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兄的《孔子随喜》近日已由新星出版社推出，实为胡门一大好消息。下面是天文小姐的序文，贴来以飨兰友。

《孔子随喜》，薛仁明著，新星出版社即将出版

　　
    如果把《论语》当成一部上乘的小说来看，如何？读完薛仁明《孔子随喜》，我感谢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看小说一样的看《论语》。
　　视角一转换，仿佛取得通关密码般，突然间，都看懂了。那些原先缄默似石看来全部一个样的古人，突然间，你说我说，连语气、连举止、连性格、连身世背景、连他们的命运，一一清晰到像《红楼梦》里写出的百样人，每一个都难忘。
　　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剧情的只关心宝黛恋情。稍长后看热闹，挑爱看的篇章看，王熙凤办秦可卿丧事的那种场面调度，真好看。晴雯撕扇，病补孔雀裘。讲话大舌头的史湘云，喝醉了睡在芍药裀上。有人认同薛宝钗的世故明理，探春爽利有英气，鸳鸯好蕴藉大方。便是代表儒家坚固系统的贾政，在我们年过半百阅世堪多后，始能明白脂胭斋所批贾政之为人物，“有深意存焉，”李渝一篇文章《贾政不做梦》这么说，“是贾政，扶养宝钗母子；是贾政，携贾母和黛玉的灵柩归葬南乡；是他，送别了宝玉。只有贾政可以抚慰生者，安息逝者，让离者心安地离去。如果宝玉承尽了爱和哀，贾政担尽了事和责。”
　　没有贾府，不会有大观园之梦。没有贾政作为磐石的大观园，不会有宝黛晴雯这些逆叛之花开出墙外。贾政的存在，是要有点年纪之后才会注意得到吧。
　　薛仁明写孔子，众弟子里他跟孔子一样特别钟爱颜回，不说孔孟，只说孔颜，颜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够达到的人格状态。然而颜回，我很介意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年轻时候我们受教于胡兰成，跟妹妹朱天心不同，我对胡老师的一切言行诲喻，无所不悦。这在我，永远是受益的一方。但对胡老师一方，我于他其实是无所帮助的。审视这点，我仍耿耿于怀。
　　把孔子写成小说，有日本小说家井上靖。我知道唐诺以前想写，从子贡的观点切入（听闻已经有人这么做，也出版了）。子贡是商人，与孔门最异质，又够聪明，不出手则已，《孔子家语》里记载他一出手而乱齐、存鲁、强晋、弱吴、霸越，俨然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子贡随行半程。孔子死后，他庐墓三年，又三年。《史记》写最后一位见孔子的人是子贡，孔子负杖逍遥于门，看到子贡说：“赐，汝来何其晚也？”接着的一段对话，极为动人。子贡若作为一名叙事者，也许更能看到差异，而揭开的面相因此会更多样，复杂，和丰富。
　　三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游浅草观音寺，胡老师指看寺坛上两柱字，谈起能乐的舞姿犹如此：
　　佛身圆满无背相，
　　十方来人皆对面。
　　这两句讲修行，修得人事物，照面即见，没有隔障。当然这两句也可以拿来说孔子的因材施教，一对一的，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孔子随喜》，在当代，在两千五百年后，亦自是一份。
　　2011年3月5日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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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春天，北京新星出版社将我谈孔子的孔子九章及论语随喜合辑成书，此书书名及副标题，出版社尚拿不定主意。盼各位朋友提供一些想法给出版社参考。恰好浙江的小北先斩后奏，在豆瓣网成立了薛仁明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309676/，那个平台，或许较合适提意见及讨论，我会请新星的编辑到此参酌。

不违 如愚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篇）
　　孔门高弟中，会问问题的，可真不少。

　　像子贡，聪明绝顶，问题常刁钻而有深度。他天生会讲话，一张利口，穷追猛打，向来鲜有对手。但孔子又岂是等闲，哪里容他兀自舌灿莲花？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师徒俩对话，遂多有机锋妙趣，最见精彩。话虽如此，孔子还是明白，太会讲话，多半也不是什么好事，故而时时不忘要挫挫子贡的锐气，提醒他：小子！话别说太多，更别说太满，有比会说话还更要紧的事，该鸣金收兵了！
　　又像子路，坦率热诚，但凡稍觉不对，动辄杠上孔子，时不时又高分贝要质疑他老师，其言语之直接，其问题之尖锐，最有后儒不易见到的灼灼阳气，好一派兴旺气象！话虽如此，子路毕竟莽撞，又常不解孔子心意，最后遂多以挨骂收场。但修理归修理，孔子一旦骂完，这子路，终究不改其志，才没多久，下回，又是直肠子一条，大喇喇地劈头就问。
　　相形之下，颜回与孔子的应答，就显得“单调”“无趣”许多。颜回对孔子，没有质疑，几乎无条件接受。他问问题，平易寻常，难见惊人之语。孔子答后，又不追问；即便追问，也是寥寥数字，点到为止。静默含藏至此，难怪大家误以为他是“乖乖牌”。说“乖乖牌”，还算客气，孔子则是直接说他，像个呆子！
　　这呆子，其实半点不呆；这“如愚”，也丝毫“不愚”。“大智若愚”，我们都知道，但也仅仅只是知道，颜回却让你我清楚看到。颜回的静默，总让我们想起武侠世界的高手，不仅不轻易出手，更不轻易开口。至于一旁张牙舞爪、纷纷议论之辈，又有几个是真正的高手？虚张声势，搞笑罢了！
　　颜回的静默，是因心头明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了自知之明，得得失失，寸心皆知；局限在哪儿？不足在哪儿？心里明镜似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待明白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功课了，各自好去吧！老师呢？老师不过就是起个头，诱你一回，点你一下。真明白，是自己明白；真领会，也得自己领会。因此，言语寥寥，足矣！
　　中国传统教育，不管是早先的孔门，或是后世的禅门，向来都是如此简静，如此言语寥寥。正因老师说得少，学生才更聪明，更有智慧。说多了，反而是扼杀。师徒相与，贵在印心；心若相印，何劳千言万语？若不相印，再如何唇焦舌敝，也是枉然！
　　这种印心，与我们今天，当然全不相俟。今日教育，早已无关乎印心。你若谈起印心，那些学者专家，可要大摇其头，连笑都懒得笑你的！现在的教育，说穿了，就只为适应物化社会，连“品格教育”云云，不过就是希望你乖乖当颗螺丝钉好好循规蹈矩再努力赚钱别捣乱别胡思乱想好让这物化社会可以运转下去，行吧？物化社会的教育，只需要有创意，不需要有思想，因为只有创意，才会牵涉商机。于是连文化，都要变成文化创意产业！这个物化社会里，所谓教育，你看！课程纲要多么琳琅满目、教材教案真是通篇累牍、参考数据简直部繁帙浩，不这么做，还通不过评鉴呢！于是，老师整天说、整天写，不断量产，像个作业员，教室就像生产线，至于学生，则成了一批批规格化标准化的产品。
　　既然规格化标准化，理所当然，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如工业制品，外表标新立异其实面目模糊，耍炫耍酷但两眼无神一脸茫然。当我们看到那一双双失焦的眼神，不妨再重新想想，那个“不违如愚”的颜回，当他望着孔子，心领神会之际，那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眼神？  据《北京晚报》

