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死了，这张关于张爱玲的照片却因之重新被翻阅出来。
    1994年，张爱玲获台北第十七届时报文学特别成就奖，她特地照了一张照片。手中的报纸露出标题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这一天，离张爱玲离开人世的日子只有不到300天了。就在此前的一年，她还去做了一次美容手术，并戴上隐形眼镜。
    后来， 通知皇冠出版社，再版《对照记》时，要把这张照片放在最后一页，并补充了如下的文字说明：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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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的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尽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里，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使我常常想起画家石鲁的故事。石鲁脑子病了的时候，几天里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
　　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了从那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露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人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耍弄些文字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长读的。
　　《西厢记》上说：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西厢记》上又说：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据《南国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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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棉鞋营僻静的小巷里，一两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似乎唤醒了高墙上探出的蔷薇，墙内一座红漆斑驳的旧式洋楼，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显得沧桑而安详。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小洋楼竟是作家张爱玲的祖宅。张难得把南京写入作品，但这座旧宅或许是她内心深处魂牵梦萦的牵挂。
　　张爱玲祖宅如今藏身于白下路273号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内深处。楼前一棵银杏分枝两株簇拥而生。小楼是两层砖木结构，西式外廊式建筑风格，由青红砖相间勾勒出门窗线条，青砖砌成的立柱围绕着小楼均匀分布。楼前的一块铜牌，记录着小楼不同寻常的身份：小姐楼，清代建筑，传为李鸿章女儿的闺房，故名。
　　据市地方志登载，海校现址原是清代有名的张侯府，系江南总督张云翼所建。同治年间，此宅为张佩纶所购居，张在福建马尾中法海战败后，被李鸿章延入幕府，并以女妻之，当住于此。当年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在此出生，并在这里迎娶了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
　　由于历史变迁，原侯府老屋已经无存，唯此屋为文物保护。据传，原老宅呈品字分布，南侧一幢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着一个花园，占地150亩，如今只留下一栋孤零零的“小姐楼”。
　　从“小姐楼”的简介中找不到张爱玲的蛛丝马迹，海校的门卫也只知道此楼与李鸿章的关联，并不晓得李还有张爱玲这位在文学界大名鼎鼎的后人。
　　张爱玲生于上海，儿时常听父母提起南京，对昔日名门贵族的生活充满了探究兴趣。据说后来她曾在堂兄陪同下来到南京。当时南京沦于日寇铁蹄下，张府大门口挂着汪伪政府机关的牌子和把门的军警，张爱玲徘徊流连于自家旧宅外倍感凄凉。张爱玲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道：“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正宅则是旧式建筑……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从张爱玲的文字里，同样可以窥探到她对祖上的辉煌怀有一种尊崇之情。晚年作品《对照记》里，她写道：“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者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
　　张爱玲对南京的描述虽然不多，但是，无论是《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还是《玻璃瓦片》中姚家，她对庭院宅子的细致描写，都不仅隐约透露出她的显赫家世，更让人察觉她内心深处有这么一处宅院。   据《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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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
    60年代私淑张爱玲而最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与施叔青。王祯和虽有幸陪同张爱玲游访花莲，在创作脾胃上毕竟另有所好。白先勇与施叔青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张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处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过了下去。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慈悲得多。看他现身说法的《孽子》，就可感觉出他难于割舍的情怀。写同性恋的冤孽与情孽，白先勇不无自渡渡人的心愿，放在张爱玲的格局里，这就未免显得黏滞；当白先勇切切要为他的孽子们找救赎，张可顾不了她的人物，而这是她气势艳异凌厉的原因。
    倒是施叔青中期以来的作品，抓住了这些特质。施与白无独有偶，都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脉络间，她从不避讳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实则另有所长。施早期作品如《约伯的后裔》等，已经延伸一手炮制的“女性鬼话”（Female Gothic ）。30 年代的白薇以《打出幽灵塔》首度将“女性鬼话”和盘托出：被幽闭的女性、家族的诅咒、阴湿古老的厅堂、诡魅的幻影……这些母题，一再烘托女性的恐惧与欲望，诱惑与陷阱。张爱玲从《金锁记》以来乐此不疲，而且精益求精。《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幽闭、强暴、发狂的好戏，应是高峰。施叔青承续此一传统，赋予超写实兴味，则又产生不同效果。
    及至80年代，施凭借旅居香港经验，重新盘整她的张爱玲情结，其结果是一系列“香港的故事”。这些小说写尽岛上纸醉金迷的纷繁嘈杂，以及劫毁将近的末世忧思。与前述白先勇不同，施对她的角色下手绝不留情，反因此摇摆出张爱玲那种大裂变、大悲悯的笔意。而她创造一系列的艳鬼型女性角色，尤得张派真传。试看《愫细怨》的结局，不是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重要的是，施打造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算是对张当年香港经验的敬礼。90年代以来她以《维多利亚俱乐部》、《她名叫蝴蝶》等作，为香港百年盛衰作传记 ——或是“传奇”，其贯穿全局的正是一个女性，且是一个庸俗的妓女。随着她 “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施是否能让张爱玲那蹦蹦戏花旦移嫁到香港的晴天恨海里演出好戏，是否能重写97版的《倾城之恋》，自然要付之公论。
    70年代里，香港少女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震动读者。钟年纪虽小，却写出本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烽火离乱，姻缘聚散；这不啻是当年张爱玲20出头，就写出《金锁记》的翻版。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水准，却似乎难有突破。80年代中期的《爱妻》，90年代初的《燃烧之后》（皆为选集），都有类似问题。《燃》书中的中篇《腐朽与期待》是篇力作，但非杰作。这里张的阴魂不散，从《金锁记》到《半生缘》，从《鸿鸾喜》到《创世纪》，都有案可考。全作讲的是个时移事往，两代情缘未了的故事，那种春梦了无痕的遗憾，以及遗憾以后的清明，是钟全力要铺陈的。凭心而论，《腐朽与期待》并不比《停车暂借问》差，只是钟已经过十余年的“修炼”，我们的“期待”自然要高于彼时。
    70年代后期，台湾也有一辈年轻作家蓄势待发，而其接受张爱玲的影响，更别有门径。这群作者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丁亚民、蒋晓云等写将，后来又有林耀德、林俊颖，以及（日后要努力划清界限的）杨照等相互唱和。在“三三”的名头下，他们日月山川，诗书礼乐起来。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与张爱玲有段情缘的胡兰成。 1974年，一向遁居日本的胡兰成来台任教，并以1974、1976两年重新出版《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两作。胡后于“抗战通敌”故，不见容于政府，但因缘际会，他成了三三的精神导师。《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把张胡之恋写得迷离浪漫，即是一例，而《山河岁月》以抒情诗技法，重读历史，赞弹不论，真要令人眼界一开。
