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兰成其书已有许多年了，却从无系统地读过；知胡兰成其人亦是许多年了，虽不亲不离，亦似从未打开自己的心去观照过。我毫不掩饰自己从一开始即对胡有欢喜之心，但毕竟我是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对于胡兰成毕竟遥远，因是连对他的文章亦不得不是如雾里看花，没有个全面。却是在最近，因各方朋友提供线索，才得以拜读胡兰成的一些晚年著述，尤是《今日何日兮》（绝版）《心经随喜》《寄身日本》（仅有日文版，尚亦绝版）等难得之作。
    薛仁明这回是系统地评价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胡兰成，他的言语之明丽，态度之认真，见识之独到，真正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绝无仅有。在胡兰成周围的世界里，有深受胡兰成影响被称为胡派传人的台湾知名作家朱天文、有当年拼命追随胡兰成的小三三成员而如今在华语世界里掌握胡兰成资料最丰富的杜至伟，更有许多口口声声不屑胡兰成于一顾又拼命挖掘胡兰成这般那般罪证的与胡兰成势不两立的各派文人学者，爱也罢，恨也罢，要是由他们来说，定是更能招人喜欢。而偏偏出来了一个薛仁明，既与胡兰成非亲非故，又非胡派人物，甚至与胡兰成根本没有任何直面的交往，宁是他写了一本令正经学界不置可否的《胡兰成•天地之始》，站在一个欣赏者和受益者的角度全面地论述了胡兰成其人其道其艺。为什么朱天文等人不写，他来写？这个问题在网上提的人很多。又居心何在？是真正对胡了解透彻乃至因迷而爱了呢，还是想借胡备受争议之气势而成就自己声名呢？这是许多人会在心中想到的，亦是人心之常态，即是当初我写一篇短短的《认识胡兰成》，即被一些人怀疑过的。这总也难免。我是初见薛仁明，便知他是个可信之人，光是他的轻松的姿态、爽朗的性格、朴素的心姿与素面的外表便让我认定了他是个与胡兰成接近的人，是个与道与艺接近的人。于是在之后的通信中，我是改了口称他为老师，凡是与人之交往，可尊敬的我们会称先生，那是一种通语，陌生人亦可拜为先生，而可尊敬的亦可亲近的我们会称他为老师，不是奉承，而是一种心姿的接近。胡兰成说「法姿」，我是觉得心亦有一个姿。
    「素面相见」，那是第一印象。而后，我读他的书，每读一页，觉得是似曾相识，彷如昨夜梦中情况。薛仁明学识丰厚，必不可说，然其措辞朴素灵动，却如古人之无拘无泥，恰是信手拈来，文字亦是现出了人的心姿，有直抵心扉一般亲切。这样读罢一章，已然有我此前所追随的「大真、大善、大美、大爱」之意趣。在薛仁明的笔下，我之前认识的胡兰成遂又复活了，来到我的面前，虽是我从未与他有过交面，亦是相识了的。
    我读书颇为缓慢，常常读着读着却又丢下一边做其它事去了，这固然有时间上的冲突与限制，但我亦总是一本书没有看罢即又翻了别的书去看，成了个习惯，所以是「混乱」，亦许是「矛盾」。譬如这下在看《金刚经》，随即又翻了《资本论》去了。这回我读薛仁明论著时中间只读了胡兰成的书，算不得混乱。读《金刚经》，人是飘着却不是超脱，读《资本论》人是亢奋的却亦是死的，只读胡兰成的每一部书总感觉人是活的，且又是年轻的与豪气的，譬如胡解说心经，则心经亦是活的现前，使人真正地超脱。因为胡兰成是悟得了当下之人。即刻，神不再是神，人仍旧是人，世界却变得清清爽爽。而薛仁明凡是把这种清清爽爽道尽了，让我们看到胡兰成只是胡兰成。
    于是我有了第二个印象，这第二个印象是印证第一个印象的，盖薛仁明果真是知胡兰成者，非外道邪说之「雾里看花」。薛仁明以一」个读者身份受益于胡兰成，当比任何一个文人学者真心诚意，而他的文章著述虽不免遭反对派攻击，却比任何一人公道。盖仁明先生是个大信之人，我读了胡兰成晚年之著述，便亦觉得胡兰成是个大信之人，虽胡的道与艺使薛亦敬亦惠，但恰是这一个大信结合了他们的相契。胡之真，是已真的可亲与可爱，而其在民族大义面前背负着种种骂名之时，却是个几乎难以使人理解的大信之人。他之对待亲友是大信，他之对待孙文的革命是大信，他之对待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是大信。世人多谈大义，却不晓大信，然而在没有大信的前提下，妄谈大义是没有逻辑的人云亦云。史上，孔子是大信，刘邦是大信，孟德是大信，晚近则孙文是大信。随后，胡兰成亦是一个大信之人，只是他的大信被无知者的大义汹涌地淹没了，直到现在还不得见天日。
    薛仁明没有这么说，但只有他懂得了胡兰成的大信。我读后也大致想到这一点。
