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与记忆

　　那天我们在天津找到林苑东里，敲门走进张宅的时候，老人正在看电视里的奥运会报道。老人说话声音洪亮，也有点天津口音，他连连夸赞中国运动员了不起。老先生听说我们是《中华读书报》的，就告诉我们：“我订你们的报纸有好几年了，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
　　张先生今年夏天尿血，连续半个月，随时复发，一半尿一半血，看了吓人一跳。医院开始时用保守疗法，主要治前列腺。“他们用管子通，通了四次，我痛得受不了，我不干了。大夫让我拼命喝水，一天喝三瓶水，结果喝多了，把膀胱的血块给冲出来，渐渐尿就白了。水喝得太多，对胃的消化功能很不利，但是我也顾不了许多，治病要紧。”
　　医治中肉体的疼痛又让张守谦多年前牢狱之灾的记忆浮出脑海。老人一生中曾多次入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三次，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入狱一次，其中一次被判两年零三个月，结果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地服了满刑。

张守谦与关永吉

　　张守谦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人物“关永吉”。关永吉早年曾主编《益世晚报》副刊，“七七”事变后还编辑过《吾友》、《东亚联盟》、《文笔》、《读书青年》等杂志，以关山、关永吉、吴公汗等笔名在北京、济南、南京、上海等沦陷区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与评论。后入华北文艺家协会。1944年冬赴汉口任《大楚报》总编，创办“南北丛书”、“快读文库”与《新评论》半月刊。后发表小说多部，这些文笔熟练、直露流畅中透着沉重凄怆、强烈的时代感与冀中乡土气息的小说，“折射着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困惑与不满，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他还发表大量杂文和评论，批判“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他的一系列论文“提倡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生活与思想的‘乡土文学’，反对日伪提出的‘国民文学’，探索适合沦陷区文学沿着中国新文学方向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封世辉，《关永吉小传》）。

作家与编辑
　　说起是怎么编副刊的，张守谦说，那时候他给编辑写封信，说要编一个副刊，第一期、第二期什么内容，问人家同意不同意。人家同意，他就过来编了。当年的《益世报》老编辑吴宝心几年前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曾经给张守谦写过条幅。“他是《益世报》的老编辑、老前辈，去世时八十二岁，他一走，就绝了。别的人都是日本投降后去的。”
　　1944年，在汉口办《大楚报》，关永吉虽然是总编，但是只看副刊的稿子，因为当时是由日本军控制报纸，新闻稿统统由日本侵略军提供，作为编辑，没什么可看的。当时因为电力供应十分紧张，所以报纸只能出两版。关永吉现在还记得当年汉口的贫困，他说日本快投降时，他亲眼看到连日本兵都变卖东西换粮食，亲眼看到日本兵偷偷地向中国老百姓要饭。关永吉当时和沦陷区其他的作家也经常有联系，现在还在世的已屈指可数。那时大家不定期地秘密开会、讨论。关永吉和梅娘在四十年代就在北京相识，当时梅娘办了一份刊物叫《妇女导读》。最近几年他们之间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也相互寄书。在华夏出版社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中，沦陷区作家只选了三个人，关永吉、袁犀和梅娘。
　　关永吉本人的作品，他最喜欢《风网船》、《苗是怎样长成的》，他说，“苗是怎样长成的”，就是说“仇恨”是怎样长成的。《恋爱》，老人说，那是借了一个“恋爱”的故事，来讲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当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一个真实的记录：豆角多少钱一斤，电影票多少钱一张，烫发一次多少钱。老人说，他觉得他早期的作品虽然有点幼稚，但写得很认真，他说他后期的作品就有些“油滑”，玩弄技巧。小说家关永吉对自己的作品仍有一份自信，他说：“我的小说别的不好说，但是爱国主义还是表现得很充分。那时也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只是凭着一股感情在写。”

“右派”与“摘帽”
　　1957年，张守谦被打成“右派”，当时他还在天津速成中学。他的身份从此改为工人，到了大港油田。张守谦不会采油，也不懂其他技术，于是就被分到食堂当大师傅。可是做饭、炒菜也不是张守谦所长。后来摘掉“右派”帽子有点偶然。那时原单位是学校，但学校没人管这事。这时他的孩子在农村入了团，村里干部觉得这事得解决，不然把张守谦一个人扔在这儿算什么？村干部说，你们孩子表现好都入了团，你也应该“摘帽”。他们不管，我们给你摘。村干部就主动跑到张守谦的原单位，给张守谦“摘了帽”。
　　张先生讲，曾写过一首万行诗，当时是因为年轻气盛，你写八十行，我就写一万行，作者现在已觉得这个东西在艺术上“毫无价值”，但老人的怀旧之心使他还想再看一看自己年轻时的才情和勇气。他听说现在北大图书馆还藏有一册，但托人去问，人家不让复印、照相，只许手抄。手抄要抄到什么时候？老人只好放弃了这个要求。　　

研究与采访
　　近年来，对关永吉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有范志红、王素华等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和《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长篇论文“关永吉论”和《关永吉访问记》，等等。关永吉研究在日本也有人在做，由杉野要吉、杉野元子父女合著的一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中，有专章讨论关永吉的文学成就。北大中文系也有研究生以“关永吉和他提倡的乡土文学”为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去年10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其中收有《关永吉代表作》。在天津作家中，这套丛书中只有关永吉和孙犁。
　　张守谦与这些研究者和学生的关系很融洽，有的人来到天津，曾经干脆住在张家。

