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艺术界，史国良都是一个传奇。
    他是画家，中国写实主义重镇，他的画市价能卖到5万元一平尺；他是僧人，身披袈裟，顶有戒疤，每天吃斋念佛。他法名“慧禅”，但人们仍愿意称呼他“史国良”或“史老师”；他身在空门，但仍坦承自己断不了贪嗔痴，“我很爱前妻和孩子”。他比大多数出家人有钱，画作常常现身拍场；他比常人更多情，笔下的女子清丽婉约，带有浓浓的烟火气；他比普通画家更易怒，和拍卖他的赝品的拍卖公司打官司，把潜规则揪出来，轰动整个艺术圈。
    史国良身上纠结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又因他僧人的身份而显得更突出。有人甚至说他是“假和尚”，史国良不为所动，他只想做一个画家，做一个自己心中的真正的人。

画僧：千年一脉

    八大关一处高档会所。史国良端坐在一张巨大的豪华餐桌的主宾位置，面带微笑。虽然早已对他有所耳闻，但见到真人时，心中仍然有些吃惊。
    光头，国字脸型，浓眉大眼，唇红齿白，好一个英俊的大和尚。他没有穿僧袍，只是一件普通的羊毛衫，看起来很清爽。翻开他的画册，画的都是西藏少女，推车、提水等生活场景，繁忙却很愉悦，让人想起阳光普照的早晨。感觉有一点错位，怎么眼前的僧人喜欢画女人呢？
    熟悉美术史的人知道，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有画僧的传统。从五代的贯休、巨然，到晚明的陈老莲、石涛和八大山人，再到后来的虚谷和弘一法师，画僧曾是画坛上的重要力量。但自弘一之后，画僧似乎消失了，一直到1995年，衣钵才传到了史国良手上。
    和以往那些遁入空门的画僧不同，史国良是一个“投”入空门的人。他从小学画，至今已经画了35年，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研究生，他具有扎实基本功，很年轻便已经扬名立万。他的作品《刻经》曾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有国际声誉。1995年，他在美国出家，在中国台湾受戒，成为一名僧人。他是一个完全靠自觉出家的人，你甚至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功利色彩。
    很多人想起僧人的作品，都认为会是青灯古佛或者写意山水，但史国良的画全不是这样，他作品中浓浓的烟火气让人很吃惊。史国良也承认：“心里要有一个历程，有一个调整，这种变化会促使我绘画的风格的变化。我的画就是关注生活，关注人性，象西藏人对宗教的虔诚感动了我，石涛说，他是以笔墨来做佛事，我也是这种观点，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是现世的东西。”
    史国良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你自己是一个可造之材，人生最大的工程是把这个可造之材打造成有用的东西，人生最大的贡献把这种有用东西留给后世，留给后人。”他觉得自己画画和出家都是发现了自己，让他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哪种人。
    在一个僧人眼中的现实世界是与常人不同的。“就好像你在地球上看月亮很美，想上去，但到了月球上，才发现除了冰冷的石头，一无所有。这时你又看到了地球，觉得也很美。”

