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从尽是白沙的江堤归来
木屐的边缘已沾满新鲜的绿泥
梅花酒，桃花坞
红楼深静的帘帷漏出的灯花
是一些细碎的银子
你还是那名穿着藕花裙的女子
提一具灯笼，等江边
一叶不归的小舟

花
 
“春天，堤岸的繁花如锦帐”
故国在渺渺的无弦琴中
千里外的琼花，已开满前朝的空枝
花窗内的心事
只有幽幽的小巷知悉
江南应该是多燕子的呢喃
多鹧鸪鸣叫的季节
我，一介书生
（一个前朝埋名隐姓的太子）
穿过青色的小径
随迷蒙的江水
来到青冢前
放下今生的富贵功名
放下一生的悲欣交集

月
 
月牙儿
飘在水榭以西的山寺
淡淡的岁月里，尽是朦胧的山径
十年前，你已削发为尼
当年的约定成了香炉里的灰烬
十年了，我终于从中原回来
退出诗酒琴剑的江湖
功名竟成了临行时，换下的一件单衣
而现在只想再握一下
你冰凉的小手
再为你画一次眉
 
夜
 
下山的时候，国真的亡了
扬州城的火焰
染红我洁白的长衫
绝业名山都是一些梦境
有什么办法度过残余的一生
难忘的是明园里你惊鸿的倒影
难忘的是山寺你种下的一本蔷薇
一切都是放生池里微微晃动的潭影
一切都是足下的一小粒微尘
（原载台湾《乾坤诗刊》2009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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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薇

    近几年来，随着胡兰成的著作在中国内地相继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多元的眼光看待他。他是无情的荡子；他是多情的才子；他是充满智慧的参禅者。一顶“汉奸”的帽子，再也不足以装下胡兰成。
    2010年暮春，记者无意中得知，胡兰成的小儿子胡纪元先生就生活在南京。在儿子的眼睛里，父亲胡兰成是什么样子？与父亲有过一段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在胡纪元眼中又是什么模样？这么多年来，胡纪元本人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带着一丝好奇，记者来到了胡纪元位于宁南花神湖畔的家中。
 

关于父亲

    对胡兰成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晚年曾写过一本名为《今生今世》的回忆录，在这部自传中，胡兰成用一支妩媚的生花妙笔，写尽了一生复杂的情感历程。在书中，胡兰成还提到了长子阿启(胡启)。书中，胡兰成讲到，他离开内地时，宝宝才刚12岁，这个宝宝，指的正是幼子胡纪元。

    关于母亲，父亲的自传里一笔带过

    “阿启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母亲叫全慧文。”胡纪元揭开了自己的身世。
    全慧文是胡兰成的第二个太太，为胡兰成养育了两儿、两女。不过，颇令人奇怪的是，在自传中，胡兰成虽然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生命中的女人，关于全慧文，却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对于父亲的这种沉默，胡纪元觉得：“我想，他是担心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纪元1939年出生在香港，几个月后便随父母回到上海，“7岁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其间还去浙江住过将近两年。偶尔，我们也会来南京小住，我家当时就在丹凤街的石婆婆巷。”
    在上海，胡纪元住在胡兰成文中多次提到的美丽园家中。“父亲那时候常常在家里写毛笔字，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是铺开一张纸，桌面上简简单单什么也没有。有时候，他也会和朋友在家里下棋。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
    在胡纪元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慈祥的：“一次，我在大门旁玩。快到吃午饭的时间，父亲带着一包小荷叶回来了。那天中午，我们吃到了清水小荷叶汤。荷叶很小，一汤匙仅能装两个。父亲说小荷叶又清香又消暑，喊我们都吃。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我知道他喜欢小荷叶，想从中国邮寄一些给他，他却不要。”
    对胡纪元来说，在上海的幸福是短暂的。抗战后期，胡兰成去武汉，后来隐在民间达4年之久。

    儿时家中常有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

    1950年胡兰成回过上海，他是和家人来作告别。那一年，胡纪元12岁。“他当时的身份特殊，因此是隐姓埋名回来看我们。不久后，他就孤身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日本。”
    1952年，胡纪元的母亲全慧文去世了。“那时候，在日本的父亲一直在联系我们，他还寄了钱和食物到浙江老家。”
    关于父亲早年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那一段历史，胡纪元的记忆和众所熟知的略有不同：“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家中常有人来，还在我家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时，我家对面不远处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和操场，在我家三楼就能看见日本兵在操练。夏天这些日本青年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几乎全裸。我家中有人唱这些歌，他们一定听得到，但父亲好像就是那么无所顾忌。另外，据我所知，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期间，常常要为居留去办许多复杂的手续，有人就劝他入日本国籍，他却不肯。直到去世，他拿的都是‘中华民国’护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哥哥的同事去日本，父亲请那位同事吃饭。同事回来后告诉我们，他和父亲走在街上，几乎沿途的日本人都认识父亲。父亲晚年出门总是穿一袭长衫，典型的中国打扮。”
    1981年7月，胡兰成在日本病逝。此前30年，此后30年，父亲只是胡纪元梦里的一个影子。

