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张学良，曾经是张爱玲一大心愿；而今未公开的《少帅》，却成为海内外张迷的一大悬念。她为何要以张学良为创作蓝本？个人过去爬梳张爱玲影史时曾作过初步推断──不幸随著各方对笔者建构史观的引用或盗用，若干扩充的误读衍发出更多问题。笔者预备在本文公布新的资料，进一步厘清张的创作意图，并以这层认知，来「张看」迄今被低估的《小团圆》。

《少帅》书写始末

    1961年，在美国稳定下来的张爱玲欲重新进军国际，和宋淇、邝文美约好，回港一年搜集写作资料。由于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献策，可以运用美新处的关系去访问张学良，于是她一箭双雕，特地购买在台中转的飞航班次──这个计划，倒是连宋淇亦不知情。
  　10月13日下午，张爱玲带著正编写的《红楼梦》飞抵台湾。显然她想以《红楼梦》的收入、来支持创作时的开销，然后以英文版的《少帅》，来打入美国市场。麦卡锡夫妇次日在西门町设宴款待张爱玲，吴鲁芹、殷张兰熙及《现代文学》诸青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戴天鹄等候近一小时，才看见姗姗来迟的她。在得知无法访问张学良后，她做了个乍看八竿子打不著的决定──转赴花莲看丰年祭。当然现在已有极少数识者领悟到：历史纵深与民俗风情的交错，构成张爱玲最伟大的基调；前者撑起骨架，后者丰盈了血肉──这正是那些前仆后继的「张派」，一辈子也难以企及之处。这两者交织而成的世界，从她毕生最杰出的几部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秧歌》到《小团圆》，我们都可以在其中看到〈中国的日夜〉！ 那么，《少帅》是否属于这类作品？可惜张爱玲来不及向读者施展她的全副架构；但从她晚年几篇讨论张学良的文字，我们可以略窥张爱玲对《少帅》的理念：
  　《少帅》没再往下写的理由之一，在于张爱玲本身对张学良失去兴趣，「我认为他是个limousine liberal（浮夸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令人不敢苟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张爱玲本人也是世家子弟，对这类背负历史包袱的第二代，她曾提过她观察的儿童心理：「我越来越相信宠坏的孩子（如果经得起惯的话）长大了有自信心，有个性，会成功。『棒头上出孝子』，是因为父母乖戾或太疙瘩，儿女活到老也总还是想取悦父母，博得一声赞美。」
  　从「父母太乖戾或太疙瘩」，读者很容易想到那本自传性质的《小团圆》。对于自己的人生，张爱玲认为「我是竹节运，幼年四年一期，全凭我母亲的来去分界。四期过后又有五年的一期，期末港战归来与我姑姑团聚作结，几度小团圆。」她又提到《对照记》「写我母亲较为soft-focus（柔焦美化）。我想她rather this than be forgotten（宁愿如此也不愿被忘记）」。很显然，在我们看到的《小团圆》中，张爱玲的创作意图统统实现了。

她眼中的张学良

  　张爱玲的创作生涯自始即受到《红楼梦》与《孽海花》的影响，富丽繁宠盛极而衰所产生的「历史的透视」、与野史闲话交错而成的民俗视野，一直是她亟欲表现的重心。可惜的是从傅雷、夏志清到中共的文艺史家，统统以封建与人性的斗争去论断她，造成评价〈金锁记〉的一支独秀──关于这点，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的三方，倒是出奇地一致。
  　所幸，现在《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的出土，为张爱玲自己正了名、说了话。《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更迭兴衰为背景，这和张爱玲自己的家世──清末清流派主将张佩纶、直隶总督李鸿章、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来自后母的北洋总理孙宝琦恰恰不约而同；套句张子静的话：「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
  　张子静的话应打个折扣，最起码，邵洵美应不在此限。不过，邵洵美彼时韶华盛极（鲁迅曾讽刺：「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春风得意，对家道中落的张爱玲来说，急转直下的张学良无疑更富戏剧性、也更具吸引力。尤其她的后母和「赵四风流朱五狂」都是好友，种种秘辛在手，即使没访问成，她仍决心动笔。
  　对于《少帅》，张爱玲自有贯穿的中心主题；她觉得：「他像一般二世祖一样，没真正经过考验，所以对自己没信心，虽然外表看不出。」
  　张爱玲在接下来的叙诉，展现这位屡被栽赃「小情小爱」、「耽溺个人沉沦」的才女真正宏观的视野：「东北易帜（指张学良声明拥护蒋介石），固然是出于统一大义，而且独力无望报父仇，也是他心深处宁愿做他做惯的亲信子侄，甚至于传人──蒋夫妇极力敷衍笼络他，他也就当真。当然蒋对他也确是有一种ambiguity……我也认为囚禁他是势不能放。」

