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手稿（局部）

　　自去年《小团圆》出版之后，对张爱玲轶文旧作的挖掘、出版进入了一个高潮。除了去年出版的《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外，等待刊印的张爱玲重要作品还包括《雷峰塔》、《易经》等。最新一期的台湾《皇冠》杂志则刊登了张爱玲残稿《异乡记》，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在介绍该文的文章中写道，“《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的途中所写的札记。”据悉，《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很快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手稿校对中，简体版即将出版

　　宋以朗早已在张爱玲的遗物中发现写于1946年的《异乡记》手稿，但手稿并不完整，共八十页写在笔记本上。宋以朗在同期《皇冠》杂志上的文章《关于异乡记》中介绍，“这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游记体散文，讲述一位沈太太（即叙事者）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现存十三章，约三万多字，到第八十页便突然中断，其余部分始终也找不着。因为从未有人提及它，当初我对这残稿便不怎样留意，只搁在一旁暂且不管。直到几年后，我才慢慢发现它的真正意义。”由于《异乡记》是未定残稿，每一页都东涂西抹，笔记本也残缺不全，原稿经过涂改，隐约可见最初的题目是“异乡如梦”。
　　张爱玲研究者止庵昨天表示，目前他正在校这篇张爱玲文章，《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在比较快时间内出版，“《异乡记》大概创作于1946年左右，一般来说张爱玲擅长写城市和大户人家的经历，对农村比较陌生，而这篇《异乡记》就完全写了一个农村经历，这也说明张爱玲确实体验过农村生活。”

《异乡记》与多部张爱玲作品互文

　　在文本上，《异乡记》与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小团圆》形成互文。宋以朗说，“如《小团圆》第九章便跟1947年的散文《华丽缘》如出一辙。而《华丽缘》的闵少奶奶，又令我想起《异乡记》的闵先生和闵太太，难道《华丽缘》是《异乡记》的一个段落？”“但肯定的是，《华丽缘》与《异乡记》的故事背景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小团圆》和《华丽缘》都跟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了。” 《异乡记》中的叙述者是沈太太，她长途跋涉去找一个叫“拉尼”的男人，宋以朗说，“拉尼”应该是“Lanny”的音译，而胡兰成名字拼音是“Lancheng”。在文中，张爱玲写到了参加“菊生”的婚礼，“似乎暗示‘兰成’及其小名‘蕊生’。” 止庵也说，“这篇文章基本就是当年张爱玲去温州的个人记录。”
　　《异乡记》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记录了张爱玲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段经历的变体又不断出现在其他作品中。据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里介绍，《异乡记》与《小团圆》有多处相似场景的描写，而张爱玲后期的作品《秧歌》、《怨女》等中不少人物和情节都已经在《异乡记》里出现。“《异乡记》是张爱玲下半生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了。”宋以朗写道。也有研究者认为,《异乡记》与张爱玲的《秧歌》关系也十分密切。
　　对于为何将张爱玲这篇残稿公开发表，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中做了说明，“首先，《异乡记》以张爱玲往温州途中的见闻为素材，详细补充了《小团圆》第九和第十两章，而当中的情节及意象亦大量移植到日后的作品内。《异乡记》的发表，不但提供了有关张爱玲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助我们了解她的写作意图及过程。