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苏薇   

    八月的南京，果然是一座火炉。
    在玉兰路康盛花园的一幢公寓里，听说我们要来，胡兰成的幼子胡纪元先生很兴奋，早早就发来详细地址，人还没到，两杯茶就泡好了，茶几上摆着葡萄、李子、桃子。
    胡兰成身后，一共三子二女，发妻唐玉凤生子胡启，继室全慧文育有胡宁生、胡纪元、胡小芸、胡先知。胡纪元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因此父亲给他取名纪元，乳名宝宝，三个月大时父亲带一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胡纪元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2年，1951年父亲赴日后，他在上海电机制造学校读书，后到四川东方电机厂工作，1998年退休定居南京。
    老先生住在顶楼，复式楼，“女儿结婚去加拿大后，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这边安静，空气好”。而家里，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小提琴、大提琴、吉他、钢琴、唱片机。
    退休后赋闲在家，老先生写了很多歌，《大亚湾观日出》、《山行》、《江南小调》。兴致来了，老人拿出歌本，翻到《山行》，标题下写的是“词杜牧，曲胡纪元”。我对比着念出来，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笑声带着几分矜持和自嘲，好像沾了杜牧很大的光。
    这表情，是不是胡兰成所说的，看到自己本来面目后的不好意思？
    老先生先用中文唱，然后又用英文唱了一遍，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老派。“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受我父亲和妈妈的影响”。老伴谈阿姨退休前，是幼儿老师，也能唱，“你也唱一个，唱一个嘛”，胡先生催促她，谈阿姨拗不过，也唱了一个，慈祥，欢快。
    这样的味道，只有经过风霜的老人唱得出，沧桑后的欢快，更弥足珍贵。
    “走，到楼上，我给你看个片子”，老先生健步上楼，熟练地搜索，打开视频。一看，是凤凰卫视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何亮亮在介绍薛仁明在台湾新出的《天地之始》，第一本正面评价胡兰成的书，朱天文作的序，老先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们看完。楼上是书房，一张大书柜，一层一层摆满了书，一看，有张爱玲的、余秋雨的。书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脑，隔窗有个小阳台，种了很多花草，爬山虎爬满窗户，绿意蔓延到房间里来。
    往下看，是篮球场、网球场和运动场，还有儿童乐园，雨花台景区也在不远处。
    老先生在阳台上种了蔬菜花草，“喏，这些土都是我从下面背上来的。”爬满一面墙壁的爬山虎，绿叶葱茏，枝枝蔓蔓，淡黄色的小花辉映其间，看一眼，便消了一分暑气。
    下楼后不一会又上楼，来来往往，如是几次。
    “你看你看，这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丝瓜，天然的。”老先生拉开冰箱，拿出两根丝瓜，食品袋里的丝瓜，瘦瘦长长，明显没有菜市场里的个头大，但是结实，没有污染过。老先生还在家里养了只乌龟，“养了20多年了，在四川时就养了，我叫它健健”，说话时老人拿出一枚乌龟蛋，“喏，这是我们家健健下的”，眉眼里都是得意，像个70岁的孩子。
    聊起父亲胡兰成，老先生说着说着，有时停下来，会磕磕巴巴，也会思索良久，是年纪大了言语跟不上思维，还是怕用辞不准误会了意思？但他心底是自豪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父亲的学说厉害”，而说到兴头上，或一语点中他所想，老先生亦不免哈哈大笑。
    生活在南京，老先生有时候经常去听各种学术讲座，“上次陈子善来讲《小团圆》，我也去听了，他还来看我”，而南京大学也是他的常去之所，“南大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有些学者现在研究民国很客观了”，一旁的书桌上，则摆着一本南京大学的《民国研究》。
    退休以后，老先生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一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如今，老先生把这作为一项使命。
    言谈之间，老先生转去里屋，拿出薛仁明寄来的《天地之始》，在书的封底，有薛仁明的业师——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的推荐语：写人，就是印心。
    好一句“写人就是印心”，而胡兰成呢，其人难鉴，其心谁知？
    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是张爱玲的缘故，一半是汉奸身份的缘故。
    花边新闻和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是一个甲子之年后的今天，确实该是直面认识胡兰成的时候了，人们若还仅仅停留在谈论张胡之恋，非议胡兰成汉奸身份的层面，一方面那真是太小看胡某人不说，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自身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个巨大嘲讽。作为“汪精卫手下第一大才子”和“国师”的胡兰成，其才情、识见和经历实在是别开生面，胡兰成是单靠他在哲学、思想、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上的造诣，亦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这个才华识见皆极高，经年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上安身的人，还曾迷倒过一代大家们，如梁漱溟、刘景晨、唐君毅、徐复观、卜少夫、川端康成、汤川秀树、冈洁。
    胡兰成虽无学历，亦学无师承，然而他的学问却广为通达，上古典籍如《尚书》、《易经》，黄老之学及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现代科学的种种，在他那里都信手拈来，而又无不一一恰切自如。
    他常常引用李白，他自己倒像李白，白衣傲王侯，汪精卫都要看其三分面子。
    他又是个不得志的纵横家，本可以为帝王之师，只是生得晚了，中国的大格局基本已经定下，由不得他来归置。时势造英雄，但英雄终究造不了时势。
    他躲得过雷霆之劫，终躲不过亡命天涯，只合终老于异国他乡。
    胡兰成自称“干政治的人”，向唐君毅自嘲是“纵横家”，阿城评之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为“亡命的革命者”，他自己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依胡兰成的性情和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亦是，即使为也只是闲耍而已，他又不是个文艺家，更不算是知识分子，他倒是士，是国师，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终要成就一番江山大业。而文艺、学问与他，只不过是人生的副产品而已。他是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这副产品的格局亦大，今天的教授和文艺家到底比不了。
    而我们耿耿于怀的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过林思云写的《一个真实的汪精卫》，也看过赵无眠写的《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还看过金雄白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都是出于同情和理解汪精卫政府的立场。但是这样的文章和著作，还太少太少，不足以构成一种声音，稍一冒头即刻又被压回去。
    泱泱大国，五千华年，中国向来不缺历史，缺的是历史观。
    一直以来，汪精卫的声名之恶，在两岸几乎是无出其右者，无论国或共，都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抗日史观——这亦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政治洁癖，所以他在两岸几乎是人见必唾，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即使想谈亦不可能，随即又被民族主义者们一浪打过来。
    但我想，历史亦必有历史的隐晦和曲笔之处，单单凭一句“卖国贼”、“汉奸”以逞口舌之快，毕竟是极为轻佻的——前次陈丹青与梁文道对谈，说到这一点时，丹青先生也用了“轻佻”一词，事实诚如此，在对历史无知无识的状态中，轻佻岂不也是一种暴力？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北岛曰：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汪精卫《慷慨篇》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这个名字，真是一语成谶，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然而精卫填海，却终究连水花都溅不起一朵，大浪滔天，海底下的西山之木石安在？只恨中国人自古道德成癖，仅晓大义、大是、大非，却不明什么叫大知、大慈、大悲，什么叫以身饲虎，以救万民。
    1946年1月，中山陵梅花山上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尸体被焚烧，真的是应验了他27岁那年刺杀摄政王未成，在狱中吟就的那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而英雄蹈海，死无葬身之地，骂名滚滚来，地下他若有知会不会呜咽鸣冤？
    今日的国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乱世晨昏、兵败逃亡或累卵之危，亦没有经历过刀丛里觅生活的流亡奔逃，当然不会对彼时当日的杀身之祸有切肤之感，自然不理解汪氏谋和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们尽可以讲些无关痛痒却高标大义道德的风凉话，而我每每读汪精卫于名古屋之遗嘱和《双照楼词稿》，为其于民生国事用心之切之诚，竟要潸然泪下。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历史，成王败寇，兔死狗烹，香者更香，臭者更臭，原谅英雄，却从来不原谅败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看到的只是“功成”，而不是“万骨枯”；“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们看到的只是“败军”，而不是其背后的用心和努力。
    中国文化的一大弱点，亦即在于它还没有建立起一种通达的成败观。
    而在我们熟知成诵的历史背后，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
谈美丽园岁月
    记者：还记得在上海美丽园的家么？
    胡纪元：那时候我家住在美丽园28号，是一幢三层花园洋房，整幢楼都归我家住。
    父亲母亲和宁生哥住三楼东间，西间有个阳台，常有家乡的客人来住。三楼中间有个卫生间，北面有几级踏步可上到顶层的露天晒台，我和青芸姐住二楼东间，西间是父亲的书房，二楼中间也是一卫生间。一楼东间阿启大哥住，西间是餐厅兼教室，墙上挂有一块黑板。

