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陋巷陋室亦可以安住下来，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胡兰成的名言。
    他懂得欣赏所有人的优点又不执不占，并不以共情为异，
    被王孝廉先生形容为「千年的狐狸化作白衣秀士，手持纸伞，衣袂飘飘地走在人群之中，多情的女子所陶醉的是白衣秀士过人的才华和洒然的风度，而白衣秀士眼中所见的女子，则是如何以女子的鲜血供养自己的狐身。」他不知李白那句诗，「永结无情契」。
    我对八字并没太用心， 是年纪大了。 命理是我的至好， 但是三十年来也没用心看过很多书， 越看越发现人生变易全在八字之外， 所以我最近几乎把从前花心血收藏的命书丢给别人了。 加上看多了， 世故一点， 觉得品谈别人的命不容易。
    清代的命理学家任铁樵的名著滴天髓阐微， 算是历代论人的个性最为入理的， 不过也只能在字面上做做文章。 用来谈人性品格， 最多也是皮相而己。
    所以江湖上的人 (包括我自己 )论命鲜少谈个性之类的问题。所谓命，不再乎性情这些事。不信，去菜场问贩夫走卒。
    关于胡兰成先生的八字，我最基本的只能表示这朱天文所记的生日应当没错。我加上生时，只供参考。也许登在网上马上会引起其它意见，如有人想争辨，请留步。
    关于以小事大一句话，我本意无关乎供养。本来夫妻之事就不关供养。胡先生是否需周济，相信不会放在他们二个人的心中。这也可以看出另一事，看张爱玲自传，总令人觉得她计较钱，其实她是不得不计较。可是当年拿钱给胡，几乎也没放在她眼里。照命理来看，胡先生在过了1955年以后 (大略)行金运，不但不缺钱，如果有心，他可能是会发财的。
    以八字论，张爱玲命是从革，金旺，较近游侠的性格。(哈哈这点没学八字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更不可能同意)，胡是柔肠之士，因为金从木，令她一路没走财运，实在是很悲哀。
    月旦古人原是不易，而谈论文人更是困难，因为文人会用文字写自己的一面，会令后人更无法去捕风捉影。我说吴四宝事因为早年看的书忘了差不多了，所以我不想再多说。我谈到捉放曹，也许最多要说的就是胡所活的时代，可以比拟三国。至于他是陈宫或孟德，都有可能。但是胡懂得全身而退，没有被老毛骗回去杀掉，又可算是有张良之智慧。其它咱就不去多说了。
    你说到胡广交天下朋友，我想是因为他八字辛命，生在丙午，有官来合。不过我不会把他和史记中的游侠放在一起。他八字丙午桃花命格中本不多见。又是好的桃花，又是合。 这点要会八字的人才可以理会。 基本上他是和善人。 尚不至于有反叛性，而是生不逢辰而己。他八字是辛生在寅月，是正财格，不是大手笔的人。但是和是邪，可以去谈，但仍然是个合乎传统的人，而张是和大陆的四五人士走同一路的，对中国文化全是反过来看，包括家庭，艺术，和过去中共同路人相同。他对京剧几乎是卑视的，其实她的文字和人性的描写全在雕啄，而胡的文章思想并非刻意去仰合传统。他论中华文化的文字，至少读来没有香港那些新儒家，比如唐君毅那些哲学家乏味，因为他较少用哲学去谈文化。(中国文化原来就没有哲学)。我真相信他和张爱玲同时亡命天涯，张比较是为了生活，而他多少是不想和新文化的中国人同存。他的反叛性是多少是自己说出来的。张对父母的反叛性以后居然也被写成电影了。
    一个人用钱方法和疾病有关，二个都死在心病。接近梗塞。张的八字近乎悭吝，而胡则较不计较。所以两个人虽然都是心脏病故，死时的情形大大不同。
    一个木火相通， 是正常一点，而且自在，而张是八字无火调理金木之相抗，甚至成了病态，两个人为人不可同日而言。
    至少胡是通情理的人。写到这里，我再强调，初看他八字，我真是很惊讶，因为两人八字是少见的合。(张爱玲八字也是辛金日生的，是辛卯日乙酉月庚申年戊寅年死在乙亥日乙酉月，是死在生月， 死时无亲故)。她八字我对过，就是这一个日子。辛日生，一个在寅月立春后，一个金生在酉月立秋， 简直是缘定三生的命。又和红楼梦的金玉缘所谈的相同。张会成为红迷，宁非是天定也。
    我可以一直谈下去， 再谈都可以成书。 不过在下说话都是无心之言， 所以也就不在乎对错。 我所说的不是春秋之笔， 至于八字看得好不好， 也请别太挑剔。

乃公敬笔
丙戌年新历4月20日在墨庄琴堂--网址www.bak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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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薇

    近几年来，随着胡兰成的著作在中国内地相继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多元的眼光看待他。他是无情的荡子；他是多情的才子；他是充满智慧的参禅者。一顶“汉奸”的帽子，再也不足以装下胡兰成。
    2010年暮春，记者无意中得知，胡兰成的小儿子胡纪元先生就生活在南京。在儿子的眼睛里，父亲胡兰成是什么样子？与父亲有过一段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在胡纪元眼中又是什么模样？这么多年来，胡纪元本人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带着一丝好奇，记者来到了胡纪元位于宁南花神湖畔的家中。
 

关于父亲

    对胡兰成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晚年曾写过一本名为《今生今世》的回忆录，在这部自传中，胡兰成用一支妩媚的生花妙笔，写尽了一生复杂的情感历程。在书中，胡兰成还提到了长子阿启(胡启)。书中，胡兰成讲到，他离开内地时，宝宝才刚12岁，这个宝宝，指的正是幼子胡纪元。

    关于母亲，父亲的自传里一笔带过

    “阿启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母亲叫全慧文。”胡纪元揭开了自己的身世。
    全慧文是胡兰成的第二个太太，为胡兰成养育了两儿、两女。不过，颇令人奇怪的是，在自传中，胡兰成虽然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生命中的女人，关于全慧文，却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对于父亲的这种沉默，胡纪元觉得：“我想，他是担心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纪元1939年出生在香港，几个月后便随父母回到上海，“7岁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其间还去浙江住过将近两年。偶尔，我们也会来南京小住，我家当时就在丹凤街的石婆婆巷。”
    在上海，胡纪元住在胡兰成文中多次提到的美丽园家中。“父亲那时候常常在家里写毛笔字，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是铺开一张纸，桌面上简简单单什么也没有。有时候，他也会和朋友在家里下棋。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
    在胡纪元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慈祥的：“一次，我在大门旁玩。快到吃午饭的时间，父亲带着一包小荷叶回来了。那天中午，我们吃到了清水小荷叶汤。荷叶很小，一汤匙仅能装两个。父亲说小荷叶又清香又消暑，喊我们都吃。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我知道他喜欢小荷叶，想从中国邮寄一些给他，他却不要。”
    对胡纪元来说，在上海的幸福是短暂的。抗战后期，胡兰成去武汉，后来隐在民间达4年之久。

    儿时家中常有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

    1950年胡兰成回过上海，他是和家人来作告别。那一年，胡纪元12岁。“他当时的身份特殊，因此是隐姓埋名回来看我们。不久后，他就孤身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日本。”
    1952年，胡纪元的母亲全慧文去世了。“那时候，在日本的父亲一直在联系我们，他还寄了钱和食物到浙江老家。”
    关于父亲早年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那一段历史，胡纪元的记忆和众所熟知的略有不同：“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家中常有人来，还在我家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时，我家对面不远处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和操场，在我家三楼就能看见日本兵在操练。夏天这些日本青年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几乎全裸。我家中有人唱这些歌，他们一定听得到，但父亲好像就是那么无所顾忌。另外，据我所知，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期间，常常要为居留去办许多复杂的手续，有人就劝他入日本国籍，他却不肯。直到去世，他拿的都是‘中华民国’护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哥哥的同事去日本，父亲请那位同事吃饭。同事回来后告诉我们，他和父亲走在街上，几乎沿途的日本人都认识父亲。父亲晚年出门总是穿一袭长衫，典型的中国打扮。”
    1981年7月，胡兰成在日本病逝。此前30年，此后30年，父亲只是胡纪元梦里的一个影子。

关于兄弟姐妹们

    胡兰成共有六个子女，除了长子胡启已经去世，其他五位子女有三位不约而同选择了生活在南京。

    “‘文革’中，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接到记者的电话时，胡纪元刚刚在南京大学听过一个讲座。他爱学习，并且乐此不疲，手机、相机、电脑、MP5这些年轻人的爱物，他样样玩得转；英语、填词、作曲、弹琴，这些一般人敬而远之的东西，他也样样喜爱。
    “我1959年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退休前为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曾遇到些麻烦，“在‘文革’高潮中我属黑五类子女，但我却没受到皮肉之苦的批斗，因为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的感情生活也不太顺利，直到30岁时，才认识了一个南京女孩，也就是现在的爱人。1998年，在四川退休后，胡纪元决定回到南京定居。“我爱人是南京人，而且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南京，于是我也带着家人回来了。”
    就这样，胡纪元把家安在了雨花台以南的一个小区里。
    胡纪元有一盘父亲的录像带，是父亲晚年在日本拍摄的。片子是日文的，胡纪元听不明白，但这不影响他的理解，“你看，这照片是父亲在给日本人讲书法。这个，是父亲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刚到日本时，有很多人喜欢请他吃饭，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人都不是很上进，就不愿意参加这种饭局了。这是父亲在午休，你看，他老了以后，胳膊还是很粗，身体不错。”
    胡纪元把鼠标定格在父亲脸上，然后一圈一圈地挪移，电子照片上的父亲仿佛触手可及。
    父亲的文章看多了，胡纪元也喜欢上了写东西，他写出的东西，与胡兰成竟然有几分相似。就连胡兰成的学生、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也会常常发来短信，鼓励这位“同门师弟”。
    朱天文还曾来南京探访过胡纪元，“她带了很多书给我，大都是和我父亲有关的，那些书我都放在卧室。”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多做评论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此后，他的《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等书相继出版。
    父亲的书在中国内地出版，胡纪元总是第一时间关注到，并一一告诉在南京的哥哥和妹妹。“姐姐在香港，我会打电话告诉她。还有如今生活在日本的小妹，我也会打电话告诉她。”
    胡兰成的六个儿女，长子胡启是早年娶的夫人唐玉凤所生。在日本的小女儿是自幼被收养的。其余四个儿女，都是第二位夫人全慧文所生。“我大哥胡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即将遭到全厂大会批斗，而自杀身亡。我母亲生了我的哥哥，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哥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中科院研究员。妹妹曾经在南京的一个农校当农工，后来在中学任会计至退休。姐姐上世纪80年代去了香港。我们有机会就聚在一起。”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意多做评论，“实在说不清，也就少说，或者不说。”

    “营救过父亲的青芸姐不久前去世了”

    了解汪伪政府历史的人，都熟悉一个情节：抗战末期，汪精卫与胡兰成失和，汪曾一度将胡兰成关押在颐和路的监狱内。当时，汪伪政府的内讧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后来，在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池田笃纪的强烈干涉下，汪精卫才释放了胡兰成。
    关于这次胡兰成的被成功营救，一个被忽略掉的事实就是，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出了大力气。
    “青芸姐是我伯父的女儿，她早年丧母，继母待她不好。我母亲生病后，父亲就将青芸姐接到上海，来照顾家人的生活。我父亲被汪精卫关起来以后，青芸姐连夜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池田笃纪，请他出手相救，父亲才得以保命。”
    自从胡兰成离开中国内地后，胡青芸一直生活在上海，“今年1月24日，青芸姐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关于张爱玲