老夫与老妻
　　张先生与老伴当年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用张先生的话讲，是“媒妁之言”。当年张守谦千里漂泊，妻子就一直相跟着，他到汉口，她也到汉口，这样一跟就是一辈子。前不久，张先生的单位的老干部为老同志们搞一个活动，纪念老夫妻们的金婚，张先生说，我们结婚都六十五年，早过期了。
　　张夫人的身体相当好，就是耳朵不好使了，听不大清对面的人的说话声。他们现在住的，只是一套八十年代样式的很小的两居，屋里显得很挤。儿女们虽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大家轮流照顾他们。儿女们没有学文科的。
　　张老先生谈兴很浓，最后还说到在上海解放前他在上海办书店的事。他在外滩附近的书店实际上办成了一个“交通站”，经常掩护地下党。后来书店资金不够，是从荣毅仁那里找的钱。
　　我们告辞的时候，张夫人要送，被我们劝住。最后是张先生的女儿送我们出来。一出楼门，就是喧闹的菜市场。正是中午，买菜、卖菜的，人来人往。现实中百姓日常的喧哗那样真切、生动，几乎要掩盖住我们刚刚听到的往昔的故事。

关永吉小传
　　关永吉（1916．2．16—），原名张守谦，曾用名张岛、张旗，河北静海人。1932年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次年起发表《汽车》、《兵变三部曲》、《益三先生》等小说并主编《益世晚报》副刊《诗神》，又次年与人创办《北极》旬刊。1935年入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主编校刊《汇文》月刊，“一二·九”运动中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成员，因“共党嫌疑”被判刑两年半。
　　“七七”事变后自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又因“抗战嫌疑”被捕，尔后以编辑与写作维生。先后编辑过《吾友》、《东亚联盟》、《文笔》、《读书青年》等杂志，以关山、关永吉、林（野）、林丛、林柳、山灵、吴褛、吴公汗、上官筝等笔名发表文学创作与评论。1941年入华北文艺家协会，1942年入华北作家协会（后被推举为评论部委员）。1944年秋因处境不利去南京觅职未果，于冬初赴汉口任《大楚报》总编，创办“南北丛书”、“快读文库”与《新评论》半月刊。沦陷时期，他出版有小说集《秋初》、《风网船》（又名
（流民》）、中篇小说《苗是怎样长大的》、长篇小说《牛》，发表有《泉》、《江边》、《恋爱》、《小丑》、《镇长和镇长的儿子》等长短篇小说；他发表了《新文坛的危机》、《游牧、老爷，名士和文学家》、《谈旧账与唱老调和就此打住》等大量杂文，并将它们结集为《食客集》、《怀狐集》、《寻梦庵杂文》，这些杂文批判了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他发表了著名的《袁犀论》、《刘萼〈雷妍〉论》、《评毕基初〈盔甲山〉》等评论，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发表了《揭起乡土文学之旗》、《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论文艺大众化之形式与内容》、《中国新文学的进路》等有影响的论文，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华北并进入解放区，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等部门工作，1948年被派往上海做敌后工作，上海解放后转调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任职，1951年回天津后先后在第三中学、速成中学、师范大学工作。“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平反后，有关于古籍整理的近20篇论文发表于各地书刊，与人联合主编的长卷《天津地方志联合目录》与大型工具书《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出版，个人校点整理的《敬乡笔述》、《津行纪略》、《精神降鬼传》等古籍付梓。现为明清小说研究会与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与天津戏曲小说研究会会员。 据  2000年11月15日  《中华读书报》
　　（摘自《关永吉小传》，见《关永吉代表作》，封面辉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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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先生的小说，读了，又都忘了。除了某短篇描写一只煤球炉停在弄堂口兀自冒烟，活灵活现，还有《倾城之恋》里旅馆床上的那枚电话，主角不挂，也不听……但究竟怎么回事，也忘了。
