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仰唐君毅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良苦用心和长者风度。
    胡兰成似乎更崇尚生趣盎然的大自然，做学问也可像乘风行舟激起浪花人在舟中有言笑，过后水面复归平静，让学问仍活泼地深藏在大海中给人无限的风景和想象，让能悟者自悟，不悟者依然可欣赏风景，岂不更合乎自然？
    人各有取（趣）向，才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唐和胡不同的学问取（趣）向可相得益彰而不是孰是孰非。
    形的背后是象，象是形的本质，形繁而象简，形愈繁，象愈简。文化是形，文明是象。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有统一的文明，因此会有普世价值。
    人类皆乘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在风浪险境中，为趋利避害，高瞻远瞩的方向和感机、应机、创机的灵气智慧皆不可或缺，唐和胡的学问在最高层使方向和灵气智慧为一体。
    静态平衡和动态张扬是和谐的一体两面。优美的音乐，天籁之音就是这样的一体两面。东方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在迷失信仰下，胡和唐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恰是和谐的需要。
    任何真理抽象的表述前人皆已说过，从这意义上说，后人只是述而不作。每个时代需要的创造乃是能结合时代的特定调件，能承前启后自成体系并以作者自身性命的历炼为诠释的真理表述，胡兰成提出大自然五个基本法则就是这样的创造。
    危机的出现都有缘起和发展的过程，胡和唐在三十年前的书信和著作中所预见到的危机出现在现今，说明了知难行易，真理在开始时是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先认识到的，自然科学如此，社会人文学也如此。真理不能由权力产生，也不能由选票产生。真理是在自由的思想中产生的，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真理。胡和唐当年有难得的境遇，可自由写作，因此能说出真话。胡似乎比唐活得潇洒悠闲，但从胡活动的能量张力和写作的勤奋高产来看，胡并不比唐活得轻松，因为两人对负有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相上下。如果读者有换位思考的想像力，设想自己处于当年胡的境地，会是什么样，能轻松得起来吗？胡对养女说，他有能力挣很多钱，但他不想要，钱多了会丧失志气。胡潇洒风流豁达，不拘小节，似乎糊涂。其实每临大事都有周密策划，多次逢凶化吉，既是天意也是人为。对于其家族也是如此，尽到了他最大可能的保护。                                        胡纪元 2012年2月28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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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画报》之刊史与国家史与个人史一样，是曲折的，是难以完整复原的。《上海图书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号称“上图馆不仅是北京馆的两倍半，重庆馆的四倍，南京馆的三倍，而且它的馆藏总量约占整个近现代时期出版期刊总量的75%。”（按，上海图书馆总藏一万八千五百零八种）确实有这个实力，总出二二八期的《联合画报》（1943年2月至1949年4月），上图只缺两期。所缺两期，一本是总第二期，一本是最后一期总二二八期。我写过《终刊号丛话》，深知最后一期的重要性仅低于创刊号，“知其始不知其终”也。
    《联合画报》有一阶段的出版周期采用两期合刊，如“第一九五/一九六期合刊”。合刊一般是无奈之举，赶不及出版日期了才两期合为一期，我还见过三期合为一期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朔风》杂志（北平，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总出二十五期），它竟然将十八期到二十五期八期合并为一期，期刊史最牛之“合刊”非《朔风》莫属。《朔风》编者说“本刊自改为综合性杂志后，因种种关系及改组之先所迟欠各期，总未能如期出版，对于读者十分致歉！此次将所欠各期出一合刊春季特大号。”出版“特大号”也是推销刊物的好办法，过去的老杂志常采用此法来招揽读者。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出过一期“狂大号”。但是像《联合画报》这样连续几十期都是出版“合刊”，倒不多见。还有一处也该说明一下，总目的著录将“一七一/一七二期合刊”列为《陈公博受审画辑》，还说明是“专号”。其实，“专号不专”，陈公博的受审照片只占全部二十页的五页。本期照片是魏守忠、康正平等拍摄的，康的作品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刊物上常见，魏在摄影界的名气比康要大得多。
    陈公博被处极刑，战后“肃奸”正酣，《联合画报》于此多有报道，几乎每期都有篇幅。画报的优势是图片，譬如《南京大屠杀战犯三名执行枪决》，前几年山东《老照片》才给予披露。《华北大汉奸起解》的图片最为清晰，谁是谁，看得分明。起解时两人一铐，胸前别着条子，条子写有姓名，分坐敞篷大卡车游街，脸朝外坐。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吴世宝的妻子佘爱珍，后来与胡兰成结为夫妇，画报中有其照相。我一直认为胡兰成绝非寻常之辈，他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女人的本事，不能全都归诸“风流成性”吧。“肃奸”也波及了文艺界，女画家李青萍有受审讯照片。上世纪五十年代慕张爱玲之名而求见张的影星李丽华，也有尴尬的照片，偶像明星陈燕燕亦未能幸免。我一直认为苏青这段话是大实话：“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时期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的，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
    我日前在《上海书评》写有《大闹宁国府》，材料多有遗漏。张文元曾于《联合画报》主持“漫画之页”，非常精彩，每期两个版面，张文元于版头写“每周漫话”。
    《画报》之封面多为人物照相，不拘一格，川岛芳子竟然上了两期。秦怡一期，吕恩有一期，秦这回没拍好，整个画面人像只缩在一隅，远不如吕恩这张充满画面的有冲击力。前几年在《开卷》百期研讨会上，见到吕恩，后来我从电子邮箱里给老人家传过去这张封面。我们不是喜欢回顾历史么，那就翻翻那些老画报，老画报的图片较少撒谎。中国尚无《中国之画报史》，我再次吁请好赖有人写一本。  据《东方早报》

    谢其章：民国老期刊收藏研究专家，已有二十多年藏龄，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藏书状元，出版有《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漫话老杂志》和《老期刊收藏》、《封面秀》等期刊收藏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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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张学良，曾经是张爱玲一大心愿；而今未公开的《少帅》，却成为海内外张迷的一大悬念。她为何要以张学良为创作蓝本？个人过去爬梳张爱玲影史时曾作过初步推断──不幸随著各方对笔者建构史观的引用或盗用，若干扩充的误读衍发出更多问题。笔者预备在本文公布新的资料，进一步厘清张的创作意图，并以这层认知，来「张看」迄今被低估的《小团圆》。

《少帅》书写始末

    1961年，在美国稳定下来的张爱玲欲重新进军国际，和宋淇、邝文美约好，回港一年搜集写作资料。由于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献策，可以运用美新处的关系去访问张学良，于是她一箭双雕，特地购买在台中转的飞航班次──这个计划，倒是连宋淇亦不知情。
  　10月13日下午，张爱玲带著正编写的《红楼梦》飞抵台湾。显然她想以《红楼梦》的收入、来支持创作时的开销，然后以英文版的《少帅》，来打入美国市场。麦卡锡夫妇次日在西门町设宴款待张爱玲，吴鲁芹、殷张兰熙及《现代文学》诸青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戴天鹄等候近一小时，才看见姗姗来迟的她。在得知无法访问张学良后，她做了个乍看八竿子打不著的决定──转赴花莲看丰年祭。当然现在已有极少数识者领悟到：历史纵深与民俗风情的交错，构成张爱玲最伟大的基调；前者撑起骨架，后者丰盈了血肉──这正是那些前仆后继的「张派」，一辈子也难以企及之处。这两者交织而成的世界，从她毕生最杰出的几部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秧歌》到《小团圆》，我们都可以在其中看到〈中国的日夜〉！ 那么，《少帅》是否属于这类作品？可惜张爱玲来不及向读者施展她的全副架构；但从她晚年几篇讨论张学良的文字，我们可以略窥张爱玲对《少帅》的理念：
  　《少帅》没再往下写的理由之一，在于张爱玲本身对张学良失去兴趣，「我认为他是个limousine liberal（浮夸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令人不敢苟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张爱玲本人也是世家子弟，对这类背负历史包袱的第二代，她曾提过她观察的儿童心理：「我越来越相信宠坏的孩子（如果经得起惯的话）长大了有自信心，有个性，会成功。『棒头上出孝子』，是因为父母乖戾或太疙瘩，儿女活到老也总还是想取悦父母，博得一声赞美。」
  　从「父母太乖戾或太疙瘩」，读者很容易想到那本自传性质的《小团圆》。对于自己的人生，张爱玲认为「我是竹节运，幼年四年一期，全凭我母亲的来去分界。四期过后又有五年的一期，期末港战归来与我姑姑团聚作结，几度小团圆。」她又提到《对照记》「写我母亲较为soft-focus（柔焦美化）。我想她rather this than be forgotten（宁愿如此也不愿被忘记）」。很显然，在我们看到的《小团圆》中，张爱玲的创作意图统统实现了。

她眼中的张学良

  　张爱玲的创作生涯自始即受到《红楼梦》与《孽海花》的影响，富丽繁宠盛极而衰所产生的「历史的透视」、与野史闲话交错而成的民俗视野，一直是她亟欲表现的重心。可惜的是从傅雷、夏志清到中共的文艺史家，统统以封建与人性的斗争去论断她，造成评价〈金锁记〉的一支独秀──关于这点，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的三方，倒是出奇地一致。
  　所幸，现在《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的出土，为张爱玲自己正了名、说了话。《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更迭兴衰为背景，这和张爱玲自己的家世──清末清流派主将张佩纶、直隶总督李鸿章、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来自后母的北洋总理孙宝琦恰恰不约而同；套句张子静的话：「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
  　张子静的话应打个折扣，最起码，邵洵美应不在此限。不过，邵洵美彼时韶华盛极（鲁迅曾讽刺：「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春风得意，对家道中落的张爱玲来说，急转直下的张学良无疑更富戏剧性、也更具吸引力。尤其她的后母和「赵四风流朱五狂」都是好友，种种秘辛在手，即使没访问成，她仍决心动笔。
  　对于《少帅》，张爱玲自有贯穿的中心主题；她觉得：「他像一般二世祖一样，没真正经过考验，所以对自己没信心，虽然外表看不出。」
  　张爱玲在接下来的叙诉，展现这位屡被栽赃「小情小爱」、「耽溺个人沉沦」的才女真正宏观的视野：「东北易帜（指张学良声明拥护蒋介石），固然是出于统一大义，而且独力无望报父仇，也是他心深处宁愿做他做惯的亲信子侄，甚至于传人──蒋夫妇极力敷衍笼络他，他也就当真。当然蒋对他也确是有一种ambiguity……我也认为囚禁他是势不能放。」

故都春梦一场

  　对于美国试图介入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张爱玲知之甚深；除了透露当时驻派台湾的麦卡锡一直关注蒋、张互动（麦卡锡说「蒋对张是真视如子侄」），她还提到了在民初翻云覆雨的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张也是受端纳影响。端利用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从coach（训练）他升为蒋夫人的coach。张终于对蒋政府感到幻灭，憧憬延安。蒋是个intuitive politician（天生的政治人），知道联共抗日一定被吃掉。当时有些很能打仗的军官都有恐共症。共军是有一种mystique。」1911年，端纳以《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的身份抵沪，联系伍廷芳，成为武昌起义的上海总部顾问，孙中山回国后，他担任孙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顾问。
  　端纳曾将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拿到《泰晤士报》发表，举世瞩目，促使「倒袁护法」成功。往后并介入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与对日抗战等历史事件。1946年端纳死于上海，弥留时宋美龄亲自在旁为他诵读《圣经》，并允许他葬在宋家墓园。
  　虽则张爱玲现今已成为公认的「上海神话」，但读者忽略了：这位海派的祖师奶奶出身河北丰润、祖父曾为京朝大官、更不知道她十八岁才会讲上海话！对于北洋的官场变幻，张爱玲自有她自己的文化皈依，她试图从赵四或端纳的眼光去写少帅却发现此路不通，却又「not knowledgeable enough to write from any other viewpoint」（无足够材料从其它观点去写）。终究这段历史苍茫，对她仅成为一场「故都春梦」。她那「家世」与「国族」交错的独特经验，要等到《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才得以呈现。  据《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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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二月高悬枝头  像一月一样毫无动静
我遇到了死  又告别了生
有多少人    就有多少种如同恋爱一样的悲怆
人们连土地都不再信任    也不会再自诩为太阳

