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博客网页中读到吴佳璇医师的《张爱玲满是跳蚤的晚年华服》，阅后既感且佩。吴医师是在台湾执业的精神专科医师，亦热衷写作。感谢她从精神科专业角度来看张爱玲晚年所患「跳蚤引致的皮肤病」；佩服她除了参考有关书籍、通信以外，更亲赴洛杉矶走访张氏当年居停的公寓及汽车旅店等，这实地考察 (field visit)，更充实了她撰写上述的简短「类」病历传记 (pathography)﹙文章原载于台湾《联合文学》2010年9月号311期﹚。该文中引张爱玲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原文应作「蚤」子，但吴医师可能另有用意。蚤乎、虱乎，下文再谈。
    笔者亦是精神科医师，在香港及海外执业三十多年。吴医师认为张氏晚年所患的皮肤病是「妄想性虫爬」(delusional infestation)，是精神病的表征。笔者以为更贴切的诊断很可能是「妄想性寄生虫病」(delusional parasitosis)，属躯体型妄想症 (delusional disorder, somatic type) 之一种。妄想症的患者，除了因妄想 (delusion) 主题及有关事物影响外，情感性障碍并不明显，一般功能无显着受损，行为亦无明显奇特怪异 (bizarre) 之处。妄想的主题，一般不算特别怪异，甚至似乎合情合理，有别于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怪异妄想。妄想是异常的思维内容 (content)，不同思维形式 (form) 的障碍：缺乏逻辑、语无伦次等。妄想症病者的思维形式大都正常，甚至能言善辨，以捍卫自已的想法，一如其它的精神病，患者缺乏病识感 (insight)。他们的智力正常，有些患者的记忆力甚至较一般人尤高。
    妄想性寄生虫病的描述早于1938年由一位瑞典医师Dr Ekbom提出，故又名Ekbom 氏综合症。典型的患者是中年或高年的女性﹙与男性比例高出多倍，可能是女性一般对虫、鼠类都较敏感、畏惧﹚，很多时是独居﹙未婚或孀居﹚，与社会比较疏离。在精神科医学统计中，此症并不普遍，但低发病率原因主要是大多患者不肯就医。妄想性寄生虫病的研究，亦可见于皮肤专科医学文献及昆虫学的科学杂志中。到精神专科求诊者，大都已经皮肤科医师详细检查，未能找出病者相信的「微小寄生虫」之类的致痒、致痛病原。大多数患者缺乏病识感，对药物及心理治疗亦不合作，到诊若干次后便自行停止，跟进困难，以致结果不明。 有一种相关于妄想性寄生虫病而更罕见的，英文是delusional cleptoparasitosis，不知有无正式中译，姑且称之为「妄想性住所寄生虫病」。患者的专注，不是皮肤上、内的虫类，而是它们藏匿在住所中，间歇出来侵扰，虽经灭虫专家多次调查处理，依然无效。笔者有一个案，事隔廿十多年，记忆犹新：一位年约七十的独居妇人，深信家中有微小昆虫藏匿多月，昼伏夜出，间中咬她双腿。皮肤科医师检查祇见抓痕、无虫咬迹象。患者自行以杀虫水对付，不得要领，灭虫公司亦无所获，弃掉家俬杂物，都无改善。她住公屋，搬迁不易。最后她决定「火攻」，两次小火之后，被控以纵火罪，法官接纳医学报告，以精神健康条例颁令强制治疗。
    从动态心理学 (psychodynamics) 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这类妄想跟「性的污染」(sexual contamination ) 有关，患者的内疚或怨恨可能源自她 / 他对父 / 母亲一些幻想的关系(fantasized relationship)。这些内疚或怨愤被投射 (project) 到皮肤，便型成了一种有界限的妄想 (circumscribed delusion)。后者或会成为一个防御机制，藉以感轻更广泛及严重的心理崩溃。但这些心理分析的学说，一般人未必容易理解及接受。无论如何，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内脏与外界的屏障，亦是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境。正常的触觉可能产生幻觉，后者便会导致妄想，令患者深信不移。
    1995年张氏去世后，有关她晚年患上的「皮肤病」是「跳蚤过敏」或源自「精神障碍」的传闻不绝。2007年苏伟贞编着的《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出版，其中水晶、司马新及林式同等的文章，对张氏的病情、以至「纸上诊断」，都有帮助。2008年庄信正着的《张爱玲来信笺注》问世，其中自1983年10月至1988年3月的十多封信中，每次都提到跳蚤、fleas的为患。到1989年底，flea、蚤卵又在信中出现。年前笔者与精神科及皮肤科的同业闲谈之余，对张氏的诊断有些共识。 至2010年7月，宋以朗主编之《张爱玲私语录》面世，其中出土了大量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正如宋氏所言，所辑录的书信简直可当一部「病史」来看。除了宋氏夫妇的病患外，张爱玲的「病历传记」更活现纸上：起自1983年的「皮肤病」、她认为的病因、对蚤子形态及生活史的观察、求诊经过、病识感、多次搬屋避蚤、1988年遇上良医及药效如神等。到90年代蚤患复发、1995年间病情又更恶化，药日久失灵，每天要用日光灯照射廿三小时，又要擦掉或用水龙头冲洗钻进眼睛里的小虫等。她于1995年7月25日致宋淇夫妇的最后一封五页长信中，用了近两页详细谈及病情：「﹍带了一只跳蚤回去，吓得连夜出去扔掉衣服﹍﹍隔几天就剪发，头发稍长就日光灯照不进去﹍﹍这医生『讳疾』，只替我治sunburn﹍﹍以为是虫，其实是肤屑﹍﹍肤屑也有眞有假﹍﹍终于忍无可忍换了个医生﹍﹍」。如宋以朗所说，通信中提及的病不少都「惊心动魄」，对「张迷」来说，甚至有痛心之感。当然，一旦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书信全集面世，将会提供更多她病患的数据。
    以上简单谈过「妄想性寄生虫病」及张氏的病情，读者可参考上述苏伟贞、庄信正及宋以朗的著作。至于张氏的童年经历，她与父亲、生母及继母的关系，识者当知，不必赘言，希望读者能以灵心慧眼来「诊断」张爱玲的病患。于此，笔者想提出张氏几位友好的看法。最先推崇张氏﹙誉为超人才华﹚的夏志清，曾去信宋淇：「说她可能是精神病」。  庄信正与张爱玲相识三十多年，半师半友，他早期或有点保留，后来越发怀疑「这都是心理作用」。唯一能亲访张氏的文学家水晶，起初亦以为她「写跳蚤的段落很合逻辑，不像精神病人的呓语」。但随即又怀疑「她这一恐蚤病，来自内心深处」。水晶更引用张爱玲少作《天才梦》的名句：生命真的变成了「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虱)子」(见《张爱玲病了》，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刋，1985年9月)。    与张爱玲相交四十多年的宋氏夫妇，宋淇最着急她的病，一直希望「她的困扰是有生理上根据」。张氏的另一友好司马新则认为「她始终思路清楚，对他人亦如往昔一样谦和有礼。说她心理出了问题，确是无稽之谈。有些人是无意，有些是故意中伤」。张爱玲的另一位友好，多次帮她搬家避蚤，最后成为遗嘱执行人的林式同，曾对她说及「完全是心理作用，她开始不同意﹍﹍，其后林谈到他自已的皮肤也发痒，洛城干燥的天气﹍﹍过敏症等。最后张爱玲有些心动，要求林式同介绍他的皮肤科医生，结果也去找过」。同是张爱玲的至交友好，各人的看法有异。
    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对各种精神病尚有误解、迷惑。一旦被诊断，患者便蒙上标记(labeling)、污名(stigma)，更会受到岐视。 仰慕、爱护张氏的友好，当然不愿相信及接受她患上精神病的可能。但时至今日，大众对各类的精神病都有相当认识，对患者不再抗拒。其实，好些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亦曾有精神病的病历。有人甚至认为创造力 (creativity) 与一些情绪、思维的变化有关。随便举两位美国人(张氏为美籍华人)为例：小说家海明威 (张爱玲曾翻译他的《老人与海》)，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士都曾患上精神病，但无损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氏虽有绝世才华，洞察人性，看透世情，但始终是血肉之躯，她晚年体弱多病，这「蚤患」困扰她多年，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她的病识感的起伏至消失。在她致宋淇夫妇信中，提到病发初期，她曾想住医院彻底消毒，又写到「前两天我告诉他近来的发展，更像是最典型的sexual fantasy（性的妄想），只有心理医生才有耐心听病人这种呓语。」﹙笔者按：﹙他﹚是指医师，括号内性的妄想，未知是原文或是引用者加上，fantasy应作「幻」想﹚。因为蚤子锲而不舍，张氏多次搬迁，时间、金钱损失不少，精神与体力的消耗尤伤元气。 1988年间，藉司马新的介绍，张爱玲终于遇上良医，她给司马新的信上写到该医师「﹍﹍给我印象很深，觉得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跳蚤﹚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效如神，﹍﹍」。相信该医师能与张氏建立良好的「医者病人关系」(rapport)，他的诊断，亦为张所接受，药物自然事半功倍。但自1994年起，蚤患又复发而加剧，如上文所述：长时间日光灯照射致皮肤晒伤，她更试图擦掉或用水冲洗眼睛里的小虫等。张氏去世前几周还见过皮肤科医师，可知病未根除，「才女无奈小虫何」，令人唏嘘不已。
    读者如果接受张氏的「妄想性寄生虫病」诊断，或问：众多小虫之中，为甚么是挥之不去的蚤子？ 从笔者的阅读及经验中，这病的患者大都不能肯定是那一种昆虫，祇是泛称小虫、小蚁之类。离开医学角度，笔者认为文学批评家水晶的「一语成谶」看法，颇有意思。张氏的成名作《天才梦》末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公认是神来之笔，写时祇是双十年华。直至几十年后，她在散文《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承认写了别字：「﹍『虱子』误作『蚤子』，水晶先生来信指出，非常感谢，等这本书以后如果再版再改正。」﹙该文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3月15日﹚。其实张爱玲是写了别字，还是将「虱」、「蚤」两者混淆？她在1955年10月25日写给宋淇夫妇的第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中，提到蚤子：「同船的菲律宾人常常在太阳里替小孩头上捉蚤子，小女孩子们都是一头鬈发翘得老高，我看着实在有点怕蚤子跳上身来，惟一的办法是隔几天就洗一次头，希望干净得使蚤子望而却步。」 很多人都知到虱、蚤的分别：如藏在衣服的是体虱，匿于头发的是头虱；蚤子咬人之后，迅即遁去。虱行如爬，蚤走则跳；此外还有其它型态的不同。在此想到张爱玲「从小妒忌」的林语堂﹙见《张爱玲私语录》65页﹚，博学的幽默大师，当年亦曾将蚤、虱混为一物，以为两字相通，以致他的读者撰文《蚤虱辨》以明之(《论语》16期，民国22年5月﹚。张爱玲1980年7月13日致宋淇夫妇的信中，写到「担心生虱子，——附近猫狗多，是真有虱子」，似是惟一的一次她提到虱子。但自从1983年起，她给庄信正、宋淇夫妇的信中都是写跳蚤、蚤卵等。自此，蚤子便与她形影不离，挥之不去，直到1995年她溘然长逝。正如《六书故》所指：「谶者，前定征兆之言也」，信焉。
    以上拉杂写来，粗疏难免。其实部份内容已蓄之于胸有年，数月来与朋辈闲谈，则腾之于口。最近经不起几位同业怂恿，不畏谫陋，姑且笔之于纸。2010年9月是张爱玲九十冥诞及逝世十五周年，本文的标题，绝无对张氏有不敬之意。相反来说，笔者有以下的感想。张爱玲曾经写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两句话。眞正仰慕她的读者以至「张迷」，除了懂得她外，更应对她晚年的「蚤患」有所认识及了解。正如宋淇夫人于1985年12月给她的信写到：「想到您独在异乡与虱﹙蚤﹚作战﹍」。她离群索居，虽然与友好鱼雁往返，保持通信，毕竟身边无人，几成孤岛。除了蚤患外，亦有多种疾病，身心疲累，但仍坚持继续写作。1994年她在《对照记》的结尾这样写：「希望还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能与读者保持联系。」张氏从不悲天悯人，亦不需要人怜悯，但她视写作为生命，当然希望读者能爱惜她的创作。如果能认真了解她晚年的心境，读者当会更珍惜她的著作，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她后期的作品，无复早年「兀自燃烧」的绚烂文采。
    「因为了解，所以珍惜」，就以这两句愚拙的转语来结束本文罢。