    记者：父亲一边工作，一边还教你们读书识字？
    胡纪元：那时候我还小，父亲教我唱童谣儿歌，学他打太极拳，看他写毛笔字、下围棋，那时候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哥哥姐姐读书了，那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大家叫他朱先生，四十多岁，团形脸，上唇下巴上都留有胡子，常穿传统中装，穿布鞋，很有儒家风度。朱先生来了就在餐厅上课，在黑板上写字，有时画图，有地图也有算术式子，好像是全面教育。
可惜朱先生在我家时间不长，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记者：您父亲最喜欢阿启，阿启是不是和您父亲很像？
    胡纪元：他喜欢诗文，多愁善感。那时他在读高中，不肯去学校了，天天在家自学。
他常与路易士谈论诗歌，写了一本诗集还印成了书。阿启大哥画钢笔画铅笔画，了了几笔画啥像啥，他喜欢画人和上海的街景。那时我家里有张爱玲亲笔的画稿，阿启大哥看了，说这都是她随便画着玩的，看像什么人就给他一个名字。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张爱玲的手稿有什么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里还能翻出来一些，后来经过各种运动就荡然无存了。
    阿启大哥英文学得很好，很厚的英文名著读得心神陶醉，有一次他读着读着，惋惜地对我说这个姐姐死在马车下了。阿启大哥还喜欢读尼采的书，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洗手间的一面墙上用毛笔字写了：灵魂比剑更强；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

    记者：阿启对父亲当时的处境了解么？
    胡纪元：阿启比我大十多岁了，他就了解一些，我们还小。
    有一次，阿启大哥与父亲讲话，阿启大哥对爸爸说：“这样下去不是要亡国吗？”爸爸就很严肃地说：“20世纪无亡国，20世纪的世界是不会有亡国的。”
    然后就讲了一套理论，讲的什么就不记得了。父亲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就是20世纪已经不以占领国土为侵略目的了，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有许多先见之明的看法。

    记者：青芸的弟弟胡绍钟当时也在你们家住吧？
    胡纪元：绍钟哥那时念上海交大，也喜欢看书。一次他带回来一麻袋书，放下就走了，阿启大哥把书翻出来，摊在地上看。绍钟哥回来看到，气冲冲地要他收拾好。阿启大哥没听，绍钟哥就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很响亮，打得他差点跌倒，又把他逼到墙角打了几拳。
    阿启大哥脸都肿得变了形，见到我时却微笑着，从此他在卧室挂了个用枕头做成的靶，要我和他练习拳击，还买了拉伸弹簧和亚铃，说身体强壮了就不会挨打。
    后来我到浙江一个农村小学读了一学期书，阿启大哥和绍钟哥都在这小学教书，校长是沈力行。学校在离城镇很远的乡下，但校舍却很漂亮，有小桥流水，很美的田园风光。阿启大哥常带我去林边河边散步，清沏的河水中有小鱼小虾，水边的石块长满很滑的青苔。
    一天阿启大哥对沈校长说：“在这里时间长了，我的头脑里也长青苔了”。

    记者：对青芸姐什么印象？您父亲在《今生今世》里多次提到青芸。
    胡纪元：青芸姐幼年时生母就过世了，她继母虐待她，她就跟着我爸爸，青芸姐后来在我们家操持家务，我们家五个小孩，她自己五个小孩，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青芸姐空闲时喜欢看书，常讲《红楼梦》和《三国志》里的故事。我们家有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她经常翻看。她会买些中药治小毛病，也会在蔬菜食品上调配营养，在后来最艰苦的时期，她也能抚养五个孩子健康成长。她80岁时还寄了一本食补的书给我。
    青芸姐没上过学，她识字是我父亲教的。她很聪明，爱读书，但她弟弟绍南不爱读书，她和绍南一起听我父亲讲课。一次我父亲要他们两人都背一段课文，她背出来了，但绍南背不出来。我父亲不打绍南而要打她，说她没管好弟弟，她不服，在挣扎中父亲把她鼻血碰出来了，她就大哭，我父亲要替她洗净血渍她不肯，回去告诉我祖母，把我父亲骂了一顿。

    记者：青芸现在94岁了，身体怎么样？
    胡纪元：青芸姐很豪爽很豪放的，大声的笑啊，很开朗的，嗯，94岁了。青芸姐记性好得很，小时候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老年人从前的事情反而记得清楚。
    她有时会想出些非常聪明的主意来，越老越聪明，一点不胡涂。她也很关心我，会打电话给我，会问很多事，问我的女儿，有时候我时间长了不打，她就会打电话给我。
    近几年我都去看她，有一次她跌倒了，不小心摔跤后就骨折了，躺在床上身体很不好，我到上海去看她，她看到我亲得不得了，抱着我，临走时我亲她脸，她哭了，我扶着她照了张相，她半闭着眼，哎呀，心里面亲得不得了，我去看过她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她身体好起来了，好得很快，奇迹般的又恢复健康了，有过三次都是这样的，就这么奇怪。
我爸爸后来给我的信中也说，要记得青芸姐。

    记者：见到过路易士么，也就是后来在台湾有名的现代派诗人纪弦？
    胡纪元：路易士是我家常客，每次来都与大哥谈论诗歌，阿启大哥喜欢诗歌。
    大哥拿自已的诗请路易士评点，我也听不懂，只记得有“晚饭的青莱汤……爱云的奇人……她坐着像一幅画……”等，两人神情极富戏剧性，生动有趣不亚于看卓别林的哑剧。
    路易士清瘦高挑，腰板挺直，上唇留着鲁迅式的胡子，脸色营养不良。他每次来，青芸姐都说要加点好莱，留他吃饭。路易士讲话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有天生的诗人气质，容易激动，激动时话语就不连贯，伴随有习惯性的语气词。
    在我家败落后，他是我最后不再见到的人之一。