　　作者：薛仁明，学者，现居台湾，着有《胡兰成•天地之始》、《万象历然》，其中《天地之始》以修行、美学的全面观照，试图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曾在华人文化圈获得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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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山，传为孔子歌舞处

    　孔子不然，他无可无不可；也正因他的无可无不可，尽管自己心中了然，别人却未必懂得，于是，孔子总被门人质疑，总被时人取笑，还被诽谤、追杀、围攻，他有时狼狈，有时负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时似乎动摇，有时还看起来笨笨的。但这样的孔子，使人敬，亦使人亲。
    　过了钱塘江，来到杭州城。初抵杭州，已然三月下旬，是仲春，旧历二月，但仍春日料峭，有风有雨天又寒；而西湖畔，早已色彩斑斓，樱红樱白柳新绿，桃花还迟。白堤边断桥处，游人依然如织；另一处，更熙熙攘攘，那是苏堤。
    　苏堤入口，合该有个东坡塑像。料峭春风里，东坡这塑像，脸带沧桑，若要回首，向来也多有萧瑟处吧！但这晌，他没回首，而是高高望着、远远眺着，怡然穆然，在风中，衣衫袖袂飘飘扬起，眼前的斜风细雨，眼前的烟波湖山，都只该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之前，又千五百年，同样是个春天，但春深了，已然三月暮春，那春服亦已备妥，他偕同了冠者五六人，另有童子六七人，大伙儿浴乎沂，风乎舞雩，一路歌咏而归。
    　这人曾点。风乎舞雩，这是曾点言志。那回，孔子与门人闲坐，顺口问了一问各人的怀抱，子路、冉有都好认真地答以治国之事，而公西华则实诚谦逊，回以有志于礼；唯独这个曾点，老师与同学答问着，他是也听、也不听，径自鼓着瑟，真轮到他回话，说得又不甚切题，作为孔门弟子，既无涉家国天下，亦无关礼乐文章；他似乎胸无大志，心之所向，不过就是，捡个眼亮风凉之处，吹吹哨子，呼啸一番，再来便是，吟吟唱唱，回家途中，一路有歌声。 

    　曾点这人散淡，但他的歌声真是清亮。向来，孔子总含笑听着世人说话，听着听着，他是多所称许，亦从不轻许；而这回，一如往常，他笑看门人各抒己怀，亦是有许、也有不许，独独听罢曾点所言，他感慨既深，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善感乐观的淑世诗人

    　正如西湖的桃红柳绿轻拂了那摇漾春风，兴许是，曾点这清亮的歌声，抑或是，风乎舞雩那无限的光景，触动了孔子的心弦。这触动，似乎颇深，故而孔子从心魂幽深之处，缓缓升起了这么一个叹息。是啊，「吾与点也」，还就罢了，为何还要「喟然叹曰」呢？于是，听闻这叹息，我们似乎有了迟疑：大家「熟识」的孔子，究竟何许人也？我们对之，真的那么「熟识」吗？
    　栖栖遑遑，当然，孔子是个淑世者；此外，他是行者，是学问者，是个谛观生命者；然而，莫忘了，孔子还是个诗人。说他是诗人，不因他授诗、论诗，也不因他总劝人读诗，而是因为，他最具备了诗人的两个特质，一是「感而遂通」（凡诗人必善感，但善感，则易耽溺；故而，好的诗人不在于仅仅善感，而在于既能善「感」，又能善「通」，「通」者，通达于人，通透于己），二是，更要紧的，一个「兴」字（有个「兴」字，更可济诗人容易耽溺之弊）。
    　何谓诗？言语寥寥、光景无限，言虽有尽、意却无穷。而兴呢？无中生有，将始未始；才起了未必相干的头、却已意思满满；才灰头土脸，也丧气了一会儿，但随即好了，眼前彷佛又是，形势一片大好。有了这个「兴」字，人能绝地逢生；有了这个「兴」字，忘记谁说的，「生死之边沿甚宽，足容游嬉耳」。正因如此，这诗人所以会在匡地受围之时，「弹剑而歌」；会在被喻「丧家犬」之际，听闻了都好开心；会在绝粮多日，还不忘寻寻颜回开心。复因如此，这人时时都有个天地之始；于是，孔子的一生，每每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风尘仆仆　含笑听世人语

    　中唐之后，禅宗大盛，禅子憧憧往来于南方的江湖之间，行走江湖，遂成通例；唐代之前，不说江湖，说风尘，北方之风多沙尘。孔子是北方汉子，若说他行走江湖，其实是说他仆仆风尘，华北大地上，尘满面、鬓如霜哪！周游列国十余年，行来走去，一路尽是黄土之地，春天若是西北吹来，尤其漫天风尘。风尘中，孔子瞇着眼，六十好几了，「六十而耳顺」，什么是「耳顺」？眼、耳、鼻、舌、身，尽管老了，偶尔，声音可能也听糊了，但声音后头的心意，却完全是，历历分明；虽然，外在的耳聪目明不再，但个中的感知，却是通顺畅达了。年纪越长，他越是含笑听着世人说话，「感而遂通」，不管真话假话正言反言法语巽语，但凡听了一听，毫无阻隔，也就心知其意了。于是，虽然他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生命之境也逐渐迈向孤峰顶上，但是，又忘了谁说的，「上与星辰近，下与世间亲」，孤寒之际，孔子之于世人，却是日益听得清、看得明，不论贵贱妍媸、贤愚不肖，对之俱有好意；他对世间诸人，有敬，有亲。
    　因此，楚人接舆狂歌笑孔丘，这仲尼还是想和他聊上一聊；又尽管互乡之人难与言，门人也颇感迟疑，孔子仍与互乡童子谈了一谈；又公山弗扰、佛肸，俱是争议之人，但他们召孔子，孔子也兴致盎然，随即拔身欲往；同样地，更广为人知的，尽管那南子声名狼藉，子路气得跳脚，孔子事先也辞谢了，但真不得已，真要与这卫国「寡小君」见上一见，其实也无妨，「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无可无不可　可亲可敬