 
    说起胡兰成，总撇不开张爱玲。她是胡兰成生命中绕不开的人。他和张爱玲那一段“缠夹得奇怪”的倾城之恋，曾经让无数张迷费尽心思考证，力图把薄情荡子从张爱玲的生命里剔除。然而，事实是无法争辩的。旷世才女张爱玲为何爱上了颇有争议的胡兰成？而对于父亲胡兰成的这位红颜知己，孩子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上世纪40年代，一代才女张爱玲邂逅多情荡子胡兰成，演绎出一段奇缘。随着抗战结束，胡兰成的安逸生活到头，一段感情无疾而终。
    据胡纪元回忆，在父亲与张爱玲结识后的交往期间，张爱玲曾多次来家中做客，父亲胡兰成也曾带着子女去张爱玲的寓所访问。“幼年时父亲带我去张爱玲家，五岁的孩子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大，张爱玲住在六楼，比美丽园三楼的家高得多，看到窗外的景色使我好奇而兴奋。父亲和张爱玲聊得很高兴，张爱玲的手拍拍父亲的头，说了些什么，两人笑得很开心。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年已七旬的父亲在台湾时，正值花季的侄孙女晓文照顾他的生活。有一次，淘气好动的晓文看着父亲的大脑袋突发奇想，觉得里面充满神秘，用手拍拍，笑着说，‘张爱玲也拍过你的头’，两人也笑得很开心。那时晓文已读过《今生今世》，知道张爱玲对父亲说过：‘你这人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聪明，像上海人说的，拍拍头顶脚底板也会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知道胡兰成不会与全慧文离婚，但张爱玲还是投身这场恋爱了。“我那时太小，还没有什么审美观，但是我也知道张爱玲是个穿戴很特别的人。青芸姐和她年纪差不多，对她的事情记得的颇多。青芸姐说，张爱玲个子很高，比父亲还高，她人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那种气质很特别。青芸姐印象深刻的是，张爱玲半只鞋子黄、半只鞋子黑、穿短旗袍，总是奇装异服。”
    去年，张爱玲的《小团圆》问世，胡纪元仔细读了，“书里讲的一些细节，和我的记忆是吻合的。比如，她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到我家里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了一会儿，母亲推开门和她见了一面。当时我家室内的布置与张爱玲笔下描写的颇似。小时候，父亲的书房有大量线装古书和精装的英文日文书，也有张爱玲的书、画和杂志，和大量白稿子，但不知有何用处，更不知有何价值。书房里的这些东西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几辆货车搬运走了。”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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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薇   

    八月的南京，果然是一座火炉。
    在玉兰路康盛花园的一幢公寓里，听说我们要来，胡兰成的幼子胡纪元先生很兴奋，早早就发来详细地址，人还没到，两杯茶就泡好了，茶几上摆着葡萄、李子、桃子。
    胡兰成身后，一共三子二女，发妻唐玉凤生子胡启，继室全慧文育有胡宁生、胡纪元、胡小芸、胡先知。胡纪元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因此父亲给他取名纪元，乳名宝宝，三个月大时父亲带一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胡纪元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2年，1951年父亲赴日后，他在上海电机制造学校读书，后到四川东方电机厂工作，1998年退休定居南京。
    老先生住在顶楼，复式楼，“女儿结婚去加拿大后，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这边安静，空气好”。而家里，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小提琴、大提琴、吉他、钢琴、唱片机。
    退休后赋闲在家，老先生写了很多歌，《大亚湾观日出》、《山行》、《江南小调》。兴致来了，老人拿出歌本，翻到《山行》，标题下写的是“词杜牧，曲胡纪元”。我对比着念出来，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笑声带着几分矜持和自嘲，好像沾了杜牧很大的光。
    这表情，是不是胡兰成所说的，看到自己本来面目后的不好意思？
    老先生先用中文唱，然后又用英文唱了一遍，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老派。“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受我父亲和妈妈的影响”。老伴谈阿姨退休前，是幼儿老师，也能唱，“你也唱一个，唱一个嘛”，胡先生催促她，谈阿姨拗不过，也唱了一个，慈祥，欢快。
    这样的味道，只有经过风霜的老人唱得出，沧桑后的欢快，更弥足珍贵。
    “走，到楼上，我给你看个片子”，老先生健步上楼，熟练地搜索，打开视频。一看，是凤凰卫视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何亮亮在介绍薛仁明在台湾新出的《天地之始》，第一本正面评价胡兰成的书，朱天文作的序，老先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们看完。楼上是书房，一张大书柜，一层一层摆满了书，一看，有张爱玲的、余秋雨的。书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脑，隔窗有个小阳台，种了很多花草，爬山虎爬满窗户，绿意蔓延到房间里来。
    往下看，是篮球场、网球场和运动场，还有儿童乐园，雨花台景区也在不远处。
    老先生在阳台上种了蔬菜花草，“喏，这些土都是我从下面背上来的。”爬满一面墙壁的爬山虎，绿叶葱茏，枝枝蔓蔓，淡黄色的小花辉映其间，看一眼，便消了一分暑气。
    下楼后不一会又上楼，来来往往，如是几次。
    “你看你看，这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丝瓜，天然的。”老先生拉开冰箱，拿出两根丝瓜，食品袋里的丝瓜，瘦瘦长长，明显没有菜市场里的个头大，但是结实，没有污染过。老先生还在家里养了只乌龟，“养了20多年了，在四川时就养了，我叫它健健”，说话时老人拿出一枚乌龟蛋，“喏，这是我们家健健下的”，眉眼里都是得意，像个70岁的孩子。
    聊起父亲胡兰成，老先生说着说着，有时停下来，会磕磕巴巴，也会思索良久，是年纪大了言语跟不上思维，还是怕用辞不准误会了意思？但他心底是自豪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父亲的学说厉害”，而说到兴头上，或一语点中他所想，老先生亦不免哈哈大笑。
    生活在南京，老先生有时候经常去听各种学术讲座，“上次陈子善来讲《小团圆》，我也去听了，他还来看我”，而南京大学也是他的常去之所，“南大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有些学者现在研究民国很客观了”，一旁的书桌上，则摆着一本南京大学的《民国研究》。
    退休以后，老先生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一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如今，老先生把这作为一项使命。
    言谈之间，老先生转去里屋，拿出薛仁明寄来的《天地之始》，在书的封底，有薛仁明的业师——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的推荐语：写人，就是印心。
    好一句“写人就是印心”，而胡兰成呢，其人难鉴，其心谁知？
    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是张爱玲的缘故，一半是汉奸身份的缘故。
    花边新闻和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是一个甲子之年后的今天，确实该是直面认识胡兰成的时候了，人们若还仅仅停留在谈论张胡之恋，非议胡兰成汉奸身份的层面，一方面那真是太小看胡某人不说，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自身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个巨大嘲讽。作为“汪精卫手下第一大才子”和“国师”的胡兰成，其才情、识见和经历实在是别开生面，胡兰成是单靠他在哲学、思想、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上的造诣，亦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这个才华识见皆极高，经年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上安身的人，还曾迷倒过一代大家们，如梁漱溟、刘景晨、唐君毅、徐复观、卜少夫、川端康成、汤川秀树、冈洁。
    胡兰成虽无学历，亦学无师承，然而他的学问却广为通达，上古典籍如《尚书》、《易经》，黄老之学及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现代科学的种种，在他那里都信手拈来，而又无不一一恰切自如。
    他常常引用李白，他自己倒像李白，白衣傲王侯，汪精卫都要看其三分面子。
    他又是个不得志的纵横家，本可以为帝王之师，只是生得晚了，中国的大格局基本已经定下，由不得他来归置。时势造英雄，但英雄终究造不了时势。
    他躲得过雷霆之劫，终躲不过亡命天涯，只合终老于异国他乡。
    胡兰成自称“干政治的人”，向唐君毅自嘲是“纵横家”，阿城评之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为“亡命的革命者”，他自己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依胡兰成的性情和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亦是，即使为也只是闲耍而已，他又不是个文艺家，更不算是知识分子，他倒是士，是国师，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终要成就一番江山大业。而文艺、学问与他，只不过是人生的副产品而已。他是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这副产品的格局亦大，今天的教授和文艺家到底比不了。
    而我们耿耿于怀的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过林思云写的《一个真实的汪精卫》，也看过赵无眠写的《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还看过金雄白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都是出于同情和理解汪精卫政府的立场。但是这样的文章和著作，还太少太少，不足以构成一种声音，稍一冒头即刻又被压回去。
    泱泱大国，五千华年，中国向来不缺历史，缺的是历史观。
    一直以来，汪精卫的声名之恶，在两岸几乎是无出其右者，无论国或共，都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抗日史观——这亦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政治洁癖，所以他在两岸几乎是人见必唾，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即使想谈亦不可能，随即又被民族主义者们一浪打过来。
    但我想，历史亦必有历史的隐晦和曲笔之处，单单凭一句“卖国贼”、“汉奸”以逞口舌之快，毕竟是极为轻佻的——前次陈丹青与梁文道对谈，说到这一点时，丹青先生也用了“轻佻”一词，事实诚如此，在对历史无知无识的状态中，轻佻岂不也是一种暴力？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北岛曰：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汪精卫《慷慨篇》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这个名字，真是一语成谶，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然而精卫填海，却终究连水花都溅不起一朵，大浪滔天，海底下的西山之木石安在？只恨中国人自古道德成癖，仅晓大义、大是、大非，却不明什么叫大知、大慈、大悲，什么叫以身饲虎，以救万民。
    1946年1月，中山陵梅花山上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尸体被焚烧，真的是应验了他27岁那年刺杀摄政王未成，在狱中吟就的那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而英雄蹈海，死无葬身之地，骂名滚滚来，地下他若有知会不会呜咽鸣冤？
    今日的国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乱世晨昏、兵败逃亡或累卵之危，亦没有经历过刀丛里觅生活的流亡奔逃，当然不会对彼时当日的杀身之祸有切肤之感，自然不理解汪氏谋和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们尽可以讲些无关痛痒却高标大义道德的风凉话，而我每每读汪精卫于名古屋之遗嘱和《双照楼词稿》，为其于民生国事用心之切之诚，竟要潸然泪下。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历史，成王败寇，兔死狗烹，香者更香，臭者更臭，原谅英雄，却从来不原谅败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看到的只是“功成”，而不是“万骨枯”；“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们看到的只是“败军”，而不是其背后的用心和努力。
    中国文化的一大弱点，亦即在于它还没有建立起一种通达的成败观。
    而在我们熟知成诵的历史背后，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
谈美丽园岁月
    记者：还记得在上海美丽园的家么？
    胡纪元：那时候我家住在美丽园28号，是一幢三层花园洋房，整幢楼都归我家住。
    父亲母亲和宁生哥住三楼东间，西间有个阳台，常有家乡的客人来住。三楼中间有个卫生间，北面有几级踏步可上到顶层的露天晒台，我和青芸姐住二楼东间，西间是父亲的书房，二楼中间也是一卫生间。一楼东间阿启大哥住，西间是餐厅兼教室，墙上挂有一块黑板。