关于兄弟姐妹们

    胡兰成共有六个子女，除了长子胡启已经去世，其他五位子女有三位不约而同选择了生活在南京。

    “‘文革’中，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接到记者的电话时，胡纪元刚刚在南京大学听过一个讲座。他爱学习，并且乐此不疲，手机、相机、电脑、MP5这些年轻人的爱物，他样样玩得转；英语、填词、作曲、弹琴，这些一般人敬而远之的东西，他也样样喜爱。
    “我1959年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退休前为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曾遇到些麻烦，“在‘文革’高潮中我属黑五类子女，但我却没受到皮肉之苦的批斗，因为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的感情生活也不太顺利，直到30岁时，才认识了一个南京女孩，也就是现在的爱人。1998年，在四川退休后，胡纪元决定回到南京定居。“我爱人是南京人，而且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南京，于是我也带着家人回来了。”
    就这样，胡纪元把家安在了雨花台以南的一个小区里。
    胡纪元有一盘父亲的录像带，是父亲晚年在日本拍摄的。片子是日文的，胡纪元听不明白，但这不影响他的理解，“你看，这照片是父亲在给日本人讲书法。这个，是父亲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刚到日本时，有很多人喜欢请他吃饭，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人都不是很上进，就不愿意参加这种饭局了。这是父亲在午休，你看，他老了以后，胳膊还是很粗，身体不错。”
    胡纪元把鼠标定格在父亲脸上，然后一圈一圈地挪移，电子照片上的父亲仿佛触手可及。
    父亲的文章看多了，胡纪元也喜欢上了写东西，他写出的东西，与胡兰成竟然有几分相似。就连胡兰成的学生、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也会常常发来短信，鼓励这位“同门师弟”。
    朱天文还曾来南京探访过胡纪元，“她带了很多书给我，大都是和我父亲有关的，那些书我都放在卧室。”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多做评论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此后，他的《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等书相继出版。
    父亲的书在中国内地出版，胡纪元总是第一时间关注到，并一一告诉在南京的哥哥和妹妹。“姐姐在香港，我会打电话告诉她。还有如今生活在日本的小妹，我也会打电话告诉她。”
    胡兰成的六个儿女，长子胡启是早年娶的夫人唐玉凤所生。在日本的小女儿是自幼被收养的。其余四个儿女，都是第二位夫人全慧文所生。“我大哥胡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即将遭到全厂大会批斗，而自杀身亡。我母亲生了我的哥哥，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哥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中科院研究员。妹妹曾经在南京的一个农校当农工，后来在中学任会计至退休。姐姐上世纪80年代去了香港。我们有机会就聚在一起。”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意多做评论，“实在说不清，也就少说，或者不说。”

    “营救过父亲的青芸姐不久前去世了”

    了解汪伪政府历史的人，都熟悉一个情节：抗战末期，汪精卫与胡兰成失和，汪曾一度将胡兰成关押在颐和路的监狱内。当时，汪伪政府的内讧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后来，在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池田笃纪的强烈干涉下，汪精卫才释放了胡兰成。
    关于这次胡兰成的被成功营救，一个被忽略掉的事实就是，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出了大力气。
    “青芸姐是我伯父的女儿，她早年丧母，继母待她不好。我母亲生病后，父亲就将青芸姐接到上海，来照顾家人的生活。我父亲被汪精卫关起来以后，青芸姐连夜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池田笃纪，请他出手相救，父亲才得以保命。”
    自从胡兰成离开中国内地后，胡青芸一直生活在上海，“今年1月24日，青芸姐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关于张爱玲

 
    说起胡兰成，总撇不开张爱玲。她是胡兰成生命中绕不开的人。他和张爱玲那一段“缠夹得奇怪”的倾城之恋，曾经让无数张迷费尽心思考证，力图把薄情荡子从张爱玲的生命里剔除。然而，事实是无法争辩的。旷世才女张爱玲为何爱上了颇有争议的胡兰成？而对于父亲胡兰成的这位红颜知己，孩子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上世纪40年代，一代才女张爱玲邂逅多情荡子胡兰成，演绎出一段奇缘。随着抗战结束，胡兰成的安逸生活到头，一段感情无疾而终。
    据胡纪元回忆，在父亲与张爱玲结识后的交往期间，张爱玲曾多次来家中做客，父亲胡兰成也曾带着子女去张爱玲的寓所访问。“幼年时父亲带我去张爱玲家，五岁的孩子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大，张爱玲住在六楼，比美丽园三楼的家高得多，看到窗外的景色使我好奇而兴奋。父亲和张爱玲聊得很高兴，张爱玲的手拍拍父亲的头，说了些什么，两人笑得很开心。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年已七旬的父亲在台湾时，正值花季的侄孙女晓文照顾他的生活。有一次，淘气好动的晓文看着父亲的大脑袋突发奇想，觉得里面充满神秘，用手拍拍，笑着说，‘张爱玲也拍过你的头’，两人也笑得很开心。那时晓文已读过《今生今世》，知道张爱玲对父亲说过：‘你这人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聪明，像上海人说的，拍拍头顶脚底板也会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知道胡兰成不会与全慧文离婚，但张爱玲还是投身这场恋爱了。“我那时太小，还没有什么审美观，但是我也知道张爱玲是个穿戴很特别的人。青芸姐和她年纪差不多，对她的事情记得的颇多。青芸姐说，张爱玲个子很高，比父亲还高，她人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那种气质很特别。青芸姐印象深刻的是，张爱玲半只鞋子黄、半只鞋子黑、穿短旗袍，总是奇装异服。”
    去年，张爱玲的《小团圆》问世，胡纪元仔细读了，“书里讲的一些细节，和我的记忆是吻合的。比如，她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到我家里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了一会儿，母亲推开门和她见了一面。当时我家室内的布置与张爱玲笔下描写的颇似。小时候，父亲的书房有大量线装古书和精装的英文日文书，也有张爱玲的书、画和杂志，和大量白稿子，但不知有何用处，更不知有何价值。书房里的这些东西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几辆货车搬运走了。”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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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记》手稿（局部）

　　自去年《小团圆》出版之后，对张爱玲轶文旧作的挖掘、出版进入了一个高潮。除了去年出版的《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外，等待刊印的张爱玲重要作品还包括《雷峰塔》、《易经》等。最新一期的台湾《皇冠》杂志则刊登了张爱玲残稿《异乡记》，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在介绍该文的文章中写道，“《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的途中所写的札记。”据悉，《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很快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手稿校对中，简体版即将出版