故都春梦一场

  　对于美国试图介入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张爱玲知之甚深；除了透露当时驻派台湾的麦卡锡一直关注蒋、张互动（麦卡锡说「蒋对张是真视如子侄」），她还提到了在民初翻云覆雨的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张也是受端纳影响。端利用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从coach（训练）他升为蒋夫人的coach。张终于对蒋政府感到幻灭，憧憬延安。蒋是个intuitive politician（天生的政治人），知道联共抗日一定被吃掉。当时有些很能打仗的军官都有恐共症。共军是有一种mystique。」1911年，端纳以《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的身份抵沪，联系伍廷芳，成为武昌起义的上海总部顾问，孙中山回国后，他担任孙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顾问。
  　端纳曾将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拿到《泰晤士报》发表，举世瞩目，促使「倒袁护法」成功。往后并介入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与对日抗战等历史事件。1946年端纳死于上海，弥留时宋美龄亲自在旁为他诵读《圣经》，并允许他葬在宋家墓园。
  　虽则张爱玲现今已成为公认的「上海神话」，但读者忽略了：这位海派的祖师奶奶出身河北丰润、祖父曾为京朝大官、更不知道她十八岁才会讲上海话！对于北洋的官场变幻，张爱玲自有她自己的文化皈依，她试图从赵四或端纳的眼光去写少帅却发现此路不通，却又「not knowledgeable enough to write from any other viewpoint」（无足够材料从其它观点去写）。终究这段历史苍茫，对她仅成为一场「故都春梦」。她那「家世」与「国族」交错的独特经验，要等到《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才得以呈现。  据《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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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日死了，这张关于张爱玲的照片却因之重新被翻阅出来。
    1994年，张爱玲获台北第十七届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她特地照了一张照片。手中的报纸露出标题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这一天，离张爱玲离开人世的日子只有不到300天了。就在此前的一年，她还去做了一次美容手术，并戴上隐形眼镜。
    后来， 通知皇冠出版社，再版《对照记》时，要把这张照片放在最后一页，并补充了如下的文字说明：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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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博客网页中读到吴佳璇医师的《张爱玲满是跳蚤的晚年华服》，阅后既感且佩。吴医师是在台湾执业的精神专科医师，亦热衷写作。感谢她从精神科专业角度来看张爱玲晚年所患「跳蚤引致的皮肤病」；佩服她除了参考有关书籍、通信以外，更亲赴洛杉矶走访张氏当年居停的公寓及汽车旅店等，这实地考察 (field visit)，更充实了她撰写上述的简短「类」病历传记 (pathography)﹙文章原载于台湾《联合文学》2010年9月号311期﹚。该文中引张爱玲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原文应作「蚤」子，但吴医师可能另有用意。蚤乎、虱乎，下文再谈。
    笔者亦是精神科医师，在香港及海外执业三十多年。吴医师认为张氏晚年所患的皮肤病是「妄想性虫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是精神病的表征。笔者以为更贴切的诊断很可能是「妄想性寄生虫病」(delusional parasitosis)，属躯体型妄想症 (delusional disorder, somatic type) 之一种。妄想症的患者，除了因妄想 (delusion) 主题及有关事物影响外，情感性障碍并不明显，一般功能无显着受损，行为亦无明显奇特怪异 (bizarre) 之处。妄想的主题，一般不算特别怪异，甚至似乎合情合理，有别于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怪异妄想。妄想是异常的思维内容 (content)，不同思维形式 (form) 的障碍：缺乏逻辑、语无伦次等。妄想症病者的思维形式大都正常，甚至能言善辨，以捍卫自已的想法，一如其它的精神病，患者缺乏病识感 (insight)。他们的智力正常，有些患者的记忆力甚至较一般人尤高。