    2010年重阳节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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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男人如秋日林中的池沼，表面上的清凛，毫无渣滓，其实是一种假象，所谓的临水照花人，只可欣赏之，不可亵玩之，而走进池沼，那么里面的沉渣落叶污泥，就会翻浆上来，最后难免破碎不堪。
   这男人，我指的是胡兰成。

    作为一个人的灵魂和肉身，面临很多的门槛需要跨过，如何处置自己的灵魂和肉身，是一个关乎自己身价性命和历史与道德伦理评价的事。胡兰成被人诟病，视为无耻大约也是在立身处出了毛病。在遇到情色诱惑民族危亡，你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灵魂，把肉体和灵魂当给魔鬼，还是与苦难的祖国一到背负命运的十字架，这是我们必须追问而不能有丝毫挪移，否则那些死难者会敲我们的脑壳。
    中国的文人在长期的修齐治平的熏陶下，道义往往浸泡到骨髓，他们入世敢担当，当其达时，处庙堂之高，则忧黎元百姓，移风易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逢乱世则不惜以身殉道，如屈原、文天祥等人。这样的文人气节犹如宗法社会中女人的贞节，记得明亡后，钱谦益受到清朝要挟出任仕途，柳如是逼钱别做汉奸保持名节自杀跳水，钱谦益犹豫不决，说水凉，自己年老不能跳水，留下笑柄。这也许是人们敬重柳如是虽为妓女在大义上远超钱谦益的缘由吧。
    中国文化有很多的暗角密布在民族行进的路上，柏杨说是酱缸文化，受这种文化濡染的人在治世八面玲珑，投机钻营，逢乱世则见利忘义，摇首乞怜。在抗战时候，本来我们民族的步履已经趔趄，快要扑地，作为有良知的国人势必站出以自己的血肉扶大厦之将倾，但汉奸汩汩滔滔，多如牛毛，历史痼疾也渗入某些中国人骨髓的。鲁迅先生虽死在抗战爆发的前夜，但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胡兰成以他无行之状就加入了这唱衰民族的大合唱。
    日人寇我，民族危亡之秋，最看知识分子气节，我们对比满清入关知识分子的情状，最能看出胡兰成的无耻，晚明的知识分子是最能骂皇帝的，从心理瞧不起那些杂碎，我们知道，皇帝是世袭的，你只要坐在龙墩上，哪怕是头猪，或者连猪狗都不如，照样对天下颐指气使，晚明的皇帝在历史上最不堪，最胡闹，有热爱木工活专心致志做木匠的，有吝啬鬼心态把银子储藏到长毛发霉的，有荒淫无道消极怠工懒得几十年不上朝，躲在深宫玩女人的。这样的情势，文人很是不满。然而一旦满人叩关，威胁国祚的时候，忠君节烈纷纷从血液里苏醒了，知识分子们一个个立时碧血照汗青起来，儒家数千年的灌输不是玩假的。
   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扔掉武器投降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屈。即使清军入关，顺治入住紫禁城后，他们仍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当时著名的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
    胡兰成是浙东绍兴府嵊县廿二都下北乡胡村人，李白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天姥”即在在嵊县境内，这也是越剧的发源地，但胡兰成是苦寒的农家子，在养蚕，丝茶桐油的熏蒸里，知道田园是枯涩，生活是双手刨食是窘迫。胡兰成小小年纪已懂得家境艰难。前面有几个哥哥，他小时候衣服都是穿下来的，袖口长到盖没手指，裤子大到拖及地面，旁边叔叔家小孩比他大一岁，穿一身印花洋布衫裤，他看在眼里，却不羡慕。隔壁人家女儿比他小一岁，家里开豆腐店，有钱买点心吃，还有父母烧香带回的玩具，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吵闹。有一天，胡兰成与小伙伴在桥头玩耍，到了中午小伙伴都回家吃饭去了，他不回家，他知道家中没米，他怕回家让母亲为难。他去溪边摘了几个莲蓬，用绳穿起，独自在大路上甩着玩。直到母亲来叫他，说家里饭已做好他才跟着回家。饭不是米饭，而是留作种子的蚕豆，他和哥哥弟弟用碗盛来吃。母亲坐在高脚凳上，带着歉意的微笑在一旁安祥地看着。
    胡兰成是农家子，在他逃亡时候写出的〈今生今世〉。里面最温婉少虚饰的词语怕就是腕底的故乡：桑树叫人想起衣食艰难，我小时对它没有像对竹的爱意，惟因见父亲那么殷勤的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还有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乐要从这里出来，人生才有份量。
    三国时庞德公在树上采桑，司马徽来访，又刘备小时门前有桑树团团如车盖，英雄豪杰的本色原是出在如此份量的人世的。我乡下的桑树也这样高大条畅，不像新式栽桑法的切短，拳曲虬结。桑树初发芽舒叶，照在太阳光里，连太阳光都成了是新的。女子提笼采新桑，叫做"小口叶"，饲乌毛蚕的。及桑叶成荫时，屋前屋后园里田里一片乌油油，蚕已二眠三眠了，则要男人上树采叶，论担的挑回家。
    但家庭的变故，人生的艰涩，使他觉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胡兰成父亲先后娶过两妻，前妻宓氏生有二子。宓氏亡故，吴氏填房，又生有五子，胡兰成总共兄弟七个，他排名第六。然而不几年间，一门兄弟七人，到得最后七零八落，一个早死，三个未及成家即夭折，二个游手好闲。等到妻子病死，胡兰成远去广西闯荡时候，家中唯剩下胡母、侄女青芸和胡兰成两个尚幼小的儿女。
    我觉得胡兰成身上有浓重的底层孩子叛逆自尊，这因子是从小注定的，有点像《红与黑》中的于连，敢于挑战伦理和道德的底线，那些东西岂为我辈束缚哉？生命的瞬间消失的偶然，使他思考社会伦理的秩序与规范，是从规范出发？还是从个人生命的感觉出发。这在他的发妻去世事上最能见到他的性情，。《今生今世》有一段写到结发妻子重病，他去义母家借钱不得，索性一住三日，也不回病妻身边，“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糊涂，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来横了……”关键时候，胡兰成横下心，不怕物议，这不是一般文人所作的，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胡兰成真无赖的性格在这事上展露无遗。但就是这件事情，让他看到真的人生底蕴，有一个细节，他到另一处熟人借钱也没取到分文，他又折返回义母家，一路上怒气冲天，不觉失声大叫：“杀！”
    当胡兰成回到家走上灵堂拨开挽幛入内，见玉凤直挺挺躺在板上，盖着被，脸庞已变得很小，象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他立在枕边叫了声：“玉凤，我回来了！”然后他俯身下去以脸偎她的脸，又去被底拉她的手，轻声叫着，一股热泪涌出，他来不及避开，泪水掉下沾湿了玉凤的面颊。他拉着玉凤的手，感到她的手仍很柔软，又见她眼睛微微露开一线，他轻轻抚下眼皮，玉凤合眼了。然后是入殓，杵作把玉凤抬起，胡兰成与儿子阿启捧头，青芸捧脚，将玉凤放进棺内，又把玉凤要带去的东西放好，看过都整齐周全了，最后合上棺盖。
    以后两天，家里请人做道场，四岁儿子阿启全身缟素，由众人指教着伏下地去喝红糖水，意为生身之母喝干血污池。第三天就出殡，他与众人一起将灵柩送上了山。出殡了回家，他走在山路田道上，只感觉下午的太阳荒荒，回到家，上楼下楼只觉空空落落，惟有母亲一人独坐在灶间，他趋上前只叫出一声“姆妈！”，即伏在母亲膝上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幕留给胡兰成的血痂太深了，那脱口而出大叫“杀！”声，成为了他的习惯，至死未改，他自承：“此往二十年来，我惟有时看社会新闻，或电影，并不为那故事或剧情，却单是无端的感触，偶然会潸然泪下。乃至写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往事，眼泪滴在稿纸上的事，亦是有的。但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
    这样的硬做，有点流氓气，经此之变，胡兰成成了一个从个人偶在的生命出发，不惧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的畸形的江湖弄潮儿，一切从目的论，不择手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何谓诚实？何谓不诚实？爱啊，负疚啊，家啊，国啊，被他弃置脑后。他如《封神榜》里脚踏风火轮，手拿银项圈，敢抽龙王三太子筋的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他将眼泪连同人生里应该的柔软还给了母亲和妻子，这是胡兰成心中神秘的结，是隐秘不可告人的一隅，他与道德和社会性规范的裂痕越来越大，最后让自由的欲望膨胀到不再为这个民族承担责任，不再为爱承担责任，其实在民族伦理和爱的伦理中，人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它不可推卸或转让挪移。
    这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没有底线，不讲黑白，使他获得一种自由，谁给的价高就卖身于谁。在汪精卫艳电发表后，胡兰成用自己发笔马上跟进，他在《南华日报》写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赏识，立刻提升胡为《中华日报》总主笔。被人视为汪精卫的‘文旦“，1940年汪记伪政府成立，胡兰成任汪伪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在日本战败后，胡兰成是被日本保护，冒充日本伤兵随着日军撤出武汉，然后隐姓埋名逃脱追捕。
    没有了善恶，阉割了道德，满足于欲望的实现，干什么都心安理得，胡兰成就像对情感有了免疫力，但是我们知道，选择一种事物，从一个纬度看兴许是善，从别一个纬度难保不是恶。
    胡兰成和汪精卫闹僵，被囚禁48天，借助日本人才走出监禁，这时他的桃花却悄然开放。
    在1943年10月的南京，胡兰成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翻看《天地》杂志，中有一篇叫《封锁》的小说吸引了他，这篇小说是张爱玲写的关于车厢艳遇的故事，在这里也许胡兰成的嗅觉感到了张爱玲的寂寞，于是他跟苏青讨来张爱玲的地址，第二天便来到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门口。
    张爱玲在家，但她不愿意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胡兰成只好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名片，转身离去。也许生活比小说还耐看就在这里，第二天中午，张爱玲打来电话，说要亲自登门拜访。
   “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  张爱玲有太多的叛逆，小说《爱》的这句子也许是她准备在现世里预演的前奏吧，《西厢记》里，崔莺莺一开始在张生面前，也是冷面铁心，然而，抱枕前来的夜晚，却有那般温顺辗转的柔情。
    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一口气滔滔不绝说上了五六个小时。像表演脱口秀，也就在那时，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已经被胡兰成身上的江湖气、底层的草根性征服了，送张爱玲出来时，两人并肩走，胡兰成忽然说，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这是一句高妙的调情语言，有挑逗，有暗示，男女讲究般配，这么高和我怎么可以？是夸张爱玲的居高临下？
    就是如此，胡兰成轻轻地击碎了张爱玲傲慢的外壳，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当时胡兰成是有家室的人，但他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去了三四次以后，张爱玲突然变得很烦恼，而且凄凉，某日送来一张字条，让胡兰成再不要去看她。若换成一个没经验的男子，一定会反思是哪里得罪了女子，而胡兰成这只老狐狸笑了，张爱玲爱上了自己。其实这多少张爱玲有点难堪，胡兰成是有妇之夫，尽管她后来跟他说，我想好了，你在我这儿来来去去的亦可，但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人，总是不甘心沦落到“小三”的尴尬角色。
    躲在小楼成一统，张爱玲与胡兰谈文学、艺术、哲学，从清晨到黄昏，再夜以继日，连欢娱都成草草。她可以跟他说，桃红色是有香气的；姓黄好，姓牛不好，张字没颜色，还不算太坏；给他看小时候母亲从埃及带回来的玻璃珠子，与他一道看《浮世绘》，看塞尚的画，看到画中人眼里的小奸小坏，就会笑起来；她也跟他讲《子夜歌》，里面有云：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叹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那段日子是张爱玲欲仙欲死的时辰，胡兰成每次回上海，先去看张爱玲，踏进房门就喊：“我回来了。”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的归宿。
    这个时候，胡兰成的女人提出与他离婚。这个胡兰成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全慧文，而是他的“妾”应英娣，和胡兰成共过事的张润三在《南京汪伪几个组织及其派别活动》一文中说，应英娣在胡兰成对头的调唆下，曾去张爱玲的住处大闹，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流泪说：“张爱玲，我是不是太坏了，连做一个丈夫都不配？连太太都离我而去……。”
    张爱玲安慰他说：“在这个乱世，做一个女人难，人来人去是不定的，什么都靠不住，何必为把握不住的事情难过呢？”
    几天后。回到南京的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封求婚信，张爱玲给胡兰成回信，却是一张空白信笺，胡兰成匆匆赶回上海，眼睛里满是问号。张爱玲说：“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
    他们结婚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只写下一纸婚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所撰，证婚人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这年，胡兰成３８岁，张爱玲２３岁。
    外面是破碎的山河，房内却是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燕语昵哝，男欢女爱，两人并枕躺在床上说体己话，有时面面相偎含情而视，于是胡让张爱玲说两人的亲昵，亏张爱玲形容的出把男人的动作诗意成“像一个小鹿在溪里吃水”了，胡兰成想形容张爱玲的行坐走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张爱玲替他挑一个句子，说，《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要张爱玲说“什么是‘淹然’”，张爱玲答：“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象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的一塌糊涂，这便是‘淹然’呀。”明代的西门大官人是今日上海的胡兰成，而张爱玲形容自己是西门庆的三妾孟玉楼，其实是有内蕴在在，在完全不知吃醋为何物上与张爱玲仿佛，对西门庆爱得掏心掏肺。本来西门庆是骗她说，娶回去做当家娘子。她舅舅听说就来阻止她，说明真相，请看她如何回答！
    舅舅道西门庆家中好多老婆了，不是娶你做大娘子。她回答：“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欢，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欢，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 舅舅道西门庆专爱在外眠花宿柳，她回答：“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 张爱玲对胡兰成爱到骨子，从胡兰成和小周护士，和范秀美处看，真是孟玉楼的现代版。
    抗日时期，对于腆颜事敌的人，是被人不齿的，熟读历史的张爱玲不是不熟悉晚明秦淮河那些红颜的气节，那些人的才气不输张爱玲，那些男人不让胡兰成。人们常概括晚明为乱世、才子、佳人。然而乱世佳人，犹胜才子，其刚烈勇毅，男子多有不及。钱谦益降清，柳如是投河，虽未死成，最终还是以投缳自尽挽救了钱氏家产；桃花扇底送南朝，李香君令人感佩，侯方域却是怕死失节，丢尽男儿颜面；即如影梅庵中纤纤弱质董小宛，尚能于乱军丛中孤身寻冒氏，之死矢靡他，而冒氏得陇望蜀对陈圆圆一直念念不忘，有负佳人多矣。
    一个人的路，由其自己选择的内在的理路和依据，趋利避难是最基本的法则，但放逐大义和灵魂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饶恕。张爱玲听信的也是自己的身体感觉，其实没有了灵魂的女人在男人手中只是碎片物品，胡兰成信奉的是女人的阴道通向女人的心灵，其实对张爱玲来说。放纵的没有爱的肉体之欢，只是陌生的没有经历觉得好玩的兴奋，像一个孩子偷吃外出蜜蜂采蜜只有蜂巢和蜜的没人看管的快乐，但蜜蜂的刺终究会托出。
    说实在的胡兰成像一个虹吸管道，他在这里汲取了张爱玲的文化知识，领悟了文艺之美，这是“开了天眼”，但对胡兰成这个农家子来说，他看到了一个有档次的女人卧在他的腰下，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张佩纶的孙女，学贯中西，才华横溢，通身上下时髦得紧，这是他在浙江乡下的桑树下做梦也不会出现的场景。
    1945年1月，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合三个月，就有了新婚别
    他来到武汉，接收大楚报，住在汉阳医院，胡兰成曾说过，张爱玲是不会吃醋的，我有很多女朋友，乃至有时挟妓出游，她都不放在心上，不几个月他搭上了一个17岁的小护士周训德，他亲切地称之为小周。小周与张爱玲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不像后者那样，事事都清楚，礼数分明，胡兰成说她有着三月花事的糊涂，一种漫漶的明灭不定。比如说，那会儿美军飞机常来武汉上空，一城寂然，灯火全无，若张爱玲看到了，一定会起浮生乱世的感慨，但小周只是笑说好看。她这话固然轻佻，却也轻松，犹如童言无忌，让人不必陪着眉头紧锁，一道叹息。
    张爱玲在自己的照片上题过字送胡兰成，小周也曾在照片后面题字，题的是胡兰成教她的隋乐府：

