世的需要了。他的与释迦的这心理，我很能懂得。孔子绝笔于获麟，一面也是知道自己要做的都已做了。他晨起于庭歌曰：泰山具颓乎？梁木其摧乎？遂入室内寝疾不起了。
　　 “但我今检点自己，总是觉得尚有《民国史》与《中国的女人》未写得……”
　　 一年后胡老师去世，《中国的女人》仅写得开头。 当时我给自己发了一个悲愿：总有一天，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内容，总有一天我要把这未完的稿子续完，你看着好了。这使我想到颇像张爱玲见弟弟被父亲打了一巴掌而后母在笑，她进浴室对镜子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比较凄艳的发誓是如写在《禅是一枝花》里的公案，当年我曾借来用做新书的序：
　　 水仙已乘鲤鱼去
　　 一夜芙蕖红泪多
　　 佛去了也，唯有你在。而你在亦即是佛的意思在了，以后大事要靠你呢。
　　 你若是芙蕖，你就在红泪清露里盛开吧！   文/朱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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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妹1

　　 天心是坏学生，我是好学生。胡老师说“从旁门入者是家珍”，反而旁门左道不按他胡氏教义来的，是珍宝。又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解跟老师一样的话，倒成了老师的罪人。何况好学生，其实是无趣跟平庸的代称。 是坏学生，才写得出《击壤歌》，《三三集刊》创刊，分四辑载完同时出书。胡老师赞《击壤歌》说：“天心像一阵大风，吹得她姐姐也摇摇动。”果然太多人是读了此书来参加三三，天心却颇不在三三的文风里。 我很羡慕她行文之间不受胡老师影响，我则毫无办法的胡腔胡调。有人对三三的胡兰成风反感，天心往往是例外。　　