    胡派学说讲的是天人革命，诗礼中国；儒释兼备，却又透露妩媚妖娆之气。有趣的是，尽管胡兰成写得天花乱坠，总有个呼之欲出的张爱玲权充她的缪思。“三三”诸子中，兼修张、胡两家而出类拔萃者，当然是朱天文。且看她读国父《伦敦蒙难记》的感想，“我也像看完了（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要为刘荃、黄绢，为张爱玲，大大立下志气，把世上一切不平扫荡。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成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因为她（张爱玲）就是倾国倾城佳人难再得。”（《仙缘如花》，《淡江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真是后现代的绝妙好辞。但彼时的朱天文还太“正经” ；要再等十年，她才终于把“张腔”与“胡说”熔为一炉，从而炼出自己的风格。经历了《最想念的季节》到《炎夏之都》，朱天文在90年代终于以《世纪末的华丽》大放异彩。有关这本小说选的评论已不少见，无须重复。可以一提的是讲模特儿生活的《世纪末的华丽》，朱把张爱玲的“女人如衣服论”及“情妇论”挪到世纪末的台北，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张对物质生活的咏叹好奇，名正言顺地成为后现代的都市征候。但《柴师傅》才是全书的高潮。这篇讲腐朽老人盼望青春女体的故事，极其肉感也极其伤感。胡兰成大书特书的江山日月、王道正气，终于九九还原，尽行流落到张爱玲式的，猥琐荒凉的市井欲望中。
    朱得大奖的《荒人手记》早就引起注目。纯从张爱玲、胡兰成的传统来看，我们还是可有不少心得。这本小说讲男同性恋患得患失的禁色之爱，劫毁边缘的无端邂逅，其实是张爱玲哲学的正宗法乳。但笔下流出的，却有胡兰成风情。大劫之下，荒人苟得片段真情，惟盼“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把惊险化成惊艳，前有胡兰成的《民国女子》，而《荒人手记》正不妨视为同志版的“民国男子”。
    “三三”小集在80年代初风流云散。蒋晓云仅只昙花一现，未成气候。朱天心则越写越泼辣洒脱，逐渐自成一格。但张爱玲的光影仍不时返照她的作品中。她写《我记得》或《佛灭》时，把张只能侧写的情爱凶险，欲望堕落，悍然全盘托出。而她写《预知死亡纪事》时，就算打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名招牌，骨子里呼应的应仍是张偿引用的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吧？莞尔的是，大难未至，朱天心居然以“口燥唇干”的论文体，为她的小说另辟新境，反使读者有意外的惊喜。
    曾以《千江有水千江月》、《桂花巷》知名的萧丽红，其实也是学张能手。《桂花巷》活脱是个台湾乡土版的《怨女》，而《千江》又有着胡兰成的爱情观。君不见，书中男女主角，大信及贞观的名字，都是脱胎于《山河岁月》中的文字呢。写《盐田儿女》的蔡素芬当年的《七夕琴》则似遥拟《金锁记》等的集锦之作。倒是有两位较少与张爱玲引起联想的女作家，苏伟贞与袁琼琼，更值得一提。苏伟贞自《陪他一段》以来，一直有一型女性角色，不断出现，她们欲力强大，却兀自有着冷凝寡欢的外表。她们一次又一次为爱铤而走险，玉石俱焚，在所不计；但她们又都是“清贞决绝”的剔透人物，寻常悲喜，近不得身。以无情的方式写有情，苏因此深得张爱玲的三昧。至于这些角色“女鬼”似的造形，前已有专文论及（《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则犹余其事。
    袁琼琼也未必意识到她有张腔，但我以为她对张爱玲最难学的一面——庸俗人的喜剧——重作了诠释。张的散文及短篇时有自嘲嘲人的幽默，而陷身都会阵仗中的男女，最是她要嘲弄的目标。最好的例子是《封锁》及《到楼上去》。袁琼琼早在《自己的天空》期间就有这样的幽默感，她的长篇倒不见精彩。最近几年袁重新执笔写出一系列短篇，则越发能掌握妙要。人生尴尬的无奈的片段，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而在冷笑讪笑之余表现的世故讽刺，较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男作家中，林裕翼以《我爱张爱玲》解构张爱玲神话，曾被看好。他之后的作品《今生已惘然》显然别有用心，摆明是向《半生缘》、《惘然记》（《半》原书名）致敬之作。郭强生也有一段时期，仿张腔颇有些意思。负笈美国后，所思所见，逐渐开朗，应可跳出前此的圈圈。至于目前最有力的接棒者，应是林俊颖。他的两部小说集，《大暑》及《是谁在唱歌》出手皆不凡，后者尤有几篇佳作。林俊颖对文字的摩挲感悟，颇可称道。
    8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重新登台，得到热烈回响。相距当年她在上海一炮而红，40年已倏忽过去。作家之中，景仰张的风格的颇不乏人。写《棋王· 树王·孩子王》的阿城，不止一次推崇张的艺术。但阿城除了推敲文字的态度可与张相提外，本身作品并不属于后者的路数。反倒是他《闲话闲说》，看张作品中的强烈世俗取向，算是极有见地的观察。
    张的创作中，多以都市（上海、香港、南京）为场景。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毕竟得有城市作衬景，才能写得有声有色。反观几十年来的工农兵文艺，把城市都写“没”了，还谈什么城市里的声色。无怪不少作家看着张的作品，只能发思古之幽情了。到80年代末期，小说中最能传达“张味儿”的，是苏童及叶兆言两位男作家，两位作者都出身城市（南京及苏州），也不约而同地善写三四十年代风情，并不让人意外。苏童其实从未刻意学张，只是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他所流露的怀旧情态，对世路人情的细腻拿捏，还有他耽美颓废的视景，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像《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这类作品，白描没落家族里的奸情与凶险，大白天也要闹鬼的阴湿环境，真个是缛丽幽深，再现《金锁记》、《创世纪》的风采。
    叶兆言创作的题材并不独沽一味，但他最耀眼的作品，首推《夜泊秦淮》系列。这四个中篇从清末讲到40年代，南京城内小户人家里的传奇喜剧，仕绅门第后的情色冲突。叶以模拟鸳鸯蝴蝶派的笔法，写来丝丝入扣。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大量养分。叶著不乏世故警醒的禀赋，因此在涕泪之外，别有所见。但叶兆言多角经营，像《夜泊秦淮》一类作品，已搁下好一阵子。直到最近，他才在《花影》中重行调理金粉世家的悲喜剧。叶的作品在海外多已印行，但比起苏童的走红，好像寂寞了些。
    时至90年代，张爱玲的影响并未消歇，而且作家创作的场域，终于挪回了上海 ——张当年爱之写之的第二故乡。年轻的女作者须兰以《仿佛》、《闲情》、《石头记》等突然冒出文坛。她的两样写作宝典，看来一是《红楼梦》，一是张爱玲小说。以《闲情》来说吧，一男两女的故事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影子，而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故事，不由人想起《半生缘》来。
    以上所论的三位作家，虚拟民国氛围，复制鸳蝴幻象，在把题材“由新翻旧” 上，各擅胜场。但读多了他们的东西，就像看仿制古董，总觉得形极似而神（尚）未似。是否有作家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呢？我以为女作家王安忆是首选。熟悉文坛的读者，对王安忆不会陌生。她写作极勤，花样也时常翻新。1992年的《纪实与虚构》纵写母系家族历史，上下三千年，堪称巨作。但是1995年的新长篇《长恨歌》才应算是好看动人的小说。
    简单地说，《长恨歌》是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背景是上海：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的上海， 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的结构略似张的《连环套》，野心则大得多。王安忆的笔锋澎湃流畅，并不“像”张爱玲，但这无碍她钻研张爱玲时代的上海，以及张爱玲走后的上海。这使她为张的人世风景，真正赋予当代意义。葛薇龙、王娇蕊、白流苏这些女人，假如解放后都留在上海，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安忆深爱这座城市，她对它（或是她？）了若指掌。可是万千细节——历史的、空间的细节——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平凡女人一生的起落上，这又回到《倾城之恋》的模式上。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在情欲堆中打滚。故事的结尾惊心动魄，暂且卖个关子。但诚如王安忆来信所谓，张爱玲“也许是怕伤身，总是到好就收，不到大悲大痛之绝境。”王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但她的诠释另有其力道。《长恨歌》写感情写到那样触目惊心。荒凉而没有救赎，岂真就是张爱玲那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的辩证？
    本文论张爱玲过去数十年对台港大陆作家的影响，原无意“对号入座”，强作解人。影响研究其实是极虚构化的论证方式。从依样画葫芦到脱胎换骨，无不可谓影响。所要强调的是，在张爱玲这样强大的影子下，一辈辈作家如何各取所需，各显所长，她（他）们在大师走后，更有信心地说声，谁怕张爱玲！
    本文摘自《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王德威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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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节，李开第携张茂渊到广州女儿李斌家过年。照片中，张茂渊(右)与李斌手挽手，精神饱满，实际上张茂渊当时88岁高龄，已患乳癌5年。