只有花翅膀小孩还在飞来飞去  
只有蝗虫和猫头鹰还能听到黑暗中扬着清冽的水声
而人    人的周身布满着撕裂的痛楚
理想和信仰结成遗忘的同盟    故乡已失

白天被挤得像黑夜一样密实
只有黑夜    从容得像阳春三月的下午
为各种未来留下空隙
像走出墓场    大地坦荡

一棵树在大地燃烧时寂寞成长    另一棵
在万物欢腾时孤独张望     
他们都未能幸免于悲伤
他们一棵生长在城市    一棵生长在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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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看完《我不是在写作，就是在往酒馆的路上》，感觉这本书虽然比较水，但是有些句子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这和作者无关，全是那些作家自己写出来的。我把一些句子抄了下来，很多都是妙语，不是酒鬼绝对写不出来。
     一杯下肚，很难不再来一杯；三杯过后，更难不再来三杯。 
                                                                         ——詹姆斯·艾吉
    我努力少喝一杯，犹如梦中搏虎，汗浸睡袍。
                                                                         ——朱娜·巴恩斯
    没有谁一出生就想破产或变成酒鬼。
                                                                          ——雷蒙德·卡佛
    我认为一个人原则上应该一年喝醉两次。
                                                                          ——雷蒙·钱德勒
    最初是你享用酒，然后是酒自己享用自己，最后就是酒享用你了。
                                                                           ——菲茨杰拉德
    有人在的时候，我喜欢来一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喜欢自己来一杯。
                                                                            ——杰克·伦敦
    艺术家喝酒，是为了放松、遗忘、刺激，为了可能的一切，除了艺术。
                                                                        ——尤金·奥尼尔
    我讨厌向任何人宣传毒品、酒、暴力或疯狂，但这些东西对我一直很有用。
                                                                  ——亨特·S·汤普森
    一个酒鬼的冲动，只有另一个酒鬼才能理解：他必须证明自己喝酒的正确性，或者不再喝酒。
                                                                         ——吉姆·汤普森
    一杯马丁尼正好，两杯太多，三杯太少。
                                                                         ——詹姆斯·瑟伯
    再多一点钱，我恐怕就会决定下辈子全部用来喝啤酒。
                                                                       ——埃蒙德·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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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日死了，这张关于张爱玲的照片却因之重新被翻阅出来。
    1994年，张爱玲获台北第十七届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她特地照了一张照片。手中的报纸露出标题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这一天，离张爱玲离开人世的日子只有不到300天了。就在此前的一年，她还去做了一次美容手术，并戴上隐形眼镜。
    后来， 通知皇冠出版社，再版《对照记》时，要把这张照片放在最后一页，并补充了如下的文字说明：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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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博客网页中读到吴佳璇医师的《张爱玲满是跳蚤的晚年华服》，阅后既感且佩。吴医师是在台湾执业的精神专科医师，亦热衷写作。感谢她从精神科专业角度来看张爱玲晚年所患「跳蚤引致的皮肤病」；佩服她除了参考有关书籍、通信以外，更亲赴洛杉矶走访张氏当年居停的公寓及汽车旅店等，这实地考察 (field visit)，更充实了她撰写上述的简短「类」病历传记 (pathography)﹙文章原载于台湾《联合文学》2010年9月号311期﹚。该文中引张爱玲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原文应作「蚤」子，但吴医师可能另有用意。蚤乎、虱乎，下文再谈。
    笔者亦是精神科医师，在香港及海外执业三十多年。吴医师认为张氏晚年所患的皮肤病是「妄想性虫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是精神病的表征。笔者以为更贴切的诊断很可能是「妄想性寄生虫病」(delusional parasitosis)，属躯体型妄想症 (delusional disorder, somatic type) 之一种。妄想症的患者，除了因妄想 (delusion) 主题及有关事物影响外，情感性障碍并不明显，一般功能无显着受损，行为亦无明显奇特怪异 (bizarre) 之处。妄想的主题，一般不算特别怪异，甚至似乎合情合理，有别于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怪异妄想。妄想是异常的思维内容 (content)，不同思维形式 (form) 的障碍：缺乏逻辑、语无伦次等。妄想症病者的思维形式大都正常，甚至能言善辨，以捍卫自已的想法，一如其它的精神病，患者缺乏病识感 (insight)。他们的智力正常，有些患者的记忆力甚至较一般人尤高。
    妄想性寄生虫病的描述早于1938年由一位瑞典医师Dr Ekbom提出，故又名Ekbom 氏综合症。典型的患者是中年或高年的女性﹙与男性比例高出多倍，可能是女性一般对虫、鼠类都较敏感、畏惧﹚，很多时是独居﹙未婚或孀居﹚，与社会比较疏离。在精神科医学统计中，此症并不普遍，但低发病率原因主要是大多患者不肯就医。妄想性寄生虫病的研究，亦可见于皮肤专科医学文献及昆虫学的科学杂志中。到精神专科求诊者，大都已经皮肤科医师详细检查，未能找出病者相信的「微小寄生虫」之类的致痒、致痛病原。大多数患者缺乏病识感，对药物及心理治疗亦不合作，到诊若干次后便自行停止，跟进困难，以致结果不明。 有一种相关于妄想性寄生虫病而更罕见的，英文是delusional cleptoparasitosis，不知有无正式中译，姑且称之为「妄想性住所寄生虫病」。患者的专注，不是皮肤上、内的虫类，而是它们藏匿在住所中，间歇出来侵扰，虽经灭虫专家多次调查处理，依然无效。笔者有一个案，事隔廿十多年，记忆犹新：一位年约七十的独居妇人，深信家中有微小昆虫藏匿多月，昼伏夜出，间中咬她双腿。皮肤科医师检查祇见抓痕、无虫咬迹象。患者自行以杀虫水对付，不得要领，灭虫公司亦无所获，弃掉家俬杂物，都无改善。她住公屋，搬迁不易。最后她决定「火攻」，两次小火之后，被控以纵火罪，法官接纳医学报告，以精神健康条例颁令强制治疗。
    从动态心理学 (psychodynamics) 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这类妄想跟「性的污染」(sexual contamination ) 有关，患者的内疚或怨恨可能源自她 / 他对父 / 母亲一些幻想的关系(fantasized relationship)。这些内疚或怨愤被投射 (project) 到皮肤，便型成了一种有界限的妄想 (circumscribed delusion)。后者或会成为一个防御机制，藉以感轻更广泛及严重的心理崩溃。但这些心理分析的学说，一般人未必容易理解及接受。无论如何，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内脏与外界的屏障，亦是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境。正常的触觉可能产生幻觉，后者便会导致妄想，令患者深信不移。
    1995年张氏去世后，有关她晚年患上的「皮肤病」是「跳蚤过敏」或源自「精神障碍」的传闻不绝。2007年苏伟贞编着的《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出版，其中水晶、司马新及林式同等的文章，对张氏的病情、以至「纸上诊断」，都有帮助。2008年庄信正着的《张爱玲来信笺注》问世，其中自1983年10月至1988年3月的十多封信中，每次都提到跳蚤、fleas的为患。到1989年底，flea、蚤卵又在信中出现。年前笔者与精神科及皮肤科的同业闲谈之余，对张氏的诊断有些共识。 至2010年7月，宋以朗主编之《张爱玲私语录》面世，其中出土了大量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正如宋氏所言，所辑录的书信简直可当一部「病史」来看。除了宋氏夫妇的病患外，张爱玲的「病历传记」更活现纸上：起自1983年的「皮肤病」、她认为的病因、对蚤子形态及生活史的观察、求诊经过、病识感、多次搬屋避蚤、1988年遇上良医及药效如神等。到90年代蚤患复发、1995年间病情又更恶化，药日久失灵，每天要用日光灯照射廿三小时，又要擦掉或用水龙头冲洗钻进眼睛里的小虫等。她于1995年7月25日致宋淇夫妇的最后一封五页长信中，用了近两页详细谈及病情：「﹍带了一只跳蚤回去，吓得连夜出去扔掉衣服﹍﹍隔几天就剪发，头发稍长就日光灯照不进去﹍﹍这医生『讳疾』，只替我治sunburn﹍﹍以为是虫，其实是肤屑﹍﹍肤屑也有眞有假﹍﹍终于忍无可忍换了个医生﹍﹍」。如宋以朗所说，通信中提及的病不少都「惊心动魄」，对「张迷」来说，甚至有痛心之感。当然，一旦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书信全集面世，将会提供更多她病患的数据。
    以上简单谈过「妄想性寄生虫病」及张氏的病情，读者可参考上述苏伟贞、庄信正及宋以朗的著作。至于张氏的童年经历，她与父亲、生母及继母的关系，识者当知，不必赘言，希望读者能以灵心慧眼来「诊断」张爱玲的病患。于此，笔者想提出张氏几位友好的看法。最先推崇张氏﹙誉为超人才华﹚的夏志清，曾去信宋淇：「说她可能是精神病」。  庄信正与张爱玲相识三十多年，半师半友，他早期或有点保留，后来越发怀疑「这都是心理作用」。唯一能亲访张氏的文学家水晶，起初亦以为她「写跳蚤的段落很合逻辑，不像精神病人的呓语」。但随即又怀疑「她这一恐蚤病，来自内心深处」。水晶更引用张爱玲少作《天才梦》的名句：生命真的变成了「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虱)子」(见《张爱玲病了》，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刋，1985年9月)。    与张爱玲相交四十多年的宋氏夫妇，宋淇最着急她的病，一直希望「她的困扰是有生理上根据」。张氏的另一友好司马新则认为「她始终思路清楚，对他人亦如往昔一样谦和有礼。说她心理出了问题，确是无稽之谈。有些人是无意，有些是故意中伤」。张爱玲的另一位友好，多次帮她搬家避蚤，最后成为遗嘱执行人的林式同，曾对她说及「完全是心理作用，她开始不同意﹍﹍，其后林谈到他自已的皮肤也发痒，洛城干燥的天气﹍﹍过敏症等。最后张爱玲有些心动，要求林式同介绍他的皮肤科医生，结果也去找过」。同是张爱玲的至交友好，各人的看法有异。
    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对各种精神病尚有误解、迷惑。一旦被诊断，患者便蒙上标记(labeling)、污名(stigma)，更会受到岐视。 仰慕、爱护张氏的友好，当然不愿相信及接受她患上精神病的可能。但时至今日，大众对各类的精神病都有相当认识，对患者不再抗拒。其实，好些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亦曾有精神病的病历。有人甚至认为创造力 (creativity) 与一些情绪、思维的变化有关。随便举两位美国人(张氏为美籍华人)为例：小说家海明威 (张爱玲曾翻译他的《老人与海》)，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士都曾患上精神病，但无损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氏虽有绝世才华，洞察人性，看透世情，但始终是血肉之躯，她晚年体弱多病，这「蚤患」困扰她多年，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她的病识感的起伏至消失。在她致宋淇夫妇信中，提到病发初期，她曾想住医院彻底消毒，又写到「前两天我告诉他近来的发展，更像是最典型的sexual fantasy（性的妄想），只有心理医生才有耐心听病人这种呓语。」﹙笔者按：﹙他﹚是指医师，括号内性的妄想，未知是原文或是引用者加上，fantasy应作「幻」想﹚。因为蚤子锲而不舍，张氏多次搬迁，时间、金钱损失不少，精神与体力的消耗尤伤元气。 1988年间，藉司马新的介绍，张爱玲终于遇上良医，她给司马新的信上写到该医师「﹍﹍给我印象很深，觉得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跳蚤﹚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效如神，﹍﹍」。相信该医师能与张氏建立良好的「医者病人关系」(rapport)，他的诊断，亦为张所接受，药物自然事半功倍。但自1994年起，蚤患又复发而加剧，如上文所述：长时间日光灯照射致皮肤晒伤，她更试图擦掉或用水冲洗眼睛里的小虫等。张氏去世前几周还见过皮肤科医师，可知病未根除，「才女无奈小虫何」，令人唏嘘不已。
    读者如果接受张氏的「妄想性寄生虫病」诊断，或问：众多小虫之中，为甚么是挥之不去的蚤子？ 从笔者的阅读及经验中，这病的患者大都不能肯定是那一种昆虫，祇是泛称小虫、小蚁之类。离开医学角度，笔者认为文学批评家水晶的「一语成谶」看法，颇有意思。张氏的成名作《天才梦》末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公认是神来之笔，写时祇是双十年华。直至几十年后，她在散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承认写了别字：「﹍『虱子』误作『蚤子』，水晶先生来信指出，非常感谢，等这本书以后如果再版再改正。」﹙该文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3月15日﹚。其实张爱玲是写了别字，还是将「虱」、「蚤」两者混淆？她在1955年10月25日写给宋淇夫妇的第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中，提到蚤子：「同船的菲律宾人常常在太阳里替小孩头上捉蚤子，小女孩子们都是一头鬈发翘得老高，我看着实在有点怕蚤子跳上身来，惟一的办法是隔几天就洗一次头，希望干净得使蚤子望而却步。」 很多人都知到虱、蚤的分别：如藏在衣服的是体虱，匿于头发的是头虱；蚤子咬人之后，迅即遁去。虱行如爬，蚤走则跳；此外还有其它型态的不同。在此想到张爱玲「从小妒忌」的林语堂﹙见《张爱玲私语录》65页﹚，博学的幽默大师，当年亦曾将蚤、虱混为一物，以为两字相通，以致他的读者撰文《蚤虱辨》以明之(《论语》16期，民国22年5月﹚。张爱玲1980年7月13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写到「担心生虱子，——附近猫狗多，是真有虱子」，似是惟一的一次她提到虱子。但自从1983年起，她给庄信正、宋淇夫妇的信中都是写跳蚤、蚤卵等。自此，蚤子便与她形影不离，挥之不去，直到1995年她溘然长逝。正如《六书故》所指：「谶者，前定征兆之言也」，信焉。
    以上拉杂写来，粗疏难免。其实部份内容已蓄之于胸有年，数月来与朋辈闲谈，则腾之于口。最近经不起几位同业怂恿，不畏谫陋，姑且笔之于纸。2010年9月是张爱玲九十冥诞及逝世十五周年，本文的标题，绝无对张氏有不敬之意。相反来说，笔者有以下的感想。张爱玲曾经写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两句话。眞正仰慕她的读者以至「张迷」，除了懂得她外，更应对她晚年的「蚤患」有所认识及了解。正如宋淇夫人于1985年12月给她的信写到：「想到您独在异乡与虱﹙蚤﹚作战﹍」。她离群索居，虽然与友好鱼雁往返，保持通信，毕竟身边无人，几成孤岛。除了蚤患外，亦有多种疾病，身心疲累，但仍坚持继续写作。1994年她在《对照记》的结尾这样写：「希望还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能与读者保持联系。」张氏从不悲天悯人，亦不需要人怜悯，但她视写作为生命，当然希望读者能爱惜她的创作。如果能认真了解她晚年的心境，读者当会更珍惜她的著作，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她后期的作品，无复早年「兀自燃烧」的绚烂文采。
    「因为了解，所以珍惜」，就以这两句愚拙的转语来结束本文罢。