　　 天心也是较早在题目取材、心态意识各方面跟三三歧义的，她对《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期间的畅销作品，用了一种看来是决裂式的告别。三三多位有豪志的朋友，先已是告别了。
　　 总总，我最慢。胡老师曾说：“看他人的文章，大致是朱先生稍宽，而能容，能容则大。我是稍严，严之失，水太清则无鱼。你们中似以天心看文章的眼力第一，天文每被他人文章中的好处压倒了。这对天文自己的做人做学问是一大德性，但不能于对方有教益。”读到孔子说颜回，“于吾言无所不悦，不违如愚。”及时给了我一些安慰，我若能不违如愚像颜回，也不错了。　　
　　 父亲为胡老师在台湾的遭遇不满，写了本小说《猎狐记》抒怀，以狐喻胡。　　
　　 因胡老师之故，父亲与文坛亦几至交谊全熄，老朋友们更断了来往。当年民族大义的感情仍是很有力量的，好友以此劝戒父亲不成，就说是帮父亲替张爱玲出气，骂胡之负张不可原谅，太欺负张了！去年温哥华举办抗战史研讨会，提交约三十多篇论文，有三分之一是关于沦陷区，汪政权，和通敌问题，见出是个研究的新趋势。　　
　　 战后五十年，史学界已渐打破国共禁忌，爬梳这段历史的灰色地带。看报导，研讨会开场光是忠奸之辩，便激烈得涉于情绪化。不怪七○年代，恩仇犹新，是没有余裕和空间论述所谓汉奸问题的。　　
　　 胡老师提到日本美术院创办人，明治时代的冈仓天心，以西洋的新风来复兴东洋美术。冈仓曾赴印度为绘画写生，却路见不平，鼓励印度人独立，被英国人逐出。　　
　　 冈仓不只做一个画家，也不限于绘画，而是有着对一切的美术的感觉和思想，他的美术学校是日本现代美术的育成地。但冈仓名重国外，在日本却被现状派排斥，一度被驱离他所手创的美术学校，率横山大观等弟子返到乡下。彼时横山大观不胜悲愤，画了他一生的名作，屈原江畔独行图。横山后来名压一代，其绘画的精神实成立于当初师徒被诽谤，几于日本国土无立足地时。胡老师说：“人的志气与修业，都是单衣薄裳被寒风所吹而得成材的。现在朱先生的《猎狐记》使我联想起了这个。”　　
　　 七六年秋天胡老师返日，原计划隔年复来，一延再延，乃至临时又取消了随十月华侨团回国的行程。他给我父母亲的信上说三三发展得很好，若他回来，虽只住十天半个月，仍会影响到三三，他甚且提起保罗到罗马的命运。耶稣与保罗都不是罗马政府要取缔他，是以色列人的长老跟祭司们必要政府钉死他。苏格拉底也不是雅典政府要办他，是雅典的文化人必要政府处死他。胡老师这会儿倒像他昔日该跑就跑，亡匿于温州，一旦小心起来，小心得几近神经质。 他鉴于卞和献璞之惧，此地既可禁他的书，又怎不可能进一步对付他。这封信他写得血气汹涌，“我即使与保罗同遭遇，也已有人会接下去，可以无恨了，如王维诗讲侠客兼智士侯嬴，”临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复何求。“但是我今还要等三三成立了，现在不能就撒手。天文天心是已成立的，但我也贪心要再多看一两年她们的新作品。我还要再住世些时……我想起耶稣，要给年轻人系鞋带。”　
　　 胡老师初返日本时，写过几封超长的信给父亲谈基督教，后来发展写成了《宗教论》，收在《中国的礼乐风景》一书里。 他曾说：“朱先生为我祈祷，我很感动。自从认识朱先生以来，我每每思索基督教的问题，希望有一新的开拓。”
　　 在台湾，胡老师也好几次同去做礼拜。十几个人，一坐整排，圣诗唱完了打盹起来，一排人盹得像电线杆上一串麻雀。礼拜结束去桃源街吃干面，或中华路的徐州啥锅，或学胡老师的江浙口音说去吃卯儿斗（猫耳朵，用大拇指按压做成的一颗颗面片）。大家互相取笑谁谁邱吉尔得最厉害，邱吉尔是指教堂病（churchill ），瞌睡。父亲每讶异胡老师瞌睡，台上的讲道他也没漏听。介绍胡老师跟寇牧师认识，两人握手，胡老师说：“你讲的都是真话。”我听了才松口大气。我总是抱歉胡老师坐在台下两小时，觉得牧师们的话又不聪明，又无创见，焦急得出汗，索性自暴自弃也去瞌睡了。听胡老师说寇牧师好，果然是好的了，亦与有荣焉。我就是这样墙头草，东倒西歪。而日后胡老师说：“寇牧师讲旧约和新约，讲基督和使徒，我句句听，句句信，但一涉到神道与人道，我就不能听他的了。中国文明的造形里，是神道遍在，没有神道与人道分得那样开的。”　　
　　 他寄《宗教论》给父亲，嘱一份呈寇牧师，乞其指正，为他祷告。但我看他这是刀出鞘，剑气逼人。以前他在日文著作《建国新书》、《自然学》中写日本的神道和古事记，使不信神道者读了喜爱起神道来，却教神社的神官们读之发生困惑。　
　　 他写《心经随喜》及《禅是一枝花》，使不信佛教者读了对佛教感到兴趣，而令佛寺的僧尼们困惑。今番《宗教论》写基督教，也是使不信教者读了对神与基督敬重，但让基督徒困惑。“天文小姐读了如何呢？”他道，“我有时地想着担心你的文章将来也许会受基督教闭锁性的影响，但国父也是基督徒，你能学国父就好了。”
　　 《诗经》里的上帝如耶和华一般，有大威严，及到老庄，将之说成造化是顽皮的小儿，当然是威严跟顽皮可以相兼的。“上帝班班，国既卒斩，不可戏谈”，这样威严，胡老师很重视基督教叫人信耶和华，可使一个民族从玩世不恭的情意散失中，又回到对历史上天意人事不可戏谈的认真态度。
　　 天心不写信。胡老师在多摩川散步打拳，长堤上樱花飘飞覆地如毯，他拾了许多寄给天心，要她分成五迭，赠谁赠谁，自然是哄她写信。胡老师讲上帝，对天心就说天父，用天父的话劝告天心，“……我又想起了教你对猫狗要动乎情，止乎礼，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五节说，神要使地上的兽各从其类，人畜有别，这也是神的律法。现在春天，你不可把猫狗的寄生虫弄到身上，因为你是这样的好女儿，你的身体健康比世界上的什么都值多了……”署名爷爷。
　　 胡老师是读了天心的新作《绿竹引》，称叹其浑沌之美，写小女孩的天性多，人情之情尚未完成。文中描述太阳光强得眼睛张不开，小孩跟沙沙抱倒在地，狗呼呼睡着，小孩也睡着，只觉是《庄子》里的泰初神境。可胡老师按着端出老子的话，知其白，守其黑，“天道亲而不仁，同时有两种相反之德，这在文学里最能懂得。　　
　　 我还是要请天心不可让狗舐脸上手上，狗的嘴最多病菌。“
　　 他又说若在文学成立的，在宗教不能成立，则定是宗教不好。宗教的神可知，为善必取悦祂，为恶必招怒祂，这样就见得神小了。其实《旧约》里的神，有时也帮小坏蛋欺侮老实人。陶渊明诗、“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且进杯中物……”前句是说天道报应不爽，而又天道渺茫，这才是神大。　　
　　 “阴阳不测之谓神”。后句却道且进杯中物，是说不管它怎样，我做人自有我的主意──此即天地人三才的人了。胡老师说：“天心小时批评天父，又使父母伤心，神和父母其实是容许的，此所以天骄。但在宗教并不容许，如此就也没有文章了。”
　　 他干脆直言，有才情的作家早年单凭才情便有个轩豁，中年以后要求思想，宗教不能给人思想，遂作品渐凝于信心和道德，不得开展，缺少新风了，托尔斯泰晚年即是。高度的宗教且会返于滞魇。 所以基督教跟文章学问，总要在边际，出边出沿的，才好。信心假如是信了就一劳永逸，不要也罢。 日本女画家小仓游龟，曾问她的老师安田韧彦，她学画到底有没有才能，是否遐想而已？安田正在作画，闻言搁笔，回头怒喝她：“你入我门来一共画过几幅画，来问这个？成功不成功是画到死后别人说的话！”此喝完全可以照搬来讲写作，打我跟天心一棒的。
　　 信心不在天堂，与其是金刚不坏之身的信，宁愿信心像玉，也要养，也会碎。
　　 孔子不止一次对当时的人们失望，想去乘桴浮于海，结果还是只可拿时人做对手。
　　 尼赫鲁被自己同胞向英国官警密告入狱，悲哀独立运动恐怕是遐想。胡老师说：“汪先生也有一次灰心之极，问亲信们国事尚可为乎，不可为乎，想要放弃过。 所以我说做宗教徒信心容易，做革命者信心艰难。 你要创造现世的大事，就得如此。”
　　 信心像是卦爻，确定而不确定。他上易经课讲占卦，六十四卦里占得一卦，于一卦六交里占得一爻。这一爻如代数的答案X先写在前面，把未知当做已知来处理，端看天地人三才而做答案的定局。神是在于天，也在于地，在于人，神在于三才的生机变化之中。面对着未知云云，多人会说，可要有三才的自觉，对眼前事才又能飞扬，又能贴切。胡老师直言，基督教总总不知人可以跟天地并齐为三才。动物另在可知跟可能的范围内生活，人能以尚是未知的事当做已知了似的，而使不可能也成为可能，这就是信心。