    即使是「深明大义」之人，亦多半是似是而非，他们有一颗「爱国心」，却看不到别人也有一颗爱国心。早年余光中撰文评胡兰成，现在知道是狭隘的。余光中于诗于文，造诣可数，但作为一个诗人的他亦如此狭隘，我却是不曾想到。更有胡秋原之腔调则更是让人看出了一个文化人的心姿是如何的被魔障碍者，甚至不能用狭隘二字来简单概括。可是中华民族的这等狭隘是史上便有，一旦与异族之人败战，即生出「以和为贵」的明见来，随后是开埠通商，亦和亲亦通婚，于是融合了大民族，但是对待在这之前的做出「特殊贡献」之人却是不可说之残酷。汉时李陵是也。而今是对待日本亦然。我曾看到在中共治下的「中日友好」，那是多少的歇斯底里，却不曾见过对待自己的同胞有过如此宽宏大量。盖此谓之中华民族狭隘心姿的根底。
    我明白中国的现状是通过对社会的亲身体悟，而悟出「狭隘」二字是在我私人的生活中所得。我从小在别人的眼睛里长大，对于中国人的狭隘感受最深。由于最亲近之人离我最遥远，而日常生活中，一边是母系，一边是父系，而我奔走在夹缝中，便无端地生出了许多隔膜。后来是连父亲与我反目成仇，到现在我们关系却只是父子而已，而我与其它人虽亲近，亦毕竟是遥远的。直到去年他面临死亡危险，我一人出来主持大局，而身边之人多是抱着狭隘心里是连生命都可以不顾。我常常是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人，而对于我身边的社会关系亦早已看得很轻淡很淡，心中唯有一个大信所在，对于人之所恩是今生不可忘的，而仇恨云云总是当下消失。故这不妨碍我格物致知，在普遍的狭隘中，我们是无法相与沟通的。我每在自己最痛苦之时，便悟得了这个民间的「狭隘」。我多以为，文化之人总是不会「狭隘」，其实不然。因为这狭隘不是个体的，而是民族性的。且越是文化之人，其「狭隘」程度愈深，便如余光中之流，便如胡秋原之流，而此外更有一大堆中华民族的精英以其狭隘的心姿主导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
    现今的中国是要开创出大时代来的，而最忌者是民族性的「狭隘」。
    我读胡兰成之著作，虽喜且忧，不忍心想现今世界的状况，虽是繁华的，却亦还是寂寞的，旷世风景，人所共知的「和谐社会」「共产主义」却不过汉唐盛世，而民之言论亦不过如此。毛泽东诚虽不拘，是个开明人士，至少比邓小平开明许多，但犹不如孙文之大信，于大信面前方有大道，大道所成，民之福祉，言而无忧。
    历史的风光，盖是「寂寞繁华皆有意，得失成败俱成全」。
    于世界，我们有话说，于历史，我们有话说。但于现前，我们无话说，盖是寂寞了。胡兰成是有话说，却一生做了个浪子。
    最是《胡兰成•天地之始》又一次打开了我的心，见了心姿，虽心有戚戚，仍还是可亲。

    2010年4月12日于浙江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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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最好的方法，那是 “万法皆宛转归于自己”。 
　　彼时香港书展，朱天文在其讲座中说“比如读个书来，它有它的一个说法，但是你读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给它歪读，错读，都没有关系。读到你自己的身上来，把它当成是一个引子。”
　　年幼的时候因为阅历不足，常常错读歪读，于是也就总在这歪读与错读中萌发 “不相干”的启发。而现在，每读到厉害书，想要将其攻下，自然不能甘心终以“误解”收场的。所以读书，首先要读到自己身上来，于身亲，同时，对当下产生的误读与错读，还要留有一个自觉的余地。
　　难读的书，读起来像勾描一条龙。一笔一笔地点在纸上，俯身在恍兮惚兮中摸索龙身。这边勾两下，那边画两笔，每不知对与不对，唯见得纸上墨迹斑斑，这也同错读与歪读的“没有关系”，甚至还可以是更好的。 　　
　　我读胡兰成的书，觉得那真是难读。可是没有难度的书，读来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初我留言薛仁明，问他是否可以试架一座桥梁，将胡的学问从天上拉下来。他说不行，是如宋儒的坏处。而今天我读他写的《天地之始 胡兰成》，却觉得，这不就是那座桥么！
　　薛仁明这本书，使我今日于胡学有了更一步的靠近，也矫正了我读胡书的一个错误——为了避免“误读”，常常是把本身就很高玄的胡学还往高处想，于是越想越觉飘渺，许多地方都无法触摸。如今读了此书，这才增添了更多可摸于身边的亲近感。