    2010年重阳节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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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1920-1995)热在二十世纪末席卷华语文学世界，这一现象因为电影《色，戒》(2007) 的推出达到又一高潮。《色，戒》根据张爱玲的同名短篇小说(1977)改编，刻画抗战时期女大学生王佳芝献身谍报工作，与她奉命诱杀的汉奸易先生间一段致命的爱情故事。故事俨然此中有人，很难不让张迷对号入座。正如她笔下的女主角之於易先生，张爱玲自己在战时曾和胡兰成(1906-1981)有过一段情缘，而胡广被视为汉奸。
    胡兰成在张爱玲传奇当中始终扮演著双重角色。张迷痛恨胡兰成，不只因为他背叛了国家，更因为他背叛了张爱玲。胡兰成结识张爱玲之前，已经有过两段婚姻外加同居的纪录。他追逐张爱玲的同时，可能也是张的文友苏青（1914-1982）的入幕之宾。 而与张秘密结婚不久后，他又开始出轨。更有甚者，战后胡兰成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出亡温州，寄人篱下，却与主人家守寡的姨太太发生关系。胡兰成虽在外大谈恋爱，生活上居然还仰仗张爱玲的接济。如果这样的故事聼来令人齿冷，这不过是胡兰成情史的中段。
    另一方面，胡兰成无疑是少数最早欣赏张爱玲才华的评论者之一。不论他们的感情有多麼不堪，胡与张在文学的道路上彼此相濡以沫，互有启发。更重要的，胡兰成本人的笔触精致典雅，文采慑人，绝对自成一家。 张爱玲对於自己的私生活从来讳莫如深，我们今天多半是透过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1959)及其他文章，才能一窥究竟，并拼凑出张爱玲的性格、写作生涯与爱情经历。如此，张迷其实陷入了一种充满矛盾的阅读循环。我们对张爱玲的迷恋实则来自於我们对胡兰成（所描述的张爱玲）的迷恋。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对胡兰成的嫌恶反而更变本加厉。原因无他，是胡造成了张爱玲的痛苦，同时也就延伸成为张迷们的痛苦。透过书写，胡兰成展现了一种迂廻的爱的诠释学，让人想起罗兰．巴特(Ronald Barthes)的《恋人絮语》(Lover’s Discourse)当中对於“爱”难以捉摸的、文本性的思考。 亦即，我们对张爱玲的爱恋，来自我们与她——其实是她的书写——之间想像的亲密关系，也同时来自於我们与她的恋人胡兰成笔下有关她(以及她的爱情)间妒恨交织的关系。
    但如果没有了胡兰成，张爱玲「传奇」恐怕也不会如此传奇吧？以下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抗战和战后的几年间，胡兰成如何演出他这令人「必欲恶之而后快」的角色？他如何展现一种「背叛」的诗学与「背叛」的政治学？我所谓「背叛」，并不止於胡兰成的叛国、毁婚；我更关注的是，胡兰成如何透过自成一格的「恋人絮语」来解释他在政治上以及私人生活的不忠，为自己的行止开脱。最不可思议的是，胡兰成的「絮语」最华丽动人处，油然呈现一种抒情风格。然而一般所谓抒情，不原指的是最能表达个人情感，也最诚中形外的写作方式？
    我们因此面临如下的吊诡：如果抒情传达的是一个人最诚挚的情感，它如何可能成为胡兰成叛国、滥情自圆其说的手段? 抑或胡天生反骨，他的行为惟其如此叛逆，才表现了他的真性情？如果胡对个人行止的表述如此情深意切，他到底是发挥了抒情写作表裏如一的力量，还是透露了抒情写作潜在的表演性——以及虚构性——的本质？胡兰成的个案是遮蔽、抑或揭露了传统中国诗学中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这一观念?
    终其一生，胡兰成从未承认任何叛国、不忠的指控，反而振振有词的诉诸思想的辩证与情爱的真谛。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是胡兰成背叛了抒情美学，抑或是他显示了一种莫测高深的，抒情化了的背叛美学(a lyricism of betrayal)？最后，胡兰成的抒情美学必须涉及读者的阅读伦理问题。循回在传记的、意图的、以及文本的伪托间，读者必须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成为胡兰成所展演的背叛与自我背叛的诡圈之一环?
    即使到了今天，胡兰成在中国文学主流论述裏仍然是声名狼藉。在大陆他的作品就算问世，也必须经过删节或附加但书。相对的，胡在1970年代中期曾短期居留台湾，因缘际会，启发了一群年轻作家，其中朱天文(b.1956)更承续了胡的香火，并将之发扬光大。然而与张爱玲的风光相比，有关胡兰成的人生、书写与文体的研究仍不多见。 为了更了解胡的文学事业，本文将聚焦於胡兰成人生转折期——亦即战争前后时期，与1951年以后胡流亡日本的第一个十年——所写下的作品，包括两部长篇散文叙事《山河岁月》(1954)与《今生今世》。我认为就像张爱玲一样，胡兰成对於他的时代或我们的时代，都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现象。他对「情」无条件的礼赞和辩证，恰恰与书写革命、启蒙的主流现代文学，形成尖锐对话。而在张爱玲身后日益庞大的投影下，胡的幽灵似乎也相随而来。这再一次提醒我们面对历史与记忆，除魅与招魂的工程是如何纠缠不休。

    1．〈给青年〉——不要「呐喊」

    1944年，上海《苦竹》杂志11月号刊登了胡兰成的文章〈给青年〉。文中写道：
    有人可以做错了事，仍然不是罪恶的，也有人做了好事，而仍然不伟大。
    正如标题所示，胡兰成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呼吁中国的青年不要因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而灰心丧志。胡把抗战等同於革命；他建议有为的青年应该舍弃意识型态——不论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或泛亚洲主义——的限制，超越现世政治与道德价值判断，方才能继续追求革命：
　　革命…也是人生的完全，它的自身就是目的… 我们打仗并不为什麽目的。把战争加上一个目的，它就变成忍受的，不是飞扬的了。甘心愿意地从事没有目的的战争，这话初聼使我惊讶，但是细想一想，可真是广大的。
    胡兰成1944年的生活无论於公於私都面临重大的转变。前一年，胡因为批评南京汪精卫(1883-1944) 的傀儡政权而下狱，旋又因日本人的干涉而获释。1944年年初返回上海之后，胡兰成认识了张爱玲，两人迅速陷入爱河。几个月后，胡兰成离弃当时的同居人与张爱玲结婚。其时战争已经急转直下，日军败相毕露，汪政权上下弥漫著一股失败的气氛。然而在张爱玲的影响下，胡兰成的文学事业正方兴未艾。他不仅写出一系列优美的散文，从书画欣赏到人情世故，到《金瓶梅》、鲁迅、张爱玲，无所不包;他更插手编辑工作，《苦竹》就是他的杰作。但胡兰成内心深处必然不甘雌伏。1944年11月，就在《苦竹》刊出〈给青年〉之际，胡兰成接受了日方指派，到武汉接掌宣传媒体《大楚报》。同时，汪精卫病死日本。
    在〈给青年〉中，胡兰成力劝他的读者舍弃对中日战争的价值判断，方能够看出其所具有的革命的「伟大意义」。对胡而言，革命并不仅意味政治冲突或群众暴力而已，而是世界劫毁、贞下启元的契机；透过革命，人性得以重获清明，世界秩序也从而否极泰来。胡兰成总结道，唯有将革命看作是人性的自然启迪，才能够让深陷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华文明恢复生机。
    胡兰成认为这样的革命是出自於「情」的驱动；「情」则是人类直见性命的始原天赋。 「情」的本质是混沌与无规则的，不应受纪律与意识型态的束缚；「情」衍生出生命的韵律，自然而然与时同调。「革命者不投降，不做小打算，那时从人生的坚贞的感情裏发出来的。」 对胡兰成来说，「感情不是感觉，也不是脾气，它是生命自身，如我在一处说的： 『这样的夜，连溪水的潺潺都是有情有义的』。」 胡兰成理解鲁迅的革命志业，但他批评这位革命导师如此披肝沥胆，以致怀有「大的悲哀」，显得「惨伤，凄厉」。 而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善用「情」的资源，进而召唤出革命的壮阔与优美。
    1944年深秋，当胡兰成搭上日本飞机前往武汉时，想必心里就是怀著这样「多情」的革命想像？但胡早年的经验却和这样的想像背道而驰。胡兰成出身於江苏省嵊县农村一个小康人家。虽然出生时（1906）家道已经中落，胡仍然得以接受五四后的新式教育。1921年胡兰成进入杭州一所教会中学就读，因与校方冲突而被开除。类似的冲突要成为胡兰成日后生命中反覆出现的模式。1926年胡前往北京，在燕京大学担任文书抄写员。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最后却加入国民党。 胡在北京一年一事无成，返乡后或辗转任教於中学，或赋闲，如是五年。
    1932年，胡兰成得到一个赴广西教书的机会，让他离开老家死气沉沉的日子，在南方渡过五年。我们对这个时期的胡兰成所知有限，但他应在此时首度尝试文学创作。同时他对政治的关心与日俱增。 当时的广西远离京、沪政治风暴中心，在地方军阀的掌控下，反而提供左右各派分子一个意想不到的避风港。胡兰成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对托洛茨基派理论尤有兴趣。 然而广西的半自治状态没能维持多久，1936年蒋介石成功收编地方势力，胡兰成很快就因为自己的政治言论惹上麻烦。 这年夏天胡被捕下狱，获释后被迫离开广西。
    此时胡兰成已经三十岁了。十年来他四处谋生，一无所成；他结了两次婚，有了四个孩子。与许多他那一辈的启蒙知识分子相同，胡兰成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曾经满怀壮志，急欲打破现状，重建世界，但最终仍敌不过现实的考验。1937年，胡兰成举家迁往上海，穷困潦倒，甚至眼睁睁看著自己的新生儿因为无钱就医而死。但如他自谓，「我还有心思看世景」 ；他还有心有未甘，要再冒险闯荡一番。未几胡谋得汪精卫底下的《中华日报》主笔一职。是年夏天战争爆发，眼见机会来临，他准备放手一搏。
    汪精卫政权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的主张相左。汪认为中国无法负荷对日抗战，和平方为两国双赢之道。为此汪精卫需要理论上的支持，而在他的策士群中，汪发现了胡兰成最能符合他的期待。此时胡兰成已迁往香港，在同为汪的机关《南华日报》担任主笔。1938年间，胡兰成发表了百篇以上的社论与散文，其中〈战难，和亦不易〉最能从汪精卫立场阐述中国的两难，因使他见重於汪。
    1938年12月，汪精卫正式脱离国民党，成立南京政权。胡兰成成为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并兼任汪的机要秘书。胡深知手中资源有限，因此另谋出头之计；他自命为汪政权与日本双方的谏士，提供建议，也不吝批评。此举让胡兰成一面维持清高的形象，一面大玩政治筹码。但这一技俩有时而穷。1943年，胡对汪政权的未来公开表示持悲观 ，触怒了汪。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便再熟悉不过：胡兰成失宠於汪精卫，锒铛下狱，获释后向日本势力靠拢。同时胡的私生活亦风波不断。先是1941年他另结新欢，与第二任妻子离婚；两年半之后，又与同居人闹翻，和张爱玲结婚。
    胡兰成从五四到抗战所经历的转变，和他在〈给青年〉中的主张似乎大异其趣，很难和「坚贞」拉上关系。由於他在战时的政治立场，长久以来胡兰成一直被贴上「汉奸」的标签。 然而这一标签无法道尽胡的政治动机与结果。近年来学者尝试从更宽阔的脉络，亦即「通敌」(collaboration)的角度，来分析汉奸的行为。汉奸与「通敌者」皆暗指当事人严重的人格缺陷；汉奸一词尤深有道德指控意味，比起来，「通敌者」则更著重於政治判断的后果。大卫．巴瑞特( David Barrett)和徐乃力(Larry Shyu)曾经比较法国维琪政府(1940-1944)与中国沦陷区的异同，主张「通敌」(collaboration)与「卖国主义」(collaborationism)二者有所不同。对他们来说，前者指的是一种或自愿、或被迫的偷生技巧，后者则著重对占领者作出「坚定的意识型态认同」。 巴瑞特和徐乃力认为，中国的沦陷区经验多见通敌合作的事实，较少明目张胆的卖国行为——虽然通敌与卖国之间存有很大的灰色地带。据此类推，学者甚至认为在沦陷区内，通敌与抵抗虽分处光谱的两极，但两者之间亦有相当暧昧的关系。卜正民(Timothy Brooks)提醒我们，通敌实际上可能是「历史现场裏，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得不产生的应对进退」关系。 萧邦齐(Keith Schoppa)研究沦陷区的绍兴时发现，「通敌者并不一定就是汉奸，而抗日也不见得就是民族主义的发挥。」 此中暧昧的极致，正如华纳．瑞思(Werner Rings)在研究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时所探问：「通敌本身是否也可能是一种抵抗的形式?」
    由是，胡兰成的个案变得更为复杂。不论是在战时还是战后的几十年，胡兰成始终坚称自己不是汉奸，而是个救国救民的「时局的弄潮儿」。 识者可以说这不过是所有叛国者自我开脱的陈腔滥调。但胡兰成个案的重点是，不论是汉奸还是通敌者，他在汪政权裏最多只是个小角色。目前有关南京傀儡政府的论述中就算提及胡兰成,也多半聊备一格，遑论胡自夸的革命行动。我以为，在实际政治领域中胡的重要性完全不能如其所愿，但在操弄文字语言上他却有惊人的成就。是在文字符号的天地裏，他灵活地游走於爱国与卖国、通敌与抵抗之间。胡的同辈鲜少有人能及得上他的文笔，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相悖的道德律令、矛盾的意识型态糅合一起，而且还点染得饶有丰姿。历史学家未必看得起胡兰成，因为他的叛国行为甚至还上不了巨奸大恶的排行榜。但我认为胡兰成的危险性——以及他暧昧的诱惑力——不容小觑。透过生花妙笔的书写，胡兰成瓦解了非此即彼的价值与形象，模糊了泾渭分明理念与情怀。他游走是非内外，敌我不分，如此娴雅机巧，以致形成一种「艺术」——文字的叛/变术。在背叛的政治学之外，胡兰成发展出背叛的诗学。
    此处我所著眼的不是胡兰成的政论，而是他的散文，一种理论上最能表现个人趣味与随想的文类。胡兰成的散文集中出现於1942年至1945年之间，此时他和汪精卫政权渐行渐远，而与张爱玲谱出恋曲。他的文章皆发表於亲日的杂志，如《天地》、《人间》、《苦竹》等；内容则包括作家点评(例如张爱玲、周作人、苏青)、小说文论(如《金瓶梅》、《红楼梦》)、生活速写、礼教文化批判等。其中有关中国社会与文明的反思，如上述的〈给青年〉，最值得我们重视。
    试看〈文明的传统〉一文。胡兰成将东、西方文明作对比，认为前者是在人类心性与万事万物互相照映下旖旎展开，而后者则有赖物质主义与理性的演绎推理。胡兰成感叹数十年来西方霸权排山倒海而来，使中国丧失了精神资源。相对的，他发现日本文明可以作为借镜，因为日本能够周旋於西方的文化与政治霸权之间，仍然维持一种「单纯，广大，悠久的感情。」 胡兰成於是提醒他的读者万勿昧於中日战争的表象，因为这不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争战，而是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对决。
    胡兰成文章所透露的反西方思维其实延续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守成主义的特徵。胡自承曾受到梁漱溟(1893-1988)的启发，而众所周知，梁的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曾在1920年代产生广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也是现代新儒家运动的先驱，而胡兰成日后将与新儒家有不少对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文明的传统〉这样的文章所流露的大东亚主义，几乎是胡抗战初期的政论的散文版。胡兰成於此的动机显得十分暧昧，因为对抗西方威胁、保存中国传统是一回事，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来保存中国传统又是另一回事。毕竟新儒家最强调的就是对正朔与正统的信仰。然而胡兰成既非忠诚的新儒家信徒，也非简单的大东亚主义者。摆荡在中华文化本质论与日中亲善合作论间，他的思维方式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迂廻。
    胡兰成心目中的东方世界充满安稳清亮、行止有礼的氛围；人神共处其中，「生活的空气柔和而明亮，有单纯的喜悦。」 胡所谓「神」或「神意」，指的并不是西方宗教意味上的神，而「只是东方人那种千年万代的感情，在人生的大安稳裏有一种约制的美。」 但胡兰成进一步提醒我们，他的理想并不只耽於田园诗式的恬静之美或「人生的大安稳」，而是希望能够从这种安稳中「时时逬出的大冒险」。 在抒情美学与生命力学（dynamism）的相互激荡之下，「这种生命力的放恣，几乎是没有目的的。」 五四以后流行的柏格森生命主义（Bergsonism）在胡兰成这里也找到出口。回顾近代亚洲历史，胡兰成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正是这样的「大冒险」，而他希望第二次中日战争能够再现同样的「生命力」，以此振兴华夏文明。
    胡兰成必须再过十年才能让自己的思考更加明确清晰，对此下文将有继续讨论。但胡战争时期的书写已经显现他的两项特徵。一，他将所有现实事物抒情化的倾向；二，他对中华文化复兴所投注的末世论愿景，而这一愿景恰可由革命的大破与大立来体现。胡的这两个特徵看似互相矛盾，却形成辩证关系。理想中，当莽莽乾坤被劫毁一净，自有一股清新气象油然兴起，诗意因而产生。这样的说法虽然不符合新儒家的救世精神，却和中国传统其他思想资源，如老子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易经》的生生剥复之道，有所印证。
    然而当千百万中国人遭到侵略者的迫害、屠杀，四处流亡之际，胡兰成对东方文明的抒情礼赞无疑显得格外突兀，遑论它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主义暗通款曲。胡兰成的书写全面「抒情化」了政治，字裏行间的已经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不禁使我们想起同代的西方文人如T.S.艾略特(T.S. Eliot)、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以及保罗．德曼(Paul de Man) 等与纳粹的唱和。 但我们不必就此将胡兰成看作是法西斯美学的中国代言人；这不符合他高傲的心性和思想渊源。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他如何在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脉络中，酝酿自己的叛逆的诗学和政治学。
    我认为胡兰成的诗学与他的五四情结息息相关。胡兰成不只一次提到，五四时期迸发的那种「生命力」曾经创造汉唐盛世的伟大文明。他认为，五四精神的展现不在「启蒙」，而是在「情」。只有「情」才能感动成千上万的人献身革命，改变世界。为了阐述他的观点，胡兰成甚至在两篇不同的文章——〈中国文明与世界文艺复兴〉(1945)与〈文艺复兴提示〉(1945)——里写下相同的段落，他认为：
    蔡元培为了梁漱溟的一篇哲学论文，就请他去当北大教授，青年为了专聼一个教授的课，路远迢迢的转了学又转学，心爱一个人的文章，对这个也说，对那个也说，像孩子心爱他的玩具，睡裏梦裏都惦记著，一早醒来就在被窝裏找着它。就是做工的人，种田的人，做生意的人，也有一种气象，那个时代，是街道、工厂、与田畈都明亮的，晴天也明亮，落雨天也明亮，落雨是落的白雨。所以梁启超胡适他们能够引起运动，孙文陈独秀他们，还能引起北伐。
    就像伟大的「情」自满溢的感性泉源汨汨流出，革命也只能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到达「未有名目」的高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后胡氏独门风格的先兆。他强调明亮、单纯、广阔与婴儿般自然的形象，将日常生活与民间文化交错於史诗视界中，在其中人与神如响斯应，浑然天成。胡兰成认为这是一个明亮的诗的世界 ：启悟先於启蒙，直觉的灵光一现淩驾知识的孜孜追求——历史与诗情至此合而为一。
    胡兰成不惮其烦地指出五四运动最终走上岔路，才产生西化浪潮。后果是滋生出两种政治机器：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种意识型态皆受限於理性、纪律与一致性，不仅戕害中国青年感觉的能力，更让革命变成僵化的义务。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的现代性追寻已经陷入空前僵局，非采取激烈的手段不足以力挽狂澜。胡兰成回望中国文明，希冀从传统获取新生的力量。他这满怀乡愁的姿态也许没有什麼特别，特别的是他相信中国文艺复兴必须仰仗日本的文化与军事侵略。他以为「这人类的光荣将归於汉民族，而最能懂得这个的，将是大和民族」。
    此番言论自然将胡兰成的通敌立场表露无疑，但也可能指向更复杂的意义。我认为，胡兰成的言论代表了五四之后一种相当特别的思想形式，其激进（或虚妄）处与未必亚於台面上的左派右派。我们甚至可将其看作是夏志清先生所谓中国文人与知识份子「情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或译为「感时忧国」)的另类例证。 当绝大部份中国文人与知识份子抱著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以激烈反传统方式表达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时，胡兰成反其道而行，宣称他对中国传统的感情如此浓烈，甚至超过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界限。他指出，现代民族或国家主义的概念其实源自西方，因此那些口口声声「爱国」的分子，爱的其实是西方定义下的「国」，而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又那裏可以用这般舶来的、狭窄的「国」来定义？胡兰成不认为自己是汉奸；他提醒我们早在他之前「大亚洲主义」已经是中国的政治论述的重镇，倡导者不是别人，正是现代中国的开国之父孙中山。比起他来，五四以后的那些全盘西化派难道不更有裏通外国的嫌疑？他的倾向日本、主张借鉴大和文明——中华文明的海外真传——来抵御西方，才真正显出他对中国的一往情深；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即使如此，胡兰成的努力毕竟事与愿违，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他的历史经验是否「背叛」了他所希冀达成的一切。我们应当记得胡兰成属於五四影响下成长的第一代，他经历了几乎所有五四新青年的冒险历程：从乡村到城市、从旧学到新知、从浪漫的渴望到意识型态信仰。但正如前述，他在命运的每个交叉口都遭遇困顿与失望。从1920年到1937年，胡兰成汲汲闯出自己的天下，却一事无成。如果胡心目中的五四就他战时散文所描写的那样，是个纯任自然、光彩明亮的世界，那麽他自身徒劳的经验恰恰成为其反证。他越对五四自由解放的「空气」频频礼赞，越似乎泄漏潜藏他心中的不安和遗憾。
    当胡兰成将第二次中日战争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时，他也许是试著给自己、也给失败的五四「中国文艺复兴」第二次机会。他认为，既然亲英美的国民党和亲苏联的共产党都不能带给中国光明的前途，难道和日本打交道就不能看作是另一个选项？又有何卖国通敌之嫌？但胡的立论至少有两个盲点。假使「明亮」清洁如五四的运动都带来「欲洁何曾洁」的后果，胡又如何证明第二次中日战争可以完成五四所未完成的任务？他岂能对战争已经造成的巨大创伤视若无睹? 更重要的是，就算和日本合作只是达到复兴中国文明的一种权宜之计，他也不能忽视国际政治中的权谋一面(Machiavellian tactic)：就是日本也可能利用这样的合作来彻底摧毁中国文明。他的大亚洲主义就算是秉承孙中山的学说，也未免显得一厢情愿。
    1945年夏天，种种徵兆都指向日本即将战败，中日合作论摇摇欲坠。但胡兰成个人的圣战却在语言的领域里全面挺进。仿佛是要弥补现实政治的失败，胡的散文愈发激昂多情，笔下的高调也愈发层出不穷。面对即迫在眉睫的溃败，他坚称自己已从历史的短视与意识型态教条当中「跳脱」出来。毕竟，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情——不就是能对当下体制与时间的反抗？革命和背叛是一体的两面。「情」的表达从不应该受到一时一刻成败的限制，自我的超越永不止息。
    当五四以及延续五四精神的中日战争不再能证成他的视野时，胡兰成必须为他的革命大计另觅源头。於是他轻轻地跨越五四的门槛，将他的「革命」与「情」重新安置在现代以前的广大世界中：「人不是生於一个时代的，而是生於一切时代之中。」 或正如他所说：「革命…也是人生的完全，它的自身就是目的… 我们打仗并不为什麽目的。」藉由如此迂回的修辞，胡兰成也许将他的信仰「格」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许只是为了可见的战败后果预作开脱。但我们更可能低估了胡的野心。就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际，胡兰成想要结合残余的亲日势力以及日军的激进份子策划一场兵变，以对抗中国与日本。这场兵变短短几日告终，胡兰成的「革命」终究不过是一场笑话。然而如此一举更彰显了胡的症侯群：在惫赖的叛逆与乌托邦的革命激情间，在以空做多的机会主义与因势随缘、妙得天机的「机论」间， 他辗转游移，让任何对他的评断都变得难以窥得全貌。
    回到胡兰成的〈给青年〉。他告诉他的理想青年读者，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因为他们拥有感觉的「余裕」，因而能够改变世界。胡兰成未能说出的是他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凭著一身反骨和自命的慧根，他对家庭、恋爱、意识型态以及国家民族投入许多，但未见余裕，反而亏空累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胡兰成就向往变化，但是这个世界却无法如他所愿地改变。在政治上，他不但背叛了代表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也背叛了他亲自协助成立的傀儡政府。在私生活里，他永远被新的欲望对象所诱惑。
    但对胡而言，谈背叛，太沉重，他毋宁另有想法。胡兰成一向自负，却承认很受一位四十年代的评者所感动：「这个时代辜负了胡兰成，胡兰成也辜负了这个时代。」 如果背叛是政治和伦理价值的违背与逆反，辜负则带有有感情期许的落差与遗憾。但不论谁背叛还是辜负了谁，都隐含一种认知的错位，行动的误差。也许正是怀著这样模棱两可的心情，1944年深秋胡兰成写下〈给青年〉。当他在文章裏呼吁青年把握他们时代时，胡兰成应该明白其实他自已经错过了他的时代与时机，已经踏上后半生历程的不归路。