 
　　“我姑姑，一九四O末叶。我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 张爱玲《对照记》

　　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与张爱玲感情笃深，1942年至1952年，张爱玲曾随姑姑在上海同住十年。张茂渊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张佩纶之女。她年轻时曾赴英国留学，78岁时嫁给李开第，成就一段传奇。
　　李开第是上海闵行人，1924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称上海交通大学)，获取公费留学生的名额前往英国曼彻斯特。李开第与张茂渊的真正结识，是在留学结束后。1927年底回到上海后，李开第在英国人创办的安利洋行工作，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张茂渊，成为好友。1932年9月，李开第在大华饭店举办了婚宴，张茂渊还充当了女傧相。之后李开第一家和张茂渊交往频繁，李斌自小喊张茂渊为“张伯伯”。而张茂渊一直未婚。1965年李开第丧妻，又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女儿远在广州，儿子自杀……多亏张茂渊无微不至地照顾，手把手地教他做家务、打扫厕所、打扫卫生等，加上女儿李斌变卖首饰、弟弟妹妹提供钱财，才熬过了十年噩梦。
　　1979年，李开第平反，在女儿的极力支持下与张茂渊结婚。“他们住在一起，不是孤单单的老人了，有个伴能互相照顾，挺好的。”李斌说。80年代初，张茂渊与张爱玲取得了联系，经常书信往来，后来因张茂渊身体不好，给张爱玲的信都由李开第执笔。张爱玲将她的著作的国内版权委托给李开第处置，所得稿酬也赠与二老，同时多次从美国汇款回来接济二老的生活。
　　张茂渊、李开第婚后共同度过12年。1991年，张茂渊因乳腺癌扩散过世。李开第忍住悲伤，写信告知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劈头第一句是“爱玲，请你镇静，不要激动，报告你一个坏消息。你与我所至爱的亲人已于6月13日晨7：45与世长辞。”而信的结尾，李开第不忘叮嘱侄女：“不要悲伤，身体保重。”此时李开第已90高龄，张爱玲年过七旬。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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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薇   

    八月的南京，果然是一座火炉。
    在玉兰路康盛花园的一幢公寓里，听说我们要来，胡兰成的幼子胡纪元先生很兴奋，早早就发来详细地址，人还没到，两杯茶就泡好了，茶几上摆着葡萄、李子、桃子。
    胡兰成身后，一共三子二女，发妻唐玉凤生子胡启，继室全慧文育有胡宁生、胡纪元、胡小芸、胡先知。胡纪元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因此父亲给他取名纪元，乳名宝宝，三个月大时父亲带一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胡纪元在父亲身边生活了12年，1951年父亲赴日后，他在上海电机制造学校读书，后到四川东方电机厂工作，1998年退休定居南京。
    老先生住在顶楼，复式楼，“女儿结婚去加拿大后，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这边安静，空气好”。而家里，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小提琴、大提琴、吉他、钢琴、唱片机。
    退休后赋闲在家，老先生写了很多歌，《大亚湾观日出》、《山行》、《江南小调》。兴致来了，老人拿出歌本，翻到《山行》，标题下写的是“词杜牧，曲胡纪元”。我对比着念出来，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笑声带着几分矜持和自嘲，好像沾了杜牧很大的光。
    这表情，是不是胡兰成所说的，看到自己本来面目后的不好意思？
    老先生先用中文唱，然后又用英文唱了一遍，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老派。“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受我父亲和妈妈的影响”。老伴谈阿姨退休前，是幼儿老师，也能唱，“你也唱一个，唱一个嘛”，胡先生催促她，谈阿姨拗不过，也唱了一个，慈祥，欢快。
    这样的味道，只有经过风霜的老人唱得出，沧桑后的欢快，更弥足珍贵。
    “走，到楼上，我给你看个片子”，老先生健步上楼，熟练地搜索，打开视频。一看，是凤凰卫视的节目“开卷八分钟”，何亮亮在介绍薛仁明在台湾新出的《天地之始》，第一本正面评价胡兰成的书，朱天文作的序，老先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们看完。楼上是书房，一张大书柜，一层一层摆满了书，一看，有张爱玲的、余秋雨的。书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电脑，隔窗有个小阳台，种了很多花草，爬山虎爬满窗户，绿意蔓延到房间里来。
    往下看，是篮球场、网球场和运动场，还有儿童乐园，雨花台景区也在不远处。
    老先生在阳台上种了蔬菜花草，“喏，这些土都是我从下面背上来的。”爬满一面墙壁的爬山虎，绿叶葱茏，枝枝蔓蔓，淡黄色的小花辉映其间，看一眼，便消了一分暑气。
    下楼后不一会又上楼，来来往往，如是几次。
    “你看你看，这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丝瓜，天然的。”老先生拉开冰箱，拿出两根丝瓜，食品袋里的丝瓜，瘦瘦长长，明显没有菜市场里的个头大，但是结实，没有污染过。老先生还在家里养了只乌龟，“养了20多年了，在四川时就养了，我叫它健健”，说话时老人拿出一枚乌龟蛋，“喏，这是我们家健健下的”，眉眼里都是得意，像个70岁的孩子。
    聊起父亲胡兰成，老先生说着说着，有时停下来，会磕磕巴巴，也会思索良久，是年纪大了言语跟不上思维，还是怕用辞不准误会了意思？但他心底是自豪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父亲的学说厉害”，而说到兴头上，或一语点中他所想，老先生亦不免哈哈大笑。
    生活在南京，老先生有时候经常去听各种学术讲座，“上次陈子善来讲《小团圆》，我也去听了，他还来看我”，而南京大学也是他的常去之所，“南大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有些学者现在研究民国很客观了”，一旁的书桌上，则摆着一本南京大学的《民国研究》。
    退休以后，老先生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一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如今，老先生把这作为一项使命。
    言谈之间，老先生转去里屋，拿出薛仁明寄来的《天地之始》，在书的封底，有薛仁明的业师——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的推荐语：写人，就是印心。
    好一句“写人就是印心”，而胡兰成呢，其人难鉴，其心谁知？
    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是张爱玲的缘故，一半是汉奸身份的缘故。
    花边新闻和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是一个甲子之年后的今天，确实该是直面认识胡兰成的时候了，人们若还仅仅停留在谈论张胡之恋，非议胡兰成汉奸身份的层面，一方面那真是太小看胡某人不说，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自身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个巨大嘲讽。作为“汪精卫手下第一大才子”和“国师”的胡兰成，其才情、识见和经历实在是别开生面，胡兰成是单靠他在哲学、思想、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上的造诣，亦可以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这个才华识见皆极高，经年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上安身的人，还曾迷倒过一代大家们，如梁漱溟、刘景晨、唐君毅、徐复观、卜少夫、川端康成、汤川秀树、冈洁。
    胡兰成虽无学历，亦学无师承，然而他的学问却广为通达，上古典籍如《尚书》、《易经》，黄老之学及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现代科学的种种，在他那里都信手拈来，而又无不一一恰切自如。
    他常常引用李白，他自己倒像李白，白衣傲王侯，汪精卫都要看其三分面子。
    他又是个不得志的纵横家，本可以为帝王之师，只是生得晚了，中国的大格局基本已经定下，由不得他来归置。时势造英雄，但英雄终究造不了时势。
    他躲得过雷霆之劫，终躲不过亡命天涯，只合终老于异国他乡。
    胡兰成自称“干政治的人”，向唐君毅自嘲是“纵横家”，阿城评之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为“亡命的革命者”，他自己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依胡兰成的性情和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亦是，即使为也只是闲耍而已，他又不是个文艺家，更不算是知识分子，他倒是士，是国师，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终要成就一番江山大业。而文艺、学问与他，只不过是人生的副产品而已。他是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这副产品的格局亦大，今天的教授和文艺家到底比不了。
    而我们耿耿于怀的胡兰成在汪政权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过林思云写的《一个真实的汪精卫》，也看过赵无眠写的《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还看过金雄白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都是出于同情和理解汪精卫政府的立场。但是这样的文章和著作，还太少太少，不足以构成一种声音，稍一冒头即刻又被压回去。
    泱泱大国，五千华年，中国向来不缺历史，缺的是历史观。
    一直以来，汪精卫的声名之恶，在两岸几乎是无出其右者，无论国或共，都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抗日史观——这亦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政治洁癖，所以他在两岸几乎是人见必唾，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即使想谈亦不可能，随即又被民族主义者们一浪打过来。
    但我想，历史亦必有历史的隐晦和曲笔之处，单单凭一句“卖国贼”、“汉奸”以逞口舌之快，毕竟是极为轻佻的——前次陈丹青与梁文道对谈，说到这一点时，丹青先生也用了“轻佻”一词，事实诚如此，在对历史无知无识的状态中，轻佻岂不也是一种暴力？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北岛曰：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汪精卫《慷慨篇》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这个名字，真是一语成谶，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然而精卫填海，却终究连水花都溅不起一朵，大浪滔天，海底下的西山之木石安在？只恨中国人自古道德成癖，仅晓大义、大是、大非，却不明什么叫大知、大慈、大悲，什么叫以身饲虎，以救万民。
    1946年1月，中山陵梅花山上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尸体被焚烧，真的是应验了他27岁那年刺杀摄政王未成，在狱中吟就的那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而英雄蹈海，死无葬身之地，骂名滚滚来，地下他若有知会不会呜咽鸣冤？
    今日的国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乱世晨昏、兵败逃亡或累卵之危，亦没有经历过刀丛里觅生活的流亡奔逃，当然不会对彼时当日的杀身之祸有切肤之感，自然不理解汪氏谋和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们尽可以讲些无关痛痒却高标大义道德的风凉话，而我每每读汪精卫于名古屋之遗嘱和《双照楼词稿》，为其于民生国事用心之切之诚，竟要潸然泪下。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历史，成王败寇，兔死狗烹，香者更香，臭者更臭，原谅英雄，却从来不原谅败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看到的只是“功成”，而不是“万骨枯”；“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们看到的只是“败军”，而不是其背后的用心和努力。
    中国文化的一大弱点，亦即在于它还没有建立起一种通达的成败观。
    而在我们熟知成诵的历史背后，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
谈美丽园岁月
    记者：还记得在上海美丽园的家么？
    胡纪元：那时候我家住在美丽园28号，是一幢三层花园洋房，整幢楼都归我家住。
    父亲母亲和宁生哥住三楼东间，西间有个阳台，常有家乡的客人来住。三楼中间有个卫生间，北面有几级踏步可上到顶层的露天晒台，我和青芸姐住二楼东间，西间是父亲的书房，二楼中间也是一卫生间。一楼东间阿启大哥住，西间是餐厅兼教室，墙上挂有一块黑板。