　　胡之学问，我集中攻坚的核心着力点在于其与西方文明（也是中国当代状况）的“逻辑理论的是与非”的矛盾。从高中二年级起，一直到大学，我的认知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乃是一套立于逻辑的“凡事都要于理论上通得过”的原则。而之所以不把胡学轻易归结为“感性认识”甚至“迷信”，则是多因平日与好朋友杨圣人在一起闲聊中的开豁。杨圣人曾说：“逻辑思维其实是最低级的思维方式。”我一头雾水，问他怎么能懂得这个，他说，可以先找逻辑思维的“盲点”。
　　杨圣人至今被我奉为朋友之中智慧最高之人，这种认定并非是简简单单的“他被我认可了”这样。毕竟个人受个人水平的局限，若以“认可度”来衡量人，那仅仅能用于去看比自己低的人。遇见了比自己高的人，他是要超出你有限经验的，与他相处应该处处有你的不明白，处处有你的不理解，甚至还会处处有你的不习惯与不喜欢。（胡兰成于大众不也就是这样一个人么？）可能有人要问，那我们凭什么来对眼前这个人升起信心？以杨圣人之于我的经验，那是，你用你的一切来推他，倒他，用尽聪明，耍尽花招，在他那里却全然没有新鲜感，好像筋斗云逃不出五指山一般，那即是见到高人了。 
　　所以，如果我也要为大受非议的胡兰成说点话的话，我想我会问：那些想要推翻他的论调，于胡兰成本人是新鲜的呢，还是早已被料到且超越了呢？ 
　　这个问题要观己观彼，有关“谦逊”，只能自身度量，望当今学者于此都能反思。
　　薛仁明在《天地之始 胡兰成》里写“生命之事，唯有以生命相应之，‘心心相印’，此乃谈生命之原点。”我读这本书，即是这样于我生命的过往中寻找相印之处。今写此文，也是借来做一个交代，好立起我这张没有完工的勾龙图看看。
　　
　　一 破抽象
　　
　　关于具象与抽象之辩，我是从学数学，学英语处最有心得。虽然说起来，若从艺术领域切入可能最得便捷，但我总觉得那过于简单，有些像“戏论”，如“言有尽而意无穷”，好是好，可听起来浮浅，像什么也没说。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数学。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打电话给杨圣人，他表示同意，说“必须要有感觉。”
　　数学在常人印象里是理性到不能再理性的事，可是，但凡数学曾经很好的孩子，都会有个体会，既是对当下的题目，定理或公式，要有感觉。
　　从最单纯处说，比如小时候学1+2，聪明的孩子不用思考，不用掰手指，直觉里就知道那结果是3。别的孩子以为困难繁琐，在他眼里则几乎理所当然到无需证明不用教授。所以小学里的数学尖子生通常不需要上课，更不需要背定理套公式。而课堂的作用仅仅是个“提及”，像用手去指天，问“天上的燕子？”，答“在飞！”他是都知道的。
　　我从最单纯的启蒙数学说起，是因为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这个阶段的所学是“文明理论化”之最基础的阶段，与日常生活最为亲切，故容易“具象”，使得人人都 “有感觉”。
　　胡学中指出，文明要理论化，还应“具象化”。而西方的文明则是理论的“抽象化”。抽象好似一种“借助”，复杂了就会让人有隔，不易“有感觉”。在数学中则是学到深处要以抽象证明抽象，几经借助辗转论证目标，学生们早已在其中晕头转向，自然无从体会。到头来只能死记公式硬背方法，题目稍一变化，也就束手无策了。
　　说起“借助”，想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记得小时候做应用题，我极不喜用方程，认为那是笨人采用的辅助，故想破脑袋也要搞清楚题目里的所以然之故来直面对战。现在来看，这便是对“抽象借助”的“无亲近感”了。（如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能把情理想明白而不借助方程，才是最得我儿时心意的“聪明人做法”）
　　再来说学英语。
　　僵硬地借助语法来学习，那是抽象的办法，如对付做题的规律。可小孩子学语，从来不靠规律辅助，没有“语法”可言，惟是看，听，以及感受体会，这些都是具象的。
　　对语言的感受，使得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每一个发音，都具备颜色，气味以及意韵，处处与生活的常识理路相吻合，语法藏于其中，谁也说不出，但谁也不会出错。说到我们自己的中文语法，那也是长大后才知道的，由此则可靠近一句“理论是文明的现姿”。
　　初中时候，英语一直很好（高中丢掉了），可一直到初三毕业，我都不懂“主语，宾语……”那一套（也用不着）。 老师每每讲到，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只觉那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同小学的方程式一样“不亲切”。