第二，张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跟我母亲邝文美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张爱玲其他遗作也在今年排上出版日程，而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系列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将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一连串纪念活动，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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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记》为作家青年时代在台湾淡江青春生活的记录，同时也是朱氏三姐妹在胡兰成影响下写作“胡腔胡调”文章的重要阶段。

  
    她年轻时自己曾说，桃花是她的颜色。“在春天的边际上开着”的桃花，如许青春有横决飞扬又自有静素，是不可以轻浮的春天。她那时淡江的倩影芊芊，就仿佛真如她们那位“爷爷”所题的，是永远定格在春朝里的“瑶池仙缘”。我想起，我也正是在２００５年的芳菲四月，写了第一封信。而且很快得到了她的答复。
    惭愧得很，我最初接触她，却全是为了胡兰成与侯孝贤。我后来每每通信都要问到许多胡与侯。那时她的文字反而看得最少。我起初是有狡黠之心，天天去读胡兰成，行文也胡腔胡调，不免有讨好之嫌。当然也有发乎自然的原因。我是真信服胡村数节里所宣讲的民间平人礼乐的肃穆庄严。
    这第一封信也是我初意策划一套“新电影馆”，当时揽了有关塔尔科夫斯基、伯格曼、小津的七八种书，中国电影则唯取了一位侯孝贤，另一个则是胡金铨，但我当时亦不知如何弄好。我因迷恋侯氏电影，知《恋恋》、《悲情》、《海上》、《南国》诸剧本都有电影同期书，亦知她早年在远流有一册《电影小说选》，因而当时萌生了念头，要是诸文俱在，何妨做一本上中下三册的“侯孝贤电影剧作全纪录”（当时不知究竟，现在看来，仍是值得三册的篇幅的）！当时《最好的时光》还未上映，险些编成了叫做“咖啡时光”或“恋恋风尘”。她后来亦写信跟我说：“（台湾的）记者朋友看到《最好时光》，谓台湾为何没有这样一本书，我说那完全是因为有这样一位编辑，才有这样一本书。”我看到也觉欣喜，像孩子受到糖果的嘉奖。
    我后来习惯信上称她作天文先生。她得信后，竟慷慨地寄来好大一包书，不仅电影诸文，历年的文集都在其中。我收到又惊喜又惶愧。此时才真正开始认真读她的文字。人都说侯孝贤像小津，我却始终觉得像成濑。直到有一天看到《荒人手记》里对成濑、小津的一番讨论佐证，心下才安。
    ２００５年的冬月里，又收到赠书两箱，几乎全套的《印刻》。连夜捧读，几不能寐。有本上世纪９０年代８０年代的书，当下一折，竟诧异地看到它在灯光下升腾出一阵袅袅轻烟。这自然是台湾的烟尘了，也是台北辛亥路的那间有海棠花面对的轩窗书斋里的尘气了。它们可是在朱家的宅中经了十年的薰习，那鱼儿浮头听经都成精怪，这书可是沾了不知凡几的朱家的讲习了。
    记得当时最所服膺的仍是《记胡八书》，认定她的散文是得了胡的衣钵真传，而且那种妩媚只有流转到了她的身上，才更加纯良熨帖。本来胡兰成就以散文为最见才情：“散文单是写的性情，而未成故事或理论，所以不易知其好。其实是散文最可见出作者的有天才。” ２０岁时，她写文章也说，小说与散文俱是说谎话，小说是假作真，使劲往真里写，散文却是非要让真事烟云模糊，让人看得云山雾绕才好。她《淡江记》就是那么好，情态声口都如在目前，那时候的情意也绚烂亮煌煌得简直晃眼。前几天朋友读了还告诉我，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时光”，真的不想读完，让他们永远都在，永远都不要逝去。
    紧接着除了进一步分别寻找编排后来那部《最好的时光》，我便开始在信上讲讲说想如何将原来的散文集《淡江记》、《小毕的故事》、《三姊妹》重新整合，以及编一册所有与胡氏有关的文字集合，书名就叫《黄金盟誓之书》。天文先生接信后竟欢喜电话来说：“你好厉害，我正在编以前的集子，其中这本就是想叫做‘黄金盟誓之书’。”又因说起她近年新写的散文，是《印刻》上连载的专栏《照片会说话》。她亦说给我看。她说：“写杂文，我是意在沟通，写小说，我是无意于沟通的。”到《照片会说话》似乎也有了一种无意沟通，让强者自己跟上来的意思。简洁凝练，硬折去许多逻辑过程，是绝佳文字，也是不容易进入的文字，让觉得精妙的人愈读愈知其好。
    内地版本中插配了胡氏的书法，这也是最初的动议。胡氏于书最所自负，在日本时自称中国彼时唯马一浮一人可与他相比，大有庾信唯韩陵山片石堪共语的狂傲。我后来翻到瘦硬通神的康南海书，始悟他长撇大捺碑版气的出处。便是胡氏的绮丽文风，我也在顾随《揣龠录》中觅得端倪，知他从禅宗文字里独得了许多秘辛。胡氏自诩的为人为文，就如他说南北朝，既称赏南朝牛车傅粉的冶荡绮丽，又赞叹北朝的轩豁大气。而且胡氏当日称说《淡江记》的雄劲浩荡浑茫，其实莫不是他的标榜，这些字的气息与那些三三小儿女们的胡腔少作真的是不分彼此的。天文先生有两年是专门到日本去搜集购回他的书法，并立志要为他整理书法和书语集的。看她的信笺，她的字迹也显然可见胡氏门风。她亦说，那时“胡老”教习字时，亦只教写魏碑。后来收到天文先生寄来的《胡兰成书法集》两本，并附了一个小花笺：“迢迢远寄，祝春暖花开！”，真是令人遥慕清芬。花笺背面印的是梵高和雷诺阿的画片。
