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画报》之刊史与国家史与个人史一样，是曲折的，是难以完整复原的。《上海图书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号称“上图馆不仅是北京馆的两倍半，重庆馆的四倍，南京馆的三倍，而且它的馆藏总量约占整个近现代时期出版期刊总量的75%。”（按，上海图书馆总藏一万八千五百零八种）确实有这个实力，总出二二八期的《联合画报》（1943年2月至1949年4月），上图只缺两期。所缺两期，一本是总第二期，一本是最后一期总二二八期。我写过《终刊号丛话》，深知最后一期的重要性仅低于创刊号，“知其始不知其终”也。
    《联合画报》有一阶段的出版周期采用两期合刊，如“第一九五/一九六期合刊”。合刊一般是无奈之举，赶不及出版日期了才两期合为一期，我还见过三期合为一期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朔风》杂志（北平，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总出二十五期），它竟然将十八期到二十五期八期合并为一期，期刊史最牛之“合刊”非《朔风》莫属。《朔风》编者说“本刊自改为综合性杂志后，因种种关系及改组之先所迟欠各期，总未能如期出版，对于读者十分致歉！此次将所欠各期出一合刊春季特大号。”出版“特大号”也是推销刊物的好办法，过去的老杂志常采用此法来招揽读者。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出过一期“狂大号”。但是像《联合画报》这样连续几十期都是出版“合刊”，倒不多见。还有一处也该说明一下，总目的著录将“一七一/一七二期合刊”列为《陈公博受审画辑》，还说明是“专号”。其实，“专号不专”，陈公博的受审照片只占全部二十页的五页。本期照片是魏守忠、康正平等拍摄的，康的作品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刊物上常见，魏在摄影界的名气比康要大得多。
    陈公博被处极刑，战后“肃奸”正酣，《联合画报》于此多有报道，几乎每期都有篇幅。画报的优势是图片，譬如《南京大屠杀战犯三名执行枪决》，前几年山东《老照片》才给予披露。《华北大汉奸起解》的图片最为清晰，谁是谁，看得分明。起解时两人一铐，胸前别着条子，条子写有姓名，分坐敞篷大卡车游街，脸朝外坐。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吴世宝的妻子佘爱珍，后来与胡兰成结为夫妇，画报中有其照相。我一直认为胡兰成绝非寻常之辈，他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女人的本事，不能全都归诸“风流成性”吧。“肃奸”也波及了文艺界，女画家李青萍有受审讯照片。上世纪五十年代慕张爱玲之名而求见张的影星李丽华，也有尴尬的照片，偶像明星陈燕燕亦未能幸免。我一直认为苏青这段话是大实话：“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时期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的，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
    我日前在《上海书评》写有《大闹宁国府》，材料多有遗漏。张文元曾于《联合画报》主持“漫画之页”，非常精彩，每期两个版面，张文元于版头写“每周漫话”。
    《画报》之封面多为人物照相，不拘一格，川岛芳子竟然上了两期。秦怡一期，吕恩有一期，秦这回没拍好，整个画面人像只缩在一隅，远不如吕恩这张充满画面的有冲击力。前几年在《开卷》百期研讨会上，见到吕恩，后来我从电子邮箱里给老人家传过去这张封面。我们不是喜欢回顾历史么，那就翻翻那些老画报，老画报的图片较少撒谎。中国尚无《中国之画报史》，我再次吁请好赖有人写一本。  据《东方早报》

    谢其章：民国老期刊收藏研究专家，已有二十多年藏龄，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藏书状元，出版有《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漫话老杂志》和《老期刊收藏》、《封面秀》等期刊收藏类著作。

相关日志

• 胡兰成与佘爱珍的另一种解读 (0)
• 【本网专稿】闻风相悦──再谈孔子/薛仁明（台湾） (1)
• 胡宁生：有关父亲胡兰成 (2)
• 汪政府“文胆”胡兰成：人如乱世 (4)
• 佘爱珍：我是滚刀板过来的/朱天文 (1)