    　「子见南子」，这种事不会发生在道学家身上；「环佩玉声璆然」，道学家也只会觉得是种邪淫。道学家是非严明，长于说理，擅于思考，但是，他们缺乏诗情。「风乎舞雩」，因有孔子的背书，他们不好否认，但连这份诗情，程朱诸儒依然可以扯到他们真正关心的天理人欲；事实上，幸亏有孔子的称许在先，否则，王阳明早说了，曾点这种漫不经心模样，若遇着程颐这种老师，准是难逃一番诃斥的。程朱之后，道学家成为儒家正宗，朱熹的牌位，早已配祀大成殿；政治力的推波助澜下，他们也取得了孔子的诠释权，他们不仅力辟佛老，还可判划何为纯儒，孰为真儒？于是，几百年来，我们透过道学家的眼睛，去勾勒那风尘迷蒙的孔子，但，那真的是孔子吗？
    　道学家有可有不可，判划明晰，一丝不茍；他们岩岩高危，道貌岸然，礼教在他们手里，虽建构了人间的秩序，却也成了世人一道道阻隔的高墙。孔子不然，他无可无不可；也正因他的无可无不可，尽管自己心中了然，别人却未必懂得，于是，孔子总被门人质疑，总被时人取笑，还被诽谤、追杀、围攻，他有时狼狈，有时负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时似乎动摇，有时还看起来笨笨的。但这样的孔子，使人敬，亦使人亲。

    　礼乐志业　有感亦有兴

    　孔子但凡言礼，必与乐并举；他庭训儿子伯鱼，也是先言诗，然后言礼。诗通于乐，讲一个「感」字，再讲一个「兴」字。正因如此诗乐之人，因此，孔子陈蔡绝粮，弦歌不辍；匡地被围，弹剑而歌；称许曾点，风乎舞雩，歌咏而归；孔子这生中，一路有歌声。孔子当然重礼，也期盼人间秩序的重建，但因他诗礼并举，甚至诗先于礼，使得他的世界，没有道学家与世人那一道道阻隔的高墙。相反地，他与世人同其呼吸，彼此有调笑；他爱听别人说话，别人也爱听他讲讲话；时人会笑他，也会心疼他。
    　这像苏轼。东坡生前老被佛印取笑，死后儒者对他也多有非议，但他最得一个「兴」字；贬了半辈子官，却像是沿路在郊游，东玩西玩，到处好玩。天地山川、风霜雨雪，都在东坡的诗情中，同其俯仰；他与世人有礼敬，但又最亲，那天车上听导游沿途介绍，言必称，「我们杭州市长苏东坡大人」，真让人觉得，不仅西湖，不仅杭州，其实整个中国文明，都有着苏东坡的风景。儒者志在天下，就该学学东坡，让这悠悠人世，有感，有兴，有风光。较诸程朱，东坡其实更近于孔子，也更有孔子的真精神；东坡生前死后，令人怀想不尽，而孔子的礼乐志业，一如那暮春的舞雩，也原该是这般风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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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回的一生，孔子是他最尊敬的老师，也是最爱悦他的知己。颜回死了，孔子恸哭；颜回死后，孔子人前人后不断要说他，彷佛担心大家会忘掉他这个最得意的门生似的；而后，孔子每登高望水，他总想起这不动如山、湛然似水，他有个学生，名唤颜渊。      　
    历史上，不容易找到太多例子，似颜回这般，尽管事迹寥寥，名气却如此响亮；也很难再看到有其它人，像颜回那样，绵延两千多年，声誉煊赫，却几乎就是让他老师一口给称赞出来的。
    孔子赞叹颜回，遍及整本论语，简直不厌其详，反复再三，甚至他对子贡说了一句，「吾与汝弗如也」，还让后代为了到底是谁比不上颜回，争论不断。说来好笑，这些争论，与颜回可是半点不相干的。颜回自是颜回。
    颜回安然自在，湛然似水。

    静默含藏 潜行密用
   
    颜回有静气。孔子说，「仁者静」，这很适合拿来说他；又王维有〈鸟鸣涧〉，诗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也可借来一窥颜回心头的风景。颜回的静，不是不动，而是不躁；颜回的静，亦非沉空守寂，而是「寂而照，照而寂」；他如如不动，故能映现万物，所以子贡「闻一知二」，他则「闻一知十」；颜回的静，特显澄澈，心里极透明，他自期的是，「无伐善，无施劳」，再了不起的事，过了也就过了，如镜花，如水月，如风流云散。颜回这自期，显然不只嘴巴说说，他是做得到的，因此孔子在他死后多日，仍一心耿耿，怅然这「好学」的颜回「不幸短命死矣」；孔子之所以称许颜回「好学」，是因他「不迁怒，不贰过」，怒气也好，过错也罢，过了也真的就是过去了，时时皆可归零；我们常人都会有迁怒、有贰过，因为我们会拖泥带水，会被情绪习气诸多的惯性给牵累。颜回没这惯性，故他一身静气，湛然似水。
    孔子稍早之时，尽管谦恭有礼，但有些地方，仍不经意会流露出他过度的才华洋溢；那回，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一眼看出此人绝非寻常，固然爱惜不尽，但仍是带着善意却不无批评地提醒孔子，要他留意自身的「聪明深察」、「博辩广大」可能之弊；盖棱角之外露，其实未必全是不好，然于天命之会得，多少是犹有憾焉。这真是智者谆谆之言，然听者却半点不敢藐藐，孔子该是一直谨记在心的，于焉，多年之后，他看到颜回这小他三十岁的年轻人，如此静默，如此含藏，潜行密用、如愚如鲁，他才会既高兴又带几分戏谑地言道，「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清楚，这不愚如愚，不简单哪！