　　宋以朗早已在张爱玲的遗物中发现写于1946年的《异乡记》手稿，但手稿并不完整，共八十页写在笔记本上。宋以朗在同期《皇冠》杂志上的文章《关于异乡记》中介绍，“这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游记体散文，讲述一位沈太太（即叙事者）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现存十三章，约三万多字，到第八十页便突然中断，其余部分始终也找不着。因为从未有人提及它，当初我对这残稿便不怎样留意，只搁在一旁暂且不管。直到几年后，我才慢慢发现它的真正意义。”由于《异乡记》是未定残稿，每一页都东涂西抹，笔记本也残缺不全，原稿经过涂改，隐约可见最初的题目是“异乡如梦”。
　　张爱玲研究者止庵昨天表示，目前他正在校这篇张爱玲文章，《异乡记》中文简体版单行本将在比较快时间内出版，“《异乡记》大概创作于1946年左右，一般来说张爱玲擅长写城市和大户人家的经历，对农村比较陌生，而这篇《异乡记》就完全写了一个农村经历，这也说明张爱玲确实体验过农村生活。”

《异乡记》与多部张爱玲作品互文

　　在文本上，《异乡记》与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小团圆》形成互文。宋以朗说，“如《小团圆》第九章便跟1947年的散文《华丽缘》如出一辙。而《华丽缘》的闵少奶奶，又令我想起《异乡记》的闵先生和闵太太，难道《华丽缘》是《异乡记》的一个段落？”“但肯定的是，《华丽缘》与《异乡记》的故事背景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小团圆》和《华丽缘》都跟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了。” 《异乡记》中的叙述者是沈太太，她长途跋涉去找一个叫“拉尼”的男人，宋以朗说，“拉尼”应该是“Lanny”的音译，而胡兰成名字拼音是“Lancheng”。在文中，张爱玲写到了参加“菊生”的婚礼，“似乎暗示‘兰成’及其小名‘蕊生’。” 止庵也说，“这篇文章基本就是当年张爱玲去温州的个人记录。”
　　《异乡记》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记录了张爱玲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段经历的变体又不断出现在其他作品中。据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里介绍，《异乡记》与《小团圆》有多处相似场景的描写，而张爱玲后期的作品《秧歌》、《怨女》等中不少人物和情节都已经在《异乡记》里出现。“《异乡记》是张爱玲下半生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了。”宋以朗写道。也有研究者认为,《异乡记》与张爱玲的《秧歌》关系也十分密切。
　　对于为何将张爱玲这篇残稿公开发表，宋以朗在《关于异乡记》中做了说明，“首先，《异乡记》以张爱玲往温州途中的见闻为素材，详细补充了《小团圆》第九和第十两章，而当中的情节及意象亦大量移植到日后的作品内。《异乡记》的发表，不但提供了有关张爱玲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助我们了解她的写作意图及过程。第二，张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跟我母亲邝文美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张爱玲其他遗作也在今年排上出版日程，而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的系列纪念研讨会也都在策划中。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将在今年9月举办以“传奇、性别、系谱”为主题的一连串纪念活动，包括“张爱玲绘画展”、“张爱玲手稿及书信展”、“张爱玲电影工作坊”、“张爱玲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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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先生的小说，读了，又都忘了。除了某短篇描写一只煤球炉停在弄堂口兀自冒烟，活灵活现，还有《倾城之恋》里旅馆床上的那枚电话，主角不挂，也不听……但究竟怎么回事，也忘了。
　　不是她写得不好，是我记性不好。
　　《色·戒》读了好几遍，全记得。同二战前最好的英美短篇比，照样精品。多少描写革命的文字都不曾提供革命的细节，或者说，动作的细节。譬如暗杀，是枪抵在胸口，很近地扣扳机。张爱玲哪里干过这种事呢。干过的，要么不读小说，要么不懂文学(辛弃疾亲自动手，真杀过人)。
　　后来回上海每经过平安电影院，就会想到曾有位民国女子在此地失风被捕，随即处决。小说里写她胸部很丰满，党内(国民党)派她扮作汉奸的情妇，伺机下手(真浪漫)，临阵动了不该动的情(真的浪漫)，为情夫所杀。平安电影院1949年后不曾易名，还在，幼时去那一带奔跑玩耍总有千次吧，上海人谁晓得她?“我党”是不会追认她为烈士的——我看小说，好的小说，一律当它真有这么一回事，有过这么一个人。
　　我喜欢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题就起得好。写戒严封锁，路人拦在街边，忽而两个便衣从中捕走一人，动作、背影瞧过去“熟狎而自然”。《更衣记》也好。现在中国人穿成这样，该由张爱玲来说说。有些话题，换个人就说不像样的，意思对不对，另一回事。
　　1995年我在台北办画展，某日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走累了，想就石阶上一份路人遗弃的当天报纸垫坐歇息，待我躬身，一眼瞥见头版通栏报道张爱玲的死讯。
　　我就捡起来读，周围是吵闹的街头音乐与摊档叫卖声。此后，两岸三地连篇累牍议论这位“民国女子”，说长道短，自有那痛惜哀悼的，也有指她中年后的避不见人是因贫寒而要面子，总之，都动了一番感情，而就我零星读到的，都乏味，或起厌烦——英国有位诗人形容出版一本诗集是“向没有才能的人证明自己的才能”，我读追写张爱玲的绝大部分文字(包括传记)，只觉得众人是“在有才能的人面前证明自己没有才能”。
　　而且没有品性。
　　但凡是个人物而生前身后被议论纷纷的，情形大约如此——要晓得张爱玲，只有读胡兰成。并非她是他的妻。多少恩爱一世的男女晚岁追记亡夫亡妇，也是读来乏味，以至不堪；而胡兰成与张爱玲相处不过数年，其间，其后，胡兰成即另有爱人，不止一位，都在回忆中详细交代着。可是胡兰成说他一生只给四个人“敬一炷香”，其中唯张爱玲是女子：也并不因为她是他的妻，而是“爱玲开了我的聪明”。
　　是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见了自己的才能。
　　胡兰成，浙江人，曾任职汪伪政府高层，日本战败后隐匿浙西南一带，50年代初流亡东瀛，著长篇散文体回忆录《今生今世》。1981年客死日本，不知可有人通知张爱玲，其时，距他们分手已过去将近四十年。全本《今生今世》，目下在大陆还难觅得，其中写张爱玲的专章“民国女子”在国内发表过，当然，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当今作家。偶遇知道他，读过他专章的，略表兴趣，读过全书的，多不以为然：或不见其才，或骂他风流自赏。说这话的，自然是“共和国女子”或大陆“作家”——80年代，我们忽然知道中国有过沈从文、张爱玲，弄得这二位早已封笔而当时尚且健在的人物譬如文学上的“出土文物”。
　　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张先生之处。在海峡两岸，他是至今尚未出土，或出了土也不宜谈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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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兰成读书不精而有才子气，所以行事每同聊斋秀才：野店荒村不为苦，萤囊映雪亦不为乐，逮风吹帘动，投歪诗数行，方见他的一番道理。
    卖蹇得福，古已有之；以锦绣文章博人青眼暖我枕席，原系两厢情愿。惜乎胡君刁钻，诗赋不过引用，美人还要利用，得意再往的事，在道义与概率上，都容易露破绽。胡君为人为文破绽都不少，只乏博闻广识如贾母凤姐之辈人物来掰谎，孔雀裘上烫焦的黑洞眼反以为是花头，可骇笑而无人笑，实在缺了典。
    我自眼慢书生，欠奉挦撦功夫，往往迎头遇上，也只轻轻放过。惟独一次，胡君那形容新奇的书袋，祭得人“又佩服又鄙夷”，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退而志之，俾知太阳底下无新事，所谓胡君风致，亦不过善拗造型直至夸张失度，论情思好恶，则常人一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今生今世》形容女人，无一不“别致”：
    随又二月将尽，一天比一天晴和。我与小周及护士长游归元寺。归元寺在汉阳鹦鹉洲边，我们走了去，到了时只见山门外沙堤上游人甚众，而小周使我想起唐诗：阳春三月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不识，蛾眉犹带九秋霜。只觉那浑不识与九秋霜与艳阳天气用在一道，真是非常好，现在小周即反为很少语笑，见了游人亦只清目一眄。
    这段描写，“随”字最见功力，干净利落地劈下一个承前（尽管无所做为）启后（无非寻常事迹）的时间点，浓墨重彩写一笔最符合“民国世界”道理的情人出游：以示正大光明的“三人行”加以示良家身份的“不语笑”。
    周训德“清目一眄”的楚楚风致，与张恨水笔下冷清秋马车游春同一机杼。这等审美倾向当归功于社会进步，市民阶层壮大，“淡妆素服，宜室宜家”的小家碧玉“柴凤英”数量占优，压倒朱门大户“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薛宝钗”。
    流行就是趋同。于是天差地别的两个男人描写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来，一律在朴素上做文章——哪怕胡君特别强调一个“反”，也没反出“同一首歌”。
    张爱玲曾调侃张恨水喜欢端庄中带诱惑性的女子，标志即是“红旗袍外罩蓝布衫”，完全说破他心理，所以显得谑虐。胡兰成爱小周，无非亦是此调，却生生把黄金比例拉长：“红旗袍”与“蓝布衫”一过为“九秋霜”和“艳阳天”，感觉忽冷忽热，视觉又白又红，厚道人要发疟疾，刻薄人则马上想起“若要俏，穿重孝”，又或者武大郎识趣死了，潘氏登楼露出些子颜色衣服，总之，“十分作怪”。
    得出正确结论，需要恰当训练。福尔摩斯也常向华生医生讲解逻辑思维的必要，我们只要多来点阅读材料，揭发胡氏的“不学有术”还是容易的。

