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棉鞋营僻静的小巷里，一两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似乎唤醒了高墙上探出的蔷薇，墙内一座红漆斑驳的旧式洋楼，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显得沧桑而安详。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小洋楼竟是作家张爱玲的祖宅。张难得把南京写入作品，但这座旧宅或许是她内心深处魂牵梦萦的牵挂。
　　张爱玲祖宅如今藏身于白下路273号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内深处。楼前一棵银杏分枝两株簇拥而生。小楼是两层砖木结构，西式外廊式建筑风格，由青红砖相间勾勒出门窗线条，青砖砌成的立柱围绕着小楼均匀分布。楼前的一块铜牌，记录着小楼不同寻常的身份：小姐楼，清代建筑，传为李鸿章女儿的闺房，故名。
　　据市地方志登载，海校现址原是清代有名的张侯府，系江南总督张云翼所建。同治年间，此宅为张佩纶所购居，张在福建马尾中法海战败后，被李鸿章延入幕府，并以女妻之，当住于此。当年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在此出生，并在这里迎娶了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
　　由于历史变迁，原侯府老屋已经无存，唯此屋为文物保护。据传，原老宅呈品字分布，南侧一幢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着一个花园，占地150亩，如今只留下一栋孤零零的“小姐楼”。
　　从“小姐楼”的简介中找不到张爱玲的蛛丝马迹，海校的门卫也只知道此楼与李鸿章的关联，并不晓得李还有张爱玲这位在文学界大名鼎鼎的后人。
　　张爱玲生于上海，儿时常听父母提起南京，对昔日名门贵族的生活充满了探究兴趣。据说后来她曾在堂兄陪同下来到南京。当时南京沦于日寇铁蹄下，张府大门口挂着汪伪政府机关的牌子和把门的军警，张爱玲徘徊流连于自家旧宅外倍感凄凉。张爱玲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道：“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正宅则是旧式建筑……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从张爱玲的文字里，同样可以窥探到她对祖上的辉煌怀有一种尊崇之情。晚年作品《对照记》里，她写道：“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者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
　　张爱玲对南京的描述虽然不多，但是，无论是《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还是《玻璃瓦片》中姚家，她对庭院宅子的细致描写，都不仅隐约透露出她的显赫家世，更让人察觉她内心深处有这么一处宅院。   据《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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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朱武：燃放烟花爆竹问题——必须要用“现代思维方式”考量

    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灾害,越来越严重。前年春节，新的中央电视台电视文化中心10余万平方米,被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大火烧掉，经济损失几十个亿，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今年春节，沈阳第一高楼的皇朝万鑫大厦被燃放烟花爆竹的大火烧毁，当场就损失掉 20多亿。
据《东方时空》报道：仅今年的年三十至初六，全国发生火灾11000多起（绝大多数皆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引起），因火灾死亡40人（北京市从除夕零时至大年初一14时，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223人，死亡2人），直接经济损失超5600多万（不包括沈阳万鑫大厦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引起大火的损失）。经济损失尚可弥补，那鲜活的40条生命找谁偿还？每年为生产、存放、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而无辜失去的生命，又何止成百上千！
    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更大的灾害——环境的污染！国家环保部的空气质量监测播报显示，兔年第一天，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300，是中度的重污染天，成为全国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二脏的空气，仅次于鞍山。在上海，经过彻夜折腾，烟花爆竹的垃圾遍地开花，全市出动环卫职工3万多人，扫掉1200多吨。2月9日，是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一天，大连市的一些单位和商家纷纷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燃放“开门炮”求吉利，仅当日上午，大连环卫部门就清理出近千吨“开门炮”碎片；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噪音污染也十分严重，各大医院急救中心医生报告，受爆竹惊吓的婴幼儿以及高血压、心脑血管发病的人数剧增。据环保部门对武汉、上海、北京等10大城市春节期间的鞭炮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发现燃放鞭炮地区的噪声高达135分贝，远远超过人的听觉范围和耐受限度。
    可是，随意燃放烟花爆竹——酿成火灾、伤害生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制造垃圾、高碳生活的这个众人皆知的“大事”，为何不但律令不止，而且日盛一日：且看现在烟花的花样——越翻越新奇，像什么“鸟巢”、“水立方”，都成了今年的新产品，爆竹爆炸的威力，也越来越厉害，上万响的长鞭、50斤重的巨型烟火，燃放起来——火光冲天、震耳欲聋、硝烟弥漫、昏天黑地！烟花爆竹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单价为600元、800元的比比皆是，贵的烟花要卖到上千元……有人说：这样放起来才过瘾——有“年味儿”！并用“传承了华夏的传统民俗、活跃了节庆气氛，为社会带来了经济效益”等理由，为燃放烟花爆竹叫好、辩护；当然，也有许多人提出异议，有人说：燃放烟花爆竹“百害而无一利”，这是“陋俗”，政府对燃放烟花爆竹不严加限制，与纵容“放火”、“放毒”无异。
    我认为，对待像“燃放烟花爆竹”之类有争议的涉及到每一个国人的大事，其“利与弊”——
    必须要用“现代思维方式”来考量。《情与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促使了思维方式的发展；现代社会，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思维方式，是现代社会人类的思维活动的总的法则，它对现代思维方法来说是纲领，是战略性的指导方针。例如，我们如果用现代思维方式中的“精确化的思维方式”，来科学分析“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人们就会主动舍弃燃放烟花爆竹了。仅以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噪声污染为例，据北京市环保监测部门监测数据，在1994年北京市采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措施前，除夕夜噪声瞬时最大值可达102.5至125分贝，严重超过夜间45分贝的国家噪声标准。禁放后对城近郊8个区县除夕夜噪声监测结果可知，噪声污染有明显下降。据了解，在夜间人们所能接受的噪音不得超过45分贝，也就相当于蛙鸣声。而高强度的噪音对患有脑血管、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来说的危害十分严重。而噪音每增加一分贝，高血压发病率相应增加。春节期间，高强度、高密度、常时间的噪音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诚然，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民俗，古人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尚不知燃放爆竹的噪声等污染；可是我们是21世纪的中国人，难道考量问题不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更旧有的观念吗？再看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他们在节日也放烟花爆竹，如在香港，每逢重大节日，由特区政府统一组织，集中在维多利亚港燃放高质量的烟花爆竹。据说，今年春节，广州也是集中燃放的。
    现代社会的文明生活，就是在现代思维方式指导下——过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有利的生活。在这此原则下，我们人人有责，尽量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减碳”！以实际行动，为保护地球环境负责，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