　　记得那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讲得极具体（老师好），且是将单词放于课文中边说边讲，每次都会将各种单词各种搭配等等一一从文中延伸出来，细致举出每个例子说明。我现在回想当时，基本上规律都是从这些例子中直接感受来的——为何不用这个单词，而用那个；为何不用这个搭配而用那个……统统在心里有情有理，一切都有一个“合情合理”的面貌。
　　学语最忌讳“学规矩”，前人把一切都规定好，你只跟着遵守照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这即是不好。
　　然而未必每个人都有强大而自觉的“感受力”来学习，所以，建立英语学习的理论当然是必要的。既然之前说，要点明情理，知道言语的所以然之故，那么理论的首要任务则是要能点的中人心，要亲切，也就是要使之“具象”。
　　这里恐怕要举例子才能说明白，可我多年不学英语，一时也想不到，唯记得高三时候杨圣人帮我补习英语，所采取的方法即是“只说情理，不说语法”。我想，这即是通于“理论具象化”的中国文明了。
　　
　　二 越逻辑理论
　　
　　中国文明重感，西方文明重理。
　　胡兰成说自己是受了张爱玲点拨，开了聪明。以我受刘污点启发的经验，那当是：别人身上开三分的花，你要把来开向十分。此“推三进十”法，是有创造的学习，不流于单纯的拷贝。而我今日发现，还有一种学习方式，则是通过看别人的坏处，自觉出自己身上原本开了三分的好处，且也把来开向极致。
　　薛仁明写：“学者过度重视知解，一般学者因为生命经验有限，修行经验不足，故而常常在处理生命问题时，动辄以知解取代体悟。”
　　这个常见的毛病，我最近才有发觉，自己倒是不常犯的。虽然也一直秉持“什么事都要从理论上通得过”原则，然而，若是最终不能在心里促成“感同身受”的体会，则再怎样“说得通”也还是不能不起怀疑的。
　　年轻人纷争，吵来吵去多是口才功夫的“辩论赛”，过口不过心，硬搬道理，有时甚至为了追着一句话跑的而放弃了自我的真实感受，“辩着辩着连自己都信了”。至于成年人，也好不到哪去。比如我们学校的艺术理论课老师，多是不知哪一刻想出了一条逻辑，“因为……所以……”齐全，看上去非常合理，便觉得“我明白了！”，把来当作不能推翻的真理，其实是缺乏充分感受的悬空组织，经不起推敲。
　　“而今，生命学问研究者，首要是相应，再者是契入；除此之外，分析，归纳等种种方法，皆无关宏旨。生命的学问，但凡说得“中”，但凡会得了，横说竖说，无非佛说，若是不中，若是不会，说的再多，也是枉然。”
　　前些日子翻看逻辑学教材，没看三分之一就扔了。我没学过逻辑学，但对里面的东西一点也不觉新鲜，看起来等于是对已经明白的东西做理论化的整理。我很怀疑，人们学了这些，是否就真能于生活中不再犯普遍的逻辑错误？这就像带了一本罗列繁杂的行为指南，每每行动前都要去里面翻翻查找，具体到哪一项哪一条，且还要自行搭配，很不切实际。
　　“数十年来，所有生命学问的研究，……被社会科学所累，徒务资料讯息的铺排类比；而对西方多度谦卑，滥用西方理论，导致文化主体丧失”
　　我看小时候自己的画，那时是没有自觉地，也不知理论，惟独靠感觉，靠经验。现在长大了，开始靠一条两条三条的理论来动笔，则常常顾此失彼，不能全面。最明显例子的是我在画绘本《天使的房间》第二集的时候，竟然连最基本的颜色归纳都没有，一片散乱。回头再看幼作，那竟是在不自知中就做到了主次色彩的合理，当下真觉一惊。
　　不只色彩，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美术理论书籍，读起来其实都让人觉得那理论是理论，而画是画，并非读懂了就能知道要怎么做。
　　从前执于“说不出来即不是真的懂得”，而现在，倒是觉得最真切的体会反而是理论也成了多余麻烦。所以，学问是要以“内化”为目的才是好的，像好食物的容易消化。
　　
　　三 反骨
　　
　　一般俗论通常将青少年的叛逆期当作是人生必经的坏阶段，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会“改邪归正“似的。而这在高人眼里却不然，倒不是类似“对年轻人的宽容与鼓励”，而是真真切切地将“逆反”视作生命力的真实所在。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逆反期的话，那么，他回归乖顺的早晚，将决定他个人修为的长短。有些曾经叛逆到不行的“坏孩子”（比如我哥，楼下的小混混等），现在竟都“懂事”到极致，甚至俗气得让人起反感。还有些人则是顺着叛逆期的风吹出独立吹出思想后，因不能再对自己有一个逆反而归于趋向专业化的用功，于个人修为之境地已不能再有进展。
