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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易
每有朋友来访，总为禅堂上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发问：为何将它置于祖师像前？无他，只因它来自那千古一役的岩流岛。
岩流岛是日本剑圣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决斗之地，谈岩流岛就想到宫本武藏，但一介剑客，即便称圣，何致让我如此？恐怕还得从击剑任侠的文化传统说起。
谈击剑任侠，不得不谈《史记》的〈游侠、刺客列传〉，《史记》部帙厚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许多人读之不能或忘，读之身心畅然、凛然者，常就只是这〈游侠、刺客〉而已。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名性急的毛姓之人，数十年前写下此诗，随后他果然也如愿做下了朝夕间天地翻转之事。这里并无意议论他的功过，只打算借用此诗来为即将登场的这一群人们咚咚助阵。
的确，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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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十二
晕，我咋去一夜情酒吧消费了？
刚刚看信用卡清单，忽然发现居然有在青岛某一夜情酒吧消费的记录，当时就晕菜了。
难道被人盗刷了？怎么盗刷就刷这么点呢？
难道是我最近去这个酒吧了？记得没有啊。也不可能没酒托骗去，那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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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十二
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
好久没逛书店了，下午和寂寞网CEO宋不文一起去了趟文化街。
在汉京书店挑了本中华书局的《周易》，结账时才发现压根儿没带钱。幸好宋老师一向腰缠万贯，给了我点小钱把书买了。
宋老师伫立在文化街上，忽生萧瑟之感，继而字字猪鸡：“半天看不到个人影，这年月看书的人是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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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十二
过去太遥远，未来太迷茫
昨晚下班后去啤酒屋，又喝多了，凌晨三点半在寒风中很凌乱地吐。
今天早早醒来，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影，断断续续睡了一天。晚上才彻底清醒，去市场买菜。顺路捎回来两只猪蹄，晚上自己炖烂吃了。
这一周过得有点糟乱，手头又是稿债如山，就是静不下来，一直没有动笔写东西。周一晚上回家后，又被小咸他们电话拉到国王头像酒吧，喝了一通啤酒。倒也开心。喜欢听海平弹琴唱歌，想到的都是过去的日子。
严格来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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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十一
【本网专稿】苏东坡在海南日光浴的日子
公元1097年，北宋绍圣四年，一代文豪苏东坡踏上了海南岛的儋州。至此，这位文豪已经谪无可谪，流放到了天涯海角。
望着海岛上的山峦和密林，已届晚年苏东坡显得很淡定，虽然他只是在当时官家的廉租房里有尊严地活着。据说秋雨一来，房子就漏，东坡先生得经常把床从东搬到西，再从西搬到东，以此舒展筋骨。这并不影响东坡先生形而上的思考，某次他看到屋里发霉，很多白蚁死在床上，他就写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濡，还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长久？然儋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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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十一
【本网专稿】俗得有力量，俗得津津有味
历史是一本大书，这一点人人挂在嘴边，都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多从中学点东西能少走弯路；历史也是一位大爷，这点很多作家心里明白却不说，悄悄拔一根寒毛都够写不少东西来混饭吃。
近年来写历史的书火了，无论是雅是俗，都有人捧场。雅的如吴思先生，鞭辟入里，功力非凡，一般人不敢模仿。大多数人还是得走俗的路线，但还总放不下身段，老想要翻唱小曲给EMBA听。或水煮或乱炖，挤眉弄眼地谈企业说管理，生拉硬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让人看几页就反胃。不过也有例外的，比如最近读了肖仁福的新作《首长红颜》，倒有一些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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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
国王头像门口的月亮
今夜（准确说是昨夜）下班很晚。虽然主席提前说好今晚螃蟹宴，但因为稿子来得太晚，下班时酒馆还是已经散场了。
只好去国王头像酒吧见大家。走到路口就看到咸总和安东两对伉俪在小摊坐着，于是上前，吃到了给我预留的螃蟹。主席每年的螃蟹宴都好丰盛，是我吃过的最肥的蟹子。咸总庖丁解蟹，迅速将一只螃蟹塞进我肚子里。
在酒吧听到小河唱歌。果然非同凡响，还是喜欢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不管是周云蓬还是小河，听着都那么销魂。更高兴的是听到了海平的歌，好久没听了。
黄天才所收藏的折扇
我称不上是胡兰成的朋友，虽曾相识，但交往不深，相知也不够，祇是在上世纪一九五O年代后期到一九七O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像伏枥老骥一般窝在东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度，他高估了我，以为我在台湾政界及文化界人缘很广，可以帮助他来台栖身及发展，所以毫不隐讳的多方接近我，起初，由于他的背景及经历，我还多少有点戒心，但接触较多之后，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文才而并不讨人厌的人物，遂很热络的交往过一阵。后来，大概是他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他来台，我们才慢慢疏远。他和我不再联络之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忽然听台湾来的朋友说胡兰成已经到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更出版了几本轰动一时的著作。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赶出」了台湾，去到香港，辗转又回到了日本。他未再和我联络，我也未再找他。最后他的死讯，我还是看日本报纸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