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张爱玲一个辩白机会

    记得唐大郎的名字，也和张爱玲有关。1946年11月张爱玲的《传奇》出了增订本，张爱玲特别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做了辩白，她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这《传奇·增订本》是由龚之方与唐大郎合作创办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书中说，唐大郎不但请上海著名的书法家邓散木为此书题写封面；还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公开辟谣。
    据学者陈子善在《一九四五至四九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一文中，就指出：“……可以想见，给张爱玲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兆，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除了这种未署名的小册子的恶意攻讦外，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类似的“揭发批判”更是不少。
    另外还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文化汉奸罪恶史》，是1945年11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在作者的《几句闲话》后，先有《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等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在书中被两次点名，一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时被提到，另一次则是被单列一章———《“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司马文侦在书中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他主张对这些所谓“文奸”(包括张爱玲在内)采取“有所处置”的行动。
    沈鹏年在《行云流水记往》中爆出了内幕：“抗战刚胜利的一九四五年十月，有人唆使他的学生化名‘司马文侦’，自费用‘曙光出版社’名义出版小册子《文化汉奸罪恶史》，交给卜五洲办的五洲书报社代发各街头报摊出售。……唐大郎劝卜五洲‘不要受人利用’。唐大郎说，这本小册子的后台是‘敝本家’，他要弟子在小册子中公开捧他‘不声不响不写文章’坚贞不屈‘渡过一个时期’，好让他和柯灵一样，捞一枚‘胜利勋章’。为了突出他一人，把国共两党‘打进去’做地下工作的文人统统诬为‘文化汉奸’……卜五洲听了唐大郎的忠告，就把这本53页的小册子停发了，存书退还给‘司马文侦’。这是卜五洲亲口告诉我的。”
    而据唐大郎在1946、1947年间，他为上海小报《铁报》写专栏《高唐散记》，在《序与跋》文中说：“去年，《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面的背页，给我写上了下面这几行字：‘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品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 与 珍 贵 。您 自 己 也 许 倒 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我忽然想着，张小姐这几句话可以用作《唐诗三百首》(案：唐诗，唐大郎之诗)的短跋，同时请桑弧写一篇序文。他们在电影上，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在这本诗册上，再让他们做一次搭档。”