2.「兴」的诗学与政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两个星期后胡兰成逃离武汉。1946年年底，他在浙江温州找到栖身之所，结识当地旧学耆宿刘景晨(1881-1961)，并在刘的帮助下谋得教职。胡兰成也透过通信引起梁漱溟的注意。在刘景晨与梁漱溟的影响之下，胡兰成的学问开始成形，著手著述通盘研究中国历史的《山河岁月》一书。新中国成立后，胡曾试图争取毛泽东的好感，但很快明白共产政权对他毫无同情。 1950年夏天他逃往香港，三个月后抵达日本，并在日本渡过余生。
    《山河岁月》完成於1954年，是胡兰成流亡后的第一部著作。这本书在许多层面上透露了胡从战后到1949年国共分裂期间的思想与经历上的转变。他重新拾起战时杂文中已经触及的问题，探讨语言、文化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有机关系；他并且以更详尽的历史书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然而《山河岁月》虽然号称是对中国历史自始迄今的总论，但胡兰成并未依传统方式写作，而著重两个时期：远古到汉代，以及晚清至共产中国的成立。
    胡兰成视新石器时代文明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并迅速转换成数学的抽象描述：文明从零开始到有，正如数字从○到一。西方与印度的文明是从一至三之间演进的(如一元论、二元对立、三位一体)，而中国文明则能够将三以上的数字加以概念化。他发现中国文明是演绎的，非中国文明则是归纳的，两者形成对比。但这些说法都比不上他以颜色来观察文明的差异更引人注目：
[中国、印度与日本都是金色的，]金色是颜色而亦是光。埃及的则是蓝灰色，阳光世界因奴隶社会而变成蓝灰色的天。…而希腊的白色则只是光，白色亦可是颜色，而希腊的白色是无色。后世西洋便总是采用埃及的一点灰，希腊的一点白，…此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德国与美国皆是铜灰色，但美国还更近希腊，美国且有点奶油色。
    对胡兰成而言，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为井田制度，一为「兴」的概念。如果井田制度代表的是胡所向往的政治与社会蓝图，那麼「兴」则是井田制度的观念化审美化；两者都不能自外於诗意想像。众所周知，井田制度相传是上古的土地政策，将一块田地像「井」字那样分成九块，周围八块由各家耕作，中间一块则由八家同耕，收成归公。 理论上，这种制度同时满足了民权与君权，个体与群体的规划。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再三详述井田制度，认为不仅为农业经济措施，更是政教、宗族、以及最重要的，审美想像的象徵依归。井田制度理应发生在《诗经》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们「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如果井田能够完美实践，那麼政治就是不啻是一种诗学。
    胡兰成对井田制度的描绘也许不乏对封建制度的怀想，但亦有其现代的、激进的根源。胡年轻的时候相当著迷於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名作《田园、都市、作坊》(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这本书反对中央集权以及工业化，主张地方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在目前所见胡兰成最早的一篇写作〈中国乡党沿革制度考〉(1929)里，即可见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胡兰成以为中国不像西方，并未完整经过从奴隶制度到工业化那样的历程，因此中国人对於君主统治与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并没有深刻的体认。数千年以来，中国人在农村生活的庇荫下得以延续宗族血脉与文化传承。对中国人来说，现代的「国家，也无非是社会病态的象徵，使城市和乡党发达不完全中的临时产品，我们要讲人类真正的幸福，必须离弃这些过於高大的机关，来从社会的下层做起。」
    《山河岁月》中所描写的井田制度可以看作是1920年代胡兰成政治社会理想的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胡还未认真接触日本帝国主义。胡兰成反覆指出，井田制度在古代能够成功，因为它实现了中国政治想像中最美好的一面。只要君主利益——如井田中央由各家共同耕种的部份——获得照顾，民间社会基本可以不受干扰，自给自足。即使改朝换代，井田形式也不致受到影响。在这一乌托邦最高的境界裏，君权与其说是代表一家一姓的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位置；位置上的统治者也许此上彼下，但民间社会总可以自行其是。
    由此我们可以更加理解胡兰成战时书写的理念渊源。他的东亚地理政治观似乎反映了井田制度里民间与权力中心的和谐关系，而他对大东亚主义的理解就像是国际版的井田制度! 在他的政治理念中，既然国家的概念无足轻重，那麼中国的「中国性」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解释方式。胡兰成也许会这麼认为，依从井田制度所提供的象徵秩序，中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与周围国家形成互信互惠的关系——也似乎印证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至於日本在东亚所展现的霸权统治，胡兰成则以为不过是提供一个管道，让中国可以由此重返黄金时代——正如《汉书》所言的「礼失求诸野」。 胡兰成所回避的问题是，井田制度打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乌托邦，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力量却是真刀真枪的威胁中国的国家完整与领土主权。在胡兰成的现代版井田想像里，位於中央的不是圣王，而是外国的侵略者，或是其傀儡政府。
    胡兰成对历史的抒情诠释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兴」。「兴」是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泛指情感的兴起、创兴、振兴或兴奋。这个词一说是来自上古祭典中神人交会所生的活动或情绪，几经延伸，在《论语》及《周礼》中则成为文学创作的动机之一。 汉代以来出现种种对「兴」的诠释，从神意、教化、到伦理形式、政治威权， 不一而足。即使五四之后，「兴」仍然继续吸引知识份子的目光。周作人与宗白华(1897-1986)认为兴是中国古典诗歌重要的喻象动机，梁宗岱(1903-1983)发现兴与法国象徵主义的「通感」(correspondence)相仿。闻一多(1899-1946)则认为兴不过是一种言语的伪装，用以躲避政治禁忌。另一方面，陈世骧(1912-1971)以为兴是初民上举欢舞的自然形式。 胡兰成的诗学应视为这个传统的一部份。
    胡兰成首先从《诗经》寻出「兴」的定义。他说，兴对诗来说功能「是引子，但不是序幕」，与正文之间并非因果关系，「与本事似有关似无关」。由此，胡兰成给予「兴」形上学的意义：
    兴像数学的〇忽然生出了一，没有因为，它只是这样的，这即是因为，所以是喜气的… 西洋没有兴，从物来的只是刺激，从神来的又是灵感。兴则非常清洁，是物的风姿盈盈，光彩欲流。原来物意亦即是人意。
    兴是一种源起或创作的力量，但绝非神意或人意使然，而是在身体与符号、自然与形象交会之处产生。胡兰成认为兴必须与赋——《诗经》的另一种创作方法或类别——相辅相成。赋以井井有条的方式表达世界的物象，而兴则是事物的自然呈现。如此，赋代表了礼的精神，兴则透过自然与和谐延续了乐的精神。胡提醒我们礼与乐正是中国文明的基础。
    这里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胡兰成如何将兴比附於历史与政治。透过兴的创造性、纯任自然的感召力量，《山河岁月》挑战传统史学敍事的线性时间观以及目的论。胡兰成呼吁建立「新史学」，将过去看作是现在、反之亦可将现在看作是过去。当过去与未来混成为一体之后，「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写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生是生於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於许多个时代」而「良史又忘其为史」。 他对於史学的颠覆在批评章学诚(1738-1801)「六经皆史」的名言时达到高峰。章学成以拆解六经的经典地位、还以历史本色而显得离经叛道，胡兰成则更进一步宣称「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
    问题是：当胡兰成立意将中国的历史复返到原初形式，亦即诗的时刻，他是意在召唤出返祖的历史(arch-history)，还是超越历史的历史(a-history)？孔子曾谓「诗亡而后春秋作」，意即诗才是文明的精魄所在，时间的完满呈现；由诗所象徵的文明、时间陷落后，才有史的出现。在此胡兰成视诗如史的姿态显得既激进又保守。激进的是他认为历史不过是情感「起兴」的纪录，语言只能表现历史/情感丰富、流动的意义於万一；保守的是他又频频回望、遥想文字与世事合而为一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他一方面将现代一总涵摄在时间的巨流裏，形成古今同在的当下永恒，但另一方面却又将自身所在的历史位置「包括在外」。如是推衍，《山河岁月》所留下的历史无他，仅有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胡兰成所谓的「情」。
    胡兰成对历史的想像鲜活，每每让读者惊艳。对他来说，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的初期时便已绽放得摇曳生姿，像是开出墙外的繁花，而中国历史的兴衰绝续则不妨看作是青年男女此起彼落的民歌传情。由於井田制度的施行，周代的政治可就是一场田园罗曼史，而的多事战国时代则像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和众家姑娘兴兴轰轰的做小生日。鲁迅以及五四的知识份子尽管批评中国东西，也只是如同年轻女孩子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 总括来说，胡眼中的中国历史活脱是一场不散的筵席，充满青春活力与节庆气氛。
    正统历史以统治阶级与社会精英是尚，与此相对，胡兰成认为民间社会才是发动「兴」的主力。市井百姓让每个历史时刻活了起来，他们的生命力表现在歌谣民俗、以及种种地方节庆中。但是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平和安稳。「兴」也同时是刺激历史转向、民心思变的力量。因而有了民间起兵。胡兰成强调民间节庆与民间起兵并不互相冲突，反而彼此涵摄。如前所述，《山河岁月》演义中国史并不循序渐进，汉代之后，立即跳跃至晚清。就一般史观而言，搁置两者之间的一千八百年显然不可思议。但胡兰成还是有自圆其说的余地：只要民间社会维持以一贯之的活力、不受政治动荡影响，那麼饶是千百年的改朝换代，历史其实是「没有什麽事」发生的；据此而论，汉代以后到清代中期也就乏善可陈。总的来说，胡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谓得天独厚，形成一种连绵不断「喜气」，因能遇「惊险」如「惊艳」，化「劫」为「节」。
    将乡土文化、民间起兵、即兴创造等元素安顿后，胡兰成以「兴」诠释历史的努力只缺临门一脚。胡认为鸦片战争后，由於西方文明入侵，中国面临了空前危机；当务之急唯有重新召唤「兴」，而「兴」的现代版本就是革命。「惟中国的革命是兴。」 革命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既是气势如虹的军事行动，也是欢欣鼓舞的佳节时光。革命创造了「好天气、好情怀」，能够让青年男女有在「日月山川」之间行走。 据此，中国现代史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以迄共产党解放，代表了革命的不同阶段。而中华文明能够「千劫如花」，开出一轮又一轮的盛世。
    《山河岁月》里的抗战因而是喜气洋洋的时刻，因为中国人不约而同由此做出全新出发的打算、意料之外的冒险。革命的能量释放出来，国仇家难变成国恩家庆，反而能够再造中国新生。胡兰成将彼时中国人的大逃难看作是集体大郊游，难民们唱著山歌小调行走於山川之间，往往竟能一游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造访的地方。同时，即使在日本占领区内，地方文化仍然蓬勃发展。胡兰成认为，正因为中国民间是如此生机盎然，中国人在战争的劫毁之中仍然能够悠然渡日。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未有名目」的大志，能够超越现世的种种困难。他写道：
    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彼时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中国人却是可以为善可以无方。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不尅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中国人的胜败之界，和战之界，便亦好到像是这样…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因为它乃是这样的。 
    胡兰成结合了「兴」与民间社会的节庆及革命冲动，让我们想起米凯尔．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嘉年华」理论。 1940年代巴赫汀身处另一种霸权——史达林政权——之下，他的政治主张和胡兰成南辕北辙。然而，当他们在想像民间社会抗衡宗教或政治体制所产生的那种生猛有力的能量时，两者却有相似之处。巴赫汀在中世纪的嘉年华中找到理想范例；嘉年华颠覆权力中心，以怪诞风格战胜了礼教约束，并以狂放的集体的笑声创造一种不分彼此的社会共同体。胡兰成则将节庆以及地方的庆典活动——特别是民间戏曲——视作挑战僵化现状的动力。在他的观察里，抗战最终变得无比欢喜，因为「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还见於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到处歌舞，在沦陷区是忽然流行起越剧，在大后方是复兴了中原的迎神赛会扮台阁，而且传来了西北高原的土风舞与民谣。」这些都指向「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 革命的节庆气息在共产党解放时达到最高点，因为「[解放军]与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的传统相接，它原来不靠主义，而是民间的大志荡荡莫能名，遂夹遍地的秧歌舞而来了。」
    评论家已经指出巴赫汀的嘉年华会理论中的矛盾之处。狂欢看来固然百无禁忌，却其实是在政教机构所圈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之下行事，何曾完全摆脱权力的监视？此外嘉年华诉诸过犹不及(excess)的冲动，每每对现实作出以暴易暴的反击。比起巴赫汀理论中那种酒神冲动(Dionysian urge)，胡兰成的中国式嘉年华乍看温和得多，实则为必尽然。巴赫汀主张颓败与重生的有机循环，身体法则和抽象法则的对抗，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 胡兰成颠倒了这个模式。在他的中国节庆想像里，时间归零，无所谓循环；身体是妩媚的而不是变形的；喜兴的欢唱取代了此起彼落的嘈杂，形成庆典里独大的声音。然而，就《山河岁月》所介绍的例子所见，胡兰成的节庆总暗著含兵气，亦即暴力因素。别的不说，胡兰成认为他的节庆不是背离正统，而是回返正统——圣王之道。而在王道「真正」中兴之前，军事镇压往往是必要的手段。
    胡兰成赋予民间节庆以一种有形的力量，却从未过问政治活动最终如何含括这股力量。革命可以是节庆最圆满地完成，也可以是最凶险的实践。就在这里，胡兰成对「兴」的政治化透露了一种非属道德(a-moral)的内蕴。这几乎暗通老子的无政府主义，认为世道苍苍，万物与刍狗共相存殁，悟道和无道也就互为始终。 在一片和谐清明的表象之下，胡兰成的节庆带有血腥的味道。没有人比他的前妻张爱玲更敏锐地感受出其人理论的缺失。张爱玲的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1954)与胡兰成的《山河岁月》同年发表，在她的小说中，共产党革命并不如胡兰成所想像的，是一场社会主义嘉年华的歌舞「起兴」，反而从头开始就是场「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