　　不是她写得不好，是我记性不好。
　　《色·戒》读了好几遍，全记得。同二战前最好的英美短篇比，照样精品。多少描写革命的文字都不曾提供革命的细节，或者说，动作的细节。譬如暗杀，是枪抵在胸口，很近地扣扳机。张爱玲哪里干过这种事呢。干过的，要么不读小说，要么不懂文学(辛弃疾亲自动手，真杀过人)。
　　后来回上海每经过平安电影院，就会想到曾有位民国女子在此地失风被捕，随即处决。小说里写她胸部很丰满，党内(国民党)派她扮作汉奸的情妇，伺机下手(真浪漫)，临阵动了不该动的情(真的浪漫)，为情夫所杀。平安电影院1949年后不曾易名，还在，幼时去那一带奔跑玩耍总有千次吧，上海人谁晓得她?“我党”是不会追认她为烈士的——我看小说，好的小说，一律当它真有这么一回事，有过这么一个人。
　　我喜欢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题就起得好。写戒严封锁，路人拦在街边，忽而两个便衣从中捕走一人，动作、背影瞧过去“熟狎而自然”。《更衣记》也好。现在中国人穿成这样，该由张爱玲来说说。有些话题，换个人就说不像样的，意思对不对，另一回事。
　　1995年我在台北办画展，某日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走累了，想就石阶上一份路人遗弃的当天报纸垫坐歇息，待我躬身，一眼瞥见头版通栏报道张爱玲的死讯。
　　我就捡起来读，周围是吵闹的街头音乐与摊档叫卖声。此后，两岸三地连篇累牍议论这位“民国女子”，说长道短，自有那痛惜哀悼的，也有指她中年后的避不见人是因贫寒而要面子，总之，都动了一番感情，而就我零星读到的，都乏味，或起厌烦——英国有位诗人形容出版一本诗集是“向没有才能的人证明自己的才能”，我读追写张爱玲的绝大部分文字(包括传记)，只觉得众人是“在有才能的人面前证明自己没有才能”。
　　而且没有品性。
　　但凡是个人物而生前身后被议论纷纷的，情形大约如此——要晓得张爱玲，只有读胡兰成。并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爱一世的男女晚岁追记亡夫亡妇，也是读来乏味，以至不堪；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相处不过数年，其间，其后，胡兰成即另有爱人，不止一位，都在回忆中详细交代着。可是胡兰成说他一生只给四个人“敬一炷香”，其中唯张爱玲是女子：也并不因为她是他的妻，而是“爱玲开了我的聪明”。
　　是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见了自己的才能。
　　胡兰成，浙江人，曾任职汪伪政府高层，日本战败后隐匿浙西南一带，50年代初流亡东瀛，著长篇散文体回忆录《今生今世》。1981年客死日本，不知可有人通知张爱玲，其时，距他们分手已过去将近四十年。全本《今生今世》，目下在大陆还难觅得，其中写张爱玲的专章“民国女子”在国内发表过，当然，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当今作家。偶遇知道他，读过他专章的，略表兴趣，读过全书的，多不以为然：或不见其才，或骂他风流自赏。说这话的，自然是“共和国女子”或大陆“作家”——80年代，我们忽然知道中国有过沈从文、张爱玲，弄得这二位早已封笔而当时尚且健在的人物譬如文学上的“出土文物”。
　　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张先生之处。在海峡两岸，他是至今尚未出土，或出了土也不宜谈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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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直至1954年，一片空白，她没有发表任何一篇作品；下一个空白，是1955年到1958年；然后三年两载，偶尔一篇半篇……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将自此萎谢了。”为失爱而放弃写作，也是一种情死，有的是凄艳红。直到《小团圆》的问世，我明白了：战后，没人肯发表她的作品了。她是汉奸妻，人人戏。受过她恩惠的男人，理直气壮在公车上对她性骚扰。她深居简出，难得去社交一次，那人不理不睬，只站在钢琴边，“萧然意远”。
　　张爱玲也谋过出路的，“要稳扎稳打，只好蹲在家里往国外投稿，也始终摸不出门路来。”没门路还写什么？手艺活最讲究拳不离手，停笔和停战一样，时间越久越荒废，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永远打不起来。她渐渐，写不出来了。
　　我曾经发神经一样发自怜，为自己撰一副对联：笔丛十年餐风客，京师千里卖文人。那段日子，张爱玲文字卖不出，以何为生？第一次，我清晰地意识到了：她其实是很穷很穷的。“她赚的钱是不够用，写得不够多，出书也只有初版畅销。刚上来一阵子倒很多产，后来就接不上了，又一直对滥写感到恐怖。”