黄天才所收藏的折扇

　　我称不上是胡兰成的朋友，虽曾相识，但交往不深，相知也不够，祇是在上世纪一九五O年代后期到一九七O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像伏枥老骥一般窝在东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度，他高估了我，以为我在台湾政界及文化界人缘很广，可以帮助他来台栖身及发展，所以毫不隐讳的多方接近我，起初，由于他的背景及经历，我还多少有点戒心，但接触较多之后，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文才而并不讨人厌的人物，遂很热络的交往过一阵。后来，大概是他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他来台，我们才慢慢疏远。他和我不再联络之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忽然听台湾来的朋友说胡兰成已经到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更出版了几本轰动一时的著作。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赶出」了台湾，去到香港，辗转又回到了日本。他未再和我联络，我也未再找他。最后他的死讯，我还是看日本报纸才知道的。
　　最初介绍我和他认识的，是香港一位能文能画的朋友，说一口无锡腔国语的薛慧山。
　　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底或六三年初，薛老从香港来到东京，我电话约他餐叙，他一口答应，并说要带一位一定会让我「相见恨晚」的朋友同来，我以为是一位和他一起从香港来的朋友，当然表示欢迎。及至他们如约来到餐厅，但见和薛老同来的，是一位身着中国式缎面丝棉袍，肤色较黑的清瘦老者。棉袍半旧，老者面孔虽不能说是有饥色，却毫无神采。我的初见印象是：大陆变色后逃难到香港的落拓文人吧。薛老抢前一步，挥手介绍说：「胡兰成，我的老朋友。」
　　我吃了一惊，听到胡兰成这个名字，看着面前的这位老者，我不仅没有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的喜感，反而是惊愕与失望的成分多些。
　　对胡兰成，我和其它许多人一样，是因为读张爱玲的小说，迷张爱玲的小说，才知道有胡某这个人的。我于一九五O年代末被报社派驻东京，到后不久，就听说「汪伪政权」时代在南京做过官的许多「汉奸」，在大陆变色后，都逃到日本来了，胡兰成是其中之一。令人纳闷的是：东京侨界朋友们在谈论侨界的人或事时，不时会谈到胡兰成，但都是谈他的过去，从未听人谈到他的现况，一般都猜想他深居简出，来到东京养老的吧。他似乎从未参加侨界的任何公开活动，也未听说他在侨界有什么时相往来的朋友。
　　当年，东京华侨人数不多，老中青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万多人，但成分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区分：亲台湾、亲大陆、或两岸均无特别亲疏关系的中立者外；三大区分领域之中，又各自混杂着「二战」以前就久居日本或曾入籍日本的台籍老侨。「二战」后迁日的第一代新侨，与大陆变色后逃往日本的第二代新侨；此中又混杂着暗获日本包庇的「汉奸」，或暗受日本支持的「台独」分子；此外，更有不同省籍的各地同乡曾，如台湾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都很有实力；「东京华侨总会」就有完全同名的两个，一个亲台湾的在银座，一个亲大陆的在新桥，两会只隔地下铁一站，步行不过十分钟。
　　组成分子如此庞杂交错的华侨社会，对背景及身分都十分特殊的胡兰成来说，深居简出应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次，要不是薛慧山很冒失的把他带了来参加我的餐叙，我还真不知道怎样的机会才能让我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呢。
　　不过，毋庸讳言，薛老如果在电话中预先就告诉我，他会带胡兰成同来，我虽不能预知自己是否真会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但我对于有机会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内心深处确是有所期待的。
　　对胡兰成，我真是太好奇了。
　　他既能赢得玲珑剔透的张爱玲的芳心，成为了她的初恋情人及夫婿；却又能容忍及接纳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畲爱珍，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从张爱玲的角度去推想，胡兰成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从畲爱珍的角度去推想，他应该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伧夫。如此相异的两种人格特质，怎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一位人物，当然希望有机会见上一见。
　　结果，我们见面了。第一眼，却让我大感意外及失望，我眼前的胡兰成，既不是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却也一点也不粗鄙。我的实时印象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糟老头。
　　上了餐桌，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好，他很深沉，不多话，眼色很锐利的看着薛慧山和我。薛老兴高采烈的谈着他旅游东南亚的见闻。后来不知怎样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书画，那更是薛老的专长，我插不上嘴，胡兰成倒是不时应和着。我在一旁端详他们两者，看上去，年纪差不多，应该都是六十上下的人，薛老可能还要大上几岁。当时，我还不过三十六、七岁，觉得和他们两老不是同时代的人，一直未多发言。
　　那次餐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临别时特地向我索取名片。我们做记者的人，绝不吝于给人名片，但那天我是主人，他是薛慧山带来的客人，他似乎倚老卖老的不给我名片，我也就装作不在意，未给他名片，但最后他向我索取，我给了他，他仍然未给我名片。
　　过了十来天，忽然接到胡兰成电话，说薛老要回香港了，他给薛老饯行，邀我作陪，在同一家中国餐馆。我想他这是借口回请我吧，我应邀去了。三人坐定后，他俩之间的几句寒暄，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薛老大概是说：为他饯行，何必破费到餐馆来，府上「爱珍嫂」的手艺比这儿高明多了。胡却看着我说：黄先生是新识，怎好屈驾到舍下去。我顺口答说：有机会，一定专程叨扰。胡却没有答话。
　　其实，我非常希望他说一句「欢迎随时来指教」之类的话，我就可以打铁趁热问他地址。因为，我对「爱珍嫂」这位人物，更是十分好奇。
　　当年在东京，每有人提到胡兰成，就会谈到畲爱珍。有关畲爱珍的传说，比胡兰成还要多，据说这位「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凶狠无比，能两手开枪，杀人不眨眼，「七十六号」抓到女人犯，都由她拷打审讯，不死也得脱层皮云云。尤其是她来到东京后，竟然和胡兰成搭上了，更增加了这一双男女的传奇性。
　　如此一位人物，如有机会见识，我当然会争取。那天的餐会上，胡兰成虽然没有表示欢迎我登门拜访，他却留下了一个有意和我继续交往的伏笔。他主动提及在《中央日报》航空版上看到过我写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接着说他也喜欢写写东西，很想寄几篇杂文向我讨教。我当然表示极愿拜读，请他即速寄下。
　　果然，一两个星期后，他寄来了一大堆文稿，有的是杂志的抽印本，也有手稿的复印，杂文居多，也有谈论日本政情的，我看后，非常意外，对他的文采不禁大声喝彩。尤其是那些杂文，谈人生，谈哲理，谈风花雪月，都有妙处，都有神来之笔，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观，不再称他「糟老头」。
　　他很可恶，一直未告诉我联络电话，我祇好照他寄文稿给我的地址，给他写去一信，谢谢他，并以相当保留的语气捧了他几句，（他说曾在报上看过我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我一听就觉得是敷衍之词，我怀疑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所以我不想在信里捧他太过火。）接着，在信里我邀约他╳月╳日中午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餐叙，我担心他不来，故意说他的一些文章引起我颇多感触及意见，希望向他当面请教。
　　他如期来了，还是穿的那半旧棉袍。
　　入座之后，我看得出他颇为局促不安，大餐厅中，他是唯一未穿西装的人，客人绝大多数是白色洋人，俱乐部的官式语言是英语，连菜单都是英文的。我特地先向他解释，此次之所以约在这儿见面，主要原因是我没有把握他是否会赏光，如果约在中国餐馆，订下座，万一他不赏光，我会很尴尬；而这儿比较随便，我几乎每天都来，餐厅很大，大小桌面很多，我提前来占住这个餐桌，两人用餐正好，万一他不赏光，我就挤到那几台专为外国记者会员保留的大餐桌上去就是了。我接着向他解说，俱乐部是专业性很高的国际社团，采会员制，会员限于日本外务省登记有案的外国记者，及各国驻日外交官，不搞社交活动，在这儿比较自由自在，不必受拘束。
　　胡兰成听了我的解释，态度显然放松不少，用餐后，又见我喝咖啡，抽香烟（当年抽烟是时髦，不抽烟反被视为异类），放言高论，和外国人打招呼或谈话，用英语；和他用中国话谈话，并未压低声音，也无人引以为异。同时，在我们用餐前后，到桌前和我打招呼的外国人，我都为他介绍，果然都是外国重要媒体的驻东京记者或外交官。在这「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知识分子社团环境中，他终于被这种开放自在的氛围所感染，让他和我相识以来一直拥抱着的那份深沉与矜持，完全抛开了。
　　餐后喝完咖啡，我领他到俱乐部的数据室，书籍、杂志、报纸几乎全是英文的，却有两份中文报：台湾《中央日报》航空版及香港的《香港时报》，他如获至宝，看完了架上的近期报纸，还想借过去的合订本来看。在数据室待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回到餐厅喝咖啡聊天。他问我这地方他可以自己来吧？我说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会员制，但是，如果你到数据室看书报甚至坐坐休息，不会有人管你，尽可自由出入；但不能去餐厅吃喝东西，这儿不收现金，必须会员签账单，月底结帐。
　　我看他很失望的样子，连忙告诉他尽可以常来，我每星期至少有五天在这里，我们这些「单枪匹马」的特派员都不会有办公室，白天写稿、发电都在这儿的工作室里。而且，我们也可以约好在这儿见面。
　　他几乎从没有一个人来过，但每次我到了之后，打电话到他家找他，他都会欣然而来。他来了先去看中文报纸，我在工作室写稿，中午时分，我带他到餐厅用餐、喝咖啡、聊天。如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一两次，他很健谈，我总是让他多说话，但他很慎言，谈的话题都是张爱玲或世界反共大势，我听腻了，问他一点旁的，他都很巧妙的避开。他似乎很关心台湾的事情，在闲谈中曾问到台湾的政情和社会情况。其实，交往两三个月之后，我对他已失去兴趣，我还不愿放开他的唯一原因，是想见一见畲爱珍，看看这位女魔头是什么模样。但我发觉胡兰成似乎总不愿意让我见到畲爱珍，我想他羞于让长相凶神恶煞的畲女见外人，这种心理，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想再为难他了，遂放弃了要见畲爱珍的念头。
　　恰巧这个时候，台湾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我忙得不得了。遂有三、四个星期未和胡兰成见面，却把他弄急了，以为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我，忙着来找我解释误会。
　　原来在一九六三年二、四月间，中共向日本洽购一座整套的尼龙制造工厂，金额庞大，中共向日本进出口银行洽借巨额购厂资金；进出口银行是国家银行，台湾当时与日本尚有邦交，极力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的此项贷款，但日本工商界和舆论界却在对日本政府强加压力，逼促日本政府尽速核准贷款。
　　台湾方面警觉事态严重，紧急打出王牌，连续派出超重量级的政治外交人物赶赴日本，对日本政府高层直接进行交涉。于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中日合作策进会理事长谷正纲等，先后来抵东京，东京的政治外交情势绷得紧张万状。
　　那段期间，我忙得头昏眼花，每天都是早出晚归，马不停蹄，难怪胡兰成说四处找不到我，误以为我在躲避他。
　　五月初的某一天，我忙到晚间十点多钟才回家，一进门，赫然看到胡兰成和一位身着中国旗袍，体型略胖，皮肤白皙的中年妇人坐在客室中等我，不用介绍，我断定这妇人就是畲爱珍了。非常让我意外，她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大方方，脸上淡妆，泛着和善的微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江南一带的普通家庭主妇。
　　胡兰成先向我道歉深夜来打扰，实在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很急，他讲话很慢，我还真想不透他有什么「急」事情找我。他接着说：从报上看到张群先生到了东京，他拜托我带他去见张群。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向张群先生报告，诸如：日本政情啦，日本反共势力及反共情势啦……我不等他说完，就几乎骂出口来「神经病！」但看他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不忍心骂他，勉强抑压住心头火气，问他以甚么身分要去见张群，他支支吾吾了一会，答说「张先生应该知道我吧。」至此，我决意不再和他纠缠，我明白告诉他：要见张秘书长，绝对不可能；我们记者也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都是找他的随员或秘书进行采访。日本报纸也注销来了，张秘书长此行是为了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共购买尼龙工厂，任务重大，困难重重，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紧不透风，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已有五年未来日本，你想，日本各界多少人在等着见他，他又必须要找日本政界多少人，哪里还有你我的机会。
　　我这番说得极其诚恳实在，说完我即起身送客，胡兰成还想说话，畲爱珍轻轻拉着他走了。畲爱珍除了初见面时的几句寒暄外，全程未说一句话，祇是专注的在一旁听着。我的印象是：对情势的分析，畲爱珍显然比胡兰成高明。
　　张群的行程中，排定有一天中午要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演讲，并接受记者发问。我告诉了胡兰成，胡希望我带他去参加，并问有否机会和张群谈谈话。我告诉他交谈的机会不大，恐怕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到了那天，我为胡兰成买了餐，订了座位，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我坐在前面的记者会员席，他坐在后面的来宾席。那天的演讲和记者会都是用英语，张群用餐后，亲自念了预先准备的英文讲稿，然后由记者发问，由大使馆的一位职员翻译。记者会结束后，张群立刻被人前呼后拥上车离去，坐在后边来宾席上的胡兰成，果然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
　　胡兰成在东京就祇这么一次远远的听过张群演讲，始终未能和张群说上话；我一直未向张群提过他。
　　过了一两天，陶希圣先生到了东京，我到机场接机，在从机场到旅社的路上，我即向陶先生报告，胡兰成在东京，曾拜托我引他去见张群秘书长。我话未说完，陶先生提高了嗓音说「不可以！」我答说：我已拒绝他了。我随即问陶先生，「如果胡兰成要求见您，见不见？」陶先生未答话，我知道他在考虑中。
　　到了旅社安顿好后，陶先生才对我说：「胡兰成，我可以见他，由你去安排时间。」说着，陶先生从沙发上起身站立，右手掌五指并拢，手臂横摆左额前，一面说话，一面右手臂从胸前往下一切，说道：「胡兰成和台湾的接触，到我这儿为止。」
　　陶先生已为我和胡兰成画下了界限。
　　我问陶先生的行程，以便安排胡兰成来见他的时间。
　　我到记者俱乐部打电话找了胡兰成来见面，他已从报纸上看到陶希圣来东京的新闻，果不其然，他立刻要求去看陶，我用电话和陶先生联络，安排第二天上午十时在陶先生旅社见面。
　　他们原已认识，毋须我介绍，第二天，我陪胡到陶先生房间，就托词离开了，他们两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我不在场。
　　当天的傍晚，陶先生找我去旅社陪他晚餐，他简略的讲了他和胡兰成谈话的情形，主要是胡讲述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况，陶先生说：胡兰成十介恳切的要求陶帮忙他住到台湾去。我问：他准备到台湾去干什么？陶说：他希望去大学教书。我说：可能吗？陶先生说：办不到！台湾怎么可能收容他，何况，他还带着一个畲爱珍。
　　胡兰成要为陶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一些日本评论家。最好能举行一次座谈会，陶问我的意见。我说：胡的这般评论家朋友我都大致见过，可惜多已过时了，都已不再有舞台，我建议陶先生如有时间，不妨和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至少，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陶先生嘱我安排一次茶会座谈，到了二十来位日本评论家，胡兰成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
　　十多天后，台湾来的政要们先后离日回国，日台外交关系却未见好转。外交问题多，记者们一定大忙特忙，胡兰成偶尔还会到俱乐部找我，几次扑空，他可能又误以为我在躲避他，后来，甚至我到了俱乐部打电话找他，他也推托不来了。由疏远而淡忘，他去了台湾，如愿到大学教书，又因「汉奸」背景被轰出境，再回到日本，这一连串事情，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又过了若干年，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个小框框消息，说原籍中国的评论家胡兰成去世。这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黄天才
 