　　 日后胡老师读到父亲文中提出三才，非常高兴，安了心。他道：“你们爸爸真的善能听人之言。我说撒旦是神的反逆自己，他听了不懊恼，而在文章里加以新的解释。我讲老子的天地不仁，和易经的天地不与圣人同忧，他也加以深思，做了新的解释。”我们每顺著书上的道理，譬如仁者无敌于天下，视为再当然不过之事。
　　 胡老师却挑耶稣的话讲，“我来乃是要使你们动刀兵”，敌满天下，挺吓人的。因而他写长信给父亲，最后说，“我是凡事必求其真，为此说话每致被本来很好的朋友所憎。以我的经验，在求道的路程上，到了那十分的去处，友谊是靠不住的，只有知己才靠得住。我今对朱先生说话没有禁忌，是因为你我同在神前。”
　　 他这真是古诗独漉篇的句子所写，“雄剑挂壁，时时龙吟”。杀气这样重，又爱满天下。他来信说日本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的朝永振一郎去世，朝永跟汤川秀树同窗，又同在研究室，两人都承认彼时竞争心很强。他因此想到三三同仁们，今亦有竞争的对手是幸福。他家院子里有一棵草本秋来结紫珠，靠墙边生的分外向上窜高。
　　 他看着就又要想起，写道，“原来我也是竞争的。在日本的竞争对手是冈洁与汤川秀树，我务要更高出这两人之上。我而且以汉文明与西洋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竞争，长年来是这竞争之心使我在学问向上……竞争原来是好的，我还以为我很少与人竞争的呢。”
　　 平生知己乃在敌人与妇人，这是他书法集子里自撰的一长幅字。
　　 他偕好友们去上野博物馆看古代书法展，有圣德太子的写经，弘法大师的座右铭等，他一一讲评。 对冈野，即用陶器来说明书法。对野村、柴山、仙枫她们就以能舞来说。 大家据自己所知道的印证，都很开心。他道，“只是对于治国平天下的现实和理想，对他们无可与语，也有孤独之感。”他书有句子单表此怀，算很豁达了，字云：
　　 世无豪杰与共饮，
　　 室有妇稚亦天真。
　　 实在我们才是妇稚天真，又无学，他却不止一次向我们感慨，日本人可以做刎颈之友，而难望成为理论上的知音。当年宫崎滔天、头山满、犬养毅等帮助孙先生起义，筹军资，密运武器，做这些事他们顶忠诚慷慨，但是对于孙先生的学说思想三民主义完全不感兴趣，连不提及。他说：“今我的日友们对我的学说理论一样的没兴趣，待我的友情归友情。比较还是森磐根在宣传我的思想，但只是关于我对日本神道的论文部分而已。冈野这样好，亦不大读我的书。”
　　 森磐根是歧阜护国神社的宫司（神宫的司事）。歧阜，典出周古公亶父迁于歧山之下而兴。 织田信长于此地起兵，一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我们曾去歧阜，住森家。初暑长良川的夜气灯光水影里看鸬鷷捉鱼，游艇百余艘相摩戛，岸上市声，举头是漫天放烟火。临睡前胡老师讲织田信长生平给我们听，而回忆起在台湾时游过的淡海。他道：“英雄像浪涛去来，挟带的浮沫是时髦儿与一班文化人，庶民不是英雄。庶民像大海，海滩湿静的沙。美人也不是英雄。是你们跟新参加的仙枫，赤脚在沙滩上戏水的几个女孩子。我说造化顽小儿是女孩子呢。”
　　 冈野家在日之出町，距胡老师家半小时车程，我们稍常去玩。松林小路上先窜出一只蓬松大狗，后面跑着双胞胎姐妹来迎接我们。冈野烧陶数夜不眠，开窑时人铄瞿瞿得透明，跟前那一窑陶品就像他的魂魄。屋里有胡老师赠他的字，佛火仙焰劫初成。屋外有我们看了哇哇叫的婴粟花，科斯摩斯粉紫色。芍药像丫鬟，牡丹是小姐，郁金香看起来头脑简单。胡老师女儿咪咪，笑我们第一次到日本时见什么新鲜东西都是“哇！哇！哇！”的叫。冈野赠我们陶瓶，不施釉，柴火烧出来的天然色。天心那只，又红又白圆鼓鼓的像粒大富士苹果。我们有生以来，首次觉得自己终于身有长物，绝非膺品的，如小山老师评议我们家玻璃橱里只两件摆设是真的，曾使我很受刺激。　
　　 自《三三集刊》出刊，胡老师谓每思与诸君分苦，许多话在信里唠叨为教导青年们。坚起心志著书，恐怕着得来像写讲义就不好了。有时读到我们的新作文采奕奕，便惭愧自己努力于理论培土的工作，却好比慕沙夫人为大家张罗做活把手都做粗糙。早先他的文章不发表在三三，避免若有人见是胡某文字，又要攻击。然胡兰成风是避免不掉了，谤声亦势必。同在那时期我一点不想避，反而充满了斗志，到处去煽风点火。看看那光景多么可怕──我们在师大附中讲量子论相对论，倡言教科书上的物质不灭论现应修正为物质生灭论。在清华大学鼓吹恢复读经书之必要。
　　 在无数中学大学和各种团体座谈中讲，要唤起三千个士，中国就有救了。
　　 某次詹宏志说起，很久很久以前，《宇宙光》杂志举办座谈会，主题譬若迎向八○年代的中国人之类，找了五个年轻人来谈。我是其中之一，曾言及不确定理论（测不准原理吗？）讲得有误，他提出纠正，当下我听了脸红红的。此刻写着依旧脸红，十余年过去，只怕红得更厉害。
　　 迎向八○年代的前夕，发生美丽岛事件，众多人因之而觉醒，而启蒙。但同处于一个时候的我们，至少我吧，何以丝毫没有受到启蒙？也二十三岁了，也看报纸也知逮0捕人，乃至过后的大审，都知道，但怎么就是没有被电到？我与它漠漠擦身而过，仿佛活在两个版本不同的历史中。事不关己，关己者切，我正投注于另一场青春骚动的燃烧里，已经给了全部我所能给的。
　　 卡尔维诺有篇演讲稿叫《为下一个太平盛世而写的六篇备忘录》，仁人志士，每个人都在写他自己认为的备忘录。胡老师书法集子里有幅字写了汪精卫的诗句：
　　 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
　　 咏梅，当然是言志抒情。《山海经》的故事，炎帝女儿游于东海溺死，化为精卫鸟，衔西山木石欲填平海水，为了后人。此时若有一位少年，听见那高远的鸟音，渗入胆魄，决定了他的一生，连他的名字也用了精卫，那太古炎帝少女的清哀，成了他一生事业的标题。 胡老师信上道，“前天写写字却忽然写出了两句诗，自以为好：
　　 清哀炎帝女少年慕鸟音庚申怀人
　　 “少年是汪先生。而我亦是听那鸟音，为那少女的清哀，愿与同填此海水……”
　　 假使我仍有不平，倒真该学学卡尔维诺的从容，待到浮花浪蕊都尽时。    文/朱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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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心家有3个人是好作家：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出色的小说家；姐姐朱天文是华文写作界的翘楚之一、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她自己高中毕业即进入文坛。当年有一本《拒绝联考的小子》畅销，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写一本《接受联考的小妞》。商业化的炒作被朱天心拒绝，但她却写出了一部《击壤歌》，在台湾一跃成为萨冈（法国少年成名的女小说家）似的青年偶像。老师胡兰成在《击壤歌》代序中称赞：“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
　　不仅如此，她母亲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她先生唐诺亦是博学多才的作家、评论家。这样的文学家庭世界上也不多见，难怪连见多识广的阿城也要赞叹。
　　1980年代末，朱天心开始关注政治，笔调也变得老辣苍凉。《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她的转型之作。阿城说，读罢有一种忧郁。如同年轻时打铁，铁在炭中由深红到白中发青，青即是热烈到极端时反现忧郁。在《古都》中朱天心继续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一路穿行在台北都市空间，阅人述事，如同福柯定义下的“考古者”。
　　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得《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所设的文学奖，但基本没有改变过她的生活。虽然处女作即在台湾行销几十万册，但她说：“书卖得好，算是意外，基本等同于中了头彩，只有把生活需要压到最低，才有自由。”