　　我作为职业写作者，对写作完全没有廉价浪漫的幻想。是什么使我误会她是横针不动竖针不拈的林妹妹，“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
　　大概是因为胡兰成说过：“爱玲的书销路最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信里她还附了三十万元给我，是她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一部《不了情》，一部《太太万岁》，已经上映了，所以才有这个钱。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寄钱来，现在最后一次她还如此。”胖子才能去抽脂。再视金钱为粪土，赤贫的人也没法施舍。
　　——我没想到，那本来就是胡兰成的钱。
　　“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胡兰成这样说。是比“我爱你”更炽热更认真的承诺，因为确实做到了：“他又带了很多钱给她。……每次回来总带钱给她。”有一次姑姑说她：你是个高价的女人。
　　这些钱，“那次去看之雍（胡兰成），旅费花了一两（黄金）。剩下的一直兑换着用，也用得差不多了，正好还有二两多下来。”这二两，就是她的别后赠金。他不肯说，大概是撇清自己包养的嫌疑。
　　那段日子，她穷成什么样子呢？“她就靠吃美军罐头的大听西柚汁，比橙汁酸淡，不嫌甜腻。两个月吃下来，有一天在街上看见橱窗里一个苍老的瘦女人迎面走来，不认识了，吓了一跳。多年后在报上看见饥民的事，妇女月经停止，她也有几个月没有。”是大姑娘害相思，茶不思饭不想吗？还是，她没钱到买不起米粮，罐头汁是原来的储存。
　　他为她做过的另一件事是离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今生今世》）。《小团圆》里写到这一段是：“终于这一天他带了两份报纸来，两个报上都是并排登着‘邵之雍章绯雯协议离婚启事’，‘邵之雍陈瑶凤协议离婚启事’”。
　　我一直厌恶胡兰成：他的风流自赏，把张爱玲与小护士小寡妇相提并论，是侮辱了她；他是汉奸，她接触过她，就像麦克白夫人手上滴了永远洗不清的血，断绝了战后以文字谋生的普遍机会。
　　但，看过《小团圆》，我对他的想法完全改观了。是的，他不忠，但现代道德观不能前置上上代；他政治立场有误，但这跟爱情其实没关系。她不喜欢现代史，而现代史自己打上来。而他，爱过她吗？我想：是的。
　　年轻时候，我曾以为爱情，是忠贞、付出、牺牲、承诺及践诺。我终于发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说“爱”往往只是给性欲一点尊严而已。而：给她钱用，未婚向她求婚，已婚为她离婚，已经算是真诚务实、发自肺腑的爱情姿态了。——而我，尚且不曾得到过。
　　今生今世，永远没有团圆之机了。 据《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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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看侯孝贤的电影，是因为朱天文。大约2005年，我冒充读者给某杂志写读者来信，其中一篇就是关于侯孝贤和朱天文传言出去开房的，编辑是个很八卦的人，后来他改了名字，叫做安东。
    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恋恋风尘》，很喜欢这种感觉。有铁轨、村落、分别和背叛，很丰盈的少年时代。后来又陆续看了侯的其他电影，还喜欢《童年往事》和《风柜来的人》，里面的人物非常有活力，有点像我的童年。当然我以前一向是好学生、乖小孩，电影里却是坏孩子，不是逃学就是砍人，日子过得非常充实而惨烈。这些都源于侯孝贤的个人记忆，他说自己中学时打架，把自行车前面的横梁卸下来砸人，说得很生动。而且拍戏时，生气了就用拳头砸墙。
    真正见识到侯孝贤的黑社会风范是在杨德昌导演，侯和蔡琴主演的《青梅竹马》中，动不动就发怒打架，最后还被人捅了一刀，在路灯下抽烟。凭这部片子，侯孝贤差点拿了影帝，据说只差周润发两票。
    到这里说侯孝贤喜欢佘爱珍似乎不难理解了。佘爱珍是吴四宝的前妻，网上说七十六号魔窟中的一些逼供法是佘所创，让人看了毛骨悚然。不过我倒是宁可信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写的那个佘爱珍，很有压寨夫人的风范，像妻子又像姐姐，有时又能宛转蛾眉马前死，真是一个极致的女人。
    侯孝贤说：“女人的原型就是我最爱的几个，比如《今生今世》里的佘爱珍，就是吴四宝的太太，你只要看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就会注意这个佘爱珍，他的形式、风格，简直又繁复，又华丽，又大方，又懂世故，也不是什么立体。怎么形容呢？你们还是去看看书吧。”
    在《海上花》中，侯孝贤设计了几个角色，他们会讲广东话，也会说上海话，这就是受了佘爱珍的影响。他喜欢用舒淇、伊能静，她们也都是玩过的人，豁得出。舒淇拍《千禧曼波》，发怒会拿椅子砸人，真有大姐大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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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读《今生今世》以来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情感涉及的那么多女子中，独缺少全慧文呢？即使她后来染病，但之前也是可以略说一二的。连应英娣都在后文“瀛海三浅”里也简略交代，但是全慧文与胡生养了四个儿女，与其他女子大不同，却只在广西教书时一笔带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曾经以为胡兰成是考虑子女的缘故，不能将他们的母亲公开呈现于大众，有一种私意在里面，可是还有吗？
    张爱玲之前的全慧文不置一词，连同时期的“渔樵闲话”里的生活也只字不提，却浓墨铺写张爱玲之后的小周，引起张迷们众谤之。连书中的佘爱珍也如此认为：“爱珍亦反对小周，说她做人道理上头有大不是。”小周俨然一个“第三者”被世人诟病。小周明明知道胡有个张爱玲，还和胡好上。若据此书中所写的情节来说小周的不是，也似乎说得过去。可是，好在书外的现实生活里有个全慧文，她的儿女们证明了她切实地存在过。张爱玲明明知道胡有妻室，却仍旧与胡结婚，更过于小周。胡迷们褒张贬周，殊不知小周所被贬的，正在张爱玲身上犹盛。可是人们对待张爱玲和周训德的态度能说公平吗？