    广西阳朔人，资深新闻工作者，自一九六Ｏ年代初期奉派驻日采访，长达二十四年，先后服务过《经济时报》、《民族晚报》、《联合报》、《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等传播媒体，曾任《中央日报》副社长、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及董事长，并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着有：《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五百年来一大千》、《劲寒梅音：辜振甫人生纪实》（合着），《林海峰围棋之路：从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等。
※Charlie按：

    一、本文载于《印刻》2009年3月号，当时因赶着《小团圆》即将问世，故印刻方面紧急推出「你的今生今世，我的半生情缘──张爱玲‧胡兰成‧小团圆」专题，内中搜罗了此篇。
    二、当时听天文天心谈起，笑说读了黄天才此文，觉得这个人是「文盲」，胡先生在前，而他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当面错过。稍后印刻将杂志寄到我台北家，我请舍妹先读过，电话上转告我她的阅读印象，听了好似无甚重要内容，因此得到印刻杂志后，我也未再看，径束诸高阁。
    三、这几天应smiletotoro兄之请，乃找出此篇，扫瞄之后细阅，方知不可尽信人言，天文天心对胡先生的信任是不落言诠的，而我认为有时还是要言诠一番，更有意思，也让读者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故此篇颇具价值。从前我还在迷围棋时，曾在旧书摊买到一本黄天才的《林海峰围棋之路》，读过之后颇觉失望，大概以我那样的棋迷，老早就从无数管道得悉林海峰──我心目中的大棋士──生平的点点滴滴，反觉得黄天才的采访仅是浮面，不够深入；这个经验我后来也有过，即：我也是一个戏迷，迷戏的细节所在伙矣，结果看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反而觉得没什么，因为那些我早已知道了。
    四、回到黄天才的这篇文章，当可发现：陶希圣面对黄天才的态度，其实跟胡差不多，有话不愿对黄多讲。而由胡兰成与侄胡绍钟（青芸同父异母弟）家书可知，陶希圣尚且曾亲自造访胡宅，彼此倾谈过，其交情的契合与相忘，又岂是黄天才所得而知之者？世人多知：陶、胡各是蒋、汪的文胆，而世传《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者，则胡有对该着所为之长篇批判，应可视为蒋汪两大文胆的另类交锋。
    五、胡初赴日本时，因身分敏感，且国民党在日的代表团仍甚有力量，为了人身安全计，多用假名在社会上行走，直到《今生今世》出版后，乃恢复以本名行世。从此文可知，胡对黄仍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胡未参与旅日华侨集社，应也是如此的考虑。胡后来得以赴台讲学，应是循其它途径打通了关节，在台也曾拜访张群、黄少谷、陈立夫等要人。
    六、胡的信札中有谓在友人处阅读港台大陆报刊，当是此文所指的记者俱乐部。
    七、金雄白、章君谷的书中均提到畲爱珍是个双手能够开枪的狠角色，黄在此文中也提到这个，当是以讹传讹。
    八、黄天才可说是国民党治下的循吏，是个新闻界的老兵，此所以他后来能当上中央日报社长、中央社董事长，算是国民党对他的酬佣。但他的新闻嗅觉实在不算灵敏，居然错过了胡这个人，以我所知，胡介入日本政治社会的层面相当深广，且不时将所获得的政治情报，为文发表在卜少夫的《新闻天地》中。

相关日志

• 【本网专稿】胡兰成和他的《武汉记》文/胡榴明（武汉） 图/黄涛（长沙） (1)
• 【兰友撷英】天地冒昧看——评《天地之始》/谢翔（新乡） (0)
• 世上人家——胡兰成照片集二 (1)
• 【本网专稿】汉奸三论之《再论汉奸》/小北（浙江新昌） (4)
• 【本网专稿】写在《寄身日本》之前/小北（浙江新昌） (4)