阿城的铁杆粉丝

　　人物周刊：你写作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
　　朱天心：对于“为什么要写作”每个作家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支持我写作的动力跟鲁迅的若干场景很像。他说一群人在铁皮屋里沉睡，突然失火了，但又没有任何的生路可逃。到底是要让他们睡着死去，没有知觉，也不受痛苦，还是让他们清醒，但又逃不掉，受苦而死？这是一个选择，而“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决定。去评估人家逃不逃得掉不是我的责任，先喊出来才是我的原则。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不是我能考虑和在意的。鲁迅也说：“不管他的声音是可憎的，或是讨喜的，或是威猛的，或是哀愁的，他已经无暇顾及了。”倒过来说，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都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人物周刊：朱天文谈《巫言》时说写东西不想结尾，如果结尾，就等于这个作品死了。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朱天心：我跟天文正好相反，我是很想快点知道故事结果的作者。以游泳来譬喻，我水性不好，可又好奇对岸的风景，总是要憋着一口气游到对岸。所以我写的都是中、短篇，写长篇就好像有随时溺毙的可能。有时候，一个好句子、好典故，就像河中间可供人暂时停歇的石头，停歇之后我才能继续游。以我的急性子，写两三万字就足够了，一万字是不用借助石头正好能一口气游完的路程。