3．诗与欺骗

    从井田制度到「兴」的思辩，胡兰成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如前所述，代表了晚清至五四激进论述的一种变奏。虽然胡兰成强欲将自己的史观比附孙中山或毛泽东的救国大计，他的「山河」与「岁月」所构筑的政治愿景实际上更类似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世界(《大同书》，1935)、谭嗣同(1865-1898)仁的世界(《仁学》， 1897)、甚或张竞生(1888-1970)的性乌托邦(《美的社会组织法》，1925)。这些作品引人入胜之处并不在於其现实政治中实践的可行性，而是在其情感的渲染力。相较於前人，胡兰成更擅长於将这种渲染力量付诸华美的抒情文字，但这也是胡兰成备受争议之处。
    胡兰成的理论之所以暧昧，也许来自於他那辈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历史的不安」，同时也来自他的语言以及语言所表述的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在他力赞中华文明的抒情好景的同时，南京大屠杀受难者仍然尸骨未寒。对他来说，战争也许是一场天地不仁的游戏，必须超越，但千百万中国人却仍得为此赔上身家性命，又如之何？传统乌邦托书写往往著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间的辩证关系，但胡兰成的乌邦托书写却刻意抹消其间的差距。他切切要在血泪斑斑的土地上指认出一座桃花源，难怪讨来挞伐之声。他一心向往民间社会欢天喜地的兴发革命，却似乎对个别生命历经的创伤——包括他自己的创伤——视若无物。
    胡兰成史观所引发的争议性可以放在更宽广的格局中思考。我以为《山河岁月》这样的作品为1930及1940年代世界文坛诗学与政治的辩证，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案例。欧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二次大战战后的数十年间经无数灾祸与苦难，这使一批原本最有思辨能力的知识份子也必须想像一种剧烈的手段，找寻救赎。他们渴望将社会从不仁不义的政权与暴力循环解放出来，如此殷切，甚至上纲为一种天启式愿景。他们想在历史无可逃避的进程裏创造「稍息」(caesura)的片刻。从神学的召唤到诗学的觉醒，从革命到战争，他们寻寻觅觅，务求达到一个理想出路的突破点(breakthrough of perfectibility)。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诗学转向」(poetic turn)以及他在二次大战期间与纳粹的关系，就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公案。海德格尔以为西方哲学最初源自真正的「开放的存有(openness to Being)」，但为时甚短，之后千百年的思想谱系逐渐遗忘了这原初的开放性。西方形上学逐步演变成虚无主义正是此一倾向的明证。海德格尔以为诗的力量可以恢复那原初的开放性，诗的语言能够揭露破碎的世界的真相，廓清科技形成的「框限」(framing)，再启发神圣的高度。这样简略的说明当然无从触及海德格尔诗学的精妙之处，却足以与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作出对比。当海德格尔承诺你我皆「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时，他却毫不犹豫地为纳粹的宣传背书。他力倡一种可以超越「大地(the earth)」的束缚，「开启」被遮蔽的存在的语言时，千百万人正以最不诗意的方式遭到屠杀。
    海德格尔在二次大战战后的〈人本主义书简〉(Letter on Humanism, 1946-47)最是值得注意。在此文中，海德格尔区分了人类的本质与真实的本质。「唯有思想影响存有，而非『行动或实践』。」 他重申自己的诗学主张，欲将语言由人本主义的「文法规则」——即形上学、主体性、理性——中解放出来，以回归「存有」。海德格尔带著歉意指出，由於深受尼采式的意志论影响，他在战争期间曾冀望从国家社会主义和纳粹运动裏寻求政治实践的力量。但他很快将自己的行为放在西方知识史的脉络裏，归因为希腊时期以来欧洲文明一路蒙受障蔽而衰败的后果。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纳粹之兴起，都不过是西方人本主义悠久传统所造成的恶果之一，是自回复「存有」的任务中「歧出」。按照海德格尔的逻辑，在「存有」的领域中，并没有所谓道德或自觉。正如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批评道，这是「存有致人类的公文书，宣告它的作者免於所有责任。」
    胡兰成也是在1946年开始草拟《山河岁月》。即使胡兰成与海德格尔在认识论本源上有著巨大差异，两人仍然在同样的历史时刻裏进行自我辩护。正如海德格尔的〈人本主义书简〉，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也技巧地宣告自己战争时期的行止无罪，而且毫无悔意。海德格尔致力重启西方文明的初始(arché)——即希腊文明的上古时期，而胡兰成则要带领他的读者回到周朝的黄金年代。海德格尔嘲讽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愤怒的仇恨」，而胡兰成质疑国民党政权自毁长城，有何立场迫害像他这样为了复兴中国文明才苦心孤诣的通敌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二者毫无相互影响可言，海德格尔对诗的呼唤不可思议地回应著胡兰成的「兴」。胡兰成对「兴」的描述还见以下段落：
    兴并非只在音乐，文章有兴，此即是音乐的了，做事有兴，此即是音乐的了，宁是音乐在於寓物之兴…大自然的意志之动为兴，大自然的意志赋予万物，故万物亦皆可有兴。诗人言山川有嘉气，王气者言东南有王气，此即是兴…兴自於天，是生发的，向著未知的，随息之舒展之波而生出调来。
    胡兰成和海德格尔都期望藉一种诗的言语(poetic interpellation)，从无中唤起有，投射一点灵光，引领世界脱离无明的窘境。如此，胡兰成与海德格尔皆倾向於类似现象学的内烁(immanence)或本质的觉醒，他们对构成其美学理论基础的残暴本质却避而不谈。海德格尔以为「行动」与「存有」两者的畛域不能混淆，胡兰成则强调「兴」的未知性。当历史变成形上思考的对象之际，人类的惨痛伤亡不过是「存有」的失落或「大道」不兴时一个无可避免的小插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德曼是举世闻名的解构主义学者，去世四年后却被揭发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比利时报刊上连续撰文为法西斯主义捧场。在近两百篇文章当中，他同情纳粹立场，声援反犹太主义。德曼的个案震惊学界，不只因为他至死隐瞒了过去的行径，更因为他日后的理论与他1940年代的政治信仰有著诡谲的连带关系。不论是前期接近现象学的方法论，或之后的解构主义学说，德曼始终对语言传递真实/真理的价值与历史再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正如他著名的书名所暗示，在认知行为与其文本再现过程中，总同时具有「不见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德曼批评西方人文思维活动中的种种盲点（aporia），且又以毒攻毒的嫺熟操作之，藉以暴露西方浪漫主义以降的主体性迷思、真理吁求，和生命的有机论。
    德曼也强调语言之间的互涉性与重覆性，因此质疑现代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藉由抒情，德曼认为文学现代性试图追求时间与历史之外的行动的自发性。然而，这样的尝试却总是得在时间与历史的洪流之中发生。 对他来说，诗的历史本质并非「安稳的根植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及文化脉络中、并在其中所发挥所能，而是独立实际历史事件之外、自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时间性，这是高度抽象的。」 因此在〈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Modernity)一文中，德曼总结道，由於文学具有同时存於「现下」和「历史」的两相悖反的特质，因此文学文本中的寓言与真实、不见与洞见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这麼一来，
    文学当中真实与谬误的关系无法再现，因为二者同时存在，没有一方能够胜过另一方。
    正如德曼的为文声援纳粹，胡兰成在1940年代初期也曾撰写为数颇多的文章支持中日合作。他们甚至同样主张不抵抗主义，希冀政治现现实能够转变成某种「真正的」政治理想，如德曼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胡兰成的泛亚洲主义。 但在战后，他们对战争时期的经验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德曼在美国的学术界找到避风港，试图完全「遗忘」他的过去，而胡兰成却大声为他的行为和主张作解释。引人深思的是，面对他们作为通敌者的过去，德曼与胡兰成不约而同的重新思考语言以及语言形式的结晶——诗——的功能。德曼以抒情文类为例，强调文本相对主义以意义的无限延宕；相反的，胡兰成则主张诗的召唤才是真相大白的唯一途径。
    必须一再强调的是，德曼与胡兰成的学思传统各有所宗，其结论也大相迳庭。我所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语言的隐喻力量——不论是胡兰成的神秘化(mythify)，或是德曼的去神秘化(demythify)——来折冲，甚或抵消，历史经验与道德价值。如果德曼所谓「文学当中真实与谬误的关系无法再现」和胡兰成所谓「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聼来有近似之处，那是因为二者皆欲从语言滑动的特质中，寻求一种破解逻辑与真理的辩论形式。历史能够被德曼解构成「寓言」(allegory)，也能够被胡兰成超越成为诗学的「兴」。因此，德曼和胡兰成对於历史暴行的解释有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德曼而言：
    历史知识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经验的事实，而是书写的文本，即使这些文本以战争或革命的方式出现。
    对胡兰成而言：
    甚至毛泽东一帮共产党杀人已达千万以上，我亦不眨眼，原来不杀无辜是人道，多杀无辜是天道，我不能比毛泽东仁慈。
    德曼的寓言文本中心论与胡兰成的天道说分别承袭尼采哲学的虚无主义以及黄老的无政府思想，但在诉诸语言和伦理的暧昧性时，他们有了对话可能。然而二者的言论也不能免於自身所滋生的盲点。德曼解构真实，诉诸符号游戏，但他彻底的怀疑主义其实暗含了对彻底符号主义的（理想）寄托 ；胡兰成希望将历史无条件抒情化，但他的抒情主义毕竟无法抹除自我反讽的痕迹。德曼和胡兰成都召唤诗歌以超越或逃避历史的残酷现实，但我们同样可说，也正是诗歌成为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历史的最终见证。