    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
    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乡野气真是不让张爱玲的“低到尘埃里” ，也许是小周身上未雕琢的真吸引了胡兰成，他要在小周身上找到肉体的兴奋，胡兰成写小周，都是朴素女子的好，一个眼波，一个手势，别人看了没什么感觉的，到他眼里都是艳。小周说起嫡母去世时，她赶着做了入殓穿的大红绣鞋，说时小周眼眶一红，却又眼波一横，用手比给胡兰成看那鞋的形状，胡兰成听着只觉得非常艳，艳得如同生，如同死。
    她又跟胡兰成说产妇分娩时很可怜，产门开得好大，又是眼波一横，比给胡兰成看，胡兰成觉得她这手势如同印度舞的指法。
    对胡兰成来说，爱的伦理和国家伦理都给生命带来沉重，爱的伦理不允许他在一个又一个女子轻逸的乳房划过，国家伦理不允许他为异族效力，但他作为一个背德者，他的生命追求和感觉是享受，不是枷锁，更非辛劳与沉重，他服从的是自己的肉体的感官。
    他颠覆了民族的至高无上，他排拒来自民族伦理的束缚，也许在他看来所谓的民族的大义都是骗局和谎言，人的存在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肉身而已，所谓的灵魂只能使肉身沉重，他追求的是自己身体的幸福，而不是整个民族的希望。他把外在的家国信念和人格底座碾得粉碎，他不再有什么心理障碍：父母之邦、夫妻之意、都可以随手掷在风里。他们因为无耻获得一种自由，他们因为没有道德底线获得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是的，在找了小周，又把她像新闻一样告诉张爱玲，从这点看，胡兰成绝对是江湖气，他不在意伦理，如果不告诉张爱铃，那终究意难平呢。当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档子事，讲给张爱玲听。张爱玲的反应也跟一般人不一样，竟然“糊涂得不知妒忌”。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兰成狼狈出逃，先是来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在张爱玲那里住了一晚，之后，逃到浙江诸暨，投奔他的同学已经死去的斯颂德的老家。
    1946年2月，张爱玲颠颠簸簸来到温州千里寻夫，其实这时，胡兰成，已与斯颂德的小娘同居。有一次，张爱玲要给范秀美画像，画着画着发现范秀美的眉眼神情特别像胡兰成，当下心里一阵难受，以至于无法再下笔。也许张爱玲那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用在这里合适，在粗鄙面前，高雅是最无能为力的，败下阵的只有张爱玲了，在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和小周两个草堆中间，选择合适的饲料时候，胡兰成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拾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
    这次张爱玲却执着的让人落泪，有点乞求，她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这件事，你还是得做选择，就算说我无理也罢。胡兰成又推说他跟小周未必会再见面，张爱玲说，不，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然后有叹了一口气，说，你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苟全性命的乱世，也许看不到明天，那放纵的只有性了，
    斯家老爷去世的早，除了正室之外，还有个姨太太，也守寡多年。这位姨太太名叫范秀美，胡兰成此刻是被通缉的汉奸，藏在哪里都不安全，斯家人最后一合计，决定把胡兰成藏到范秀美远在温州的娘家。范秀美和胡兰成上了路，长亭短亭，晓行暮宿，胡兰成说像十八相送，从开始时候的一声一声的“范先生”“范先生”，到了忽一日的“娘子”。胡兰成说是“这在我是因感激”，感激到要“以身相许”，胡兰成的“以身相许”，使得冷清多年、本来对他就有好感的范秀美更加死心塌地，他的处境，也就更加安全了  胡兰成是农家子，在温州的寻常巷陌，他和范秀美举案齐眉厮抬厮敬的，也许张爱玲只能是心口的朱砂痣变成了蚊子血。
    张爱玲猝不及防地来了。此时的胡兰成怕汉奸身份败露，对远道看夫的张爱玲，粗声粗气地喊：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张爱玲确实够委屈的，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但胡兰成却让张爱玲充做表妹住在小旅馆，他享齐人之福，胡兰成白天去陪她－－爱玲，晚上去陪她－－秀美。然而这里面却蓦然起了生分，有时四目相视，半晌没有一句话，忽听得牛叫，两人面面相觑，诧异发呆。一日爱玲告诉胡兰成：“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 
    二十天过去了，张爱玲迟迟疑疑地总不肯离开，胡兰成说她是“愁艳幽邃，柔肠欲绝”，但最终她还是在惆怅沮丧中走了，那天小雨，她站在船头涕泣久之。后来范秀美怀孕要流产，胡兰成没钱，居然写了张条子让她到上海找张爱玲帮忙，当然了，信里没说是做流产手术，张爱玲取了一只金戒指给她当掉，拿下了胡兰成的骨肉。
    最后一次胡兰成逃亡途中经过上海，那是残冬天气，两人在没有了同在阳台看晚霞的兴致，胡在张爱玲那里住了一晚，两人变得再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小别新婚只是纸上的，胡兰成为了调剂气氛，他开玩笑式地打了她的手背一下，这个时候的张爱玲不由骇怒道“啊！”这一声“啊”，彼此已成路人，那一晚，他们各自别寝。
    第二天天未甫明，胡兰成来到张爱玲的房间，俯下身子亲吻她，张爱玲从被子里伸出手臂，抱住他，忽然间泪流满面，喊了一声“兰成”。为了告别的拥抱，这拥抱焚毁了所有的爱，只是一个仪式，在这残冬寒夜。
    两个人都变了，变得彼此陌生，什么是情爱？情爱是两人之间距离的改变，肉体不一定是情爱。情爱之中的两个人肉体也许离得很远，但心灵相契；没有情爱的肉体之欢，虽然身体纠结在一起，其实距离犹如云泥只远。
    我知道在胡兰成这里是没爱的概念，只有自己的有“爱”必做的生存方式。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与人们的爱的伦理背道而驰（小周，范秀美），在人们的观念里，胡兰成应该把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的肉体看成唯一的肉体，为这个负责。但胡兰成这里，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只是无数女人的一个，他在无数女人中间发性漂泊成了对人们伦理的颠覆。
    张爱玲无辜吗？爱，不问代价，那是义气，代价总是在潇洒之后说的，她不问民族大义，但这个民族也对她不薄。张爱玲在情爱上是十分懵懂的，她不懂胡兰成的性漂泊的荡子情怀。胡兰成对她说了好些谎话，她信以为真。张爱玲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枯萎的过程是她觉醒的过程。
    在十几年前张爱玲在美国孤独去世，尸体冰冷，几日后被管理公寓的人发现，闻此消息，曾写了一首诗，中间有这样的句子，以此作结：

她走了
张
爱
玲
像一盏古国泊荡在外的
孤灯
以寂寞为油脂
那文字便是她的火种
点一次
她的身子就枯一些
她的生命就亮些
她默默地在北美的
风雪小楼中
与故国的文学史对抗
她知道
那上面的文字没有她是
悲凉
有她是苍凉

据《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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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仁明兄的《孔子随喜》近日已由新星出版社推出，实为胡门一大好消息。下面是天文小姐的序文，贴来以飨兰友。