    《今生今世》后文篇章里，胡兰成每每提到张爱玲，虽然如实禀告两人已情断，但字里行间里仍不吝对张爱玲的褒扬。比如组织温中师生观看电影《太太万岁》，一如既往地爱听别人夸赞爱玲。甚至说一生中烧的三柱半香里，头一个就给张爱玲，一味回护爱惜之情有加无减。前后篇章如此的刻意为之，让人不免疑问：忽略不写全慧文，莫非也是为淡化张爱玲当初的横刀夺爱，而只怪罪自己的不是，用情不纯不专？
    据胡兰成的次子胡纪元所述，胡兰成对全慧文很好。《小团圆》里写离婚的事时，邵之雍对九莉说：要赶她出去是不行的。当年侄女青芸也很尊重全慧文，不容应英娣对全慧文不敬。《小团圆》里还记载着邵之雍拿给九莉登有与应与全两份离婚启示的报纸，“虽然带笑，脸色很凄楚。”即使全慧文果真像《小团圆》里所说的有神经病，胡兰成也没有要抛弃的意思，便是离婚也是伤感不已。张爱玲这样的与胡结婚，不可谓干净利索无阴影。与《小团圆》不同的是，胡在他的《今生今世》里避重就轻，说“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再次有意避开了全慧文，其用心可谓良苦。撇开书本看现实，胡张交往，固然有胡兰成的招惹成分，但张爱玲也决非被动就擒，把自己摆清得一点干系也没有。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九莉对邵之雍不加任何指责与怨恨。从当事人对待旧爱来说，是再正常和应当的了。《小团圆》从情节上，以坦诚的态度呼应着《今生今世》，这至少对胡兰成，对全慧文，对周训德，乃至对她自己，都给世人一个公平的交代。倘若我们再厚此薄彼，打那无休止的口水仗，就太不识相了。
    另外，《今生今世》里不写全慧文与应英娣，对那些指责胡炫耀老婆多的人们也不无讽刺。如他们自以为然所说的炫耀之举，胡完全可以再写篇“广西爱人”、“上海歌女”之类的文字，相信也必能写得真实饱满活灵活现，也必同样招人眼目，充分彰显自己笼络女人的魅力，岂不迎合了他们的口味和他们的自以为然？盖志不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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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兰成为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我的处境来知历史，来知万物。”不说教，不带有学究气。以内心来发话，凭本事讨生活，坦荡磊落。好便好了错便错，任由他人评说而不负气，自以诚意对未来。总好过虚伪又戚戚然来的畅快。
    始写《山河岁月》一书时，正是胡兰成亡命藏匿于温州。不可想像，“在生死成败的边缘，在善恶是非的边缘上”，他如何竟能安心写书。他也有意志虚弱的关头，“每闻邻女夜织，天未亮又后院作坊捣纸浆，我也坚起心思来写。”一个生死相忘、笔耕不辍、埋头下苦功夫的旧时纵横策士，对照着看我们许多无所事事的现代人，不但不能相形自惭，反在享安稳的物质文明的余裕下，随意泼来闲言碎语，好没有道理。
    尤为称道的是，作为旧时文人，胡兰成却一点也不呆。又呼吸着动荡不安的现代新气息，他也能通过东西方多方面多领域地纵横比较之后，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老文化的珍贵之处。这不仅表现在他本人阅读上的融会贯通，明辨事理的不凡洞察力，反映在文字里呈现出的明晰新奇的格调，也同样表现在处事上的觉察机警。
    他不光眼力深透，亦天分极高。在《山河岁月》里，他对早有定论的历史与文化观点不盲从，不苟且，从而创自己的观点出奇出新，前因后果，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很容易使人信服。
    又比如其未费多时修炼的书法成就自不待说，单就其书论，却能打破历来成见，每发惊人新鲜之语，这尤表现在对王羲之的书法与历代推崇的评论分析上。仿佛时间不分古老与现在，凡事物从他处过目，便幻化生出异样动人的奇葩。此方面的聪慧，尤过于犀利的鲁迅。
    人们总纠缠与胡兰成的文采，更热衷于他与张爱玲和与其他女人的情爱，孰不知在胡兰成看来，展平生所学之抱负更有人生的分量与悠远，文采附着于内容才更夯实。我们何不眼光放开，开拓胸怀，着重于他的着重，深思于他的忧患。而不必浅薄自己，短了志气，津津乐道于男女情爱的饭后谈资，徒流于张爱玲之类女人反复唠叨的爱与不爱的话题。
    我们必要把他的成就和探索创新摆在首位，其次加以欣赏他的文采，和我们推崇鲁迅是一样的道理。把鲁迅牵连进来似乎有些唐突，但在我对比看来，胡兰成的文学造诣丝毫不逊于鲁迅，散文上还能远远胜出。一书《今生今世》堪称旷世奇作，篇篇都是明珠一样，串起美文的夺目光彩。
    时下一些文学爱好者写文章，偶尔貌似一二句所谓的好词，不过是太文学味罢了。用词不但突兀牵强，与前后状况不连，还有特特憋出的意味，情浅意短，徒剩下辞藻的外壳。看胡兰成为文，运笔轻松自如，取法天然，妙语佳句如随手洒落，总有不尽的风光在前面。
    他尤擅写情，无论乡情，亲情，友情和爱情，笔墨也不必大肆铺张，轻灵婉尔即可打动人心，只有真情感才可以打动人。这如何能是一个不肖子孙、一个背信弃义之徒、一个玩弄女人的爱情骗子所能描摹得出来？再如何的正经和严酷，也一样有人世的活泼与洒然。这个“洒然”两字是借用胡兰成的文字，虽字义上说不清，但总觉得很贴切到位。
    就像对于胡兰成的散文，遣词造句朴实无华，却蕴涵一种美丽风度；夹述夹议清淡素雅，却散发一种天然韵味。每每读来静思，欲说它个清楚道个明白却又不得要领，也只好再引用他的话叫“口齿艰涩”。这种意识形态倒是应由张爱玲从心里过一过是可以说的出的，只没见她有关于此的说法。那么，我们就沉醉于这种无名的美好，品读这个好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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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女子的才情与美貌，让她们成为佳话。