    记者：家里经常会有些什么人来往走动？
    胡纪元：有时会设宴请客，来的客人中有诗人、画家、歌唱家等，都是一些搞文艺的。我还记得的诗人有路易士，画家有胡金人，有好歌喉的是斯颂声。
    胡金人有一幅画画的是中山陵秋色，小溪石径在丛林中蜿延，有大雁南归和秋虫的鸣叫，色中有音调，音中有色调。胡金人，身材比父亲略矮，眉清目秀，讲话细声慢语，他妻子有肺结核。胡金人靠卖画为生，与路易士差不多，生活都很拮据，父亲经常帮助他们。
    斯先生在我家住过，每天都练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我最早都从他练唱中听到。我家对面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三楼能看到日本兵操练，有柔道摔交、用木棒对刺、唱日本军歌，夏天里日本兵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斯先生在我家大声唱聂耳、冼星海的抗日歌曲，日本兵一定能听到，但我们家毫无忌讳，也只有我父亲这样敢想敢为。
谈父亲胡兰成
    记者：在您12岁时父亲就不在身边了，对他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父亲在家里喜欢写毛笔字，与朋友下围棋，有时是在方格纸上写文章。
    我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他回到美丽园家中，常常会到楼下大门外打太极拳，精力很集中，动作也很舒展潇洒，我和一些小孩在旁边跟着学，有大人也在看。
    我父亲喜欢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青芸姐（胡兰成侄女，为其操持家务）站在一边讲家里的事情，父亲听着，有时会冒出一句：“不要啰嗦，简短点！”

    记者：小时候和父亲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胡纪元：现在想起来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一天下午，父亲回来带来一包花生米，在餐厅给我大约十多颗，说不能多吃，少吃有滋味多吃坏肚皮，小孩花生吃多了会伤食。
    还有一次是我在大门旁玩，快到中午吃饭时父亲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对青芸姐说，这是杭州西湖的小荷叶，可烧汤吃。吃饭时我坐父亲身边，女佣端上一大碗清水小荷叶汤，父亲舀起有点卷曲的新鲜碧绿的小荷叶吃。父亲说很有营养，清香能消暑，要大家都吃。我第一次吃这菜，满口荷叶香，口感滑爽，是清水加点盐煮的，也没有油，也许清淡就是至味吧，父亲吃得很高兴。这也是至今我唯一吃过的最独特的一道菜。
    30多年后，父亲已是晚年了，有一次我给他的信中提到幼年吃小荷叶汤，我想再设法寄一包小荷叶给他，他也还记得，但不要我寄了，也许那是他吃过的最后一次。

    记者：据说在美丽园时，您母亲全慧文与您父亲关系不好？
    胡纪元：我听青芸姐讲的，有几次父亲正在写文章，母亲冲上去要纠缠他，父亲眼睛不离文稿，待母亲冲到身边，只用手一提就把母亲摔到了床上，母亲翻身起来又冲上去，又被摔到床上，反复多次，父亲就像磐石不动，仍在专心写文章。父亲有惊人的定力。
    但是我父亲对我母亲是很好的，父亲从广西回胡村老家时，村里人看到我父母相敬如宾，很亲热的。这些是我出生前的故事，是青芸姐告诉我的，但我从未见父母吵过架。

    记者：还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么？
    胡纪元：1950年，我和父亲见过最后一面，在熊剑东家里，熊剑东死了，熊太太在家。
    那时候，我脸上有一小块伤痕，已消退得不易看出了，父亲看见了，一边抚摩一边轻声说，这里有个伤疤，今后要小心。停了片刻又说，不要羡慕人家，以后我带你到外国去读书。又撩起了他的中式外衣，布条做成的裤腰带上有一个钱包，他掏出两张新的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给我一张，给小芸姐一张。又拿出一盒桃核牛轧糖分给我们吃，父亲说这是俄国糖，我觉得很好吃。父亲看着我吃，显得很高兴，但他自己一颗也不吃。
    从那以后，他就给我们写写信，偶尔会寄点照片来，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记者：后来呢，到日本后胡兰成怎么联系上你们的？
    胡纪元：后来就是我父亲知道中国闹饥饿了，他首先是寄钱和食物到胡村老家，他以为我母亲还在胡村。家人不敢收，公社的干部知道了，也不敢收，先知妹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就把地址抄下来，写信告诉了先知妹，先知妹就给父亲写了信，父亲立即给她回了信。
    我也写信给父亲，爸爸就寄钱和食物给我们，在三年饥饿时期我身体不好，父亲很关心我，他还写信想办法让我去日本疗养，但是接着文化大革命了，就不能去了。现在人家以为我父亲对儿女们没有感情，实际上他对我们非常有感情。
    我妈妈那时已经过世了，1952年就过世了，那时候我爸爸还不知道，所以还把钱寄到胡村。我父亲对人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他还是一直记挂着我妈妈的。

    记者：1981年胡兰成在日本去世时，您知道情况么？
    胡纪元：我父亲是1981年的7月25号去世的，我记得很清楚，他去世前一个月还给我写过信，信里面还说要我孝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身体什么的也还好。
    后来有一天晚上，半夜里我突然很不舒服，我梦见我爸爸，第二天就拿起来信看。后来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好去日本出差，前一天还去看我父亲，第二天再去时家里就办丧事了，我父亲就去世了，一算，正好是我做梦的那天。第二年，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哥哥宁生去了日本，见到了佘爱珍和我父亲的养女晋明，我没有去。

    记者：对父亲的一生和学说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我父亲是很有灵气的人，或者说有灵感，他意志特别坚强，有人虽然不理解他，但是特别佩服他的定力，就是在这种流亡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写文章。
    几年前我到胡村去，上辈人讲起我父亲小时候，说门口有迎亲的队伍经过，很热闹，小孩大人都出去看，有一个我爸的叔叔从外面进来，看到他正看《三国演义》，一个人静静的在看书。那位叔叔说，哎呀，这小孩真不得了，咳，将来不知会做出什么大事来。
    从小他就跟常人不一样，很有志气，这志气就是老天爷赋予他的。

    记者：您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您父亲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那就是我爷爷说的，我爷爷只活了59岁，也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
    青芸姐说爷爷会看相，他看到七个儿子中就是第三个和第六个能成大事，老三就是青芸姐的父亲，老六就是我父亲。爷爷说这两个儿子一个是武一个是文，后来我三伯伯去当兵做了一个小官，但是我爷爷说出头太早是不好的，后来三伯伯不久就病故了。
    我爷爷对我爸爸有一个评说，就是说“在家呆不住，会漂流出去的，会像兰花一样香气从外面吹进来”，就是说兰花在外面，香风从外面吹到屋子里来。这是我爷爷对我爸爸的评语，现在想起来，回过头来看，也蛮有意思的，蛮准的。

