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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本网专稿】萧红在青岛的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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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是中国文坛的一个传奇,在民国时期,她是唯一能和张爱玲比肩的才女。萧红和世界短兵相接,伤痕累累,堪称绝响。而她和萧军的感情经历也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文人话题。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名为《黄金时代》,关于片名的由来有很多说法。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萧军在《青岛晨报》工作时,他所编辑的一个版面,名字正是“黄金时代”。

在青岛的日子,是萧红成年之后绝少的幸福时光。她和萧军在观象一路1号那栋小楼里,谈论写作,生火做饭,在贫穷里相互慰藉。至今,仍有无数人,站在小楼下,细听岁月深处伊人的脚步声。

童年时光

萧红本名张乃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萧红的童年很穷,这其实是一个误读。那时,她算得上一个小“富二代”和“官二代”。

萧红生于一个大家族,她的童年总体是快乐的。她的祖父张维祯因没有儿子,过继了堂弟的第三子张廷举来延续子嗣,张廷举即萧红的父亲。萧红出生时,张维祯家虽已呈衰落势头,但张家大院仍有房舍三十多间,后院还有一个大园子。这个园子就是萧红儿时的乐园,她被放养在后园里。祖父拔草,她就拔草,祖父栽花,她就栽花,抬头看见黄瓜,跑去摘了就吃,黄瓜没吃完,又去追蜻蜓了。祖父还教她念《千家诗》……这些快乐的记忆,都写进了她的小说《呼兰河传》里。

萧红7岁那年,祖母去世。9岁那年,母亲又去世,继母接着进门。萧红回忆说:“这个母亲对我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知名作家月下写了一部书《此生注定爱就是痛——萧红别传》(以下简称《萧红别传》),她说,事实上,萧红的继母基本没有虐待过她姐弟俩,只是经常在她父亲面前
告状。而张廷举脾气变得暴戾。“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母亲死后,萧红姐弟的生活主要靠祖父照顾,而祖父也染上了大烟瘾,无暇顾及他们。萧红的内向、孤僻和喜欢读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也并非“老古董”,他是新式教育出身,一直在教育界任职,1921年任呼兰小学校长,1922年后任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等职,被称为“德高望重”。

1920年秋天,呼兰小学创立女生部,萧红成为第一批进入初小读书的女生。张廷举也为女儿上学花了心思,还为她办了转学插班。然而,此时五卅运动兴起,萧红在小学表现积极,不但参演话剧,还主动去别人不敢去的权贵人家募捐,剪了辫子上街游行。这不仅得罪了父亲的一些上司,也与大家闺秀形象相差太远。张廷举认为萧红太“张狂”,一怒之下,就拒绝让她去哈尔滨读初中。

这位父亲显然小瞧了女儿,更想不到女儿会为上学“不择手段”。萧红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叫板,扬言不让她到哈尔滨上学就去当修女。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张廷举无奈之下只好妥协。那年萧红16岁。

逃婚闹剧

作家月下说:“从童年开始,萧红骨子里就有一种风花雪月,充满叛逆性。”

17岁那年,萧红由家人做主订了婚。未婚夫名叫汪恩甲,是位中专毕业生、富家子。月下说,对汪恩甲,萧红开始是满意的,也想给自己上学再创造一个条件。随交往加深,思想激进的萧红对汪恩甲渐感不满,又发现他抽鸦片,更无法忍受。萧红萌发了去北平读高中的愿望。她有个表哥名叫陆哲舜,在学生运动中也很活跃,他怂恿萧红与自己一起去北平求学。

与早已结婚生子的表哥交往甚密,这引起张家对萧红不满。而汪家也有所耳闻,传话到张家质询,父亲张廷举此时执意让萧红完婚。为此,萧红大吵大闹。继母眼看无法可施,就搬出了萧红的大舅。这位大舅声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被逼急了的萧红从厨房抄了一把菜刀冲出来,大舅灰溜溜地走了。

家里断了萧红的学费。这时,陆哲舜已先去北京安顿下来,还让好友捎信给萧红。为阻止萧红到北京上学,张家和汪家都急于给她和汪恩甲完婚。萧红假装同意结婚,骗取了一笔嫁妆,只身去了北京。那时是夏天,那年萧红19岁。

在北京,萧红、陆哲舜和一位朋友住在一起,陆哲舜读大学,萧红则进了北平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寒假临近,陆家威胁不再寄钱,陆哲舜便妥协了。萧红不愿意回去,但也毫无办法,只好双双回了哈尔滨。