唐大郎的《闲居集》

    张爱玲文学生涯的重要角色

    唐大郎是唐云旌(1908-1980)的笔名，他还用过高唐、刘郎等笔名。他原在中国银行工作，也因此他点钞票有独到功夫，曾获比赛冠军。但他业余爱好写作，二十年代后期开始给小报投稿，所作诗词取材灵活，随手拈来，涉笔成趣，颇受读者欢迎。他最爱钱牧斋诗，尝自称其外家为常熟绛云楼后裔，舅父钱梯丹擅诗词，有名于时。大郎少时得舅氏亲炙，亦喜吟咏。四十年代有“男版张爱玲”之称的东方蝃蝀(李君维)也说：“唐大郎写的旧体诗，虽系打油诗之属，但严格遵守旧体诗词格律，平仄、对仗、押韵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他自幼从舅父———清代诗人钱谦益的后人学诗，家学渊源，打下结实功底。”他对于旧体诗，是有其自信的，四十年代为沪上《海报》写的诗词专栏，题名作《唐诗三百首》，署名高唐，意谓高出于唐人也。
    1932年唐大郎因雅爱写作，遂脱离银行，任小型报《东方日报》编辑，也因此认识了也在《东方日报》编电影版“开麦拉”的龚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吴祖光用北京话说他俩是一副眼镜儿，意思是两个连在一起不能分开。七年后唐大郎辞职，专为几家小报写稿。
    1945年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办《光化日报》，为该报提供资金的，是当时奉命打入敌伪从事地下工作的李时雨。龚、唐合力经营的《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前不久发现的张爱玲佚文《天地人》，便是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的《光化日报》第二号上，全文由六则互不相干的杂感组成，共六百余字。学者陈子善认为此文的亮相，只是张爱玲与龚、唐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后来张爱玲在《大家》发表《多少恨》和《华丽缘》，在《亦报》发表《十八春》和《小艾》等，也都是龚、唐两人慧眼识宝，一手促成的。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于《光化日报》，李君维也说：“我是抗战胜利后认识唐大郎的。那时他和龚之方办一份小报《光化日报》，大郎约我为之写稿。该报编辑部设在卡尔登大戏院(现为长江剧场)内一侧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是董乐山偕我前往找大郎的。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刚走出校门，初涉足社会；大郎也不过三十多岁，却已在上海滩上享有盛名了。他在我心目中是为前辈，不料这位前辈不摆架子，不尚虚礼，开门见山，直话直说，作风豁达。豁达作风的人令人感到一见如故。”
    《光化日报》出版时间极短，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创刊到同年九月十八日停刊，仅五个月又四天。其后，龚、唐两人决定利用《光化日报》余存的资金、纸张，改出期刊。于是龚、唐主编的《海风》周刊于1945年11月问世(逢周六出版)。据说，龚之方在一次为所出期刊构思开本时，将一张白纸折来叠去，无意中正好折成十二页，裁剪后可用骑马钉钉成一册，而这样一本小册子容纳的文字、图画，又与一份对开报纸差不多，于是便决定以这样的十二开本(长三十七厘米，宽二十五厘米，长方形)作为新办期刊的版式。而这种所谓“方形周报”(或称“方形周刊”)一出，引领着整个风潮，在上海泛滥一时，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就有九十二种之多。《海风》后来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停刊。原因是刊登夏衍用化名写的几篇反内战的文章，被人密告当局，说是“地下党打进小报界”，致使刊物被勒令停刊。
    而在1946年春天之后，龚、唐两人还出版过《清明》和《大家》两种杂志。《清明》创刊号于1946年5月1日问世，由吴祖光与丁聪主编，只出版了四期便停刊了。而唐大郎则自己主编《大家》文学杂志，他率先在上发表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多少恨》，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949年7月25日，龚、唐以夏衍的关系主办的《亦报》创刊，1950年3月25日张爱玲化名梁京，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连载至次年二月十一日刊毕。在《十八春》刊出前三天，《亦报》就注销预告，强调《十八春》是“名家小说”。连载前一天，又发表桑弧署名“叔红”的《推荐梁京的小说》。而在《十八春》登完的八个月之后，1951年10月31日，《亦报》又以显著地位刊出“梁京继《十八春》后新作中篇小说《小艾》日内起刊”的预告，四天后，《小艾》正式连载，至1952年1月24日刊毕。同年夏天张爱玲告别了她在“上海十年”的写作生活，远走香港了。
    1952年11月20日《亦报》并入《新民晚报》，唐大郎入《新民晚报》任编辑委员兼管副刊《繁花》，仍在报上以《高唐散记》小专栏形式，发表作品。“文革”开始，《新民晚报》停刊。唐大郎靠边六年，于1972年宣告“解放”，次年六月，批准退休，当时六十五岁了。
    退休对唐大郎而言，是不得已的，他放不下心爱的笔，乃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以《唱江南》和《闲居集》为名发表诗作，深受海外读者喜好。粉碎“四人帮”后，唐大郎浮一大白，热忱向往《新民晚报》复刊。夏衍亦致意唐大郎东山再起。1978年10月7日唐大郎赋《自寿》诗云：“任经风浪复波波，天才横趣两不磨。时向性灵搜好语，偶于沉醉放狂歌。风华欲尽声华堕，俊士所贤迂士呵。七十还淘童子气，自言来日正多多。”可惜天不假年，唐大郎等不到《新民晚报》复刊，竟于1980年7月20日在他的上海寓所溘然长逝了。