游僧：且行且止

    我问史国良：“你是哪个宗的？”他说“禅宗”。再继续问，他就说“临济宗”。这是六祖慧能传下来南宗禅。
    看史国良应酬时，举手投足都恰到好处，让人想起“世事练达皆学问”。有的人却据此攻击他是“应酬和尚”、“假和尚”。因为你是和尚为什么不呆在庙里啊？你应该整天打坐、念佛才对啊？
    史国良不去计较。石涛有一句诗“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也说明了画僧的生活。要想画好画，必须多游历名山大川，多接触生活，所以只好做“云水僧人”。
    史国良的家在北京紫竹院公园东门的高档小区，他的房间布置得很中式，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桌上摆放着佛像，既像佛堂、又像画室。用佛家的眼光看，这应该算是“精舍”了。有人就问，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能住在这里？
    史国良也问过自己，现在他想明白了。谁说，出家人一定要天天吃斋念佛，盘腿一坐就要超度亡灵啊？他明白出家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有烦恼。佛教是一种解脱之道，佛陀是觉悟者。任何人成为觉悟者都是可能，只是觉悟的程度不同。“让我双手合十整日阿弥陀佛，我又觉得不是我了。”
    史国良想起自己最初到海外的日子。那是1989年，国内美术界刚刚经过“85新潮”，唱主角的是西方文化，当时很多大艺术家，旗手式的一些领袖人物纷纷倒戈去搞现代艺术，搞变形，搞现代，搞行为艺术。“极端到西方没有做过的东西，我们就要去做。比如在身上拉一道口子，塞进去一颗水稻种子，等着发芽；吃大便馅儿的饺子；吃死孩子，而且要很优雅地吃。”
    画中国画的史国良却在加拿大漂泊。“那几年，我虽然活着，但活得非常不自在。什么著名画家，什么光环都没有了。越是在国内有成绩的人，吃得到在自己树上的果子的人，到那里越不适应。我根本就没有在西人圈里闯荡出什么结果来，我也就是在华人圈子里。学国画为什么要去西方？对啊，后来我也问自己。当时那个时代，还是有点后殖民化，崇洋媚外的心态在里面。说去接轨，然后打入西方的主流文化。其实出去的所有中国画家，没有一个被西方的主流文化认同的。几乎没有。”
    “我找了很多条路，以为是路，砰！撞墙了；咚！掉坑里了。”那是最艰苦的时候，史国良都没想到要回国，也没想到出家。1995年，他却突然悟道，让画坛陡然多了一个和尚。

情僧：痴心难断

    我问史国良：“你断得了贪嗔痴吗？”他说断不了，而且他的贪嗔痴比常人还要多一些，这对画画有好处。
    “当初有人问我，你放得下吗？你的媳妇，你的子女，你的亲情和你的一切一切。我说我放得下，他马上又问我，你对他们这么无情，你却说自己很多情，你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你能爱众生吗？我觉得，喔，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说我放不下。他又说，你连这个都放不下，你怎么出家啊。”
    这是一种拷问，直到现在，史国良仍然生活在这种拷问当中。
    史国良从小就喜欢合掌，母亲说他“像个和尚”，他也对佛教一直都有亲切的感觉。后来选择佛教，是因为骨子里有一种理想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信仰的起源并不理性。我不像传统的宗教徒，我不是闻着香火走进来的。当时佛教那种形式上的东西让我觉得特别美。打坐，燃一炷香，多美；头上烧的戒疤，多美；穿着大袍子风一吹飘起来走道，多美啊；是幡动啊风动啊，是你心动了——哇，这个特别特别美。浪漫里面有冲动和癫狂，我当时出家就是有那么一种冲动在里面。”
    1995年，一位法师因为工作关系见到史国良，开口就说：“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一个和尚。”他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决定出家。
　　“我前妻很漂亮，很温柔，很善良，她不企求我什么。她让我能体会到另外一种美感，是我的亲人。分开的时候，当时真是有种撕开的疼痛感。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是爱她和孩子的，虽然不能一起生活，但爱是割不断的。”
    史国良觉得弘一法师很绝情，妻儿在山门外痛哭，他就是不见。“前妻和儿子后来也到了加拿大。到现在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常常为此检讨。她一直不肯离婚，认为我只是一时头脑发热，等了一年多，还是签了离婚书。她现在加拿大一个人生活，她说要等到我还俗的那一天。”
    但史国良自己明白，这条路走下去，要回头就很难了，至少现在，他还没有还俗的想法。“我嘴还是很硬，我自己还有那个劲。”
　　很多人骂他骂得很厉害，说他是假和尚。史国良说：“你们可以骂我，但不要骂佛教。美术圈里说我作秀，佛教圈说我把经念歪了。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李娜啊陈晓旭啊，都是佛教的一个新品种，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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