  “民国女子”一词出胡兰成之笔，在其《今生今世》书里有专章用这话写张爱玲，另还有“临水照花”一句，颇显名士之质，后人皆叹为惊世之语。不过今天看来，能担当此语的似乎也只有张爱玲，倘若不以文学才华而论，换个角度来谈，界限姑且还可宽限一些，以那些民国时期多有影响的女子为界定，譬如宋美龄这样对国家民族有贡献者，都可称作“民国女子”。然民国虽断清代而开新朝，却依旧延续清时的习俗与传统，民间栖息耕作并未背离，又因西俗东渐，新风尚与旧道德汇集，很有些昌明兴盛气象，兼及思想学术亦趋开明，后人观其历史，虽军阀混战政局飘摇，也觉风华万千，氤氲多彩。
  早先曾见过一本书，名为《民国女子》，收有陆小曼、林徽因等人故事，大抵还是围绕情感花边叙述，若以此而称其为民国女子，未免低俗。原本陆、林都以私情出名，而今人有誉林徽因为诗人者，实近牵强。然而回到张爱玲的话题上来，其七十年代所作《小团圆》年初在台湾香港同时出版，大陆随即亦有精装本面世，此“民国女子”又引出新谈资。胡、张二人所写人间事皆出之以情，所谓旧情人各怀心事以情说情，应了情何以堪是也。胡兰成以“民国女子”作情感主线展开旧名士游狎作风，张爱玲则报以“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诉出隐忍与无奈，旁观的读者眼里正是民国才子佳人幽怨景象。毕竟胡兰成《今生今世》才气逼人，张爱玲补以《小团圆》不输其后，尽管二人都说已不再喜欢对方，却大有人依旧情未了之况味。
  胡兰成五十而作《今生今世》写情爱，尚在风华壮年，张爱玲五十而作《小团圆》补之以性爱，则已是明日黄花。胡兰成笔下“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尽展妖娆，张爱玲回报以“你像是六朝的佛像”倾尽心意，令读者看到彼此都在相互欣赏。但这些赞美又让人想到林徽因那句“你是人间四月天”，那种情愿仰慕心中男人的妩媚，与张爱玲“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颇多相似之处，见出民国女子恋爱的笨拙。
  若以作品论，则《今生今世》天马行空，气势高藐，胡兰成才识不凡；而《小团圆》曲尽心意，彩云细织，张爱玲才情横空。以此可想，胡、张二人虽貌离却神合，都是将对方看作斗法的太极拳路，各安心思，推挡合度，换言之，胡兰成《今生今世》是写给张爱玲看的，因此着笔肆意辞章华丽，旧事不忘抒情寄意。而张爱玲《小团圆》也是为回应胡兰成而作，以小说之法铺陈细节，极尽冷峻心理。二人合唱一台“民国女子”之戏，正合“今生今世小团圆”之妙，可怜旁观的读者皆雾里看花，被胡、张生花妙笔牵着，生出许多无端哀怨的愁绪来。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写于张爱玲逝世十四年之日，在北京。  文/杨小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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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小团圆》。乱马姑娘问我对胡张两人的感情怎么看，我说是“城市中没落贵族的小姐和农村出身的穷酸文人的爱情故事”。当然，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爱情故事”。虽然该换了名姓，但又怎么可能不联系到现实？
    以前看《今生今世》，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只觉得惊艳。用这样意境朦胧又讨巧的词语来形容，正中张迷雾里看花的本性——本来就说不明白，还非要讲得神光离合。胡兰成遇到张爱玲是一场复杂的化学反应，胡让张发现了她自己的美，张让胡看到了文字的可爱与艳丽。张是胡的半个文字师傅，胡是张的半把心灵钥匙。孔子说“圣人出而万物睹”，他们是彼此的圣人，彼此的魔星。
    以前从没想到张爱玲会如此缺钱——想着还母亲的钱，和三姑分得一清二楚，最后又要还胡兰成的钱。这真让人心疼，以前自己总觉得她是个上得了“作家富豪榜”的人啊，却也这样吃苦。至于打胎、喝西柚汁、挨饿、被人性骚扰……乃至停经，让人觉得“也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
    个人以为，邵之雍出场到消失之间的文字，张爱玲写的最好。以前看她的作品，从来没像这些字让我好奇。完全是和《今生今世》对比来看的，也觉得有趣。想起顾城死前写的《英儿》。他写：“我把刀给你，你们这些杀死我的人。” 文字纯净，却刀刀见骨。后来改名为麦琪的英儿写《魂断激流岛》，明显不在一个档次的语言显得非常可怜。当然，可怜的是她的字，不是她的人。于此，张胡真是好对手，称得上传奇了。 
    再说《胡兰成传》，作者张桂华。因为实在忙，也没来得及查其资料。作者声明：“此书是‘急就章’，从酝酿到完稿，其间只有半年时间。虽然不是全无积累新起炉灶，但半年时间写一本人物传记，无论如何是过于匆忙的。”并留下了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20号（200235）。这个地址有点熟，似乎在上海师范大学附近。这本书我看的是电子版，台版书动辄上百元，我目前还是消受不起的。虽然对这本书的很多观点不赞同，但我觉得这本书对研究胡兰成还是有作用的，对于他在广西被监禁事件的分析看起来似乎有道理，而且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满足了我的某些猎奇心理。只是作者的观点明显是贬胡的，一口一个“落水汉奸”、“死硬立场”，很明显的“左倾”。这本书能在台湾出版让我感慨，倾向于我们政府的言论能在海峡彼岸出版，这种自由让人羡慕。做了大量的笔记，回头写文章再仔细分析。
    关于《天地之始》，在此要特别感谢一下作者薛仁明先生。薛先生通过google看到本网，专程发邮件过来，提出要赠书给我，让我惊喜，不胜荣幸。希望能早日读到薛仁明先生的大作，更希望能从作品中学到新的知识。
    其实，关于胡兰成的发现和评价也的确是“日日新、又日新”，不妨虚心坐下来，学做“小学生”，毕竟比我了解得多的人比比皆是，免得辜负了好心、好文、好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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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质量应属上乘，在此推荐一下。多少年来，多少人都只看胡兰成的B面，现在也可以看看A面了，幸甚。