    “九秋霜”的诗本事初见于《酉阳杂俎》：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
    这故事恐怖，屏风上踏歌的妇女也非善类。志怪的类书《太平广记》中，还有邢凤梦见美人的故事：“（邢凤）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偃卧。梦一美人……为古装，高髻而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褥……于是美人授诗”，即此事的流变。倒是《太平广记》里的这位稍稍亲切些，尤其当邢凤也十三兮兮地送上去问“如何弓是腰”（恐怖片里的男主角总是拦也不拦住地犯傻），她没有配合动作。但再善良也是鬼物。不穿时装的美人有多么可疑？问问猪八戒如何辨认无底洞打水的女妖就知端的。其诗则作：
    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
    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
    “蛾眉空带”“罗帷空度”还有《全唐诗》记录异辞的“罗衣空换”，无一不令人想到四鬼联诗的名作：

    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
    空庭明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

    黄泉丘墟的营生，仔细想想应当就是这么回事。人的想象力有限，阅读理解更有传统。古人作诗引句历来极是严谨，稍有差池，就要被牵头皮。尤其如“九秋霜”之类，除了鬼故事，谁敢造次？宋人崔伯易抄袭《阳春曲》之意，另作过一首类似的东东：

    罗袜香消九九秋，泪痕空对月明流。
    尘埃不见金华路，满目西风总是愁。

    风味略逊，但却是放在《金华神记》的结尾让金华女神出风头的。而宋代以后所谓的“神”，也就是比较能作威福的“鬼”。
    常识，曾经人人都有，所以“蘼芜满院泣斜阳”虽是古诗，贾府的清客们也要连叫两声“颓丧”，决不肯用作匾额的。

