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张爱玲小说《小团圆》出版，震动了整个华人文化圈，许多读者聚焦于这本自传式小说中男女主角的情爱纠结，随之也对书中化名“邵之雍”的胡兰成议论纷纷，厌恶者有之，不屑者有之，挞伐者更有之；然而，有些深知男女情事之曲折隐微的细心读者，可能更会好奇，究竟胡兰成是何方神圣、何等才情，竟可以让“一代才女”张爱玲连写不写他、出不出版，都如此百转千回？没人说得准。

缥缈的千种面相

    曾被视为张派传人、后又公开表明与张爱玲渐行渐远的朱天文，说得最好，胡兰成是什么？她道，胡兰成是一座缥缈大山。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说不清的。
    我则是说，胡兰成是一桩公案，一桩不折不扣的大公案，复杂、弹性、多义。何谓公案？一来，无固定解答；再者，参究面向多样；最后，领受深浅不一。但重要的是，参究者的悟与不悟、达或不达，却皆有客观历然的勘验评判；绝不因为公案之弹性多义，就流于主观的臆测，而沦为各说各话。胡兰成之种种，正可以作如是观。
    胡兰成这一桩公案，其实映现的是每一个读者自身的程度；讲了半天，常常不是真正说着了胡兰成，而是反映出观看者的某些自我。于是，世人有讪笑胡者、谤议胡者，这其实都无妨，甚至也应该要有。但是，若有其他观察、其他见解，可能是有心的读者更感兴趣的吧！
    唐君毅的说法是，胡乃一“天外游龙”。唐君毅是当代大儒，乃肫肫其仁的厚重君子，素以诚挚深沉而望重士林；在现存的十九封致胡兰成书信里（逸失未能见者，至少还有几十封），有三封相隔十年的信中，唐均以“天外游龙”来道胡；不仅如此，在最后一封信，唐且说道，“天下固有先知，兄亦固可即是先知。”在唐来看，胡兰成不只是游龙，还是先知。当然，书信往来，容或有客气的可能（不过，唐绝非虚伪客套之人）　，但是，唐君毅是连日记里都还有评论，早在1950年9月9日，唐就记着，“胡兰成又来访，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皆有体会。”隔了八天，又道，“下午胡兰成来谈，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平易。”“刚”指的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在二十年后，1971年１月18日，唐君毅记道：“胡兰成论中国民间之文可喜……. 非我所及也。”  
    阿城则稍有不同，他屡说胡是 “兵家”，这当然是看重胡审时度势、长于谋略之能力。且不说胡早期所写的社论中对形势评断，就说1951年初，胡流亡日本，当时美日准备签订和约，胡便协助日本朝野政党，准备和约之性格与条款；正因胡之眼界与判断力，使得那时日本三个主要政党，对胡均尊崇礼遇，甚至奉之为先生。也因为这“兵家”特质，胡在日本广结政商巨子，与几个大商社社长多有交好，而胡在日本政界且称知己的则有西尾末广（社会党西尾派领导者）、水野成夫（曾代表日共到上海，与饶漱石相识），后又与前后任首相岸信介、福田赳夫等人均甚熟稔；一回，福田接受报刊访问，自道家中客厅最珍视的一件宝物，福田即是介绍一幅胡兰成写给他的字，福田赳夫且称胡兰成为“研究水户学的中国文学大师”。