经过这一番折腾,萧红对表哥失望透顶,这时汪恩甲闻风而至,把她安排在一家名叫东兴顺的旅馆。萧红答应嫁给汪恩甲,汪恩甲也同意一起到北平读书。但汪恩甲的大哥汪大澄得知后,大骂弟弟辱没家门,断了他的经济供给,待回家取钱时将其扣留。萧红去汪家寻找汪恩甲,被汪母和妹妹骂了出来。汪大澄还称要解除婚约。

《萧红别传》中称,萧红非常气恼,第二天便找律师拟了一份诉状,控告汪大澄代弟休妻。张家在哈尔滨颇有势力,为家族面子,张廷举硬着头皮来打官司,谁知汪恩甲怕哥哥受到处罚,当庭承认是自己要解除婚约。这场官司成了闹剧,张家人颜面尽失。

旅店绝境

输了官司的萧红已没有回家的勇气,便重返北平。她变得更加沉默。期间,汪恩甲又到北平找萧红,二人再次闹翻。萧红意识到,自己的“求学梦”已到尽头,只好回家。

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了呼兰小城天大的笑话,不守妇道,伤风败俗。弟弟因受不了同学嘲笑而转学,家人和左邻右舍都对她投以冷眼。张廷举为避人耳目,也怕继母管不了萧红,就把她送到县城外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宅中去。萧红住在那里如同被软禁,睡觉都有人盯着。她的大伯父常常暴打萧红,还扬言要在家里弄死了事。萧红吓得躲到七婶屋里不敢出来。她的姑姑和小婶怕萧红出事,都想帮她逃出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宅处于一片混乱。10月4日清晨,萧红被藏在一辆送白菜的大车里,逃了出去。这时她20岁。

哈尔滨十月的天气已很寒冷,衣裳单薄的萧红去找亲戚,都未能敲开门。接下来就是漫长而严酷的冬天,萧红一个人游荡在街头。她的腿冻麻了,身上仅有几个铜板。这时,一个干瘪的老妇人收留了萧红。第二天早晨醒来,她的鞋已经被人偷出去卖了。萧红发现自己身处的竟是个暗娼据点,想赶紧离开。为了回报老妇人,她把自己的单衣也脱下一件来,穿着夏天的凉鞋走进雪地。

萧红找到了在中学读书的堂姐妹,在那里住了十几天,然后不辞而别。这一次,她决定和家庭彻底决裂。在这种情况下,她和汪恩甲又走到了一起。萧红不再想上学的事情,感觉自己已经没了未来,她甚至和汪恩甲一起抽鸦片。后来,她怀孕了。他们在东兴顺旅馆里生活了半年多,欠下食宿费400元。老板逼债,汪恩甲以出去筹钱为由,丢下萧红就再也没回来。据汪氏族人称,汪恩甲赴欧洲读书了。月下说,对于汪恩甲舍她而去,萧红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怨恨,终其一生也讳莫如深。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她对汪家的歉意。

这是1932年5月,萧红被逼上了绝境,而店老板则想把她卖到妓院去。萧红拼着最后的力气,哐当关上门,眼泪流下来。

拯救故事

万般无奈下,萧红向经常阅读的《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此前,她曾以“悄吟”为笔名给该报投过一组小诗,虽然未刊发,但已给该报副刊编辑裴馨园和其他编辑留下了印象。

第二天,裴馨园就和几个编辑,前去见萧红,了解了她的处境,并警告老板不许对她动坏心。当天晚上,裴馨园和几个作者商量萧红的事情。一个人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只有头上几个月未剪的头发是富裕的。如果能够换钱,我可以连根拔下来,毫不吝惜地卖掉它!也来帮助她。”这人就是萧军。他原名刘鸿霖,学过军事,曾任东北军下级军官,一心想抗日,事情败露后,只好以“三郎”为笔名写点文章糊口。只是400元的巨款,让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商量了一番也就散了。

其中一个编辑的楼下住着一位税务局局长。那天,恰巧有一位从呼兰来的乡绅来到局长家。这位编辑就把萧红的事讲给他们听,乡绅听了几句扭头就走。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局长就是萧红的叔叔,而乡绅则是她的父亲。父女俩的倔强,到了一个誓死不求救,一个袖手旁观的地步。

萧军偶然间又接到了萧红的求救电话,加上其他人对萧红的议论,他决定亲自去看看。1932年7月12日黄昏,萧军见到同事口中这个得了“疯狂症”的女人。她衣衫褴褛,黑发夹着白发,看起来就要分娩了。而在萧红眼中,萧军头发蓬乱,像一个流浪汉。萧红诉说着自己的处境,种种难言的屈辱此时也不觉尴尬,她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萧军。而萧军本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先是生出怜悯,继而又被萧红诗中的才情打动。刹那间,他做出决定:拯救眼前这个女人,不惜一切代价。作家月下说:“是的,就是拯救。”萧红和萧军并非一见钟情的浪漫,在这段爱情中,萧军一开始就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

