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浙江，此等钟灵毓秀之地，历来因才人辈出文脉久远，如今又以巨商林立平添虎啸龙吟之气。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在商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放眼整个中国大陆的商业版图，没有任何一个商帮能与之匹敌。“浙江模式”、“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早在本世纪初，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就看得出浙商所掀起的滔天巨浪。
“舍得”、“和气”、“共赢”、“低调”和“敢闯”似乎是浙江商人共同的基调，文气、锐气与灵气也使其与其他商帮泾渭分明。但具体而言，每个商人又都有自己的财富故事。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悉心经营，秣马厉兵，时刻准备扩展自己的地盘。
编者按：见到薛仁明兄后，写文章的兰友们不少了，我看了真是高兴。仁明兄也真难得，有点联络两岸兰友，早日重新发掘胡学的意思了。很喜欢谢翔写的这篇文章，特别是他提到，我们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有真学问吗？看后汗颜。
薛仁明一家与隐地夫妇
这几日绍兴一带天气甚好，享受着台风来临前的安逸，而我的心却尤为郁闷，竟不知心中像掉进几粒沙一般漩起朵朵涟漪。凭窗望远，万家灯火比星星还璀璨。有了电以及应用于电的各样科技，人们的生活是比以前更加丰富了，用繁华来形容，恐怕是不尽，只是各种症状亦比以前多了。夜色低垂的曹娥江畔，有人在钓鱼，有人在下棋，亦有人在嬉笑传情。远处公园，竟成了一个闹热的游乐世界，人们正用尽劳累了一天之后唯一的闲暇在那里像赶集一样追赶着自己的情趣。夏日的烈火在晚风中稍稍退去，最难得的清凉从人们放下碗筷的那一瞬间缓缓地升上了地面，世人都游乐于各自的游乐中。
七月二十日晚，在街头散步，薛仁明先生忽然来电话，说他在北京。是卜二给了他我的电话。我急切地说：“《天地之始胡兰成》，我今又看第五遍，当看到佛教有了庄严和喜气就与中国的文明毫无间然，让我当下豁脱了，您的著作，让我印证了我五年前的判断——胡先生是个求道者！让我着实松了口气！”随即约定，次日早七点，在越秀饭店（北京宣武饭店）会面。
七月二十一日，我提前到了越秀饭店，薛先生准时来到大堂，让我真实相见了勇闯胡学、还斯人以原貌的志士薛仁明，套用胡先生原话“薛先生真是阳春喜气”，跟胡门大弟子朱天文一样的质地，真是谁看谁欢喜！我看朱天文在香港的书展“站在左边，写<巫言>”的演讲视频，五十多岁的朱天文活脱脱象个无染的小女生，那可真不是装出来的，这是胡门的精髓，她的人大于她的学问，完全是清明的美感！薛先生的《天地之始》真是让我是一字一句都读到心里去了。
最近的日子千头万绪。但也没有找人倾诉、与狐朋狗友吃吃喝喝以求短暂遗忘的念头，只因为太热，人都太不耐烦。
上周一下班去北京宣武门见了薛仁明。我当然与搞学术研究的人没有交集，去见薛大哥，也没有探讨胡学、请教什么问题的想法。只是当初读他的《天地之始》，就认定他是温良敦厚的读书人，彼此都是在“胡学”这条山阴道上醉心于风景的人，于是就理所当然可以去拜会拜会，随便坐坐，谈谈——即使我们从学识、出身、年龄、成长环境（包括教育环境、政治环境）都距离太那么大，说是两个世界的人都不为过，但就像胡兰成出身乡里乡间，也可以与张爱玲男耕女织，也可以与汪精卫阔论世事，汉文明的天下就是有这样的深厚广大，无所间隔。
今日云汉奸二字，细品之，亦觉颇为暧昧。其暧者昧者，盖有一种浓重的政治色彩之暧，亦有一个时代的、民族的、个人的情绪之昧。宛若妓女、叛徒、走狗、反动等词，亦常有一番暧昧之味。
暧昧者，普通民众可以不甚其解，或在茶余饭后谈笑亦可，或在渔樵闲话之际谩骂亦可，权当对于生活无聊之余的解嘲。但作为有相当文化教养的现代青年，以及即将担当起复兴中华大任的各界有识之士，便万万不可随大流，唱大戏，乃至在茫茫江海之上看雾。
今人欲有为政之觉悟者，首当有独立之人格与独立之思想。孙文、陈独秀、蔡元培等先人一生志在唤起民众之觉醒，为中国之崛起而奔走不息，今人亦当反复为之。孙文虽不懂政治，但其“起共和而终帝制”之觉悟是中国百年基业之始。帝制已终，则行共和，共和者当是民主之共和，礼制之共和。民主、礼制之共和，非昔日GuoMinTang之独裁，亦非今日中共之专制。
对于中共及一些文化人士称胡兰成为汉奸，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辩护，其实无需辩护的，正如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自21岁加入中共这个组织，但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文学，我是个小儿，于岁月，我更是个小儿。“岁月贵重”，所以我反复珍惜自己的生活，竭尽所能去思考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前在我的生活里，只有对马克思的信仰以及长辈们用汤匙喂给我们的精神养分。我幸而自己生于太平盛世，更幸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后，我亲近佛教，亲近于世界上各派宗教，在思想的旅程上徘徊了很久，直到胡兰成唤醒我的知觉，才知世上是有中国的文明可以拯救未来的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