传统的一脉相传

    是不是“文学大师”，不必争论，也不重要。但是，胡兰成何许人也？他是让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女作家张爱玲“百转千回”的那个人。他又是与“昭和三文人”的尾崎士郎、保田与重郎、川端康成长期相友善，而与前两人绝对堪称至交，且川端出版《伊豆の踊子》（即《伊豆的舞女》，编者注）后，则是以胡的评论为第一。后来，胡在70年代抵达台湾，曾住在朱家隔壁半年，当时的朱西宁，原是文坛灵魂人物，然而，自从遇胡之后，朱却“抛开了他身为卓越小说家的位置和天职，去作了一名供养人”，胡与朱家这场相遇，还深深影响了朱天文、朱天心这两位当今台湾动见观瞻的小说家，影响之深，朱天文言道，“我将用后来的一生不断在咀嚼，吞吐二十五岁前的启蒙和成年礼”；影响之远，她说，“无或稍减，与日俱增”。
    胡兰成对朱家姊妹的影响，当然不只是在文学上；如此既深且远，那必然是整体的视野与格局，才可能让朱天文用“一生不断在咀嚼”。胡兰成是帮朱家姊妹补足了“中国学分”；这“中国学分”，不管是经史子集、抑或儒释道，乃至凡百诸艺，更还有那活泼阳气的民间种种，胡兰成信手拈来，随处指点，让朱家姊妹在原来成长环境的西化氛围中，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户，忻忻然看到了，那真正自家、真正中国的深阔传统。 
    依我看来，这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后人忻然看到，那真正中国自身的传统，正是胡兰成今日最值得关注之处。说白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绕过张爱玲，来看这个非常有当代意义的胡兰成。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明在复苏；但是，大家也都明白，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对自家传统都有某种程度的疏隔；我们与传统，或多或少有些断裂。正因如此，中国文明大家谈来谈去，总有哪些地方就是到不了位；而这百年来，论中国文明者，真是不知凡几，但胡兰成列身其中，却是极为特异。
    首先，他的言说方式迥异于当今学院的时潮，也有别于文化界的时尚。胡兰成不仅不用西方概念来诠释中国文明，他甚至还拒绝西方式抽象理论的言说方式；晚年他特别指出抽象理论之为害，又力陈理论必须具象化，于是，他的文章，以晚周诸子为宗，多是理论文，但又兼具叙事与抒情；凡说理，皆成文章；凡论述，皆如诗；朱天文就说，“胡先生写理论学问如诗，写私情诗意又如论述。”胡兰成的文体，层层，摇曳生姿；他晚年自成体系的诸篇论述，反复徘徊，行于阴阳回荡之气，“似重复非重复，像波澜的波波相似而又相异，像盛开的花，瓣瓣重复而非重复。”胡兰成这种文体，笔法汪洋闳肆，文气纵横，行文夹议夹叙又抒情，若真要摆，不妨将之置于《易传》、《庄子》、《史记》这老传统来看，就清楚可见其一脉相承。

所行乃阿修罗道

    今人的论述文章受西方影响太深，过度强调逻辑、结构，过度习惯单线发展，尤其是学院中枯槁无趣的“论文”。于是，大家习染既久，回头看胡兰成，反而觉得他的文体怪，“似论非论”，有学者甚至极度憎恶，严厉批评道，胡因排斥“抽象的论证和演绎思辩”，故其毕生所造，是“拒绝对话之偏执独白梦呓体及离世狂想”，所行乃阿修罗道，“不可能被认可”。
    再回到我的论旨，胡兰成作为一桩大公案，从这样强烈憎恶的批评中，又映现出什么了？或许，文人学者也真是和自身传统疏隔过远了，见了胡这种深植于《易传》、《庄子》一脉的论说文体，竟能惊骇、愤怒至此，仿佛恨不得一棒将之打杀。但是，一个文明，若连自家的言说方式，都无法被认可，那么，真正的复苏，又如何可能？一个文明，若其文人学者，行文议论，都非得夹带洋文、西方术语，否则就难以被认可，那么，他真正的主体性，就永远不可能建立；那么，作为这文明显性载体的知识人，也只能继续无家可归下去了。
    话说回来，胡兰成文章的精神骨子虽承自《易传》一路之传统，但他又不似一些旧学邃密的国故论者，对传统只能亦步亦趋，却完全无法对当代有所回应；恰好相反，胡尽管植根于晚周诸子的论说传统，却处处皆成新意，他出入雅俗，文言白话均不忌，韵文散体多错落，方言民歌也是信手拈来、随他用，更要紧的是，他句法参差错落，每有文法错误，是无心，亦有意；行文虽不乏流畅，然更不避生涩。这生涩，最是胡文之特出，胡之文字，不仅不避生涩，还在有意无意之间使其生涩；胡曾说过，“（好文章）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时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生姿。这通于做人的道理，亦通于一切做学问的道理。”这诚如江弱水所说，“对这种只七分熟的文字，胡氏有清醒的自觉。”这种自觉要“生”求“涩”的文章，最清楚“涩”是以“不流畅”让“流畅”不落惯性，免于耽溺，再获生机，重新有个“天地之始”，故处处有新鲜的活气。因此，江弱水总结说：“　（胡的文章）那真是不能无一、不可有二的鲜活的文体。”胡兰成的文章，其实是仿佛立于文章之始。正因为是开始，所以有人不习惯，有人憎恶；龙应台则是说，胡兰成“另创了一种新文体”。