“唐诗”不下数千首

    作家安迪在《小报文人》文中说：“我对此位报业前辈一直很有兴趣，读过董乐山、李君维等先生的回忆文章，大概是出于对长辈的尊敬，这些回忆文章并没有反映出唐大郎的真实面貌。金雄白在《记者生涯五十年》中提到唐大郎，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小报文人风貌。”
    金雄白四十年代在上海办了一张小报《海报》，称唐大郎是“《海报》骂人三枝笔”之一。金雄白说：“唐大郎骂人是另一种形式，他会直指姓名；可以写出‘我×你的祖宗’那样的粗言秽语，但我欢喜与他做朋友，因为他正是写小报的第一能手，且自称为‘江南第一枝笔’，一段很平凡的细节经他一写，就变得趣味盎然。他无疑是个玩世不恭的‘真小人’，譬如说，他没有唱戏的喉咙，也没有演戏的训练，而居然常常上台票戏，情不自禁时会搂着合演的女伶不放，穷形怪相，引得全场大笑，他站到台口，用上海话向观众大声说：‘×伊拉，有啥好笑，你上来试试’，更使满座哄堂。尤其他的打油诗真是一绝，捧女人更为擅长，他会借了钱去舞场捧舞女，第二天做出‘穷极书生奢亦极，与人挥手斗黄金！’的诗句来。”
    金雄白说，唐大郎长了一张方阔脸，整天贼忒兮兮，嘴里不干不净，所以别人叫他“春宫面孔”。唐大郎爱开别人的玩笑，也开自己的玩笑。后来娶了一个舞女，参加宴会时，别人不认识他的夫人，问是谁，他拍拍夫人的肩膀说：“她是我睡到天明不要钱的人。”又，这夫人姓刘名惠明，所以他用了“刘郎”的笔名，以示忠贞不二，而这笔名后来确实一直用到他七十三岁临终搁笔为止。
    唐大郎故去之后，1980年10月香港《大成》杂志曾征得唐大郎旧作打油诗十二首，诗作难得，弥足珍贵。今摘其两首及其注如下，前者可见其戏谑与诙谐，而后者正可见其喜登台票戏者。

    《闻郑霞唱歌》

    某实年来餍此婆，今宵忽尔又闻歌；
    如卿工嗲谁还嗲？似我思驼不好驼。
    悔到将身委赤老(近年郑与一客同居，不获全终始)，憨时脱口骂猪猡。(郑极娇痴，恒喜骂人为猪猡。)
    凭君麦格风前看，依旧臀波与乳波。

    一夕，郑霞止于舞场中，乐队奏“三轮车上”之曲，座客皆鼓掌，促郑上去客串一支也。郑着黑呢旗袍，圆姿替月，艳光犹撷人目。前岁，郑将别歌坛时，余尝宴之于美华酒家，座上更有兰苓、秦燕诸女，郑当病后，不能进食，未几别去，而此别忽忽三年矣。近闻郑有重理旧业之讯，此夕，乃得先闻其“嗲声嗲气”也。(1948年2月)

    《登台前》

    那一行都不对工，往年曾唱小生穷。
    身居票友内行外，人在虚凰假凤中。
    似我终教面孔勿，何人不想骨头松？
    浑身绝艺凭君看，两把拳同三把弓。

    余不亲粉墨，已逾年矣。天厂(吴性栽)为其子(仲升)授室，集友好彩唱，戏提调为周翼华先生，怂恿余与石挥、李丽华合唱“铁弓缘”，登台前三日，始烦赵志秋先生说戏，盖余为小生也。戏必不好，然而与石、李同演，傥亦一时盛会，于是打定主意曰：干他一趟，管他台上是一场大乱哉？(1948年4月)
    唐大郎在报刊发表的诗不下数千首，但他从不敝帚自珍，没有剪贴保存，也没有结集出版。据李君维回忆文章说：“我当时就听说大郎要出诗集，诗名是现成的：《唐诗三百首》。他在《铁报》上的专栏就叫《唐诗三百首》。后来不知怎地不见此书刊行。再后来时代大变，事过境迁，许多事情都一刀两断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此事询问龚之方。他说当时上海有位热心读者从《东方日报》、《铁报》、《海报》等各报剪存的数百首大郎的诗作，来信表示愿意提供他结集出版。待进一步与之联系时，这位先生却神秘消失了。《唐诗三百首》的出版从此夭折，仅留下一段憾事。”而在他逝世的三年后香港广宇出版社出版他的《闲居集》，收录诗作三百五十九首之多，但多为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文/蔡登山  据《南方都市报》　

    ◎蔡登山，学者，著有《传奇未完———张爱玲》、《民国的身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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