《孔子随喜》，薛仁明著，新星出版社即将出版

　　
    如果把《论语》当成一部上乘的小说来看，如何？读完薛仁明《孔子随喜》，我感谢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看小说一样的看《论语》。
　　视角一转换，仿佛取得通关密码般，突然间，都看懂了。那些原先缄默似石看来全部一个样的古人，突然间，你说我说，连语气、连举止、连性格、连身世背景、连他们的命运，一一清晰到像《红楼梦》里写出的百样人，每一个都难忘。
　　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剧情的只关心宝黛恋情。稍长后看热闹，挑爱看的篇章看，王熙凤办秦可卿丧事的那种场面调度，真好看。晴雯撕扇，病补孔雀裘。讲话大舌头的史湘云，喝醉了睡在芍药裀上。有人认同薛宝钗的世故明理，探春爽利有英气，鸳鸯好蕴藉大方。便是代表儒家坚固系统的贾政，在我们年过半百阅世堪多后，始能明白脂胭斋所批贾政之为人物，“有深意存焉，”李渝一篇文章《贾政不做梦》这么说，“是贾政，扶养宝钗母子；是贾政，携贾母和黛玉的灵柩归葬南乡；是他，送别了宝玉。只有贾政可以抚慰生者，安息逝者，让离者心安地离去。如果宝玉承尽了爱和哀，贾政担尽了事和责。”
　　没有贾府，不会有大观园之梦。没有贾政作为磐石的大观园，不会有宝黛晴雯这些逆叛之花开出墙外。贾政的存在，是要有点年纪之后才会注意得到吧。
　　薛仁明写孔子，众弟子里他跟孔子一样特别钟爱颜回，不说孔孟，只说孔颜，颜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够达到的人格状态。然而颜回，我很介意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年轻时候我们受教于胡兰成，跟妹妹朱天心不同，我对胡老师的一切言行诲喻，无所不悦。这在我，永远是受益的一方。但对胡老师一方，我于他其实是无所帮助的。审视这点，我仍耿耿于怀。
　　把孔子写成小说，有日本小说家井上靖。我知道唐诺以前想写，从子贡的观点切入（听闻已经有人这么做，也出版了）。子贡是商人，与孔门最异质，又够聪明，不出手则已，《孔子家语》里记载他一出手而乱齐、存鲁、强晋、弱吴、霸越，俨然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子贡随行半程。孔子死后，他庐墓三年，又三年。《史记》写最后一位见孔子的人是子贡，孔子负杖逍遥于门，看到子贡说：“赐，汝来何其晚也？”接着的一段对话，极为动人。子贡若作为一名叙事者，也许更能看到差异，而揭开的面相因此会更多样，复杂，和丰富。
　　三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游浅草观音寺，胡老师指看寺坛上两柱字，谈起能乐的舞姿犹如此：
　　佛身圆满无背相，
　　十方来人皆对面。
　　这两句讲修行，修得人事物，照面即见，没有隔障。当然这两句也可以拿来说孔子的因材施教，一对一的，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孔子随喜》，在当代，在两千五百年后，亦自是一份。
　　2011年3月5日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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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故乡

    初阳蓟河上，
    四时正季冬。
    旧年社鼓戏，
    今岁遥相闻。

    我也凑了一首：

    卜算子

    昔岁樱花开，
    昔日人如玉。
    句句痴言与妄语，
    不知人间苦。

    私语对吃鱼，
    散发江湖去。
    断尽尘缘一梦回，
    总是伤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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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春天，北京新星出版社将我谈孔子的孔子九章及论语随喜合辑成书，此书书名及副标题，出版社尚拿不定主意。盼各位朋友提供一些想法给出版社参考。恰好浙江的小北先斩后奏，在豆瓣网成立了薛仁明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309676/，那个平台，或许较合适提意见及讨论，我会请新星的编辑到此参酌。

不违 如愚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篇）
　　孔门高弟中，会问问题的，可真不少。

　　像子贡，聪明绝顶，问题常刁钻而有深度。他天生会讲话，一张利口，穷追猛打，向来鲜有对手。但孔子又岂是等闲，哪里容他兀自舌灿莲花？于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师徒俩对话，遂多有机锋妙趣，最见精彩。话虽如此，孔子还是明白，太会讲话，多半也不是什么好事，故而时时不忘要挫挫子贡的锐气，提醒他：小子！话别说太多，更别说太满，有比会说话还更要紧的事，该鸣金收兵了！
　　又像子路，坦率热诚，但凡稍觉不对，动辄杠上孔子，时不时又高分贝要质疑他老师，其言语之直接，其问题之尖锐，最有后儒不易见到的灼灼阳气，好一派兴旺气象！话虽如此，子路毕竟莽撞，又常不解孔子心意，最后遂多以挨骂收场。但修理归修理，孔子一旦骂完，这子路，终究不改其志，才没多久，下回，又是直肠子一条，大喇喇地劈头就问。
　　相形之下，颜回与孔子的应答，就显得“单调”“无趣”许多。颜回对孔子，没有质疑，几乎无条件接受。他问问题，平易寻常，难见惊人之语。孔子答后，又不追问；即便追问，也是寥寥数字，点到为止。静默含藏至此，难怪大家误以为他是“乖乖牌”。说“乖乖牌”，还算客气，孔子则是直接说他，像个呆子！
　　这呆子，其实半点不呆；这“如愚”，也丝毫“不愚”。“大智若愚”，我们都知道，但也仅仅只是知道，颜回却让你我清楚看到。颜回的静默，总让我们想起武侠世界的高手，不仅不轻易出手，更不轻易开口。至于一旁张牙舞爪、纷纷议论之辈，又有几个是真正的高手？虚张声势，搞笑罢了！
　　颜回的静默，是因心头明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了自知之明，得得失失，寸心皆知；局限在哪儿？不足在哪儿？心里明镜似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待明白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功课了，各自好去吧！老师呢？老师不过就是起个头，诱你一回，点你一下。真明白，是自己明白；真领会，也得自己领会。因此，言语寥寥，足矣！
　　中国传统教育，不管是早先的孔门，或是后世的禅门，向来都是如此简静，如此言语寥寥。正因老师说得少，学生才更聪明，更有智慧。说多了，反而是扼杀。师徒相与，贵在印心；心若相印，何劳千言万语？若不相印，再如何唇焦舌敝，也是枉然！
　　这种印心，与我们今天，当然全不相俟。今日教育，早已无关乎印心。你若谈起印心，那些学者专家，可要大摇其头，连笑都懒得笑你的！现在的教育，说穿了，就只为适应物化社会，连“品格教育”云云，不过就是希望你乖乖当颗螺丝钉好好循规蹈矩再努力赚钱别捣乱别胡思乱想好让这物化社会可以运转下去，行吧？物化社会的教育，只需要有创意，不需要有思想，因为只有创意，才会牵涉商机。于是连文化，都要变成文化创意产业！这个物化社会里，所谓教育，你看！课程纲要多么琳琅满目、教材教案真是通篇累牍、参考数据简直部繁帙浩，不这么做，还通不过评鉴呢！于是，老师整天说、整天写，不断量产，像个作业员，教室就像生产线，至于学生，则成了一批批规格化标准化的产品。
　　既然规格化标准化，理所当然，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如工业制品，外表标新立异其实面目模糊，耍炫耍酷但两眼无神一脸茫然。当我们看到那一双双失焦的眼神，不妨再重新想想，那个“不违如愚”的颜回，当他望着孔子，心领神会之际，那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眼神？  据《北京晚报》