    记者：看您也经常写写文章，有为胡兰成写书立传的打算么？
    胡纪元：父亲不需要别人为他写传记，《今生今世》已经是他前半生最真实生动的自传，没有人能超越得了，而他后半生也有大量文章和书信，还有与他交往过许多人物对他的记忆。
    他就像包容天地万物的大自然，一切是那样的了然，又是那样的神秘。
谈张爱玲
    记者：住在美丽园的时候，也会经常见到张爱玲吧？
    胡纪元：我小时候多次见过张爱玲。记得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把我带到张爱玲静安寺附近的家，常德路95号那里，6楼，小孩子觉得很高的，看到下面电车跑来跑去的。张爱玲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当时我父亲问她“有没有东西给小孩吃”，张爱玲就拿出了切好的面包和花生酱，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给我吃，先给我一片。
    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我与张爱玲一起逛静安寺庙会，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有许多小摊贩，有小孩喜欢的各种玩具，很热闹。印象中，张爱玲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记者：日本投降后，您父亲藏到浙江去了，张爱玲来找过吗？
    胡纪元：她来过我们家的，抗战刚胜利时家里面大人都不在，那段时期我看见张爱玲来过几次，那时我父亲跑掉了，到温州藏起来，跑掉了以后，张爱玲到我家来找我父亲，青芸姐在门口跟她讲话，张爱玲也没有到房间里面来，就在门口讲话，她的表情很忧郁的。

    记者：对张爱玲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她比较严肃，一般不怎么和人说话。不过，她和我父亲之间话就特别多，我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里就像在自已家一样随便。张爱玲我不怕，但张爱玲也不会逗我玩。
    她穿戴很特别，我虽然没有看过她做衣服，但是她的服饰很讲究。

    记者：《小团圆》您看了吧，觉得怎么样？
    胡纪元：《小团圆》出来前，有人说《今生今世》只是胡兰成在自说自话，不可信，连张爱玲自已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他是“夹缠不清”。但是《小团圆》中的主要情节，恰恰与《今生今世》非常相符，不过又有人说《小团圆》也不可信。
    但我要说，《小团圆》是可信的，因为其中说到我家当时的一些细节我是知道的，是真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也证实了我父亲在《今生今世》在《民国女子》一节中，说张爱玲“能打破佳话才能写得大作品”这一评语是对的。

    记者：《小团圆》里所写的和您记忆中的事一致么？
    胡纪元：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和我父亲到美丽园家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她一会，我母亲推开门与她见了一面。张爱玲的描写是真实的。
    三楼有两个房间一个洗手间，母亲和宁生哥住东间。她说的东西很乱、她睡的那间，是带阳台的西间，我们小孩子常在那里玩，东西给我们弄得很乱。这些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记者：《她从海上来》里的赵文瑄和张爱玲笔下的邵之雍，哪个更像您父亲？
    胡纪元：《小团圆》有个场景，说邵之雍有一次离盛九莉家晚了，守门人很不情愿开门，还骂脏话，邵之雍发怒一拳把他打倒，跌得老远，脸打肿了，几天不敢上班。
    这一点与赵文瑄演的儒雅书生型的胡兰成好像不相称，但我相信赵文瑄演的和张爱玲所写的都是真的，赵文瑄演的是他那股儒雅之气，张爱玲写的则是他那种倔强和硬。
    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几个人都打不过我父亲，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父亲确实喜欢打太极拳，他的臂力也是过人的。父亲晚年有一张躺在卧榻上的照片，手臂仍很粗壮，一点也不像古稀老人的手臂，但父亲的手掌却血色充盈，皮肤薄得就像会渗出血来，极柔软。
    有一次父亲对青芸姐说，男人手软是福相，而女人手软是好妾，手硬是好妻。

    记者：在才学上，对您父亲和张爱玲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打个比方说，我父亲就像是大海，张爱玲则是大海中的岛屿。
    张爱玲的底子是贵族文化，我父亲的底子是更强大的平民文化，是根文化。你看他抗战胜利后藏到浙江去，藏在温州，谁都发现不了，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有那个本事，做官做惯的人做不出来，很生硬，一下子就会被周围的人揪出来。我父亲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民间出来的，本分本色，他知道民间是个什么样子，他自己就是最最民间的。所以这一点，胡兰成能学到张爱玲的好处，但是张爱玲却难以学到我父亲的好处。
    在一定时期，他们能起到互补作用，但最终会各自发展，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胡兰成与日本
    记者：日本人对胡兰成一直很好，您怎么看？
    胡纪元：日本人对胡兰成非常尊崇，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使者，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伟大使者。日本人很欣赏我父亲的学问，说他是“诤诤敢言之士”，汪精卫下令把我父亲关起来，三天之内要杀他，日本人特们还去营救我父亲。

    记者：那您父亲对日本人呢？
    胡纪元：我父亲在日本人面前是很有骨气的，从来不卑不亢。
    有一次他去日本，还在汪精卫那里的时候，因为日本接待者的级别太低，有损中国尊严，他就当场拂袖而去；他还写文章，说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汪精卫为此还逮捕了他；晚年在日本，他还写文章对社会和各界要人叱责批评。这些都是具体的事实。没有一件事能说明他有损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而事实是恰恰相反，他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民族尊严。
    他在日本期间，每年都要为居留办很多手续，很麻烦，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他不肯，很坚决，他一辈子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直到去世拿的都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记者：您觉得日本人当年是在利用他么？
    胡纪元：应该反过来说，是他在利用日本人，利用日本的进步势力为人民做好事。他关于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的文章在日本军官中广泛传播，比军事打击更能促使日军失败。
    日本人没有他高明，利用不了他。

    记者：汪精卫把您父亲关起来，为什么日本人要去救他？
    胡纪元：是这样，1943年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说“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整个的，现在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唯一挽救之策，厥于日本立即实行昭和维新，断然自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如国父当年之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事”，这篇文章经由日本大使馆译呈东京，近卫文磨、石原莞尓，还有日本外务省都很重视，日本军部还普遍印发，规定少校以上军官一体传阅。
    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得罪了汪精卫，在南京被捕入狱。

    记者：据青芸说，营救您父亲这件事是她参与的？
    胡纪元：是青芸姐，青芸姐知道我父亲出事后，连夜赶往南京，跟池田说我父亲被汪精卫抓去了，要在三日之内杀头，池田就举行了一个三方救援会议，由池田牵头营救。
    但林柏生（时任汪政府宣传部长）一直拖延，最后是池田逼迫林柏生，要派宪兵队武装出动，林柏生才向汪精卫要手令放了我父亲，他就这样出狱了，一共坐了48天的牢，第二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日本方面摆下酒席，为他压惊，我父亲在酒席上提出两项建议：设法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城门口、火车站日本宪兵的检查。日方果然一口答应，二月一日就贴出了布告，城门口及火车站概由伪警维持秩序。这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方面。

