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击壤歌》，原是朱天心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年少之作，亦是扬名之作，我读了来，感觉颇像是女子版的《未央歌》，不啻是鹿桥的一脉真传。干净的红砖路，白云碧海的校园，空气里飘散着青草味，她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逃学为了读更多书，教科书之外的文史书，看电影，坐火车出城看世界有多大，真是南天下的一股久违之感。
    而白云悠悠下的这些女孩子们，心思闲静得，仿佛能装得了整个天下。
    作为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朱天心十五岁之前出生、成长在眷村——这个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岛军人眷属的大院，中国内地是她们最大的乡愁，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热爱中国文化历史（文化中国），则总总构成她们被拉扯扭折的处境。
    当年等着进台大的暑假里，朱天心少女大志，寄情家国天下，便提笔写了这本《击壤歌》，是年方才十七岁。她一边写《击壤歌》，而胡兰成一边在写《禅是一枝花》，“他见我玩疯了中断写稿，就上街买上好的日本圆珠笔与我，和我小孩气的勾小手指相约看谁先写完”。《击壤歌》里后两章，明眼人或能看出“偷渡”了不少胡兰成的东西，而只以“爷爷”代称。是时胡兰成的书被禁，朱天心为之鸣不平，便在书中大量偷渡，“用我的方式让之得见天日”。
    晚年在台湾，胡兰成别开教筵，闲来开讲易经和禅学，但未几胡氏被扫地出门，却再无人愿认这段教谊。只朱西宁坚辞重压，为胡兰成在自家隔壁租居寓所，生活上予以照料，几乎将老友好友得罪怠尽，乃至绝交，其中即包括早年老友、著名诗人及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他说：“我们都是抗日战争过来的，怎么与汉奸搅一块儿？”
    朱西宁先生在台湾，小说十分了得，素有“军中三剑客”之称，虎父果然无犬女。文坛父女兵亦是一门三剑客，朱天文、朱天心这对姐妹花藏剑气于柔媚，倒是越发有乃父、乃师的风范了。
    为策划这本《击壤歌》，我跟天心打过几通电话，有时是天文接，有时是天心接，有时是她们的妈妈刘慕沙接，天文的声音略微成熟，而天心的则还像小女孩，如初试啼声。和天文比起来，天心是更有英气，感情上的爱憎也更明亮，斩钉截铁的，天文更多的是耽于艺术。
    天心曾说：“那时来访簇拥的众女子，皆喊胡先生或老师，我第一天就叫胡爷爷，是异于他一生所有际遇过的女子吗？他真的就爷爷起来对我，叨我不许再戴隐形眼镜，叨我别再整日抱狗抱猫，叨我三餐要正常别只吃巧克力像苏曼殊……他把着手教读礼记诗经史记，教下围棋，买帖子要我练字（替我挑的是《西峡颂》）。”一生在脂粉堆里打滚而来的胡兰成，老来与一班小女子玩耍，是无人理会的自解闲情耶？还是念念不忘地要传个香火师承耶？
    只是岁月一恍，当年的明丽少女朱天心，如今也五十开外了。不过，好在中华文化的台湾一脉，于斯为盛，天文天心这些女弟子们，才学情思，至今还拿写作当一门手艺活，活儿做得精细，像是好木匠。天文、天心是至今也不会用电脑，往来只发发传真，每日写作也还是纸笔作战，手写的字还是好的，一笔一画的，笔端留有情思，不像电脑打出来的字，都是糠的，非关人情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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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心家有3个人是好作家：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出色的小说家；姐姐朱天文是华文写作界的翘楚之一、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她自己高中毕业即进入文坛。当年有一本《拒绝联考的小子》畅销，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写一本《接受联考的小妞》。商业化的炒作被朱天心拒绝，但她却写出了一部《击壤歌》，在台湾一跃成为萨冈（法国少年成名的女小说家）似的青年偶像。老师胡兰成在《击壤歌》代序中称赞：“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
　　不仅如此，她母亲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她先生唐诺亦是博学多才的作家、评论家。这样的文学家庭世界上也不多见，难怪连见多识广的阿城也要赞叹。
　　1980年代末，朱天心开始关注政治，笔调也变得老辣苍凉。《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她的转型之作。阿城说，读罢有一种忧郁。如同年轻时打铁，铁在炭中由深红到白中发青，青即是热烈到极端时反现忧郁。在《古都》中朱天心继续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一路穿行在台北都市空间，阅人述事，如同福柯定义下的“考古者”。
　　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得《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所设的文学奖，但基本没有改变过她的生活。虽然处女作即在台湾行销几十万册，但她说：“书卖得好，算是意外，基本等同于中了头彩，只有把生活需要压到最低，才有自由。”