    五年前离开成田机场时，我跟仙枝天心在出境口向兰师鞠躬后，一阶一阶走下出境大厅，回首望去，站在阶梯口一袭长袍的兰师真是高山仰止，笑笑跟我们摇摇手再见，那是我最后看到的兰师。
回台北后，兰师写信来说开始着笔写《今日何日兮》，次年完成付印。然后又写《日月并明——女人论》，从女娲写起，打算写到林黛玉晴雯，及民国诸女子。我们正等待兰师写完周文王的夫人之后要怎么来写妹喜、妲己跟褒姒，兰师竟就去世了。本来我们还约定好秋天一起看红叶的。
    今年二月底日本举办第一次台湾电影节，我随团赴日，出了羽田机场，冷风迎面扑来，依稀带着那股熟悉的干爽的寒香，久违了东京，别来无恙乎？
    星期三跟咪咪约好在福生车站见，孝贤和淑眞随我同去。那条从荻洼、立川到福生的国铁，樱花开时，火车曾经多少趟穿过两边的云霞人家，兰师跟我们讲着明治时代的事情，有时四人瞌睡成一堆。如今暖器还没有撤去的季节，车厢座位底下烘烘搧出的热气，使得我和孝贤淑眞也惺忪起来，窗外倏倏闪过枯树黄草，五年的时光一晃眼就这样过去了。
    车到福生，隔车门看到仙枫站在站台上，挺挺如一棵槿花。我跳下车叫她，两人抓住手，她的眼睛就红了。过站台，到对街新盖的麦当劳店，一路我讲中文，她讲日文，看着她那张热腾腾的脸，奇怪，都听懂了她的话。原来她看到报上消息，不知道《小毕的故事》已译成日文片名《少年》，索性电影在银座东映剧场第一天放映时就跑去看了，结果是《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和《大轮回》，看完当日才收到我寄给她的招待券，于是又看了《玉卿嫂》和《小毕》。呱呱呱的讲话，一如从前，就是她擦了口红，我也擦了，指指她的嘴巴，两人开心大笑。
    师母和咪咪在麦当劳，我奔上楼，见到师母就哭了，仙枫也背转身去哭。师母已八十五岁，自老师去世后，不再做小菜吃食，下雨天在家，平日总是按着她心中认定的那条又远又绕的小路去老师坟上，在坟前坐个大半天。以前师母每对我们说，她要比老师后死，我先死了，你们老师可怜呀。师母是滚过刀板来的，什么场面没经过，我经得起，不能先死。
    此时师母回复到像婴孩时期的纯一，往事如繁花落尽，不生烟尘。偶尔，师母的思绪会像一艘小船驶过混茫大海，划开一道花白的波澜，师母会指着窗户外边飞飞停停的鸽子说：白鸽人，顶势力。     咪咪把母亲的话解释给我们听，是说谁家兴旺时鸽子就飞集来居，一败，鸽就走了，所以他们上海老家把势力小人叫白鸽人。师母又说：什么都是假的，身体健康最要紧。福生市上空紫烟蔼蔼的，师母说：天要做雪了。
    天冷，师母回青梅家里，咪咪和仙枫领我们走路去墓园。咪咪买了桃枝和油菜花，道：三月三日女儿节嚜，父亲最喜欢这两种花。菜花亮柔的黄色，桃花红，那是江南民间的颜色，兰师是从那里出来的。墓园即在兰师常常打拳的多摩川公园路侧，仙枫打了一桶水提到坟前，将木桶和木杓交给我，我走上石阶，将桶里冷冽的清水舀了一杓自碑上淋下，心如明镜，觉得我的一生哀怒悲喜全部都过完了。已是新的世事来到兰师面前，仙枫结婚了，天心结婚了，我今来日本住赤坂王子饭店，大宴小宴，有我的新朋友们，这都是我自己结交来的场面和人情，兰师也要夸赞我的罢。然而眞是多么不一样的人生了啊，眼泪在黄昏的风里掉下来。
    咪咪向我们鞠躬道谢，仙枫站在一旁侧着头微笑，很欢喜的样子。碑柱上刻着兰师的字“幽兰”，侧碑是师母为老师写的小传，笔触横豁就像师母有一幅条字写着的，“听天由命”，豁得大明大开。咪咪说坟地是她跟母亲选的，面向旭日升起的正东面，好极了。
然后我们搭车去日之出町冈野法世家，在高岛屋面前一家糕饼点买些吃食。仙枫给我和孝贤、淑眞一人一包女儿节吃的糖，金箔线扎住透明玻璃纸袋，里面是星星形状的嫩草绿、水仙黄、樱花红和冰白，一人手上捧着一袋春天，走在寒爽的空气中，这就是日本。美术的民族，花的民族，这样一个世界工业大国，结果是以其日本之心，那种极其女性的素质和性情，而胜过了所有的工业先进国家，让我会为他们的一匹西阵织，一张手漉信封，一个装陶杯的松木盒子，这样抚叹良久，良久。
前年里根访日时，与夫人曾到日之出町参观幼儿园，当地人将岗野先生的一块陶版曾给里根夫妇，岗野先生声名大噪，从此更忙了。我们到达岗野先生家时已天黑，巷底老远的松影下边跑出一只蓬松大狗吠着，一名女孩张开手臂快乐的跑上前来，竟像古老美好黄金年代的事情，是小女儿文子。双胞胎姐姐良枝宽子已是高中生，岗野夫人仍然只像三个女儿的大姊。墙上那副兰师赠陶人岗野的字，“佛火仙焰劫初成”。
    稍后，仙枫的先生阿部下班来此，大家围炉吃茶。良枝三人收到礼物，眼神向母亲探问可以吗？母亲笑说可以，她们才仔细把礼物拆开，大论得到什么都是满心喜悦的，看在我眼中，以为又是前代的事迹。仙枫与阿部同习能乐而认识，阿部是地谣伴唱，仙枫是舞者，结婚后两个人，礼拜四礼拜天去涛涛会习能，仙枫每听到人家讲阿部，脸先红了，在一起的时候，两人隔得开开的，又近近的。她与阿部，使我想象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善于吹笙，夫婿萧史吹箫，后来二人乘金龙紫凤翔云而去，世人所羡乘龙快婿，眼前的不就是。我笑着看着她，看着阿部，她金银叮当笑起来，斜斜倒在我肩上，这样纤丽的女子，待朋友如男儿般义重情深。她道：“老师是我的恩人，在台湾时你父亲待老师的各种，我们日本友人衷心感激，朱先生是我的第二恩人。”
    多少年前，同样是在这坪榻榻米房间郁金香盛开的午后，天心和良枝三姐妹在树下荡秋千，兰师坐在现在仙枫的位置，谈了许多话，最后说：“绝对的相信就是永远不会失去。我相信天文的。”此时岗野先生从拜岛车站赶回家来，隔几坐定，那张端端然然土地般的脸容已是一切，朋友十年不见，亦永远不会失去，这一剎那我才懂得。岗野先生将他新烧的数只茶杯碰上相赠，孝贤收了最大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深夜离开岗野先生家，搭京王线回赤坂的路上，孝贤说：“今天的一切，谢谢你。”
    与淑眞三人走出地下铁，顶头高入夜空的王子饭店，璀璨如一座钻石宝山。天寒地冻，夹道而上的两行樱花未开，确实人意烂漫，倒先开了三四分。从来不会写诗的人，也有了一首诗：

我们的事
就是掺入人间的沙砾也不坏金身
把未来还给苍空
爱惜眼前的光阴如织
人儿如画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

相关日志

• 【胡门弟子】素看孔子/朱天文（台湾） (0)
• 亲也薄情，知也薄情 (2)
• 【本网专稿】胡纪元谈胡兰成：我父亲是德才兼备的荡子/林东林（北京） (11)
• 胡兰成网也有围脖了 (0)
• 【本网专稿】胡兰成的门生倪弘毅先生访谈/三焦（浙江金华） (2)

相关日志

• 大风起兮 文/林谷芳 (1)
• 【本网专稿】只因那光明喜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 (0)
• 【本网专稿】谢谢李黎/薛仁明（台湾） (0)
• 彼此的圣人，彼此的魔星 (7)
•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梁文道评《小团圆》 (4)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等著作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得到了一些人的热评，有人称赞他的“才子散文”占据“翘首”地位，还有人将他的《今生今世》一书视为“蓝本”，用来按图索骥研究张爱玲的生平(特别是“恋爱史”)。在《今生今世》的《良时燕婉》一节中，集中地讲述了胡兰成与他最后一任妻子佘爱珍的“爱情”故事。这一章节中的谎言不可不揭穿。
    胡兰成早就与有夫之妇佘爱珍勾搭在了一起。佘的丈夫吴四宝是地痞流氓出身，后投靠日本人，当上了汪精卫汉奸政府“中央特工总部”(俗称“76号”，因地处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而得名)警卫大队队长。佘爱珍也是该汉奸特务机关成员，因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军充当走狗，作恶多端，被上海市民斥之为“母毒蛇”。但是，她在胡兰成的笔下却变成了“春风牡丹”。
    三年前，笔者偶然在某大城市的一份刊物上读到一篇文章，大为吃惊。文章标题我记不清了，内容是歌颂胡兰成与佘爱珍二人的“坚贞不渝”的“爱情”。该文作者就是在读了胡兰成的《良时燕婉》后才写出此文的，他(或她)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像佘爱珍这样的奇女子，真是太难得了！可见胡兰成“才子散文”的危害力有多么严重了。