    于是，我再不能想象胡兰成是读过《酉阳杂俎》或《太平广记》再引此诗形容小周，不怕诗谶，亦不觉得触霉头乎？他老人家自然也不是掉《全唐诗》的书袋，因为《全唐诗》版没有“蛾眉”二字。
    神奇真神奇，不通又不通，原诗的语境虽然是知道了，胡兰成君“学问”的门径，却越发模糊起来。半新不旧的教育，往往会有这种奇迹——我大胆猜测胡兰成兴许还读过迅翁唐宋传奇相关的论著，《春阳曲》这篇奇文也惟有放在灰色论文集里面不显诡异，反觉艳丽可爱。
    《诗话总龟》载黄山谷（苏东坡说鬼成瘾的同气朋友）最喜欢的两篇“鬼诗”都在《酉阳杂俎》里，一首便是“长安女儿踏春阳”，另外一首是：“流水涓涓芹努芽，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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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击壤歌》，原是朱天心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年少之作，亦是扬名之作，我读了来，感觉颇像是女子版的《未央歌》，不啻是鹿桥的一脉真传。干净的红砖路，白云碧海的校园，空气里飘散着青草味，她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逃学为了读更多书，教科书之外的文史书，看电影，坐火车出城看世界有多大，真是南天下的一股久违之感。
    而白云悠悠下的这些女孩子们，心思闲静得，仿佛能装得了整个天下。
    作为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朱天心十五岁之前出生、成长在眷村——这个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岛军人眷属的大院，中国内地是她们最大的乡愁，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热爱中国文化历史（文化中国），则总总构成她们被拉扯扭折的处境。
    当年等着进台大的暑假里，朱天心少女大志，寄情家国天下，便提笔写了这本《击壤歌》，是年方才十七岁。她一边写《击壤歌》，而胡兰成一边在写《禅是一枝花》，“他见我玩疯了中断写稿，就上街买上好的日本圆珠笔与我，和我小孩气的勾小手指相约看谁先写完”。《击壤歌》里后两章，明眼人或能看出“偷渡”了不少胡兰成的东西，而只以“爷爷”代称。是时胡兰成的书被禁，朱天心为之鸣不平，便在书中大量偷渡，“用我的方式让之得见天日”。
    晚年在台湾，胡兰成别开教筵，闲来开讲易经和禅学，但未几胡氏被扫地出门，却再无人愿认这段教谊。只朱西宁坚辞重压，为胡兰成在自家隔壁租居寓所，生活上予以照料，几乎将老友好友得罪怠尽，乃至绝交，其中即包括早年老友、著名诗人及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他说：“我们都是抗日战争过来的，怎么与汉奸搅一块儿？”
    朱西宁先生在台湾，小说十分了得，素有“军中三剑客”之称，虎父果然无犬女。文坛父女兵亦是一门三剑客，朱天文、朱天心这对姐妹花藏剑气于柔媚，倒是越发有乃父、乃师的风范了。
    为策划这本《击壤歌》，我跟天心打过几通电话，有时是天文接，有时是天心接，有时是她们的妈妈刘慕沙接，天文的声音略微成熟，而天心的则还像小女孩，如初试啼声。和天文比起来，天心是更有英气，感情上的爱憎也更明亮，斩钉截铁的，天文更多的是耽于艺术。
    天心曾说：“那时来访簇拥的众女子，皆喊胡先生或老师，我第一天就叫胡爷爷，是异于他一生所有际遇过的女子吗？他真的就爷爷起来对我，叨我不许再戴隐形眼镜，叨我别再整日抱狗抱猫，叨我三餐要正常别只吃巧克力像苏曼殊……他把着手教读礼记诗经史记，教下围棋，买帖子要我练字（替我挑的是《西峡颂》）。”一生在脂粉堆里打滚而来的胡兰成，老来与一班小女子玩耍，是无人理会的自解闲情耶？还是念念不忘地要传个香火师承耶？
    只是岁月一恍，当年的明丽少女朱天心，如今也五十开外了。不过，好在中华文化的台湾一脉，于斯为盛，天文天心这些女弟子们，才学情思，至今还拿写作当一门手艺活，活儿做得精细，像是好木匠。天文、天心是至今也不会用电脑，往来只发发传真，每日写作也还是纸笔作战，手写的字还是好的，一笔一画的，笔端留有情思，不像电脑打出来的字，都是糠的，非关人情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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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女子青芸