           2011-2-12   于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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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胡纪元的夫人谈女士、陈黛曦、胡纪元先生、胡之明（胡兰成的孙女、胡宁生之女）林东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胡兰成孙女胡之明好风度

胡家客厅

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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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美国人是在贩卖所谓的人道主义，但这显然不是片子的重点，也不妨碍其核心事实。过去看《南京大屠杀》和《黄石的孩子》，哪一部不在贩卖一些东西？当然，这也不是我想讨论的重点。
    影片中，听闻日本步步紧逼，沿途烧杀奸淫，鸡犬不留，南京城富人都逃了，只剩下穷人和部分守军。人们开始抱这样的想法：“要死就死到一块儿吧”。这样的时刻，几位美国传教士和一位德国商人想申请设立安全区。日方发给美国大使的电报中有如下字句：“日本当局正式受理了开办安全区的请求，但他们遗憾地表示无法批准该请求。”伦敦方面将此答复视为“一口否决”，但南京的几个外国人却理解为“委婉的外交辞令，似乎留了一条生路”。于是，他们在城墙之内画出一块约2.5平方公里的区域，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区。
    让我们惊讶的是，被推选为主席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身份，他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即纳粹党员。在政府撤离之后，卍字旗居然成为庇佑南京的盾牌，纳粹党员成为准南京市长。这位德国人说：“还希望希特勒能帮助我们，他极富同情心，不光同情本国人民的疾苦，也同情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这种想法何其荒谬。然而卍字旗和徽章确实在起作用，当日本兵夜闯安全区时，德国人用手电筒照着日本兵的脸，给他们看自己的徽章，把他们赶出去。
    看着日本兵的暴行，老外们发现他们遇到了魔鬼，南京就是地狱。根据影片结尾时显示的数字，这片安全区拯救了250000的性命。被拯救者视为“观音菩萨”的美国人米妮亚·魏特林（南京金陵女子学院院长），于1940年神经崩溃，离开南京的465天后，她选择了自杀。
    约翰·拉贝返回德国后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数天后他被逮捕，盖世太保对他进行审讯，并禁止他向外人透漏关于南京的惨案。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后逮捕拉贝并对他进行了审讯。当南京人获悉此事时拉贝已经一贫如洗，南京市长亲赴德国将数千美金赠予拉贝，以助他安度晚年。提供捐款的全是他搭救过的人。
    这里并不是为纳粹说好话，只想说明一个人的身份和他本身的人性并不总是关联的，而我们太习惯用标签化的眼光判断。
    同样，我想说一下日本人的问题，坦白说我对日本人并无好感，甚至相信两国终有一战。毕竟那场血仇相隔太近了，两个国家文化如此相近，只是隔了太多血债，恐怕五十年之内无法融和了。
    南京大屠杀，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兵罪行滔天，但却很少人提起曾国藩南京屠城的事情。当年湘军进入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后，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据曾国藩记载，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请人估计那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
    为什么会淡化那次屠杀？除了年代久远之外，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我们太熟悉的“民族内部矛盾”，这些熟悉的字眼总告诉我们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进而言之，中国自古以来屠城之事太多了，港版《投名状》中，振臂一呼“抢钱、抢粮、抢娘们”，流民立刻云集相应。蒙古人破一城，屠一城；清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许这也是“民族内部矛盾”，但往前推一千年、五百年，谁又拿谁当作“民族内部”来着？
    看过《碧血剑》的恐怕谁都忘不了这个场面：

    ……再走得几步，只见地下躺着几具尸首，两具女尸全身赤裸。众尸身上伤口中兀自流血未止。袁承志这时再也忍耐不住，握住李岩的手，说道：“大哥，你说闯王为民伸冤，为……为百姓出气，就是这样么？”说着突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杀人的不是“标签”，那些最愿意贴标签的人，才最有可能变成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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