阿城的铁杆粉丝

　　人物周刊：你写作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
　　朱天心：对于“为什么要写作”每个作家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支持我写作的动力跟鲁迅的若干场景很像。他说一群人在铁皮屋里沉睡，突然失火了，但又没有任何的生路可逃。到底是要让他们睡着死去，没有知觉，也不受痛苦，还是让他们清醒，但又逃不掉，受苦而死？这是一个选择，而“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决定。去评估人家逃不逃得掉不是我的责任，先喊出来才是我的原则。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不是我能考虑和在意的。鲁迅也说：“不管他的声音是可憎的，或是讨喜的，或是威猛的，或是哀愁的，他已经无暇顾及了。”倒过来说，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都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人物周刊：朱天文谈《巫言》时说写东西不想结尾，如果结尾，就等于这个作品死了。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朱天心：我跟天文正好相反，我是很想快点知道故事结果的作者。以游泳来譬喻，我水性不好，可又好奇对岸的风景，总是要憋着一口气游到对岸。所以我写的都是中、短篇，写长篇就好像有随时溺毙的可能。有时候，一个好句子、好典故，就像河中间可供人暂时停歇的石头，停歇之后我才能继续游。以我的急性子，写两三万字就足够了，一万字是不用借助石头正好能一口气游完的路程。

　　人物周刊：大陆作家中你最欣赏阿城吧？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朱天心：第一次读阿城是在1986年。当时我刚生完小孩，一边坐月子一边读，那是很古怪的经验。三更半夜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现代化集奶室，一边集奶一边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世上有这样一本东西，我从此不用再写作，就好好当妈妈吧。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你面前站着个终其一生都追赶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当他的读者，放心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吧。
　　第一次见阿城是有一年他来台湾开会，侯孝贤导演就在我家不远处帮他找了住的地方。当时，我把我所有的书都备好，还写了封短信，内容其实是偷抄了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信，说：有你住在山上，我就觉得山好像会发光一样。后来有一年阿城来台湾，刚好农历春节，那几天他一直住在我家，跟唐诺一起打地铺。身为阿城的铁杆粉丝，那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人物周刊：最近，张爱玲的《小团圆》出版了。你们看了吗？
　　朱天心：我是快快翻过的，我觉得天文比我伤心。张爱玲是50多岁写这本书的。天文觉得，到了50多岁，摆脱了当时心境，应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当时的爱情。如果心存愤怒怨恨，得到的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我看的时候觉得张爱玲把前半辈子在读者心里头建的“七宝玲珑塔”瞬间全部打碎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像人肉炸弹，不仅把胡兰成炸得稀烂，自己也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看天文太伤心，我就努力寻找最善意的想法。我觉得张爱玲对文学创作的认知还是很现代主义式的，对人性是怀疑的、拆解的、颠覆的。即便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感情，也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并没有因为是自己而例外，等于战士壮烈成仁。天文听了我的话觉得蛮宽慰的。

胡兰成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你和朱天文算是胡兰成晚年的弟子，第一次见他印象怎么样？
　　朱天心：刚见面时有点失望，觉得怎么是个老头子，但很快你会忘记他的年龄。他有个很厉害的特质，就是常常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他周围有老老少少各种年龄层的女人，而他就像贾宝玉，大观园里面每个女人都喜欢他，他也对每个人全心全意。后来看过各式各样的男生后，我觉得他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当时胡兰成给你们上课是吗？
　　朱天心：对，当时他在文化大学教书，他的课太受欢迎，就有一些教授以“汉奸”之名揭露他是汪精卫政府的人，鼓动学生把他赶出学校。只要上升到民族大义，谁敢保护“汉奸”？当时我家隔壁刚好空出来，父亲就赶紧把他接来住。那个时期，光是听他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我们平时读惯的诗，在他口中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当时他讲《禅是一枝花》，很希望能讲给更多人听，很多人礼拜六会过来听他讲。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易经》和禅宗，有时听不懂也会在那里打瞌睡。
　　但对于胡老师，我的心境和天文不同。天文内心一直有悲愤，总想有一天能帮胡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名誉，我没有。如果他的书被大家读到了，他还希望有人帮他辩护，或者如果没人帮他辩护他就一攻即倒，那也就不值得我们去帮他了。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对胡老师的作品太有信心还是太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胡兰成有一个提法叫“无名目的大志”，去年朱天文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今天只是个闺阁作家，你呢？
　　朱天心：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和天文会想，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在一个好的时代，你就算画一个扇面也是伟大的作品，但在糟糕的时代，你死心推究也很难。其实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我仍然觉得不能只做好一样东西，否则知识格局怎么看都是比较小的。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胡兰成也说，写《国风》要兼《雅》、《颂》。