    记者：父亲一边工作，一边还教你们读书识字？
    胡纪元：那时候我还小，父亲教我唱童谣儿歌，学他打太极拳，看他写毛笔字、下围棋，那时候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哥哥姐姐读书了，那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大家叫他朱先生，四十多岁，团形脸，上唇下巴上都留有胡子，常穿传统中装，穿布鞋，很有儒家风度。朱先生来了就在餐厅上课，在黑板上写字，有时画图，有地图也有算术式子，好像是全面教育。
可惜朱先生在我家时间不长，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记者：您父亲最喜欢阿启，阿启是不是和您父亲很像？
    胡纪元：他喜欢诗文，多愁善感。那时他在读高中，不肯去学校了，天天在家自学。
他常与路易士谈论诗歌，写了一本诗集还印成了书。阿启大哥画钢笔画铅笔画，了了几笔画啥像啥，他喜欢画人和上海的街景。那时我家里有张爱玲亲笔的画稿，阿启大哥看了，说这都是她随便画着玩的，看像什么人就给他一个名字。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张爱玲的手稿有什么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里还能翻出来一些，后来经过各种运动就荡然无存了。
    阿启大哥英文学得很好，很厚的英文名著读得心神陶醉，有一次他读着读着，惋惜地对我说这个姐姐死在马车下了。阿启大哥还喜欢读尼采的书，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洗手间的一面墙上用毛笔字写了：灵魂比剑更强；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

    记者：阿启对父亲当时的处境了解么？
    胡纪元：阿启比我大十多岁了，他就了解一些，我们还小。
    有一次，阿启大哥与父亲讲话，阿启大哥对爸爸说：“这样下去不是要亡国吗？”爸爸就很严肃地说：“20世纪无亡国，20世纪的世界是不会有亡国的。”
    然后就讲了一套理论，讲的什么就不记得了。父亲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就是20世纪已经不以占领国土为侵略目的了，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有许多先见之明的看法。

    记者：青芸的弟弟胡绍钟当时也在你们家住吧？
    胡纪元：绍钟哥那时念上海交大，也喜欢看书。一次他带回来一麻袋书，放下就走了，阿启大哥把书翻出来，摊在地上看。绍钟哥回来看到，气冲冲地要他收拾好。阿启大哥没听，绍钟哥就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很响亮，打得他差点跌倒，又把他逼到墙角打了几拳。
    阿启大哥脸都肿得变了形，见到我时却微笑着，从此他在卧室挂了个用枕头做成的靶，要我和他练习拳击，还买了拉伸弹簧和亚铃，说身体强壮了就不会挨打。
    后来我到浙江一个农村小学读了一学期书，阿启大哥和绍钟哥都在这小学教书，校长是沈力行。学校在离城镇很远的乡下，但校舍却很漂亮，有小桥流水，很美的田园风光。阿启大哥常带我去林边河边散步，清沏的河水中有小鱼小虾，水边的石块长满很滑的青苔。
    一天阿启大哥对沈校长说：“在这里时间长了，我的头脑里也长青苔了”。

    记者：对青芸姐什么印象？您父亲在《今生今世》里多次提到青芸。
    胡纪元：青芸姐幼年时生母就过世了，她继母虐待她，她就跟着我爸爸，青芸姐后来在我们家操持家务，我们家五个小孩，她自己五个小孩，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青芸姐空闲时喜欢看书，常讲《红楼梦》和《三国志》里的故事。我们家有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她经常翻看。她会买些中药治小毛病，也会在蔬菜食品上调配营养，在后来最艰苦的时期，她也能抚养五个孩子健康成长。她80岁时还寄了一本食补的书给我。
    青芸姐没上过学，她识字是我父亲教的。她很聪明，爱读书，但她弟弟绍南不爱读书，她和绍南一起听我父亲讲课。一次我父亲要他们两人都背一段课文，她背出来了，但绍南背不出来。我父亲不打绍南而要打她，说她没管好弟弟，她不服，在挣扎中父亲把她鼻血碰出来了，她就大哭，我父亲要替她洗净血渍她不肯，回去告诉我祖母，把我父亲骂了一顿。

    记者：青芸现在94岁了，身体怎么样？
    胡纪元：青芸姐很豪爽很豪放的，大声的笑啊，很开朗的，嗯，94岁了。青芸姐记性好得很，小时候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老年人从前的事情反而记得清楚。
    她有时会想出些非常聪明的主意来，越老越聪明，一点不胡涂。她也很关心我，会打电话给我，会问很多事，问我的女儿，有时候我时间长了不打，她就会打电话给我。
    近几年我都去看她，有一次她跌倒了，不小心摔跤后就骨折了，躺在床上身体很不好，我到上海去看她，她看到我亲得不得了，抱着我，临走时我亲她脸，她哭了，我扶着她照了张相，她半闭着眼，哎呀，心里面亲得不得了，我去看过她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她身体好起来了，好得很快，奇迹般的又恢复健康了，有过三次都是这样的，就这么奇怪。
我爸爸后来给我的信中也说，要记得青芸姐。

    记者：见到过路易士么，也就是后来在台湾有名的现代派诗人纪弦？
    胡纪元：路易士是我家常客，每次来都与大哥谈论诗歌，阿启大哥喜欢诗歌。
    大哥拿自已的诗请路易士评点，我也听不懂，只记得有“晚饭的青莱汤……爱云的奇人……她坐着像一幅画……”等，两人神情极富戏剧性，生动有趣不亚于看卓别林的哑剧。
    路易士清瘦高挑，腰板挺直，上唇留着鲁迅式的胡子，脸色营养不良。他每次来，青芸姐都说要加点好莱，留他吃饭。路易士讲话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有天生的诗人气质，容易激动，激动时话语就不连贯，伴随有习惯性的语气词。
    在我家败落后，他是我最后不再见到的人之一。

    记者：家里经常会有些什么人来往走动？
    胡纪元：有时会设宴请客，来的客人中有诗人、画家、歌唱家等，都是一些搞文艺的。我还记得的诗人有路易士，画家有胡金人，有好歌喉的是斯颂声。
    胡金人有一幅画画的是中山陵秋色，小溪石径在丛林中蜿延，有大雁南归和秋虫的鸣叫，色中有音调，音中有色调。胡金人，身材比父亲略矮，眉清目秀，讲话细声慢语，他妻子有肺结核。胡金人靠卖画为生，与路易士差不多，生活都很拮据，父亲经常帮助他们。
    斯先生在我家住过，每天都练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我最早都从他练唱中听到。我家对面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三楼能看到日本兵操练，有柔道摔交、用木棒对刺、唱日本军歌，夏天里日本兵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斯先生在我家大声唱聂耳、冼星海的抗日歌曲，日本兵一定能听到，但我们家毫无忌讳，也只有我父亲这样敢想敢为。
谈父亲胡兰成
    记者：在您12岁时父亲就不在身边了，对他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父亲在家里喜欢写毛笔字，与朋友下围棋，有时是在方格纸上写文章。
    我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他回到美丽园家中，常常会到楼下大门外打太极拳，精力很集中，动作也很舒展潇洒，我和一些小孩在旁边跟着学，有大人也在看。
    我父亲喜欢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青芸姐（胡兰成侄女，为其操持家务）站在一边讲家里的事情，父亲听着，有时会冒出一句：“不要啰嗦，简短点！”

    记者：小时候和父亲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胡纪元：现在想起来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一天下午，父亲回来带来一包花生米，在餐厅给我大约十多颗，说不能多吃，少吃有滋味多吃坏肚皮，小孩花生吃多了会伤食。
    还有一次是我在大门旁玩，快到中午吃饭时父亲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对青芸姐说，这是杭州西湖的小荷叶，可烧汤吃。吃饭时我坐父亲身边，女佣端上一大碗清水小荷叶汤，父亲舀起有点卷曲的新鲜碧绿的小荷叶吃。父亲说很有营养，清香能消暑，要大家都吃。我第一次吃这菜，满口荷叶香，口感滑爽，是清水加点盐煮的，也没有油，也许清淡就是至味吧，父亲吃得很高兴。这也是至今我唯一吃过的最独特的一道菜。
    30多年后，父亲已是晚年了，有一次我给他的信中提到幼年吃小荷叶汤，我想再设法寄一包小荷叶给他，他也还记得，但不要我寄了，也许那是他吃过的最后一次。

    记者：据说在美丽园时，您母亲全慧文与您父亲关系不好？
    胡纪元：我听青芸姐讲的，有几次父亲正在写文章，母亲冲上去要纠缠他，父亲眼睛不离文稿，待母亲冲到身边，只用手一提就把母亲摔到了床上，母亲翻身起来又冲上去，又被摔到床上，反复多次，父亲就像磐石不动，仍在专心写文章。父亲有惊人的定力。
    但是我父亲对我母亲是很好的，父亲从广西回胡村老家时，村里人看到我父母相敬如宾，很亲热的。这些是我出生前的故事，是青芸姐告诉我的，但我从未见父母吵过架。

    记者：还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么？
    胡纪元：1950年，我和父亲见过最后一面，在熊剑东家里，熊剑东死了，熊太太在家。
    那时候，我脸上有一小块伤痕，已消退得不易看出了，父亲看见了，一边抚摩一边轻声说，这里有个伤疤，今后要小心。停了片刻又说，不要羡慕人家，以后我带你到外国去读书。又撩起了他的中式外衣，布条做成的裤腰带上有一个钱包，他掏出两张新的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给我一张，给小芸姐一张。又拿出一盒桃核牛轧糖分给我们吃，父亲说这是俄国糖，我觉得很好吃。父亲看着我吃，显得很高兴，但他自己一颗也不吃。
    从那以后，他就给我们写写信，偶尔会寄点照片来，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记者：后来呢，到日本后胡兰成怎么联系上你们的？
    胡纪元：后来就是我父亲知道中国闹饥饿了，他首先是寄钱和食物到胡村老家，他以为我母亲还在胡村。家人不敢收，公社的干部知道了，也不敢收，先知妹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就把地址抄下来，写信告诉了先知妹，先知妹就给父亲写了信，父亲立即给她回了信。
    我也写信给父亲，爸爸就寄钱和食物给我们，在三年饥饿时期我身体不好，父亲很关心我，他还写信想办法让我去日本疗养，但是接着文化大革命了，就不能去了。现在人家以为我父亲对儿女们没有感情，实际上他对我们非常有感情。
    我妈妈那时已经过世了，1952年就过世了，那时候我爸爸还不知道，所以还把钱寄到胡村。我父亲对人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他还是一直记挂着我妈妈的。

    记者：1981年胡兰成在日本去世时，您知道情况么？
    胡纪元：我父亲是1981年的7月25号去世的，我记得很清楚，他去世前一个月还给我写过信，信里面还说要我孝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身体什么的也还好。
    后来有一天晚上，半夜里我突然很不舒服，我梦见我爸爸，第二天就拿起来信看。后来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好去日本出差，前一天还去看我父亲，第二天再去时家里就办丧事了，我父亲就去世了，一算，正好是我做梦的那天。第二年，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哥哥宁生去了日本，见到了佘爱珍和我父亲的养女晋明，我没有去。