4．情之「诚」，情之「正」，情之「变」

    《今生今世》是胡兰成流亡生涯中的第二本书，毫无疑问的是他文学事业的杰作。这本书以现代中国的剧烈变化为背景，刻画胡兰成的人生起伏，其中有关他家乡生活的描写，亲切细腻，读来犹如感人的乡土风俗志。但《今生今世》之所以受到瞩目，却是因为胡写出他与张爱玲的那段情缘，从初识到决裂无不尽详。然而《今生今世》并不仅写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爱情故事而已，还描绘了胡在1959年之前与至少其他七位女性(不论结婚与否)的恋史。胡兰成如此有滋有味的谈他自己和他的女人们，当然让张迷们愤慨不已，就算一般传统爱情观念的信徒，恐怕也难以消受。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名是由於1943年读了她的短篇小说〈封锁〉。这篇小说发生在沦陷区上海一辆电车上。一个厌倦婚姻生活的男子与一个渴望爱情的文静女教师之间，因为空袭陷在一辆停摆的电车裏，因而有了一段电光石火的恋爱故事。当封锁解除、电车重新启动后，这段「意外」的恋情也随之烟消云散。某种程度上来说，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关系竟俨然是这篇小说的翻版。当他们坠入情网时，胡兰成正身陷政治风暴，而张爱玲则初享走红的滋味。虽然他们之间有著年龄、背景与经历的差异，历史的偶然仍然使他们结合了。
    胡兰成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桀骜的个性从来自豪不已，但当他与张爱玲初次见面时，却感到「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 看在情场老手胡兰成的眼里，张爱玲真是奇特；她既天真无知又世故犬儒，既笨拙又聪慧，在在吸引了胡的目光。胡兰成感到他们相会时既有著情意的流动，也有著智识上的比斗。「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鬪，如今见了张爱玲却要比鬪起来。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 胡兰成发现张爱玲的个性中有一种「新」，那是超越道德判断的。都说张爱玲是个自私的人，但她那种自私是因为对世事保持平等无亲、冷漠淡然的态度。她也是个理性的人，让她看待所有的事物都洞若观火。因为张爱玲的点拨，胡兰成才发现他早期写作的限制；他必须「解散」他的论辩式风格，方能达到抒情美学的极致。 如果没有张爱玲在思考及修辞上的提点，胡兰成不可能写成行云流水般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
    1944年五月张爱玲和胡兰成秘密结婚，张的朋友炎樱是唯一的见证。在婚书上胡兰成写道：「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裏，岁月既不静好，现世也不安稳。如前所述，婚后不久，胡兰成就已经在武汉与一名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大谈恋爱。更有甚者，战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藏匿温州，却竟然与寄身的主人家孀居的姨太太范秀美陷入情网。此时张爱玲仍然给予胡兰成经济支援，甚至到温州帮他安顿生活，殊不知良人已经另结新欢。1947年张爱玲和胡兰成终於分手，她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以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我们不能忘记在张爱玲、周训德与范秀美外，胡兰成的生命裏还与不少其他女人。他的第一任妻子唐玉凤的婚姻以唐病殁而告终，在广西他与教师全慧文结婚，在南京时期则与舞女应英娣同居。最近的资料显示，再与张爱玲交往时，它可能与张的文友苏青有染。流亡日本初期，他和房东太太一枝来往三年。1954年他与佘爱珍结婚，佘是当年上海黑帮分子、汉奸吴四宝的遗孀。
    胡兰成的情史如此丰富，让他的《今生今世》成为对张迷的一项挑战。胡兰成把自己塑成张爱玲的头号知音，不惮辞费的歌之颂之，几近神化。另一方面，胡兰成又忠实地描述他对张爱玲的不忠，似乎也明白自己的行径大有可议之处。他怎麼能够对张爱玲做出如此动人的爱情承诺，同时却拒绝承诺张爱玲是他唯一的所爱？如果他真对张爱玲情有独钟，那麼他又怎麼能够对那麼多来自不同背景、阶级以及年龄的女性一视同仁？如果他真要以情圣自居，又何必揭露自己最不堪的时刻？历来论者的看法见仁见智。胡的《今生今世》因此可以是一部坦白从宽的忏悔录，一部沾沾自喜的情史大观，甚至在胡迷眼中，还可以是一部藉肉身说法的证道书。 本文要强调的是，透过他的告解，胡兰成得以演义他对「情」的看法。藉著「情」的理论，胡将他一段段情史编织成为完整的论述，并回应舆论对他的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兰成以此为中国现代主体性打造了一个特殊形像——就是他所谓的「荡子」。