    27日晚上9点多，一个电话打进来，是胡晓文，她当日刚从台北飞抵上海，告知我说青芸姑姑去世了，行前朱天文托她带来书稿和《印刻文学》的稿酬，要其去拜见一个老先生倪弘毅--胡兰成生前的得意门生，他此前曾写过一篇《胡兰成二三事》，说要老先生看看资料，回忆一些胡兰成的往事，趁思路清晰赶快写出来。
    胡晓文乃胡绍锺的长女，青芸与胡绍锺则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弟，其父即是胡兰成的三哥胡积义，胡积义亡故后，青芸、胡绍锺姐弟的教养之责全赖六叔胡兰成。
    胡绍锺跟着胡兰成读书求学，后来读完上海交通大学，1948年去了台湾，再无归来。青芸本名胡春雨，生于1916年，幼时受继母虐待，父亲亡故后跟随祖母和六婶唐玉凤。胡兰成与发妻唐玉凤都视青芸为己出，玉凤逝前还将幼子托付望她姐行母职。青芸识书认字，“全是伊教的，把着手”，“后来伊不教了，我也不去读了，就是伊给的这点基础”，夏天乘风凉，胡兰成还会在稻田里坐把椅子，叫青芸拿把小矮凳，给她讲《圣经》和《三国》。
    1939年，遵照叔意，24岁的青芸辞别老家，带着13岁的阿启离开胡村，坐了三天的船，从宁波转到上海来找胡兰成。大西路(现在的延安西路)美丽园28号，这幢三层楼的红色小洋房里，青芸是主人兼仆人，一手操持打理家长里短，拉扯胡兰成的五个儿女。
    1943年，胡兰成因一句“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遭汪精卫逮捕，其佣人老炸星夜赶回上海向青芸报信，青芸忙去使馆找池田笃纪，靠日本人帮忙，被关48天后胡兰成终才出狱。生死交关之际，青芸挺身相救，也不枉胡兰成一句“但如今只有青芸是我的知己了”。
    为拉扯五个堂弟妹，人事纷扰，青春蹉跎，青芸耽误了终身大事，30岁才嫁给沈凤林。胡兰成作为家长主持婚礼，新婚照上青芸盛妆端坐，手捧一束马蹄兰，微笑矜持而美丽。
    青芸比张爱玲大三岁，她喊张爱玲为“张小姐”，而张爱玲则直呼她曰“青芸”。
    在《小团圆》里，青芸被张爱玲化名为“秀男”，“俏丽白净的方圆脸，微鬈的长头发披在背上，穿着件二蓝布罩袍，看上去至多二十几岁”。秀男到九莉的住处，九莉和之雍在高楼阳台上看她离去，她在街上还又别过身来微笑挥手。秀男告诉之雍:你俩像在天上。
    张伟群先生曾登门拜访青芸，写成一篇《红烛爱玲及其他──青芸亲见亲闻张、胡生平事证续》，青芸详述胡兰成、张爱玲结婚前后，“两张纸头我看见咯，一对蜡烛插勒馒头里厢，也点蜡烛咯”，一幕幕回放拜堂、签约、媒证、洞房花烛，终令这场情缘公案大白于天下。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道:“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婚书前两句是爱玲所写，后两句为胡兰成撰，旁写炎樱为媒证，青芸所说的婚约“两张纸头”，当是这张由张胡联手起草、全文尚不足五十字的婚书。
    胡兰成说，他最爱旧式婚姻。但将一对红烛插在馒头里权充蜡台的，只能是天才张爱玲的主意。受西式教育长大的她，此刻情情愿愿接受旧时婚礼，透出内心多么渴望认同。
    此外如世所周知，胡兰成的风月往事一直饱受批评，他也被封为操守上无大节，私德上滥情负心。青芸以其特殊地位，深入胡兰成生活交际，和多位女子都素有渊源联系，她说六叔并不像外间传说的那样滥，是“断了一个，再跟第二个的”，全慧文患精神病后，胡兰成虽然一面也发展感情，另一面的确待病妻很好。正如张伟群先生所言，人是复杂的多面体，胡兰成对女人重情、尽责虽不像他的风流行为那样彰显，却同样包含在全部人格人性之中。