    下为薛仁明的自序：

一个极受争议的人，一个才华与器识极高的人，
一个在生死成败的边缘、善恶是非的边缘上安身的人……

胡先生是个开悟之人？
 
    我年少时代，多烦忧，常常没事却竟日惶惶，也曾郁结到休学半年；那时总觉世事不可为，心仪的是隐者，高中时最欣羡孟东篱，他隐於花莲盐寮。而後又多年，我卜居台东池上，此地有苍苍云山、离离稻禾，让我狼藉一身，在晨风夕露里，渐得清宁。
    此地十几年间，曾经最常与谈者，有萧春生老师；他住山上，山更深处，已无人家；晨有画眉鸟，夜有猫头鹰，山头上则一窝子鹰鸷；其余出没山间者，多半也就是山猪者流罢了。
    他长我二十岁。荒山寒屋里，一老一少，多半时候，只是闲谈；最常是看他写字，聊书法；有时我也带京剧、崑曲。杜近芳的〈断桥〉，他是听了再看，看了再听。再有段日子，他开货车，总听张继青唱《牡丹亭》；不听时，则念佛号。他修净土三十载，根器则近禅。
    十来年前，有一日，我拿了一册胡兰成先生晚年著作给他；隔了几天，他淡然言道，「这是个开悟的人。」
    胡先生是个开悟之人？

唐君毅称胡「天外游龙」

    业师林谷芳先生曾笑道，他自己系闽南话所说「倒头生」之人；甚小时候，即叩问死生大事；倒是人情世故、常俗之务，许多再简单不过的，反而是很年长了才终於明白。
    我读胡先生，大约也是「倒头读」。
    《今生今世》并非没读过，很早之前，前後三年，读了两回。「民国女子」一章，那是太有名了；而「渔樵闲话」这章，以我历史系之出身，直觉那是信史，精采则不在话下。第一回，我就只读了这两章，其余搁下。又三年，第二回，我仍只读了这两章，其余，想读，但读不下，只好又搁著。
    我读大学时，曾一脚踩入新儒家，前後凡三年；并非知解的兴趣，而系实践之迫切。而後，渐不相应，直感有不对劲之处，但说不明白。虽然如此，与之仍是藕断丝连；在池上的第四年，尚读著唐君毅先生书信集，其中收有致胡书十九封。读罢，真是诧异。唐信中对话者，分明是实力相当，甚至是比他更高之人。在三封信中，唐皆道胡是「天外游龙」；以唐之道德文章，是不可能对一个熟识者胡乱恭维的，更别说这三封信前後隔了十年。犹有甚者，在第十九封信，唐且说道，「天下固有先知，兄亦固可即是先知。」
    信中所言，著实令人纳闷。一、有这样的高人，为何几乎不见谈论？二、我两遍没读完的《今生今世》，又为何完全没看出端倪？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眼拙，勉强找个藉口，只好说，或许是我太关注胡所写之人，而忽略了书写者胡这个人吧！
    我决意好好读胡这个人，於是乎，找了胡诸多著作。这回，头一本读的是《今日何日兮》，这一读，读得我胆颤心又惊，呵！好厉害！好杀气！年少以来长期的困惑焦虑，可被他一言俱道尽。接著，再读《中国的礼乐风景》，叹道，这才真是中国文明，风景明丽，果然，果然。而後一册又一册，慢慢读完了《闲愁万种》、《禅是一枝花》、《建国新书》等等晚年诸作，光采皆夺人，每一本俱是沁人心脾、益人神思。因此我拿了一册给萧老师。
    胡晚期诸作，一看再看，待读了差不多，於是又回到只读两章的《今生今世》。真也是驽钝障深，我才翻开首章「韶华胜极」，「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勉力翻了两页，竟又是呵欠连连，殊无兴味，只好再度作罢。但心头却极不是滋味，前後三次，历经数年，别说攻顶，就连起步的三两阶梯都登不了，可恼。思来想去，别无办法，只好故技重施，再来一次「倒头读」。
    於是，我从最後头的「瀛海三浅」，逐章倒回去看。然此一番，却大大不同；才一照眼，便全入了心，一路顺畅。方至「雁荡兵气」，便已滋味非常。来到「天涯道路」，胡开始逃难，那是死生大事，只能永绝戏论，合该正襟危坐著读。一读，不免愀然，是的，不正因严酷如斯之死生淬砺，方可能有後头那个「开悟者」？多年之後，他给黎华标的信上说著，「人生忧患惊险，皆可以是成德。」诚然，诚然。
    读「天涯道路」，不只愀然，还有更多讶然。颠沛流离、死生交关之际，这人竟还有那么多闲情？逃亡途中，犹可如此一路婉媚？可畏！於是乎，古人所谓「临阵安闲」，果然也都真实不虚？
    接著，到了「汉皐解佩」，胡在武汉；一般读者注意他和小周谈恋爱，我当然也注意，但我还特别留心他躲空袭，因为那是死生大事。然後，我「复习」了早已看过两遍的「民国女子」、「渔樵闲话」，但是，这回一看，竟像是全新的。最後，来到了起点，「韶华胜极」，真是戒慎恐惧，一个字一个字，只能慢慢读；读快了，彷佛是种不敬。这回，读得一点也不顺畅，因为勾起了乡愁，想起我父亲母亲，忆起幼时茄萣老家人世之风景，历历如绘。胡写的是嵊县胡村乡下，谈的是中国民间。然而，读著读著，晚年胡先生竭尽心血所论述的中国文明，这会儿，我似乎完全明白了。