    记者：父亲一边工作，一边还教你们读书识字？
    胡纪元：那时候我还小，父亲教我唱童谣儿歌，学他打太极拳，看他写毛笔字、下围棋，那时候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哥哥姐姐读书了，那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大家叫他朱先生，四十多岁，团形脸，上唇下巴上都留有胡子，常穿传统中装，穿布鞋，很有儒家风度。朱先生来了就在餐厅上课，在黑板上写字，有时画图，有地图也有算术式子，好像是全面教育。
可惜朱先生在我家时间不长，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记者：您父亲最喜欢阿启，阿启是不是和您父亲很像？
    胡纪元：他喜欢诗文，多愁善感。那时他在读高中，不肯去学校了，天天在家自学。
他常与路易士谈论诗歌，写了一本诗集还印成了书。阿启大哥画钢笔画铅笔画，了了几笔画啥像啥，他喜欢画人和上海的街景。那时我家里有张爱玲亲笔的画稿，阿启大哥看了，说这都是她随便画着玩的，看像什么人就给他一个名字。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张爱玲的手稿有什么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里还能翻出来一些，后来经过各种运动就荡然无存了。
    阿启大哥英文学得很好，很厚的英文名著读得心神陶醉，有一次他读着读着，惋惜地对我说这个姐姐死在马车下了。阿启大哥还喜欢读尼采的书，他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洗手间的一面墙上用毛笔字写了：灵魂比剑更强；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

    记者：阿启对父亲当时的处境了解么？
    胡纪元：阿启比我大十多岁了，他就了解一些，我们还小。
    有一次，阿启大哥与父亲讲话，阿启大哥对爸爸说：“这样下去不是要亡国吗？”爸爸就很严肃地说：“20世纪无亡国，20世纪的世界是不会有亡国的。”
    然后就讲了一套理论，讲的什么就不记得了。父亲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就是20世纪已经不以占领国土为侵略目的了，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有许多先见之明的看法。

    记者：青芸的弟弟胡绍钟当时也在你们家住吧？
    胡纪元：绍钟哥那时念上海交大，也喜欢看书。一次他带回来一麻袋书，放下就走了，阿启大哥把书翻出来，摊在地上看。绍钟哥回来看到，气冲冲地要他收拾好。阿启大哥没听，绍钟哥就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很响亮，打得他差点跌倒，又把他逼到墙角打了几拳。
    阿启大哥脸都肿得变了形，见到我时却微笑着，从此他在卧室挂了个用枕头做成的靶，要我和他练习拳击，还买了拉伸弹簧和亚铃，说身体强壮了就不会挨打。
    后来我到浙江一个农村小学读了一学期书，阿启大哥和绍钟哥都在这小学教书，校长是沈力行。学校在离城镇很远的乡下，但校舍却很漂亮，有小桥流水，很美的田园风光。阿启大哥常带我去林边河边散步，清沏的河水中有小鱼小虾，水边的石块长满很滑的青苔。
    一天阿启大哥对沈校长说：“在这里时间长了，我的头脑里也长青苔了”。

    记者：对青芸姐什么印象？您父亲在《今生今世》里多次提到青芸。
    胡纪元：青芸姐幼年时生母就过世了，她继母虐待她，她就跟着我爸爸，青芸姐后来在我们家操持家务，我们家五个小孩，她自己五个小孩，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青芸姐空闲时喜欢看书，常讲《红楼梦》和《三国志》里的故事。我们家有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她经常翻看。她会买些中药治小毛病，也会在蔬菜食品上调配营养，在后来最艰苦的时期，她也能抚养五个孩子健康成长。她80岁时还寄了一本食补的书给我。
    青芸姐没上过学，她识字是我父亲教的。她很聪明，爱读书，但她弟弟绍南不爱读书，她和绍南一起听我父亲讲课。一次我父亲要他们两人都背一段课文，她背出来了，但绍南背不出来。我父亲不打绍南而要打她，说她没管好弟弟，她不服，在挣扎中父亲把她鼻血碰出来了，她就大哭，我父亲要替她洗净血渍她不肯，回去告诉我祖母，把我父亲骂了一顿。

    记者：青芸现在94岁了，身体怎么样？
    胡纪元：青芸姐很豪爽很豪放的，大声的笑啊，很开朗的，嗯，94岁了。青芸姐记性好得很，小时候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讲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老年人从前的事情反而记得清楚。
    她有时会想出些非常聪明的主意来，越老越聪明，一点不胡涂。她也很关心我，会打电话给我，会问很多事，问我的女儿，有时候我时间长了不打，她就会打电话给我。
    近几年我都去看她，有一次她跌倒了，不小心摔跤后就骨折了，躺在床上身体很不好，我到上海去看她，她看到我亲得不得了，抱着我，临走时我亲她脸，她哭了，我扶着她照了张相，她半闭着眼，哎呀，心里面亲得不得了，我去看过她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她身体好起来了，好得很快，奇迹般的又恢复健康了，有过三次都是这样的，就这么奇怪。
我爸爸后来给我的信中也说，要记得青芸姐。