    不愠不火 静定安然

    孔子更高兴的，还另有一回。那次，孔子挺惨，在陈、蔡之间绝粮，被团团围住于荒野之地，「从者病，莫能兴」，孔子力持镇定，「讲诵弦歌不衰」，子路则极不满，气道，「君子亦有穷乎？」你不是个君子吗？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孔子见众弟子信心动摇，士气低落，遂分别约见他那三大弟子，半开导半自嘲地言道，我们既非老虎，亦非野牛，怎么会沦落到在这旷野之地呢？「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问问自己，也问问弟子。有别于子路、子贡，那颜渊是不愠亦不火，从容言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人家容不下你，那又如何？不正因如此，才更彰显出您是个君子吗？这当然不是阿Q，但像是回头在劝慰他老师，「夫道之不修，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这已不只是劝慰，而是事理说个明白，桥归桥、路归路，没什么好动摇彷徨的！于是最后，他又强调了一次，「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了很开心，在此生死交关，看着眼前静定安然的年轻人，他有一份欣喜，也有一丝丝讶然，所以竟也忍不住调笑着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颜回啊！改日你发了大财，我来当你的总管吧！要不，你开家公司当董事长，我就来做做你的总经理吧！
    　这故事非常动人，甚至震慑人心；别忘了，此刻是命悬一线呢！值此之际，孔颜师徒二人，徒儿既是安然自在，老师则是笑语吟吟；眼前虽是危难，但都还有余裕，可资游嬉；真是不忘其忧，不改其乐！这正是孔门之所以兴旺，之所以鱼龙满蓄。然而，这游戏三昧，在后来儒者身上，却几已杳不可得，连带着，他们反倒质疑起这故事之真伪了！他们自己无趣，还就罢了，却非得要把孔子也涂抹得跟他们一样无趣才行！人一无趣，哪来的元气？儒者从此，也真是「士」气不扬了。后来，「士」气之扬扬，元气之满满，唯见于那王者：被萧何取笑「固多大言，少成事」的刘邦，项羽和他相持不下，连连叫阵，甚至要和他挑身独战，决一雌雄，刘邦只笑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要单挑？嘿嘿！我哪是您的对手？前回，项羽也被逼急了，不惜烹刘太公以要挟，刘邦不疾不徐，唯是笑道，分我一桮羹吧！四百年后，又有曹孟德者，赤壁之战，他横槊赋诗、临阵安闲，其安然自在，有似颜回；而百万大军灰飞烟灭后，北逃中原，直至华容道那一路上三次呵呵大笑，则最有曹操的跌宕自喜，这通于孔子。
    「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孔颜对话，也着实妩媚，最可见孔门师徒间的闻风相悦；当然，这相悦里头，另有着几分调皮，显然的，孔子是在「涮」（闽南话则说「亏」）颜回他这爱徒，因为大家都知道，颜回其实穷得很。孔门里头，另有个原宪，他也穷，但原宪穷得有些太正气凛然；那回，一身荣华的子贡高调地去见他，才有那么些嫌他贫穷之意，原宪便全副武装，字字铿锵，硬是把这聪明绝顶的子贡给教训得惭愧终身。颜回不然，他穷，穷得安详自在，不酸，不愠，不火，也毋需防卫。他穷，穷得人我两忘；他穷，又穷得天地之间只此一人。王维另有一诗，正好可说颜回此境，「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颜回既似芙蓉，又如幽兰；后世有古琴曲「幽兰」，写个「寂」字，是说孔子，但于颜回，实也相宜；他们师徒俩，这点是毫无间然的，故可以有调笑。
 
    箪食瓢饮　不改其乐

    颜回的穷，有着他一生的修行（这修行，通于孔子常挂在嘴边的「好学」），孔子不也说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那一啄一饮，纵再简陋，实入于其中之三昧，他是修到了其心与眼前的食菽饮水相亲相冥，当下无别；如是无别，则万物历然，风景无限。而这风景无限，又可直接让人联想到晚年的弘一。青年弘一，极尽璀璨，而后，幡然转身，繁华落尽，皈依那极严极正之律宗；夏丏尊写弘一出家后，那吃食之极俭而又极庄严，真是于一米粒中成就了一切米粒世界；弘一的生活，尽管旁人观之，是如此的刻苦不堪，但其中之安然，个中之真滋味，则只是他那遗偈所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颜回家中贫穷，缺乏食养，复以年少忧患极深，于是年二十九，发尽白。这现实之困厄、生命之忧患，到头来，都化成了他在孔门中最风姿卓异的安详与自在；到头来，也都化成了他风景无限之悦乐且有调笑。他满头白发，一身清澈；他再多的忧患，却终不见半点伤痕，他没有业。颜回的一生，孔子是他最尊敬的老师，也是最爱悦他的知己。颜回死了，孔子恸哭；颜回死后，孔子人前人后不断要说他，彷佛担心大家会忘掉他这个最得意的门生似的；而后，孔子每登高望水，他总想起这不动如山、湛然似水，他有个学生，名唤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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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的台湾，儒家，不需太过提倡；但是，孔子，应该好好看待。
     