　　人物周刊：胡兰成是作家同时也通政治，晚年为什么会对还是小孩的你们有那么高的期望呢？
　　朱天心：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老人会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和天文现在也保持和年轻学生的交流，也会收到一些作品，但我们有时会没有耐心，抱怨有的作品差。所以我们很奇怪当年胡老师对我们那么有耐心，他到底看到了我们的什么特质？我们也没宝贵到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没当面问他原因，只是很受鼓舞。
　　本来只是对文学有兴趣，后来觉得士的传统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挺不自量力的，做了很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好比台湾也有清华大学，我们跟清华大学学生谈量子论，挺吓人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过往。回忆过往，你会发现你说了太多超乎能力和理解，尽管你感觉上相信的话。

　　人物周刊：现在对人生会不会有某些焦虑？
　　朱天心：以前完全没有，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去想一些生死的大问题。但这两三年因为气喘病身体不太好，生活步调被打乱了，有很多变得不可测了。以前我以为每天能有一大段时间在咖啡馆里头写作，这样过一辈子。很快发现不行了，因为我吃的药可能有副作用，我很快就会想躺下去睡觉，或者去的咖啡馆恰好是刚刚装潢过的，当场就会气喘发作。今年就有好几次很紧急地被送去急诊，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可是即便这样，我也还没有想过特别终极的问题，可能有时会避免让自己去想，就好像阿城讲的“你不要去接受那个暗示”，当你接受了那个暗示你就会一直往那边走。

　　人物周刊：在台湾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朱天心：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打断，早上我会跟唐诺到同一个咖啡馆，因为它生意不太好，没有太多人。如果它生意很好，坐久了就会不安心。它有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就比较安全。我们会呆到下午2点，再呆下去就是装的了，看书没问题，要写作就会精神不足。回到家之后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看看书，逗逗猫，过得很平凡，但还觉得每天过得喘不过气来似的。

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人物周刊：在台湾你是特别关注政治和现实的作家，这种关注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天心：就像胡老师讲的“士”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有一种责任，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存在。即使你不想理现实政治，它也会来找你。就算你想要逃脱、拒绝，你也要知道你逃脱的、拒绝的是什么。我觉得那种完全不接触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能对抗它或拒绝它，那只会使人变得无知，连判断一个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没有，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人物周刊：你关心和参与了什么议题？
　　朱天心：其实我也很心虚，因为我去做的时候别人都做好了。惟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做的就是和天文一起参加的“流浪动物保护”，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感触，现在也还是每天打电话去。平时我还可以帮忙，但今年暑假天文会很辛苦。因为现在是猫的发情期，所以得在晚上抓紧时间捉流浪猫，带去做结扎。其实这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你要站得远远的，使自己的出现不至于打扰它们，你停得越久它们就越信任你。你还要懂得操作诱捕笼，蚊子多也不能搽防蚊液，因为猫的嗅觉很灵敏。所以每到夏天我和天文都不敢穿裙子，否则要一腿的“红豆冰”。

　　人物周刊：也有人不理解你们的行为吧？觉得保护流浪动物是很“中产”的。
　　朱天心：我觉得流浪动物保护对于社会其实是很重要的示范。比如说，在小学里，过了一个暑假，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那就可以想象出一个很生动的场景。老师说：“有一窝猫，怎么办？”校长说：“没关系，我来捉一捉。”他就把小猫给丢掉了。小孩就会得到一种生活教育--只要是对社会没贡献的，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抛弃。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将来很可能变成一层层地向所有弱势群体下手。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天心：最大问题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变得虚无。正直变得很可笑，诚实也很可笑，正直是笨，诚实也是笨。大家都不谈价值，也不愿相信。他们觉得那些仍然抱着价值不放弃的人很愚蠢，就像拖着条铁链走路，走得很笨拙。他们会想：为什么不把铁链丢掉，走得轻盈一点？