    妄想性寄生虫病的描述早于1938年由一位瑞典医师Dr Ekbom提出，故又名Ekbom 氏综合症。典型的患者是中年或高年的女性﹙与男性比例高出多倍，可能是女性一般对虫、鼠类都较敏感、畏惧﹚，很多时是独居﹙未婚或孀居﹚，与社会比较疏离。在精神科医学统计中，此症并不普遍，但低发病率原因主要是大多患者不肯就医。妄想性寄生虫病的研究，亦可见于皮肤专科医学文献及昆虫学的科学杂志中。到精神专科求诊者，大都已经皮肤科医师详细检查，未能找出病者相信的「微小寄生虫」之类的致痒、致痛病原。大多数患者缺乏病识感，对药物及心理治疗亦不合作，到诊若干次后便自行停止，跟进困难，以致结果不明。 有一种相关于妄想性寄生虫病而更罕见的，英文是delusional cleptoparasitosis，不知有无正式中译，姑且称之为「妄想性住所寄生虫病」。患者的专注，不是皮肤上、内的虫类，而是它们藏匿在住所中，间歇出来侵扰，虽经灭虫专家多次调查处理，依然无效。笔者有一个案，事隔廿十多年，记忆犹新：一位年约七十的独居妇人，深信家中有微小昆虫藏匿多月，昼伏夜出，间中咬她双腿。皮肤科医师检查祇见抓痕、无虫咬迹象。患者自行以杀虫水对付，不得要领，灭虫公司亦无所获，弃掉家俬杂物，都无改善。她住公屋，搬迁不易。最后她决定「火攻」，两次小火之后，被控以纵火罪，法官接纳医学报告，以精神健康条例颁令强制治疗。
    从动态心理学 (psychodynamics) 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这类妄想跟「性的污染」(sexual contamination ) 有关，患者的内疚或怨恨可能源自她 / 他对父 / 母亲一些幻想的关系(fantasized relationship)。这些内疚或怨愤被投射 (project) 到皮肤，便型成了一种有界限的妄想 (circumscribed delusion)。后者或会成为一个防御机制，藉以感轻更广泛及严重的心理崩溃。但这些心理分析的学说，一般人未必容易理解及接受。无论如何，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内脏与外界的屏障，亦是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境。正常的触觉可能产生幻觉，后者便会导致妄想，令患者深信不移。
    1995年张氏去世后，有关她晚年患上的「皮肤病」是「跳蚤过敏」或源自「精神障碍」的传闻不绝。2007年苏伟贞编着的《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出版，其中水晶、司马新及林式同等的文章，对张氏的病情、以至「纸上诊断」，都有帮助。2008年庄信正着的《张爱玲来信笺注》问世，其中自1983年10月至1988年3月的十多封信中，每次都提到跳蚤、fleas的为患。到1989年底，flea、蚤卵又在信中出现。年前笔者与精神科及皮肤科的同业闲谈之余，对张氏的诊断有些共识。 至2010年7月，宋以朗主编之《张爱玲私语录》面世，其中出土了大量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正如宋氏所言，所辑录的书信简直可当一部「病史」来看。除了宋氏夫妇的病患外，张爱玲的「病历传记」更活现纸上：起自1983年的「皮肤病」、她认为的病因、对蚤子形态及生活史的观察、求诊经过、病识感、多次搬屋避蚤、1988年遇上良医及药效如神等。到90年代蚤患复发、1995年间病情又更恶化，药日久失灵，每天要用日光灯照射廿三小时，又要擦掉或用水龙头冲洗钻进眼睛里的小虫等。她于1995年7月25日致宋淇夫妇的最后一封五页长信中，用了近两页详细谈及病情：「﹍带了一只跳蚤回去，吓得连夜出去扔掉衣服﹍﹍隔几天就剪发，头发稍长就日光灯照不进去﹍﹍这医生『讳疾』，只替我治sunburn﹍﹍以为是虫，其实是肤屑﹍﹍肤屑也有眞有假﹍﹍终于忍无可忍换了个医生﹍﹍」。如宋以朗所说，通信中提及的病不少都「惊心动魄」，对「张迷」来说，甚至有痛心之感。当然，一旦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书信全集面世，将会提供更多她病患的数据。
    以上简单谈过「妄想性寄生虫病」及张氏的病情，读者可参考上述苏伟贞、庄信正及宋以朗的著作。至于张氏的童年经历，她与父亲、生母及继母的关系，识者当知，不必赘言，希望读者能以灵心慧眼来「诊断」张爱玲的病患。于此，笔者想提出张氏几位友好的看法。最先推崇张氏﹙誉为超人才华﹚的夏志清，曾去信宋淇：「说她可能是精神病」。  庄信正与张爱玲相识三十多年，半师半友，他早期或有点保留，后来越发怀疑「这都是心理作用」。唯一能亲访张氏的文学家水晶，起初亦以为她「写跳蚤的段落很合逻辑，不像精神病人的呓语」。但随即又怀疑「她这一恐蚤病，来自内心深处」。水晶更引用张爱玲少作《天才梦》的名句：生命真的变成了「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虱)子」(见《张爱玲病了》，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刋，1985年9月)。    与张爱玲相交四十多年的宋氏夫妇，宋淇最着急她的病，一直希望「她的困扰是有生理上根据」。张氏的另一友好司马新则认为「她始终思路清楚，对他人亦如往昔一样谦和有礼。说她心理出了问题，确是无稽之谈。有些人是无意，有些是故意中伤」。张爱玲的另一位友好，多次帮她搬家避蚤，最后成为遗嘱执行人的林式同，曾对她说及「完全是心理作用，她开始不同意﹍﹍，其后林谈到他自已的皮肤也发痒，洛城干燥的天气﹍﹍过敏症等。最后张爱玲有些心动，要求林式同介绍他的皮肤科医生，结果也去找过」。同是张爱玲的至交友好，各人的看法有异。