    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前面一句，是我老师林谷芳先生说的；而后一句，则是我自己加的。这看似和老师唱反调，其实，也不然。
    先说儒家这一句。老师此话确切意思，我说不准；但因为老师是个禅者，百无禁忌，看到学生驽钝如我的越俎代庖、胡乱引申，他必定不以为忤，至多也就是一笑哂之罢了。于是，我且放胆来说说。
    儒家之所以不太需要再提倡，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早已就是台湾的根柢，以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且不说那儒家驾凌一切的清朝，即便是日据时代，日本文化中的儒教元素，与台湾民间的儒家基底，彼此大可水乳交融、稍无扞格；甚且，受日本儒教的影响，或许还更有益，因为那是唐代的，还未受宋明理学拘限的。而后，国府来台，官方倡导儒家不遗余力；相较于大陆，台湾则从来无有文革式的断裂，连早先五四的断裂亦不明显；台湾就算是民主化、国际化之后对传统的种种疏隔，也未必真正伤到这根柢。
    若真要说断裂，台湾向来有的，只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断裂，只是显性台湾与隐性台湾的断裂；然而，这断裂也未必真似外表之甚。因为，知识分子纵使再如何西化，许多人的骨子，仍旧是传统的；例如胡适，尽管口诵杜威哲学、念持实验主义，但究其实，他是甚等样人？他是不折不扣、道地道地的笃实君子、恂恂儒者，不信，你且去读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此外，台湾的显性世界，譬如媒体所见者，不论再如何光怪陆离，但潮来潮往，来得快、去得也快，终究都只是浮花浪蕊罢了！真要说，撇开这梦幻泡影般的显性潮流，那水深浪阔的隐性世界，恐怕才更重要吧！上回，陈丹青四度访台，他亲历亲见，迥异于媒体中的喧嚣浮躁，看到了台湾最寻常的人情厚度，有感于斯，遂成一文，题曰，日常的台湾，又题曰，温良恭俭让的台湾。
    是的，那隐性而最日常的台湾，从来就是温良恭俭让，儒家之根柢一直都在的；既然一直都在，自然毋须又特意来提倡，此其一。其二，当下儒家之影响，已见其病，若再提倡，滋弊更深，于此，可再分辨一二。
    从来，中国传统本是儒道互补，若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天下之福；而佛教东传之后，则又讲究儒释道三家均衡发展；然而，台湾在国府时代刻意弘扬儒家，对佛教不甚闻问，于道家之生命型态，则多有贬抑，动辄将无为斥为消极，将游戏三昧说成游戏人生，扭曲为荒诞不经。于是，形成强烈的的儒家本位，遂生流弊，其弊在于僵滞、在于规格化、在于对应现实之无能。
    此弊不妨以马总统为例。马受儒家影响甚深，举凡其为人之敦厚、任事之积极，其勤俭自奉、其家国之思，在在都有儒家之烙印；这原是好事，但若对照他治国之窘迫无方、步伐踉跄，却最能映现出儒家的局限。
    宋代之后，儒者专注在正心诚意，留心于规行矩步，结果，一旦现实险峻、形势难测，他们要不颟顸无知，要不对应无方，总之破不了、打不开，最后于事亦将无成。马正是如此；他是个好人，从小是个模范生，温文有礼、循规蹈矩；也正因如此，若要他逾越规矩，多少总会有道德上的焦虑。现今批马，骎骎然已成时潮，这里头，多有訾议马总统为「法匠」者；「法匠」云云，当然不是实情，因为，马之为人，一不严酷，二不刻深，离真正之「法匠」，辽辽远矣！真要说马之拘泥法条，与其归因于他的法学背景，倒不如仔细端详他自幼熏陶的儒家教育。对马而言，恪遵规矩，原属天经地义；规矩已然如此，更遑论法律？作为儒家信徒的马总统，守法一如守规矩，那都不仅仅只是对社会规范之尊重，更涉及到个人价值系统之生命安顿，若有逾越，是会招致生命根柢不安的。正因为这样的循蹈恪遵，皆源自于他生命之根柢，于是，我们再细细端详他的谨细慎微、从而顾小失大，再看看他的优柔仁弱、怯于杀伐决断，他的洁癖封闭、昧于开阖吞吐，都会清楚发现，这其实都有着他难以跨越的天堑。
    这也是后世许多儒者共同难以跨越的天堑。本来，天地之间，有成有毁、有立有破，识得劫毁之道，方可掌握杀活之机，天地也才可清安。可惜，宋以后诸多儒者偏偏不能识此；正因不能识此，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当清末遭逢外力侵侮时，那一班诗书饱读博学之士的昏瞶无能；我们也才会看到，文革之时面临老毛的暴虐，那一群温文儒雅读书之人的尽被踏杀；我们也才更会看到，今日面对资本主义视人如物的量化社会时，那一票栩栩然君子人也的学者专家乃至教育官员，满怀理想，以「改革」为名，却行标准化、规格化之实；结果，透过各式设计、各样机制、各种评鉴，将大学改造成学术论文生产工厂，把学者贬抑成学术作业员，将各级老师操练成量表填写员、数据制造机，最后，再把所有「教育者」、「学问者」的抱负与热情，消磨殆尽于那既标准又规格、浩瀚如海堆积似山的档案数据中。
    是的，他们原都有淑世的理想，都是谦谦君子，也都温良恭俭让；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循规蹈矩，故而昏瞶，故而被踏杀，故而被物化。他们缺乏叛骨，他们没有反抗的能量，他们甚至连该避都未必能避。
    但是，孔子不然。
    孔子和后世儒者很是不同。他抗议能量饱满，他「信而好古」，这「好古」当然「不怀好意」，是拿来针砭、甚至是对抗当代的。他又颇似革命志士，那回在齐国听闻韶乐，唤起他心中「凤凰鸣于岐山」那礼乐治世的憧憬想望，久久不能自已，于是，「三月不知肉味」，壮怀激烈以至于斯。他见微知着，因而「临河不济」；他知机识机，苗头才一不对，该闪就闪、该避就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当然不是滑头，只是心头明白。他对鲁国情感很深，但又不耽溺其中；真没机缘，他虽稍有迟疑，但也不甚罣碍地就奔走他乡、周游列国去了；在异地闻得齐国出兵，鲁有被灭之虞，他只问众弟子孰人去救，似乎也不打算亲自出马，更无不惜殉国之念；他一点都不像后来楚国的屈原。屈原没有孔子的清朗，也没有孔子的明白，故而被所谓「爱国心」给镇魇住了；屈原善良，然多忧思，他打不开局面，路越走越窄，最后，他把自己给困死了。事实上，后世儒者尽管声称圣人门下、自栩孔子之徒，但他们不似孔子，他们多似屈原，好像受了许多委屈。屈原是缺乏反骨。
    孔子一身反骨，只不过是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孔子也说反话，还常消遣学生，结果老被学生质疑，还常被「吐槽」，子路当然是个中佼佼者；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孔氏门庭正因有此风光，所以兴旺。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显，他的反骨是隐；这当然不是孔子虚伪，而是他气象万千；孔子的蕴藉是显、激烈是隐；他的和悦之气是显，杀伐之气则甚隐；正因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
    孔子门下鱼龙众多，号称三千，但重点不在于这量多，甚至也不在于质高，孔门之所以深阔，是在于他那几位高弟的个个精神、色色鲜明。且看他前期三大门人──大家都极熟悉的颜回、子路、子贡，一个静默澄澈宛若高僧，一个慷慨豪迈直似侠客，一个聪敏通达游走政商，三人均非一般，个个不可小觑，但又大相径庭，彼此泾渭分明；然而，这三种截然有异的鲜亮人格，却又能在仲尼门下齐聚一堂，笑语吟吟，且又长期追随（更别说子贡三年不足再行加码一倍的庐墓之事了），实在让后人很好奇这老师是何等的格局与器识。
    孔子之后，所谓儒家，就再也没出现这种繁盛景况了。你看孟子，他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学生似乎只负责提问，接着听他教训，除此之外，好像别无余事；众弟子个个相貌模糊，后世再有想象力之人，似乎都想不起万章、公孙丑究竟是何等面目？而后，到了宋儒，老师越会说理，学生越是毕恭毕敬；先生威严赫赫，弟子屏气凝神，于是，才有「程门立雪」的「佳话」；这当然可敬，但是，完全没有风光，离昔日孔门的气象万千，实在迢迢远矣。
    孔子门庭那鱼跃龙腾之胜景，后世最可见者，不在儒门，反倒是在禅门师徒之间，与那打天下的王者及幕下豪杰之中。残唐五代，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偏偏那群禅僧有志气，他们杀气腾腾，呵佛骂祖，师徒之间，棒喝交加，不避忌讳，于是法门多龙象，个个鲜烈无比；而那王者，志在天下，不论是刘邦，抑或瓦岗寨群雄，他们招得来四方豪杰，又可与天下万民相闻问。这与天下万民之相闻问，好比孔子之于长沮、桀溺以及荷莜丈人，彼此虽不同调，但都有个爱惜之心；又好比那庄子，虽对孔子颇多调侃，但他是欢喜孔子、也明白孔子心意的，你看他的天下篇写得多好。
    阿城曾经说道，「将孔子与历代儒者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诚然，诚然也。正因如此，当清末以来，那一群饱读诗书、规形矩步的儒者，面临西方威胁，其昏瞶无能、应对无方，使得五四群贤激愤地喊出「打倒孔家店」，这声音虽然清亮可喜，但终究仍是有些喊错了。后代儒者，当然可议之处甚多；但若是把孔子一并都给拉倒，那就可惜了！近代士人，不论批儒拥儒，似乎都有些把孔子给搞混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有心之士不妨先谢过五四群贤，（谢他们的「破」，有破才有立啊！）再跨越两千年来儒者的牵扯不清，试着与孔子素面相见，或许我们可以重新看到，那个没被误会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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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基督教与中国的言语风俗不合。
    前回我听过日本的民话。有人待一只鹤好，鹤为报恩，化为女子给他做妻子。她织绢一匹献给丈夫，为要取悦于他。她的丈夫持示邻人，见者皆赞，就有人怂恿她的丈夫要她再织一匹献给伊势的天照大神。她也织了。她关照过不可窥看她的织室，他却去窥看了，只见是一只鹤在拔下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的织进绢里。而他还不悟这是他的妻。他只知妻因织绢身体在瘦弱下去了。而他听他人的怂恿，要她又多织一匹，可以卖了得钱去游京都。妻乃悲哀，说绢只织二匹，一匹你要放在身边，不时看看，不可卖钱，另一匹献于神。你还要我再多织一匹，我是不能再在这里了。说毕她作鹤唳一声，还形为鹤飞去。
    这民话我听了说好，后来我去看这民话改编的歌剧「夕鹤」。
    开幕是一农民躺在廊下，上来一般小孩唱童谣，至此都还是日本式，而那农民坐起身了，忽然用日语唱出西洋歌剧的大喉咙，使人一惊。以后是鹤妻出场，穿的和服，而唱的西洋歌剧的女高音。两人的唱与说白用的日语使人听了只觉浑身不自然，怎么可把日语糟踢到这样，男人与女人的动作姿势亦不自然。这歌剧一开头就使人发生违和感，看到一半就立起身退出了。