“做头发”之公案

    在《良时燕婉》里，胡兰成不无炫耀地讲了一段佘爱珍到上海静安寺路大西路口“做头发”时遇到的“惊险”故事:
    吴太太(佘爱珍)有一次真惊险。租界巡捕因误会冲突，向她的坐车开排枪射击，她随即带的一个学生子保镖被弹而死，而她竟安然无恙。此事的起因还是林之江他们闯的祸。七十六号这班人坐汽车带手枪过租界，巡捕来查，他叫巡捕上车同到捕房去讲，焉知是开到林之江家里，给那巡捕结结实实的吃了一顿生活才释放。又或者是在钢甲保险汽车上通了电流，故意引惹巡捕上来喝令停车，用手来开车门要盘问，被电流一弹弹得老远，跌倒在地，等爬起来要开枪，那汽车已开走不见了。所以这回对吴太太的坐车如临大敌。
    吴太太那天是出去看医生，还做头发。车子开到静安寺路大西路口，那里有英租界的巡捕堆叠沙袋为堡垒，盘查过往行人，上来喝令停车，要查手枪护照。吴太太叫保镖把枪交出，等回不怕捕房不送还。保镖不肯，说先生派我跟师娘为何事，枪被缴去，还有面子?正在争持，岂知那巡捕手里的枪就一声响，打着了保镖。吴太太看得分明，他倒是走火，并非存心。说时迟，那时快，保镖只叫得一声师娘，‘叭！’的还过去一枪，那巡捕就倒在车轮边马路上死了，保镖是死在车上前座。当即别的巡捕都赶来向着汽车开枪，随后捕房出动应援的大队也赶到，一时枪弹如雨。
    爱珍此时倒反神志清静。……她坐汽车里端然不动，玻璃的碎片飞溅得她一身，她怕飞着眼睛，用手掩住脸。
    这时却听见英国巡捕的一个头脑在说，车里是个妇人呢，想必已经死了，命令停止射击，他走近来看，却见是吴太太好好的坐在车里。当下正欲说话，却见沪西那边尘土起处，七十六号的大队人马赶来，是刚才有人看见回去报告，林之江一班狠将听说大嫂被人欺负，连机关枪都背下来，这边巡捕一见也紧张起来，两边展开阵势，要放排枪机关枪冲杀。吴太太赶快下得车来，扬手向自己人那边叫:“不可开枪，……这不是动打手的事，有外交可以讲。”众人依言，簇拥得吴太太回来。

日本人幕后指使？

    佘爱珍到静安寺路去做头发，时间是在1940年初冬。“做头发”只是表面原因，其实佘爱珍主演的这场“精彩”的“大戏”是早有预谋的，背后的导演便是她的日本主子。
    1937年年末日本兵占领上海后，一直对公共租界、法租界没被自己掌控而耿耿于怀。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和汪伪政权的势力范围只是在沪西一带。地处这一带的愚园路，因为是汪精卫等汉奸高官的“公馆”聚集地，被上海市民们称之为“汉奸一条街”或称它为“三点水”(暗指汉奸)地带。而对于日本人横行的沪西地区，上海市民则送给它一个“特称”:沪西歹土。“三点水”，“沪西歹土”，最早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使用这两个新名词的是《大美晚报》。不畏日本人淫威的《大美晚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报馆多次被砸(几乎次次砸《大美晚报》都少不了佘爱珍上窜下跳的疯狂参与)，副刊编辑朱惺公、总主笔张似旭、报社经理李骏英等人，先后被76号杀害。
    公共租界、法租界成为暂避日本侵略者疯狂势力的“孤岛”。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务进入租界要接受巡捕检查，武器和军车不准擅自进入。这样，日本人和他们的汉奸走狗想进入租界打、砸、抢、杀就不能畅行无阻，携带武器进出要想出种种办法。而抗日群众和团体，则利用“孤岛”所拥有的条件，开展各种活动。国、共两党的情报人员，也依托“孤岛”，与日、伪进行艰苦的斗争。
    日本人早就想对英、美、法在租界地所实行的通行检查制度发难，76号的汉奸特务们更是感到巡捕房的检查挡了他们横冲直闯的财路。吴四宝曾多次骂娘，说是要带领人马与英、美、法的巡捕们血拼一场，一次次都被“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给制止了。佘爱珍也相劝丈夫:别急，我自会想出好办法。
    佘爱珍的“锦囊妙计”终于成熟了，并得到了日本主子的批准，于是这才有了发生在1940年初冬季节的静安寺路“做头发”事件。佘爱珍抢了头功，但她只是整个行动计划之中的一环，她出面充当诱饵;而在沪西，在76号，日本兵和汪伪特务已是全副武装集结待命，一切都是早已预谋的，根本不是什么“突发”事件。

佘爱珍端然不动？

    吴四宝、佘爱珍两口子家住愚园路747弄49号，与李士群家是近邻。这里离76号“特工总部”和静安寺路商业中心区都不远。佘爱珍看病、购物、跳舞、做头发，静安寺路是她的常去之地。以往每次去，她都要带上一大帮保镖，借此来抖一抖威风。至少也得带上四个荷枪实弹的保镖，外加两部汽车:一部是坐车，一部是开道车。车子在公共租界入口处停下接受检查，虽不能开进租界，但两名司机不能离开驾驶室，在租界外等着。保镖的武器交给英国巡捕房，但保镖依然得左右保护佘爱珍，时刻忠于职守。
    但这天佘爱珍轻车简从，只带一部坐车，一个司机，一个保镖。她命令司机和保镖:到了检查哨不许停车，只管给我加大油门往里头冲，谁阻拦就开枪撂倒他，一切由我担着！
    今日巡捕房的值日官是英国警官杰克逊，他见从沪西开来一辆“福特”轿车，便漫不经心地扬扬手，示意停车检查。谁料到这辆车却突然加速冲进租界，险些把杰克逊撞倒！杰克逊好不恼怒，立即命令巡捕们追赶“福特”车。各处的巡警哨子吹得“吱吱”响，一起行动要拦住“福特”。“福特”在距“百乐门舞厅”不远的路口突然停下，等候着巡捕们。最先赶到的是两个印度巡捕，气喘吁吁接近汽车想要询问原因，谁料到，从车窗口突然伸出两支手枪，“叭叭叭”一阵扫射，当时两个印警一死一重伤。是佘爱珍的司机和保镖同时先开枪，而并非如胡兰成所说是什么巡捕走火才引发了枪战。
    杰克逊一见自己的人倒在血泊里，顿时气得眼睛冒火，不顾一切地命令巡捕们向福特车还击。就这样，事情突然之间升级了，佘爱珍只想“哈哈哈”开怀大笑。一切都在按她的预料在进行着。她知道，巡捕们一还击，她的一个保镖、一个司机都必死无疑，而这正是她需要的“效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两条“学生子”奴才的性命算个什么呢?
    佘爱珍早有准备，车一停，她立即身体蜷成一团趴在后座椅下边，哪里是像胡兰成吹嘘的那样“端然不动”。
    一场枪战在十字路口爆发，行人们四散躲避，商铺纷纷关门(直到今天，亲历过这场枪战的老人们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枪战结束，佘爱珍的保镖、司机果然都丢了性命，巡捕之中也有人受伤。杰克逊搜查汽车，才发现缩成个肉团的佘爱珍。杰克逊心里“格登”一声响，他认识眼前这个女人，知道她是日本人手下的大红人，今天这事原来是有来头的！但杰克逊不是个吃软饭的人，管你是什么红人黑人，我先把你扣起来再说！佘爱珍被关进了巡捕房。这又是正中她的下怀，这一回，她这个“巾帼英雄”、“盖世功臣”算是当定了！
    这边，佘爱珍被扣为人质;那边，早已急不可耐的武装汉奸特务开始行动了。“特工总部”第一行动大队队长林之江一声“出发”，两辆装满特务的日本军车离开76号向静安寺方向扑来。车上各架有一挺火力威猛的日本造重机枪。汽车一路狂奔，特务们一路大呼小叫，朝天鸣枪，一时之间的气氛像是要天塌地裂。
    英国警方闻讯，立即集合警力布防，要拦住两辆狂奔而来的日本军车。可是哪里拦阻得住?林之江的人马疯一般冲进租界，两辆军车在“百乐门商场”的后门口摆开阵势，汉奸特务们以车体作掩护，长枪短枪、轻重机枪全都推弹上膛，来者不善，准备要大干一场！
    英国人见势不妙，命令巡捕们严阵以待，但谁也不许首先开枪，一切事情交由外交手段解决。