    记者：见到过路易士么，也就是后来在台湾有名的现代派诗人纪弦？
    胡纪元：路易士是我家常客，每次来都与大哥谈论诗歌，阿启大哥喜欢诗歌。
    大哥拿自已的诗请路易士评点，我也听不懂，只记得有“晚饭的青莱汤……爱云的奇人……她坐着像一幅画……”等，两人神情极富戏剧性，生动有趣不亚于看卓别林的哑剧。
    路易士清瘦高挑，腰板挺直，上唇留着鲁迅式的胡子，脸色营养不良。他每次来，青芸姐都说要加点好莱，留他吃饭。路易士讲话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有天生的诗人气质，容易激动，激动时话语就不连贯，伴随有习惯性的语气词。
    在我家败落后，他是我最后不再见到的人之一。

    记者：家里经常会有些什么人来往走动？
    胡纪元：有时会设宴请客，来的客人中有诗人、画家、歌唱家等，都是一些搞文艺的。我还记得的诗人有路易士，画家有胡金人，有好歌喉的是斯颂声。
    胡金人有一幅画画的是中山陵秋色，小溪石径在丛林中蜿延，有大雁南归和秋虫的鸣叫，色中有音调，音中有色调。胡金人，身材比父亲略矮，眉清目秀，讲话细声慢语，他妻子有肺结核。胡金人靠卖画为生，与路易士差不多，生活都很拮据，父亲经常帮助他们。
    斯先生在我家住过，每天都练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我最早都从他练唱中听到。我家对面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三楼能看到日本兵操练，有柔道摔交、用木棒对刺、唱日本军歌，夏天里日本兵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斯先生在我家大声唱聂耳、冼星海的抗日歌曲，日本兵一定能听到，但我们家毫无忌讳，也只有我父亲这样敢想敢为。
谈父亲胡兰成
    记者：在您12岁时父亲就不在身边了，对他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父亲在家里喜欢写毛笔字，与朋友下围棋，有时是在方格纸上写文章。
    我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他回到美丽园家中，常常会到楼下大门外打太极拳，精力很集中，动作也很舒展潇洒，我和一些小孩在旁边跟着学，有大人也在看。
    我父亲喜欢双手放在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青芸姐（胡兰成侄女，为其操持家务）站在一边讲家里的事情，父亲听着，有时会冒出一句：“不要啰嗦，简短点！”

    记者：小时候和父亲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胡纪元：现在想起来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一天下午，父亲回来带来一包花生米，在餐厅给我大约十多颗，说不能多吃，少吃有滋味多吃坏肚皮，小孩花生吃多了会伤食。
    还有一次是我在大门旁玩，快到中午吃饭时父亲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对青芸姐说，这是杭州西湖的小荷叶，可烧汤吃。吃饭时我坐父亲身边，女佣端上一大碗清水小荷叶汤，父亲舀起有点卷曲的新鲜碧绿的小荷叶吃。父亲说很有营养，清香能消暑，要大家都吃。我第一次吃这菜，满口荷叶香，口感滑爽，是清水加点盐煮的，也没有油，也许清淡就是至味吧，父亲吃得很高兴。这也是至今我唯一吃过的最独特的一道菜。
    30多年后，父亲已是晚年了，有一次我给他的信中提到幼年吃小荷叶汤，我想再设法寄一包小荷叶给他，他也还记得，但不要我寄了，也许那是他吃过的最后一次。

    记者：据说在美丽园时，您母亲全慧文与您父亲关系不好？
    胡纪元：我听青芸姐讲的，有几次父亲正在写文章，母亲冲上去要纠缠他，父亲眼睛不离文稿，待母亲冲到身边，只用手一提就把母亲摔到了床上，母亲翻身起来又冲上去，又被摔到床上，反复多次，父亲就像磐石不动，仍在专心写文章。父亲有惊人的定力。
    但是我父亲对我母亲是很好的，父亲从广西回胡村老家时，村里人看到我父母相敬如宾，很亲热的。这些是我出生前的故事，是青芸姐告诉我的，但我从未见父母吵过架。

    记者：还记得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么？
    胡纪元：1950年，我和父亲见过最后一面，在熊剑东家里，熊剑东死了，熊太太在家。
    那时候，我脸上有一小块伤痕，已消退得不易看出了，父亲看见了，一边抚摩一边轻声说，这里有个伤疤，今后要小心。停了片刻又说，不要羡慕人家，以后我带你到外国去读书。又撩起了他的中式外衣，布条做成的裤腰带上有一个钱包，他掏出两张新的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给我一张，给小芸姐一张。又拿出一盒桃核牛轧糖分给我们吃，父亲说这是俄国糖，我觉得很好吃。父亲看着我吃，显得很高兴，但他自己一颗也不吃。
    从那以后，他就给我们写写信，偶尔会寄点照片来，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记者：后来呢，到日本后胡兰成怎么联系上你们的？
    胡纪元：后来就是我父亲知道中国闹饥饿了，他首先是寄钱和食物到胡村老家，他以为我母亲还在胡村。家人不敢收，公社的干部知道了，也不敢收，先知妹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就把地址抄下来，写信告诉了先知妹，先知妹就给父亲写了信，父亲立即给她回了信。
    我也写信给父亲，爸爸就寄钱和食物给我们，在三年饥饿时期我身体不好，父亲很关心我，他还写信想办法让我去日本疗养，但是接着文化大革命了，就不能去了。现在人家以为我父亲对儿女们没有感情，实际上他对我们非常有感情。
    我妈妈那时已经过世了，1952年就过世了，那时候我爸爸还不知道，所以还把钱寄到胡村。我父亲对人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他还是一直记挂着我妈妈的。

    记者：1981年胡兰成在日本去世时，您知道情况么？
    胡纪元：我父亲是1981年的7月25号去世的，我记得很清楚，他去世前一个月还给我写过信，信里面还说要我孝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身体什么的也还好。
    后来有一天晚上，半夜里我突然很不舒服，我梦见我爸爸，第二天就拿起来信看。后来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好去日本出差，前一天还去看我父亲，第二天再去时家里就办丧事了，我父亲就去世了，一算，正好是我做梦的那天。第二年，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哥哥宁生去了日本，见到了佘爱珍和我父亲的养女晋明，我没有去。

    记者：对父亲的一生和学说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我父亲是很有灵气的人，或者说有灵感，他意志特别坚强，有人虽然不理解他，但是特别佩服他的定力，就是在这种流亡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写文章。
    几年前我到胡村去，上辈人讲起我父亲小时候，说门口有迎亲的队伍经过，很热闹，小孩大人都出去看，有一个我爸的叔叔从外面进来，看到他正看《三国演义》，一个人静静的在看书。那位叔叔说，哎呀，这小孩真不得了，咳，将来不知会做出什么大事来。
    从小他就跟常人不一样，很有志气，这志气就是老天爷赋予他的。

    记者：您家里人呢，家里人对您父亲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那就是我爷爷说的，我爷爷只活了59岁，也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
    青芸姐说爷爷会看相，他看到七个儿子中就是第三个和第六个能成大事，老三就是青芸姐的父亲，老六就是我父亲。爷爷说这两个儿子一个是武一个是文，后来我三伯伯去当兵做了一个小官，但是我爷爷说出头太早是不好的，后来三伯伯不久就病故了。
    我爷爷对我爸爸有一个评说，就是说“在家呆不住，会漂流出去的，会像兰花一样香气从外面吹进来”，就是说兰花在外面，香风从外面吹到屋子里来。这是我爷爷对我爸爸的评语，现在想起来，回过头来看，也蛮有意思的，蛮准的。