    记者：对父亲的一生和学说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我父亲是很有灵气的人，或者说有灵感，他意志特别坚强，有人虽然不理解他，但是特别佩服他的定力，就是在这种流亡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写文章。
    几年前我到胡村去，上辈人讲起我父亲小时候，说门口有迎亲的队伍经过，很热闹，小孩大人都出去看，有一个我爸的叔叔从外面进来，看到他正看《三国演义》，一个人静静的在看书。那位叔叔说，哎呀，这小孩真不得了，咳，将来不知会做出什么大事来。
    从小他就跟常人不一样，很有志气，这志气就是老天爷赋予他的。

    记者：您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您父亲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那就是我爷爷说的，我爷爷只活了59岁，也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
    青芸姐说爷爷会看相，他看到七个儿子中就是第三个和第六个能成大事，老三就是青芸姐的父亲，老六就是我父亲。爷爷说这两个儿子一个是武一个是文，后来我三伯伯去当兵做了一个小官，但是我爷爷说出头太早是不好的，后来三伯伯不久就病故了。
    我爷爷对我爸爸有一个评说，就是说“在家呆不住，会漂流出去的，会像兰花一样香气从外面吹进来”，就是说兰花在外面，香风从外面吹到屋子里来。这是我爷爷对我爸爸的评语，现在想起来，回过头来看，也蛮有意思的，蛮准的。

    记者：看您也经常写写文章，有为胡兰成写书立传的打算么？
    胡纪元：父亲不需要别人为他写传记，《今生今世》已经是他前半生最真实生动的自传，没有人能超越得了，而他后半生也有大量文章和书信，还有与他交往过许多人物对他的记忆。
    他就像包容天地万物的大自然，一切是那样的了然，又是那样的神秘。
谈张爱玲
    记者：住在美丽园的时候，也会经常见到张爱玲吧？
    胡纪元：我小时候多次见过张爱玲。记得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把我带到张爱玲静安寺附近的家，常德路95号那里，6楼，小孩子觉得很高的，看到下面电车跑来跑去的。张爱玲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当时我父亲问她“有没有东西给小孩吃”，张爱玲就拿出了切好的面包和花生酱，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给我吃，先给我一片。
    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我与张爱玲一起逛静安寺庙会，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有许多小摊贩，有小孩喜欢的各种玩具，很热闹。印象中，张爱玲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记者：日本投降后，您父亲藏到浙江去了，张爱玲来找过吗？
    胡纪元：她来过我们家的，抗战刚胜利时家里面大人都不在，那段时期我看见张爱玲来过几次，那时我父亲跑掉了，到温州藏起来，跑掉了以后，张爱玲到我家来找我父亲，青芸姐在门口跟她讲话，张爱玲也没有到房间里面来，就在门口讲话，她的表情很忧郁的。

    记者：对张爱玲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她比较严肃，一般不怎么和人说话。不过，她和我父亲之间话就特别多，我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里就像在自已家一样随便。张爱玲我不怕，但张爱玲也不会逗我玩。
    她穿戴很特别，我虽然没有看过她做衣服，但是她的服饰很讲究。

    记者：《小团圆》您看了吧，觉得怎么样？
    胡纪元：《小团圆》出来前，有人说《今生今世》只是胡兰成在自说自话，不可信，连张爱玲自已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他是“夹缠不清”。但是《小团圆》中的主要情节，恰恰与《今生今世》非常相符，不过又有人说《小团圆》也不可信。
    但我要说，《小团圆》是可信的，因为其中说到我家当时的一些细节我是知道的，是真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也证实了我父亲在《今生今世》在《民国女子》一节中，说张爱玲“能打破佳话才能写得大作品”这一评语是对的。

    记者：《小团圆》里所写的和您记忆中的事一致么？
    胡纪元：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和我父亲到美丽园家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她一会，我母亲推开门与她见了一面。张爱玲的描写是真实的。
    三楼有两个房间一个洗手间，母亲和宁生哥住东间。她说的东西很乱、她睡的那间，是带阳台的西间，我们小孩子常在那里玩，东西给我们弄得很乱。这些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记者：《她从海上来》里的赵文瑄和张爱玲笔下的邵之雍，哪个更像您父亲？
    胡纪元：《小团圆》有个场景，说邵之雍有一次离盛九莉家晚了，守门人很不情愿开门，还骂脏话，邵之雍发怒一拳把他打倒，跌得老远，脸打肿了，几天不敢上班。
    这一点与赵文瑄演的儒雅书生型的胡兰成好像不相称，但我相信赵文瑄演的和张爱玲所写的都是真的，赵文瑄演的是他那股儒雅之气，张爱玲写的则是他那种倔强和硬。
    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几个人都打不过我父亲，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父亲确实喜欢打太极拳，他的臂力也是过人的。父亲晚年有一张躺在卧榻上的照片，手臂仍很粗壮，一点也不像古稀老人的手臂，但父亲的手掌却血色充盈，皮肤薄得就像会渗出血来，极柔软。
    有一次父亲对青芸姐说，男人手软是福相，而女人手软是好妾，手硬是好妻。

    记者：在才学上，对您父亲和张爱玲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打个比方说，我父亲就像是大海，张爱玲则是大海中的岛屿。
    张爱玲的底子是贵族文化，我父亲的底子是更强大的平民文化，是根文化。你看他抗战胜利后藏到浙江去，藏在温州，谁都发现不了，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有那个本事，做官做惯的人做不出来，很生硬，一下子就会被周围的人揪出来。我父亲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民间出来的，本分本色，他知道民间是个什么样子，他自己就是最最民间的。所以这一点，胡兰成能学到张爱玲的好处，但是张爱玲却难以学到我父亲的好处。
    在一定时期，他们能起到互补作用，但最终会各自发展，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胡兰成与日本
    记者：日本人对胡兰成一直很好，您怎么看？
    胡纪元：日本人对胡兰成非常尊崇，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使者，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伟大使者。日本人很欣赏我父亲的学问，说他是“诤诤敢言之士”，汪精卫下令把我父亲关起来，三天之内要杀他，日本人特们还去营救我父亲。

    记者：那您父亲对日本人呢？
    胡纪元：我父亲在日本人面前是很有骨气的，从来不卑不亢。
    有一次他去日本，还在汪精卫那里的时候，因为日本接待者的级别太低，有损中国尊严，他就当场拂袖而去；他还写文章，说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汪精卫为此还逮捕了他；晚年在日本，他还写文章对社会和各界要人叱责批评。这些都是具体的事实。没有一件事能说明他有损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而事实是恰恰相反，他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民族尊严。
    他在日本期间，每年都要为居留办很多手续，很麻烦，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他不肯，很坚决，他一辈子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直到去世拿的都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记者：您觉得日本人当年是在利用他么？
    胡纪元：应该反过来说，是他在利用日本人，利用日本的进步势力为人民做好事。他关于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的文章在日本军官中广泛传播，比军事打击更能促使日军失败。
    日本人没有他高明，利用不了他。

    记者：汪精卫把您父亲关起来，为什么日本人要去救他？
    胡纪元：是这样，1943年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说“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整个的，现在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唯一挽救之策，厥于日本立即实行昭和维新，断然自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如国父当年之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事”，这篇文章经由日本大使馆译呈东京，近卫文磨、石原莞尓，还有日本外务省都很重视，日本军部还普遍印发，规定少校以上军官一体传阅。
    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得罪了汪精卫，在南京被捕入狱。

    记者：据青芸说，营救您父亲这件事是她参与的？
    胡纪元：是青芸姐，青芸姐知道我父亲出事后，连夜赶往南京，跟池田说我父亲被汪精卫抓去了，要在三日之内杀头，池田就举行了一个三方救援会议，由池田牵头营救。
    但林柏生（时任汪政府宣传部长）一直拖延，最后是池田逼迫林柏生，要派宪兵队武装出动，林柏生才向汪精卫要手令放了我父亲，他就这样出狱了，一共坐了48天的牢，第二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日本方面摆下酒席，为他压惊，我父亲在酒席上提出两项建议：设法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城门口、火车站日本宪兵的检查。日方果然一口答应，二月一日就贴出了布告，城门口及火车站概由伪警维持秩序。这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方面。

    记者：那日本人出手救胡兰成，是看重他的主张了？
    胡纪元：这件事，说明那时日本已经积聚了强大的反战势力，否则日本方面也不可能冒着生命代价来营救敢说真话的胡兰成。日本如果当时有强有力的人为干预，马上从中国撤兵，采纳父亲的建议，日本就有可能免受两颗原子弹，国民党也可避免失去大陆，两国人民不但免受后来的浩劫，也可减少两国间的宿怨遣恨，历史或许就会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事后再来想，说明我父亲当年很多想法都是具有远见的，只是在当时没有被人所理解。当然，历史不可能后悔，再重来一次更是不可能，但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可能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会蕴藏在后继的过程中，只有认真反省才能避免遭受新的浩劫。

    记者：后来胡兰成在日本，汤川秀树、冈洁等大学者为什么都和他有交往？
    胡纪元：他们求知求学的精神都是相通的。我父亲从汤川秀树、冈洁那里学到了很多现代科学的东西，丰富了他的学问体系，他晚年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物理学、数学的，从那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提出了他自己的学说“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
胡兰成与汪精卫政权
    记者：胡兰成在汪政权中的这段历史，您怎么看？
    胡纪元：我打过一个比喻，这就像歹徒劫持了小学校，逃走的人组织力量来反攻，留下来的人是为了保护孩子，两方面一起努力，以最少的痛苦和损失赶走了歹徒，这就是抗战史。真相就这样简明，只有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才能明白。
    其实大道理与小道理是相通的，不能与平实的小道理相通的大道理必是假的。

    记者：那么因为这段经历，还是有很多人在骂胡兰成是汉奸？
    胡纪元：诋毁我父亲的人，到现在都举不出一件事实能证明他有损民族尊严，只能从谎言不断重复就是真理的假设的罪恶形象中主观臆造出来所谓的汉奸空帽子。在大时代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伴而生的，坏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太平盛世时也有不少。
诋毁一个人的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最有效的实验——就是让不懂事的小孩相信她就是狼外婆。狼外婆是有的，但谁是狼外婆？小孩只相信大人，但应该相信哪个大人说的呢？

    记者：可您父亲也毕竟也参加了汪政权啊，他跟汪精卫的关系怎样？
    胡纪元：胡兰成是汪精卫的文胆，汪政权当然有他的参与，不过他与汪精卫一开始就有不同见解。在船偏离航道时需纠偏的力的方向如果正好是目的的方向，是达不到目的的，各种不同方向的力的合力的方向才能使船达到目的。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

    记者：对汪精卫这个人，您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但是对汪精卫这个人呢，我是这样一个感觉，他前期确实做到了为革命流血牺牲，不怕杀头，不怕牺牲。后期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从他的性格来看，是要维持沦陷区的人的生存，减少沦陷区的人民的痛苦，这个代价呢，就是很严重的，你不但搭上生命，还愿意拿出所有的名声，即使背上滚滚骂名，即使被你们误会，他还是要去做。
汪精卫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是想真心诚意地要想为老百姓减少痛苦，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山海经》里精卫鸟填海的那种精神，在汪精卫身上体现出来了。我给他写过一首诗：“日月光华照天地，精卫填海魂归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非曲直乃天意。”
    但是汪精卫被日本人骗了，他手下一班人，也是出于什么目的的都有。