    日本语用于能乐、歌舞伎、浪曲、净瑠璃、日本民谣、日本童谣、和歌与吟诗，皆其字音非常美，但用于西洋歌剧的唱与对话则一败涂地。此与不能用英语唱能乐同。也不能用日语唱平剧，也不能用汉语唱日剧或西洋歌剧。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杨贵妃演为日本的能乐，但是日本人不能把静御前演唱为平剧。中国人采用日本静御前的故事演唱为平剧可以。西洋人把日本的民话夕鹤演唱为西洋歌剧可以。原来与异民族的文化交流，乃是使外来的东西自国化，不可是把自国的东西变成外国化。
    如此一想，我们把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等等都外国化，其实是大大的违和感，其不自然的程度并不下于用日语把日本的民谣来演唱为西洋歌剧。他们还不悟，只是文化人的无神经罢了。宗教的事也是一样。我们只有使基督教会归化于中国，不能使汉语归化于基督教会。也要使基督教会同化于中国的季节感与岁时祭祀，不可季节感与岁时祭祀被基督教会排斥。上帝无归化，基督教会则要归化。以色列人的基督教原先已归化于西洋，为何不该更归化于中国？我们是从文学到政治宗教，都要把外来的东西自国化，不可把自国的东西外国化。

　　　　　　　　  六
　　上帝是世界的，但基督教是西洋的。
    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如果缺一，即没有今日的西洋。当罗马帝国趋于衰弱时，人心颓废，溺于物质，赖有基督教给人以大的肯定，教人知道有物质以上的存在，并且教人知道有永生，坚强了人类生存的意志与信心，如此纔西洋的历史不致中绝。汤恩比的书中提出的不少古文明国皆无疾而终，非因于外敌或饥馑与疫病，乃是因于丧失了生之意志与生之肯定。若无基督教，罗马帝国与西洋的全历史可能是亦像这样的永远灭亡了。今日的西洋，亦还是靠着自然科学与基督教，所以能存在的。
    但是基督教有功亦有害。
    中世纪的欧洲人，通过与回教徒的接触而学得了东方的数学与科学，数学上学得了中国发明的零与记位数法与代数，科学上学得了罗盘，与制火药，印刷术，始有欧洲十七世纪的在数学上的及科学上的大发明时代。但是在礼仪风俗思想方面，欧洲人一点亦没有从东方学得，此则是基督教之过。科学不排外，而基督教排他。当初以色列学得了巴比伦与埃及的文明，他们纔打破了氏族神的耶和华，而通到了世界神的耶和华，他们的犹太教蜕化出来了基督教。如果中世纪以后的西洋人能学得中国的人世礼乐，则基督教可有又一次的大蜕变，或者变得也像中国的有神有祭而非宗教。可是西洋人依于枪砲胜利而起的优越感与其宗教的排他感相结，把这好机会来失却了。
    神是永远的，祭神是人类对于大自然永远的感激与喜悦。但基督教则是乱世的宗教。便是今天的中国人，被西洋的产业国家主义所淹没，也来颓废于物欲，此时有基督教教人以大的肯定，教人知道有绝对的东西，教人知道有物质以上的存在，教人知道有奇迹，教人重新振作起生的意志，也真的是福音。可是今天产业国家主义的结果，全世界各国都像罗马帝国的末期，颓废于物欲与权力，乃至连基督教亦不能救了。因为作为基督教的基盘的一点人性，昔年在奴隶制度的社会尚未完全丧失的，今在产业国家主义的社会已完全丧失了，所以连基督教在西洋也颓废了。有人说今后基督教的复兴惟可是在东方。中国与日本与韩国今虽亦在产业国家主义的颓废于物欲与权力下，也许比西洋尚未至于人性全灭，此即是基督教复兴的基盘。但是基督教能在中国发展，有似以前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吗？不能的。因为基督教是有其高过罗马文明的乃至希腊文明的东西，但是不能高过中国文明。基督教惟是可被吸收于中国文明中，如同佛教，而比佛教另有一番新意。
    上帝对以色列与西洋人严肃，对中国人则有时可以一道玩。郭先生讲观光地的山胞待客有礼仪，但你若当他是朋友，他就对你不敬了。上帝对以色列人与西洋人尽管可以慈爱，但是决不可与之一道玩，便是像这样。上帝授以色列人的是十诫，而授汉民族以洪范九畴。上帝与大自然同在，易经于此与之无隔，而基督教则多隔。基督教与科学、艺术、政治不能一体，中国文明则有礼乐之教为一体。因为祭政一致，故中国历史上有天命与人事，而改换朝代的革命则每是改乐不改制。西洋的历史上没有天命而只有人事，革命只为物质的与人事关系的功利，没有为了神的喜悦，原因是在其基督教的闭锁性。
    基督教入中国，对于中国人的季节行事都拒绝，可见其是如何的闭锁。冈洁与画家阪本繁二郎对谈，两人都说巴黎无季节感。不是无季节，而是西洋人没有节气的感觉，基督教也难怪，但是中国人一做了基督教徒，也拒绝季节行事，则要怪其宗教的闭锁性了。试想连节气感亦无，又如何能为革命的风动四方，与政治教化的所谓王风被天下。
    但是在人对于大自然的体验上，基督教有其独得的两点修行，即是信神与祷告，与儒教的及佛教的不同，可以大有益于我们的做人的。
    儒教与佛教皆讲信，如易经第一句「干、元亨利贞」，佛经亦说「于未闻经、信之不疑」，这贞与不疑皆是对大自然的信。基督教的信神当然也是对大自然的，而像婴孩面对着父亲母亲的信，另有一种亲切着实的感觉，而且一刻也不离。还有祷告。儒教的平时是斋，有事则禊，斋与禊是人自身端洁以与万物相见，而此亦即是与大自然直接相对面了。佛教的是坐禅，泯忘自我，与究极的自然冥合一体。而基督教的祷告又是另一种，祷告是叩动神，而叩动了神亦即是叩动了大自然了。中国人也祈，如北京有祈年殿，有祷，如云「祷于山川」，但都不像基督教的早晚都祷告，有事是祷，无事也告，像小孩在玩儿，歇不歇又叫爸爸，叫得大人好心烦，然而上帝也因而更爱他。人不可一刻对于大自然情意荒失，孔子教人要造次颠沛必于是，又赞颜回三月不违仁，这基督教的祷告倒是最简单切实的集中意志的修行方法。
    斋是正观法，祷是冥想法，而基督教的祷告则是叩门法，如耶稣说的谁能叩门而你不给他开呢？我只会正观，虽然不行斋的形式。但我也羡慕人家会坐禅。我又感激郭先生为我祷告。我并且可以想像　孙先生在伦敦蒙难时做祷告。
 