    记者：那日本人出手救胡兰成，是看重他的主张了？
    胡纪元：这件事，说明那时日本已经积聚了强大的反战势力，否则日本方面也不可能冒着生命代价来营救敢说真话的胡兰成。日本如果当时有强有力的人为干预，马上从中国撤兵，采纳父亲的建议，日本就有可能免受两颗原子弹，国民党也可避免失去大陆，两国人民不但免受后来的浩劫，也可减少两国间的宿怨遣恨，历史或许就会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事后再来想，说明我父亲当年很多想法都是具有远见的，只是在当时没有被人所理解。当然，历史不可能后悔，再重来一次更是不可能，但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可能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会蕴藏在后继的过程中，只有认真反省才能避免遭受新的浩劫。

    记者：后来胡兰成在日本，汤川秀树、冈洁等大学者为什么都和他有交往？
    胡纪元：他们求知求学的精神都是相通的。我父亲从汤川秀树、冈洁那里学到了很多现代科学的东西，丰富了他的学问体系，他晚年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物理学、数学的，从那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提出了他自己的学说“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
胡兰成与汪精卫政权
    记者：胡兰成在汪政权中的这段历史，您怎么看？
    胡纪元：我打过一个比喻，这就像歹徒劫持了小学校，逃走的人组织力量来反攻，留下来的人是为了保护孩子，两方面一起努力，以最少的痛苦和损失赶走了歹徒，这就是抗战史。真相就这样简明，只有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才能明白。
    其实大道理与小道理是相通的，不能与平实的小道理相通的大道理必是假的。

    记者：那么因为这段经历，还是有很多人在骂胡兰成是汉奸？
    胡纪元：诋毁我父亲的人，到现在都举不出一件事实能证明他有损民族尊严，只能从谎言不断重复就是真理的假设的罪恶形象中主观臆造出来所谓的汉奸空帽子。在大时代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伴而生的，坏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太平盛世时也有不少。
诋毁一个人的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最有效的实验——就是让不懂事的小孩相信她就是狼外婆。狼外婆是有的，但谁是狼外婆？小孩只相信大人，但应该相信哪个大人说的呢？

    记者：可您父亲也毕竟也参加了汪政权啊，他跟汪精卫的关系怎样？
    胡纪元：胡兰成是汪精卫的文胆，汪政权当然有他的参与，不过他与汪精卫一开始就有不同见解。在船偏离航道时需纠偏的力的方向如果正好是目的的方向，是达不到目的的，各种不同方向的力的合力的方向才能使船达到目的。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

    记者：对汪精卫这个人，您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但是对汪精卫这个人呢，我是这样一个感觉，他前期确实做到了为革命流血牺牲，不怕杀头，不怕牺牲。后期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从他的性格来看，是要维持沦陷区的人的生存，减少沦陷区的人民的痛苦，这个代价呢，就是很严重的，你不但搭上生命，还愿意拿出所有的名声，即使背上滚滚骂名，即使被你们误会，他还是要去做。
汪精卫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是想真心诚意地要想为老百姓减少痛苦，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山海经》里精卫鸟填海的那种精神，在汪精卫身上体现出来了。我给他写过一首诗：“日月光华照天地，精卫填海魂归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非曲直乃天意。”
    但是汪精卫被日本人骗了，他手下一班人，也是出于什么目的的都有。

    记者：汪政权快垮台的时候，有没有预感？家里有没有找退路什么的？
    胡纪元：小孩子实际上是有一种感觉的，但也没想到要自保什么的。
    就是到了抗战快胜利我父亲快要走的时候，家中好像有一种荒荒的感觉，因为我父亲也很少回来，青芸姐经常到外面去，几个小孩在家里，那时候有两个女佣在管我们，吃饭也很自由，早饭放在桌子上面，我可以吃很长时间，吃吃玩玩，玩玩吃吃，也没人管我。
    有一次，我正在大门口玩，我们的花园外面有铁门，里面的大门是开的，太阳照进来，如果门的影子正了，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有一次影子还没正，花园的铁门开着，走进来一个日本军人，走到我面前弯下身来说，你们家大人在吗？我说，大人不在家都出去了。他就退到门外，面对我家立正，行了个军礼，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之后就走了，后来知道是来告别的，他又回去了，也没见到我父亲，那时大概已有不少日本人很敬佩他。

    记者：有想过为那段历史，为您父亲平反吗？
    胡纪元：平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承认历史的、正统的一个主宰，你是被主宰的，平反了以后呢，希望能够得到补偿，得到一些好处。最关键的，我现在这样讲，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并不是要平反，而是要争取一种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我可以讲我的理由，大家可以同时讲，历史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抗战也是主战、主和两派嘛！
    但是呢，从政治家来说呢，都要标榜一种民族大义啊，把留在沦陷区的人民，都看成是汉奸，而且老百姓呢看成是伪民，抗战胜利后重庆那些接受大员，没有把沦陷区那些维持老百姓治安的那些人团结起来，就把那些人都杀了。那么这样呢，沿海地区的接收就不顺利，后来引起通货膨胀什么的，国民党的失败呢，就是他的气度太小了，很多东西他容不下，但是后来共产党就有这个气度，建国后很多国民党大员都被接收了，安排了位置。
胡兰成与中国文化
    记者：据说您一直在整理胡兰成的著作？
    胡纪元：我就是收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包括余秋雨和科学院的学者我也寄过，当然都是石沉大海，但我照样寄，寄得最多的是《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我现在身体还好，能跑跑，我就喜欢到学校里去看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对我父亲的文章感兴趣的很多，而一些所谓教授派的人反而是很保守的，自己甘于在象牙塔里占据一席地位，不越雷池一步，嗯，他们的障碍太多，年轻人反而能吸收新的观点。
    记者：您现在整理父亲的著作，对他的学说和思想理解么？
    胡纪元：我父亲很多观点，他都是靠悟性来理解的，有周易和禅在里面。我父亲说，文明来自“无”，西方只悟得了“有”，还没有悟到“无”，所以算不上最好的文明。
    要真正理解我父亲，不能只看他一本书，要把他很多书都看，才知道他整个想法什么样，他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我也不是把他每句话都奉若神明，他有些说法并不是事实上马上就会实现的。我是这样，并不绝对相信他的每个结论，但他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法姿，我觉得就是一种大的信仰，就是一种坐标系统，有了这个参考，你就知道自已在什么位置，就对世界有一种统一的理解了。
    我思考过很多问题，我相信我父亲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才是正宗的，正统的文明史，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是旁流，到最后都要回到正统里来的。

    记者：现在很多人也欣赏胡兰成的，陈丹青、阿城、陈村、朱天文他们？
    胡纪元：上一次于丹到南京来，她到南京来演讲的，第二天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也去买了她的书，顺便就把朱天文主编的胡兰成著作的光盘送给她，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我还引用了父亲在《今日何日兮》里“遂志赋”的一段话：
    天才者，一艺易知，大道难闻。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与岗洁，是因其民族没有像中国人的自己发明易经与礼乐之事，与中国历史的情操，做他们思考的背景。可见，也不是到了老年即可成就，我是幸而生为中国人，我的岁月乃真可贵重了。
    我对于丹说，我说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你的底蕴，你的岁月也真可贵重了。于丹看了说，啊，你是胡兰成的儿子啊，她站了起来惊讶地说，胡兰成是个大才子，真是个大才子啊。就是像于丹这样的人，对我父亲也是非常敬重的。