夭桃落于猛虎身

    胡兰成这样承自传统、却又处处翻新，不仅表现在他的文体、他的言说方式，也清楚可见于他的书法。川端康成曾称许胡兰成为“当世日本无人能匹”的书法家，而川端自己字写得很好，小楷尤其精绝；但华人世界看胡的书法，一如胡文，也是爱憎两极；盖因他碑帖功底极深，但又时时破之，他有许多笔法都“违背”了、其实是打破了既有之法度，常常将点画处理到“点画之初始”。故而，许多娴习书艺、却执于法度者，乍看胡书，每狐疑此人懂不懂书法；初看胡字，总也纳闷这人会不会写字，于是，嫌恶、不屑，也都在所难免了。
    胡兰成的字不仅在法度的立与破上，反差极大，却有着矛盾的统合；他的书法即便在美感上，也都呈现出既强烈对比，又难以逆料地绾合于一处之特殊现象。书法家黄智溶曾经就胡的一幅《百花生日》，如此说道，“他的书法美感，就是建立在这两种极端矛盾的用笔趣味上。一种是充满北碑浓重方整的横笔；一种是纤细如游丝般柔美的波动线，一如猛虎；一似桃花。两者穿插交错，宛如三月夭桃飘落在春睡中的猛虎身上，形成一幅既瑰丽又威猛的美感经验。”
    胡兰成这样的文章与书法，至今聚讼纷纭、成就未定，然而，早在数十年前，胡就曾经如此言道，“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留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类似的话，还有，“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书者。”这种话，当然会加深一般人对他的厌恶，今人很难容得了如此“狂妄自大”；但是，这两段“狂言”，却是胡兰成最具当代意义、也最可让有心读者沉吟再三的话。
    现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专业分工、知识分割，是标准化、规格化，是七零八落、四分五裂、视人如物的时代，多少读书人在此物化时代，饱受彷徨无助之苦，之于世局，满是无奈，面对自己，无以安身；他们努力，他们认真，他们思索，但终究解不开心头的烦闷，更厘不清这烦闷之根源。我二十几年前，正是因为这样的重重烦闷，几乎走不下去，也休学了半年；而再十年后，距今十余载，我仍是怀着这样的重重烦闷，乍读了胡兰成晚年的《今日何日兮》，书中所论世界劫毁，竟将我的烦闷瞬间粉碎，于是，顿时醒豁，了然无疑。
    胡兰成将文史哲诸般学问熔于一炉，展现了当今专业时代难以见到的通识。他且将读书人素来关切的道、艺、学、政，俱揉为一体，与他自身生命同呼吸。更要紧的，他自历千磨，经百难，那一路之险绝，竟也真如他所道的，“千劫如花”，似乎再如何之劫难，都可以化成一株株异卉奇花。最后，也最让有心之人震慑的，他临终前一年，却仍犹系念着“体露金风”，要重回到“一无所有”，再临生死成败关头，又一次知万物之活，知万物之机；于是，他作为一个“荒修行者”，虽然备尝磨难打击，仍是着着鲜活；尽管遍历凶险困绝，却总有恰恰一机；正因这恰恰一机，对胡兰成而言，时时都该如初出茅庐，一切都是新鲜的，又都有锋芒，是险绝的，又是喜气的；仿佛是人类文明初创时，永远都要有个天地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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