    记者：看您也经常写写文章，有为胡兰成写书立传的打算么？
    胡纪元：父亲不需要别人为他写传记，《今生今世》已经是他前半生最真实生动的自传，没有人能超越得了，而他后半生也有大量文章和书信，还有与他交往过许多人物对他的记忆。
    他就像包容天地万物的大自然，一切是那样的了然，又是那样的神秘。
谈张爱玲
    记者：住在美丽园的时候，也会经常见到张爱玲吧？
    胡纪元：我小时候多次见过张爱玲。记得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把我带到张爱玲静安寺附近的家，常德路95号那里，6楼，小孩子觉得很高的，看到下面电车跑来跑去的。张爱玲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当时我父亲问她“有没有东西给小孩吃”，张爱玲就拿出了切好的面包和花生酱，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给我吃，先给我一片。
    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我与张爱玲一起逛静安寺庙会，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有许多小摊贩，有小孩喜欢的各种玩具，很热闹。印象中，张爱玲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记者：日本投降后，您父亲藏到浙江去了，张爱玲来找过吗？
    胡纪元：她来过我们家的，抗战刚胜利时家里面大人都不在，那段时期我看见张爱玲来过几次，那时我父亲跑掉了，到温州藏起来，跑掉了以后，张爱玲到我家来找我父亲，青芸姐在门口跟她讲话，张爱玲也没有到房间里面来，就在门口讲话，她的表情很忧郁的。

    记者：对张爱玲有什么印象？
    胡纪元：她比较严肃，一般不怎么和人说话。不过，她和我父亲之间话就特别多，我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里就像在自已家一样随便。张爱玲我不怕，但张爱玲也不会逗我玩。
    她穿戴很特别，我虽然没有看过她做衣服，但是她的服饰很讲究。

    记者：《小团圆》您看了吧，觉得怎么样？
    胡纪元：《小团圆》出来前，有人说《今生今世》只是胡兰成在自说自话，不可信，连张爱玲自已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他是“夹缠不清”。但是《小团圆》中的主要情节，恰恰与《今生今世》非常相符，不过又有人说《小团圆》也不可信。
    但我要说，《小团圆》是可信的，因为其中说到我家当时的一些细节我是知道的，是真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也证实了我父亲在《今生今世》在《民国女子》一节中，说张爱玲“能打破佳话才能写得大作品”这一评语是对的。

    记者：《小团圆》里所写的和您记忆中的事一致么？
    胡纪元：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和我父亲到美丽园家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她一会，我母亲推开门与她见了一面。张爱玲的描写是真实的。
    三楼有两个房间一个洗手间，母亲和宁生哥住东间。她说的东西很乱、她睡的那间，是带阳台的西间，我们小孩子常在那里玩，东西给我们弄得很乱。这些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记者：《她从海上来》里的赵文瑄和张爱玲笔下的邵之雍，哪个更像您父亲？
    胡纪元：《小团圆》有个场景，说邵之雍有一次离盛九莉家晚了，守门人很不情愿开门，还骂脏话，邵之雍发怒一拳把他打倒，跌得老远，脸打肿了，几天不敢上班。
    这一点与赵文瑄演的儒雅书生型的胡兰成好像不相称，但我相信赵文瑄演的和张爱玲所写的都是真的，赵文瑄演的是他那股儒雅之气，张爱玲写的则是他那种倔强和硬。
    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几个人都打不过我父亲，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父亲确实喜欢打太极拳，他的臂力也是过人的。父亲晚年有一张躺在卧榻上的照片，手臂仍很粗壮，一点也不像古稀老人的手臂，但父亲的手掌却血色充盈，皮肤薄得就像会渗出血来，极柔软。
    有一次父亲对青芸姐说，男人手软是福相，而女人手软是好妾，手硬是好妻。

    记者：在才学上，对您父亲和张爱玲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打个比方说，我父亲就像是大海，张爱玲则是大海中的岛屿。
    张爱玲的底子是贵族文化，我父亲的底子是更强大的平民文化，是根文化。你看他抗战胜利后藏到浙江去，藏在温州，谁都发现不了，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有那个本事，做官做惯的人做不出来，很生硬，一下子就会被周围的人揪出来。我父亲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民间出来的，本分本色，他知道民间是个什么样子，他自己就是最最民间的。所以这一点，胡兰成能学到张爱玲的好处，但是张爱玲却难以学到我父亲的好处。
    在一定时期，他们能起到互补作用，但最终会各自发展，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胡兰成与日本
    记者：日本人对胡兰成一直很好，您怎么看？
    胡纪元：日本人对胡兰成非常尊崇，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使者，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伟大使者。日本人很欣赏我父亲的学问，说他是“诤诤敢言之士”，汪精卫下令把我父亲关起来，三天之内要杀他，日本人特们还去营救我父亲。

    记者：那您父亲对日本人呢？
    胡纪元：我父亲在日本人面前是很有骨气的，从来不卑不亢。
    有一次他去日本，还在汪精卫那里的时候，因为日本接待者的级别太低，有损中国尊严，他就当场拂袖而去；他还写文章，说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汪精卫为此还逮捕了他；晚年在日本，他还写文章对社会和各界要人叱责批评。这些都是具体的事实。没有一件事能说明他有损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而事实是恰恰相反，他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民族尊严。
    他在日本期间，每年都要为居留办很多手续，很麻烦，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他不肯，很坚决，他一辈子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直到去世拿的都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记者：您觉得日本人当年是在利用他么？
    胡纪元：应该反过来说，是他在利用日本人，利用日本的进步势力为人民做好事。他关于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的文章在日本军官中广泛传播，比军事打击更能促使日军失败。
    日本人没有他高明，利用不了他。

    记者：汪精卫把您父亲关起来，为什么日本人要去救他？
    胡纪元：是这样，1943年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说“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整个的，现在还在抗战，南京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日本必败，南京国民政府必亡，唯一挽救之策，厥于日本立即实行昭和维新，断然自中国撤兵，而中国则如国父当年之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事”，这篇文章经由日本大使馆译呈东京，近卫文磨、石原莞尓，还有日本外务省都很重视，日本军部还普遍印发，规定少校以上军官一体传阅。
    我父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得罪了汪精卫，在南京被捕入狱。

    记者：据青芸说，营救您父亲这件事是她参与的？
    胡纪元：是青芸姐，青芸姐知道我父亲出事后，连夜赶往南京，跟池田说我父亲被汪精卫抓去了，要在三日之内杀头，池田就举行了一个三方救援会议，由池田牵头营救。
    但林柏生（时任汪政府宣传部长）一直拖延，最后是池田逼迫林柏生，要派宪兵队武装出动，林柏生才向汪精卫要手令放了我父亲，他就这样出狱了，一共坐了48天的牢，第二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日本方面摆下酒席，为他压惊，我父亲在酒席上提出两项建议：设法开放内河航运封锁，取消城门口、火车站日本宪兵的检查。日方果然一口答应，二月一日就贴出了布告，城门口及火车站概由伪警维持秩序。这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方面。

    记者：那日本人出手救胡兰成，是看重他的主张了？
    胡纪元：这件事，说明那时日本已经积聚了强大的反战势力，否则日本方面也不可能冒着生命代价来营救敢说真话的胡兰成。日本如果当时有强有力的人为干预，马上从中国撤兵，采纳父亲的建议，日本就有可能免受两颗原子弹，国民党也可避免失去大陆，两国人民不但免受后来的浩劫，也可减少两国间的宿怨遣恨，历史或许就会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
    事后再来想，说明我父亲当年很多想法都是具有远见的，只是在当时没有被人所理解。当然，历史不可能后悔，再重来一次更是不可能，但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可能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会蕴藏在后继的过程中，只有认真反省才能避免遭受新的浩劫。

    记者：后来胡兰成在日本，汤川秀树、冈洁等大学者为什么都和他有交往？
    胡纪元：他们求知求学的精神都是相通的。我父亲从汤川秀树、冈洁那里学到了很多现代科学的东西，丰富了他的学问体系，他晚年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物理学、数学的，从那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提出了他自己的学说“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
胡兰成与汪精卫政权
    记者：胡兰成在汪政权中的这段历史，您怎么看？
    胡纪元：我打过一个比喻，这就像歹徒劫持了小学校，逃走的人组织力量来反攻，留下来的人是为了保护孩子，两方面一起努力，以最少的痛苦和损失赶走了歹徒，这就是抗战史。真相就这样简明，只有安徒生童话里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才能明白。
    其实大道理与小道理是相通的，不能与平实的小道理相通的大道理必是假的。