    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对各种精神病尚有误解、迷惑。一旦被诊断，患者便蒙上标记(labeling)、污名(stigma)，更会受到岐视。 仰慕、爱护张氏的友好，当然不愿相信及接受她患上精神病的可能。但时至今日，大众对各类的精神病都有相当认识，对患者不再抗拒。其实，好些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亦曾有精神病的病历。有人甚至认为创造力 (creativity) 与一些情绪、思维的变化有关。随便举两位美国人(张氏为美籍华人)为例：小说家海明威 (张爱玲曾翻译他的《老人与海》)，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士都曾患上精神病，但无损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氏虽有绝世才华，洞察人性，看透世情，但始终是血肉之躯，她晚年体弱多病，这「蚤患」困扰她多年，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她的病识感的起伏至消失。在她致宋淇夫妇信中，提到病发初期，她曾想住医院彻底消毒，又写到「前两天我告诉他近来的发展，更像是最典型的sexual fantasy（性的妄想），只有心理医生才有耐心听病人这种呓语。」﹙笔者按：﹙他﹚是指医师，括号内性的妄想，未知是原文或是引用者加上，fantasy应作「幻」想﹚。因为蚤子锲而不舍，张氏多次搬迁，时间、金钱损失不少，精神与体力的消耗尤伤元气。 1988年间，藉司马新的介绍，张爱玲终于遇上良医，她给司马新的信上写到该医师「﹍﹍给我印象很深，觉得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跳蚤﹚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效如神，﹍﹍」。相信该医师能与张氏建立良好的「医者病人关系」(rapport)，他的诊断，亦为张所接受，药物自然事半功倍。但自1994年起，蚤患又复发而加剧，如上文所述：长时间日光灯照射致皮肤晒伤，她更试图擦掉或用水冲洗眼睛里的小虫等。张氏去世前几周还见过皮肤科医师，可知病未根除，「才女无奈小虫何」，令人唏嘘不已。
    读者如果接受张氏的「妄想性寄生虫病」诊断，或问：众多小虫之中，为甚么是挥之不去的蚤子？ 从笔者的阅读及经验中，这病的患者大都不能肯定是那一种昆虫，祇是泛称小虫、小蚁之类。离开医学角度，笔者认为文学批评家水晶的「一语成谶」看法，颇有意思。张氏的成名作《天才梦》末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公认是神来之笔，写时祇是双十年华。直至几十年后，她在散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承认写了别字：「﹍『虱子』误作『蚤子』，水晶先生来信指出，非常感谢，等这本书以后如果再版再改正。」﹙该文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3月15日﹚。其实张爱玲是写了别字，还是将「虱」、「蚤」两者混淆？她在1955年10月25日写给宋淇夫妇的第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中，提到蚤子：「同船的菲律宾人常常在太阳里替小孩头上捉蚤子，小女孩子们都是一头鬈发翘得老高，我看着实在有点怕蚤子跳上身来，惟一的办法是隔几天就洗一次头，希望干净得使蚤子望而却步。」 很多人都知到虱、蚤的分别：如藏在衣服的是体虱，匿于头发的是头虱；蚤子咬人之后，迅即遁去。虱行如爬，蚤走则跳；此外还有其它型态的不同。在此想到张爱玲「从小妒忌」的林语堂﹙见《张爱玲私语录》65页﹚，博学的幽默大师，当年亦曾将蚤、虱混为一物，以为两字相通，以致他的读者撰文《蚤虱辨》以明之(《论语》16期，民国22年5月﹚。张爱玲1980年7月13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写到「担心生虱子，——附近猫狗多，是真有虱子」，似是惟一的一次她提到虱子。但自从1983年起，她给庄信正、宋淇夫妇的信中都是写跳蚤、蚤卵等。自此，蚤子便与她形影不离，挥之不去，直到1995年她溘然长逝。正如《六书故》所指：「谶者，前定征兆之言也」，信焉。
    以上拉杂写来，粗疏难免。其实部份内容已蓄之于胸有年，数月来与朋辈闲谈，则腾之于口。最近经不起几位同业怂恿，不畏谫陋，姑且笔之于纸。2010年9月是张爱玲九十冥诞及逝世十五周年，本文的标题，绝无对张氏有不敬之意。相反来说，笔者有以下的感想。张爱玲曾经写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两句话。眞正仰慕她的读者以至「张迷」，除了懂得她外，更应对她晚年的「蚤患」有所认识及了解。正如宋淇夫人于1985年12月给她的信写到：「想到您独在异乡与虱﹙蚤﹚作战﹍」。她离群索居，虽然与友好鱼雁往返，保持通信，毕竟身边无人，几成孤岛。除了蚤患外，亦有多种疾病，身心疲累，但仍坚持继续写作。1994年她在《对照记》的结尾这样写：「希望还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能与读者保持联系。」张氏从不悲天悯人，亦不需要人怜悯，但她视写作为生命，当然希望读者能爱惜她的创作。如果能认真了解她晚年的心境，读者当会更珍惜她的著作，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她后期的作品，无复早年「兀自燃烧」的绚烂文采。
    「因为了解，所以珍惜」，就以这两句愚拙的转语来结束本文罢。