凡人胡春雨

    2009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我忙里偷闲，约青芸的二女儿亚丽见面，碰巧小女儿云英刚从西班牙回来，住在昆山，于是第二天也赶来见面。在展览中心对面的上海商城，三个人三杯咖啡，聊起她们的家庭往事，借由两个女儿之口，青芸的形象和细节也渐渐丰富起来。
    解放后，胡兰成辗转日本与台湾地区，青芸并不像六叔想的“已经穷饿苦难死了”，她一直强健地生活在上海。四邻都不知她叫青芸，喊她“老虎姆妈”(长子沈寅属虎)。丈夫沈凤林死在劳改农场后，青芸一人在弄堂生产组做手工活养家，一家老小退缩到二楼的亭子间里。邻居一再夸赞她是个有文化的人，养的一帮子女都争气，“文革”后多半靠自修读了大学。
    编结组收入不够，青芸便去帮佣，“每月十块洋钿，带小菜，汰汰衣裳”。早上四五点钟才开秤，她半夜里要起来，排在最前面才能买到紧缺商品小排骨、猪肝……青芸接编织的活，有的活拿到家里，女儿们帮着做。她辛苦地维持着一大家的生活，到冬天手上都长满了冻疮。到了月末，买米的钱都要向人借。东西也常拿出去典当，家里有一大叠当票。
    上世纪50年代，初兴向党和政府提意见时，青芸即说是“引蛇出洞”，不要家人去讲；而后来搞批斗，因为胡兰成的关系以及沈凤林解放前的身份，大字报一直贴，后来竟糊满了家门口，青芸亦不管不顾，带着子女照常生活。青芸小女儿云英说，妈妈什么都清楚的，政治上敏感得很。想青芸纵是个平凡家庭妇女，但究竟待在胡兰成身边30多年，政治上的风风浪浪和人情世故的变幻莫测她亦遭际良多，现实训练出的敏感嗅觉，到底非凡人可比。
    胡兰成晚年与子女通信，总不忘叮咛再三:“是青芸将你们拉扯长大。”《今生今世》里青芸更是多次现身，胡兰成对其评价极高，“人世的富贵贫贱，她唯有情有义，故不做选择”。胡兰成的五个小孩，连她自己的五个小孩--也就是青芸常说的“上五下五”，都靠她一手拉扯带大。胡兰成得意时，青芸为他操劳持家；失意出亡时，青芸更得挑起六叔留给她的这副重担。六叔说她是“故不做选择”，但一家十口小人儿的吃喝拉撒，青芸却是没得选呀！
    2009年8月间，我去南京拜访胡兰成幼子胡纪元先生，提到其堂姐青芸，老人家忍不住眼眶泛红:“近几年我都去看她，有一次她跌倒了，我到上海去看她，她看到我亲得不得了，抱着我，临走时我亲她脸，她哭了，我扶着她照了张相，她半闭着眼，哎呀，心里面亲得不得了，我去看过她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她身体好起来了，好得很快，奇迹般地又恢复健康了，有过三次都是这样的，就这么奇怪。我爸爸后来给我的信中也说，要记得青芸姐。”
    2009年11月间，胡纪元先生来上海看望青芸，我本有意一同前往，后来想了想，记起张伟群先生的话，有些事外人问也不大能问出什么，且都是零零碎碎的，还是由亚丽、云英姐妹平时留心记下来为好；此外他们姐弟亲人相见，外人在场也不大好。于是我便没有去。
    不想事过两个月，青芸却走得这么快，想再见一面却已阴阳相隔。
    近年来，胡兰成被发掘出土。青芸是胡兰成的亲侄女，且在其周遭三十余年，许多大事风浪都厕身其间，她的一言一语虽非真理，但却大可为那个时代的人人事事画像还原，且她的一生虽凡人却犹胜凡人，传奇如戏颇堪细细思量品味。
    今天，斯人远去，世事翻新。我这个后生小辈也只有写下这篇小文章，来表达对这个人生传奇、有情有义的奇女子青芸的纪念和追思了，虽未能谋面，而心向往之。据《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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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离开成田机场时，我跟仙枝天心在出境口向兰师鞠躬后，一阶一阶走下出境大厅，回首望去，站在阶梯口一袭长袍的兰师真是高山仰止，笑笑跟我们摇摇手再见，那是我最后看到的兰师。
回台北后，兰师写信来说开始着笔写《今日何日兮》，次年完成付印。然后又写《日月并明——女人论》，从女娲写起，打算写到林黛玉晴雯，及民国诸女子。我们正等待兰师写完周文王的夫人之后要怎么来写妹喜、妲己跟褒姒，兰师竟就去世了。本来我们还约定好秋天一起看红叶的。
    今年二月底日本举办第一次台湾电影节，我随团赴日，出了羽田机场，冷风迎面扑来，依稀带着那股熟悉的干爽的寒香，久违了东京，别来无恙乎？
    星期三跟咪咪约好在福生车站见，孝贤和淑眞随我同去。那条从荻洼、立川到福生的国铁，樱花开时，火车曾经多少趟穿过两边的云霞人家，兰师跟我们讲着明治时代的事情，有时四人瞌睡成一堆。如今暖器还没有撤去的季节，车厢座位底下烘烘搧出的热气，使得我和孝贤淑眞也惺忪起来，窗外倏倏闪过枯树黄草，五年的时光一晃眼就这样过去了。
    车到福生，隔车门看到仙枫站在站台上，挺挺如一棵槿花。我跳下车叫她，两人抓住手，她的眼睛就红了。过站台，到对街新盖的麦当劳店，一路我讲中文，她讲日文，看着她那张热腾腾的脸，奇怪，都听懂了她的话。原来她看到报上消息，不知道《小毕的故事》已译成日文片名《少年》，索性电影在银座东映剧场第一天放映时就跑去看了，结果是《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和《大轮回》，看完当日才收到我寄给她的招待券，于是又看了《玉卿嫂》和《小毕》。呱呱呱的讲话，一如从前，就是她擦了口红，我也擦了，指指她的嘴巴，两人开心大笑。
    师母和咪咪在麦当劳，我奔上楼，见到师母就哭了，仙枫也背转身去哭。师母已八十五岁，自老师去世后，不再做小菜吃食，下雨天在家，平日总是按着她心中认定的那条又远又绕的小路去老师坟上，在坟前坐个大半天。以前师母每对我们说，她要比老师后死，我先死了，你们老师可怜呀。师母是滚过刀板来的，什么场面没经过，我经得起，不能先死。
    此时师母回复到像婴孩时期的纯一，往事如繁花落尽，不生烟尘。偶尔，师母的思绪会像一艘小船驶过混茫大海，划开一道花白的波澜，师母会指着窗户外边飞飞停停的鸽子说：白鸽人，顶势力。     咪咪把母亲的话解释给我们听，是说谁家兴旺时鸽子就飞集来居，一败，鸽就走了，所以他们上海老家把势力小人叫白鸽人。师母又说：什么都是假的，身体健康最要紧。福生市上空紫烟蔼蔼的，师母说：天要做雪了。
    天冷，师母回青梅家里，咪咪和仙枫领我们走路去墓园。咪咪买了桃枝和油菜花，道：三月三日女儿节嚜，父亲最喜欢这两种花。菜花亮柔的黄色，桃花红，那是江南民间的颜色，兰师是从那里出来的。墓园即在兰师常常打拳的多摩川公园路侧，仙枫打了一桶水提到坟前，将木桶和木杓交给我，我走上石阶，将桶里冷冽的清水舀了一杓自碑上淋下，心如明镜，觉得我的一生哀怒悲喜全部都过完了。已是新的世事来到兰师面前，仙枫结婚了，天心结婚了，我今来日本住赤坂王子饭店，大宴小宴，有我的新朋友们，这都是我自己结交来的场面和人情，兰师也要夸赞我的罢。然而眞是多么不一样的人生了啊，眼泪在黄昏的风里掉下来。
    咪咪向我们鞠躬道谢，仙枫站在一旁侧着头微笑，很欢喜的样子。碑柱上刻着兰师的字“幽兰”，侧碑是师母为老师写的小传，笔触横豁就像师母有一幅条字写着的，“听天由命”，豁得大明大开。咪咪说坟地是她跟母亲选的，面向旭日升起的正东面，好极了。
然后我们搭车去日之出町冈野法世家，在高岛屋面前一家糕饼点买些吃食。仙枫给我和孝贤、淑眞一人一包女儿节吃的糖，金箔线扎住透明玻璃纸袋，里面是星星形状的嫩草绿、水仙黄、樱花红和冰白，一人手上捧着一袋春天，走在寒爽的空气中，这就是日本。美术的民族，花的民族，这样一个世界工业大国，结果是以其日本之心，那种极其女性的素质和性情，而胜过了所有的工业先进国家，让我会为他们的一匹西阵织，一张手漉信封，一个装陶杯的松木盒子，这样抚叹良久，良久。
前年里根访日时，与夫人曾到日之出町参观幼儿园，当地人将岗野先生的一块陶版曾给里根夫妇，岗野先生声名大噪，从此更忙了。我们到达岗野先生家时已天黑，巷底老远的松影下边跑出一只蓬松大狗吠着，一名女孩张开手臂快乐的跑上前来，竟像古老美好黄金年代的事情，是小女儿文子。双胞胎姐姐良枝宽子已是高中生，岗野夫人仍然只像三个女儿的大姊。墙上那副兰师赠陶人岗野的字，“佛火仙焰劫初成”。
    稍后，仙枫的先生阿部下班来此，大家围炉吃茶。良枝三人收到礼物，眼神向母亲探问可以吗？母亲笑说可以，她们才仔细把礼物拆开，大论得到什么都是满心喜悦的，看在我眼中，以为又是前代的事迹。仙枫与阿部同习能乐而认识，阿部是地谣伴唱，仙枫是舞者，结婚后两个人，礼拜四礼拜天去涛涛会习能，仙枫每听到人家讲阿部，脸先红了，在一起的时候，两人隔得开开的，又近近的。她与阿部，使我想象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善于吹笙，夫婿萧史吹箫，后来二人乘金龙紫凤翔云而去，世人所羡乘龙快婿，眼前的不就是。我笑着看着她，看着阿部，她金银叮当笑起来，斜斜倒在我肩上，这样纤丽的女子，待朋友如男儿般义重情深。她道：“老师是我的恩人，在台湾时你父亲待老师的各种，我们日本友人衷心感激，朱先生是我的第二恩人。”
    多少年前，同样是在这坪榻榻米房间郁金香盛开的午后，天心和良枝三姐妹在树下荡秋千，兰师坐在现在仙枫的位置，谈了许多话，最后说：“绝对的相信就是永远不会失去。我相信天文的。”此时岗野先生从拜岛车站赶回家来，隔几坐定，那张端端然然土地般的脸容已是一切，朋友十年不见，亦永远不会失去，这一剎那我才懂得。岗野先生将他新烧的数只茶杯碰上相赠，孝贤收了最大的，大家都笑了起来。
    深夜离开岗野先生家，搭京王线回赤坂的路上，孝贤说：“今天的一切，谢谢你。”
    与淑眞三人走出地下铁，顶头高入夜空的王子饭店，璀璨如一座钻石宝山。天寒地冻，夹道而上的两行樱花未开，确实人意烂漫，倒先开了三四分。从来不会写诗的人，也有了一首诗：