    “那时候他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想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我们，信总是写的很长。”她说杜至伟在整理她和胡师的信件。《小毕的故事》初版的序她说：“我仍然是想把这本书给一人看，但他今已不在人世。”有人就说，胡氏的《禅是一支花》是部言情的书，可与《荒人手记》对读。这简直比黄锦树说《荒人》就是《女人论》的续篇还要离奇，然而可爱。我涎着脸皮问她要《今生今世》的三三版。三三版已成绝版，所以初意是借机觅得收藏，却不曾想反成勒索。她因没有了三三版，竟买了远景新版来赠我。看到扉页上她的签名，于我倒也是她所说的“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的意思了。
    她对文字的态度是宁缺无滥，亦是真有“文章余事也”的胸襟。《海上花》和《南国》、《戏梦》的剧本，她最初是不肯拿出，讲说因为前面都有更好的文本，她的未免有“浪费森林资源之虞”。她对少作是作达者观。我最初问她三三们的文字时，她亦谦言那些小时的玩意不好。
    有次信中提到她的大陆的亲人。说南京尚有她的六姑姑和四个表哥，“二伯母及三个堂哥在苏北老家宿迁。自我父亲１９９８年去世后这次重逢，下一辈长大了，大家都老了。”我是在印刻杂志上看到她五十岁的模样，当时一惊，我竟从未想到过岁月已经飘过，她在我们的记忆中，就仿佛是永远青春韶华，桃之夭夭的年纪。
    那年看吴念真编剧的《鲁冰花》，里面的小姐姐，我自始至终都看她作朱天文幼时的剪影。看到一个真正同文同种却有绝对新异的少年和校园生活，渺小而又清晰。我恍然站在云端里看身处的大时代，在一段长长的两岸分立的时间里，随着“时差”的微妙转换，有一天，大陆的个体在时间错位后，是这样真切地看到自己这个群体的镜像。后来看《青梅竹马》，亦是如此。元缜的诗说“我是北人常北望，每嗟南雁更南飞”。南国北邦，四郎探母，奇怪的历史镜像反复演绎。今天的她有时也奇怪道：怎么这几年大陆的朋友忽然关注我们姐妹多了起来？那时的民国佳人，闺秀文学，虽然已化身为“巫”，站在了左边，我们的安妮宝贝们，却仍然是要从开头读起的。“世缘深处仙缘新”，是迟来所以新，也是历久弥新。文/韩猛 据《深圳晚报》
    注：作者为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朱天文系列作品责任编辑。
  （以上作品除《巫言》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其余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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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边城》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6月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似是那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式的世外桃源。合上张爱玲的《重访边城》，难免陡生感慨:迟暮晚年，实在是人生中可以用来怀念的最佳年纪———一半时间与死神做斗争，另一半时间用来缅怀和凭吊———“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崎岖的成长期”、红尘旧爱、家国山河……无不静静地躺在她的生命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人的一生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他的故土，一个是他灵魂归属的地方。
    台湾《皇冠》杂志评价这篇散文时说:“台湾和香港，在张爱玲眼中皆属‘边城’，透过她的眼睛，我们仿佛穿越时光，看见了一个焕发着奇特生命力的台湾，以及旧时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寻常生活。”
    然而，与其说张爱玲是在“访”，还不如说是在“逃”，《重访边城》名义上是对台湾、香港两座“边城”的凝视，实际上旁敲侧击着，她用文字和情感的余光，更对上海及祖国大陆投去了饱含深情却五味杂陈的一瞥。她实在没有办法成为这两座城池的主人，在这里安营扎寨。只在瞬时的惊艳现身后，随即又隐遁绝尘，留下这一万多字的顾盼流转，千丝万缕的轻诉，却是那言不尽的乡愁!
    大陆，是流落在外的台湾、香港的故乡；上海，是流浪天涯的张爱玲的故乡。心漂再远，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啊!