　　人物周刊：大陆作家中你最欣赏阿城吧？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朱天心：第一次读阿城是在1986年。当时我刚生完小孩，一边坐月子一边读，那是很古怪的经验。三更半夜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现代化集奶室，一边集奶一边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世上有这样一本东西，我从此不用再写作，就好好当妈妈吧。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你面前站着个终其一生都追赶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当他的读者，放心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吧。
　　第一次见阿城是有一年他来台湾开会，侯孝贤导演就在我家不远处帮他找了住的地方。当时，我把我所有的书都备好，还写了封短信，内容其实是偷抄了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信，说：有你住在山上，我就觉得山好像会发光一样。后来有一年阿城来台湾，刚好农历春节，那几天他一直住在我家，跟唐诺一起打地铺。身为阿城的铁杆粉丝，那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人物周刊：最近，张爱玲的《小团圆》出版了。你们看了吗？
　　朱天心：我是快快翻过的，我觉得天文比我伤心。张爱玲是50多岁写这本书的。天文觉得，到了50多岁，摆脱了当时心境，应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当时的爱情。如果心存愤怒怨恨，得到的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我看的时候觉得张爱玲把前半辈子在读者心里头建的“七宝玲珑塔”瞬间全部打碎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像人肉炸弹，不仅把胡兰成炸得稀烂，自己也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看天文太伤心，我就努力寻找最善意的想法。我觉得张爱玲对文学创作的认知还是很现代主义式的，对人性是怀疑的、拆解的、颠覆的。即便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感情，也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并没有因为是自己而例外，等于战士壮烈成仁。天文听了我的话觉得蛮宽慰的。

胡兰成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你和朱天文算是胡兰成晚年的弟子，第一次见他印象怎么样？
　　朱天心：刚见面时有点失望，觉得怎么是个老头子，但很快你会忘记他的年龄。他有个很厉害的特质，就是常常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他周围有老老少少各种年龄层的女人，而他就像贾宝玉，大观园里面每个女人都喜欢他，他也对每个人全心全意。后来看过各式各样的男生后，我觉得他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当时胡兰成给你们上课是吗？
　　朱天心：对，当时他在文化大学教书，他的课太受欢迎，就有一些教授以“汉奸”之名揭露他是汪精卫政府的人，鼓动学生把他赶出学校。只要上升到民族大义，谁敢保护“汉奸”？当时我家隔壁刚好空出来，父亲就赶紧把他接来住。那个时期，光是听他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我们平时读惯的诗，在他口中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当时他讲《禅是一枝花》，很希望能讲给更多人听，很多人礼拜六会过来听他讲。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易经》和禅宗，有时听不懂也会在那里打瞌睡。
　　但对于胡老师，我的心境和天文不同。天文内心一直有悲愤，总想有一天能帮胡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名誉，我没有。如果他的书被大家读到了，他还希望有人帮他辩护，或者如果没人帮他辩护他就一攻即倒，那也就不值得我们去帮他了。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对胡老师的作品太有信心还是太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胡兰成有一个提法叫“无名目的大志”，去年朱天文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今天只是个闺阁作家，你呢？
　　朱天心：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和天文会想，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在一个好的时代，你就算画一个扇面也是伟大的作品，但在糟糕的时代，你死心推究也很难。其实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我仍然觉得不能只做好一样东西，否则知识格局怎么看都是比较小的。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胡兰成也说，写《国风》要兼《雅》、《颂》。

　　人物周刊：胡兰成是作家同时也通政治，晚年为什么会对还是小孩的你们有那么高的期望呢？
　　朱天心：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老人会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和天文现在也保持和年轻学生的交流，也会收到一些作品，但我们有时会没有耐心，抱怨有的作品差。所以我们很奇怪当年胡老师对我们那么有耐心，他到底看到了我们的什么特质？我们也没宝贵到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没当面问他原因，只是很受鼓舞。
　　本来只是对文学有兴趣，后来觉得士的传统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挺不自量力的，做了很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好比台湾也有清华大学，我们跟清华大学学生谈量子论，挺吓人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过往。回忆过往，你会发现你说了太多超乎能力和理解，尽管你感觉上相信的话。

　　人物周刊：现在对人生会不会有某些焦虑？
　　朱天心：以前完全没有，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去想一些生死的大问题。但这两三年因为气喘病身体不太好，生活步调被打乱了，有很多变得不可测了。以前我以为每天能有一大段时间在咖啡馆里头写作，这样过一辈子。很快发现不行了，因为我吃的药可能有副作用，我很快就会想躺下去睡觉，或者去的咖啡馆恰好是刚刚装潢过的，当场就会气喘发作。今年就有好几次很紧急地被送去急诊，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可是即便这样，我也还没有想过特别终极的问题，可能有时会避免让自己去想，就好像阿城讲的“你不要去接受那个暗示”，当你接受了那个暗示你就会一直往那边走。

　　人物周刊：在台湾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朱天心：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打断，早上我会跟唐诺到同一个咖啡馆，因为它生意不太好，没有太多人。如果它生意很好，坐久了就会不安心。它有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就比较安全。我们会呆到下午2点，再呆下去就是装的了，看书没问题，要写作就会精神不足。回到家之后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看看书，逗逗猫，过得很平凡，但还觉得每天过得喘不过气来似的。

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人物周刊：在台湾你是特别关注政治和现实的作家，这种关注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天心：就像胡老师讲的“士”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有一种责任，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存在。即使你不想理现实政治，它也会来找你。就算你想要逃脱、拒绝，你也要知道你逃脱的、拒绝的是什么。我觉得那种完全不接触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能对抗它或拒绝它，那只会使人变得无知，连判断一个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没有，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人物周刊：你关心和参与了什么议题？
　　朱天心：其实我也很心虚，因为我去做的时候别人都做好了。惟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做的就是和天文一起参加的“流浪动物保护”，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感触，现在也还是每天打电话去。平时我还可以帮忙，但今年暑假天文会很辛苦。因为现在是猫的发情期，所以得在晚上抓紧时间捉流浪猫，带去做结扎。其实这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你要站得远远的，使自己的出现不至于打扰它们，你停得越久它们就越信任你。你还要懂得操作诱捕笼，蚊子多也不能搽防蚊液，因为猫的嗅觉很灵敏。所以每到夏天我和天文都不敢穿裙子，否则要一腿的“红豆冰”。

　　人物周刊：也有人不理解你们的行为吧？觉得保护流浪动物是很“中产”的。
　　朱天心：我觉得流浪动物保护对于社会其实是很重要的示范。比如说，在小学里，过了一个暑假，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那就可以想象出一个很生动的场景。老师说：“有一窝猫，怎么办？”校长说：“没关系，我来捉一捉。”他就把小猫给丢掉了。小孩就会得到一种生活教育--只要是对社会没贡献的，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抛弃。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将来很可能变成一层层地向所有弱势群体下手。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天心：最大问题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变得虚无。正直变得很可笑，诚实也很可笑，正直是笨，诚实也是笨。大家都不谈价值，也不愿相信。他们觉得那些仍然抱着价值不放弃的人很愚蠢，就像拖着条铁链走路，走得很笨拙。他们会想：为什么不把铁链丢掉，走得轻盈一点？