　　书中，薛仁明说胡兰成是“天生反骨”。记得我最早读《今生今世》，朋友要我说说怎么个好法，我模模糊糊，也惟说胡兰成总能有个“反过来说说”。后来读胡的学问书，看到他说，今天是要来一个大的反思，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
　　天生反骨，鲜明明的还有一人，即是王朔。当初我迷王朔，就是他那股子“跟你们谁都不是一事儿”的劲儿，让我非常赞赏。其实若是说得俗气些，这不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极致化么？
　　旧的好东西，那是之前的建立，如果受到广泛的认可，则当事人更加容易起坚定。但种种有觉无觉的道理，知识，统统都要有一个可以活动的余地，随时可以化作儿童精心或随手搭成的积木，即使好，也要有它的可以推倒，可以拆除。这才是真的活泼与应对。
　　从逆反说到了活泼，接下来正好来写“随随便便”。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随随便便，清水却以为，这随随便便正可对治日本人的过度认真；中国人是有馀，极知何者是己身，何者是身外之物，故能够虚虚实实，也固而能貌似随便却有其极不苟且处。”
　　而“但凡感情与理论，一旦束缚人，就成了业，便是身外之物”，“业是身外之物，并非不可以当下解脱。”
　　当今知识分子多于道理所束，满口责任，素质，故不“随随便便”，在我看来，也好，但到底“死板”。
　　记得高中时候，我跟杨圣人说“随地扔垃圾问题”“闯红灯问题”等等。他说“那不过是小事！”扔就扔了，闯就闯了。
　　前两天我去超市买东西，人家多找我五块钱，我向来脸皮薄，也不好意思很做作似地把钱还回去，心下一笑，反正天上掉馅饼，直接拿走得了。不料还没出门，就被服务员发觉，硬是把我揪了回来。当时的状况真是窘，可我心里也丝毫没有愧疚，想想周遭极烂的坏人也能做到还回这五块钱的举动，说明这根本不能代表什么，“不过是小事”可以随随便便。
　　
　　四 收尾
　　
　　薛仁明写《天地之始》，说：“本书完全无意强调学术文章经常标榜的所谓“客观”，因为，客观云云，其实有其有限性，尤其在对人文系统作解释时。真正的人文研究，本应该在‘亦客亦主，时客时主’中出出入入，才能完成我们的解释系统。”
　　正是因为他的出出入入，使我读起此书只觉满目真切，也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想说的太多，总不能 “天地又始”，所以还没发泄完，就赶紧收笔了。我写这篇文，其实倒也有点借着别人说自己话的意思，对于胡学的体会，也只限于个人的“可能错读与歪读”，书中引网友卜二那句“用现今的学术论文来讲胡先生，别人不知怎样，我只觉那是很冒昧的事。”而我今天的这般写来，也觉得于薛仁明的这本书，是有些冒昧的事，但又觉得“也是好的”。
　　记得收到薛兄寄来赠书的那天，我激动地拿给好朋友看，他接过去竟把鼻子伸进了信封里，大吸一口，道“闻闻台湾的空气！”我仿佛受了提醒似的，赶紧拿来也吸了两口。
　　想来，我们这般倾心于胡之学问，不也正是要去吸一吸那来自天地之始的新鲜空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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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明兄开口必称“胡先生”，让我知道他对胡兰成是真的敬，而且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他对禅学有深厚功底，还多次来大陆考察，包括去嵊县的胡村旧址等。他的文字考证加上思辨而得来，比我这只是“玩票”的人深入了不知多少倍。钦佩之余，也推荐众多的“胡迷”多买《天地之始》，认真读一下，绝对会发现个中别有洞天。
    仁明兄还提到张迷客厅中的“charliechan30”，说其在大陆推广胡先生的书可谓居功至伟，最初甚至用手来输入。另外提到文溪，也让他很有感慨（本页中的《礼乐之花之一瓣》即为文溪所写）。我也想认识这些朋友，在此也想说诸君来青岛时欢迎和我联系，小尽地主之谊。