    1961年秋天，张爱玲造访台湾、香港时，并不是个地道的“游客”，因为文化的隔阂，离开大陆的九年间，她并没有被美国文学界接受，加上受到第二任丈夫赖雅的拖累，只好试图重新杀入华文世界来，在她曾经熟悉的土壤中觅食。这真是英雄气短!红极一时的女作家竟要为五斗米而折腰，此时她的心境，也如同她在时隔三十年后再看到自己的某张照片题的一句诗形容的那样:“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时间的繁弦急管，眼看着就转入急管哀弦，生命的胡琴咿咿呀呀，荒腔走板间，就已近“急景凋年”，叫人好不悲凉!
    所以，这篇散文处处可见这种“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因为个人作品中那种清峻绮丽的风格，加上与胡兰成的一段孽缘，她已被新中国大陆官方的正统舆论排挤在外，美国，也只是她逃离非议的一个避难所，成不了她永久的“家”。她的根脉还是在中国，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然而，她的骄傲，骨子里对人对事的那种疏离感，以及文人天生的脆弱和敏感，让她始终对大陆格格不入。这种内心的隔膜，与其说是一种恐惧，不如说是一种逃避。
    从地缘和情感上来说，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和香港成为了悬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两座“边城”，那里不仅坚持着迥异的社会制度，就连人文精神与一衣带水的大陆比较起来，都呈现出特别的色彩。然而，无论它们怎样地与大陆对峙、敌视，正如张爱玲所形容的那样，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这里的人都叫作中国人，这里保留的古中国的一鳞半爪没有失真。这也好似她与大陆之间，仍然存在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她不是不爱她的祖国，不是不想回到她的上海，只是，人一旦离开得久了，有些感情，势必也就跟着淡了。这种路过家门而不入“凄梗的韵味”，就像徘徊在恋人的房子底下，想叩门，却始终伸不出手的犹犹豫豫，或者纵使见了面，一句“我爱你”死活出不了口的吞吞吐吐。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坛的一座“边城”呢?
    从《小团圆》读到《重访边城》，张爱玲早期作品中的那种飞扬已经全然不见，更多的是阅尽人事后的澹然，所以，你不再可以读到那些你纵使闭着眼还能被其光芒刺伤的文字。中晚年人生的跌宕，早已磨灭了“旧上海最后一个贵族”身上的锐利，她身上仍然穿着华丽的缎锦，可沾满了人间烟火味。在异国他乡，她不得不模仿美国当时流行的英文写作手法，邯郸学步，难免走样，所以，今时今日读她后期的作品，总是不像她早期巅峰时期的作品能让人酣畅淋漓。不可否认，这两部作品，已呈颓态。
    她在《重访边城》一开头便用一个人错把她当作美国前副总统尼克逊的太太这样的笑话，暗讽了当时的台湾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这何尝不是她对蜗居他乡的一种自嘲呢?她又在《重访边城》的结尾让我们在不是倒马桶的时候，闻到黑暗中的一缕屎臭，是真的店堂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么?No，其实是她故意的，硬生生地往这个被喻为“香港”的城市头上扣了一盆屎，叫她再也风光不起来。生活何尝不是也这样，总是让她用热脸贴别人的冷心，凄凄惨惨，啼笑皆非?
    惯常的冷嘲热讽，戏谑的口气仍在，可生命的光，终于黯淡下来，那么刚烈的女子，也屈服了，被生活压弯了腰，低下了总是高傲着昂起的头，这种今昔之感，不禁让人有些心酸眼亮。
    此次“重访边城”，似乎是她沦落海外之后离上海、大陆，以及万万千千追捧她的读者最近的一次。可惜，看得见的距离貌似很短，心里的距离却有万水千山。咫尺，又天涯。她终归与我们擦肩而过，从此不再回来。匆匆的步子、冰冰的心，与重重的岁月撞出了火花，死了、又冷了，凝成了生铁，像墓碑一样“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
    心漂再远，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她最终选择与红色的国土彻底“诀别”，做了中国文学界，也是我们所有人心里的一座“边城”，偏安一隅，宁谧、孤独、且神秘。
    可是，这“别”岂是轻易能“别”!人是走了，那牵挂还在，纵使转头离开，脸上还会挂着旁人看不见的泪水，“种族的温暖”始终是包裹她的潮水，一浪一波，比把她和祖国大陆隔绝开来的太平洋还深、还广。
    所以，这一次，张爱玲，真的有些口不对心!    文/潘飞  据《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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