　　人物周刊：但你还愿意拖着铁链走路，这不就等于在和整个时代风气“较劲”吗？
　　朱天心：在10年前我会很愿意用“较劲”这个词，现在可能是人生阅历丰富了，也活到了一个年纪，看着身边和自己一起战斗的人节节败退，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过自己的生活，在这种被迫的世故下，自己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虽然不是妥协，但没办法再用那种激烈的姿态了。10年前我一定用“较劲”这个词，但现在我从对抗状态转向为公民社会努力的状态，算是一种改变。尤其针对台湾现在的情形，我还是觉得，不管那个政党是好是坏，都只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才是永远长久的。我觉得台湾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厚实我们的公民社会来对抗政治。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呐喊”，有没有担心过“呐喊”的可能是偏见？
　　朱天心：当然是有可能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路上人潮汹涌，有人在两边透口风，有人在旁边吹口哨，甚至有人逆向而行，这都是美好的风景，你担心什么呢？一样的人已经那么多了，共同的偏见已经这么强有力了，有一个吹口哨的小小声音，社会应该包容它甚至欣赏它。就像萨义德说的，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处在“边缘”位置，和“主流”保持距离，也保持批判的态度。
                                                                                             文/刘子超  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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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慕沙夫人文几：

　　昨奉一函，计达。所引周作人诗第二句有误，应作「沈园遗址欠分明」，乞校正之。绍兴有禹陵，故周诗第一句及之。沈园相传是陆放翁旧宅也。

　　今晨醒来，在枕边又翻读击壤歌几节，实在是好得了不得。说风起时我又会有大志，使我想起汉高祖的大风歌。说愿老是新年，没有收场，像贾宝玉的只愿花长开，人长好，姊妹丫鬟们长不嫁，到他死了化成灰，化为一股气，吹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为止。其实天心当时不见得读过史记的高祖本纪，学校的国文教课[科]书里也不见得选有大风歌。天心开头写击壤歌时且亦尚未读过红楼梦。

　　住在景美时曾看到天心的会用钱，那是与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般的可佩服，我这不是拿今人比古人，而是一派风光没有古今，皆是今天之人。

　　我说天心的文章是风，天文的是彫刻。也不是彫刻，天文的文章是唱得好的旦角有水声[音]。慧娥的则像日影；风吹着日影，河水流着的日影。

　　三三的青年诸君要做一个文学运动，前信讲到要成立读书研究会，研究的纲领第一部是如何读礼乐之书。因为写成人社会的文学，作者必要有高于今时的社会知识以上的礼乐之世的意境，看现社会的诸相，纔能有新的诗情与智慧，文章可以远大壮濶而切实细致。今时作家写成人社会的小说与散文写得不好，皆是因其只以为粗恶的西洋式社会的体质是一切，见识低之故。所以我拟出研究纲领的第一部是研究世景。而研究纲领的第二部则是研究的人物的人格造型，读书会要提出研究的人物造型是：

　　　　黄帝　尧舜　商汤　周公　孔子　庄子　西施　秦始皇
　　　　项羽　汉高祖　张良　韩信　黄巾张角　曹操　诸葛亮
　　　　周瑜　羊祜　卫瓘　刘渊　石勒　王猛　崔浩　北魏文明皇后
　　　　李世民　黄巢　苏轼　王安石　岳飞　文天祥　耶律楚材
　　　　刘基　曾国藩　国父

　　女人是西施、卓文君、王昭君、杨贵妃都要研究。乃至小说中的人物，如朝云、樊梨花、白蛇娘娘、林黛玉，都要当实在的人格造型来研究。贾宝玉的伟大在哪里也要研究。

　　五四以来读史不读人物，以致今时一般作家只知有公民的道德与职业人的人格，所以文学作品里人物的造型十分贫薄。人世是一个大的风景，多种的人格的造型也是风景，而今时一般的文学就是缺少这个，只见其是在写事件与闹情绪。