    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自比为荡子：「我不但对於故乡是荡子，对於岁月亦是荡子。」 荡子求新求变、不安於室，在社会的边缘游走，但总有怀著「未有名目的大志」。荡子不畏权势，不从流俗，在爱情上总是热情洋溢，但由於他对世界仍有「未有名目的大志」，他的心思不能定在某个人的身上，因此常被误作负心之人。荡子是善变的，注定要迷惑、对抗、以及背叛他的世界。
    胡兰成描述了荡子的系谱，并且将他的父亲当作一个典型。据说他的父亲年轻时即将家产挥霍殆尽。虽然大家当他是游手好闲之徒，胡兰成却以为他父亲实则充满了冒险精神，「我父亲与民国世界即是这样的相悦。」 胡以为各朝各代的开国之君都是荡子，汉高祖刘邦(266-175BC)更是最佳范例。他甚至觉得连《古诗十九首》也都是荡子男女的创作，展现了「人世的贞亲」。 胡兰成以为「自古江山如美人，她亦只嫁与荡子。」
    胡兰成藉著荡子的形象来阐明他的爱情观与政治观，并由此投射出中国现代主体性的一种类型——这是迄今学者仍少有关注的议题。荡子和五四新青年拥有相同的叛逆精神，但依然不乏旧世界才有的那套风流招数。胡兰成的无行也许让我们想起鲁迅所谓民国时期的「才子加流氓」，但与传统上的才子或流氓相比，他却更有一股顶天立地的豪气。在战争期间，胡兰成利用了这样荡子的形象来应对日本人。当时投靠日本的文人为了开脱自己的立场，要不是自居为隐士(如周作人)，要不就托身为遗民(如文载道及《古今》杂志同仁) 。胡兰成却反其道而行，采取一种恃才傲物、不居一格的姿态和未来豪赌；这个姿态既让他获得不少，也让他失去许多。
    荡子的核心价值在於感受和表现「情」的能力。胡兰成少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训练，他的「情」的理论主要建立在中国的文化资源上，从《诗经》到民间智慧，从晚明情教到《红楼梦》，都有涉及。他也从佛家灭情与道家绝情的思想中找到灵感。但直到写作生涯的后期，胡才发展出完整的「情」的理论。从情的满溢(excess)到情的匮绝，从情的滋养到情的否想，胡兰成在「情」的众多选项中迂回摇摆，也因此，他体现了一代中国文人面对世变种种情感回应的形式。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胡兰成的「情」的论述。首先，胡兰成将「情」看作是「兴」的感性表现，因此他强调情的自然流露，特别是在爱情当中。《山河岁月》中的八位女性即使有不同的阶级、性情与教育背景，胡都觉得她们有说不尽的好。胡与第一任妻子唐玉凤虽然是经媒妁之言而结合，但她拥有的传统妇德让胡感念不已。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佘爱珍则是个再世故不过的「白相人嫂嫂」，两人却恪尽夫妻之道。胡兰成在逃难的路上和掩护他的范秀美发生关系，但对胡来说这不是奸情，而是出自於两情相悦的结合，因此显得「自然平正」。 同样的，他和日本房东妻子的偷情虽以分手收场，但却让他学会欣赏对方的端正与礼敬。即使逃亡到香港后，胡兰成仍和当年武汉的小护士保持联络，而他南京时期的同居人与他在日本重逢时，他待她如姊妹。
    胡兰成解释他的「情」时旁徵博引，妙笔生花，却意外的带有消费逻辑(logic of expenditure)的色彩。他认为他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并不因爱上别的女人而减损；相反的，移情和别恋只能更证明他「兼爱」的能量。换句话说，情感的本金只有因为多角投资才能愈益增值。胡宣称张爱玲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说服张爱玲明白他对她的爱，正是因为他对其他女人的爱，才变得更加浓郁深厚。他形容张爱玲是从不在乎婚姻形式的奇女子，甚至将两人的关系看作是金童玉女、天作之合。 「她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 因此，当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与别的女人之间作选择时，胡兰成感到灰心了；他原以为凭著他俩的仙缘，张应该最了解自己的真情。
    这让我们思考胡兰成浪漫人格的另一面，就是他可能是个「没有」真情的人。胡兰成自承从小他就有个习惯，当情感愈是浓烈时，他愈要抽离。当他的第一任妻子病危之际，他到义母家筹借医药费，最后却在义母家住了好几天。胡兰成视张爱玲为他「亲极无爱」 的知心，自以为能够和她分享他的艳遇。他甚至暗示，是张爱玲对於人性弱点的透视，才教导了他诚心诚意的自私(earnestly selfish)之必要。在胡兰成的眼里，两人相知如亲，可以超越人间的情爱而「直见性命」 。
    但是这是胡兰成自己的独门发现麽? 我们想起《红楼梦》中著名的「情不情」之说。李惠仪在她精辟的研究中曾指出三种诠释可能。「情不情」指的可能是美学层次上，主体与客体合一时感情的移情投射；也可能是「情到深处情转薄」——爱得太深，反而无从形之於外；也可能是「对於爱情形上意义的执著，如此奥妙以至不分彼此，既独有所钟又泽被众芳。」
然而「情」的论述始终隐含著一种暗流，就是反讽（irony）。这是因为情所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主与客、名与实、有情与无情发生裂变的世界。「补天」既已无术，又怎麽能够谈情的圆融无损，一以贯之？李惠仪认为，为了抗拒人间不圆满所滋生的反讽裂隙，《红楼梦》的人物与读者只有对情采取「激进的天真态度」（radical innocence），和「言有尽、情无穷的假设」(presumed inexpressiveness)。 如此，情才能有了意义。
    这似乎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欲表达的策略了。只是既然自命为荡子，胡兰成就不可能是《红楼梦》裏的贾宝玉，194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是大观园。不论他的告解有多麼令人著迷，胡兰成的抒情美学总是招来表裏不一的讥讽；他的一往情深每多被认为是惺惺作态。也就是说，他的语言并不能「直见性命」，反而繁衍成为修辞的奇观——反讽由此而起。胡兰诚可以怪罪凡夫俗子的慧根太浅，不足以进入他情即不情的世界，然而还有什麼比胡兰成和张爱玲——胡兰成心目中的九天玄女——最后决裂的场面更令人心碎、也更反讽的？张责问胡不能遵守婚帖上的誓言，不给她现世的「安稳」 ，胡则怪罪张无法了解他表面背叛，实则至诚的爱情。而有关这场决裂的始终仍然出自胡兰成的夫子自道，他的自以为错的忏悔和自以为是的告白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文字障。他的的抒情和他的（自我）反讽如影随形。
    这带我们到第二个重点，亦即荡子的情必须在雄奇壮阔的氛围中养成。在胡兰成的世界裏，「江山」正是发扬这样的情的所在。胡兰成说道：「我为什麽要念念於政治呢？因为我是天涯荡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天这样的生了我。因为当前真是个大时代。」 然而，令胡兰成失望的是，他的大作为最后被说成是汉奸勾当，战后只能四处逃亡。回顾在战争时期的行止，他只好自叹对中国的深情太过奥妙，无法为凡人所理解。
    当汪精卫发表声明主张与日本合作，展开和平运动的时候，胡兰成人在香港。他记得那天他上山长思，「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於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 他自谓是发起和平运动的第十一人，不过，他与此政治运动的关系是：
    我与和平运动是一身来，去时亦一身去，大难过去归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块顽石，汪政府在南京建都五年，像一部金陵十二钗的册子，到此只有碑上的字迹历历分明，当年的多少实事虚华，真心假意，好像与我已没有关系，却是这些字迹已还给人间，还给天地了。
    胡兰成巧妙地将自己政治上的决定置於《红楼梦》的神话脉络裏，将一个历史混沌的时刻转成为抒情启悟的契机：他与日本合作以复兴中华文明的作法，正有如顽石/宝玉红尘历劫，以遂补天之志。他们都是至情的化身，来去乾净，一朝「大难过去归了本位」。前文已经提及，胡兰成宣称只有真正的有情之人，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而在「情不情」的辩证之下，他指出正是因为他对中国，乃至日本，的情是无条件的，也就不能用狭隘的爱国主义或任何意识形态来框限。
    然而当历史「现实」伴随著凡夫俗子的苦难切入时，胡兰成的理论未免显得空洞。正如前文所述，他将国家危亡的浩劫看作充满民间喜气的佳节，或赞美中国人在逃难中的天气、好情怀，注定冒犯多数读者。胡兰成再度提出辩解。他在不同文章裏告诉读者必须学会如何因应情，才能超越情。他是这麼说的：「其后我做了时局的弄潮儿，遇到大惊险大困难，每每忧伤憔悴亦像这样有一半是假的，会得对自己的感情游戏，才不致掩脸沉没。」
    这才是荡子本色。胡的本意应该不是自夸伪善，他毋宁希望指出生逢乱世，人必须善自调节情的用和无用，才不为眼前浮泛的价值判断所累——这几乎是种道家的态度了。假作真时真亦假，胡兰成视人生如游戏，点出了他的抒情理论离不开虚构层次。这虚构在他而言是原是一种机锋，但一旦落入俗套，也极可能成为反讽（国王的新衣？）。在政治上，由此形成的虚虚实实如何判断，正是他与日本合作这场「游戏」的关键所在。
    最后，胡兰成试图在他在爱情及政治意义上的「情」添加思想面向。黄锦树精彩的研究指出，胡兰成的学术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了新儒家明心见性的那套学说、《易经》的通感哲学 、佛家的启悟与天启、以及《老子》「无」的本体论等等。 胡兰成晚年且向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及数学家冈洁问学。除此，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中的托洛茨基派思想。胡的学思根源无疑是够驳杂了。胡强调他的生命历程就是无止尽的格物——亦即新儒家的重要概念。但和他的儒家前辈格事物之理不同的是，胡兰成格的对象是女人。
    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初次会面是人所熟知的故事。他惊於她的特质，只觉得天地都要震动。矛盾的是，这样的经验却刺激他去「格」更多女人。就拿他与张爱玲、范秀美与周训德的四角恋爱做例子，胡兰成强调他们的关系不应该被简化成易卜生式的社会病理，或者美化为禅宗式的色即是空。他说：「中国人的男欢女悦，夫妻恩爱，则可以是尽心正命。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矣』。」 事实上，胡兰成甚至贬低西方的「爱」，而宁可讲「亲」，因为有亲人的意思；他又将「知」当作是「兴」的表现。「情有迁异，缘有尽时, 而相知则可如新。」 他把《桃花扇》(1699)里的男女主角当作是他的典范，因为「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绝情缘。两人单是个好。」 在他精心设计的「情」的说辞里，唯一欠缺的是伦理层次上的相互体恤。至少张爱玲就没有从胡兰成的「知」得到什麼好处，他们俩人之间的「亲」却伤害了她一辈子。
    在胡兰成的思想资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现代新儒家巨擘唐君毅(1909-1978)的交游。1950年秋天胡兰成刚从上海逃到香港，便结识了唐君毅，当时唐正为新儒家的海外最后据点——香港的新亚书院——心力交瘁之际。从他们的书信看来，唐君毅应该相当熟悉胡兰成的作品，特别是《山河岁月》。 唐君毅的思想博大精深，要以心灵修养以及顿悟最为关键；他坚信人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认为「物质的身体，对人之心灵生命，乃为一束缚，物质乃一生命心灵以外之存在，而生命心灵既入於物质，则恒求超拔，以还於自身。」 胡兰成和唐君毅一样相信心的内烁能力，以及语言在心和超越存在间的中介功能。不同的是，唐君毅虽然相信直观式启悟，却再三强调如此的启悟靠的是自我不断修养与反省；胡兰成对自我修养的历程则少有著墨，反而强调灵犀一点的通感和随机而来的妙悟。
胡兰成与唐君毅在有关「情」的诠释时显现出更大不同。唐君毅认为「情」是人性情感中的珍贵特质，可助人走向至善之境；胡兰成则主张「情」的功能是引导人们远离善的诱惑。唐君毅有感共产党接收大陆，儒家圣王之道不兴，特别将情和「历史的悲情」做连锁。在形上学的层次上，唐君毅其实是了解天道无情的：
    天心好生，同时即好杀…先是宇宙永远是一自杀其所生的过程。所以现实世界，永远在本质上永远令人感起可悲的宇宙。
    即便如是，唐恪遵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务求克己复礼归仁。与唐恰恰相反，胡兰成将历史的惊险都看作惊艳；即使面对天地不仁也无所动情，无所不动情——正如他对抗战浩劫以及共产革命的暴行的态度。因为只有跨过当下现实的牵挂，情才能显现其超越价值。
    唐君毅和胡兰成之间的论辩是儒家「君子」与「荡子」之间的对话。胡兰成也希望建立儒家仁与礼的乌托邦，但仁与礼不过是体现生命更高境界的依托，随时可以超拔，因此也难怪他毋需多费气力，就能够转向佛家的弃绝世事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然而真正的问题在於胡兰成的思绪回旋在种种理路中，有如旋转门般的此进彼出，令人目不暇给。追根就柢，他所援引的任何一种思维资源和他所念兹在兹的「情」是否能够相互证成，其实不无可疑之处。延伸胡兰成所偏爱的《红楼梦》寓言，他的情也许千丝万缕，但最后留下来的真只有大荒中的有石历历，而且可能只是炫人耳目的文字大观。
    在1950年代，胡兰成也曾试图接近唐君毅的同侪、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位重镇——徐复观(1903-1982)先生。不过徐复观并不领情，并且警告唐君毅要小心这位流亡海外的荡子。除了学术史以外，徐复观对於文学的热爱与美学典范的坚持也是为人熟知的。他对「情」亦有深入的思考：
　　人的感情，是在修养的升华中而能得其正，在自身向下沉潜中而易得其真。得其正的感情，是社会的哀乐向个人之心的集约化。得其真的感情，是个人在某一刹那间，因外部打击而向内沉潜的人生的真实化。在其真实化的一刹那间，性情之真，也即是性情之正。
    徐复观对「情之正」的观察来自於儒家传统的训练。正如论者指出，徐对「情之真」的肯定则是来自於道家思想，因为情需导向其开放、天然的根源。 对徐复观及其他新儒家的学者来说，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则成为现代新儒家学者的重要课题。
    胡兰成的学说则进一步加剧了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张力。虽然他总是被看作是个伪君子甚或是个骗子，但他的案例确展现了中国现代男性情感主体(modern male affective subjectivity)建立过程中，种种可为或不可为，或可爱或不可爱的条件。在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人试图寻求情之正与情之真之间的和谐的同时，我认为胡兰成另辟蹊径，反而加深了二者之间无尽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呈现的结果，我称之为情之「变」。
    「变」在传统伦理与诗学中其来有自，但多是被视为一个潜在的负面元素；所谓的「正」、「变」之声甚至被用来衡量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习。「变」除了指变异、异常之外，亦可指变易、善变，机变，以及变逆。如此，我们可以说像《今生今世》这样一本荡子书的出现，就是一种世变的徵候。我们必须承认在古典中国文学中，还没有一部回忆录能够像《今生今世》一样，如此明目张胆地运用「嬗变」与「善变」的主题来烘托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 但换个角度看，这个以「变」为宗的感觉结构不正是常人所谓的「现代性」的要义？我想起了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老话：「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 我的结论是，不论张迷对他有多少负面印象，胡兰成其人其文其情如此奇诡华丽，变化多端，十足是表彰中国的「现代」精神(zeitgeist)最不可思议的指标之一。
    胡兰成的抒情美学还有最后的转折。整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一直自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但至少有三次他也把自己比作《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胡兰成也许犯了佛洛伊德式的口误，但此擧却点出潜藏在他个性裏孙猴子般的本性——叛逆且善变。胡兰成一心一意要做贾宝玉，却出落成孙行者。这也许是我们这位现代中国荡子的情感冒险中，最意外的插曲。
尾声