76号大摆庆功酒

    小事情终于闹成了“外交”大事，佘爱珍在巡捕房里稳坐，只等着喝庆功酒。果然不出所料，英国人在日本人的外交压力下屈服了，同意了今后日本人和“汪主席”政府公务人员进入租界不得予以检查的条件，一场风波“和平解决”:被扣福特汽车物归原主，被扣女人质由76号日军宪兵涩谷准尉出面，代表日方将其接回。至于被打死的人，因为双方各有伤亡，故互不追究。
    涩谷准尉威风凛凛乘坐日本军车，带着日本宪兵来接“女英雄”凯旋了，这对佘爱珍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吴四宝这时也露面了，他以警卫大队长的名义，命令林之江的人马撤出租界。但是林之江的大队人马是明为“撤离”，实为护送佘爱珍。两辆军车一开出租界便重新布阵，在爱义文路(今北京西路)路口呈战斗队形摆开，枪口一起朝着租界区。直等到涩谷和佘爱珍乘坐的轿车像接受检阅似的由租界区开出来时，这两辆军车才变成了仪仗队，前开道，后护拥，一路鬼嚎狼吼，把佘爱珍迎回76号。
    76号大摆宴席，“庆功酒”一连喝了好几天。
    这就是“做头发风波”的真实故事。从此之后，“孤岛”内的爱国民众进入更黑暗的恐怖时期。佘爱珍的这种罪恶行径，有什么可值得夸耀呢?
    当然，胡兰成在文章中也一不小心透露出了真情，那就是:“从此七十六号的人可以带武器过租界了。”请注意，这才是胡兰成为佘爱珍的“壮举”洋洋得意大唱赞歌的真正原因！76号的人可以带武器过租界了，这是多么大的“收获”，多么大的“胜利”啊！从此后，76号的人在租界抓捕抗日分子、杀害抗日群众更加为所欲为，一场场惨案接连发生，国民党设在上海“孤岛”内的抗日情报机关也遭到极大破坏，被汪精卫视为“文胆”的胡兰成，能不手舞足蹈吗?
    著名作家树棻少年时代家住“76号”附近，离静安寺也不远。佘爱珍借“做头发”之名大闹静安寺路，少年树棻即是见证者，当日他正巧陪母亲也去百乐理发厅洗发，目睹了那一场由佘爱珍粉墨登场演出的闹剧。后来，树棻在《上海的最后旧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的《静安寺枪声》一章里追记了这件事。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6月5日，上海高等法院在提篮桥特二刑庭对女汉奸佘爱珍开庭审理。第二日，上海各大报纸都对审讯情况作了报道。《申报》报道的主标题是《提审富孀佘爱珍》，副题为《杀人魔王吴四宝之妻，敌伪时期只手遮天的“红人”》。
    法官问佘爱珍，为什么要加入76号汉奸特务组织?佘爱珍的回答颇得胡兰成“妙手著文章”的真传。她说:加入动机，是因李士群告知汪先生要来沪，保护沦陷区的老百姓，故需组织警卫队保护汪先生。

敲诈富商毁尸灭迹？

   《申报》的报道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法官质问76号大举杀害中国银行职员等事，佘皆称不知。至此厅上传询证人方戴氏。方呜咽供称:现年55岁，宁波人，丈夫方液仙前为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于29年7月25日为76号部下持枪绑架而去，至今生死不明，递状要求申冤。厅上以之质询破告，佘称不知。并称，吴世宝在时非法事未曾做，一切可请详细调查。”
    方液仙，字传沆，出身金融世家，自己却爱上了化学工业，从师于德国化验师窦伯烈。1911年他在上海创建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牙粉、雪花膏。1915年至1928年连续建了三座工厂，生产的调味品曾远销美洲。而产品中又尤以“三星牙膏”、“三星蚊香”驰名中外，风行全国，销往南洋各埠。1933年他成立中国国货公司，自任董事长。
    吴四宝见方液仙有钱，便向李士群建议向方下手，绑他一票。
    干绑票这种“买卖”，是76号的拿手戏了。这办法来钱快，借口也好找，就说你是个抗日分子，不绑你绑谁?
    李士群同意绑方液仙，吴四宝把绑人任务交给他的部下顾宝林等三个彪形大汉。而打假电话“请君入瓮”的行动方案，却是摇鹅毛扇的佘爱珍亲自布置的。
    1940年7月25日上午，方液仙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此人自称是来自南洋的商人，下榻于上海国际饭店，想从方液仙手里买一批货，希望能在国际饭店与方先生晤面，时间定在上午11时。方液仙丝毫也没想到电话有诈，上午10时半过后，方液仙离家前往国际饭店赴会。他万没想到大门外已有埋伏。当他乘坐的“比尔卡”轿车刚刚驶出位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10号的方公馆大门时，就遇到了抢劫……
    76号的特务打死方液仙的保镖，打伤司机和方液仙，然后他们又将司机推下车，将方液仙劫走，先是关押于76号第二行动大队队部，接着关进76号总部。
    这一回，他们绑了个“大财神”，本想从方液仙身上多敲几笔钱，不料想绑手的子弹太狠，把方液仙打成了重伤，关进76号后一直昏迷不醒。这时，佘爱珍出面，把自己的另一个情人李祖莱给召来了。“银行家”李祖莱不仅与方液仙是同乡，还有点儿亲戚关系。佘爱珍叫李祖莱去给方液仙的夫人传话:你丈夫与“重庆分子”有联系，所以日本人点名要他的命，要想保命，赶紧拿钱来76号消灾。
    李祖莱领命，帮助佘爱珍向方家敲诈。第二天，方液仙的夫人便带着10万元支票来76号见吴四宝。谁知，支票交出后一天一天等待，却迟迟不见放人。原来方夫人送支票时方先生已经死亡，吴四宝、佘爱珍为了瞒住真情，竟然连尸首也不让方夫人一见。暗地里，一帮汉奸喜笑颜开，忙着分钱。
    这就是佘爱珍，这就是被胡兰成的一支笔描绘成“秋香”、“做事漂亮”、“得千人赞叹”、“一片光明迷离”的“春风牡丹人”！
    胡兰成为佘爱珍涂脂抹粉，也有“走板跑调”的时候，脸上的白粉擦得太厚，反而掉碴子露出了本来面目。比如，还是在《良时燕婉》这篇吹捧文章里，胡兰成写道:
    翌年(1941年)四宝做四十九晋一生日，与吴太太的生日，并在一起，摆酒唱戏做堂会三天，……酒席总有几百桌。正当三月初，爱珍穿一件酱色的旗袍，胸襟佩一朵牡丹花，她的人就像春风牡丹，刚开到八分，没有遮拦，而自然含蓄不尽。她首饰亦不多戴，只带一只钻戒，二十克拉。华堂张宴，她来到人前那股风头谁也不及。别人的富贵多是限于一格，惟有吴家的是上自王侯将相，下至负贩走卒的人世风光无际。
    在1941年的中国，谁才能过上佘爱珍一家人这样奢侈的“华堂张宴”的日子?如此为汉奸夸耀“富贵荣华”的狗屁文章，算什么“翘首”“美文”?   文/杨世运  据《粤海风》2009年第6期

相关日志

• 胡兰成网也有围脖了 (0)
• 【一家之言】胡兰成：以江湖气颠覆大义/石耿立（山东） (3)
• 【本网专稿】所谓汉奸/薛仁明（台湾） (0)
• 来写朱天文／胡兰成 (4)
• 【本网专稿】我与《胡兰成专号》/薛仁明（台湾） (0)