    记者：汪政权快垮台的时候，有没有预感？家里有没有找退路什么的？
    胡纪元：小孩子实际上是有一种感觉的，但也没想到要自保什么的。
    就是到了抗战快胜利我父亲快要走的时候，家中好像有一种荒荒的感觉，因为我父亲也很少回来，青芸姐经常到外面去，几个小孩在家里，那时候有两个女佣在管我们，吃饭也很自由，早饭放在桌子上面，我可以吃很长时间，吃吃玩玩，玩玩吃吃，也没人管我。
    有一次，我正在大门口玩，我们的花园外面有铁门，里面的大门是开的，太阳照进来，如果门的影子正了，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有一次影子还没正，花园的铁门开着，走进来一个日本军人，走到我面前弯下身来说，你们家大人在吗？我说，大人不在家都出去了。他就退到门外，面对我家立正，行了个军礼，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之后就走了，后来知道是来告别的，他又回去了，也没见到我父亲，那时大概已有不少日本人很敬佩他。

    记者：有想过为那段历史，为您父亲平反吗？
    胡纪元：平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承认历史的、正统的一个主宰，你是被主宰的，平反了以后呢，希望能够得到补偿，得到一些好处。最关键的，我现在这样讲，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并不是要平反，而是要争取一种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我可以讲我的理由，大家可以同时讲，历史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抗战也是主战、主和两派嘛！
    但是呢，从政治家来说呢，都要标榜一种民族大义啊，把留在沦陷区的人民，都看成是汉奸，而且老百姓呢看成是伪民，抗战胜利后重庆那些接受大员，没有把沦陷区那些维持老百姓治安的那些人团结起来，就把那些人都杀了。那么这样呢，沿海地区的接收就不顺利，后来引起通货膨胀什么的，国民党的失败呢，就是他的气度太小了，很多东西他容不下，但是后来共产党就有这个气度，建国后很多国民党大员都被接收了，安排了位置。
胡兰成与中国文化
    记者：据说您一直在整理胡兰成的著作？
    胡纪元：我就是收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包括余秋雨和科学院的学者我也寄过，当然都是石沉大海，但我照样寄，寄得最多的是《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我现在身体还好，能跑跑，我就喜欢到学校里去看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对我父亲的文章感兴趣的很多，而一些所谓教授派的人反而是很保守的，自己甘于在象牙塔里占据一席地位，不越雷池一步，嗯，他们的障碍太多，年轻人反而能吸收新的观点。
    记者：您现在整理父亲的著作，对他的学说和思想理解么？
    胡纪元：我父亲很多观点，他都是靠悟性来理解的，有周易和禅在里面。我父亲说，文明来自“无”，西方只悟得了“有”，还没有悟到“无”，所以算不上最好的文明。
    要真正理解我父亲，不能只看他一本书，要把他很多书都看，才知道他整个想法什么样，他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我也不是把他每句话都奉若神明，他有些说法并不是事实上马上就会实现的。我是这样，并不绝对相信他的每个结论，但他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法姿，我觉得就是一种大的信仰，就是一种坐标系统，有了这个参考，你就知道自已在什么位置，就对世界有一种统一的理解了。
    我思考过很多问题，我相信我父亲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才是正宗的，正统的文明史，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是旁流，到最后都要回到正统里来的。

    记者：现在很多人也欣赏胡兰成的，陈丹青、阿城、陈村、朱天文他们？
    胡纪元：上一次于丹到南京来，她到南京来演讲的，第二天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也去买了她的书，顺便就把朱天文主编的胡兰成著作的光盘送给她，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我还引用了父亲在《今日何日兮》里“遂志赋”的一段话：
    天才者，一艺易知，大道难闻。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与岗洁，是因其民族没有像中国人的自己发明易经与礼乐之事，与中国历史的情操，做他们思考的背景。可见，也不是到了老年即可成就，我是幸而生为中国人，我的岁月乃真可贵重了。
    我对于丹说，我说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你的底蕴，你的岁月也真可贵重了。于丹看了说，啊，你是胡兰成的儿子啊，她站了起来惊讶地说，胡兰成是个大才子，真是个大才子啊。就是像于丹这样的人，对我父亲也是非常敬重的。

    记者：早年胡兰成还研究经济学？
    胡纪元：他对经济学研究得很深，他最初出道的时候的论文就是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手工业的关税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在上海，我床底下都是日本精装的经济学的书，日文我虽然不懂，但是“经济学”三个中国字还是能认出来的，他对经济学研究非常深的，现在经济危机啊，他都有过预言，有些预言他是用象征的、比喻的方法来说的。

    记者：您父亲的经济学思想也是和文化掺杂在一起的？
    胡纪元：他有一个观点叫“产国主义”，产国主义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候苏联还是蛮强大的嘛，他们所追求的，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都是经济的动物，最后人的思想都被物质化了，物欲横流，破坏家庭，破坏人的思想道德。
    他认为要消除产国主义的毛病，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帮助，实现产业革新，恢复人的德性。他提出将来的社会要以手工业为主，以机器工业为辅，以人的德性来修正产业，而不是以产业发展为主，以人的德性来迁就产业发展，机器生产呢，保证你不饿到、不冻到，而要更多的享受呢，你就要靠手工业去实现。人家以为我父亲提出这个，是不讲科学，否定科学，但是我父亲对科学研究得很深，他晚年很多时间都在研究科学。
    这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一个观点，比较终极关怀，关心人在精神上落脚的地方。

    记者：李欧梵说“胡兰成的美学都是骗人的”，您什么看法？
    胡纪元：亦舒也有呀，亦舒还写了《胡兰成的下作》，审美观各人不必强求统一。
    另外就是，计算机只会按软件程序，按照指令处理输入的信息，只是已有信息的逻辑延伸，只能向已知挑战，不能向未知挑战。只有能悟识的人才能向未知挑战。
    我父亲的著作，对只会像计算机一样做学问的人，考证得再多再细，不懂的还是不懂。只有悟得万事万物之理相通的人，才会相信真学问是可以自证的，是可以与大自然一体的。我父亲就像是大自然的赤子，有人说他是最健康的中国人，大自然给了他最健康的基因。
    我父亲是用一生的修行和作为展现了大自然的德性，报答了大自然对他的养育之恩。

    记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自称他是荡子，怎么理解？
    胡纪元：我父亲晚年对故乡是更眷恋了，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表达了回国的意思。
    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的评价。而德才兼备的极致的荡子，在历史上能有几人？
    德才兼备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和谐的，我父亲就是德才兼备的荡子。

   （上海电视台陈黛曦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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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弘毅先生居住地）

访问者：三焦
访谈时间：2009年9月18日和9月19日
访谈地点：上海某小区倪弘毅先生家。
 
倪弘毅先生简历：

    1919年出生于沪西金山泖港，1934年松江全县小学生作文比赛名列榜首， 1938年抗战时在临海医药专门学校细菌室工作，后转政工队，因与国民党头目发生争执，于1939年到了上海,同年成为南京汪办中央宣传讲习所第一期学员，1940年到日本，回国后担任汪宣传部出版科长。在此期间结识中共地下党员陈一峰以及胡兰成、张爱玲、池田笃纪等人。1944年冬季，在徐州参加高汉同志主持的“徐州抗战小组”，主要负责策反与搞情报工作。1946年底到大连，任日报资料室主任，后任总编室编辑。1957年涉右派，下放在北山乡，参与农事劳动，1975年被召回大连，1982年，平反恢复原级别，时届退休年龄，1984年返上海，作为离休人员，一直卜居上海。(简历为倪先生提供)

 
关于《胡兰成二三事》

 
三　焦：《胡兰成二三事》这篇文章您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什么原因写这篇文章的？
倪弘毅：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是为了备忘。我写胡兰成二三事，写过两回，一回写得比较简单，另一回写得比较多，一个中篇《胡兰成和张爱玲》，都邮给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关燕军，请他看看，他来信说文字非常流畅，情节也很有意思。我对兰成先生有好印象。他真有学问，什么都懂。我跟他1943年1944年在南京认识，这个地球上的事情人家不知道，他知道。比如托洛斯基派。托洛斯基已经平反了，托洛斯基活动曾是非法的，斯大林就要把他置于死地。兰成就很同情托洛斯基，他跟托派的一批很接近。胡说，他比不上托派风度高，有气派。他说：托氏之子西道夫，继承父事。托派正史，知之不少。香港就有一帮托派分子，现在有没有我不是很清楚。兰成后来到了日本，居然成了《朝日新闻》的评论员。朝日新闻名望那么大，地位那么高，销量那么多，日本人很佩服胡兰成，请他当评论员。

三　焦：《胡兰成二三事》在《钟山》杂志上刊登您知道不？有无收到稿费？
倪弘毅：我不投稿的，《胡兰成二三事》在杂志上登出来我根本不知道。

三　焦：您还写过其他关于胡兰成先生的文章么？
倪弘毅：我也给新民晚报写其他文章，不过没有写过胡兰成的。一般人不知道胡兰成何许人也，之前也没人来向我问过胡的事情。问我的是公安机关，在大连大和饭店一间客房里，外界不知公安部门关注胡。

 
对胡兰成的印象

 
三　焦：您当时跟胡兰成先生来往多吗？
倪弘毅：我是汪伪手下中央宣传讲习所第一期学员，汪伪中央宣传部的科长，当时我只有22岁。没有事情就去胡兰成那里，听他讲生平故事，他的谈吐幽默的，很有意思。

三　焦：您当时见到胡兰成先生时，他一般是什么形象？
倪弘毅：他一身西装，潇洒。家里墙上挂了一幅油画，他本人像，行家出品。他在南京不大接近什么人的，我算是一个。他交往的日本人在南京都是掌大权的。日本鬼子的驻华大使叫谷正之，他经常请胡兰成谈论政治。胡兰成什么都议论，他可以批评日本人的非法行径，日本人不敢跟他顶嘴。在日本人眼中，胡兰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三　焦：您当时住在什么地方？离胡先生府上近吗？
倪弘毅：我那时住国货银行大楼，到三条巷步行半个小时左右，我是他的座上客。

三　焦：您对胡兰成先生有什么看法？
倪弘毅：对胡兰成这个人，华东共产党方面有少数领导对他有点了解。因为他的名气很大，他在武汉的时候是1945年，离日本人投降已经快了，他在武汉办一个报纸《大楚报》，要成立一个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成立一个中国人民委员会，这个不得了，当时共产党的头头李先念，让地下组织把《大楚报》等材料找来看，因此他是了解胡兰成的，胡那时在武汉搞得很热闹。当地知情者说：“我们武汉有人。”要写近代史，如果完整地写，胡兰成这幕戏也可以写一笔，也不是他一个人，有一帮人在跟他。对于胡兰成的观点，日本人也不表示反对，因为日本人也要想中国人对他谅解一点，希望他们在中国的血腥事实得到谅解与饶恕，我们方面，除了李先念，其他人不了解胡。范长江说张爱玲是汉奸作家，所以兰成先生那个时候要跟共产党接触也是很难的。日本人投降以后，兰成相当狼狈，好不容易跑到日本，后来他又到过台湾，台湾蒋介石那里有些家伙排斥他，说他有“劣迹”，所谓“劣迹”就是他作为汪精卫手下的一个宣传部副部长。