　　作者：薛仁明，学者，现居台湾，着有《胡兰成•天地之始》、《万象历然》，其中《天地之始》以修行、美学的全面观照，试图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曾在华人文化圈获得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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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多月前得知女儿怀孕的喜讯后全家人的生活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为迎接小宝宝诞生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随着预产期的渐渐临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妻子用毛线手工织成了婴幼儿的各种式样的毛衣毛裤，可爱的式样显示出妻子的心灵手巧。在一次亲戚家吃婴儿百日宴时见到送的礼品中有婴儿的鞋袜，一点儿棉织品价格一百二十元，贵得离奇，就因为式样可爱，商家不愁卖不掉，妻子见了，心中在琢磨，居然也能自己用毛线编织出来。衣裤鞋袜织成后老俩口喜滋滋的把玩一番，想象着穿在外孙娇嫩的身上，仿佛嗅到了三十多年前女儿还在吃母乳时的奶香味，拍成照片从网上传给了女儿。女儿几乎每天清晨和晚上都打来电话，母女俩有说不完的话。　
    妻子是长女，小姑娘时就会照顾弟妹，帮母亲做家务活，父亲说她是小孩中的龙灯头，（后来她成了幼儿教师，应验了这句话，）看着父亲做竹子的绣花绷子和织毛衣的竹针，也会帮上忙，削磨竹针尖做得又快又好。岳父是当时南京夫子庙做竹器有名的能工巧匠。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大多数妇女都会织毛衣，女孩也喜欢学织毛衣，也有喜欢用手工绣花或用缝纫机绣花的，妻子这两样都精通，而且还会给全家人裁剪缝制衣服裤子。因此织毛衣的竹针和绣花时用来绷紧布面的竹绷子需求量不少。夫子庙一带以及远近慕名而来上门购买这些竹器的人络绎不绝。竹针和竹绷子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手艺不同质量大不一样。那时没有广告，全靠口碑，就数岳父的顾客最多。岳父靠他精湛的手艺和善良的为人，在那个体劳动者受歧视打压的年代里居然还能养家糊口，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全家五口人靠他一人劳动而没一人饿出浮肿病，也颇具传奇色彩。岳母会说许多民间谚语，地道的老南京方言，口才一流，善于领会并运用新名词来点评各种事情，全家人都喜欢听她讲有趣的民间故事和传统的戏曲故事，聊天中常插入民谣、谚语、俚语、格言、箴言和典故，“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也是她教育儿女的经验之谈。
妻子读小学时就学会织毛衣。有一本年轻时就收藏的编织毛衣各种花样的书，在设计新花样时会翻阅参考。妻子织毛衣的精湛手艺给全家人留下许多温馨的回忆，也是赠送亲友的一份心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婚后的最初几年里，我在四川德阳工作，妻子在苏北农村插队当知青，一年只有十多天的探亲假能团聚，靠平时积累些加班，最多也只能有个把月可团聚。时间长了最大的问题就是饥饿难忍，因为那时一切生活必须品如粮、油、肉、蛋、豆腐、棉布等等都按人口定量凭票证供应，如果超期不回原地，靠一个人的供应养活两个人就会挨饿。但妻子来我这里探亲却可超过很长时间，秘密就是妻子有灵巧的织毛衣的手艺，会织出各种新型式样和花样的毛衣。妻子给人织毛衣从没收过钱，但能得到各种票证，生活就不成问题了。那时傍晚我们俩喜欢到绵远河畔散步，她边走边织毛衣，手臂挽个装有毛线团的布口袋，眼睛不用看手，手指动得飞快，脚步却慢悠悠，还唱着那时被禁的优美歌曲，在家两人一起绕毛线团时也唱歌，很开心。妻子打毛衣的速度之快之好可与我小时候看到青芸姐的手艺媲美。我小时穿的毛衣都是青芸姐织的。青芸姐晚年穿上妻子织的毛衣，慈蔼欣慰的笑容永记我们心上。小妹从东京打来电话，回忆三十多年前与父母一起在家里把毛衣打成邮包寄给我时说这是感到非常幸福的时光，原来爱心能使给予和接受有着同样的幸福感。亲人织的毛衣，给了我灵感，使得写出的文章字字句句也像手织毛衣那样针针线线变得贴心和温馨了，呵呵。
    手织的毛衣穿破处很容易修复，也可以拆了重织，只需再添加少许毛线。穿得太旧了，毛线都变细了，还可拆了把两股并在一起织，充份利用原料，一点不浪费。任何浪费最终都会变成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并伤害人情物意之美。在科技和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浪费也日趋严重。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在《今日何日兮》〈政篇〉中说：“日本旧时的人家小孩上学携带的昼食都是母亲手做的便当，现在都改为学校给食，方便是方便，就只少了母亲手做的一份情意。所以这里要明白的是，生活不只是要方便，不是但求享乐。生活乃更是修行。凡是高级的事情，如写文章、音乐、
书画与数学，皆不可存但求快意，与求其方便之心，倒是故寻艰难，自讨苦恼。日常生活若是文明的，便亦是与此同理。……於物不滥，与於人不滥那都是为约於礼。文明是飞扬的，而同时是制约的。”航空航天就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典型，亦是飞扬与制约高度统一的典型，如果没有严密的制约，飞扬就会变成毁灭。
　  妻子给外孙的毛织品都织好了，为外孙创作的摇篮曲也录好音了。按规定允许的最大限量带上了女儿喜欢的各种物品，8日下午5点40分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经十三小时到达多伦多。机上每个座位前都有电视，可看各种节目，可看飞行中实时的地理位置，有一段航程是在北极圈内，多数是洋空嫂，有位中国空姐为我俩安排了三人的座位，可轮流躺下睡觉，进了三次餐，随时有饮料，是波音777-200型飞机。在多伦多转机呆了三小时，与女儿通了电话，又飞一小时于当地时间8日晚上10点（北京时间9日上午11点）终于来到了蒙特里尔（蒙特利尔与北京差13小时，夏令时差12小时）。女婿和朋友开车带着女儿来机场接我们。和母亲拥抱时，女儿挺着大肚子说，宝宝正在动，在欢迎外公外婆呢。回家的路上，车窗外是夜幕下一片白茫茫的雪景，灿烂的星空中银河边的织女在诉说着什么？远处见到家的光影了，家里是温暖的春天。                                                                                                                                              凡间有世俗的织女，就在我家呀，哈哈！  
                                                                                                  2010年12月18日于蒙特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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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
    60年代私淑张爱玲而最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与施叔青。王祯和虽有幸陪同张爱玲游访花莲，在创作脾胃上毕竟另有所好。白先勇与施叔青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张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处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过了下去。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慈悲得多。看他现身说法的《孽子》，就可感觉出他难于割舍的情怀。写同性恋的冤孽与情孽，白先勇不无自渡渡人的心愿，放在张爱玲的格局里，这就未免显得黏滞；当白先勇切切要为他的孽子们找救赎，张可顾不了她的人物，而这是她气势艳异凌厉的原因。
    倒是施叔青中期以来的作品，抓住了这些特质。施与白无独有偶，都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脉络间，她从不避讳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实则另有所长。施早期作品如《约伯的后裔》等，已经延伸一手炮制的“女性鬼话”（Female Gothic ）。30 年代的白薇以《打出幽灵塔》首度将“女性鬼话”和盘托出：被幽闭的女性、家族的诅咒、阴湿古老的厅堂、诡魅的幻影……这些母题，一再烘托女性的恐惧与欲望，诱惑与陷阱。张爱玲从《金锁记》以来乐此不疲，而且精益求精。《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幽闭、强暴、发狂的好戏，应是高峰。施叔青承续此一传统，赋予超写实兴味，则又产生不同效果。
    及至80年代，施凭借旅居香港经验，重新盘整她的张爱玲情结，其结果是一系列“香港的故事”。这些小说写尽岛上纸醉金迷的纷繁嘈杂，以及劫毁将近的末世忧思。与前述白先勇不同，施对她的角色下手绝不留情，反因此摇摆出张爱玲那种大裂变、大悲悯的笔意。而她创造一系列的艳鬼型女性角色，尤得张派真传。试看《愫细怨》的结局，不是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重要的是，施打造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算是对张当年香港经验的敬礼。90年代以来她以《维多利亚俱乐部》、《她名叫蝴蝶》等作，为香港百年盛衰作传记 ——或是“传奇”，其贯穿全局的正是一个女性，且是一个庸俗的妓女。随着她 “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施是否能让张爱玲那蹦蹦戏花旦移嫁到香港的晴天恨海里演出好戏，是否能重写97版的《倾城之恋》，自然要付之公论。
    70年代里，香港少女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震动读者。钟年纪虽小，却写出本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烽火离乱，姻缘聚散；这不啻是当年张爱玲20出头，就写出《金锁记》的翻版。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水准，却似乎难有突破。80年代中期的《爱妻》，90年代初的《燃烧之后》（皆为选集），都有类似问题。《燃》书中的中篇《腐朽与期待》是篇力作，但非杰作。这里张的阴魂不散，从《金锁记》到《半生缘》，从《鸿鸾喜》到《创世纪》，都有案可考。全作讲的是个时移事往，两代情缘未了的故事，那种春梦了无痕的遗憾，以及遗憾以后的清明，是钟全力要铺陈的。凭心而论，《腐朽与期待》并不比《停车暂借问》差，只是钟已经过十余年的“修炼”，我们的“期待”自然要高于彼时。
    70年代后期，台湾也有一辈年轻作家蓄势待发，而其接受张爱玲的影响，更别有门径。这群作者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丁亚民、蒋晓云等写将，后来又有林耀德、林俊颖，以及（日后要努力划清界限的）杨照等相互唱和。在“三三”的名头下，他们日月山川，诗书礼乐起来。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与张爱玲有段情缘的胡兰成。 1974年，一向遁居日本的胡兰成来台任教，并以1974、1976两年重新出版《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两作。胡后于“抗战通敌”故，不见容于政府，但因缘际会，他成了三三的精神导师。《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把张胡之恋写得迷离浪漫，即是一例，而《山河岁月》以抒情诗技法，重读历史，赞弹不论，真要令人眼界一开。
    胡派学说讲的是天人革命，诗礼中国；儒释兼备，却又透露妩媚妖娆之气。有趣的是，尽管胡兰成写得天花乱坠，总有个呼之欲出的张爱玲权充她的缪思。“三三”诸子中，兼修张、胡两家而出类拔萃者，当然是朱天文。且看她读国父《伦敦蒙难记》的感想，“我也像看完了（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要为刘荃、黄绢，为张爱玲，大大立下志气，把世上一切不平扫荡。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成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因为她（张爱玲）就是倾国倾城佳人难再得。”（《仙缘如花》，《淡江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真是后现代的绝妙好辞。但彼时的朱天文还太“正经” ；要再等十年，她才终于把“张腔”与“胡说”熔为一炉，从而炼出自己的风格。经历了《最想念的季节》到《炎夏之都》，朱天文在90年代终于以《世纪末的华丽》大放异彩。有关这本小说选的评论已不少见，无须重复。可以一提的是讲模特儿生活的《世纪末的华丽》，朱把张爱玲的“女人如衣服论”及“情妇论”挪到世纪末的台北，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张对物质生活的咏叹好奇，名正言顺地成为后现代的都市征候。但《柴师傅》才是全书的高潮。这篇讲腐朽老人盼望青春女体的故事，极其肉感也极其伤感。胡兰成大书特书的江山日月、王道正气，终于九九还原，尽行流落到张爱玲式的，猥琐荒凉的市井欲望中。
    朱得大奖的《荒人手记》早就引起注目。纯从张爱玲、胡兰成的传统来看，我们还是可有不少心得。这本小说讲男同性恋患得患失的禁色之爱，劫毁边缘的无端邂逅，其实是张爱玲哲学的正宗法乳。但笔下流出的，却有胡兰成风情。大劫之下，荒人苟得片段真情，惟盼“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把惊险化成惊艳，前有胡兰成的《民国女子》，而《荒人手记》正不妨视为同志版的“民国男子”。
    “三三”小集在80年代初风流云散。蒋晓云仅只昙花一现，未成气候。朱天心则越写越泼辣洒脱，逐渐自成一格。但张爱玲的光影仍不时返照她的作品中。她写《我记得》或《佛灭》时，把张只能侧写的情爱凶险，欲望堕落，悍然全盘托出。而她写《预知死亡纪事》时，就算打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名招牌，骨子里呼应的应仍是张偿引用的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吧？莞尔的是，大难未至，朱天心居然以“口燥唇干”的论文体，为她的小说另辟新境，反使读者有意外的惊喜。
    曾以《千江有水千江月》、《桂花巷》知名的萧丽红，其实也是学张能手。《桂花巷》活脱是个台湾乡土版的《怨女》，而《千江》又有着胡兰成的爱情观。君不见，书中男女主角，大信及贞观的名字，都是脱胎于《山河岁月》中的文字呢。写《盐田儿女》的蔡素芬当年的《七夕琴》则似遥拟《金锁记》等的集锦之作。倒是有两位较少与张爱玲引起联想的女作家，苏伟贞与袁琼琼，更值得一提。苏伟贞自《陪他一段》以来，一直有一型女性角色，不断出现，她们欲力强大，却兀自有着冷凝寡欢的外表。她们一次又一次为爱铤而走险，玉石俱焚，在所不计；但她们又都是“清贞决绝”的剔透人物，寻常悲喜，近不得身。以无情的方式写有情，苏因此深得张爱玲的三昧。至于这些角色“女鬼”似的造形，前已有专文论及（《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则犹余其事。
    袁琼琼也未必意识到她有张腔，但我以为她对张爱玲最难学的一面——庸俗人的喜剧——重作了诠释。张的散文及短篇时有自嘲嘲人的幽默，而陷身都会阵仗中的男女，最是她要嘲弄的目标。最好的例子是《封锁》及《到楼上去》。袁琼琼早在《自己的天空》期间就有这样的幽默感，她的长篇倒不见精彩。最近几年袁重新执笔写出一系列短篇，则越发能掌握妙要。人生尴尬的无奈的片段，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而在冷笑讪笑之余表现的世故讽刺，较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男作家中，林裕翼以《我爱张爱玲》解构张爱玲神话，曾被看好。他之后的作品《今生已惘然》显然别有用心，摆明是向《半生缘》、《惘然记》（《半》原书名）致敬之作。郭强生也有一段时期，仿张腔颇有些意思。负笈美国后，所思所见，逐渐开朗，应可跳出前此的圈圈。至于目前最有力的接棒者，应是林俊颖。他的两部小说集，《大暑》及《是谁在唱歌》出手皆不凡，后者尤有几篇佳作。林俊颖对文字的摩挲感悟，颇可称道。
    8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重新登台，得到热烈回响。相距当年她在上海一炮而红，40年已倏忽过去。作家之中，景仰张的风格的颇不乏人。写《棋王· 树王·孩子王》的阿城，不止一次推崇张的艺术。但阿城除了推敲文字的态度可与张相提外，本身作品并不属于后者的路数。反倒是他《闲话闲说》，看张作品中的强烈世俗取向，算是极有见地的观察。
    张的创作中，多以都市（上海、香港、南京）为场景。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毕竟得有城市作衬景，才能写得有声有色。反观几十年来的工农兵文艺，把城市都写“没”了，还谈什么城市里的声色。无怪不少作家看着张的作品，只能发思古之幽情了。到80年代末期，小说中最能传达“张味儿”的，是苏童及叶兆言两位男作家，两位作者都出身城市（南京及苏州），也不约而同地善写三四十年代风情，并不让人意外。苏童其实从未刻意学张，只是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他所流露的怀旧情态，对世路人情的细腻拿捏，还有他耽美颓废的视景，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像《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这类作品，白描没落家族里的奸情与凶险，大白天也要闹鬼的阴湿环境，真个是缛丽幽深，再现《金锁记》、《创世纪》的风采。
    叶兆言创作的题材并不独沽一味，但他最耀眼的作品，首推《夜泊秦淮》系列。这四个中篇从清末讲到40年代，南京城内小户人家里的传奇喜剧，仕绅门第后的情色冲突。叶以模拟鸳鸯蝴蝶派的笔法，写来丝丝入扣。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大量养分。叶著不乏世故警醒的禀赋，因此在涕泪之外，别有所见。但叶兆言多角经营，像《夜泊秦淮》一类作品，已搁下好一阵子。直到最近，他才在《花影》中重行调理金粉世家的悲喜剧。叶的作品在海外多已印行，但比起苏童的走红，好像寂寞了些。
    时至90年代，张爱玲的影响并未消歇，而且作家创作的场域，终于挪回了上海 ——张当年爱之写之的第二故乡。年轻的女作者须兰以《仿佛》、《闲情》、《石头记》等突然冒出文坛。她的两样写作宝典，看来一是《红楼梦》，一是张爱玲小说。以《闲情》来说吧，一男两女的故事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影子，而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故事，不由人想起《半生缘》来。
    以上所论的三位作家，虚拟民国氛围，复制鸳蝴幻象，在把题材“由新翻旧” 上，各擅胜场。但读多了他们的东西，就像看仿制古董，总觉得形极似而神（尚）未似。是否有作家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呢？我以为女作家王安忆是首选。熟悉文坛的读者，对王安忆不会陌生。她写作极勤，花样也时常翻新。1992年的《纪实与虚构》纵写母系家族历史，上下三千年，堪称巨作。但是1995年的新长篇《长恨歌》才应算是好看动人的小说。
    简单地说，《长恨歌》是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背景是上海：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的上海， 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的结构略似张的《连环套》，野心则大得多。王安忆的笔锋澎湃流畅，并不“像”张爱玲，但这无碍她钻研张爱玲时代的上海，以及张爱玲走后的上海。这使她为张的人世风景，真正赋予当代意义。葛薇龙、王娇蕊、白流苏这些女人，假如解放后都留在上海，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安忆深爱这座城市，她对它（或是她？）了若指掌。可是万千细节——历史的、空间的细节——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平凡女人一生的起落上，这又回到《倾城之恋》的模式上。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在情欲堆中打滚。故事的结尾惊心动魄，暂且卖个关子。但诚如王安忆来信所谓，张爱玲“也许是怕伤身，总是到好就收，不到大悲大痛之绝境。”王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但她的诠释另有其力道。《长恨歌》写感情写到那样触目惊心。荒凉而没有救赎，岂真就是张爱玲那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的辩证？
    本文论张爱玲过去数十年对台港大陆作家的影响，原无意“对号入座”，强作解人。影响研究其实是极虚构化的论证方式。从依样画葫芦到脱胎换骨，无不可谓影响。所要强调的是，在张爱玲这样强大的影子下，一辈辈作家如何各取所需，各显所长，她（他）们在大师走后，更有信心地说声，谁怕张爱玲！
    本文摘自《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王德威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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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才所收藏的折扇