　　人物周刊：但你还愿意拖着铁链走路，这不就等于在和整个时代风气“较劲”吗？
　　朱天心：在10年前我会很愿意用“较劲”这个词，现在可能是人生阅历丰富了，也活到了一个年纪，看着身边和自己一起战斗的人节节败退，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过自己的生活，在这种被迫的世故下，自己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虽然不是妥协，但没办法再用那种激烈的姿态了。10年前我一定用“较劲”这个词，但现在我从对抗状态转向为公民社会努力的状态，算是一种改变。尤其针对台湾现在的情形，我还是觉得，不管那个政党是好是坏，都只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才是永远长久的。我觉得台湾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厚实我们的公民社会来对抗政治。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呐喊”，有没有担心过“呐喊”的可能是偏见？
　　朱天心：当然是有可能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路上人潮汹涌，有人在两边透口风，有人在旁边吹口哨，甚至有人逆向而行，这都是美好的风景，你担心什么呢？一样的人已经那么多了，共同的偏见已经这么强有力了，有一个吹口哨的小小声音，社会应该包容它甚至欣赏它。就像萨义德说的，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处在“边缘”位置，和“主流”保持距离，也保持批判的态度。
                                                                                             文/刘子超  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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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木婉清

　　
　　 麦田的编辑送来校稿，附纸条说，「整本书还缺一篇你的自述，你可以写自己写作生涯一路来的历程，或回应王德威、詹宏志的说法，一切随你。」关于自述（或自剖），近年来倒有过两次冲动。一次是人间副刊做专题「七○年代忏情录」
　　 发出邀约的时候，不过这个所谓忏情，是来真的吗？由于勇气不足，我放弃了。
　　 另一次，是去年九月张爱玲去世，我与妹妹朱天心躲开了任何发言和邀稿，不近人情到父亲都异议，我只好托辞：「缺席也是一种悼念呢。」理由仍然是，悼念是来真的吗？那么，我仍然缺乏勇气。
　　 从九月以来，至今未歇的各种张爱玲纪念文，书信披露，回忆，轶闻，遂一再也写到胡兰成，当然，胡兰成跟叁叁。
　　 张爱玲是已被供奉在庙堂〖的人，饶是这样，上了传播媒体也变成神〖难解的怪物。一九七五年她写给我父亲朱西宁的信说，「我近年来总是尽可能将我给读者的印象「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d，这样译实在生硬，但是一时找不到别的相等的名词──希望你不要写我的传记。」胡兰成老师曾讲，张爱玲顶怕人家把她弄成一个怪物似的。事实上，张爱玲的晚期，天心与我交换过意见，按我们目前存活的状态，假如不是有家人同住在一起的话，大约也是就走往类似她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是最自在的了。
　　 「寂寞身后名」，张爱玲已如此把世事豁开，但对于她所挂念的，亦还是有所辩。一九七一年六月她连写二信给父亲，说明她的先生赖雅，信长而不分段。
　　 十二日的信说，「……向来读到无论什么关于我的话，尽管诧笑，也随它去，不过因为是你写的，不得不噜苏点向你说明。我跟梨华匆匆几面，任何话题她都像蜻蜓点水一样，一语带过，也许容易误解。上次在纽约是住旅馆，公寓式的房间，有灶，便于整天烧咖啡。从来没吃过一只煎蛋当饭。如果吃，也只能吃一只（现在已经不许吃），但是不曾不吃素菜甜点心。我最不会撑场面，不过另有一套疙瘩。
　　 虽然没有钱，因为怕瘦，吃上不肯妈虎。倒是来加州后，尤其是去年十一月起接连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FERDINAND REYHER不是画家，是文人，也有人认为他好，譬如美国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给我预支一千元版税，同一时期给他一部未完的小说预支叁千。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M IN GOOD COMPANY ，」
　　 因为JOYCE 等我也不看。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馀。以后有空找到照片会寄张给你。他离过婚，只有个女儿，女婿是个海军史学家，在SMITHONIANINSTITUTE 做事。那年我到香港，他到华盛顿去看她，患脑充血入院，她照应了他几个月。我回来以后一直在一起，除了那次到纽约，那时候他们俩也在两个城市，隔着几百里，她怎么会把他「藏来藏去」？
　　 ──我月底离开加大，秋天搬到叁藩市，以后会保持联系。……」
　　 十七日的信说，「前天水晶打电话来，我谢他寄《一朝风月二十八年》给我，告诉他我看了以后写了封信给你，听他讲起传说的还有更离奇的，说Fred病中我见不着他，账单倒都送给我。《一朝风月》〖虽然没提，我想如果不跟你解释清楚，也许你回信都不好措辞。他脑充血两天昏迷不醒，他女儿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两人都哭了。那时候有钱在那〖，我告诉她「现在尽量多花钱，等以后……尽量少花。」她也完全了解。我对自己的后事也是这态度。后来叁次开刀我都在场，当然由我付账。她不管什么动机，也犯不着干违法的事，不让我见面。我倒也不是这样容易欺压。哪有这种事？我对他也并不是尽责任。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这些过去的话，根本不值得一说，不过实在感谢你的好意，所以不愿意你得到错误的印象。……」
　　 一九七一年上半，父亲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部份，九十八位小说家，把张爱玲排第一位，并写了文章表达崇敬。用典「万古常空，一朝风月」，陈述距当时二十八年前，父亲于隶属扬子江下游游击总指挥部的中学读书，新四军来犯，学校暂告解散后，在日军占领的县城〖，叫做新中央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接待和保护他们疏散的学生。他们每日念念国民英语，大部份时间是看《新闻报》、《中报》、《平报》副刊。总司令大胡子李长江，传说一字不识，却交代其副官处，学生要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城〖买不到的拍电报到上海订购。上海正风行一种二十开本的方型文艺刊物，《万象》、《春秋》等，女作家很多，有些表现大胆，让他们初中生像读性书一样不好意思，手指夹在另几页后面隔着，若被好事的同学看到可赶紧翻过去灭迹。便是这时候，父亲结识了令他一下子着魔起来的张爱玲。
　　 学校复课无望，暑假开始时，李长江请得了覆示，任他们学生要去哪〖，就把「少尉排长」的差假证开到哪〖，发给不算少的差旅费。父亲投奔到南京城〖的六姑家，拐带好几本《万象》杂志刊载的张爱玲小说，一古脑介绍给六姑看。
　　 姐弟俩成了一对张迷。秋后，父亲负笈院东地区的小后方，凭同等学力考试，跳级到七联中高中部。当时除了共区，全国邮信畅行无阻，所以只要有张爱玲的新作发表，不论小说散文，南京的六姑总是剪下寄给父亲。此时父亲读到胡兰成一篇《评张爱玲》，觉得这人的才情纵横得令人生妒。
　　 抗战胜利，京沪一带父亲的家族曾大团圆了一阵子，张迷更扩散〖围。大家把张爱玲战后再版的《传奇》和《流言》两本集子抢来抢去看，且四处搜集张爱玲的趣闻，据说京沪正时兴的西装裤子小棉袄女装，创始人便是张爱玲。
　　 四九年父亲投笔从戎，入营前夜，父亲的说法是，哭着写着日记，隔壁屋〖有年逾花甲的两老，窗外丛竹的天井对面，有一段不了情，更还有那个年龄贪恋的学问、学位，要割舍的太多，烟头烧掉半个木棉枕。斩断种种，唯独一本书《传奇》，塞在背包〖，到东到西，遍地战火〖走过来。
　　 五叁、四年吧，《今日世界》的前身《今日美国》，突然连载起张爱玲的《秧歌》。由于父亲读香港的报纸不曾断过，从无半点张爱玲消息，《今日美国》也未介绍作者，使父亲一度怀疑真的是张爱玲脱离大陆了吗？不久，增订本《传奇》在香港出版，改名《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这就是了。父亲终于提笔写信，为张爱玲的新作品和重获自由，浓缩了万般慕情祝贺，寄去《今日美国》转交。
　　 没有回音，也不存那样的希望，亦不能确定她是否收到，其时张爱玲已远赴美国。
　　 六五年秋天，文星书店转来了张爱玲的第一封信，称西宁先生，劈头道，「《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请原谅我不大写信。祝健笔。」要到九年以后，在阳明山华冈，胡兰成老师读了这封明信片短笺，叹息说：「还是张爱玲顶会看文章！」
　　 六七年夏天。张爱玲二次来信，「……多年前收到您一封信，所说的背包〖带着我的书的话，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在流徙中常引以自慰。但是因为心境不好，不想回信。一九六○年在杂志上看到《铁浆》，在台湾匆匆几天的时候屡次对人提起你，最近也还在跟这〖教书的一位陈太太讲。你的作品除了我最欣赏的比地方色彩更深一层的乡土气息外，故事性强，相信一定有极广大的读者群，将来还会更扩大……」
　　 次年七月皇冠出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厚厚一本，绿底，墨绿树枝子，黄色大满月，售价新台币二十元，港币四元。十月张爱玲赠书，扉页题字，「给西宁──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沉从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
　　 一天父亲从他房门背后的橱〖拿出此书给我，说：「这本书很好，你可以看。　
　　 当时我并不知张爱玲是谁，沉从文是谁，既然父亲说好，想必是好的。特别是，那门后的五斗橱柜，一向收藏着家中重要东西，包括柜顶的饼干盒，小孩子不能动，吃时得由大人去开，而且绝对公平的每人分配几块。连糖果、花生米，都一颗颗配给清楚的，自己那份吃完就没有了。幼时姐妹们的游戏之一，比赛谁把零食吃得最慢最久，谁赢。进而发展出原始的交易行为，几颗糖几块饼干换取对方替自己洗一次碗之类。父亲剖切西瓜，以及用棉线将卤蛋（避免蛋黄沾刀） 勒割成均匀的片瓣，其技术完全可比陈平分肉，公平无争。
　　 这般难以言喻的因素加起来，我立刻也成了张迷家族的一员。逢年过节，父亲叙起家乡旧事，梨枣多大多香，山楂多红，桑堪多甜。祖父自山东移徙苏北的宿迁（黄河一宿迁道），开牧场。曾祖父传道人，祖父是长子，小县城的牛奶全靠他一家供应。祖叔父任教金陵神学院，《圣经》「一九叁六年译本」，是他依据新约原文希腊文（旧约希伯来文）校译而成，公认为善本。六姑嫁到南京，她总怀念做女儿时期，冬天来了祖父骡车拉回成篓大白菜，储满屋子，她每天放学回来取些大白菜下面热呼噜的吃。所以张爱玲，不只是文学上的，也是父亲乡愁〖的，愁延子孙，日益增殖长成为我的国族神话。当然，对于所有张迷来说，叁○年代的上海，差不多就是麦加圣地了。
　　 读过《民国女子》的人也许记得，那个夏天傍晚，胡张两人在阳台上眺望上海，红尘蔼蔼，胡对张说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张听了很震动。因语出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张爱玲说：「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教我真是心疼你。」
　　 此话说过五十馀年后，张爱玲去世，胡兰成因而又被提出。浏览诸多报导，我学习保持尽管诧笑，也随它去。直到读了黄锦树的长文《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他提出，《荒人手记》是对胡兰成晚年着述的《女人论》的一个回答，这使我感激。按着读了王德威的序论。我亦想起去年身亡的邱妙津，她有论文析述《荒人手记》在试图实践一个阴性乌托邦。于是我决定打破自己的戒默罢，来为胡兰成老师，跟叁叁。
　　 写着为查证张爱玲信中一语，却翻出来所有胡老师的信件。我一封封取出摊平了读，偶尔遇到夹在信中枯色的梅花、科斯摩斯、银杏叶、枫叶，或樱花瓣撒落了一身。永远是极薄的航空信纸，当稿纸用时便写得尽量密麻，寄来由我们誊清，一本本书这样写成出版的。数百封信，鲜烈如今天。不厌其烦说了又说，何以还是当年那样说得口燥唇干，而人总不懂呢？
　　 我恍然目睹《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的结局，这是天心一篇小说。典出日本童谣，讲渔夫浦岛太郎救了海龟，龟为报答载他去龙宫游玩，哪知宫中一日世间千年，浦岛太郎回到岸上，村人却都老死不在了。写政治犯出狱后的适应社会生活，处境荒谬。最后，政治犯在家中发现一个纸箱，〖面全是他从监狱寄出来给家人的信，那段空白年月〖，写信曾经是他唯一的精神活动和寄托。这些信，有拆封的，也有，未拆封的。他拆封看时，彷佛打开时间的宝盒，一封封喋喋不休令他羞涩不堪的痴人说梦，刹那卷成白烟升空，他变成了白发老公公。
　　 《美国世界战略中的日本》上下篇，《美国台湾政策的警告》，《一九五八年台湾海峡纷争时，美国决意使用核子弹》，《彻底破产的中国经济》（按：这几篇文章为日文篇名，姑译成中文）……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月的《朝日新闻》剪报，飘散于地，焦黄易脆将化为灰飞。信中请我母亲口译给叁叁同仁听，「可以对美俄军事现状有一概念。慕沙夫人精力充沛，当喜乐为之也。」
　　 七月二十五日，盛暑中午胡老师走路去寄信，回来冲了冷水澡躺下休息，心脏衰竭去世。唯对畲爱珍师母说：「以后你冷清了。」享年七十五岁。
　　 彼时，正忙着浪漫忙着恋爱的我们，并没有请母亲口译剪报，一如浦岛太郎写给家人却未被拆封的信。胡老师住日本叁十年，未入日本籍，始终自视为亡命（按：这样的外侨在日本会被抽重税）。一九6 四年在一本橘色封皮的簿子上题书《反省篇》，开笔即反省亡命。他体会日本人似乎极少亡命的经验，如源赖朝早年，是谪居而非亡命。他说，亡命一则要有他国去处，如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亡命狄国、齐国、楚国，辗转住了十九年，殆如现代国家的承认政治犯。日本历史上有大名诸国，但不够独立，难以保朝敌。二则，亡命者要有平民精神，如刘邦曾亡匿在民间，与之相忘，日本却是武士战败逃走，即刻被百姓或町人发现，不得藏身。他认为，谪居者除了源赖朝后来起兵打天下，其它只能产生文学。如韩愈、苏轼，如管道真，如杜思妥也夫斯基，皆因流放而诗文小说愈好，屈原也是谪居而作《离骚》。然而从亡命者当中出来的是革命，如刘邦、孙文、列宁，及欧洲新教徒逃亡新大陆，后来都创造了新时代。
　　 谪居是服罪被流放，被限制行动〖围。亡命却是不承认现在的权力，不服罪，亡命者生来是反抗的。一样的忠臣，他爱西乡隆盛，不爱屈原，屈原太缺少叛骨。
　　 而因为是反叛的，亡命比谪居更难安身立命。胡老师说他于文学有自信，但唯以文学惊动当世，心终有未甘，此是亡命者与谪居者气质不同。他写道，「我不服现成的权威，当然是要创建新秩序。可是对于现成的权威，我已经够谦虚么？我的创建新秩序的想法不是白日梦么？我亡命日本不事生产作业，靠一二知己的友谊过日子，我的人果有这样的价值么？是不是做做厨子与裁缝的华侨还比我做人更有立脚点？
　　 ……」
　　 一封封来自日本的信件，毕竟是痴人说梦，浦岛太郎的狱中书么？
　　 我行经信义路，插满了旗幡，印着「落地生根，终战五十年」，开喜乌龙茶赞助新新人类总统府前飙舞。创党主席江鹏坚感叹，这些新人类，美丽岛事件发生时他们才小学几年级，根本不知美丽岛为何物。我因此想，趁我这一代人至少还知道有胡兰成，而我亦还有挂念有所辩之时，写下点什么来。我恐怕现在不写，再老些了，更淡泊了，欲辩，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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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豪华的咖啡厅里，朱天心坦然穿着几年前的旧衣。这件蓝色有隐约绣花的衬衫，2008年9月她登上《印刻文学生活誌》封面时穿过，不久前接受一间内地杂志的专访，穿的也是同一件。
    十几年前，作家骆以军就感叹过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素朴：一方面是“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另一方面是“其实很穷，难以想象，过非常清苦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是朱天心主动的选择。她曾经有过“印钞机”的外号，因为高中时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击壤歌》就极其畅销，一版再版，卖出几十万本。可她不要做“美女作家”或“偶像”，立即转身背向读者，不再延续《击壤歌》已经成功的路数，“其实那个东西（十七八岁青春的状态）还没有写完，可我不想再写了。我知道这太洁癖，但没办法，我会觉得再写就是在讨好、取悦读者。因为他们已经告诉你喜欢什么了。我觉得只有当背向他们，不听这些声音时，才能专注地走自己感兴趣的路。”
    你背向读者，读者也会背向你，这一点朱天心非常清醒，“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求仁得仁，当你想要的不是一个很大的销量，就没有什么好怨叹的。”
    朱天心说，支撑她写下去的，是“不与时人同调”，“不只是在表现上不要跟大家一样，而且在观察上或者思考上，都跟大家不一样。怎么你看到的是这样，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呢？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我会很想把我看到的样子写出来。当然，这样很可能是偏见，不见得就是我对，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声音已经这么大、这么充分，有时听听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错的（声音），有什么关系呢？”
    声音温煦如春风，走过了50年的人生路，依旧是一双水盈盈的纯真妙目——正是这样的朱天心被阿城比作了“哪吒”，他说她有种“眼里糅不得沙子的气质”，而她的敏感是“强悍的”。