    胡兰成在1960年代继续他的写作事业，并且赢得日本右派份子的好感。然而他显然以自己的学问没有中国知音而感到遗憾。1974年他终於得到一个机会。那年秋天，台湾中国文化学院邀请他来台授课，内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日本文学、禅宗思想、以及「华学、科学与哲学」。但不久他的抗战汉奸身份即被揭发，《山河岁月》才刚出版即被禁，旋即他遭到文化学院解聘。1976年，他被迫离开校园。
    这个事件却有出人意表的转圜。台湾的重要作家朱西甯(1927-1998)适时对胡伸出援手，朱原来是个张迷，最后却完全转向胡兰成的学说。他对胡兰成奉若上宾，协助他开班授课，而胡自己大约也没有料到短期内他就能吸引一群青年学生随侍左右。1976年末当胡离台时，三三文学集团已具雏形，迳以胡兰成的学说为依归。此后二十年间，三三培育出多位台湾重要作家。在胡兰成的影响下，他们将政治美学化、赞颂青春与情感，俨然要以此实践胡当年的理想。
    於是胡兰成在他的暮年,在台湾,竟成为许多文艺青年的精神导师。这些青年怀有「未有名目的大志」，对「革命」跃跃欲试，力求想像宝岛版的山河岁月。他们仿佛正是胡兰成1944年散文〈给青年〉所要召唤的对象——只是他们迟到了三十年。这真是场历史的还魂好戏：经过多年徒劳无功的奋斗，胡兰成终於找到了支持他的青年知音。在他的追随者当中，朱西甯的长女朱天文被胡兰成比作张爱玲；朱天文也不负所望，日后成为当代华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胡兰成与张爱玲对话的余响总在她的作品中萦绕不去。
    胡兰成的台湾经验是否坐实了他的格言——化「惊险」为「惊艳」？还是他最后与三三集团的那段日子，不过是年纪老大的彼得潘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三三集团的宏愿是完成未竟的中国革命，恢复礼崩乐坏的华夏文明，但他们真正的成就仅在於写出兼有张腔胡调的小说与散文。当他们的政抱负只能成就文学表演时，很反讽的，他们重演多年前胡兰成的大志与困境。他们其中有些人模仿胡的风格惟妙惟肖，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学到老师的「荡子精神」。换句话说，他们都太中规中矩,只能承袭胡兰成的抒情美学，而不是他的抒情化的背叛美学(lyricism of betrayal)。
    1981年一个夏日午后，胡兰成在日本死於心脏病。虽然他有满腔的才华和野心，但人们记住的却是他曾经背叛自己的国家，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才女。1940年代那位评者对胡兰成的批评四十年后仍然余音袅袅：「这个时代辜负了胡兰成，胡兰成也辜负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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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色戒实情戒，满城又说张爱玲！
    笔者是「张学」文盲，未认真读过她的小说，散文祇看过好几篇，本来不应妄谈《色，戒》。祇因近年该小说由李安拍成电影，在国内，外上演，又掀起一股张爱玲热潮。听说该短篇是张爱玲借抗战时期汪政权统治下的「刺丁事件」，来追忆及剖白她与胡兰成的一段乱世情缘。笔者自中学年代开始阅读胡氏的著作，包括《今生今世》及《山河岁月》等；抱着既不因人废言，亦不以文美人的宗旨。《色，戒》既然是张对胡的感情托附，便决定一读这已问世近三十年的小说，随后又看了电影，不免有些个人感想，就胡乱写下来吧。
    张爱玲是红学家，深知相关语的妙用。小说的名称及内容，都有不少相关、隐语。不同《红楼梦》的「真事隐、假语存」，《色，戒》的背景，人物等，大都不隐：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及曾仲鸣等；暗杀地点由西伯利亚皮货店稍移到隔邻的珠宝店，符合戒指主题。但亦有些故弄玄虚的假语，如丁默邨并不跟汪氏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汪氏从无公馆在港。反而胡兰成曾在港工作，其后赴南京参加汪政权。又丁默邨，胡兰成从未留日。 汪政权要人中，周佛海曾留学日本。尚未跟胡兰成认识之前，张爱玲曾与苏青到访周公馆，其时胡氏在南京被汪精卫扣押，张爱玲「竟也动了怜才之念」，试图营救——《今生今世》中的一章〈民国女子：张爱玲记〉，写得清楚。小说中题及「土黄厚呢窗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未知是否张爱玲当年的记忆？
    早于1944年，张爱玲已谈及她的创作如何取材：「也有听来的，也有臆作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形，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 她在1971年接受水晶访问时，曾称《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 及至《色，戒》在1978年刋出，大多数人都认为该文亦是有所本的。小说发表后不久，论者都认为男主角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影子是胡兰成；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为郑苹如，影子却是作者本人。最近阅到蔡登山着《传奇未完 张爱玲》其中〈《色，戒》的背后〉 一文，十分同意他的看法，该文末段总结：「它不是易先生的好色之戒，而该是王佳芝的情之戒，是所有女人的情之戒，当然更包括张爱玲自身，」。本文的首段两句，即是此意。
    《色，戒》据说是在1950年左右就写成，期间又经过近三十年的改写，相信张爱玲曾参考一些数据。约1957年底，她曾寄出一张并无上下款的明信片给在日本的胡兰成：「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请寄﹙底下是英文，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这是她自1947年寄信与胡决绝，十年后再度联络。 稍后胡兰成回信，解释《战》、《文》两书手边没有，但将会寄上《今生今世》上册。
    〈民国女子： 张爱玲记〉便是该册第三章。而张爱玲则于1958年12月寄出她给胡兰成的最后一封信，感谢胡的信和书，并希望胡寄上《今生今世》下册。这封最后的信有上、下款，措词婉转，礼貌周全。《今生今世》下册在1959年9月出版，跟上册一样，在日本印行。《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在抗战期间的政论文集，分析中、日、英、美的国际关系，提倡「争取主动的和」，因而知遇于汪精卫。既得汪氏青睐，胡便赴南京加入汪政权。 学者有理由相信，张爱玲最后都有机会参考《战难和亦不易》一书。至于《今生今世》，尤其是〈民国女子〉一章，更不难想象她会一读再读，追忆那已惘然的旧情。《色，戒》改写的历程，岂能与《今生今世》完全无关？
    《色，戒》读后，便重阅《今生今世》一次，尤其是〈民国女子〉一章，对照一下，看看易先生的影子，是否「有迹可寻」。结果不是很多，但有两点或可一提：
    其一是胡的身高：《色，戒》文中，进珠宝店前，「她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他显然并不介意。」〈民国女子〉：张爱玲初次访胡，胡记述：「后来我送她到衖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
    其二是胡的眼睛：《色，戒》：王佳芝在改变主意之前，她应该是凝视易先生：「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民国女子〉第十段：「她只管看着我，不胜之喜，用手指抚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  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眉毛与睫毛，毫米之距而已。
    《色，戒》中的人物取名，颇值一谈。早年张爱玲有一篇叫《必也正名乎》的散文，开头就是：「我自已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我对于人名实在非常感到兴趣的」。跟着又说：「为人取名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色，戒》中六个爱国学生，都有姓有名。四个男生，既然爱国，取名裕民，润生，磊﹙落﹚以至灵文，都惹人好感。另一女生叫秀金，听来亦很铿锵。女主角的名字王佳芝有无出处？ 《今生今世》〈 民国女子〉第八段，写到胡对张说：「我与她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她听了很震动。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原来这乐府诗名为〈善者行〉，首四句如上，跟着的四句是：「经歴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王乔是汉代道士，亦通医术。这首共二十四句的汉乐府，胡兰成在《今》下册的〈瀛海三浅〉中全首录出。 女主角的取名，是凭空臆作呢？或是灵感来自「王乔，芝草」呢？ 张爱玲敬重的胡适之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高明的读者以为如何？
    张爱玲芸芸小说中，好像祇有《色，戒》中的男主角易先生有姓无名。表面可能是特务头子，增加些神秘感。抑或是作者更有用心，姑隐其名，不忍道破？这里张爱玲是卖了个关子。 但是众多姓氏之中，为何独取「易」为姓呢？  笔者又再大胆假设，不避穿凿附会之嫌：可能是来自《战难和亦不易》——胡兰成的早年政论文集！如上所说，胡之加入汪政权，与这些政论大有关系。张爱玪再三改写《色，戒》之时，此书是否在她桌上？如果男主角的影子是胡，原型丁默邨则易「丁」先生为「易」先生。普通话发音：容易、变易、姓易同一，这里又是一个相关吧！
    小说《色，戒》拉杂说了一些，畧谈电影的「观后感」罢。首先声明，笔者对电影艺术鉴赏力极低，绝无意批评此国际级影片。李安的中国影片，看了「喜宴」，「饮食男女」及「卧虎藏龙」三部。前两部令人感到清新可喜，后者有其娱乐及商业性，但仍可观。《色，戒》一片，来头不少，然而从一些影评及朋友间谈论所知，此片并不是「不容错过」的一类。但是最终都往一看，其实是有点个人原因的。先是该片有些外景是在香港大学本部及陆佑堂拍摄，因小说提及港大。另一原因是听说有些道具是香港拔萃男书院礼堂里的长木椅。据说李安认为这些「古朴」的家具，很符合当年的时代气色，藉得借用，所以不惜费资，把它们搬到陆佑堂。拔萃男书院跟香港大学，是笔者早年曾经藏修息游逾十载的地方。而今旅居海外，心想如能在银幕上怀旧一下，亦人之常情也，所以便慕名入座。陆佑堂的建筑内外，多次入镜，而长木椅则无从辨认了。
    令笔者颇惊奇的，倒是易先生配了名字！他给王佳芝的名片，赫然是「易默成」！不问而知，即是默邨，兰成的混合。心想编剧惟恐观众未能领会原著小说，所以帮上一把，不顾作者之含蓄隐晦。这令人想起有句广州话俗话，叫「画公仔画出肠」。张爱玲对地方土话并不嫌弃，她也居港有年，但非广府人士或恐未能意会。 名片以外，默成两字亦出现于易先生书房墙上的书法，想有些观众也会留意到。这幅写上：自由、平等、博爱的楷书，自右至左。跟着是：恭录 总理遗教，左端便是署名默成。「总理」二字并无抬头，祗是稍底一格，这或可接受。但是「默成」两字的高度尤在「总理」之上！ 笔者愚拙，不知这种格式是否恰当？有识之士高见如何？ 国父泉下有知或能谅解罢。 这些微不足道的「发现」，决不减李安把《色，戒》拍成国际级电影的苦心，使张爱玲的著作终于能跻身于国际大银幕。
    读完小说，也看了电影，更阅到两篇有关《色，戒》的文章。先是龙应台的〈贪看湖上清风——侧写《色，戒》〉。她从陈立夫的回忆录中，找出丁默邨判决死刑的原因，又提到：「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这说法恐大多数读者不会完全赞同，但当年重庆政府于胜利后惩处「汉奸，伪官」的原则，法理等，确实有很多徧差，以至有枉法之处。所谓「有条﹙金条﹚有理」，「接﹙劫﹚收大员」等，民间流传甚广。另一篇是邱立本的〈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物〉，同样在《亚洲周刊》注销，文中说「电影《色，戒》引发政治光谱的两极反应」，「海峡两岸以至全球华人社会的不同反应。 甚至再兴起一股研究当年汪政权的民间历史热潮」等。其实对中国现代史稍有认识的，都知道当年日本侵华，国共斗争的情况，早期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而外国调停失败，最后如何议和等。朱子家﹙金雄白﹚所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提到蒋，汪之间，有「兄为其易，弟为其难」之说；而日本军方，亦认为重庆政府与汪政权有「唱双簧」之嫌。因而重庆政府，汪政权，共党所控地区，日本军方的四角关系之错综复杂，是非黑白，又岂能以「忠奸，真伪」的简单二元化视之？也许这就是龙应台所说「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的讽语吧！ 邱立本文中提到：「让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更多元化的解读，不是被所谓『政治正确』牵着鼻子走」，诚中肯之言。在此想到王安石的七律《读史》其中两句：「当时黯黮犹误，末俗纷纭更乱真」，信焉。邱文值得一读，但他写到：「﹍易默成，其实是融合当年汪政权「领袖」丁默邨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人物原型﹍」。丁氏一介特务头子，虽然曾官拜部长、省长，但称他为汪政权「领袖」﹙或祇是领袖之一﹚，恐怕是过誉了。
    李安的电影超越小说《色，戒》，掀起歴史，政治的争论，恐非张爱玲始料所及。看完了这短篇小说后，更同意蔡登山等的看法：继张爱玲较早的创作《不了情》﹙后改写为《多少恨》﹚，《十八春》﹙后改写为《半生缘》﹚，《色，戒》亦是胡，张恋情投影的寄存处，而且更淋漓痛快。小说近结尾：「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已，死而无憾。」简直是作者自已的心声！很多艺术创作，对作者的情感、思想，都有抒发，升华的作用，文学作品尤为明显，此乃老生常谈，亦是笔者的临床经验。对张氏来说，也许这三篇作品甚至有些「疗伤」之效。《色，戒》于1978年面世，其时在日本的胡兰成已届古稀之年，未知有无一读。胡氏晚年专心自已的著述，就算他曾一阅，料亦无太多感慨吧。
    张对胡的真心、痴情，毋可置疑：她怜才于识面之先，结缡于乱世之时，追访于落难之日，决绝惟于「小吉」之后；然而分手信中仍附有巨款，简直是情至义尽了。又最近得阅李黎登于《万象杂志》《今生春雨，今世青芸》一文，知道当年胡的情人范秀美身体「有异」，到上海求医并找张爱玲帮助。张「竟是二话不说，马上拿出金镯……张爱玲侠义的这一面，世上知道的人恐怕真不多。」 张在《惘然记》序中谈到《色，戒》，曾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其实她是红学专家，「十年一觉迷红楼」，着有《红楼梦魇》，早知《情僧录》中情与理的对立：情有理无，理有情无。笔者的想法是：「理之所无，惟情乃有，乍然而起，一往而深。」一代才女如张爱玲，亦未能超越「情之所锺，正是我辈」的人性。
    短篇小说《色，戒》被李安拍成国际电影后，再掀起一股张爱玲热潮，料将会提高华人社会以至外国读者对张氏的著作的兴趣。至于小说的背后，是否有讥讽爱国学生，暧昧歌颂汉奸之意，绝对是见仁见智。但要注意，「域外人」为文之时，距胡兰成在台被逐返日本约三年，当时台湾朝野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看法，跟今时不可同日而语。再者，张爱玲的作品，不会忠奸分明地歌颂英雄人物，亦从不看轻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匹夫匹妇。文学家自有其个人的独立思想风格，明智之士绝不会因「胡，张之恋」而带上有色眼镜来看她的创作。张爱玲辞世已十多年，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电影剧作家以至翻译家，其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公论。《色，戒》电影全球放影，华人社会再次「满城争说张爱玲」。笔者不避见识謭陋，随意想起，拉杂下笔，根本不是甚么文章也！
    知张爱玲者莫如胡兰成，《今生今世》全书分上下册共八章，原书下册于1959年在日本出版，以〈瀛海三浅之闲愁记〉作结。《今生今世》上下册合并本则于1976年在台湾出版，另加上〈社鼓溪声〉一章结束。笔者觉得还是原书的〈闲愁记〉最后两段，作为结尾，意境较佳。在今日读来，亦颇有意思。该原书的题字，误作《今世今生》，恐怕知者不多。于当下「满城争说张爱玲」之余，还泉下的张氏一点寕静，亦不为过吧，故迻录如下，作为对本文之结束。
    「而现在是杨柳如线，日本的春天像杭州，我写成了今生今世，巴巴结结的想要告知爱玲，如此顿时我又不自在起来。却听留声机唱草桥结拜，银心忘记是乔装，叫「小姐！」袁雪芬扮祝英台叱止她，「哎，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提她做甚？」
    她这说白一个字一个字嵊县音咬得极清楚，我不禁笑了。真的好端端的我心烦意乱做甚？
    右今生今世，自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开始写，至四十八年三月写成。文体即用散文记实，亦是依照爱玲说的。服部担风老先生题字，却误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罢了。」

后记
    本文写于2008年初，藏于箧中已逾三载。年前得悉胡兰成从朱（西宁）家父女转得《色，戒》，阅后写下了颇正面、肯定的感想，可见晚年的胡氏炉火纯青。至于「还泉下的张氏一点寕静」，愚见是指撇开张、胡两人的恋情及政治背景，更客观地评价张氏的文学成就。张学早已成为「显学」：张爱玲「传奇未完」、「论说不尽」。2009年她的遗稿《小团圆》终于问世，这本自传式的小说更明显地反影胡、张之恋：其中的离、合、爱、憎。宋以朗在本书的前言节录了不少张氏与宋淇夫妇的通信，她多次提到胡兰成，又写到「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此句尤为可圈可点！如果文学作品对作者确有抒发，升华、甚至疗伤之效，短篇《色，戒》或可算是药性平和，而长篇的《小团圆》简直是一帖重剂了！

–全文完
 
    远堂，精神科医师，在香港及海外执业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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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学时写一点歪诗，本是强说愁，没想到却一语成谶，成为自己的悲惨写照。歪诗的前两句是：“年少笑痴狂，风烟入酒囊”。
    如今毕业多年，少年时代的糊涂事已经不再做，但“风烟”的确吸入不少——我不抽烟，只是独独爱好烤羊肉串的烟火气，喜欢在烟熏火燎的气氛中吃烤肉，喝啤酒，即便寒风凛凛也在所不惜。由是，人称“啤酒烤肉君”。
    最初吃羊肉串是要创记录的，尤其是在济南，吃完之后数签子，看看谁吃得多。记得我曾经一次吃100多串，颇为自矜，最后大家一报数目，居然个个过百，包括弱不禁风的美女也不落后。现在想想那些场面很是怀念，如此吃饭才叫壮观，才叫快哉。后来辗转到别的城市，发现原来吃串是要点多少上多少的，这笔账事先算好，便觉兴味大减。好在随着年龄渐长，早已没有这方面的玩心了。
    很多时候，吃烤肉串吃的就是气氛，和小资们去高档餐厅找品位一样，去烤肉摊找的是风尘仆仆的感觉。某次，我们在青岛一家豪华酒店吃完饭已是半夜，好友四人打车去了一家熟悉的小店，要了几串烤肉和N多散啤，整整喝了一个通宵，结账时居然只有56元。这一顿同样成为经典，如今其中两个朋友已经流布他乡，但那些油腻的烤串和冰冷的啤酒一起埋入记忆。
    7年前的北京东五环，我喜欢在高碑店村头吃羊肉串，味道虽然没有济南的好，但就着啤酒足以祛除疲劳。摊子设在桥头，每每走过风烟滚滚，香气袭人。有时寒风刺骨，坐在马扎上手脚瑟缩，烤串上来时心里很急切，抓紧吃些弥补刚刚损失掉的热量，实在是冻透了。出门习惯看看河水，那是流了几百年的通惠河，河里有几百年前的月亮。那一刻，总会想起少时的江湖梦，而彼时已身在江湖。
    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恋恋风尘》中，有台湾的外来务工少年阿远和伙伴吃大排档的场景，我想如果背景换成大陆，吃的一定是烤肉串，非此，不能表达当时的意境。
    当然，并非所有的烤肉都便宜得有点卑微，让成功人士吃了也不好意思说。比如北京什刹海的“烤肉季”就名声和价格都够高人一等。据说，烤肉季开业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烤肉之所以飘香百年，独具其味，是因为从选料到入味，再到炙烤上都极讲究。选两岁左右的绵羊，精选上脑、后腿等最嫩部位，燃料用的也是枣木，如此才能烤出特有的枣木香味。“银锭观山”是后海一景，但我每次到后海，站在银锭桥上，看的都是烤肉季，因为那里实在太诱人了。
    相比之下，老外的烤肉看起来花样更多。比如巴西烤肉，什么牛肉、牛舌、烤肠、鹿肉、鸡肉……各种烤肉串成一大串，看得人眼花缭乱，胃口大开。但总有些中看不中用的感觉，我吃下去不知为何常常想起木头。有点搞不懂，为啥人家红男绿女吃得就津津有味呢？
    韩国烤肉更像是在煎，五花肉吱吱啦啦直冒油，再配了叶子来吃，营养非常均衡。但那薄薄的肉片看了总觉吃不饱，吃叶子又像是在吃草，口感的确不错，但心里老不是滋味。
    现在，最难伺候的就是心了。怎么说来着？“心心心，难可寻，宽时便法界，窄也不容针。”像我这种穷贱命吃饭光带着嘴就行，心的感觉早该省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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