　　我称不上是胡兰成的朋友，虽曾相识，但交往不深，相知也不够，祇是在上世纪一九五O年代后期到一九七O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像伏枥老骥一般窝在东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度，他高估了我，以为我在台湾政界及文化界人缘很广，可以帮助他来台栖身及发展，所以毫不隐讳的多方接近我，起初，由于他的背景及经历，我还多少有点戒心，但接触较多之后，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文才而并不讨人厌的人物，遂很热络的交往过一阵。后来，大概是他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他来台，我们才慢慢疏远。他和我不再联络之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忽然听台湾来的朋友说胡兰成已经到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更出版了几本轰动一时的著作。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赶出」了台湾，去到香港，辗转又回到了日本。他未再和我联络，我也未再找他。最后他的死讯，我还是看日本报纸才知道的。
　　最初介绍我和他认识的，是香港一位能文能画的朋友，说一口无锡腔国语的薛慧山。
　　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底或六三年初，薛老从香港来到东京，我电话约他餐叙，他一口答应，并说要带一位一定会让我「相见恨晚」的朋友同来，我以为是一位和他一起从香港来的朋友，当然表示欢迎。及至他们如约来到餐厅，但见和薛老同来的，是一位身着中国式缎面丝棉袍，肤色较黑的清瘦老者。棉袍半旧，老者面孔虽不能说是有饥色，却毫无神采。我的初见印象是：大陆变色后逃难到香港的落拓文人吧。薛老抢前一步，挥手介绍说：「胡兰成，我的老朋友。」
　　我吃了一惊，听到胡兰成这个名字，看着面前的这位老者，我不仅没有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的喜感，反而是惊愕与失望的成分多些。
　　对胡兰成，我和其它许多人一样，是因为读张爱玲的小说，迷张爱玲的小说，才知道有胡某这个人的。我于一九五O年代末被报社派驻东京，到后不久，就听说「汪伪政权」时代在南京做过官的许多「汉奸」，在大陆变色后，都逃到日本来了，胡兰成是其中之一。令人纳闷的是：东京侨界朋友们在谈论侨界的人或事时，不时会谈到胡兰成，但都是谈他的过去，从未听人谈到他的现况，一般都猜想他深居简出，来到东京养老的吧。他似乎从未参加侨界的任何公开活动，也未听说他在侨界有什么时相往来的朋友。
　　当年，东京华侨人数不多，老中青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万多人，但成分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区分：亲台湾、亲大陆、或两岸均无特别亲疏关系的中立者外；三大区分领域之中，又各自混杂着「二战」以前就久居日本或曾入籍日本的台籍老侨。「二战」后迁日的第一代新侨，与大陆变色后逃往日本的第二代新侨；此中又混杂着暗获日本包庇的「汉奸」，或暗受日本支持的「台独」分子；此外，更有不同省籍的各地同乡曾，如台湾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都很有实力；「东京华侨总会」就有完全同名的两个，一个亲台湾的在银座，一个亲大陆的在新桥，两会只隔地下铁一站，步行不过十分钟。
　　组成分子如此庞杂交错的华侨社会，对背景及身分都十分特殊的胡兰成来说，深居简出应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次，要不是薛慧山很冒失的把他带了来参加我的餐叙，我还真不知道怎样的机会才能让我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呢。
　　不过，毋庸讳言，薛老如果在电话中预先就告诉我，他会带胡兰成同来，我虽不能预知自己是否真会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但我对于有机会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内心深处确是有所期待的。
　　对胡兰成，我真是太好奇了。
　　他既能赢得玲珑剔透的张爱玲的芳心，成为了她的初恋情人及夫婿；却又能容忍及接纳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畲爱珍，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从张爱玲的角度去推想，胡兰成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从畲爱珍的角度去推想，他应该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伧夫。如此相异的两种人格特质，怎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一位人物，当然希望有机会见上一见。
　　结果，我们见面了。第一眼，却让我大感意外及失望，我眼前的胡兰成，既不是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却也一点也不粗鄙。我的实时印象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糟老头。
　　上了餐桌，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好，他很深沉，不多话，眼色很锐利的看着薛慧山和我。薛老兴高采烈的谈着他旅游东南亚的见闻。后来不知怎样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书画，那更是薛老的专长，我插不上嘴，胡兰成倒是不时应和着。我在一旁端详他们两者，看上去，年纪差不多，应该都是六十上下的人，薛老可能还要大上几岁。当时，我还不过三十六、七岁，觉得和他们两老不是同时代的人，一直未多发言。
　　那次餐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临别时特地向我索取名片。我们做记者的人，绝不吝于给人名片，但那天我是主人，他是薛慧山带来的客人，他似乎倚老卖老的不给我名片，我也就装作不在意，未给他名片，但最后他向我索取，我给了他，他仍然未给我名片。
　　过了十来天，忽然接到胡兰成电话，说薛老要回香港了，他给薛老饯行，邀我作陪，在同一家中国餐馆。我想他这是借口回请我吧，我应邀去了。三人坐定后，他俩之间的几句寒暄，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薛老大概是说：为他饯行，何必破费到餐馆来，府上「爱珍嫂」的手艺比这儿高明多了。胡却看着我说：黄先生是新识，怎好屈驾到舍下去。我顺口答说：有机会，一定专程叨扰。胡却没有答话。
　　其实，我非常希望他说一句「欢迎随时来指教」之类的话，我就可以打铁趁热问他地址。因为，我对「爱珍嫂」这位人物，更是十分好奇。
　　当年在东京，每有人提到胡兰成，就会谈到畲爱珍。有关畲爱珍的传说，比胡兰成还要多，据说这位「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凶狠无比，能两手开枪，杀人不眨眼，「七十六号」抓到女人犯，都由她拷打审讯，不死也得脱层皮云云。尤其是她来到东京后，竟然和胡兰成搭上了，更增加了这一双男女的传奇性。
　　如此一位人物，如有机会见识，我当然会争取。那天的餐会上，胡兰成虽然没有表示欢迎我登门拜访，他却留下了一个有意和我继续交往的伏笔。他主动提及在《中央日报》航空版上看到过我写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接着说他也喜欢写写东西，很想寄几篇杂文向我讨教。我当然表示极愿拜读，请他即速寄下。
　　果然，一两个星期后，他寄来了一大堆文稿，有的是杂志的抽印本，也有手稿的复印，杂文居多，也有谈论日本政情的，我看后，非常意外，对他的文采不禁大声喝彩。尤其是那些杂文，谈人生，谈哲理，谈风花雪月，都有妙处，都有神来之笔，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观，不再称他「糟老头」。
　　他很可恶，一直未告诉我联络电话，我祇好照他寄文稿给我的地址，给他写去一信，谢谢他，并以相当保留的语气捧了他几句，（他说曾在报上看过我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我一听就觉得是敷衍之词，我怀疑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所以我不想在信里捧他太过火。）接着，在信里我邀约他╳月╳日中午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餐叙，我担心他不来，故意说他的一些文章引起我颇多感触及意见，希望向他当面请教。
　　他如期来了，还是穿的那半旧棉袍。
　　入座之后，我看得出他颇为局促不安，大餐厅中，他是唯一未穿西装的人，客人绝大多数是白色洋人，俱乐部的官式语言是英语，连菜单都是英文的。我特地先向他解释，此次之所以约在这儿见面，主要原因是我没有把握他是否会赏光，如果约在中国餐馆，订下座，万一他不赏光，我会很尴尬；而这儿比较随便，我几乎每天都来，餐厅很大，大小桌面很多，我提前来占住这个餐桌，两人用餐正好，万一他不赏光，我就挤到那几台专为外国记者会员保留的大餐桌上去就是了。我接着向他解说，俱乐部是专业性很高的国际社团，采会员制，会员限于日本外务省登记有案的外国记者，及各国驻日外交官，不搞社交活动，在这儿比较自由自在，不必受拘束。
　　胡兰成听了我的解释，态度显然放松不少，用餐后，又见我喝咖啡，抽香烟（当年抽烟是时髦，不抽烟反被视为异类），放言高论，和外国人打招呼或谈话，用英语；和他用中国话谈话，并未压低声音，也无人引以为异。同时，在我们用餐前后，到桌前和我打招呼的外国人，我都为他介绍，果然都是外国重要媒体的驻东京记者或外交官。在这「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知识分子社团环境中，他终于被这种开放自在的氛围所感染，让他和我相识以来一直拥抱着的那份深沉与矜持，完全抛开了。
　　餐后喝完咖啡，我领他到俱乐部的数据室，书籍、杂志、报纸几乎全是英文的，却有两份中文报：台湾《中央日报》航空版及香港的《香港时报》，他如获至宝，看完了架上的近期报纸，还想借过去的合订本来看。在数据室待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回到餐厅喝咖啡聊天。他问我这地方他可以自己来吧？我说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会员制，但是，如果你到数据室看书报甚至坐坐休息，不会有人管你，尽可自由出入；但不能去餐厅吃喝东西，这儿不收现金，必须会员签账单，月底结帐。
　　我看他很失望的样子，连忙告诉他尽可以常来，我每星期至少有五天在这里，我们这些「单枪匹马」的特派员都不会有办公室，白天写稿、发电都在这儿的工作室里。而且，我们也可以约好在这儿见面。
　　他几乎从没有一个人来过，但每次我到了之后，打电话到他家找他，他都会欣然而来。他来了先去看中文报纸，我在工作室写稿，中午时分，我带他到餐厅用餐、喝咖啡、聊天。如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一两次，他很健谈，我总是让他多说话，但他很慎言，谈的话题都是张爱玲或世界反共大势，我听腻了，问他一点旁的，他都很巧妙的避开。他似乎很关心台湾的事情，在闲谈中曾问到台湾的政情和社会情况。其实，交往两三个月之后，我对他已失去兴趣，我还不愿放开他的唯一原因，是想见一见畲爱珍，看看这位女魔头是什么模样。但我发觉胡兰成似乎总不愿意让我见到畲爱珍，我想他羞于让长相凶神恶煞的畲女见外人，这种心理，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想再为难他了，遂放弃了要见畲爱珍的念头。
　　恰巧这个时候，台湾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我忙得不得了。遂有三、四个星期未和胡兰成见面，却把他弄急了，以为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我，忙着来找我解释误会。
　　原来在一九六三年二、四月间，中共向日本洽购一座整套的尼龙制造工厂，金额庞大，中共向日本进出口银行洽借巨额购厂资金；进出口银行是国家银行，台湾当时与日本尚有邦交，极力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的此项贷款，但日本工商界和舆论界却在对日本政府强加压力，逼促日本政府尽速核准贷款。
　　台湾方面警觉事态严重，紧急打出王牌，连续派出超重量级的政治外交人物赶赴日本，对日本政府高层直接进行交涉。于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中日合作策进会理事长谷正纲等，先后来抵东京，东京的政治外交情势绷得紧张万状。
　　那段期间，我忙得头昏眼花，每天都是早出晚归，马不停蹄，难怪胡兰成说四处找不到我，误以为我在躲避他。
　　五月初的某一天，我忙到晚间十点多钟才回家，一进门，赫然看到胡兰成和一位身着中国旗袍，体型略胖，皮肤白皙的中年妇人坐在客室中等我，不用介绍，我断定这妇人就是畲爱珍了。非常让我意外，她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大方方，脸上淡妆，泛着和善的微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江南一带的普通家庭主妇。
　　胡兰成先向我道歉深夜来打扰，实在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很急，他讲话很慢，我还真想不透他有什么「急」事情找我。他接着说：从报上看到张群先生到了东京，他拜托我带他去见张群。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向张群先生报告，诸如：日本政情啦，日本反共势力及反共情势啦……我不等他说完，就几乎骂出口来「神经病！」但看他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不忍心骂他，勉强抑压住心头火气，问他以甚么身分要去见张群，他支支吾吾了一会，答说「张先生应该知道我吧。」至此，我决意不再和他纠缠，我明白告诉他：要见张秘书长，绝对不可能；我们记者也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都是找他的随员或秘书进行采访。日本报纸也注销来了，张秘书长此行是为了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共购买尼龙工厂，任务重大，困难重重，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紧不透风，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已有五年未来日本，你想，日本各界多少人在等着见他，他又必须要找日本政界多少人，哪里还有你我的机会。
　　我这番说得极其诚恳实在，说完我即起身送客，胡兰成还想说话，畲爱珍轻轻拉着他走了。畲爱珍除了初见面时的几句寒暄外，全程未说一句话，祇是专注的在一旁听着。我的印象是：对情势的分析，畲爱珍显然比胡兰成高明。
　　张群的行程中，排定有一天中午要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演讲，并接受记者发问。我告诉了胡兰成，胡希望我带他去参加，并问有否机会和张群谈谈话。我告诉他交谈的机会不大，恐怕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到了那天，我为胡兰成买了餐，订了座位，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我坐在前面的记者会员席，他坐在后面的来宾席。那天的演讲和记者会都是用英语，张群用餐后，亲自念了预先准备的英文讲稿，然后由记者发问，由大使馆的一位职员翻译。记者会结束后，张群立刻被人前呼后拥上车离去，坐在后边来宾席上的胡兰成，果然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
　　胡兰成在东京就祇这么一次远远的听过张群演讲，始终未能和张群说上话；我一直未向张群提过他。
　　过了一两天，陶希圣先生到了东京，我到机场接机，在从机场到旅社的路上，我即向陶先生报告，胡兰成在东京，曾拜托我引他去见张群秘书长。我话未说完，陶先生提高了嗓音说「不可以！」我答说：我已拒绝他了。我随即问陶先生，「如果胡兰成要求见您，见不见？」陶先生未答话，我知道他在考虑中。
　　到了旅社安顿好后，陶先生才对我说：「胡兰成，我可以见他，由你去安排时间。」说着，陶先生从沙发上起身站立，右手掌五指并拢，手臂横摆左额前，一面说话，一面右手臂从胸前往下一切，说道：「胡兰成和台湾的接触，到我这儿为止。」
　　陶先生已为我和胡兰成画下了界限。
　　我问陶先生的行程，以便安排胡兰成来见他的时间。
　　我到记者俱乐部打电话找了胡兰成来见面，他已从报纸上看到陶希圣来东京的新闻，果不其然，他立刻要求去看陶，我用电话和陶先生联络，安排第二天上午十时在陶先生旅社见面。
　　他们原已认识，毋须我介绍，第二天，我陪胡到陶先生房间，就托词离开了，他们两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我不在场。
　　当天的傍晚，陶先生找我去旅社陪他晚餐，他简略的讲了他和胡兰成谈话的情形，主要是胡讲述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况，陶先生说：胡兰成十介恳切的要求陶帮忙他住到台湾去。我问：他准备到台湾去干什么？陶说：他希望去大学教书。我说：可能吗？陶先生说：办不到！台湾怎么可能收容他，何况，他还带着一个畲爱珍。
　　胡兰成要为陶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一些日本评论家。最好能举行一次座谈会，陶问我的意见。我说：胡的这般评论家朋友我都大致见过，可惜多已过时了，都已不再有舞台，我建议陶先生如有时间，不妨和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至少，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陶先生嘱我安排一次茶会座谈，到了二十来位日本评论家，胡兰成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
　　十多天后，台湾来的政要们先后离日回国，日台外交关系却未见好转。外交问题多，记者们一定大忙特忙，胡兰成偶尔还会到俱乐部找我，几次扑空，他可能又误以为我在躲避他，后来，甚至我到了俱乐部打电话找他，他也推托不来了。由疏远而淡忘，他去了台湾，如愿到大学教书，又因「汉奸」背景被轰出境，再回到日本，这一连串事情，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又过了若干年，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个小框框消息，说原籍中国的评论家胡兰成去世。这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黄天才
 