    那次聊天很舒服，彼此间没感觉到多少距离。也许喜欢胡兰成的人往往都是些随性之人，所以于人于物没有太多隔阂。于我而言，收获之一还有要认真读书，不读白不读，那么多好东西摆在那里让你捡，再懒的话实在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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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于胡兰成的作品没有太多铺垫性的介绍，直接深入，将作品的文本与胡兰成本身的经历相结合，条分缕析，又往往多概括性语言，这就让仅仅粗读过胡兰成作品的人，看了也摸不着头脑，更何况那些没有读过作品的人了。其次，书中引用了众多禅机故事，而且未作太多解释，没有一点根基，读起来也很困难。
    薛兄写这本书，也许本来就没想将对胡兰成不感冒的人引入门径，采取了一种拒绝的姿态。这本书只给同道中人看，只是帮助胡迷来登堂入室的。当年贾岛写“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我想薛兄，也很期待这本书为胡迷所认可。
    我算得上胡迷，也很欣赏这本《天地之始》，对薛兄态度之认真，学识之丰厚，甚为折服。好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想收集一点材料，以后写一点关于胡兰成的东西，但看了薛兄写的之后，倒觉得短期内不需要我再写了，而且写也写不好。
    天文小姐的对此书的推荐序名为《武士薛仁明》，想是对薛兄也是极为肯定的。我读此书，也读到了薛兄的武士精神，或者更准确一点，是四品带刀侍卫，像南侠展昭那样的，一个温文儒雅的赳赳武夫，告诉别人胡先生不可犯。薛兄驳张桂华、黄锦树、余光中，也许都是用了这种姿态。
    胡兰成自是一个“善恶待议论”的人，在大陆现在仍是如此，我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改变了。很多人仍然会以“汉奸”名之，我做胡兰成网，也被人称为“汉奸文学研究者”。或者只知道是张爱玲的前夫，接着免不了又要对我数落一番，我早已不辩解。这本是个盲人摸象的新时代，而且我认为，离开了鉴赏的精神，他们也不可能喜欢胡先生。大陆此时的文风，我以为比台湾已经差了很多，传统的文脉延续下来的甚少，如果理解尚不可得，又怎能去要求认同？
    胡先生是“非功罪迷千春，造反取经原一人”，他倒的确是个矛盾统一体，我自喜欢他的随性，有点像令狐冲，而他又是积极的，像漂洋过海后的袁承志。这些比喻当然都不恰当，但我觉得这样更可爱一点。

    听着胡德夫《太平洋的风》，胡乱写点文字。《天地之始》以后还会常看，边看边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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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小团圆》。乱马姑娘问我对胡张两人的感情怎么看，我说是“城市中没落贵族的小姐和农村出身的穷酸文人的爱情故事”。当然，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爱情故事”。虽然该换了名姓，但又怎么可能不联系到现实？
    以前看《今生今世》，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只觉得惊艳。用这样意境朦胧又讨巧的词语来形容，正中张迷雾里看花的本性——本来就说不明白，还非要讲得神光离合。胡兰成遇到张爱玲是一场复杂的化学反应，胡让张发现了她自己的美，张让胡看到了文字的可爱与艳丽。张是胡的半个文字师傅，胡是张的半把心灵钥匙。孔子说“圣人出而万物睹”，他们是彼此的圣人，彼此的魔星。
    以前从没想到张爱玲会如此缺钱——想着还母亲的钱，和三姑分得一清二楚，最后又要还胡兰成的钱。这真让人心疼，以前自己总觉得她是个上得了“作家富豪榜”的人啊，却也这样吃苦。至于打胎、喝西柚汁、挨饿、被人性骚扰……乃至停经，让人觉得“也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
    个人以为，邵之雍出场到消失之间的文字，张爱玲写的最好。以前看她的作品，从来没像这些字让我好奇。完全是和《今生今世》对比来看的，也觉得有趣。想起顾城死前写的《英儿》。他写：“我把刀给你，你们这些杀死我的人。” 文字纯净，却刀刀见骨。后来改名为麦琪的英儿写《魂断激流岛》，明显不在一个档次的语言显得非常可怜。当然，可怜的是她的字，不是她的人。于此，张胡真是好对手，称得上传奇了。 