    2010年重阳节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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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色戒实情戒，满城又说张爱玲！
    笔者是「张学」文盲，未认真读过她的小说，散文祇看过好几篇，本来不应妄谈《色，戒》。祇因近年该小说由李安拍成电影，在国内，外上演，又掀起一股张爱玲热潮。听说该短篇是张爱玲借抗战时期汪政权统治下的「刺丁事件」，来追忆及剖白她与胡兰成的一段乱世情缘。笔者自中学年代开始阅读胡氏的著作，包括《今生今世》及《山河岁月》等；抱着既不因人废言，亦不以文美人的宗旨。《色，戒》既然是张对胡的感情托附，便决定一读这已问世近三十年的小说，随后又看了电影，不免有些个人感想，就胡乱写下来吧。
    张爱玲是红学家，深知相关语的妙用。小说的名称及内容，都有不少相关、隐语。不同《红楼梦》的「真事隐、假语存」，《色，戒》的背景，人物等，大都不隐：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及曾仲鸣等；暗杀地点由西伯利亚皮货店稍移到隔邻的珠宝店，符合戒指主题。但亦有些故弄玄虚的假语，如丁默邨并不跟汪氏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汪氏从无公馆在港。反而胡兰成曾在港工作，其后赴南京参加汪政权。又丁默邨，胡兰成从未留日。 汪政权要人中，周佛海曾留学日本。尚未跟胡兰成认识之前，张爱玲曾与苏青到访周公馆，其时胡氏在南京被汪精卫扣押，张爱玲「竟也动了怜才之念」，试图营救——《今生今世》中的一章〈民国女子：张爱玲记〉，写得清楚。小说中题及「土黄厚呢窗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未知是否张爱玲当年的记忆？
    早于1944年，张爱玲已谈及她的创作如何取材：「也有听来的，也有臆作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形，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在1971年接受水晶访问时，曾称《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 及至《色，戒》在1978年刋出，大多数人都认为该文亦是有所本的。小说发表后不久，论者都认为男主角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影子是胡兰成；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为郑苹如，影子却是作者本人。最近阅到蔡登山着《传奇未完 张爱玲》其中〈《色，戒》的背后〉 一文，十分同意他的看法，该文末段总结：「它不是易先生的好色之戒，而该是王佳芝的情之戒，是所有女人的情之戒，当然更包括张爱玲自身，」。本文的首段两句，即是此意。
    《色，戒》据说是在1950年左右就写成，期间又经过近三十年的改写，相信张爱玲曾参考一些数据。约1957年底，她曾寄出一张并无上下款的明信片给在日本的胡兰成：「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请寄﹙底下是英文，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这是她自1947年寄信与胡决绝，十年后再度联络。 稍后胡兰成回信，解释《战》、《文》两书手边没有，但将会寄上《今生今世》上册。
    〈民国女子： 张爱玲记〉便是该册第三章。而张爱玲则于1958年12月寄出她给胡兰成的最后一封信，感谢胡的信和书，并希望胡寄上《今生今世》下册。这封最后的信有上、下款，措词婉转，礼貌周全。《今生今世》下册在1959年9月出版，跟上册一样，在日本印行。《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在抗战期间的政论文集，分析中、日、英、美的国际关系，提倡「争取主动的和」，因而知遇于汪精卫。既得汪氏青睐，胡便赴南京加入汪政权。 学者有理由相信，张爱玲最后都有机会参考《战难和亦不易》一书。至于《今生今世》，尤其是〈民国女子〉一章，更不难想象她会一读再读，追忆那已惘然的旧情。《色，戒》改写的历程，岂能与《今生今世》完全无关？
    《色，戒》读后，便重阅《今生今世》一次，尤其是〈民国女子〉一章，对照一下，看看易先生的影子，是否「有迹可寻」。结果不是很多，但有两点或可一提：
    其一是胡的身高：《色，戒》文中，进珠宝店前，「她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他显然并不介意。」〈民国女子〉：张爱玲初次访胡，胡记述：「后来我送她到衖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
    其二是胡的眼睛：《色，戒》：王佳芝在改变主意之前，她应该是凝视易先生：「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民国女子〉第十段：「她只管看着我，不胜之喜，用手指抚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  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眉毛与睫毛，毫米之距而已。
    《色，戒》中的人物取名，颇值一谈。早年张爱玲有一篇叫《必也正名乎》的散文，开头就是：「我自已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我对于人名实在非常感到兴趣的」。跟着又说：「为人取名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色，戒》中六个爱国学生，都有姓有名。四个男生，既然爱国，取名裕民，润生，磊﹙落﹚以至灵文，都惹人好感。另一女生叫秀金，听来亦很铿锵。女主角的名字王佳芝有无出处？ 《今生今世》〈 民国女子〉第八段，写到胡对张说：「我与她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她听了很震动。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原来这乐府诗名为〈善者行〉，首四句如上，跟着的四句是：「经歴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王乔是汉代道士，亦通医术。这首共二十四句的汉乐府，胡兰成在《今》下册的〈瀛海三浅〉中全首录出。 女主角的取名，是凭空臆作呢？或是灵感来自「王乔，芝草」呢？ 张爱玲敬重的胡适之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高明的读者以为如何？
    张爱玲芸芸小说中，好像祇有《色，戒》中的男主角易先生有姓无名。表面可能是特务头子，增加些神秘感。抑或是作者更有用心，姑隐其名，不忍道破？这里张爱玲是卖了个关子。 但是众多姓氏之中，为何独取「易」为姓呢？  笔者又再大胆假设，不避穿凿附会之嫌：可能是来自《战难和亦不易》——胡兰成的早年政论文集！如上所说，胡之加入汪政权，与这些政论大有关系。张爱玪再三改写《色，戒》之时，此书是否在她桌上？如果男主角的影子是胡，原型丁默邨则易「丁」先生为「易」先生。普通话发音：容易、变易、姓易同一，这里又是一个相关吧！