三　焦：您在《胡兰成二三事》中写到：胡先生在大楚报上刊登“不要蒋，不要汪，不要日本，要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倪弘毅：谁敢讲要日本人撤军，谁敢讲这个话，就只有他！胡兰成在日本人面前敢说话。

三　焦：胡兰成先生的书您看过哪几本？
倪弘毅：有一本书叫《战难和亦不易》，这本我看过。他对禅学都很有研究，他写过《禅是一枝花》，但我对这个禅不懂。

三　焦：胡兰成先生经常在他的寓所里写毛笔字么？
倪弘毅：兰成先生的书法写得好，比汪精卫还好。我到现在还能背出两幅书法的内容，一幅“夏日之夜,犹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挂在南京大众桥小巷王华堂家中。还有一幅是挂在徐州，“江左晨星一炬存，鱼龙光怪百千吞。迢迢望气中原夜，又有湛卢剑倚门。”他字写得好，诗文脱口而出。胡兰成很有修养，我从来没看到他发脾气。他最佩服的是鲁迅，人家请他写条幅，他很多写的是鲁迅的诗。日本人池田笃纪问他为什么动不动就写鲁迅的呢，他就跟池田说鲁迅诗的风格高。鲁迅有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描写国民党的黑暗。

三　焦：胡兰成先生的书法最近出现在拍卖会上，一张要卖好几万。
倪弘毅：那么，今后他的东西会越来越贵，他留在大陆的东西很少。

三　焦：胡兰成先生寓所里的书多不多？
倪弘毅：他的房子比较大，内室我没进去过，里面有哪些书我不知道。每次都是在客厅见他，他的文人朋友有不少，有的还从北京专程来看他。胡的高级朋友不少，比如汪精卫下面的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中国十大名教授。

三　焦：胡兰成先生生活上讲究不讲究？
倪弘毅：他钱不多，不太讲究。

三　焦：你有没见过他打太极拳？
倪弘毅：就在我面前打，有时间都打，我也会打两下。除了太极拳，他还喜欢喝酒、抽烟，不过烟抽得不太多。

三　焦：他抽什么牌子的香烟。
倪弘毅：他抽双斧牌香烟，香烟盒子上有两把斧头。

三　焦：他喝不喝茶？
倪弘毅：这个没印象。

三　焦：他喝什么酒？
倪弘毅：喝高粱酒，用小瓷杯。

三　焦：下酒菜是什么？
倪弘毅：兰成先生最喜欢吃绍兴的霉干菜炖五花猪肉，炖烂了，胡兰成最喜欢。

三　焦：胡兰成先生都听些什么音乐？
倪弘毅：这个没有注意到。

三　焦：您跟胡兰成先生交往了多少时间？
倪弘毅：1943年我参加新四军后，就不跟兰成先生往来了。

三　焦：您参加新四军胡兰成先生有什么看法：
倪弘毅：他不赞成，也不反对。从他谈话里听出来，他这个人很清高，个人主义，我行我素，虽然他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也不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这个人政治素质很高，日本的侵华能人、政客、特务老手一般很佩服他。日本人战败以后形势不好，请胡兰成谈话，请教他，他说，二战结束半年以后，你们就有机会，那时苏联和美国会发生矛盾。那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完全战败，胡兰成已经看到了战后的复杂问题了。我这不是宣扬他，捧他的场，他发表对国际问题的演讲，他讲课时很有教授的风度，一个专题是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从商品经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讲到各国的矛盾，好口才，只要他高兴，他就高兴讲。

 
 
胡兰成和汪精卫

 
三　焦：汪精卫很看重胡兰成先生么？
倪弘毅：香港是汪精卫正式活动的地方，胡兰成那时在香港写了两篇稿子，寄给汪精卫的《南华日报》，那是汪在香港的机关报，汪精卫一看他的文章，就看上胡兰成了。胡兰成给汪精卫这帮人做报告，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给他拉窗帘，他的口才真是没得说的。不过他和汪精卫闹别扭，关系不好，他是从根本上反对汪精卫搞还都南京的。汪抓了胡兰成后，软禁起来，日本司令部作战课长辻政信大佐去汪精卫那里把胡兰成弄出来，后来日本人又怕发生事情，专门派两个宪兵到三条巷胡家门前巡逻，你看胡兰成的身价多大，汪精卫都挠头了。

三　焦：您见过汪精卫吗？
倪弘毅：汪精卫我见过一次，我们一批人到他家里去见他的，他穿西装，人长得很漂亮。他很会辞令，什么和平运动啊，蒋介石不是东西啊，他很会鼓吹。林柏生为了讨好汪精卫，把我们叫去的，要我们为他做宣传。

三　焦：当时胡兰成反对汪精卫成立政府，是这样吗？
倪弘毅：胡兰成政治上反对汪精卫到南京当官，他说你不要搞一个什么政府，否则汉奸的帽子马上扣上来了，你还不如弄一个中国人民委员会。他后来自己弄了，真的，据说在武汉听他演说万人空巷。人民委员会不是空的，第一条，要求日本人撤军，这个谁敢提这个问题，只有他敢提，这不是空洞的，说明他跟汪精卫不一样。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胡兰成已经过世，这些事情都是历史的陈迹，对胡兰成的印象，这个人的确有才能，但是他生不逢辰，他所有的怀抱都不能得到我们党的理解。对张爱玲（后头，人评她笔杆子不亚于曹雪芹）的理解也是这样，结果她跑到美国去了。

 
 
池田笃纪

 
三　焦：您在《胡兰成二三事》中多次提到了池田笃纪。
倪弘毅：池田这个人不简单，他是日本政治间谍，他像猎犬一样，什么都去闻闻。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战争时曾经化妆成农民到延安去观光，差一点让巡路放哨的人打死。这是他亲口对我讲的。

三　焦：胡兰成先生跟池田的关系很好吧？
倪弘毅：池田经常到兰成先生家，池田能喝酒，胡兰成也能喝酒，池田等于是胡兰成的日本秘书。胡兰成跟日本的接触，都是通过池田，有时跟日本人关系搞不通，让池田去打通。跟兰成先生来往的还有一个是天皇的御前华文翻译，清水董三，那时他是南京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后来台湾张群代表蒋介石去见日本天皇，翻译就是清水董三，胡兰成进《朝日新闻》也许就是清水介绍的，清水在日本很有威信，在中国问题上很有威信，他一口中国话。我在清水家吃过饭，那时日本在太平洋的处境不妙，山本五十六被击毙，情况逆转对他们很不利，请我们吃饭时清水说话说得很可怜的。他说我是很爱日本的，日本的处境现在很困难，太平洋的形势很坏，清水和池田两人即是兰成先生的后台。那个时候还有个叫袁殊的，恐怕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是新生中国报社的社长，但袁殊干不过胡兰成的，他的才能不行，他的后台是日本人掘内公使。袁殊的势力很大，但是他有一次要请张爱玲，可是请不动，这是胡兰成告诉我的。

三　焦：除了池田和清水，胡先生还有别的日本朋友么？
倪弘毅：胡兰成先生当时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微妙，很有意思，胡先生对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几个有权力的日本人对胡兰成是有好感的，认为他是个人才，认为他有世界眼光。那个时候纸张非常困难，胡在武汉办大楚报，日本人特地用轮船将纸张运来提供给胡兰成，胡兰成来往南京上海武汉，日本的军用飞机专送。胡兰成的知识面很广，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套（笑）……所以他对我们延安的作风，他虽然没有评论也没有反对，好像有点格格不入。

三　焦：您最后一次见到池田是什么时候？
倪弘毅：池田笃纪后来到了根据地，我那时在淮阴范长江的新闻干部学校学习，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他，他一身的新四军军服，和日本的年轻画家二宫久光在一起，二宫也是一身新四军的军服。我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来这里了？他们说是仰慕共产党的威名才主动来参观的。那时淮阴的领导把他们安排在日本朝鲜工农学校，这个学校有许多日本的俘虏在学习。我知道池田爱喝酒，特地到街上买了一瓶双勾大曲送给他，他跟我讲到了新四军这边的感受，拿出一本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说他晚上都不睡觉，要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拿到日本国内去发表。他说，胡兰成要是看看这本书就好了，他对少奇的文章评价非常高。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他说，“兰成应该来看看这本书，对他也很有帮助”，我跟他讲：“他能来吗，他不能来了”。我在淮阴居然遇到他们两人，确实意外。

 
张爱玲和应英娣

 
三　焦：您是什么时候见到应英娣的？
倪弘毅：在南京三条巷胡兰成家里见到的，胡兰成还有个女儿，还很小，还有个老妈子，那时他老婆是应英娣，她是上海最漂亮的女人，但她光凭漂亮不行，她没有才，所以抵不过张爱玲。那时没有手机，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信，有次我正好在边上，他跟我说不要让应英娣知道，看见了不得了。后来应英娣觉得大势已去，于是登报跟胡兰成离婚。

三　焦：您见到的应英娣一般是什么打扮的？
倪弘毅：应英娣穿旗袍，烫了头发……有一次我去时兰成先生不在，她说请坐，并给我倒了一杯开水。

三　焦：您对张爱玲怎么看？
倪弘毅：胡兰成跟张爱玲这个恋爱，就好像台湾张道藩和蒋碧薇，这两对如果要拍电影，要找演胡兰成这样的演员不容易，因为他有学问，谈话出口成章。我所接触的人当中，认识胡兰成的人很少，很少有人跟我谈他，今天你们来，我意料不到。

三　焦：您看过电视剧《她从海上来》么？
倪弘毅：没看过。他和张爱玲的事情当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胡兰成怎么跟张爱玲交往我都知道的，他们来往的情书我都知道的，胡兰成什么都公开，叫我看的。上海人有些人不太清楚胡张之间的关系，以为张爱玲比胡兰成高得多，张爱玲文学上是举世有名的，实际上胡兰成要比她高，张爱玲没有多少世界眼光。

三　焦：您见过张爱玲么？
倪弘毅：见过，见过好几次。我在张爱玲家吃过饭，张爱玲待我很好，她一看胡兰成手下的红人来了，待我很好。那时要张爱玲的稿子很难，我为朋友向张爱玲提出要稿子，她马上就写了《谈画》。

三　焦：您到张爱玲家去，张爱玲当时是什么样的形象？
倪弘毅：她是有点作家的风格，穿花衣服，张爱玲人不漂亮，她比应英娣外貌、体型差远了，应英娣有点像周璇，所以胡兰成最后和应英娣分开，胡兰成也是舍不得，给了她一笔钱，应英娣当时也觉得大势已去，便走了。张爱玲看上去老气，但她有才，人家说她的才气高于鲁迅，说她的笔杆子高于曹雪芹。胡兰成怎么认识的张爱玲呢，胡兰成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后，也动了心了，他拿起身上常佩的派克笔，开始爬格子了，写了一评张爱玲，就在《万象》杂志上发表，二评，三评，一直写到三评，张爱玲一看上海还有这样一个人，他的才能并不比我低，所以两个人联系了，这下应英娣完了。

三　焦：您去时，张爱玲的房间摆设是怎样的？
倪弘毅：张爱玲的寓所在起士林咖啡店隔壁，她的房间在二楼，里面很干净，摆设很少。一张小茶几下面有很多日本的浮世绘画册。张爱玲很少说话。

