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生叶落，亦枯亦荣

　　 “生活比电影难多了。”在《天堂电影院》里，老艾佛特对少年多多说。后来，多多离开故土西西里，离开爱人，也离开孕育梦想的“天堂电影院”，到罗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30年后，他将所有记忆尘埋深处，过着另一种寻常日子。
　　 在另一部电影《邮差》里，庸庸碌碌的马里奥在诗人聂鲁达帮助下，学会写诗，追到心爱的女人，也找到信仰。但他没有与挚爱的妻子终老，而是选择去参加游行，并因此丧命。
　　 同样是底层的意大利人，同样主动离开爱情，不同的选择让他们一生一死。谁更正确？如果抛开了审美的因素，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本能告诉我们肯定好死不如赖活着。
　　 然而审美总是不合时宜地跳出来，以理想的名义，让我们对一场又一场死亡与幻灭津津乐道。顾长卫的《孔雀》中，中年的姐姐对着鲜艳的西红柿，悄然饮泣。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从上海回鞍山的姨妈一边卖货一边啃着馒头就咸菜，连程砚秋的京剧“春秋亭”也淡漠成背景。拉尔斯•冯•特里厄的《黑暗中的舞者》中，失明的塞尔玛最终被送上绞架，在一片寂静中她从绞架上遽然吊起，眼镜摔在一旁，让我的眼泪倾泻而出。
　　 另一些镜头挥之不去：姐姐骑自行车拉着降落伞，招摇过闹市；姨妈和潘知常身着戏服，胡子拉碴的虞姬和膀大腰圆的贵妃从一楼舞到二楼；面对谋杀指控的塞尔玛，在法庭上率众跳起踢踏舞……这实在不可思议。那一刻他们只是自己的主人，旁观者的我分明看到狂舞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肆虐汪洋的激情汹涌而来。
　　 我们总在电影和生活中寻找同一种逻辑，比如善恶有报、天道酬勤、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等。凡是符合这逻辑并实现梦想的是喜剧，反之便是悲剧。
　　 尼采说，悲剧可以使人的灵魂净化，而喜剧只能让你沦为滑稽的市井小民。他说：“如果你失败了，那你的民族失败了吗？如果你的民族失败了，那整个人类失败了吗？如果整个人类失败了，那请别在意。”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我会在泥泞的公交车上读他的诗，他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也曾鼓舞我的心。但这并不妨碍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是“超人”，不是“骆驼”，也不是“狮子”，更不是查拉如斯特拉，而恰恰是最普通的市井小民。
　　 现在，我们在电影和生活中都发现，那些浪漫主义的逻辑通常都经不住推敲，一厢情愿的肥皂泡在现实针尖上一扎就破。所以《喜剧之王》中尹天仇每天都对着大海喊：“努力！奋斗！”可最终，他仍然只是个跑龙套的。只能在给阿猫阿狗们排练的时候，半带抒情地说“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
　　 我们谁又不是一个演员？人生如戏，那是把镜头拉到地球之上的另一重视角。即便世界在你的掌上，你又在谁的掌上？
　　 是不是我们应该收起感情，在现实面前俯首帖耳，谨小慎微地蝇营狗苟？或者像某些怨妇和报纸时评写手一样喋喋不休、奔走呼号？这是另一种一厢情愿的现实主义逻辑。年轻时我们觉得生活有无限可能，就像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那样，会在黄昏的时候遇到一个又一个通向理想的分岔路，等待着费尽心机去选择。多年后我们真的遇到了那么多分岔路，只是根本不需要白费心机地选择，被现实挟持后，每一步走起来都毫无悬念。
　　 理想从来都是个伪命题，想得到理得顺却不代表你能握住点什么。连带目标这个低调得多的词，都值得商榷。人生就是一个钟摆，一端是痛苦一端是无聊，中间是你追求的过程。
　　 在没有宗教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适合自己的哲学。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和“超我”都已被用过太多次来分析和劝导人生之路。存在主义者的“朝死而生”理论，也安慰了众多需要安慰的灵魂。生活又是如此后现代，解构主义、表现主义、阐释学等哲学理论，当不了钥匙开不了锁，却能做一个个口袋，把你的烦恼痛苦装进去。你甚至不需要专一，分裂也无所谓，因为没人在乎你是“二袋弟子”或“八袋弟子”。
　　 有人说爱情是手里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其实又何必费那么多心思在爱情上面，现实的生存和头脑的理想从来都与爱情没多大关系。生活与你刀兵相见，你又哪来的那么多闲情逸致？生活难多了。要爱就爱自己吧，像阿甘一样，在岁月一圈一圈的轮回中，抓住点滴的悲喜与憧憬，并漠视它，然后就会遇到你该遇到的花花草草抑或疾风骤雨、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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