    小说《色，戒》拉杂说了一些，畧谈电影的「观后感」罢。首先声明，笔者对电影艺术鉴赏力极低，绝无意批评此国际级影片。李安的中国影片，看了「喜宴」，「饮食男女」及「卧虎藏龙」三部。前两部令人感到清新可喜，后者有其娱乐及商业性，但仍可观。《色，戒》一片，来头不少，然而从一些影评及朋友间谈论所知，此片并不是「不容错过」的一类。但是最终都往一看，其实是有点个人原因的。先是该片有些外景是在香港大学本部及陆佑堂拍摄，因小说提及港大。另一原因是听说有些道具是香港拔萃男书院礼堂里的长木椅。据说李安认为这些「古朴」的家具，很符合当年的时代气色，藉得借用，所以不惜费资，把它们搬到陆佑堂。拔萃男书院跟香港大学，是笔者早年曾经藏修息游逾十载的地方。而今旅居海外，心想如能在银幕上怀旧一下，亦人之常情也，所以便慕名入座。陆佑堂的建筑内外，多次入镜，而长木椅则无从辨认了。
    令笔者颇惊奇的，倒是易先生配了名字！他给王佳芝的名片，赫然是「易默成」！不问而知，即是默邨，兰成的混合。心想编剧惟恐观众未能领会原著小说，所以帮上一把，不顾作者之含蓄隐晦。这令人想起有句广州话俗话，叫「画公仔画出肠」。张爱玲对地方土话并不嫌弃，她也居港有年，但非广府人士或恐未能意会。 名片以外，默成两字亦出现于易先生书房墙上的书法，想有些观众也会留意到。这幅写上：自由、平等、博爱的楷书，自右至左。跟着是：恭录 总理遗教，左端便是署名默成。「总理」二字并无抬头，祗是稍底一格，这或可接受。但是「默成」两字的高度尤在「总理」之上！ 笔者愚拙，不知这种格式是否恰当？有识之士高见如何？ 国父泉下有知或能谅解罢。 这些微不足道的「发现」，决不减李安把《色，戒》拍成国际级电影的苦心，使张爱玲的著作终于能跻身于国际大银幕。
    读完小说，也看了电影，更阅到两篇有关《色，戒》的文章。先是龙应台的〈贪看湖上清风——侧写《色，戒》〉。她从陈立夫的回忆录中，找出丁默邨判决死刑的原因，又提到：「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这说法恐大多数读者不会完全赞同，但当年重庆政府于胜利后惩处「汉奸，伪官」的原则，法理等，确实有很多徧差，以至有枉法之处。所谓「有条﹙金条﹚有理」，「接﹙劫﹚收大员」等，民间流传甚广。另一篇是邱立本的〈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物〉，同样在《亚洲周刊》注销，文中说「电影《色，戒》引发政治光谱的两极反应」，「海峡两岸以至全球华人社会的不同反应。 甚至再兴起一股研究当年汪政权的民间历史热潮」等。其实对中国现代史稍有认识的，都知道当年日本侵华，国共斗争的情况，早期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而外国调停失败，最后如何议和等。朱子家﹙金雄白﹚所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提到蒋，汪之间，有「兄为其易，弟为其难」之说；而日本军方，亦认为重庆政府与汪政权有「唱双簧」之嫌。因而重庆政府，汪政权，共党所控地区，日本军方的四角关系之错综复杂，是非黑白，又岂能以「忠奸，真伪」的简单二元化视之？也许这就是龙应台所说「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的讽语吧！ 邱立本文中提到：「让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更多元化的解读，不是被所谓『政治正确』牵着鼻子走」，诚中肯之言。在此想到王安石的七律《读史》其中两句：「当时黯黮犹误，末俗纷纭更乱真」，信焉。邱文值得一读，但他写到：「﹍易默成，其实是融合当年汪政权「领袖」丁默邨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人物原型﹍」。丁氏一介特务头子，虽然曾官拜部长、省长，但称他为汪政权「领袖」﹙或祇是领袖之一﹚，恐怕是过誉了。
    李安的电影超越小说《色，戒》，掀起歴史，政治的争论，恐非张爱玲始料所及。看完了这短篇小说后，更同意蔡登山等的看法：继张爱玲较早的创作《不了情》﹙后改写为《多少恨》﹚，《十八春》﹙后改写为《半生缘》﹚，《色，戒》亦是胡，张恋情投影的寄存处，而且更淋漓痛快。小说近结尾：「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已，死而无憾。」简直是作者自已的心声！很多艺术创作，对作者的情感、思想，都有抒发，升华的作用，文学作品尤为明显，此乃老生常谈，亦是笔者的临床经验。对张氏来说，也许这三篇作品甚至有些「疗伤」之效。《色，戒》于1978年面世，其时在日本的胡兰成已届古稀之年，未知有无一读。胡氏晚年专心自已的著述，就算他曾一阅，料亦无太多感慨吧。
    张对胡的真心、痴情，毋可置疑：她怜才于识面之先，结缡于乱世之时，追访于落难之日，决绝惟于「小吉」之后；然而分手信中仍附有巨款，简直是情至义尽了。又最近得阅李黎登于《万象杂志》《今生春雨，今世青芸》一文，知道当年胡的情人范秀美身体「有异」，到上海求医并找张爱玲帮助。张「竟是二话不说，马上拿出金镯……张爱玲侠义的这一面，世上知道的人恐怕真不多。」 张在《惘然记》序中谈到《色，戒》，曾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其实她是红学专家，「十年一觉迷红楼」，着有《红楼梦魇》，早知《情僧录》中情与理的对立：情有理无，理有情无。笔者的想法是：「理之所无，惟情乃有，乍然而起，一往而深。」一代才女如张爱玲，亦未能超越「情之所锺，正是我辈」的人性。
    短篇小说《色，戒》被李安拍成国际电影后，再掀起一股张爱玲热潮，料将会提高华人社会以至外国读者对张氏的著作的兴趣。至于小说的背后，是否有讥讽爱国学生，暧昧歌颂汉奸之意，绝对是见仁见智。但要注意，「域外人」为文之时，距胡兰成在台被逐返日本约三年，当时台湾朝野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看法，跟今时不可同日而语。再者，张爱玲的作品，不会忠奸分明地歌颂英雄人物，亦从不看轻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匹夫匹妇。文学家自有其个人的独立思想风格，明智之士绝不会因「胡，张之恋」而带上有色眼镜来看她的创作。张爱玲辞世已十多年，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电影剧作家以至翻译家，其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公论。《色，戒》电影全球放影，华人社会再次「满城争说张爱玲」。笔者不避见识謭陋，随意想起，拉杂下笔，根本不是甚么文章也！
    知张爱玲者莫如胡兰成，《今生今世》全书分上下册共八章，原书下册于1959年在日本出版，以〈瀛海三浅之闲愁记〉作结。《今生今世》上下册合并本则于1976年在台湾出版，另加上〈社鼓溪声〉一章结束。笔者觉得还是原书的〈闲愁记〉最后两段，作为结尾，意境较佳。在今日读来，亦颇有意思。该原书的题字，误作《今世今生》，恐怕知者不多。于当下「满城争说张爱玲」之余，还泉下的张氏一点寕静，亦不为过吧，故迻录如下，作为对本文之结束。
    「而现在是杨柳如线，日本的春天像杭州，我写成了今生今世，巴巴结结的想要告知爱玲，如此顿时我又不自在起来。却听留声机唱草桥结拜，银心忘记是乔装，叫「小姐！」袁雪芬扮祝英台叱止她，「哎，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提她做甚？」
    她这说白一个字一个字嵊县音咬得极清楚，我不禁笑了。真的好端端的我心烦意乱做甚？
    右今生今世，自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开始写，至四十八年三月写成。文体即用散文记实，亦是依照爱玲说的。服部担风老先生题字，却误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罢了。」