萧军当然没有能力帮萧红偿还400元的欠债,他身上仅有5角钱。此后,恰巧哈尔滨连降27天大雨,松花江决堤,街上成为汪洋。萧军赶到东兴顺旅馆接萧红时扑了个空,原来她已经乘乱离开,逃到萧军事先留下地址的裴馨园家。就这样,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萧军结合在一起了。

这是萧红的一次重生,也正是因为这次重生,民国文坛得以出现一个万众瞩目的“文学洛神”。

青岛俪影

  二萧结合不久,萧红产下一女,但因生活没有着落,只好送人。好在,他们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在大家的鼓励下,萧红完成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时署名“悄吟”。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二萧决定自费出书,朋友纷纷赞助,尤其是舒群将40元积蓄给了他们。1932年10月,二人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出版,讲述沦陷区黑暗统治,轰动了整个东北。此后,面对日本人的高压政策,二萧决定离开东北。在来青岛的日本轮船“大连丸”上,他们遭到日本海上特务稽查队严密的盘查。

  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二萧之选择青岛,是因为朋友舒群在这里。舒群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旭东,是一名共产党员。1934年初,他来到青岛,与当时青岛市政府社会局的科员倪鲁平成为好友,倪鲁平介绍正在读书的妹妹倪青华嫁给他。他们就住在观象一路1号楼下的一间房子。“正是舒群给二萧写信,邀请他们来青岛的。”鲁海说。

  1934年,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为他们在观象一路1号租了相邻的一间房。不久,二萧又搬到“太极图”下有俩窗户的房间。二萧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就在他们来青岛的日本轮船“大连丸”上,还遭到日本海上特务稽查队严密的盘查。一个头目对萧军说:“就冲你的眼睛也不像好人,好人没有这样的眼睛。”但因没查出名堂,只好放过他们。萧红受了惊,因为当时他们带着萧军描写抗日的书稿。

  二萧来青岛后,萧军则以刘钧的名字在《青岛晨报》编副刊。萧红则主要操持家务,也为报社编一个“新女性周刊”。鲁海先生说,《青岛晨报》原是一份民办报纸,1934年地下党让一个叫刘永生的人出面买下了这家报纸。通过刘永生,萧军认识了孙乐文。这个孙乐文和宁推之等人在东方市场,合资开有一个“荒岛书店”。孙乐文是共产党员,荒岛书店其实也是一个联络据点。

  萧军曾提到:“夏天我常常到海水浴场洗海澡,从我们家到海水浴场,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的门前,常到里面看看,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也是在荒岛书店,萧军经孙乐文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剧作家的黄宗江。当时黄宗江还是青岛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的学生。萧军让黄宗江和另一位名叫李前管的学生包一个版面 ,叫“黄金时代”,专
门发中学生的作品。在这里,黄宗江以笔名“江子”写了他的第一批作品。

山海幸福

  在观象一路1号居住的日子,二萧徜徉在青山碧海之间。当时,同在《青岛晨报》做编辑的张梅林在文章中写过他们的共同生活。

  张梅林写道:“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他们的生活明显很拮据,却也是惬意的。“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作家秋石在作品《萧红与萧军》中写道:“到了秋天,她穿上了黑裙子,将自己穿过的男人裤换给萧军—两个人的个子几乎一般的高。”一个洋车夫,一个流浪女,他们边走边唱《囚徒歌》。这是一幅怎样的逍遥图景。

  萧军喜欢喜海澡,萧红一边看,一边摇头批评:“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萧军也曾回忆说:“每于夜阑人静,和萧红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二萧在青岛的生活虽不足一年,但这是萧红成年之后最幸福的时光。而二萧在青岛的日子也是贫困的。作家秋石曾提到,萧红在青岛时经常咳嗽。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常来他们家玩,建议萧红买杏仁露止咳,萧红说“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但她始终没去买,也舍不得买。此时萧军为二人的生计,也在编辑工作之余,替别人跑腿出苦力。

  根据张梅林回忆,最困难的日子里,“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床板带木条凳,载在一个独轮小木车上拍卖。我觉得有点难为情,说,木头之类,我们还是不要了吧!”“怎么不要?这至少卖十块八块的。”“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要能拆下来,也好卖的。”在面对苦难的问题上,张梅林怎么会懂萧红的决绝?