    广西阳朔人，资深新闻工作者，自一九六Ｏ年代初期奉派驻日采访，长达二十四年，先后服务过《经济时报》、《民族晚报》、《联合报》、《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等传播媒体，曾任《中央日报》副社长、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及董事长，并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着有：《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五百年来一大千》、《劲寒梅音：辜振甫人生纪实》（合着），《林海峰围棋之路：从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等。
※Charlie按：

    一、本文载于《印刻》2009年3月号，当时因赶着《小团圆》即将问世，故印刻方面紧急推出「你的今生今世，我的半生情缘──张爱玲‧胡兰成‧小团圆」专题，内中搜罗了此篇。
    二、当时听天文天心谈起，笑说读了黄天才此文，觉得这个人是「文盲」，胡先生在前，而他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当面错过。稍后印刻将杂志寄到我台北家，我请舍妹先读过，电话上转告我她的阅读印象，听了好似无甚重要内容，因此得到印刻杂志后，我也未再看，径束诸高阁。
    三、这几天应smiletotoro兄之请，乃找出此篇，扫瞄之后细阅，方知不可尽信人言，天文天心对胡先生的信任是不落言诠的，而我认为有时还是要言诠一番，更有意思，也让读者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故此篇颇具价值。从前我还在迷围棋时，曾在旧书摊买到一本黄天才的《林海峰围棋之路》，读过之后颇觉失望，大概以我那样的棋迷，老早就从无数管道得悉林海峰──我心目中的大棋士──生平的点点滴滴，反觉得黄天才的采访仅是浮面，不够深入；这个经验我后来也有过，即：我也是一个戏迷，迷戏的细节所在伙矣，结果看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反而觉得没什么，因为那些我早已知道了。
    四、回到黄天才的这篇文章，当可发现：陶希圣面对黄天才的态度，其实跟胡差不多，有话不愿对黄多讲。而由胡兰成与侄胡绍钟（青芸同父异母弟）家书可知，陶希圣尚且曾亲自造访胡宅，彼此倾谈过，其交情的契合与相忘，又岂是黄天才所得而知之者？世人多知：陶、胡各是蒋、汪的文胆，而世传《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者，则胡有对该着所为之长篇批判，应可视为蒋汪两大文胆的另类交锋。
    五、胡初赴日本时，因身分敏感，且国民党在日的代表团仍甚有力量，为了人身安全计，多用假名在社会上行走，直到《今生今世》出版后，乃恢复以本名行世。从此文可知，胡对黄仍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胡未参与旅日华侨集社，应也是如此的考虑。胡后来得以赴台讲学，应是循其它途径打通了关节，在台也曾拜访张群、黄少谷、陈立夫等要人。
    六、胡的信札中有谓在友人处阅读港台大陆报刊，当是此文所指的记者俱乐部。
    七、金雄白、章君谷的书中均提到畲爱珍是个双手能够开枪的狠角色，黄在此文中也提到这个，当是以讹传讹。
    八、黄天才可说是国民党治下的循吏，是个新闻界的老兵，此所以他后来能当上中央日报社长、中央社董事长，算是国民党对他的酬佣。但他的新闻嗅觉实在不算灵敏，居然错过了胡这个人，以我所知，胡介入日本政治社会的层面相当深广，且不时将所获得的政治情报，为文发表在卜少夫的《新闻天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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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李黎老师来访并留言，真是很高兴。作为胡粉，我们多希望能和资深胡迷一起交流啊。目前大陆所公开见报的东西很多都有谬误，如果能够澄清，这是我们非常愿意做的事情。

    今天，浙江金华的三焦兄说台湾“三三”的仙枝女士有新书相赠，心下非常感激。此前，收到薛仁明兄的《天地之始》时，那种惊讶就像是拿到月球上的东西。虽说只有一道浅浅的海峡，我们隔开的却有太多东西。仙枝作为兰师的得意门生，让我觉得可亲可敬。更多的等读了书后再说。

    现在微博大热，我于近日也在新浪注册了一个，名为“胡兰成网”http://t.sina.com.cn/xygoing，欢迎兰友们没事去踩踩。另外，如果有意共建这个微博，我也愿意把密码和大家共享。我们群策群力，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兰成先生，更好地发掘胡兰成先生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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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兰成与朱西宁全家，前左至右是朱天文、朱天衣、朱天 心，后排是胡兰成及朱西宁、刘慕沙夫妇，于1976年台北新店溪边。此年5月胡兰成搬离阳明山中国文化学院，迁居景美朱家隔壁，著书《禅是一枝花》。11 月离台返日，至1981年7月去世，没有再来过台湾。

黎华标是何许人？

    读上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末胡老师写给黎华标的信，七十封信，与我同时收到这批出土古物的老友暨胡兰成专家，他彻夜读毕，但我迟迟停停，分了五天才读完，怕一下子读完就没有了。当然也是，回回不能尽读，投袂起身，我得出门走走，因为这些信，太煽动了。我说的煽动，用胡老师信中语是，“孟子曰忧，佛语是大悲，壮士得其悲痛慷慨，忧思难忘，尚为思有济于天下，把历史的弦弹得铮铮响。”
    “人可各执一学，犹百工众技皆为有益于世，而惟圣贤之志愿无边无尽，故忧思不尽。”
    但不忘其忧，跟它配套的一句，不改其乐，那是孔子。而我亲眼见过人老了，阅读求知并不为了什么的依然如年少时那样专一，生活里看人看物新鲜有味，他的执念依然亲近着现实和具体细事而并不走向皇皇如大理石铭文的抽象建构，大家都讲如来佛色相第一，那是不改其乐，那是我们遇见的老年时候的胡兰成。我想起康德传记作者的描述，康德临终时有人把他的三大批判巨著托在他手上，他掂了掂，仿佛意思说：“如果这是个孩子该多好。”
    所以，谁是黎华标？
    这位让胡兰成对之写了七十封信的年轻人是谁？这些信，如果在缺乏任何背景信息下忽然读到了，简直难以置信，你说它不是情书是什么？才第二封信喔，胡就这样写：“我把你的照片与几个日本朋友看了，但是像诗经里的‘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不知要能怎样帮助你才好。我很想你能来日本留学，但是不知道你的家境，不知道你离得开离不开，而我请日本友人资助中国留学生，虽前时曾有此说，亦是等一边决定了，又还要等另一边进行来看，一切都不能说先有把握。又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路，他人的代谋也许反为是一种不当的干涉。是如此辗转思维，自己抑制着……”
第三十一封信：“我所以曾想对唐君毅先生争你这个学生……”让人想到现在粉丝们皆朗朗上口的邵之雍的警句：“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黎华标乃新儒家大儒、唐君毅的学生。唐君毅创办新亚书院，十多年后而有香港中文大学。
1976年台湾联合报开办小说奖，副刊主编马各，非得记他一笔，是他，不但策划了小说奖促使友报随后跟进，亦执行了支持青年小说作家写作方案，作家每月五千基本生活费，有小说即给联合报的副刊，稿费另计。我大学三年级，妹妹朱天心大一，怯场只敢共同签一份约，平分五千块，即便如此，也压力太大，愧对马各两年到期再不续约了。春节报纸只出单张，除夕前发稿催急到马各亲自来取件，夜晚出租车等在门外，门内一屋子年菜味，熙攘笑声。那几年家里天天人来人往办三三 （指本文作者曾主编的《三三集刊》——编注），倚马立就，朱天心写完交稿，小说叫《绿竹引》。已返日本的胡老师收到这篇剪报即寄去香港，盼黎华标读了能写评。黎的评文刊出后寄东京，胡转来给天心，写信说黎君：“人极真诚，二十年来，信上称我为师，而未曾见面……请你寄一部三三给他……请用你的名字寄给他，他一定很高兴，我一面写信告知他，要他自己出钱订阅，并请他投稿。”
    通信近二十年，不料将黎君跟三三连系上，由《三三集刊》承接了吧，通信遂止。此后四年，胡去世。胡老师那样的热情写信，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想，岂只不寻常，根本仅见。我遂想到盛九莉将与邵之雍断绝前的喟然：“其实他从来不放弃任何人，连同性的朋友在内。人是他活动的资本。”