深情于世，孤意于心

    朱家三妙手，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姐姐朱天文都是台湾重要的作家，但三个人的创作风格又格外地不同。如果说《维摩经》里描写的“天女散花，花不沾衣”，好似朱天文的出尘清明，那么朱天心则是“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与姐姐的冷调子不同，朱天心的文章里充满了热烈的人间气。天文说她：事事沾身，深情于现在这个世界；而在天心自己看来，创作者的肉身来人世一场，无非就是要响应当下社会的问题，作品是官能的延伸、是她所能思考的东西。
    在香港书展的演讲，题目她选择了简洁有力的两个字：呐喊。她说：“回想长期以来的写作，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状态，自己那个姿态都是‘呐喊’。天文更习惯在人家旁边观看，她会觉得，无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好想法，也没有必要强加于别人，她不相信人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我始终觉得，自己认为是好的想法、价值或者信念，都会想要说服哪怕是一个人。”
    最早飞扬浪漫、被指为“闺秀文学”的《击壤歌》，其实就产生于“呐喊”：“我念台湾升学率最高的北一女中时，人们对北一女中的反应是：北一女学生就是只会念书的升学机器，也没想法也没青春也没热情，什么都没有。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子啊，里面有多少我们的梦想、感情在。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样、这样……忍不住要写出来，不吐不快。”
    而此后朱天心的作品，由于与现实的密切、笔调的犀利，很多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讨论和争议。她1978年发表的《佛灭》，曾被小说家苏伟贞纳入“台湾历来最受争议的二十篇小说”。里面大量正面的性描写，在当时被认为“给台湾文坛打了一筒‘催情剂’”，而真人真事的创作素材，更引发那个夏天台北的一桩“文学政治事件”。

小说家与政治过招

    朱天心写过很短时间的政论，甚至亲身参选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她仍是台湾民主行动联盟的积极参与者。
    台湾近二十年政治上剧烈的变动、纷杂的乱象，无法不影响到朱天心的创作。她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被评论家王德威称作“世纪末台湾文学首选”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做“政治小说”来读—从里面可以清晰看到，政治环境带给小说家的焦虑。
    二十年前，朱天心三十岁，台湾刚刚“解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台湾往更好的方向走，但李登辉为了巩固自己不稳的统治玩‘族群’，结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人开始站队，个人生活也被政治篡夺。”朱天心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是在用悲情来打造“国族神话”，把悲情的意识当成一个桶箍，箍在每个人头顶。“在这样的语境下，像我这种父辈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会动不动被问：你认不认同台湾？或者很无聊地被撩拨：万一有一天台海战事起，你会靠向哪一边？我的心情很复杂，就会想，与其让别人来误解你这个族群，来解剖你，不如我自剖好了。”
    1992年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就是在做这件自剖的事，鲜血淋漓，站在人前。“台湾的外省人，接受民主启蒙的过程其实很痛苦。以前感情上很信任的国民党政府，当你必须面对民主理念时，才知道它并不符合民主，在历史上做错很多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会陷入深深的自省：你对待政府对待政权，怎么能用信任和感情呢？应该用监督批判怀疑的基本态度面对权力啊……对国民党，你必须像哪吒一样，割肉还母，割骨还父，再痛苦你也得做。”
    到写《古都》的1997年，台湾已经经历过“总统”大选，在万众欢腾、大家都高唱认同时，朱天心希望争取一种“不认同的自由”。她觉得此时的台湾，应该有那样的自信，不再把外省人、原住民割裂开来，不再去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不可以不认同的人我也欢迎你，也能容忍你？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人只能表达一种感情，爱，不能说恨，不能说讨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长之地。”
    她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完全没有用的。到后来民进党政府执政，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族群分裂的情况愈演愈烈，他们只选取他要的那一块，其他的都当替罪羊。”所以2000年《漫游者》出版，朱天心已经不是在想认不认同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就像放牛的孩子，“不管我怎么做，我都不被喜欢，不被接收。那我走，不惹你讨厌总可以了吧。虽然我没有真的离开台湾，但是我心理上有这样的情绪。”