 
　　　　　　　　　七

　　但是基督教还要再美些才好。日本的神道极美，但其祀天照大神（女）是太阳神，古事记里亦有讲到天之中主神，但是只提了一笔就罢了。所以日本每有新的宗教出现，说天照大神不是最高的神。这一点是日本的神道不及基督教的明揭最高的惟一神（耶和华）。惟中国的诗经及易经里与西洋的圣经里有此最高的惟一神，「神无方而易无体」，在于天地之先。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日本的神社。神社建筑用的朱色是朝阳的颜色，还有是用白色及金色。木材的素肌，与正月的门松禾纲，皆是本色，只觉是新洁。神社管的是季节祭祀与喜庆之事，没有一个死字。中国则与其说寺庙美，不如说美在人家的岁时行事，佛教也有佛教的美，佛教的美是采用了中国式的建筑与岁时季节行事。要算基督教最不美。
    基督教的闭锁性拒绝受中国式建筑的影响与季节行事的影响。基督教的不美亦因其拒绝多神。其实如花神水神与季节之神可以皆是神的百千亿化身，是上帝的遍在，所以皆可以是美的。而在西洋，因为被基督教拒绝了，就变得一神之外皆成了只有是魔鬼与骑扫帚的女巫，十分无趣。
    基督教入中国，必要采用中国的岁时季节行事，并且对于多神要态度大方。其实中国人把多神也只当是个喜庆之意，因为这些神都不是图腾。
    美一定是可喜庆的，基督教若要美，先得解脱其原罪说。
    保罗的书信中关于撒旦及原罪的说法，就似乎开豁些。美而且必与女人相关。中国汉唐时的及日本奈良朝的女人之美，就因中国与日本没有女人的罪恶说，基督教也能不介意其与其旧约里夏娃的故事冲突吗？我想以色列人是传错了上帝的意思。上帝想必只是说要男先女后，这一点，易经远比旧约传得正确。
    这些问题，只要肯致知，就可当下悟得的。但是宗教都犯一种毛病，即是只要信，只要格物，不求致知。但是信神不见得就能做数学，信神也要尽人事，所谓有天道与人事。其实基督教也曾是致过知的，它采取了比以色列高的巴比伦的与埃及的文明，所以能变成世界性的宗教。而后来基督教是停滞了，不晓得要谦虚，要又采用更高的中国印度的文明。
    神是不增不减的，但宗教则要讲进步。
    神是不可批评的，因为批评的言语，批评的根据与标准皆只有是从神来的。但是宗教则可批评。日本人信神佛的有冈洁，而他不与神官和尚往来，也很少到神社佛寺，他的神境佛境是在日本民族的悟识里的，悠悠无尽的时间空间的风景里。中国人则　孙先生是基督徒，而他的革命事业完全是中国的，他自己明言是承汤武周公孔子孟子而来，不提基督。而亦信神与信基督的好处，在他的身上并没有缺少。　孙先生游普陀，还题有字。此地海阔天空，只觉不可有佛教徒与基督教徒，而惟使人想像这位民国的革命者那天是穿的暑天白色服装，带了谁人为从。
　　　　　　　　　　八