    虽然本文立场可能不合大家的胃口，但其中某些观点我还比较认同，请兰友们自己斟酌。这样的文章在媒体刊载出来的并不多见。

　　“此间今日获悉，前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胡兰成，于7月25日在日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据日本共同社称，胡兰成因心脏衰竭，于25日在东京都青梅市寓所病逝。从他辞去台湾教职后，1976年回到日本。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中任职，中共占领大陆后，他于1950年来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1981年7月28日，美国合众社发了一条东京电讯，报道了一个叫胡兰成的文人的死讯。一个月后，胡兰成的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前来吊丧的人都收到了一份赠礼，上有胡兰成手书“江山如梦”四个字。胡兰成的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写了一段深情的说明：“内附的‘江山如梦’是亡夫多年来萦绕于怀的感慨，在晚春的一个夜晚忽然吟出的。所谓江山，是指故国的山河、扬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来，是指故国本身。所谓梦，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遥、是永久的理想。敬请收下，以追忆胡人。”
　　如果不了解胡兰成的背景，很可能被这一段深情款款的言辞所感动，这分明是身在异域心怀故国的一位爱国者最后的怅惘，系怀父母之邦，念兹在兹。但四十多年前他为自己挣得的一顶“汉奸”的帽子，却非轻易可以抛掷一旁。人们记得才子胡兰成，津津乐道他和女作家张爱玲的一段倾城之恋，同样不会忘怀他曾经进入汪精卫集团，官拜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集团机关报《南华日报》总主笔等。

　　投身汪伪

　　胡兰成介入汪精卫集团，亦是因文而起的“恶缘”。1937年，31岁的胡兰成在广西小试牛刀，在《柳州日报》发表社论文章，说“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惹怒了地方诸侯，被关了33天。出狱后，他回到故乡浙江嵊县下北乡胡村探望久别的家人。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年轻人面临着这个年龄的普遍窘境：身无长物，却要赡养父母抚育儿女，他需要一个有“钱途”的事业。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记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却说我从广西回来时路过上海，见了古泳今，他今在中华日报，要我撰稿试试，到胡村后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手工业，又一篇分析该年的关税数字，寄去发表了，都当即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且被转载于经济学论文拔萃月刊。中华日报以为有了面子，就请我当主笔。本来是当总主笔，因我谢绝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故总主笔让给了古泳今。
　　他的这段自我表白颇有不合情理之处。《中华日报》竟然因为一个无名文人的两篇经济文章就要聘他做总主笔？胡兰成的一生，真真假假，不仅对女人，就是他的经历，也颇多涂抹之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亡命温州之时，化名张嘉仪，便告诉别人说自己肄业于北京大学，在《今生今世》中他更正说自己当初亦只是在北京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文书抄写一年。
　　他就像是乡下的一个聪明孩子，读了些书，出来闯天下，一如江弱水所言，“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投身汪伪，是很自觉的选择，他出道便是在汪精卫派系里，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故而相信胜败也无非“桃花开了荷花开，我们去了新人来，亦不是我们有何做得不对”。这个出身乡下农家的人总有着一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且精于算计，他算定如果在国民政府里，他的脱出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跟随汪精卫开创新朝，大展身手，俨然也可充一位“开国”元老。
　　对日本，他则全无恶感，甚或目为亲戚。“我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又说“我在日本，好像是在亲戚家做客”，以致见到南京机场沿途的日本兵，也觉得“着实有一种大气”，就连恶名远扬的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他也觉得有梁山泊的“阳气”。他的这些糊涂话，偏要用“民国世界”、“一统河山”一类的大言装点。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任香港《南华日报》当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同时还在汪派控制的蔚蓝书店兼事，研究战时国际情势，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分担按月写一篇报告。真正令胡兰成声名鹊起，是他为《南华日报》所写的一系列社论，为汪精卫集团进行舆论造势和新闻宣传，由此得到了汪精卫太太陈璧君的赏识，进入了汪伪集团的核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声称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无异于是一份招降书，在这份声明中，近卫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
　　已出逃到河内的汪精卫在旅馆摔了一跤，扭伤了一条腿，在卧榻上读到近卫的声明，尽管与之前的重光堂密约（1938年11月12日汪日所签汪精卫参加“和平”运动的条件）相差甚大，但此时他已是过河卒子，便起草了一个声明，主张和日本讲和，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这便是臭名昭著的“艳电”。
　　蒋介石对此汪精卫的出逃反应激烈，他在日记中写到，“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艳电”公开后，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仅仅在五天后，胡兰成便为《南华日报上》撰写社评《我们的郑重声明》，抗议国民党中常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他并列举五条理由，证明汪精卫护党爱国，认为汪、蒋都是要“和”，“所分歧者，仅在形势之估计及条件之解释”，所以不是原则上的问题，不过是技术问题。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战难和亦不易》这本社论评论集。这本集子一共收文104篇，写作时间从1939年1月4日《我们的郑重声明》开始，到12月12日的《建军的使命》止，胡兰成摇唇鼓舌，一年之中，平均约三天就有一篇政论文章问世，其写作的热情令人咋舌。他为汪精卫辩解骂敌，分析时局，预测战争形势走向，激越昂扬。汪精卫对这员干将也不吝赞美，他亲自为这本社论集作序。“胡兰成同志所谓‘战难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兰成同志于艳电以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的和’，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胡兰成同志大声疾呼‘争取主动的和’实在是对症下药，稍微留心和战大计的人，没有不点头叹息的……”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进入汪伪集团也才短短两年，便获得党魁如许高评，胡兰成不免沾沾自喜。
　　汪精卫从河内抵达上海，召见这位鼓吹“和平运动”的旗手。事后追述，胡兰成一贯的用词虚实夹杂：“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汪精卫和胡兰成拉起了家常话，嘘寒问暖，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张爱玲曾说胡兰成“对人易生感激，却难得满足”，汪精卫的知遇之恩一时让胡兰成感激万分。他成了汪的“文胆”，每月有不菲的收入，还有巨额机密费。但汪伪政府成立时，重心已经从宣传工作转移到政府组建上，摇笔杆子的胡兰成无缘各个热门职位，做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鼓舌摇唇

　　同为汪政权媒体人的金雄白，1959年回忆往事，写下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他感慨：“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而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
   “依违其间”，“夤缘谋食”，“侥幸得志”，可谓道尽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头几年风光。然而，很快，他将要再次遭遇囹圄之灾。“霸图兴亡事，我所参加的一份却只像是春天斗百草”，他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文人，感性而无有坚固的思想，自以为是举重若轻，实则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缺少默契。他爱做官的那种感觉，“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却并无做官的智慧。在汪集团内部，他属于汪精卫的公馆派，和周佛海派不和，但在公馆派内部，他亦不属于重量级人物，兼之文人张扬个性，也只敬服汪精卫一人而已。
　　1941年，汪精卫政权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穆时英被重庆派来的特工人员暗杀，胡兰成辞去了《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职务，接手穆时英担任社长的《国民新闻》。从汪精卫的“代言人”，转而为边缘人，似乎更加远离汪政权权力核心，实则他始终保持着对汪精卫的敬意。
　　胡兰成办此报的的目的，是“借这个报来重申和平运动当初的主张，拒绝承认现状，不肯称和平区而仍称沦陷区，且指出沦陷区与抗战区是一个中华民国。”他因此向汪精卫提出，当初说“和即是全面和”，因此日军应该从江苏撤退由南京政府来维持秩序。
　　汪马上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日本人的政策正转向“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于是同意了汪的主张，还提出单只警察和特工不行，还要军队接防军队。于是在这一年，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李士群担当主任，可以以汪精卫的名义指挥南京政府在江苏的一切军队和行政、经济机关。胡兰成本来有希望担任秘书长，但最终清乡的建议由警政部部长李士群联合最高军事顾问部顾问日本人晴气庆胤提出的，胡兰成最终仍然呆在了《国民新闻》。
　　尽管汪政府刚刚成立两年，内部就已经陷入了勾心斗角之中。不久，胡兰成就因为发表在《国民新闻》的社论，开罪了汪政权里的实力派周佛海，被免去了宣传部政务次长一职。周佛海还派人毒死了《国民新闻》的实际掌控人李士群。
　　失去了李士群作为后盾，胡兰成在汪政府成为一个四处飘零的棋子，他先担任了行政院法制局长，充当汪精卫的“挡箭牌”。一年之后，众议沸腾之下，汪精卫取消了法制局，调胡兰成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接近于免职。也就是在几近赋闲的状态下，胡兰成和继任宣传部政务次长的郭秀峰去参加每周六日本大使馆的恳谈会，从此开始了和日本人的“亲密接触”。
　　他结识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笃纪，亦为自己招来一次牢狱之灾。与池田相识之后，他写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政论文章，“无意中”被池田看到。池田翻译成日文，给当时的日本大使过目，最后又传到了汪精卫那里。 “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国败亡时忠王李秀成的供状，我将来逃走，也要留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文中历叙和平运动事与愿违，结论日本帝国主义必败，而南京政府亦覆没，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维新，断然从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召开国民会议，如孙先生当年。” 胡兰成后来说这样解释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想表达的意图。
　　因文招祸，胡兰成被关在了上海路十二号──“政治工作局”（汪政府的另外一个特工组织）的看守所。逮捕令由汪精卫亲自下达。胡兰成被关押了48天，最终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2005年5月号《印刻文学》刊发李黎等访问胡兰成侄女胡青芸的文章《今生春雨，今世青芸》，提及1943年胡兰成被逮捕，几遭杀身之祸，是侄女青芸从上海至南京，奔走营救，找到池田出面，胡兰成才免得杀身之祸。