    记者：那么因为这段经历，还是有很多人在骂胡兰成是汉奸？
    胡纪元：诋毁我父亲的人，到现在都举不出一件事实能证明他有损民族尊严，只能从谎言不断重复就是真理的假设的罪恶形象中主观臆造出来所谓的汉奸空帽子。在大时代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伴而生的，坏人在任何时代都有，太平盛世时也有不少。
诋毁一个人的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最有效的实验——就是让不懂事的小孩相信她就是狼外婆。狼外婆是有的，但谁是狼外婆？小孩只相信大人，但应该相信哪个大人说的呢？

    记者：可您父亲也毕竟也参加了汪政权啊，他跟汪精卫的关系怎样？
    胡纪元：胡兰成是汪精卫的文胆，汪政权当然有他的参与，不过他与汪精卫一开始就有不同见解。在船偏离航道时需纠偏的力的方向如果正好是目的的方向，是达不到目的的，各种不同方向的力的合力的方向才能使船达到目的。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

    记者：对汪精卫这个人，您有什么看法？
    胡纪元：但是对汪精卫这个人呢，我是这样一个感觉，他前期确实做到了为革命流血牺牲，不怕杀头，不怕牺牲。后期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从他的性格来看，是要维持沦陷区的人的生存，减少沦陷区的人民的痛苦，这个代价呢，就是很严重的，你不但搭上生命，还愿意拿出所有的名声，即使背上滚滚骂名，即使被你们误会，他还是要去做。
汪精卫他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是想真心诚意地要想为老百姓减少痛苦，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山海经》里精卫鸟填海的那种精神，在汪精卫身上体现出来了。我给他写过一首诗：“日月光华照天地，精卫填海魂归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非曲直乃天意。”
    但是汪精卫被日本人骗了，他手下一班人，也是出于什么目的的都有。

    记者：汪政权快垮台的时候，有没有预感？家里有没有找退路什么的？
    胡纪元：小孩子实际上是有一种感觉的，但也没想到要自保什么的。
    就是到了抗战快胜利我父亲快要走的时候，家中好像有一种荒荒的感觉，因为我父亲也很少回来，青芸姐经常到外面去，几个小孩在家里，那时候有两个女佣在管我们，吃饭也很自由，早饭放在桌子上面，我可以吃很长时间，吃吃玩玩，玩玩吃吃，也没人管我。
    有一次，我正在大门口玩，我们的花园外面有铁门，里面的大门是开的，太阳照进来，如果门的影子正了，就是吃饭的时候了。有一次影子还没正，花园的铁门开着，走进来一个日本军人，走到我面前弯下身来说，你们家大人在吗？我说，大人不在家都出去了。他就退到门外，面对我家立正，行了个军礼，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之后就走了，后来知道是来告别的，他又回去了，也没见到我父亲，那时大概已有不少日本人很敬佩他。

    记者：有想过为那段历史，为您父亲平反吗？
    胡纪元：平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承认历史的、正统的一个主宰，你是被主宰的，平反了以后呢，希望能够得到补偿，得到一些好处。最关键的，我现在这样讲，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并不是要平反，而是要争取一种言论自由，就是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我可以讲我的理由，大家可以同时讲，历史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抗战也是主战、主和两派嘛！
    但是呢，从政治家来说呢，都要标榜一种民族大义啊，把留在沦陷区的人民，都看成是汉奸，而且老百姓呢看成是伪民，抗战胜利后重庆那些接受大员，没有把沦陷区那些维持老百姓治安的那些人团结起来，就把那些人都杀了。那么这样呢，沿海地区的接收就不顺利，后来引起通货膨胀什么的，国民党的失败呢，就是他的气度太小了，很多东西他容不下，但是后来共产党就有这个气度，建国后很多国民党大员都被接收了，安排了位置。
胡兰成与中国文化
    记者：据说您一直在整理胡兰成的著作？
    胡纪元：我就是收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常常复印些父亲的文章寄出去，包括余秋雨和科学院的学者我也寄过，当然都是石沉大海，但我照样寄，寄得最多的是《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现在能做成光盘，就方便了，一张光盘可以存放所有著作，也方便寄，我尽可能把父亲的学问散播出去，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就自然会有人感兴趣，会去研究他。
    我现在身体还好，能跑跑，我就喜欢到学校里去看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对我父亲的文章感兴趣的很多，而一些所谓教授派的人反而是很保守的，自己甘于在象牙塔里占据一席地位，不越雷池一步，嗯，他们的障碍太多，年轻人反而能吸收新的观点。
    记者：您现在整理父亲的著作，对他的学说和思想理解么？
    胡纪元：我父亲很多观点，他都是靠悟性来理解的，有周易和禅在里面。我父亲说，文明来自“无”，西方只悟得了“有”，还没有悟到“无”，所以算不上最好的文明。
    要真正理解我父亲，不能只看他一本书，要把他很多书都看，才知道他整个想法什么样，他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我也不是把他每句话都奉若神明，他有些说法并不是事实上马上就会实现的。我是这样，并不绝对相信他的每个结论，但他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法姿，我觉得就是一种大的信仰，就是一种坐标系统，有了这个参考，你就知道自已在什么位置，就对世界有一种统一的理解了。
    我思考过很多问题，我相信我父亲所说的，中国的历史才是正宗的，正统的文明史，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是旁流，到最后都要回到正统里来的。

    记者：现在很多人也欣赏胡兰成的，陈丹青、阿城、陈村、朱天文他们？
    胡纪元：上一次于丹到南京来，她到南京来演讲的，第二天在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也去买了她的书，顺便就把朱天文主编的胡兰成著作的光盘送给她，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我还引用了父亲在《今日何日兮》里“遂志赋”的一段话：
    天才者，一艺易知，大道难闻。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与岗洁，是因其民族没有像中国人的自己发明易经与礼乐之事，与中国历史的情操，做他们思考的背景。可见，也不是到了老年即可成就，我是幸而生为中国人，我的岁月乃真可贵重了。
    我对于丹说，我说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相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你的底蕴，你的岁月也真可贵重了。于丹看了说，啊，你是胡兰成的儿子啊，她站了起来惊讶地说，胡兰成是个大才子，真是个大才子啊。就是像于丹这样的人，对我父亲也是非常敬重的。

    记者：早年胡兰成还研究经济学？
    胡纪元：他对经济学研究得很深，他最初出道的时候的论文就是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手工业的关税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在上海，我床底下都是日本精装的经济学的书，日文我虽然不懂，但是“经济学”三个中国字还是能认出来的，他对经济学研究非常深的，现在经济危机啊，他都有过预言，有些预言他是用象征的、比喻的方法来说的。

    记者：您父亲的经济学思想也是和文化掺杂在一起的？
    胡纪元：他有一个观点叫“产国主义”，产国主义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候苏联还是蛮强大的嘛，他们所追求的，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都是经济的动物，最后人的思想都被物质化了，物欲横流，破坏家庭，破坏人的思想道德。
    他认为要消除产国主义的毛病，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帮助，实现产业革新，恢复人的德性。他提出将来的社会要以手工业为主，以机器工业为辅，以人的德性来修正产业，而不是以产业发展为主，以人的德性来迁就产业发展，机器生产呢，保证你不饿到、不冻到，而要更多的享受呢，你就要靠手工业去实现。人家以为我父亲提出这个，是不讲科学，否定科学，但是我父亲对科学研究得很深，他晚年很多时间都在研究科学。
    这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一个观点，比较终极关怀，关心人在精神上落脚的地方。