　　两日来天气又变得春雨寒冷，考虑自己的行止，心里不快。忽接郭先生寄来基督之家周报一九七六年合订本，读了顿觉胸襟放宽，把自己的行止都交给了主，就做人重新有了勇气了。寇世远牧师是一位真人，他的讲道，当真句句都有主加给他的力量。他说他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原来我对基督教批评之点他已早曾想到了。尤其使我感欣的是他提出了基督教最基本的几个问题来讲，使我写这篇宗教论可容易理出一个体系条理。
    我说中国的礼乐之教，与印度的吠陀及佛经，日本的神道，西洋的基督教，皆是同出于太初西南亚细亚新石器的始启文明，所以皆根底深厚，虽其后彼此颇有参差了，亦还是可供人汲汲不竭。我说这话，日本神社的人与基督徒听了皆不喜，因为日本人信奉的神与天皇，基督徒所信奉的神与基督，都是绝对的，若有可以相比并的就见得小了。但是不必这样小气。如果自己所信奉的对象是有着史上世界文明的背景的，并非没有见过世面，夜郎自大，这岂不是更可安心，为我们大家的出身好而喜欢吗？
    以色列人的文化与埃及人希腊人的数学是承传巴比伦文明，而巴比伦文明是与中国的及印度的日本的文明出于同源，所以希腊人的东西有许多与汉民族的相通，以色列人的圣经里说到神与基督及几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文明里亦是皆把来当作主题，有或是与圣经相同、或是与之相异的表现方法与解答方法的。他们是自从巴比伦那边很早就出现了奴隶社会，接着入侵的蛮族又原是洪水时退避在北欧的旧石器人，他们带来了旧石器人的巫魇与图腾，而把美索波达米亚文明来污染了，所以许多地方变得不自然，直到今日的西洋。
    我每晨在附近小公园打太极拳，早春树枝都被斩短，为避免妨碍架空电线，而因园丁的无神经，还不致接触电线的亦一律被切短，而且是每年修切一次，因此失了枝柯的自然发展，但是春来抽条茁叶，生命还是把来保持一种平衡的姿势，我见了每为之心疼。一部圣经里所记载的文明就可比这样。
    寇世远牧师讲基督讲得极好：我们是要通过基督纔到得神那里，基督是道成肉身，基督流宝血为我们赎罪。
    但是在中国文明里可以说得更好。基督即是真命天子，天子率万民以寅恪于天。故天子郊天，民间于正月一日及行婚礼时亦郊天。或曰天子不绝对善，基督纔绝对善，但天子是位，是德，天子是道身又是肉身，他的实人格与事会有不善，而位则是绝对善的，易经说的君德是绝对善的。譬如数学的点是绝对的位，用铅笔或粉笔作的点有积，但可以当它是绝对的位来用。文明的一切行事与造形原来皆是要这样的知其实，用其虚。何况基督的原来意思也是真命天子。但西洋祭政分离的基督还是可被说得很好，如同被修切了的树枝还是抽条茁叶能有一种生命的平衡姿态。
    寇牧师说基督是道成肉身，用中国语来说是「天命在躬」，印度语是「空成色身」。这里还可以举一反三，神是「道成法身」。法身是空，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所以神每是于易之机端一现，生天生人。知神是「道成法身」，即格物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知机其神乎，直面于大自然而知神。又一种则呼神之名，因于神以到达大自然。
    先有道成法身，又有道成肉身，而且还有道成器身。道成器身是礼乐文章。所以易经一讲神是法身无方，二讲君德是象于天，三讲卦象作器。易经比圣经讲得完全。但是譬如数学，中国的数学比希腊的完全，今日我们却还是要学欧几里德的数学入手。今日我们亦要把圣经来虔敬的读，可比自己的家谱一部分湮灭忘失了，要借亲戚家的、不完全的来补正。
    相差最大的是我们这边讲性善，而基督教讲原罪。
    性善是我们的祖先渡洪水时豁然开了悟识，即悟得了空色之理，人乃解脱了六尺之躯的小我，而是我生在万物里。大自然生天，天生地与万物与人，而人一旦开了悟识，则可直接承自大自然，与天不是父子而是兄弟辈行，人亦可以像天的直从大自然来创造生命。生物只能限于自己的同型，生子生孙，而人则可以于器物创造生命。人有了此自觉，故人可与天地为三才。开了悟识的民族纔是真人，所以性善。旧石器人未开悟识，只可说是高等动物，与动物一样的无明，所以有罪。西洋人是他们的蛮族先从北欧带来旧石器的无明，所以说原罪。
    汉民族承袭西南亚细亚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来到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没有那种无明的经验，所以孟子讲到人与禽兽之别，只用平明的语气。但印度人是遭了外来民族的无明，所以说之最详。但也不说原罪，而说无明，无明只是因为没有开悟识，魔亦不是另外有魔，但凡悟了，即无明亦可成佛性，魔亦可是佛菩萨的开玩笑之姿。惟基督教所面对着的西洋人的无明却不是这样容易可化解。寇牧师也说，人生而有罪的认定，是基督教救人的起点。可是中国民族不同西洋人，对中国人不能用这种说法。
    中国人对反乱的孙悟空都有好意。但是基督教对撒旦极严厉，这我也可以了解。西洋人的撒旦是他们的祖先从北欧旧石器人带来的图腾。现代西洋人的巫魔，在美国与英国等地多有崇奉魔神的半秘密组织，由巫婆举撒旦的偶像叫处女裸体献身的仪式，一群男女自愿为撒旦的臣民，非常可怕。由此纔知浮士德里的魔女们不是插话，而是现在也撒旦存在于西洋人心的底层。现在产业国家主义的社会的拜物主义即是撒旦，它在把全世界赶向腐败毁灭。如此就可以了解基督教的何以要禁绝偶像与那样严重的对待撒旦了。
    基督都是对西洋人，他说爱仇敌，与中国人所说的有两样。中国的譬如曹操对孙权，喜爱是喜爱，也还是要打。基督教的则是对于敌人没有可喜欢，但是也要爱，爱是为饶恕。中国的是孔子说的恶而知其美，对于敌人有一个美字，这个合于文学。所以中国是革命者也战斗而死，但没有像基督的流宝血为众人赎罪。中国人没有宗教性的罪恶说，而像数学的说是非，罪是罪，恶是不美。孙先生是革命者，甘冒生命的危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被杀，皆不是为赎罪，而有历史上的明亮，我是喜爱的这个。但是基督的境遇不同，他流宝血为众人赎罪，我读到寇牧师「讲台」讲到这一节，还是要落泪。
    我自己的境遇，曾有如犹太人祭司等对耶稣与保罗的攻击。我乃想到，我提出了大自然五基本法则与复兴礼乐，建立于五院之右设知祭院的政治体制，建立以手工业农业为主体而以机器为辅佐手段的产业体制，依于二十世纪在考古学上的及物理学天文学上的新发见，重建中国史为本位的世界史学，重建以悟识为本，以修行为证，以致知为用的教育体制。此是二千多年来第一次出现新的思想学问体系。也许要对神献上我的此身为燔祭，纔能使世人对之认识。我因此也有悲壮之想。随后读了寇牧师的「讲台」，对神发生新的亲切，我一切听于神，就心里豁然，不为一己的出处问题烦恼了。我因又想明白了革命者不为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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