    再说《胡兰成传》，作者张桂华。因为实在忙，也没来得及查其资料。作者声明：“此书是‘急就章’，从酝酿到完稿，其间只有半年时间。虽然不是全无积累新起炉灶，但半年时间写一本人物传记，无论如何是过于匆忙的。”并留下了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20号（200235）。这个地址有点熟，似乎在上海师范大学附近。这本书我看的是电子版，台版书动辄上百元，我目前还是消受不起的。虽然对这本书的很多观点不赞同，但我觉得这本书对研究胡兰成还是有作用的，对于他在广西被监禁事件的分析看起来似乎有道理，而且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满足了我的某些猎奇心理。只是作者的观点明显是贬胡的，一口一个“落水汉奸”、“死硬立场”，很明显的“左倾”。这本书能在台湾出版让我感慨，倾向于我们政府的言论能在海峡彼岸出版，这种自由让人羡慕。做了大量的笔记，回头写文章再仔细分析。
    关于《天地之始》，在此要特别感谢一下作者薛仁明先生。薛先生通过google看到本网，专程发邮件过来，提出要赠书给我，让我惊喜，不胜荣幸。希望能早日读到薛仁明先生的大作，更希望能从作品中学到新的知识。
    其实，关于胡兰成的发现和评价也的确是“日日新、又日新”，不妨虚心坐下来，学做“小学生”，毕竟比我了解得多的人比比皆是，免得辜负了好心、好文、好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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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质量应属上乘，在此推荐一下。多少年来，多少人都只看胡兰成的B面，现在也可以看看A面了，幸甚。

    下为薛仁明的自序：

一个极受争议的人，一个才华与器识极高的人，
一个在生死成败的边缘、善恶是非的边缘上安身的人……

胡先生是个开悟之人？
 
    我年少时代，多烦忧，常常没事却竟日惶惶，也曾郁结到休学半年；那时总觉世事不可为，心仪的是隐者，高中时最欣羡孟东篱，他隐於花莲盐寮。而後又多年，我卜居台东池上，此地有苍苍云山、离离稻禾，让我狼藉一身，在晨风夕露里，渐得清宁。
    此地十几年间，曾经最常与谈者，有萧春生老师；他住山上，山更深处，已无人家；晨有画眉鸟，夜有猫头鹰，山头上则一窝子鹰鸷；其余出没山间者，多半也就是山猪者流罢了。
    他长我二十岁。荒山寒屋里，一老一少，多半时候，只是闲谈；最常是看他写字，聊书法；有时我也带京剧、崑曲。杜近芳的〈断桥〉，他是听了再看，看了再听。再有段日子，他开货车，总听张继青唱《牡丹亭》；不听时，则念佛号。他修净土三十载，根器则近禅。
    十来年前，有一日，我拿了一册胡兰成先生晚年著作给他；隔了几天，他淡然言道，「这是个开悟的人。」
    胡先生是个开悟之人？

唐君毅称胡「天外游龙」

    业师林谷芳先生曾笑道，他自己系闽南话所说「倒头生」之人；甚小时候，即叩问死生大事；倒是人情世故、常俗之务，许多再简单不过的，反而是很年长了才终於明白。
    我读胡先生，大约也是「倒头读」。
    《今生今世》并非没读过，很早之前，前後三年，读了两回。「民国女子」一章，那是太有名了；而「渔樵闲话」这章，以我历史系之出身，直觉那是信史，精采则不在话下。第一回，我就只读了这两章，其余搁下。又三年，第二回，我仍只读了这两章，其余，想读，但读不下，只好又搁著。
    我读大学时，曾一脚踩入新儒家，前後凡三年；并非知解的兴趣，而系实践之迫切。而後，渐不相应，直感有不对劲之处，但说不明白。虽然如此，与之仍是藕断丝连；在池上的第四年，尚读著唐君毅先生书信集，其中收有致胡书十九封。读罢，真是诧异。唐信中对话者，分明是实力相当，甚至是比他更高之人。在三封信中，唐皆道胡是「天外游龙」；以唐之道德文章，是不可能对一个熟识者胡乱恭维的，更别说这三封信前後隔了十年。犹有甚者，在第十九封信，唐且说道，「天下固有先知，兄亦固可即是先知。」
    信中所言，著实令人纳闷。一、有这样的高人，为何几乎不见谈论？二、我两遍没读完的《今生今世》，又为何完全没看出端倪？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眼拙，勉强找个藉口，只好说，或许是我太关注胡所写之人，而忽略了书写者胡这个人吧！
    我决意好好读胡这个人，於是乎，找了胡诸多著作。这回，头一本读的是《今日何日兮》，这一读，读得我胆颤心又惊，呵！好厉害！好杀气！年少以来长期的困惑焦虑，可被他一言俱道尽。接著，再读《中国的礼乐风景》，叹道，这才真是中国文明，风景明丽，果然，果然。而後一册又一册，慢慢读完了《闲愁万种》、《禅是一枝花》、《建国新书》等等晚年诸作，光采皆夺人，每一本俱是沁人心脾、益人神思。因此我拿了一册给萧老师。