后记
    本文写于2008年初，藏于箧中已逾三载。年前得悉胡兰成从朱（西宁）家父女转得《色，戒》，阅后写下了颇正面、肯定的感想，可见晚年的胡氏炉火纯青。至于「还泉下的张氏一点寕静」，愚见是指撇开张、胡两人的恋情及政治背景，更客观地评价张氏的文学成就。张学早已成为「显学」：张爱玲「传奇未完」、「论说不尽」。2009年她的遗稿《小团圆》终于问世，这本自传式的小说更明显地反影胡、张之恋：其中的离、合、爱、憎。宋以朗在本书的前言节录了不少张氏与宋淇夫妇的通信，她多次提到胡兰成，又写到「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此句尤为可圈可点！如果文学作品对作者确有抒发，升华、甚至疗伤之效，短篇《色，戒》或可算是药性平和，而长篇的《小团圆》简直是一帖重剂了！

–全文完
 
    远堂，精神科医师，在香港及海外执业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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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的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尽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里，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使我常常想起画家石鲁的故事。石鲁脑子病了的时候，几天里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
　　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了从那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露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人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耍弄些文字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长读的。
　　《西厢记》上说：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西厢记》上又说：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据《南国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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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女士晚年去美国后，写过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在《谈吃与画饼充饥》这篇文章中，她谈到了不少扬州市井食品。原来，她晚年最为怀念的食品，就包括早年在上海吃过的扬州一带的地方吃食：
    烧饼、油条。她在文章中写道：但看大饼、油条的精致，就知道“食”，不光是填饱肚子就算了。尤其是扬州人喜欢烧饼油条同吃，同于味口的甜与咸，质地的厚韧与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的味道是大不相同的。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由于油条压扁了，味道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它里面的空气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蛤蟆酥。她在文章中动情地回忆道：从前，母亲的亲戚带蛤蟆酥来（她母亲有一亲属在扬州。作者注），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巴掌大，状似短肥的方形，上面有芝麻，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令人“馋涎欲滴”，并感叹这种食品“如果湮灭了，实在是可惜！”
    焦面。她还记得，焦面那“暗黄色的面粉，大概是焙过的，用滚开水加糖，调成稠糊，有一种焦香”，远胜麦片，连藕粉也是不能和它比拟的，因为藕粉只宜在病中吃。
    张爱玲为何到了晚年竟这般喜爱扬州的市井食品呢？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那“心目中的扬州”。她曾经在文章中写道：“扬州，是古中国的大城市，商业中心，食色首都。扬州厨子直到近代还有名，比‘十里扬州路’上一路的青楼经久”，“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飘飘欲仙的向往，堪与世界古今名城相比。
    她对扬州的印象，尽管仍然还停留在历史与书本的记忆与局限之中，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却也道出了扬州饮食文化的地位与名声，就连地方上的市井食品也跟着沾上了些许光环。
    此外，另一个原因则是与她“童年的记忆”和“身居海外的怀乡症”有关。她说，“民以食为天”，吃“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艺术”，然而，这一切“难再”，现在是“连这一点偏嗜都成奢侈了！”于是，只好写来“画饼充饥”！据《扬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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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二十年，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进行她四本文集《传说》、《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炎夏之都》和《世纪末的华丽》的宣传。
    朱天文身上有太多的标签：继张爱玲之后最出色的才女作家、侯孝贤的金牌编剧、著名作家胡兰成的徒弟等等……但这些身份却并未将她“劫持”，站在名利场外,她依然勤奋地阅读，刻苦地写作，希望自己可以再写二十年。

从樱花开启的震撼教育

    三十多年前台湾第一次开放观光，朱天文得以走出去，第一站是日本，在她的老师、著名作家胡兰成位于东京的家里住了一个月。
    那时的朱天文二十岁出头，日本带给她的震撼，简单说来可以这么概括：“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虽然台湾四季如春，但她是到日本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樱花，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她坐在我们面前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记忆依然清晰，面带着看到樱花的欣喜和幸福。
    “樱花落的时候是那样飘下去的，”朱天文做了个樱花飘落的手势来描述，“十几里的河边全是樱花，开到最盛的时候，积在地上像下雪，这个风景给你多大的启蒙啊？像我们读的唐诗里，赏花的季节，人们全部出来赏花，那个风景是如此健壮，如此开阔。你到日本，就像我们讲的‘礼失求诸野’，我们中华传统的‘礼’丧失了，就只能到‘野人’日本那里才能看到。”
    朱天文把这段去日本的日子比喻成留学，其实也是对传统的再认识。一方面在日本开阔视野，拓展她的人生经历，一方面，老师胡兰成的闭门亲授，让她“接受震撼教育”—胡兰成跟蒋介石同辈，他评价蒋介石，直接就是用骂的。“这不是震撼的教育吗？你从小到大被教育的都是民族救星、民族伟人，一到日本你听到他在大骂蒋介石，太震撼了。”
    这一切，让这棵在已在文坛初露头角的小树“爆长十公分”。

先“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

    去日本之前的朱天文常在台北和她的妹妹朱天心还有《三三集刊》的一群朋友读各种书，他们那时是先“读万卷书”，后来“行万里路”。
    “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相对论》都看的，当时看不懂但也觉得好看，会觉得那像是看奇幻。”年轻的朱天文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她拿时下大陆年轻人喜欢看穿越、科幻小说做比喻。“继而看爱因斯坦的传记和各行各业人的传记，还有量子力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东西都喜欢看，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使人明智。”
    如果给年轻的朱天文写篇“凡客体”，那“爱阅读，爱自由”可以作为开头，她对此的比喻是“人生活在现实的时空，当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就像打开叮猫的一个任意门，立刻就可以不受限于物理的、时间的、空间的限制，也不受限于肉体只能在这个地点的限制，可以到史前时代，到《荷马史诗》的2000年前地中海的现场，这是一个任意门，所以它使人清醒，脱离地心引力，到任何时空中去。”
    后来朱天文的旅行选择基本都是古文明国家。去埃及，到土耳其，游历希腊，在地中海沿岸追索古文明的来源。甚至有一次还同父母去尼泊尔和印度参加了一次朝圣团。在开始做编剧后，和导演侯孝贤的十几年合作中，开始接受各种外国电影节邀请，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从“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到罗马、巴黎等地方都跑过了。
    “现在就不跑了，”已经年过半百的朱天文说，“现在开始就年轻时走过的地方写些感触。”