至此光天化日 顺遂清明人世
 
    昔日胡先生亡命，真是东逃西窜。今我撰此胡先生专论，也著实狼狈糊涂。
    每每是坐火车摇摇晃晃时写，也曾经等飞机人来人往时写。携二老妻小看诊，於台中台北中医诊所处写；随林老师一行游晋陕豫，在五台山上旅馆里也写。台北写，茄萣写，池上写。经常是，在家中盘腿伏於桌案，稚龄次女双手缠绕著脖子，下巴娑摩我後颈，犹不住地「ㄅㄚˇ ㄅㄚˊ， ㄅㄚˇ ㄅㄚˊ」，我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虚应著，然後再一个字一个字稿纸上写著。但最常写稿之处，其实是池上家里厨房；此书大半篇幅，断断续续就是完成於那张餐桌上。
    我东写西写，胡乱四处涂涂改改，如此这般，全非专业书写者该有之样貌。再说去年仲春，於阳明山食养山房，林老师嘱我著手撰此论文，师命难违，当场也只能应诺。但回了家，真要动笔，却是一片茫然。唯一了然的，只是三章题为「其人」、「其道」、「其艺」，其余，全然不知。之後每写罢一节，皆诧异，怎会写成这样？传寄友人读之，友人辄问，下节写什么？我则纳闷著，「谁知道？」友人又有读之而喜者，慰勉言道，很期待下一节，我亦讷讷答曰，「我也期待，且好奇。」其实是全然没谱。最好笑者，是我写完「其道」一章，寄呈天文姐，她回信贺我全书告成；我只好赧然再禀告她，犹有一章「其艺」，全无著落呢！
    真是毫无章法。专业书写者之架构云云，我非不为也，盖不能也。我是连「研究」态度都半点不专业，只在意自身受用与否，其实是净挑好看的看。於是乎，胡先生《山河岁月》之前诸旧作，翻阅早已数载，但始终也一直没认真读过；因为，那些作品「不透」。即便不读，也未必损失多大。真要读「才子文章」，其实不缺胡某一个。正因如此，胡在广西最早之旧作《西江上》，新近出土，我亦淡然，甚至不好奇。
    之於胡先生，与其说我是「研究者」，毋宁说是「受益者」。多年来，得益於胡先生者，深矣；此书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一册心得报告罢了！若言是对胡先生之回报，恐怕都是自我抬举了。
    此论虽然写得不似论文，但终究维持了论文之形式；此固有利，然亦有弊。关中秦地有青年化名「卜二」者，先看了此论其中一节，评曰，「用现今的学术论文来讲胡先生，别人不知怎样，我只觉那是很冒昧的事。」他这意思极好，盖学术论文确实不易与胡先生全然相应。而後，「卜二」又看罢序论全章，再评，则曰，「胡公高才大德，得薛兄澄清端的，至此光天化日顺遂清明人世了。」这样的称许，我真是愧不敢当。但话说回来，这「引玉之作」面世，若能召唤更多对胡先生「如实」之看待，读之欣喜，从而受益，自身清吉，也的确是我最大的想望了。

●薛仁明《胡兰成·天地之始》即将由大雁文化如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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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的如此意味平淡，又如此真，无半分愧然悔意。到底浪子，坦然至此。又教人偏偏拿他无奈何-------那些女子偏是都愿意为着他，婉转蛾眉马前死。 　
　　 实在乱世当中的人，选择本不由得后人评说对错。各有殊途，到底同归。
　　 今世的人，追溯往年情境，隔岸观火，总觉一片清明，可以悉数把污浊和清白分别数落，未知当年人水深火热，难免惘然。叹一声今夕何夕，怎可妄加推论。
　　 初读胡兰成的书，总有深幽之感，一时一会儿，竟是读不通的，且反复读来，总发现上次未读出的余韵，犹如庭院深深。而引人的，其实偏偏只是些花草枝蔓罢了。那又如何？琐碎可以如此美，而这美以一份不动声色来惊人。
　　 胡兰成其文其人总是扶摇不定，反复无常的，有时无赖一般，真让人看来叹叹无奈何。可是这也是一般的好。他对岁月山河总是贞信无可疑。亦可以自认行事磊落有理，不论旁人怒或骂。是如此纵情孤立，他笔下的深情或者无情两两都是切实的，却又偏偏可以不相违。
　　 字句间仿佛虽着素服却风姿绰约，妖娆盈然----妖气未必要以好坏争议，思来竟不是可以定夺的，白素贞倒偏偏是妖，却亦有红拂侠气与肝胆，也有家常女子的安贞忧喜。
　　 他写他自己，不乏自夸，好的不好的，都一一列出，行事倒实在让人不可量度。仿佛蒲松龄的樱宁。笑得何其恣意。哪管规矩。
　　 乱世桃李自浅深,终肯相信,乱世是出英雄和枭雄的,乱世文章,因为拘束甚少,也倒是各自妖娆分外好。我始终相信，百家争鸣，总好过于一家独尊。现世若有这等容人的气度，才好评定他人与事。（文/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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