    记者：李欧梵说“胡兰成的美学都是骗人的”，您什么看法？
    胡纪元：亦舒也有呀，亦舒还写了《胡兰成的下作》，审美观各人不必强求统一。
    另外就是，计算机只会按软件程序，按照指令处理输入的信息，只是已有信息的逻辑延伸，只能向已知挑战，不能向未知挑战。只有能悟识的人才能向未知挑战。
    我父亲的著作，对只会像计算机一样做学问的人，考证得再多再细，不懂的还是不懂。只有悟得万事万物之理相通的人，才会相信真学问是可以自证的，是可以与大自然一体的。我父亲就像是大自然的赤子，有人说他是最健康的中国人，大自然给了他最健康的基因。
    我父亲是用一生的修行和作为展现了大自然的德性，报答了大自然对他的养育之恩。

    记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自称他是荡子，怎么理解？
    胡纪元：我父亲晚年对故乡是更眷恋了，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表达了回国的意思。
    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的评价。而德才兼备的极致的荡子，在历史上能有几人？
    德才兼备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和谐的，我父亲就是德才兼备的荡子。

   （上海电视台陈黛曦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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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记》手稿（局部）

　　自去年《小团圆》出版之后，对张爱玲轶文旧作的挖掘、出版进入了一个高潮。除了去年出版的《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外，等待刊印的张爱玲重要作品还包括《雷峰塔》、《易经》等。最新一期的台湾《皇冠》杂志则刊登了张爱玲残稿《异乡记》，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在介绍该文的文章中写道，“《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的途中所写的札记。”据悉，《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很快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手稿校对中，简体版即将出版

　　宋以朗早已在张爱玲的遗物中发现写于1946年的《异乡记》手稿，但手稿并不完整，共八十页写在笔记本上。宋以朗在同期《皇冠》杂志上的文章《关于异乡记》中介绍，“这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游记体散文，讲述一位沈太太（即叙事者）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现存十三章，约三万多字，到第八十页便突然中断，其余部分始终也找不着。因为从未有人提及它，当初我对这残稿便不怎样留意，只搁在一旁暂且不管。直到几年后，我才慢慢发现它的真正意义。”由于《异乡记》是未定残稿，每一页都东涂西抹，笔记本也残缺不全，原稿经过涂改，隐约可见最初的题目是“异乡如梦”。
　　张爱玲研究者止庵昨天表示，目前他正在校这篇张爱玲文章，《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在比较快时间内出版，“《异乡记》大概创作于1946年左右，一般来说张爱玲擅长写城市和大户人家的经历，对农村比较陌生，而这篇《异乡记》就完全写了一个农村经历，这也说明张爱玲确实体验过农村生活。”

《异乡记》与多部张爱玲作品互文

　　在文本上，《异乡记》与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小团圆》形成互文。宋以朗说，“如《小团圆》第九章便跟1947年的散文《华丽缘》如出一辙。而《华丽缘》的闵少奶奶，又令我想起《异乡记》的闵先生和闵太太，难道《华丽缘》是《异乡记》的一个段落？”“但肯定的是，《华丽缘》与《异乡记》的故事背景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小团圆》和《华丽缘》都跟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了。” 《异乡记》中的叙述者是沈太太，她长途跋涉去找一个叫“拉尼”的男人，宋以朗说，“拉尼”应该是“Lanny”的音译，而胡兰成名字拼音是“Lancheng”。在文中，张爱玲写到了参加“菊生”的婚礼，“似乎暗示‘兰成’及其小名‘蕊生’。” 止庵也说，“这篇文章基本就是当年张爱玲去温州的个人记录。”
　　《异乡记》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记录了张爱玲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段经历的变体又不断出现在其他作品中。据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里介绍，《异乡记》与《小团圆》有多处相似场景的描写，而张爱玲后期的作品《秧歌》、《怨女》等中不少人物和情节都已经在《异乡记》里出现。“《异乡记》是张爱玲下半生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了。”宋以朗写道。也有研究者认为,《异乡记》与张爱玲的《秧歌》关系也十分密切。
　　对于为何将张爱玲这篇残稿公开发表，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中做了说明，“首先，《异乡记》以张爱玲往温州途中的见闻为素材，详细补充了《小团圆》第九和第十两章，而当中的情节及意象亦大量移植到日后的作品内。《异乡记》的发表，不但提供了有关张爱玲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助我们了解她的写作意图及过程。第二，张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跟我母亲邝文美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张爱玲其他遗作也在今年排上出版日程，而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系列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将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一连串纪念活动，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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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

1943年的冬天，雪落在南京的一个院子
彷佛光阴的纸屑，洒在我干净的长衫上
一架纤弱的飞机如小小的银针
散出一束灼人的亮光
从浙江嵊县胡村出来，十数年来犁过的路
像头上几朵简单的白云
屋檐下一滴纯净的雨水
现在隐居在这幢小楼里，也是被人监禁于此
我们的故事随那篇小说悠悠地翻开
午后，阳光柔软地落在眉毛上
爱

二月恰如流水，我寂然来到上海
穿过静安寺路，轻轻敲了敲门
当一张窄小的纸片从门洞中递进去
你悠悠地展开，落款是兰成
再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如同细叶浮着的寂静
绕过美丽园精巧的屏风；绕过「南京深山里的秋」
「你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
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
民国女子

一个人的夜是清凉寺内
一条条寂寞的竹帘
回到丹风街石婆婆巷20号
看你穿古典绣花的装束
去市场买点小菜
那么贞静而淹然
更多的时候，我们并坐于灯下读书
文字的颜色、性情、气味随你召唤
你说：「驱使万物如军马
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临水照花人

居家的日子像小鹿在溪中吃水
我们是银纸剪下的人形，在墙上
随柔和的斜阳淡了下去
傍晚，淡淡的月亮
于西窗浮了上来
我们挨得很近，是冰炭相融后的静
那一声「兰成」如晴天落白雨
惊动了三世十方：
「于千万人之中，于万千年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倾城之恋

我们的恋爱惊动了整个上海滩
静静的风夜，我们还在大西路漫步
看你笑语如花，人世的风景
莫过于临水处平凡的人家
炎樱在墙上画一幅苦竹
我们的婚礼亦是如此淡然
没有玉凤的风冠霞帔
没有英娣的简静悠然
惟有一行：「愿岁月静好，人世安稳」
山河岁月

木落山空，乌桕子如雪
窗外依然水木清华
从武汉辗转逃到温州
斯家老宅上还挂着从前的月亮
其后日本战败，民国政府流亡
解放军渡长江....

我悠然于小楼里写点文章
安心做一个教书匠
秀美端来粗茶淡饭说
夏承焘先生来访
今生今世

没想到你千里迢迢来到温州
长长的山路之后是一间狭小的柴屋
卷起布帘，你就站在我身前
薄薄床单尚有淡淡的回忆
一册在黑处沉默不语的圣经

我们在曲折的小巷里转来转去
边上是小桥流水人家
「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
人世迢迢如岁月，安不上取舍……」
流言 

收到你的信已有旬日
细小的光点在上面移动
清风若无其事地进来
翻动桌上的书函
如一滴露打湿梦中的蝉

记得那年除夕，你送走苏青后
独在房中摸着我的信
摸着那件舍不得穿的皮袄

「又一年将尽，月亮无声自圆缺」
十八春

应梁漱溟之邀北上
经杭州见马一浮居士
书法的精妙，如杯中的一卷云水
再往上海爱丁堡公寓，你已人去楼空
我的悔如大地回春
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想增加你的困难
你亦不要来寻我」
出了静安寺路口，我最后一次回过头
爱玲……
禅是一枝花

犹如春雪初霁时墙根的兰芽
松阴下的兰蕙，幽幽吐着香气
1951年的北海道
纷纷扬扬下着小雪
像多年前那场已经结束的爱情
从东京到北海道，再往清水市的龙云寺
纸如圆荷，一滴墨开出茉莉的形状
一切已寂然如水

       2010.3.23修改
 
说明：本诗中引文皆见胡兰成著作《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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