    记者：早年胡兰成还研究经济学？
    胡纪元：他对经济学研究得很深，他最初出道的时候的论文就是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手工业的关税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在上海，我床底下都是日本精装的经济学的书，日文我虽然不懂，但是“经济学”三个中国字还是能认出来的，他对经济学研究非常深的，现在经济危机啊，他都有过预言，有些预言他是用象征的、比喻的方法来说的。

    记者：您父亲的经济学思想也是和文化掺杂在一起的？
    胡纪元：他有一个观点叫“产国主义”，产国主义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候苏联还是蛮强大的嘛，他们所追求的，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都是经济的动物，最后人的思想都被物质化了，物欲横流，破坏家庭，破坏人的思想道德。
    他认为要消除产国主义的毛病，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帮助，实现产业革新，恢复人的德性。他提出将来的社会要以手工业为主，以机器工业为辅，以人的德性来修正产业，而不是以产业发展为主，以人的德性来迁就产业发展，机器生产呢，保证你不饿到、不冻到，而要更多的享受呢，你就要靠手工业去实现。人家以为我父亲提出这个，是不讲科学，否定科学，但是我父亲对科学研究得很深，他晚年很多时间都在研究科学。
    这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一个观点，比较终极关怀，关心人在精神上落脚的地方。

    记者：李欧梵说“胡兰成的美学都是骗人的”，您什么看法？
    胡纪元：亦舒也有呀，亦舒还写了《胡兰成的下作》，审美观各人不必强求统一。
    另外就是，计算机只会按软件程序，按照指令处理输入的信息，只是已有信息的逻辑延伸，只能向已知挑战，不能向未知挑战。只有能悟识的人才能向未知挑战。
    我父亲的著作，对只会像计算机一样做学问的人，考证得再多再细，不懂的还是不懂。只有悟得万事万物之理相通的人，才会相信真学问是可以自证的，是可以与大自然一体的。我父亲就像是大自然的赤子，有人说他是最健康的中国人，大自然给了他最健康的基因。
    我父亲是用一生的修行和作为展现了大自然的德性，报答了大自然对他的养育之恩。

    记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自称他是荡子，怎么理解？
    胡纪元：我父亲晚年对故乡是更眷恋了，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表达了回国的意思。
    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的评价。而德才兼备的极致的荡子，在历史上能有几人？
    德才兼备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和谐的，我父亲就是德才兼备的荡子。

   （上海电视台陈黛曦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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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记》手稿（局部）

　　自去年《小团圆》出版之后，对张爱玲轶文旧作的挖掘、出版进入了一个高潮。除了去年出版的《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外，等待刊印的张爱玲重要作品还包括《雷峰塔》、《易经》等。最新一期的台湾《皇冠》杂志则刊登了张爱玲残稿《异乡记》，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在介绍该文的文章中写道，“《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的途中所写的札记。”据悉，《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很快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手稿校对中，简体版即将出版

　　宋以朗早已在张爱玲的遗物中发现写于1946年的《异乡记》手稿，但手稿并不完整，共八十页写在笔记本上。宋以朗在同期《皇冠》杂志上的文章《关于异乡记》中介绍，“这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游记体散文，讲述一位沈太太（即叙事者）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现存十三章，约三万多字，到第八十页便突然中断，其余部分始终也找不着。因为从未有人提及它，当初我对这残稿便不怎样留意，只搁在一旁暂且不管。直到几年后，我才慢慢发现它的真正意义。”由于《异乡记》是未定残稿，每一页都东涂西抹，笔记本也残缺不全，原稿经过涂改，隐约可见最初的题目是“异乡如梦”。
　　张爱玲研究者止庵昨天表示，目前他正在校这篇张爱玲文章，《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在比较快时间内出版，“《异乡记》大概创作于1946年左右，一般来说张爱玲擅长写城市和大户人家的经历，对农村比较陌生，而这篇《异乡记》就完全写了一个农村经历，这也说明张爱玲确实体验过农村生活。”

《异乡记》与多部张爱玲作品互文

　　在文本上，《异乡记》与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小团圆》形成互文。宋以朗说，“如《小团圆》第九章便跟1947年的散文《华丽缘》如出一辙。而《华丽缘》的闵少奶奶，又令我想起《异乡记》的闵先生和闵太太，难道《华丽缘》是《异乡记》的一个段落？”“但肯定的是，《华丽缘》与《异乡记》的故事背景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小团圆》和《华丽缘》都跟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了。” 《异乡记》中的叙述者是沈太太，她长途跋涉去找一个叫“拉尼”的男人，宋以朗说，“拉尼”应该是“Lanny”的音译，而胡兰成名字拼音是“Lancheng”。在文中，张爱玲写到了参加“菊生”的婚礼，“似乎暗示‘兰成’及其小名‘蕊生’。” 止庵也说，“这篇文章基本就是当年张爱玲去温州的个人记录。”
　　《异乡记》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记录了张爱玲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段经历的变体又不断出现在其他作品中。据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里介绍，《异乡记》与《小团圆》有多处相似场景的描写，而张爱玲后期的作品《秧歌》、《怨女》等中不少人物和情节都已经在《异乡记》里出现。“《异乡记》是张爱玲下半生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了。”宋以朗写道。也有研究者认为,《异乡记》与张爱玲的《秧歌》关系也十分密切。
　　对于为何将张爱玲这篇残稿公开发表，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中做了说明，“首先，《异乡记》以张爱玲往温州途中的见闻为素材，详细补充了《小团圆》第九和第十两章，而当中的情节及意象亦大量移植到日后的作品内。《异乡记》的发表，不但提供了有关张爱玲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助我们了解她的写作意图及过程。第二，张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跟我母亲邝文美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张爱玲其他遗作也在今年排上出版日程，而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系列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将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一连串纪念活动，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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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

1943年的冬天，雪落在南京的一个院子
彷佛光阴的纸屑，洒在我干净的长衫上
一架纤弱的飞机如小小的银针
散出一束灼人的亮光
从浙江嵊县胡村出来，十数年来犁过的路
像头上几朵简单的白云
屋檐下一滴纯净的雨水
现在隐居在这幢小楼里，也是被人监禁于此
我们的故事随那篇小说悠悠地翻开
午后，阳光柔软地落在眉毛上
爱

二月恰如流水，我寂然来到上海
穿过静安寺路，轻轻敲了敲门
当一张窄小的纸片从门洞中递进去
你悠悠地展开，落款是兰成
再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如同细叶浮着的寂静
绕过美丽园精巧的屏风；绕过「南京深山里的秋」
「你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
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
民国女子

一个人的夜是清凉寺内
一条条寂寞的竹帘
回到丹风街石婆婆巷20号
看你穿古典绣花的装束
去市场买点小菜
那么贞静而淹然
更多的时候，我们并坐于灯下读书
文字的颜色、性情、气味随你召唤
你说：「驱使万物如军马
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临水照花人

居家的日子像小鹿在溪中吃水
我们是银纸剪下的人形，在墙上
随柔和的斜阳淡了下去
傍晚，淡淡的月亮
于西窗浮了上来
我们挨得很近，是冰炭相融后的静
那一声「兰成」如晴天落白雨
惊动了三世十方：
「于千万人之中，于万千年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倾城之恋

我们的恋爱惊动了整个上海滩
静静的风夜，我们还在大西路漫步
看你笑语如花，人世的风景
莫过于临水处平凡的人家
炎樱在墙上画一幅苦竹
我们的婚礼亦是如此淡然
没有玉凤的风冠霞帔
没有英娣的简静悠然
惟有一行：「愿岁月静好，人世安稳」
山河岁月

木落山空，乌桕子如雪
窗外依然水木清华
从武汉辗转逃到温州
斯家老宅上还挂着从前的月亮
其后日本战败，民国政府流亡
解放军渡长江....