“我很怕变成陈映真”

    愤怒是朱天心写作动力的很大来源。随着年纪变大、越来越多的理解人性，人变得不容易愤怒。她挺怕这种不愤怒的状态。
    但她又说，如果有必须立即发声的愤怒，她会选择用政论说话。“我写所谓的政论，是在保护我的小说。”
    她很怕变成陈映真，将更多的意义和主张凌驾于文学之上，“我还是把文学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我有再了不起的主张，也不愿意文学在它前面低头。”对陈映真，朱天心是“既打心底里尊敬，又打心底里觉得好可惜”，心情很矛盾。
    “文学的孕育时间是由不得人的。不像报纸。我们今天写报道，明天写社论，直接就可以说出来，甚至影响一些政策，文学不可能，长起来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瓜熟蒂落。所以我很怕那个要对现状发声的情急之下，会扭曲了文学。本来要两年、要二十年（孕育），你让它硬生生地立即拿出来，根本没长好。”
    《漫游者》之后，一晃九年，朱天心下笔越来越谨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实之急迫仿佛兵临城下，让你难以有心情慢慢写它”。
    她用了不少时间来做社会运动，为保护流浪动物奔走呼号，为争取外籍劳工、外籍新娘的权益站台，“以前很相信，对抗一个政权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政权来对抗，才有可能，认为那个权力的游戏是有效的，可是现在不这么看。政权怎样轮替，不是说都一样坏，而是说权力的本质不会变。外省人来、本省人来（执政），蓝的、绿的，其实都一样，反而是社会和人民才是永远的承受者，永远的被统治者，只有把社会这一块给联结、站稳了，才能够抵抗政治的手伸进来。”
    与作家朱天心同在的，是公民朱天心。

对话： “作为一个文学家，我其实不是很及格”

   
    时代周报：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你和朱天文都是年少成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朱天心：我们刚开始写的时候，处于一个蛮有利于我们的环境，当时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台湾文坛青黄不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乡土文学）的一边，都因为太意识到理论、意念先行而伤害到创作本身，（文学）有一种退场。然后台湾开始办文学奖。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我们当时的写作成绩放在今天，可能会有一段很辛苦的路要走，但在当时就是很容易被读者喜欢。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会看淡一些事情，不会像一些同龄或后辈的作家，很焦虑很在意、在意读者现在喜欢什么。我会觉得读者的热情是我无法负荷的，我一直在做的是背向读者，背向市场。

    时代周报：你怎样看待你在家庭中间的角色？比如说，和大多数人相比，你是站在边缘来看这个社会，但是朱天文她可能更边缘，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家里你反而要做那个跟社会接触更多的人，很多新鲜的信息都靠你提供。
    朱天心：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个性和天文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像天文，或者我先生唐诺（也是台湾重要的作家、批评家），或者我女儿，他们都是自我非常完整、饱满的人，说另一面他们都比较自我，比较冷。我出国一个月，天文住二楼，我先生住三楼，他们可以一个月彼此一句话都不讲，各吃各的泡面，觉得好自在。可是像我这样比较热的人，就会觉得好可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竟然）像两个独居的人。这时候我就会很想把我女儿或天文抓住晃一晃，（先生我不敢动哈）。我觉得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很完美的泡泡，会忍不住想把泡泡戳破一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可是这就是人的相处吧。

    时代周报：阿城说你像哪吒，是“纯阳性”的，这个阳性是指的什么呢？
    朱天心：其实我也不知道，甚至也没问过阿城。我想也许他会觉得，个性里……当然我感性的部分很多，可是在跟人交接，在公共领域里面，我会非常非常地理性，甚至理性到有点天真了。其实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本来应该很知道人的那个不理性的部分，‘不理性会造成的种种’应该是文学最感兴趣的。可是我的这个部分，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其实不是很及格的。常常看事情很容易说：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吗？几乎觉得人的行为应该可以很干净很清楚地浓缩成几条公式。可能这样的我对阿城来讲，不是阴性的、很富感情的，不是很能够捕捉，晦涩、朦胧。

    时代周报：父亲去世后，你说自己进入了一种无重力状态，好像人造卫星被放到了轨道上。现在这种状态走出来了吗？
    朱天心：我还不是很能够回过神来……我觉得爸爸在整个家中，毫无父权可言，他一生让身边所有的人都自在，自由自在的，好像大家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于，只要他人在，就像在地上打了个桩，你不用担心，无论飞多远，最终还是回得来。父亲不在之后，这个自由度就好像没有止境，不是个快乐的自由。

    时代周报：你的童年是怎样的状态？
    朱天心：我的童年是在眷村度过的，就像你们的军区大院，同质性很高。那个时代都还很贫穷，父母都忙于生计，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可是我爸妈又更特别，爸爸白天上班之外，其它时间都用来写东西，大家休息的时候是他工作的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野的女生，她会带头去玩，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看到她写的字条：去山上钓鱼，中午送饭给我吃。哈，她不仅不给我们做早饭，中饭还要我们想办法买来给她送到山上。钓鱼可以钓几天。她会穿爸爸的旧军服，从来不打扮，像男孩子一样。家务她也做，但是不像别人家妈妈那样什么都弄得服服帖帖。听起来似乎（我）有点哀怨，其实一点也没有，我们的空间大得不得了。我和姐姐功课比较好，经常拿第一名第二名回去，别人家小孩拿第一名，爸妈一定会给奖品，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可是我觉得蛮好的，很早就养成‘毁誉不动心’，好像这些都是身外物，你的成长跟进步也都不依赖这些。爸妈很阳光，很粗枝大叶，他们只管你几个很基本的道德人格形成，不能撒谎，不准说脏话，其他都可以做，包括逃学啊什么的。

    时代周报：那你逃过学吗？
    朱天心：逃个不停。逃的理由各不同。天文也会逃学，但天文是爱上了一个国文老师，他不来（上课）的时候她就不去。因为天文生活是很规律的，这对她来讲都很反常。那我就是为反抗而反抗，我现在想起来那些反抗都是很幼稚的，跟学校小小的老师、小小的教官对着干，其实蛮不带种的（笑）。后来我看我女儿有时候要做这种形式（反抗）的时候，我都会说，要挑挑大的东西去对抗，不要去拿小的、你看得到的去冲撞，这没什么意义。

    时代周报：可是你也会怂恿女儿逃学？
    朱天心：是，我们会带头。因为她要这么早起来去上课，我们多少也是要跟着早起。如果她逃学的话，我们也可以多睡一点。有时候我就跟她说：要不你今天逃学，我们去动物园玩好不好？你知道动物园的那种课，会有趣得多。可是我发现我女儿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她反而变成特别循规蹈矩的小孩，‘不要叫我去逃学！不要叫我去逃学！’她会觉得妈妈已经这么疯狂了，我一定要把持住。
    据《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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