　　研究礼乐与人物的造形，不可以弄成考据学，而是要以诗人的感觉与智慧，都把来当牠是今天的事，是眼前的人。研究人物，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可以变得更大更丰富。孔子说：「见贤思齐」，天文有一篇小说里写她敬爱一位女同学，见那女同学走到门限边右脚把鞋头踮一记，她走到门限边也右脚把脚头踮一记。读历史上的人物是要像这样子。而或则就像天心文章里写的，她自己是小虾，与历史上的人物，是有如与橘儿、小静一干人。慧娥读书，她与历史上的人物就能像这样。

　　要就眼前的人知道他的好处在哪里，可爱敬的地方在哪里，他的限制又是在哪里。譬如读红楼梦便要真能知道林黛玉的美，真能知道贾宝玉的了不起。这是文学者的基础修行之一。读击壤歌，是要照眼就见是天心的人，她的聪明是怎样的，她的人格的造形是怎样的，而我真是庆幸与她同生在今世上。要这样，纔也能知道中国史上英雄美人的人格的种种造型。

　　汤川秀树对谈集里有一本「天才论」，讲牛顿、爱因斯坦、弘法大师、果戈理等。汤川自己是物理学上的大天才，曾与爱因斯坦等在一起，所以他的这本书真是开人眼界，叫人生出志气与智慧。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如二十世纪的局面即是爱因斯坦等开启的，而　国父的伟大，在文明史上的意义，实更在爱因斯坦等更之上。而且中国文明是万民的人格的造型皆成风景，不但是英雄美人。如元曲与明清小说里都有万民的人情与智慧。可是今时的文学者的作品里几于没有人格的造型上的多种多样与其发展，来处理主题的事件，所以只得以心理学来处理主题的事件，这真是文学的贫薄了。

　　文章是天启，今之作家不知社会尚可以是升华而有人世，人世纔是可与天道消息相接，纔是可有天启。如明清的小说当中写得好的，都是能写得极平实而随处彷彿是奇迹，奇迹是幸气喜气，生在人事与天道相接处纔能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不能像三国演义的境界开阔。外国的骑士小说、盗贼小说没有一部能比水浒传的有人世的肯定与叛逆。天心的在北一女三年，像贾宝玉在大观园过的日子，并无一桩正经事情，然而着实惊天动地，人世没有比这更正经的了。希腊的荷马史诗、法国俄国的革命文学都不及红楼梦里有人世皆是大自然的风景。

　　苏轼的词赤壁，开头的句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即是有着天道的消息。「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又是中国文学独有的以空与色之理处理时间与空间。更有那「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豪杰」，这江山如画便是中国文明纔有的人世与大自然的风景。

　　今时的成人社会的小说与戏剧只觉满目都是事件，情绪过剩，意见过剩，不自然的，窄小的，没有天启，便怎么的亦不能是革命文学。又像学外国的新式戏剧讲究剧情的时间与地点的规则，是全然不知尚可以有个无差别的与无限的时空之理。

　　又如西洋画的讲究光影法与远近法与其又把来破弃，凡此皆是因为不懂差别时空与无差别时空之理。所以今时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也只是依于社会的集团的组织法而作定的人格造形，（公民型、职业型的人格），而嬉皮则又来破弃像西洋画的又来破弃远近法与光影法一样。今时的诗歌小说与戏剧中的情绪过剩、意见过剩，皆只是为要争取个人的或集团的在这社会里存在的权柄，物质上的、与情绪上的以为存在的权利即是存在的意义，而像美国与有些福祉国家，争存在的权利大体告一段落了，纔感到存在的权利并不就是存在的意义，而想要把现在所有的这些来打破，但又只能是嬉皮，总总与革命无缘。

　　所以今天的新文学运动，必是要复兴中国文明的人世风景与人物造型，否则无法开拓作家的胸襟与文章的场面。

　　三三文学青年的研究纲领的第三部，是要研究中国岁时季节的风俗与传说。这不是为要研究一种学问叫做民俗学的，而是为了新文学必要吸收中国土壤的滋养。今是曰本的民俗学在世界第一。中国的神话与民间风俗，可惜多被唐宋以来儒教的地方官作为淫祠淫风禁止了。欧洲是被基督教会禁止。惟有曰本的神话与民话保存得最完全，而且与其岁时节气祭祀一同活在今天。而且曰本出了两位伟大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与折口信夫，尤其折口先生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他的着作里指出了曰本文学是怎样的生长在曰本的民风民俗里。曰本之外是印度的印度教的诸神还保存得好。印度教诸神曾被曰本的弘法大师用来结合于密教，开出了曰本美术的新意。再则就是希腊的神话了，但希腊神话里的，多是神的贪欲、强行干涉、嫉妒与暴力的故事，要像中国的牵牛与织女这样优美的故事可是没有一个。所以我说要来再发见中国的。