我悠然于小楼里写点文章
安心做一个教书匠
秀美端来粗茶淡饭说
夏承焘先生来访
今生今世

没想到你千里迢迢来到温州
长长的山路之后是一间狭小的柴屋
卷起布帘，你就站在我身前
薄薄床单尚有淡淡的回忆
一册在黑处沉默不语的圣经

我们在曲折的小巷里转来转去
边上是小桥流水人家
「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
人世迢迢如岁月，安不上取舍……」
流言 

收到你的信已有旬日
细小的光点在上面移动
清风若无其事地进来
翻动桌上的书函
如一滴露打湿梦中的蝉

记得那年除夕，你送走苏青后
独在房中摸着我的信
摸着那件舍不得穿的皮袄

「又一年将尽，月亮无声自圆缺」
十八春

应梁漱溟之邀北上
经杭州见马一浮居士
书法的精妙，如杯中的一卷云水
再往上海爱丁堡公寓，你已人去楼空
我的悔如大地回春
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想增加你的困难
你亦不要来寻我」
出了静安寺路口，我最后一次回过头
爱玲……
禅是一枝花

犹如春雪初霁时墙根的兰芽
松阴下的兰蕙，幽幽吐着香气
1951年的北海道
纷纷扬扬下着小雪
像多年前那场已经结束的爱情
从东京到北海道，再往清水市的龙云寺
纸如圆荷，一滴墨开出茉莉的形状
一切已寂然如水