阅读，让生活简单而轻盈

    朱天文正在创作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是讲“时间差”这个概念的，继二十年前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这本广受赞誉的小说集出版之后，这是她首次写短篇集，她将环绕时间的差异，个人和世界的时间差，自动化的时间差，经济生活的时间差等各种的时间差来创作。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一直保持创作欲望和保持灵感不枯竭是个奇迹，何况朱天文几乎每两年都有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朱天文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年轻时的写作，是凭才华和气场，那是浑然天成写出来的。可是写几年，不再年轻，素材也用完了，还可以用以前累积的老本再持续一阵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可以把你引到别的路上去，人生就是无数个小的选择累积成今天的样子，每次小的选择、小的分歧都可能走到另外一条路。像美国诗人福斯特讲的，林间小径分成两条，我选择人迹稀少的一条，风景是另外一种面貌。我总在走一条比较难，比较稀少的，必须去搏斗，搏斗当中其实就会有东西出来。”
    而朱天文这么多年在人迹罕至的小径上，搏斗的武器依然是阅读。因为阅读，她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和轻盈。一次主题为“阅读，让我们轻盈”的讲座，主旨就是：生命有限，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活在此时此地，都受限于你的肉身，被物理的条件限制，只有阅读可以让人的身体和生活变得轻盈。

朱天文说

侯孝贤

    “在认识侯孝贤以前，我对电影圈的印象并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但侯孝贤和我想象的电影导演不一样，他朴实，也很有才华。他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无论是写小说，还是电影剧本。这么多年，我写我的文字，他拍他的电影，两个人一起成长，彼此之间给予养分。除了侯孝贤，很难找到频率跟我相同的人。要和其他导演合作，就要先把大家的频率调到一样，彼此没有争执再开始讨论，这是很累的。我时间的沙漏基本上已经倒过来了，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我不会再去尝试和其他人合作。”

胡兰成

    “要是胡兰成看到你有什么好处，他不仅当面说，而且四处跟人夸赞这个人怎么样好。我曾经被他这样称赞过，当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好，但听他这么说，真是盛情难却。他夸赞你有这个特质，于是你即便不是这样也要往上蹭，不能辜负他对你的期许。在他的眼光注视下，你会一直往他所期许的方向走。”“小动物把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生物当成自己的妈妈。我对胡兰成的感情就是这样。我在他的启蒙下成长。他把他的智慧、学识直接变成一个果实给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依靠已经到手的果实，从头去把这棵树的根、枝干、树叶画出来。”

张爱玲

    “你喜欢一个作家，当然会受其影响，甚至刻意的模仿。我从初中就开始看张爱玲，在我成长期种种的尴尬、不适应，然后我大肆发展自己的这种作怪、任性，后面的支撑就是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随着时间推移，她对我的影响就成了一个我想摆脱的阴影。于是我就采用朱天心的话—‘见佛打佛’，不看张爱玲的书，发现自己和她的不同，慢慢的，从《荒人手记》到《巫言》，我发现我已经摆脱了她的影响。文学本来看的就是差异，个人开个人的花朵，而属于我自己的花朵已经开了。”
　　朱天文，原籍山东临沂，生于台北。父亲是作家朱西宁，妹妹朱天心亦为台湾著名作家，她的私塾老师为胡兰成。朱天文曾主编《三三集刊》、《三三杂志》，曾参与台湾导演侯孝贤的多部电影编剧。著有《淡江记》、《小毕的故事》、《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等多部作品，内容涵盖小说、散文、杂文、电影剧本等，更曾多次获奖。  据《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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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棉鞋营僻静的小巷里，一两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似乎唤醒了高墙上探出的蔷薇，墙内一座红漆斑驳的旧式洋楼，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显得沧桑而安详。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小洋楼竟是作家张爱玲的祖宅。张难得把南京写入作品，但这座旧宅或许是她内心深处魂牵梦萦的牵挂。
　　张爱玲祖宅如今藏身于白下路273号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内深处。楼前一棵银杏分枝两株簇拥而生。小楼是两层砖木结构，西式外廊式建筑风格，由青红砖相间勾勒出门窗线条，青砖砌成的立柱围绕着小楼均匀分布。楼前的一块铜牌，记录着小楼不同寻常的身份：小姐楼，清代建筑，传为李鸿章女儿的闺房，故名。
　　据市地方志登载，海校现址原是清代有名的张侯府，系江南总督张云翼所建。同治年间，此宅为张佩纶所购居，张在福建马尾中法海战败后，被李鸿章延入幕府，并以女妻之，当住于此。当年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在此出生，并在这里迎娶了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
　　由于历史变迁，原侯府老屋已经无存，唯此屋为文物保护。据传，原老宅呈品字分布，南侧一幢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着一个花园，占地150亩，如今只留下一栋孤零零的“小姐楼”。
　　从“小姐楼”的简介中找不到张爱玲的蛛丝马迹，海校的门卫也只知道此楼与李鸿章的关联，并不晓得李还有张爱玲这位在文学界大名鼎鼎的后人。
　　张爱玲生于上海，儿时常听父母提起南京，对昔日名门贵族的生活充满了探究兴趣。据说后来她曾在堂兄陪同下来到南京。当时南京沦于日寇铁蹄下，张府大门口挂着汪伪政府机关的牌子和把门的军警，张爱玲徘徊流连于自家旧宅外倍感凄凉。张爱玲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道：“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正宅则是旧式建筑……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从张爱玲的文字里，同样可以窥探到她对祖上的辉煌怀有一种尊崇之情。晚年作品《对照记》里，她写道：“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者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
　　张爱玲对南京的描述虽然不多，但是，无论是《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还是《玻璃瓦片》中姚家，她对庭院宅子的细致描写，都不仅隐约透露出她的显赫家世，更让人察觉她内心深处有这么一处宅院。   据《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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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声明一下，下面的这篇文章无论对张爱玲还是对胡兰成的大部分评价，本人都不赞同。之所以登出来，是因为毕竟有了这一言论，聊做备案。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搬家次数达一百八十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将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投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十七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蜇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二十九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她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和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后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后母的责打，然而后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着，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览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据《书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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