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击壤歌》，原是朱天心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年少之作，亦是扬名之作，我读了来，感觉颇像是女子版的《未央歌》，不啻是鹿桥的一脉真传。干净的红砖路，白云碧海的校园，空气里飘散着青草味，她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逃学为了读更多书，教科书之外的文史书，看电影，坐火车出城看世界有多大，真是南天下的一股久违之感。
而白云悠悠下的这些女孩子们，心思闲静得，仿佛能装得了整个天下。
作为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朱天心十五岁之前出生、成长在眷村——这个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岛军人眷属的大院，中国内地是她们最大的乡愁，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热爱中国文化历史（文化中国），则总总构成她们被拉扯扭折的处境。
三毛：
读了天文抄示你给她的信里有：「这次荷西的死，是死了两个人，我的话，也是活下了两个人」，我顿时安了心，你一定要连荷西[的]也活了，连世人[的]也一同活了。
荷西自是三毛的，可比杜甫诗里的月亮，但凡懂得诗，就也懂得那月亮，喜爱三毛的就会也喜爱荷西了。
葛林的《喜剧演员》里写，作家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则是在观察。Joyce 也说过类似的话，唯年数加了五年，二十五岁前。葛林自己又说，“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同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是的，或许我将用后来的一生不断在咀嚼，吞吐二十五岁前的启蒙和成人礼。
三姐妹2
拉丁语中弥撒的意思是，将人抛出家庭生活。圣坛应该转过来，神父背对着人，仪式的功能是要将你抛出去，而非包容你。坎伯讲得刻薄，现在圣坛看起来很像在教人烹饪美食，温馨又家庭化。
成人仪式的深层作用，也是将人抛出去，历经某种或震撼或神秘的体验，蜕掉童稚，进入成人。胡老师的来台离台，以及稍后两趟我们去日本，住东京胡老师家里一个月，也许可比一场成人礼。 蓦地跃在大雄峰上，不知怎么上来的，看不见来时路。真个上山容易下山难，以后的十几年，大概我就是在找路下山罢。
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朱天心家有3个人是好作家：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出色的小说家；姐姐朱天文是华文写作界的翘楚之一、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她自己高中毕业即进入文坛。当年有一本《拒绝联考的小子》畅销，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写一本《接受联考的小妞》。商业化的炒作被朱天心拒绝，但她却写出了一部《击壤歌》，在台湾一跃成为萨冈（法国少年成名的女小说家）似的青年偶像。老师胡兰成在《击壤歌》代序中称赞：“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
如果说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像是中文出版界的盛夏嘉年华，那么《亚洲周刊》策划的“名作家讲座系列”，就是其中最具文化因子的重头戏。朱天文、朱天心是台湾文坛“叫好又叫座”的姐妹花，同为台湾“四年级世代”的代表作家。去年，极少出席公众活动的朱天文莅临演讲，很多内地书迷专程赴港聆听，今年妹妹朱天心的到来，获得了爱书人同样热切的目光。7月26日朱天心演讲之后，书展上她的著作，除了《猎人们》，都被一扫而光。朱天心选择简洁有力的“呐喊”二字，作为书展演讲的标题，她说：“作家应该是人潮的逆行者。”又引用萨义德的话：“作家应该引起公共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