三　焦：您向张爱玲约的《谈画》的稿子，后来到她家里去取吗？
倪弘毅：她写好后交给胡兰成，知道我常到三条巷去的。

三　焦：是给哪个杂志约的？
倪弘毅：是给徐州办的《淮海月刊》约的。

三　焦：张爱玲和胡兰成跟你通过信么？
倪弘毅：没有。胡兰成到了温州后，又跑回上海看张爱玲，那时上海已经解放了，他不怕解放军的，一共去了三次。

三　焦：这个时候胡兰成在老家还有个妻子，叫全慧文。
倪弘毅：他对我从来没讲过他在嵊县老家有老婆孩子。

三　焦：张爱玲在她的文章《诗与胡说》中提到一首诗《重逢》，据她说作者名叫倪弘毅，您看是否是您写的（递上打印的诗稿）。
倪弘毅：我记不起了。

三　焦：您年轻时写诗么？
倪弘毅：写过一些。

三　焦：您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倪弘毅：我进入中央宣传讲习所时改的，我的原名是倪超，上海有个弘毅中学，我就拿来改了。

三　焦：您知道胡兰成后来在日本和佘爱珍结婚的事情么？
倪弘毅：兰成就这一点不好，生活作风很随便。那时候汪精卫手下的广东帮经常攻击他，拿他的生活作风说事。不过后来上了岁数就不一样了。任何人都有缺点，都有问题。

 
 
关于中央宣传讲习所

 
三　焦：您第一次见到胡兰成先生是在什么地方？
倪弘毅：我是汪伪中央宣传讲习所第一期学员，兰成先生是教授，他来讲课，讲完课后，有个教务处主任出来说话：刚才胡先生讲世界经济发展史，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你们听得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很好。他说胡先生要找一批人跟你们谈话，我第一个站了出来。那时一共去了五六个人，到南京鼓楼三条巷他家去，我跟他就是这样认识的。

三　焦：胡兰成先生在中央新闻讲习所大概讲了几次课？
倪弘毅：中央新闻讲习所大概讲了五六回，从经济问题讲到政治问题，世界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

三　焦：您当时觉得他讲的您能接受吗？
倪弘毅：我有点基础，能听懂。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林；胡兰成先生说话声音大不大？
倪弘毅：不大，中等，说起话来有点浙江口音

三　焦：中央宣传讲习所办了几期？每期有多少人？
倪弘毅：中央宣传讲习所一共办了4期，每期50人，地址在南京新街口国货银行大楼，我们第一期还到日本溜了一圈，只有第一期有这个特权。

三　焦：您是怎样进入中央宣传讲习所的？
倪弘毅：进入讲习所很不容易，需要两名高官的保证书，保证你政治没有问题，那时很怕你是共产党的人。陈公博的秘书陈秋实是我的同乡，我跟他请求看在同乡的份上，也看在师生的关系份上，他是我中学的语文教员，他才答应给我出保证书。那时我21岁。

三　焦：你在讲习所学了多长时间？
倪弘毅：一共六个月。说是讲习所，其实是招兵买马，汪精卫那个时候手下没有人。两年后我担任了出版科的科长，这个出版科专门做政治宣传，出汪精卫的宣传材料。

三　焦：讲习所结束时要考试吗？
倪弘毅：不考试。

三　焦：讲习所晚上要上课吗？
倪弘毅：只在白天上课，晚上我们回宿舍。

三　焦：宿舍有几个？住了多少人？
倪弘毅：一间宿舍20多个人，一共两个宿舍。

三　焦：要交学费吗？
倪弘毅：不交学费，每个月还发20元津贴（纸币）。

三　焦：上课和吃饭在什么地方？
倪弘毅：都在国货银行六楼。

三　焦：有电梯吗？
倪弘毅：有电梯的。

三　焦：胡兰成来讲课时，有专车接送吗？
倪弘毅：兰成先生来讲课，汪精卫宣传部的公车去接他，他来就一支粉笔，讲稿都没有，有两个女的给他做讲课记录。他讲完课就走，不跟学生讨论。

三　焦：课后您经常去胡兰成先生那里？
倪弘毅：我跟胡兰成关系不错。胡兰成有事情需要帮忙时，就会来找我。有一次他接见日本的重要人物，我就坐在旁边，日本指着我问兰成先生：哪位是谁？兰成先生说：这是我的得意门生。有一次他接见一个日本少将，特意从日本国内赶来的，我也在一旁，日本人对胡兰成先生非常敬重，后来他去日本，担任《朝日新闻》的评论员。

 
 
关于参加革命

 
三　焦：您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胡兰成先生怎么看？
倪弘毅：我在南京参加革命的时候，胡兰成也知道，他未置可否，他不支持，也不反对。

三　焦：您在《胡兰成二三事》中提到了高汉。
倪弘毅：高汉是个东北人，流亡到关内到南京时口袋里一个钱也没，夏天睡在鼓楼的凉亭里，考取中宣所后，他找不到人来写保证书，后来我们在一起的一个教育长冯节，是个广东人，他说我来给你签名吧。高汉后来跟新四军接头上了，有一次我到徐州看高汉，他的会客室里有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事后我问他，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就把这个事情向我挑明了，他让我也加入这个抗战小组。我接触新四军就是通过高汉的。

三　焦：那个时候您就参加新四军了？
倪弘毅：到了第二年，1945年5月，我正式参加了新四军，见到了邓子恢。

三　焦：有一个资料说，高汉曾派您到李长江那里去了解情况。
倪弘毅：是的，那时我从扬州过长江到苏北，事先用电报跟他们联系过。李长江那里的确有一帮人，好家伙，任务完成了，离开他们时，两辆军用卡车，上面架了机枪，一直将我从司令部护送到扬州，浩浩荡荡的。因为这个时候有新四军在活动，他们很怕。李长江手下有个叫颜秀五的，后来跑到香港去了，他底下的一些人很有名堂。苏北是华中新四军陈毅的老根据地，黄桥大战就在这个地方跟国民党打的，国民党一个军长死在那里，淹死的。那就是著名的黄桥决战。

三　焦：请谈谈您对李长江的印象。
倪弘毅：李长江有旧军阀作风，看到我竟然大哭，后来人家说这个军长就是这样的，他信佛。

三　焦：他为什么要哭呢？
倪弘毅：哭的作用在争取人家同情。他有很多困难，遭遇到许多困难，日本人也威胁他，国民党蒋介石也不一定相信他。

三　焦：您参加新四军后，做什么工作？
倪弘毅：那时毛主席发出指令，要向敌伪地区搞情况，我在敌工部工作，敌工部也叫城工部，要在城市里发展我们的人，搞策反。

三　焦：您有没有参加过战斗？
倪弘毅：没有参加过，我们是策反人员，到敌人统治地区搞情报，组织人民反对日本人。

三　焦：后来您进了华中新闻干部学校，与之前的中宣所有什么不同？
倪弘毅：性质完全不同，讲习所是汪办来招罗人才的。

三　焦：两所学校在饮食起居方面有什么不同？华中新闻干部学校也有津贴发吗？
倪弘毅：华中新闻干校无津贴。在干校时，1946年春，4月8日，“四八”烈士纪念大会在广场举行，边区主席李一氓讲话才完，忽闻范长江放声大哭，延续时间很长，数十分钟后犹闻哭声。唔！这是共产党的政治感情，党性的反映，别人是办不到的。这党性反映了共产党的斗争，战无不胜。蒋某机关算尽，三年内战，反误了自家性命。

三　焦：您是在上海和南京跟胡兰成先生接触的，武汉没有接触吧？
倪弘毅：我没有在武汉接触过他，他在武汉时，我受命新四军，专门在南京、上海、徐州这一带活动。

 
小结

 
倪弘毅：攻击胡兰成的人有的是，挖苦胡的人有的是，说他不是东西。我今年91岁了，我讲他们的事情，没有必要添油加醋。胡兰成的这个事情，我曾经打过一个报告，我的意思是这个人不是一个坏人，比傅作义好得多，他又没杀人。大公报有个著名记者徐铸成说：“知人论世是最难的事情”，理解一个人很难，我们有些同志认为汉奸么，不是东西的，一句话完了。其实，这个人的素质不比我们许多领导低，而是比我们的许多领导看得更多更远。你们来访问我，我岁数已经91岁，观察人要实事求是。要看一个人究竟怎么样，如果全面地评论他，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就我看，他是个文论家、政论家，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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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至伟兄之嘱，将访到倪先生的过程写出一段流水帐来：

　　去年夏天，我的一位老同事打电话来，提到他的一位好朋友在某影视单位工作，因为我也从事影视方面的教学，希望我能联系他，或许能谈些合作事宜。两个月后我联系上了朋友推荐的影视企业的陈先生，闲谈中他提到上海有位老人曾向他们捐过一件玉器，他的名字叫倪弘毅。我很吃惊，因为想到写过《胡兰成二三事》的作者也叫倪弘毅。我后来又联系上了捐文物时的具体接洽人王先生，王先生说他当时到过倪弘毅的家，并代表影视公司接受了倪先生捐赠的一只玉兔，但不记得具体地址了，不过他说可以为我找找。我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了胡纪元先生，我跟纪元先生说那位老人年纪大概90岁上下，那么上个世纪40年代他大概20多岁，和《胡兰成二三事》一文中的情形相合。第三天，也即2009年9月10日，大概晚上7点。王先生发给我一条短信，短信中是倪先生的地址，我很兴奋，马上把地址传给了胡纪元先生。9月13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林东林从广西去上海出差，胡纪元先生把地址给了他，希望他能访到倪老先生。但不知何原因，直到17 日，林东林那边一直没消息，因此我便于18日特地赶到了上海，但倪先生住的地方很难找，找了半天，也没能找到他的门牌号，晚上6、7点钟左右，在老街上刚好遇到了一位我的台州老乡，带我去访倪先生。倪先生的家在一条小巷的深处，进了门，有一座院子，院子里住着两户人家。左边的一户便是倪先生家。开始两位老人都很警惕，问我有什么事情，我站在院子里，从包里拿出打印的《胡兰成二三事》及诗歌《重逢》，他先拿起《重逢》，说我弄错了，这不是他写的，再拿起《二三事》来，借着天光，他喊了起来：“兰成先生，哈哈，你要打听兰成先生，这个我知道”，随即把我让进了屋里。在一边的倪师母还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有些戒备，不过后来聊到倪先生原来也在台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也会说台州话，和我算是半个老乡，她脸上现出了快乐的表情，我和倪先生谈话时，她也会插进来说一两句。
　　因为怕他们晚上早睡，再加上倪先生的记忆闸门一时也可能开启不了，坐了20多分钟，我便告辞了。第二天，我在老街上买点了水果，又来到倪先生家。但八点多了，倪先生居然还没起床，倪师母要去叫，我阻止了她。过了几分钟，卧室的门开了，倪先生走出来穿好衣服，接着边漱口边跟我聊，看得出经过一夜的回忆他想到了许多问题。这个早上的访谈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
　　回到金华后，我将这两次谈话的录音整理了出来，寄过去请倪先生改动，他改得很仔细，许多我听不明白空着的地方给我填上了，而且修改了一些言辞不妥的地方。不过很令我意外的是，之后给他给我来了电话，电话中他的语气似乎跟之前大不一样，说兰成先生的事情目前政府已有定论，不可能翻案。嘱我还是不要刊发。我说我们不需要做翻案工作，作为一个当事人，能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一些当时的实际情况，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如果不同意在大陆刊发，那可以先刊在台湾试试。倪先生终于同意了，因此才有了《印刻》的这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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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记》手稿（局部）