       2010.3.23修改
 
说明：本诗中引文皆见胡兰成著作《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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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当年审讯丁默村的笔录等，后来再看《陈立夫回忆录》，发现这个立功的降将保释后游览玄武湖被一小报记者看到，写了出来，蒋介石看到，就很生气地下令枪毙。判他死刑的，不是真正的法院，也不是真正的法。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里的汉奸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里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里，他这么看二十三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里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二十三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村，一九零三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丁默村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里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汉奸笔录、判书、种种作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村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一九四一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村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村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村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村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默村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村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么这丁默村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里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周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里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二百三十二页：丁默村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村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村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的强词夺理，对丁默村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作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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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2月22日，张爱玲16万字的《小团圆》出版，这部完成于1976年尘封33年的长篇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
    《小团圆》出版之前，有关张爱玲与胡兰成、桑弧、赖雅的关系就有很多种说法与猜疑，《小团圆》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给读者一种最值得信赖的“张氏说法”，张爱玲曾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市一座庭院的草坪上，躺在藤椅上翻读《天地》第11期的胡兰成还未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就已经被作者干练细腻的笔调所震惊。一回到上海，胡兰成立即去拜访张爱玲，然而，他碰了壁，从门缝中塞进了一张纸条，留下自己的电话，悻悻而归。第二天，张爱玲给胡兰成打电话，告诉他要上门拜访。就这样，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与一个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相识、相知、相恋，当然，不久后就分道扬镳。正是这短短的一段爱情生活，给张爱玲以后的人生染上了灰暗的色彩。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年轻聪慧的张爱玲为什么会看上人到中年而且已有家室的胡兰成。首先，这与张爱玲的经历有关，再就是与胡兰成性格才学有关。张爱玲虽然出身豪门，由于父母的离异，自小心灵受到过严重创伤，张爱玲的性格孤寂，不爱言语，也不善与人交往。胡兰成呢，不仅风流倜傥，也很会讨女人欢心，另外，胡兰成有才气、文学修养高，更重要的是，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作品理解深刻，毋庸置疑，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创作也能提供帮助，他们相爱之时，正是张爱玲创作的鼎盛期。在《小团圆》中，燕山对九莉说：“你大概是喜欢老的人。”九莉觉得老的人至少生活过，因为她喜欢人生。
    对于张爱玲与赖雅的结合，不少人更替张爱玲感到惋惜，以为一个年长张爱玲29岁的美国三流作家，晚年贫病交加，他能给张爱玲什么呢？甚至有人说：在美国，张爱玲应该嫁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在富裕的条件下，安心自己的创作，岂不更好？
    读过《小团圆》，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张爱玲两次婚姻选择的理由，张爱玲不糊涂，她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她太看重人生，她最欣赏一个男人坎坷丰富的阅历。
    张爱玲不仅明智而且善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她都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也从不放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抗战结束时，胡兰成躲到了温州乡下，由于胡兰成的风流成性，张爱玲清楚自己不再爱他，当然，她更清楚他早已经不爱她了，但是，在胡兰成最落魄的时候，她没有马上抛弃他，而是等到他安全以后，才写信与他断绝关系，顺便还把自己的稿费邮寄给他。张爱玲清楚什么时候自己该离开大陆，她知道不应该拖累桑弧，当时，多少人看好她与桑弧的感情，可是，如果她坚持得到桑弧，那么，到文革呢，两人的生命恐怕不保吧？当然，张爱玲绝对不可能预测到后来的文革，但是，想想桑弧大哥的态度，看看周围一些世俗的目光，张爱玲也不可能勉强桑弧，因为，她是最自尊的女人。
    《小团圆》没出版之前，多数人认为桑弧与张爱玲之间没有恋情，只有单纯的工作关系。不知为什么，隐隐约约，仅凭桑弧始终不发表纪念张爱玲的文章，就感觉他们之间一定有很深的瓜葛。果不其然，竟是深爱过的，并且，张爱玲很爱桑弧，也很感激桑弧。在《小团圆》中，九莉告诉燕山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张爱玲在小说的最后还写到“但是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我以为桑弧是最值得张爱玲爱的男人，也是能支撑张爱玲事业的男人，遗憾的是，两个正确的人在错误的时间相识。在张爱玲的生活中，如果不是胡兰成先于桑弧出现，张爱玲的一生恐怕就不用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吧，依桑弧的才能与人品，他完全有能力为张爱玲铺设一条坦荡的大路。可是，由于胡兰成，张爱玲成为“汉奸婆”，在那样的环境中，谁还有奈？还好，明智的张爱玲选择了离开，这不仅救了她自己，也救了桑弧。桑弧是爱张爱玲的，不仅爱而且很懂她。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与张爱玲认识的很多人写文章评说怀念张爱玲，桑弧却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懂得，所以不言；因为疼爱，所以沉默。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借九莉对燕山的感触，说“她觉得她是找补了初恋”。总之，因为桑弧，感觉张爱玲的一生是温暖的。
    张爱玲很诚恳，以前，很多人都说胡兰成不仅风流成性，还喜欢花女人的钱，在《小团圆》中，张爱玲笔下的邵之雍在考虑与第二任妻子离婚时，就想到要补偿她，为她今后的生活提供保证。以前，我们总以为只有胡兰成花张爱玲的钱，读过《小团圆》才知道“之雍每次回来总带钱给她”，这样看来，“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的胡兰成也有不可废之处。
    喜欢张爱玲的人都不大愿意谈论赖雅，其实，了解张爱玲如何无微不至精心照料赖雅，我们就可以推断这个放荡不羁的三流美国作家一定用自己的智慧点亮过张爱玲的生活。张爱玲的追求独特，任何人不能随便用普通人的思维与逻辑去分析判断张爱玲的苦与乐。
    活过，爱过，当然也艰难过。相信，1995年的那个中秋，躺在美国洛杉矶寓所的张爱玲在闭上双眼之前，她是微笑的，无怨无悔！
    张爱玲，这位从来不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的女作家，她一生热衷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与独特感悟，正因为这样，才使她的作品，在她去世之后，迅速地从学术界进入消费领域。
    张爱玲，张爱玲的作品，因为真诚，所以永远……  文/张变芳  据《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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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稍大一些的老先生，对张爱玲多是不屑。比如何满子先生，他生前就多次与我谈起张爱玲。回想起来，何满老几无涉及她的作品，只是对她与胡兰成的纠缠颇为纠结。在一篇文章中，何满老说到张爱玲时，语带愤慨：“……知人论世，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叛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他毕竟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亲历过山河破碎，目睹了太多家破人亡！
　　最近，我又看到一位是我“老朋友”(他年长我许多，又与我有多年的交往)的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张爱玲的情事。他提到，在《小团圆》(女主角“九莉”即张爱玲本人，“邵之雍”即为胡兰成)中，胡兰成简直是张爱玲的“英雄”和“上帝”。做爱时，胡兰成“微红的微笑的脸俯向她，是苦海里长着的一朵赤金莲花”。老先生认为，在张爱玲眼里，“胡兰成头上简直放射了灵光！这时，张爱玲明明知道日本法西斯不行了，胡兰成在战后也难免‘逃亡’，但她偏偏要把他当‘英雄’崇拜，奈何！”总之，“对大汉奸一往情深，五体投地”，既无“尊严”，也无“人品”。
　　我对老先生的见解是深为理解的。张爱玲这样的名女人，本是中国的一枝妖冶的花，却如此供汉奸糟蹋、享用，实在是抬举了汉奸，让凶恶的汉奸面有桃色，多了一点人间温情。
　　其实，这位老先生还算克制了，只是点到为止。从书中看，张爱玲为了能和胡兰成厮守在一起，在《小团圆》中，她对他说：“希望它(战争)永远打下去。”倾城不够，还要倾国——— 为了享受汉奸给她带来的快乐，她甚至希望抗日战争永远不要结束！如果张爱玲想一想无数在战火中遭到涂炭的生灵，无数被强奸的和张爱玲一样的女性，她和胡兰成做爱时，会有那么多的快感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张爱玲的粉丝们，极力淡化她的情爱的时代背景，只留下情爱，情爱就是情爱，确乎是大可以拷问的了。
　　张爱玲之在中国，算是幸运的。巴黎光复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专门惩罚战争期间的通敌者，凡与德国人通奸的女子皆被剃头游街，有的甚至剥光内衣裤，身上涂满焦油，行纳粹礼，没收财产。当然，张爱玲不是直接与日本人通奸，而是与投靠日本的汉奸有了一段她自认为的爱情，其性质似乎还是有区别的。抗战胜利后，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人民政府，都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为难张爱玲和张爱玲们，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厚道，抑或无强烈之是非？
　　《小团圆》比卢梭的《忏悔录》还要直白，一点也不为自己遮掩，有点义无反顾。当然，比《忏悔录》要脏一些。网络上有一篇署名“郭娟”的文章《张爱玲夹缠不清的情》，作者写到：“在这部写于1975年的自传体小说中，张爱玲第一次书写了她的爱情故事。她深情缅邈，细细追忆，二十多年前的情事，过程与细节，琐琐屑屑，真真切切，像饥饿的人对残羹冷炙亦无比珍惜，细细品味，慢慢享用，精致中有铭心刻骨的热烈……”书中，不乏色情的诗化描述，虽然诗化，也终于还是色情。我们来看看张爱玲展示的一些细节———
　　微风中棕榈叶的手指，沙滩上的潮水，一道蜿蜒的白线往上爬，又往后退，几乎是静止的。她要它永远继续下去，让她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儿。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汩汩地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
　　如此纵情，纵欲，一反张爱玲的常态。从心理学的角度审视，最强调的东西可能是最缺乏的。此时的张爱玲，或许特别孤独？或许到了更年期？或许在胡兰成之外的性爱无法满足从而产生了性苦闷？她的反常态，让人有了很大的揣想空间。
　　张爱玲之爱胡兰成，完全是“无我”，陷于非理性的状态。胡兰成是汉奸，她希望抗日战争永远不要结束；胡兰成另有所爱，甚至和张爱玲的朋友上了床，与其侄女或许亦有不伦之恋……她也不在乎。张爱玲在书中道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隐私”，她被胡兰成抛弃后竟查出自己患了“子宫颈折断”的难言大病。可见，胡兰成对她的摧残和蹂躏如暴风骤雨，让她刻骨铭心，乃至深入到了骨髓和灵魂！在胡兰成可以“折断”她“子宫颈”的暴力面前，张爱玲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还要开一朵绝望的艳丽的花，卑贱已极地不无惊惧与迷恋地带着死尸的腥味、灿烂地向着胡兰成微笑。张爱玲高贵到会写小说，但在汉奸面前，还是有了下贱的一面！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我似乎要比老先生们达观一些。此时此刻，张爱玲面对的已经不再是汉奸，而是一个让她战栗的男人。她“被侵犯”的时候“被发现”了，她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呼唤着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如此，胡兰成是什么人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她处在唐朝还是宋朝也变得无关紧要了，哪怕是在地狱，又有什么要紧呢？！如果胡兰成是国民党人，如果胡兰成是共产党人，如果胡兰成是土匪……她都将以一样的方式面对。总之，张爱玲没有面对整个抗日战争，她面对的是胡兰成的狂暴。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李双双嫁给贾宝玉，他们会幸福吗？倘若李逵娶了林黛玉，不是生生糟蹋了林妹妹？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只是一面之理。今天想来，如果林妹妹嫁给李逵，或许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肺痨病也不治自愈了；或许还要自告奋勇当压寨夫人？也未可知。
　　张爱玲就是我心目中的林妹妹，虽然胡兰成外表不像李逵，却也有一股李逵一般的黑旋风哩。

　　文/房向东（文史学者）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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