　　中国的神话与祭祀风俗，后世虽很遭了腐儒的破坏，但亦根蒂还在。如楚辞里就保存得很多。若没有司命、东皇、山鬼、湘君等神话，也不能有九歌。若没有烛龙、羿、巫山神女等神话，也不能有天问、离骚与宋玉的高唐赋。古籍留存的尚有山海经，陶渊明即用以作为他的诗的意境。旧小说如封神榜、四游记，留存有许多神话，如太岁神、女魃、华光菩萨、哼哈二将等，只可惜封神榜与四游记的文笔不佳。岁时记的书留存的更多，有荆楚岁时记、京华岁时记、吴门岁时记等，皆极有情意之美，为唐宋以来诗词的根曲。民话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与樊梨花之事，及杨家将，皆演为说书与戏。还有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唐伯虎与秋香，都是演为说书与戏，亦即都是培养中国文学的土壤。今时作家把这些看不在眼里，三三的文学青年却不可也学他们的无知。中国的神话与民话中，如东王公与西王母、瑶池与蓬莱山、扶桑与咸池，都是了不起的诗境，为印度曰本希腊的神话民话所不及，我们怎么可以把来忽视呢？如哼哈二将，即是从大自然息的呼吸悟得的，哈是呼，哼是吸，现在是有素粒子与究极的自然的事情可作见证，而古人却有直觉的悟力。曰本文字的五十音，始于「ア」，终于「ン」，当初创制者弘法大师即是依于这样的发想，「ア」即是哈，「ン」即是哼。

　　但是我们不要做考据学。考据学亦是一门学术，但是往往把诗意文心都弄死了。三三的文学青年读中国的岁时记与神话民话等，只要把牠当好玩，读得高高兴兴，就是最好的研究法了。读书切不可为功利主义。如我去春在上野看夜樱，过了花时又看新绿，当时完全无思无想，并不打算把来派用场，及后来回台湾写禅书，自然就有了好情怀，虽然题材全然与之无关系。读岁时记等不是先有目的为要把来派题材的用场，先只是为了培养诗意与文心。

　　三三文学青年的研究纲领第四部是要建立中国文明的文学史观。一个大的思想运动必有其新的历史观，所以孔子作春秋，是礼乐史观，卢骚唱民约史观，马克思唱阶级史观，民约史观浅陋，阶级史观错误。史观的浅陋与错误最显着的表现在其文学论上。文学史观若正确，即全部的历史观亦不会差到哪里了。五四以来，中国史观以西洋的为准绳，中国文学史观亦以西洋的为准绳，然而　国父提出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要以中国的为正统，我们继之提出世界的文学史观是要以中国的文学史为正统。五四以来，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小有新意，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搜集得一些材料，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那原是为讲义之用，所以不嫌抄袭日人盐谷温的。此外有些教授们写的中国文学史除了小有考据，可说一无可取。写文学史必要是最优秀的作家来写，因为写文学史必要先懂得文学，且亦懂得历史。我见过朱先生讲中国小说的稿子，我深期待三三诸青年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做起建立中国文学史观的研究工作。因为现在是要有(一)文学作品，(二)文学理论，(三)文学史观。
　　人世是文学的场，而西洋文学的场只是社会，所以红楼梦里大观园的世界可以比「战争与和平」里的世界更大。台北市这样窄与杂，而被写在击壤歌里只觉其旷荡轩豁。击壤歌里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真是自由无碍，人物在这样无碍的时空里，像鱼儿在海水里都活了。我只当现在这男的糗小子、女的大毛头小毛头，与之没有什么大说头儿，读了击壤歌与蝴蝶记都使我翻然改图，对那些人物着实生出了敬意。原来人物与时空都是要以人世为场，所以西洋文学里描写人物的个性，总不及史记水浒红楼梦里的丰富。个性是要有人格的造型纔发挥得，而今时一般作家以心理描写代替个性，那是更贫。

　　请交慧娥誊清拷贝。

　　　　　　　　　　　　　　　　　　　　　　　　兰成谨白　丁巳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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