二萧书成

  1934年秋天,萧军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书写出来了,但写得怎么样?怎样出版?心中没有数,他们想到了鲁迅先生。

  那是因为萧军一次听孙乐文说,他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先生,这一点提醒了萧军。他想把信寄给上海内山书店,转给鲁迅。因为当时当局正采取高压政策,为安全起见,孙乐文建议他把通讯地址写成“青岛广西路新4号荒岛书店”。万一出现问题,孙乐文可以推说不知道 ,是顾客未经书店同意随便写的。就这样,萧军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在信中他未用刘均或刘军,而是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

  本来二萧并没有抱多大希望,然而鲁迅立即写来了回信。当孙乐文把信转给萧军时,他和萧红高兴地跳了起来。二萧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二人已经出版的《跋涉》,附了一封信一起寄给上海的鲁迅。信里还有二人离开哈尔滨之前的一张合影。

  就在这时,青岛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夫妇和倪鲁平等人被捕 。萧军在《青岛怀踪录》中写道:“一夜,孙乐文把我约到栈桥,给了我40元路费,并嘱咐我们应及时离开青岛。我与萧红得此消息后,即约同朋友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所有家具,搭乘了一艘日本轮船的四等舱逃离前去上海。”

  二萧到上海后,见到了鲁迅先生。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出版,鲁迅亲自作序。《生死场》注明“1934年9月9日写于青岛”,出版时署名即为“萧红”。正是萧红正式采用这一笔名,她要与自己的爱人同姓。

“三个男人”

  那时,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然而,在上海期间,二萧感情开始出问题。在作家月下看来,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萧军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他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他认为萧红有一定才华,但比不上自己,算是自己的附属、陪衬。当越来越多人认为萧红才华在萧军之上时,二人的矛盾就变得尖锐。

  1938年,二萧在西安正式分手。当年5月,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在武汉嫁给了作家端木蕻良,这个孩子未能保住。此后,萧红辗转飘零,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人间,享年31岁。萧红临终前,端木蕻良已离开香港,她的身边是另外一个作家骆宾基。

  近年来,关于萧红的影视剧中,常常有“萧红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之类说法。鲁海先生说,这些说法太过八卦。而且,鲁海先生曾经和这三个男人见面并交谈过,目前尚在世的青岛人中,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了。

  1979年,鲁海首次给萧军写信,后来又寄去一张观象一路1号的照片。随即收到了萧军的回信,信中附诗《题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居》:近蒙鲁海同志赠以青岛观象一路1号,前所故居小楼照片,感成二律以志。其中第二首正文为:“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哪堪闻。”其中隐隐仍有萧红的影子。1986年夏天,萧军重来青岛,约鲁海和耿林莽见面。送行之时,鲁海大着胆子问:“您与萧红究竟怎样?”因为,有文章说萧军对萧红不好。对此,萧军说:“我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鲁海先生说,那一次萧军亲口承认“打过萧红”。鲁海写给萧军的信,一般都是萧军夫人王德芬代回信。王德芬是大家闺秀,和萧军在兰州结合。

  1950年,作家潘颖舒请骆宾基来青岛做讲座,鲁海去听了,并参加了座谈。报告中,骆宾基说,在上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要数萧红最好。

  端木蕻良1937年到过青岛,写了散文《青岛之夜》。上世纪八十年代,鲁海曾专门去拜访他,问起萧红时,端木未多言,对萧军他更是一个字不提。这一点和动辄把萧红挂在嘴边,开口闭口骂端木是“混蛋”的萧军迥异。

  鲁海先生说:“不知道电影《黄金时代》是怎样讲的 ,但希望不要乱说。”鲁海先生最喜欢萧红的作品《呼兰河传》,对于她的绝笔更是念念不忘:“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还有,“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一代才女的夭亡令人扼腕叹息。

在《萧军全集》中曾提到,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这“三个男人”解放前从未一起碰过面。终三人一生唯一一次聚首是在1966年8月23日。那一天,三人和老舍、荀慧生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起,被挂上“反动文人”“牛鬼蛇神”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遭污辱、毒打。次日,老舍投太平湖自杀。这就是“8.23事件”。三人唯一的相聚竟是一同受难。

  鲁海先生还提到,因为特殊的年代,还造成了很多人生的错乱离合。比如,当年舒群被捕后便和妻子倪青华失去联系,到 1980年仍苦思“青华而今安在”。萧军也在寻找倪青华。而实际上,倪青华一直健在,曾任郑州某学校干部。但因为姓名变迁,舒群当年的名字是李书堂,萧军的名字是刘均,倪青华根本想不到两个名满天下的作家,竟是自己的故人。至于孙乐文,黄宗江等人一直认为他在抗战中牺牲,实际上,孙乐文在解放后曾任抚顺市革委会秘书长。而那一时期,萧军也在抚顺。二人在同一城市,竟互不知晓,着实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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