我们的事
就是掺入人间的沙砾也不坏金身
把未来还给苍空
爱惜眼前的光阴如织
人儿如画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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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直至1954年，一片空白，她没有发表任何一篇作品；下一个空白，是1955年到1958年；然后三年两载，偶尔一篇半篇……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将自此萎谢了。”为失爱而放弃写作，也是一种情死，有的是凄艳红。直到《小团圆》的问世，我明白了：战后，没人肯发表她的作品了。她是汉奸妻，人人戏。受过她恩惠的男人，理直气壮在公车上对她性骚扰。她深居简出，难得去社交一次，那人不理不睬，只站在钢琴边，“萧然意远”。
　　张爱玲也谋过出路的，“要稳扎稳打，只好蹲在家里往国外投稿，也始终摸不出门路来。”没门路还写什么？手艺活最讲究拳不离手，停笔和停战一样，时间越久越荒废，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永远打不起来。她渐渐，写不出来了。
　　我曾经发神经一样发自怜，为自己撰一副对联：笔丛十年餐风客，京师千里卖文人。那段日子，张爱玲文字卖不出，以何为生？第一次，我清晰地意识到了：她其实是很穷很穷的。“她赚的钱是不够用，写得不够多，出书也只有初版畅销。刚上来一阵子倒很多产，后来就接不上了，又一直对滥写感到恐怖。”

　　我作为职业写作者，对写作完全没有廉价浪漫的幻想。是什么使我误会她是横针不动竖针不拈的林妹妹，“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
　　大概是因为胡兰成说过：“爱玲的书销路最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信里她还附了三十万元给我，是她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一部《不了情》，一部《太太万岁》，已经上映了，所以才有这个钱。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寄钱来，现在最后一次她还如此。”胖子才能去抽脂。再视金钱为粪土，赤贫的人也没法施舍。
　　——我没想到，那本来就是胡兰成的钱。
　　“经济上我保护你好吗？”胡兰成这样说。是比“我爱你”更炽热更认真的承诺，因为确实做到了：“他又带了很多钱给她。……每次回来总带钱给她。”有一次姑姑说她：你是个高价的女人。
　　这些钱，“那次去看之雍（胡兰成），旅费花了一两（黄金）。剩下的一直兑换着用，也用得差不多了，正好还有二两多下来。”这二两，就是她的别后赠金。他不肯说，大概是撇清自己包养的嫌疑。
　　那段日子，她穷成什么样子呢？“她就靠吃美军罐头的大听西柚汁，比橙汁酸淡，不嫌甜腻。两个月吃下来，有一天在街上看见橱窗里一个苍老的瘦女人迎面走来，不认识了，吓了一跳。多年后在报上看见饥民的事，妇女月经停止，她也有几个月没有。”是大姑娘害相思，茶不思饭不想吗？还是，她没钱到买不起米粮，罐头汁是原来的储存。
　　他为她做过的另一件事是离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今生今世》）。《小团圆》里写到这一段是：“终于这一天他带了两份报纸来，两个报上都是并排登着‘邵之雍章绯雯协议离婚启事’，‘邵之雍陈瑶凤协议离婚启事’”。
　　我一直厌恶胡兰成：他的风流自赏，把张爱玲与小护士小寡妇相提并论，是侮辱了她；他是汉奸，她接触过她，就像麦克白夫人手上滴了永远洗不清的血，断绝了战后以文字谋生的普遍机会。
　　但，看过《小团圆》，我对他的想法完全改观了。是的，他不忠，但现代道德观不能前置上上代；他政治立场有误，但这跟爱情其实没关系。她不喜欢现代史，而现代史自己打上来。而他，爱过她吗？我想：是的。
　　年轻时候，我曾以为爱情，是忠贞、付出、牺牲、承诺及践诺。我终于发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说“爱”往往只是给性欲一点尊严而已。而：给她钱用，未婚向她求婚，已婚为她离婚，已经算是真诚务实、发自肺腑的爱情姿态了。——而我，尚且不曾得到过。
　　今生今世，永远没有团圆之机了。 据《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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