　　乱世才子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他身陷囹圄之际，同为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作者的张爱玲，动了怜才之念，还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请代向汪精卫求情。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张胡“初见”──胡兰成一腔热情去拜访才女，吃了闭门羹，留了名片，然后是张回访胡。
　　1944年的胡兰成降服了沪上的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女作家的才思也刺激了他。二月，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三月，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皂隶·清客与来者》、《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五月，在《天地》月刊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瓜子壳》。五、六月，在《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发表《评张爱玲》……
　　同时和第二、三任妻子登报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了。“……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张爱玲遗作《小团圆》里，女主人公九莉将这一段感情看得关乎性命般重要，那应该也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境写照。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挫败，颓势已显。而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也在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不治身死。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事实上汪政权已经日暮途穷。闲置已久的胡兰成却有了“不受束缚、大干一场”的机会。这一年11月，由池田陪同，胡兰成带着沈启无、关永吉西飞武汉，去接收《大楚报》。
　　办报是他的老本行，这次挟日人之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先以言论吸引读者，然后整顿内务，并从日本人、朝鲜人手中收回了报纸的发行权。报社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日本人对他亦多所照应。日本在华军的三品报导部长，武汉当地的福本宪兵队长、远藤联络课长和汉口中野总领事等，都和他交往密切。有这样的背景，一切都好办，即便偶有所谓“反日”言论，亦可标榜报纸的独立性，符合日本的更高利益。
　　1944年末，盟军对武汉的空袭愈来愈密，日军日渐衰微。“空袭使我直见性命，晓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华，又什么是骨力。”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如是说。他把才结婚的张爱玲抛在一边，又和17岁的护士周训德谈起战时恋爱。
　　1945 年日本败局已定、投降在即，时任大楚报社的胡兰成出版了《中国人的声音》一书。书中收有31篇政论文章，写于1945年1月中旬至3月初。胡兰成以一身而指陈“中国人”，为日本人张目：“日本战胜比美国战胜好。日本倘使战胜……她将不能不让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这篇《日美战胜对于中国》写于1945年2月21日，离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胡兰成仍可以如此这般自欺欺人。此时，就连周佛海在2月9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
　　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从日军那里要了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踌躇满志，想和蒋介石讨价还价。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令他的计划胎死腹中。九月初，他逃离武汉，在给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袁雍的信中，他依然自诩国士：“国步方艰，天命不易，我且暂避，要看看国府是否果如蒋主席所广播的不嗜杀人，而我是否回来，亦即在今后三五个月可见分晓。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杀者。”
　　他以士自诩。却是典型的“策士”心态，为个人的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凭借机谋智慧、口才文章，四处奔走游。胡兰成流亡日本之后，经岁寂寞，晚年曾回台湾重弹旧调，在台湾中华文化学院教书。不久汉奸身份暴露，被台湾一帮文化人驱逐回日，几年后命丧异国。他亦曾给蒋经国上书。煌煌两万长文，大谈“士的文化”等等。
　　“自尚书周礼以来一直以士为政，此亦是中国独有之传统，为他国所无，所以，总理定出训政时期，以党治国，中国说“政教”，不像西洋说“政权”，政治的本质即是教育性的，所以中国文化人对于政治那样的抱有兴趣，而且对于时局有着那样大的影响力，凡此皆为他国的文化人多不能了解。中国的文化人是士，此又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
　　余英时曾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中国的“士”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士的特性便是“通古今，决然否”。胡兰成却不记得，“士”这种中国独有的文明传统里，“士志于道”，是要明道救世、维护基本价值的。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后后已，不亦远乎？”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作为一个“士”，需有“澄清天下之志”，胡兰成则根本上自己就是一个乱世。   文/庄秋水  据《国家历史》杂志

相关日志

• 胡兰成致邓小平万言书（80年代） (3)
• 【兰师存珍】从来人事有代谢，此泪空蓄无泄时──神伤尾崎士郎之丧 (0)
• 【兰海撷英】谈胡兰成 (1)
• 花忆前身——黄金盟誓之书 (0)
• 朱天心：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2)

    最初看侯孝贤的电影，是因为朱天文。大约2005年，我冒充读者给某杂志写读者来信，其中一篇就是关于侯孝贤和朱天文传言出去开房的，编辑是个很八卦的人，后来他改了名字，叫做安东。
    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恋恋风尘》，很喜欢这种感觉。有铁轨、村落、分别和背叛，很丰盈的少年时代。后来又陆续看了侯的其他电影，还喜欢《童年往事》和《风柜来的人》，里面的人物非常有活力，有点像我的童年。当然我以前一向是好学生、乖小孩，电影里却是坏孩子，不是逃学就是砍人，日子过得非常充实而惨烈。这些都源于侯孝贤的个人记忆，他说自己中学时打架，把自行车前面的横梁卸下来砸人，说得很生动。而且拍戏时，生气了就用拳头砸墙。
    真正见识到侯孝贤的黑社会风范是在杨德昌导演，侯和蔡琴主演的《青梅竹马》中，动不动就发怒打架，最后还被人捅了一刀，在路灯下抽烟。凭这部片子，侯孝贤差点拿了影帝，据说只差周润发两票。
    到这里说侯孝贤喜欢佘爱珍似乎不难理解了。佘爱珍是吴四宝的前妻，网上说七十六号魔窟中的一些逼供法是佘所创，让人看了毛骨悚然。不过我倒是宁可信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写的那个佘爱珍，很有压寨夫人的风范，像妻子又像姐姐，有时又能宛转蛾眉马前死，真是一个极致的女人。
    侯孝贤说：“女人的原型就是我最爱的几个，比如《今生今世》里的佘爱珍，就是吴四宝的太太，你只要看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就会注意这个佘爱珍，他的形式、风格，简直又繁复，又华丽，又大方，又懂世故，也不是什么立体。怎么形容呢？你们还是去看看书吧。”
    在《海上花》中，侯孝贤设计了几个角色，他们会讲广东话，也会说上海话，这就是受了佘爱珍的影响。他喜欢用舒淇、伊能静，她们也都是玩过的人，豁得出。舒淇拍《千禧曼波》，发怒会拿椅子砸人，真有大姐大的风度。

相关日志

• 【本网专稿】风儿踢踏踩，我们年轻过 (1)
• 【本网专稿】礼乐之花之一瓣 文/文溪 (2)
• 彼此的圣人，彼此的魔星 (7)
• 汪政府“文胆”胡兰成：人如乱世 (4)
• 乱世桃李 (13)

相关日志

• 【本网专稿】若无当时硝烟 将如何/王旭芳（兰州） (0)
• 朱天心：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2)
• 胡兰成的下作——亦舒 (11)
• 今生春雨　今世青芸（二） (6)
• 【本网专稿】认识胡兰成 文/朱永锋（新昌）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