　　自去年《小团圆》出版之后，对张爱玲轶文旧作的挖掘、出版进入了一个高潮。除了去年出版的《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外，等待刊印的张爱玲重要作品还包括《雷峰塔》、《易经》等。最新一期的台湾《皇冠》杂志则刊登了张爱玲残稿《异乡记》，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在介绍该文的文章中写道，“《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的途中所写的札记。”据悉，《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很快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手稿校对中，简体版即将出版

　　宋以朗早已在张爱玲的遗物中发现写于1946年的《异乡记》手稿，但手稿并不完整，共八十页写在笔记本上。宋以朗在同期《皇冠》杂志上的文章《关于异乡记》中介绍，“这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游记体散文，讲述一位沈太太（即叙事者）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现存十三章，约三万多字，到第八十页便突然中断，其余部分始终也找不着。因为从未有人提及它，当初我对这残稿便不怎样留意，只搁在一旁暂且不管。直到几年后，我才慢慢发现它的真正意义。”由于《异乡记》是未定残稿，每一页都东涂西抹，笔记本也残缺不全，原稿经过涂改，隐约可见最初的题目是“异乡如梦”。
　　张爱玲研究者止庵昨天表示，目前他正在校这篇张爱玲文章，《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在比较快时间内出版，“《异乡记》大概创作于1946年左右，一般来说张爱玲擅长写城市和大户人家的经历，对农村比较陌生，而这篇《异乡记》就完全写了一个农村经历，这也说明张爱玲确实体验过农村生活。”

《异乡记》与多部张爱玲作品互文

　　在文本上，《异乡记》与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小团圆》形成互文。宋以朗说，“如《小团圆》第九章便跟1947年的散文《华丽缘》如出一辙。而《华丽缘》的闵少奶奶，又令我想起《异乡记》的闵先生和闵太太，难道《华丽缘》是《异乡记》的一个段落？”“但肯定的是，《华丽缘》与《异乡记》的故事背景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小团圆》和《华丽缘》都跟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了。” 《异乡记》中的叙述者是沈太太，她长途跋涉去找一个叫“拉尼”的男人，宋以朗说，“拉尼”应该是“Lanny”的音译，而胡兰成名字拼音是“Lancheng”。在文中，张爱玲写到了参加“菊生”的婚礼，“似乎暗示‘兰成’及其小名‘蕊生’。” 止庵也说，“这篇文章基本就是当年张爱玲去温州的个人记录。”
　　《异乡记》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记录了张爱玲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段经历的变体又不断出现在其他作品中。据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里介绍，《异乡记》与《小团圆》有多处相似场景的描写，而张爱玲后期的作品《秧歌》、《怨女》等中不少人物和情节都已经在《异乡记》里出现。“《异乡记》是张爱玲下半生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了。”宋以朗写道。也有研究者认为,《异乡记》与张爱玲的《秧歌》关系也十分密切。
　　对于为何将张爱玲这篇残稿公开发表，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中做了说明，“首先，《异乡记》以张爱玲往温州途中的见闻为素材，详细补充了《小团圆》第九和第十两章，而当中的情节及意象亦大量移植到日后的作品内。《异乡记》的发表，不但提供了有关张爱玲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助我们了解她的写作意图及过程。第二，张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跟我母亲邝文美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张爱玲其他遗作也在今年排上出版日程，而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系列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将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一连串纪念活动，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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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

1943年的冬天，雪落在南京的一个院子
彷佛光阴的纸屑，洒在我干净的长衫上
一架纤弱的飞机如小小的银针
散出一束灼人的亮光
从浙江嵊县胡村出来，十数年来犁过的路
像头上几朵简单的白云
屋檐下一滴纯净的雨水
现在隐居在这幢小楼里，也是被人监禁于此
我们的故事随那篇小说悠悠地翻开
午后，阳光柔软地落在眉毛上
爱

二月恰如流水，我寂然来到上海
穿过静安寺路，轻轻敲了敲门
当一张窄小的纸片从门洞中递进去
你悠悠地展开，落款是兰成
再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如同细叶浮着的寂静
绕过美丽园精巧的屏风；绕过「南京深山里的秋」
「你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
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
民国女子

一个人的夜是清凉寺内
一条条寂寞的竹帘
回到丹风街石婆婆巷20号
看你穿古典绣花的装束
去市场买点小菜
那么贞静而淹然
更多的时候，我们并坐于灯下读书
文字的颜色、性情、气味随你召唤
你说：「驱使万物如军马
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临水照花人

居家的日子像小鹿在溪中吃水
我们是银纸剪下的人形，在墙上
随柔和的斜阳淡了下去
傍晚，淡淡的月亮
于西窗浮了上来
我们挨得很近，是冰炭相融后的静
那一声「兰成」如晴天落白雨
惊动了三世十方：
「于千万人之中，于万千年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倾城之恋

我们的恋爱惊动了整个上海滩
静静的风夜，我们还在大西路漫步
看你笑语如花，人世的风景
莫过于临水处平凡的人家
炎樱在墙上画一幅苦竹
我们的婚礼亦是如此淡然
没有玉凤的风冠霞帔
没有英娣的简静悠然
惟有一行：「愿岁月静好，人世安稳」
山河岁月

木落山空，乌桕子如雪
窗外依然水木清华
从武汉辗转逃到温州
斯家老宅上还挂着从前的月亮
其后日本战败，民国政府流亡
解放军渡长江....

我悠然于小楼里写点文章
安心做一个教书匠
秀美端来粗茶淡饭说
夏承焘先生来访
今生今世

没想到你千里迢迢来到温州
长长的山路之后是一间狭小的柴屋
卷起布帘，你就站在我身前
薄薄床单尚有淡淡的回忆
一册在黑处沉默不语的圣经

我们在曲折的小巷里转来转去
边上是小桥流水人家
「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
人世迢迢如岁月，安不上取舍……」
流言 

收到你的信已有旬日
细小的光点在上面移动
清风若无其事地进来
翻动桌上的书函
如一滴露打湿梦中的蝉

记得那年除夕，你送走苏青后
独在房中摸着我的信
摸着那件舍不得穿的皮袄

「又一年将尽，月亮无声自圆缺」
十八春

应梁漱溟之邀北上
经杭州见马一浮居士
书法的精妙，如杯中的一卷云水
再往上海爱丁堡公寓，你已人去楼空
我的悔如大地回春
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想增加你的困难
你亦不要来寻我」
出了静安寺路口，我最后一次回过头
爱玲……
禅是一枝花

犹如春雪初霁时墙根的兰芽
松阴下的兰蕙，幽幽吐着香气
1951年的北海道
纷纷扬扬下着小雪
像多年前那场已经结束的爱情
从东京到北海道，再往清水市的龙云寺
纸如圆荷，一滴墨开出茉莉的形状
一切已寂然如水

       2010.3.23修改
 
说明：本诗中引文皆见胡兰成著作《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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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直至1954年，一片空白，她没有发表任何一篇作品；下一个空白，是1955年到1958年；然后三年两载，偶尔一篇半篇……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将自此萎谢了。”为失爱而放弃写作，也是一种情死，有的是凄艳红。直到《小团圆》的问世，我明白了：战后，没人肯发表她的作品了。她是汉奸妻，人人戏。受过她恩惠的男人，理直气壮在公车上对她性骚扰。她深居简出，难得去社交一次，那人不理不睬，只站在钢琴边，“萧然意远”。
　　张爱玲也谋过出路的，“要稳扎稳打，只好蹲在家里往国外投稿，也始终摸不出门路来。”没门路还写什么？手艺活最讲究拳不离手，停笔和停战一样，时间越久越荒废，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永远打不起来。她渐渐，写不出来了。
　　我曾经发神经一样发自怜，为自己撰一副对联：笔丛十年餐风客，京师千里卖文人。那段日子，张爱玲文字卖不出，以何为生？第一次，我清晰地意识到了：她其实是很穷很穷的。“她赚的钱是不够用，写得不够多，出书也只有初版畅销。刚上来一阵子倒很多产，后来就接不上了，又一直对滥写感到恐怖。”

　　我作为职业写作者，对写作完全没有廉价浪漫的幻想。是什么使我误会她是横针不动竖针不拈的林妹妹，“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
　　大概是因为胡兰成说过：“爱玲的书销路最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信里她还附了三十万元给我，是她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一部《不了情》，一部《太太万岁》，已经上映了，所以才有这个钱。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寄钱来，现在最后一次她还如此。”胖子才能去抽脂。再视金钱为粪土，赤贫的人也没法施舍。
　　——我没想到，那本来就是胡兰成的钱。
　　“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胡兰成这样说。是比“我爱你”更炽热更认真的承诺，因为确实做到了：“他又带了很多钱给她。……每次回来总带钱给她。”有一次姑姑说她：你是个高价的女人。
　　这些钱，“那次去看之雍（胡兰成），旅费花了一两（黄金）。剩下的一直兑换着用，也用得差不多了，正好还有二两多下来。”这二两，就是她的别后赠金。他不肯说，大概是撇清自己包养的嫌疑。
　　那段日子，她穷成什么样子呢？“她就靠吃美军罐头的大听西柚汁，比橙汁酸淡，不嫌甜腻。两个月吃下来，有一天在街上看见橱窗里一个苍老的瘦女人迎面走来，不认识了，吓了一跳。多年后在报上看见饥民的事，妇女月经停止，她也有几个月没有。”是大姑娘害相思，茶不思饭不想吗？还是，她没钱到买不起米粮，罐头汁是原来的储存。
　　他为她做过的另一件事是离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今生今世》）。《小团圆》里写到这一段是：“终于这一天他带了两份报纸来，两个报上都是并排登着‘邵之雍章绯雯协议离婚启事’，‘邵之雍陈瑶凤协议离婚启事’”。
　　我一直厌恶胡兰成：他的风流自赏，把张爱玲与小护士小寡妇相提并论，是侮辱了她；他是汉奸，她接触过她，就像麦克白夫人手上滴了永远洗不清的血，断绝了战后以文字谋生的普遍机会。
　　但，看过《小团圆》，我对他的想法完全改观了。是的，他不忠，但现代道德观不能前置上上代；他政治立场有误，但这跟爱情其实没关系。她不喜欢现代史，而现代史自己打上来。而他，爱过她吗？我想：是的。
　　年轻时候，我曾以为爱情，是忠贞、付出、牺牲、承诺及践诺。我终于发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说“爱”往往只是给性欲一点尊严而已。而：给她钱用，未婚向她求婚，已婚为她离婚，已经算是真诚务实、发自肺腑的爱情姿态了。——而我，尚且不曾得到过。
　　今生今世，永远没有团圆之机了。 据《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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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当年审讯丁默村的笔录等，后来再看《陈立夫回忆录》，发现这个立功的降将保释后游览玄武湖被一小报记者看到，写了出来，蒋介石看到，就很生气地下令枪毙。判他死刑的，不是真正的法院，也不是真正的法。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里的汉奸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里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里，他这么看二十三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里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二十三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村，一九零三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丁默村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里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汉奸笔录、判书、种种作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村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一九四一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村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村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村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村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默村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村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么这丁默村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里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周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里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二百三十二页：丁默村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村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村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的强词夺理，对丁默村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作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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