    胡晚期诸作，一看再看，待读了差不多，於是又回到只读两章的《今生今世》。真也是驽钝障深，我才翻开首章「韶华胜极」，「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勉力翻了两页，竟又是呵欠连连，殊无兴味，只好再度作罢。但心头却极不是滋味，前後三次，历经数年，别说攻顶，就连起步的三两阶梯都登不了，可恼。思来想去，别无办法，只好故技重施，再来一次「倒头读」。
    於是，我从最後头的「瀛海三浅」，逐章倒回去看。然此一番，却大大不同；才一照眼，便全入了心，一路顺畅。方至「雁荡兵气」，便已滋味非常。来到「天涯道路」，胡开始逃难，那是死生大事，只能永绝戏论，合该正襟危坐著读。一读，不免愀然，是的，不正因严酷如斯之死生淬砺，方可能有後头那个「开悟者」？多年之後，他给黎华标的信上说著，「人生忧患惊险，皆可以是成德。」诚然，诚然。
    读「天涯道路」，不只愀然，还有更多讶然。颠沛流离、死生交关之际，这人竟还有那么多闲情？逃亡途中，犹可如此一路婉媚？可畏！於是乎，古人所谓「临阵安闲」，果然也都真实不虚？
    接著，到了「汉皐解佩」，胡在武汉；一般读者注意他和小周谈恋爱，我当然也注意，但我还特别留心他躲空袭，因为那是死生大事。然後，我「复习」了早已看过两遍的「民国女子」、「渔樵闲话」，但是，这回一看，竟像是全新的。最後，来到了起点，「韶华胜极」，真是戒慎恐惧，一个字一个字，只能慢慢读；读快了，彷佛是种不敬。这回，读得一点也不顺畅，因为勾起了乡愁，想起我父亲母亲，忆起幼时茄萣老家人世之风景，历历如绘。胡写的是嵊县胡村乡下，谈的是中国民间。然而，读著读著，晚年胡先生竭尽心血所论述的中国文明，这会儿，我似乎完全明白了。

至此光天化日 顺遂清明人世
 
    昔日胡先生亡命，真是东逃西窜。今我撰此胡先生专论，也著实狼狈糊涂。
    每每是坐火车摇摇晃晃时写，也曾经等飞机人来人往时写。携二老妻小看诊，於台中台北中医诊所处写；随林老师一行游晋陕豫，在五台山上旅馆里也写。台北写，茄萣写，池上写。经常是，在家中盘腿伏於桌案，稚龄次女双手缠绕著脖子，下巴娑摩我後颈，犹不住地「ㄅㄚˇ ㄅㄚˊ， ㄅㄚˇ ㄅㄚˊ」，我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虚应著，然後再一个字一个字稿纸上写著。但最常写稿之处，其实是池上家里厨房；此书大半篇幅，断断续续就是完成於那张餐桌上。
    我东写西写，胡乱四处涂涂改改，如此这般，全非专业书写者该有之样貌。再说去年仲春，於阳明山食养山房，林老师嘱我著手撰此论文，师命难违，当场也只能应诺。但回了家，真要动笔，却是一片茫然。唯一了然的，只是三章题为「其人」、「其道」、「其艺」，其余，全然不知。之後每写罢一节，皆诧异，怎会写成这样？传寄友人读之，友人辄问，下节写什么？我则纳闷著，「谁知道？」友人又有读之而喜者，慰勉言道，很期待下一节，我亦讷讷答曰，「我也期待，且好奇。」其实是全然没谱。最好笑者，是我写完「其道」一章，寄呈天文姐，她回信贺我全书告成；我只好赧然再禀告她，犹有一章「其艺」，全无著落呢！
    真是毫无章法。专业书写者之架构云云，我非不为也，盖不能也。我是连「研究」态度都半点不专业，只在意自身受用与否，其实是净挑好看的看。於是乎，胡先生《山河岁月》之前诸旧作，翻阅早已数载，但始终也一直没认真读过；因为，那些作品「不透」。即便不读，也未必损失多大。真要读「才子文章」，其实不缺胡某一个。正因如此，胡在广西最早之旧作《西江上》，新近出土，我亦淡然，甚至不好奇。
    之於胡先生，与其说我是「研究者」，毋宁说是「受益者」。多年来，得益於胡先生者，深矣；此书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一册心得报告罢了！若言是对胡先生之回报，恐怕都是自我抬举了。
    此论虽然写得不似论文，但终究维持了论文之形式；此固有利，然亦有弊。关中秦地有青年化名「卜二」者，先看了此论其中一节，评曰，「用现今的学术论文来讲胡先生，别人不知怎样，我只觉那是很冒昧的事。」他这意思极好，盖学术论文确实不易与胡先生全然相应。而後，「卜二」又看罢序论全章，再评，则曰，「胡公高才大德，得薛兄澄清端的，至此光天化日顺遂清明人世了。」这样的称许，我真是愧不敢当。但话说回来，这「引玉之作」面世，若能召唤更多对胡先生「如实」之看待，读之欣喜，从而受益，自身清吉，也的确是我最大的想望了。

●薛仁明《胡兰成·天地之始》即将由大雁文化如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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