胡兰成赞黎华标之“仁”

    非常刺耳之评赞，几乎可以是恶评，然则是恶评吗？
    且看胡致黎信，随便翻一段，都是煽动，就说黎君研究所读完开始教书，胡老师写道，“你信里对女学生的态度，使我想起我在温州教书时。我又想起小时的想头，假使我所知的女人落难，我必定救她，又假使所知的女人成了残废，我亦必照常爱她敬她，乃至在路上见跛足的或乞丐的妇人，我都设想我可以娶她为妻，爱敬之念日新。此是年轻人的感情，如大海水，愿意填补地上的不平。亦因有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学生，皆映辉成为鲜润的了，而要说是仁字，这亦即是你的仁了。”
    “后世儒家藏仁以要人，不如你之身行仁而不自知也。但是你教学生，解释仁字，大约又是解释得困难吃力而不讨好，落于藏仁以要人，此仁字成了积在心里的痞块，反为是病了。”
    “我如此从你自身来启发你，使你对你自己成为知己，而学问道德文章是要与天下人成为知己，此是于新亚书院诸君子之外，另辟一途径也。”
    易经、“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讲仁，仁是感的新字新语。
    仁是淹然。是啊，淹然──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
    更近的新语，仁是速溶颗粒，当场溶入对方，溶于情境。《史记》写汉高祖刘邦仁而爱人，那种速溶颗粒的体质，他既是溶于市井走卒之间，又不可思议能立速溶入张良者流。胡式煽动语是：“上与星辰近，下与庶人亲”。
     仁是忘私无我。胡云：“你有一次来信，讲到你提出的一篇学术论文，唐先生稍有批评，你即刻无条件的感觉到自己的解释真是错了。其实你的亦不见得怎么错。这使我想起张爱玲，她把她的以为好的西洋文学作品讲给我听，见我听了不觉得怎样好，她就即刻对我抱歉，好像尘渎了我的清听似的。这种无条件的从善，不执自己，至于无我，这是真的谦卑，如海洋的谦卑，而那忘私无我就是仁了。而你当下并不曾想到论语上的仁字……”
    孔子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他人则一天两天而已。这样的颜回，动静举止让我们想到谁？我想到──她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    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语出《民国女子》）。

1985年东京福生市，胡兰成去世后四年，朱天心于胡 墓前。墓上“幽兰”二字，是胡的书法。

胡兰成1960年8月28日致黎华标书信手迹

父亲同代之人，何以因爱张必憎胡

    格物致知，与对黎君相反，胡老师对三三，多讲致知，而少谈格物。黎君做学问，胡老师就只跟他说格物，反复说，说得自己也动气起来：“你已迷惘前事，以学问来障了人生，怎得有太白金星下凡来提醒你才好呢？”而三三是文学为强项，我们写小说，做的都是格物的事，胡老师便只说我们要致知，要用功，要死心塌地地读原典。孔子教儿子学诗学礼，“不学诗，无以言”，连跟他要讲话都没法讲。胡老师因为三三而特别着重于礼，“不学礼，无以立”，忧念三三也许才高但学疏无以立，文运怕要不长的。
    世间有王阳明格竹子，当代我最敬爱的小说同业舞鹤，曾经对谈时他问格物，这是第一次有人用格物来谈写小说。当时我说格物对我也许是本能，正确说，女人的本能。女人天生是格物的，常识的说法，女人是直觉的动物。女人跟世界的接触和交涉，自自然然从色相始，自然到我从未意识过有格物这件事。实物实体，色相宝妙，那是女人们都会的呀。（朱天心新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写女人与男人的几节有很生动的描述。）现在听见同业舞鹤竟提出格物，好像窥得武林秘笈，原来他是用一段长时间的田野调查让自己浸泡在内，泡到让自己出芽。原来他用这种功夫，让自己与物无隔，素面相见（胡兰成语）。
    第十三封信：“读你的信，我每每如此生出感激之意，实因你真得了‘好学的’的一个好字。论语惟颜回以好学称，又孔子自称好学，此好字非亲身经验不能知也。”
    此好字，是爱悦吗？可不是，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把黎君跟颜回跟孔子并列说，这自是胡式煽动。然则距今三十三年前《三三集刊》创刊，若非胡式煽动，会有三三吗？这样就还有一位不可忘失的好学人，好学亦好善，是的，他是我去世已十二年的父亲朱西宁。
    今天我的年纪，已超过我父亲当时接胡老师到我们家隔壁租屋而居的年纪，我能像父亲那样从第一面见胡便侍以弟子之礼至终？父亲上阳明山文化学院初访胡回来写的文章《迟复已够无理》，复的是张爱玲三年前的两封信，那样兴高采烈报佳音的报知见到胡：“我喜欢见真人，兰成先生也真是真人……是他的真也叫我深感受到器重，叫我说不出的感念。这我又要说是恩宠，为何我能独得承受这些个丰富，自然我是会珍视和善用这些个丰富。”我会这样写吗？我觉得不会，我会比父亲世故。
    父亲说恩宠或恩赐，乃基督徒语，按胡语是说仙缘，世缘深处仙缘新。事实上，父亲这封信成了张爱玲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
    父亲对胡老师，像孔子说颜回的：“于吾言无所不悦，不违如愚。”二十岁左右的我们，一样。但我们的不违，是因为压根连提问题的能力也没有，白纸一张，朱天心形容说仿佛卢贝松电影《第五元素》中，负有拯救地球使命的神父极想在最短的时间将有人类以来所发生的大小历史全数灌在那初履地球白纸似的天人脑里。可是我父亲？他的纸上写满了字，任何方面来看，他都足以与胡老师大大抵触的。便看父亲同代之人，因爱张必憎胡，因抗战必仇日，父亲正为这两件，与文坛交谊半熄，亦老友不相往来十几年。我回想他曾经动摇过吗？或者，至少恍神过一下吗？就我记忆所及，我觉得，没有。也不是因为父亲从来不苦相，不戏剧化，不勉强人，也不是他基督徒的因信称义所以信心坚定，我回想也许他只是，本该如此，理应如此，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父亲不仅不违，他是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他也许比任何人都笃志于胡学。
    那么，胡老师怎么回应他？是的，胡为我父亲开笔写《宗教论》，此论不久编入《中国礼乐》由三三书坊出版（化名李磬，十二年后恢复本名重新印行，书叫《中国的礼乐风景》）。
    胡写此论，让我觉得最是张爱玲讲他的：“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他写各个宗教之好处好到那样令人神往，但终究又是不得满足的那样严厉不留情。就说基督教，我是幼年受洗过，成长后不再上教堂也不信基督教，凡宗教，我也许只能做到不出反声亦不露评色，但胡写基督教，有这种好法，让我只想一句句抄经一样抄下来。而父亲说《宗教论》把一池的水都搅浑了，胡闻言笑起来，给我父亲的信上写：“我是凡事必求其真，为此说话每致被本来很相好的朋友所憎。以我的经验，在求道的路程上，到了那十分的去处，友谊是靠不住的，只有知己才靠得住。我今对朱先生说话没有禁忌，是因为你我同在神前。”
    胡也评论了我父亲的长篇小说《八二三注》，感激处是煽动，不满足处是严厉。父亲呢？怎么回应胡？我想起子贡比较自己跟颜回，子贡自谓闻一以知二，颜回却是闻一以知十。父亲的《华太平家传》未完，就是他对胡《宗教论》的闻一以知十。
    我有文集《黄金盟誓之书》，心里想的是他们两人。民歌唱，山高也有人呀行路，他们高高的走在峰上倒以为是平地，连盟誓也没有的。
    时值此时，胡兰成正当我现在及未来的年纪，我能像胡老师给一个未曾见过面的青年那样写信吗？我不能。我四周有谁会像胡老师那样不吝且不怕煽动对方？不怕，是因为煽动了对方，就得承接那煽动的后续效应，喊停吗？胡是不喊停的，除非对方停。也许有一位朱天心，她会写煽动语，近年的杰作是推介一个她惊为奇葩至今仍未出书的写小说的人张万康，她那种推介法，不是最高级，是唯一级，她半点不怕的像一名赌徒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悉数押上。胡老师称颂人，也是唯一级。
    这种不喊停与唯一级，写到张爱玲的现代小说里是这样：“她根本没想通，但是也模糊的意识到之雍迷信他自己影响人的能力，不相信谁会背叛他。他对他的朋友都是占有性的，一个也不肯放弃。”

胡兰成《今生今世》也许是叩仁之书？

    现代小说，在文学史上如果要记一大功，那必定是它的除魅性。张的时代没有除魅这个词，她只说“思想上没有圣牛这样东西”，又说“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对方是日神，她也从小地方看见了黏土脚。而中国现代小说的领头羊，早在上海孤岛时期，胡已白纸黑字表现出胡式唯一级的评论风格：“鲁迅之后，有她。”鲁与张，他们除魅，他们绝对不手软。小说《小团圆》，这会儿张亦绝对不手软地把自己给除魅了。朱天心的说法是：“我留着对张最后的敬意，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她像尽忠职守的老将军战死在她的沙场上，战到最后一刻。”
    如果叩问世界，对于问者，我们说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现代小说的除魅性，注定它要叩问阴影，叩问黑暗，叩问那一切难以逼视不可追究的神秘幽微。此亦所以叩恶鸣恶，叩善鸣善。当然，叩假鸣假，叩仁鸣仁。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也许是一部叩仁之书？
    是吧，叩仁之书。汲汲鲁中叟，迟迟去鲁时，人是他活动的资本。
    周游列国十四年，然而他思念起鲁之狂士了：“归与，归与，吾党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唉呀怎么好像在说当年三三的青年！）孔子遂返鲁，教学。吾党小子裁之。
    所以三三怎么响应胡？三三像孔子在匡差点被杀而颜回走散了待赶上大家时孔子好安心说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那样的完全顺从，纯良稚儿般给了晚年的老师鲜润的生之辉。
    时值此时是父亲的年纪，胡的年纪，我的年纪，照花前后镜迭迭交映着过去未来和现在，我能做到他们这个年纪时候所做到的吗？胡说：“绝对的相信就是永远不会失去。我相信天文的。”这是教诲，情话，还是盟誓？波赫士在河边遇见年轻时候的自己而展开一段对话，我亦遇见三三时候的那个我们，日之出町陶人冈野家，大波斯菊离离丛生的草茎在五月郁金香盛开的午后里，似疏似密，似迷似阳，树下荡秋千的笑声是天心仙枝和双胞胎姊妹，那个年轻的我坐在胡对面，心想，这是教诲。
    志不尽，愿未央，天下事犹未晚也。
    世间有地藏菩萨本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心，只要一愿未成亦不成佛。看那胡七十四岁还在写信煽动：“我为你们求证女人的创造力，比贾宝玉更证得女孩儿们的好在哪里。原来新石器文明全是女人发明的……”这是胡最后在写的《女人论》，未写完。
    2010年3月22日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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