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仙枝出了第二本书,这真是个喜讯。在此恭喜仙枝,也感谢小北兄的辛劳。下面是天文小姐写的序文,贴出来以飨众兰友。

 

   仙枝要出第二本简体字版的集子了,责任编辑小北嘱我写序,说不妨着墨于回忆当年办三三的时候,或可仅以怀旧为主。
    我见讯十分慨叹,小北一定不知道,关于三十多年前的办三三,今人问起来,我最不想的应答态度,一就是回忆,再就是怀旧。回忆,意味着一切已尘埃落定,那是开同学会做的事罢。
    怀旧亦然,我甚至觉得怀旧是个贬词,跟情调咖啡馆里的背景音乐差不多。如果三三还未完全能够定义,那也许是因为当年的人还有人一本书一本书在写,写的什么,以及写的力度,都会倒过头来让人只好又再一次追溯,并且定义。有人仍在写,三三就还没有进入档案。
    所以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只要还有人十分之介意,耿耿盯住眼前现实,像一名尽责的会计师那样锱铢必计核对着一本帐,往事,就仍未了结,也一直(我不说永远)还在开放中,被阅读,被诠释。
    谈到看文章,当年胡兰成老师说他稍严,而朱先生(我父亲)稍宽,宽则能容能大,他谦称严之失,水太清则无鱼。他也当年看准一件,说我们小辈之中以天心看文章的眼力第一,我则每被对方的好处压倒,这对我个人写作志业是德行,但不能于对方有教益。
     眼力第一,阿城的说法是,强悍的敏感。天心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引希腊神话里的预言者卡珊德拉为知己,可依我看是同病相怜,卡珊德拉被赐予了预言的能力,但亦同时她的预言将不会有任何人听信。这中间的落差,成就了朱天心做为小说书写者的最大动力。她写《古都》时期,唐诺曾说:“我觉得你四十岁以后会疯掉。”


    天心写作从开始,一向,就不大受胡老师影响,她写她的。这点在当年,对照我的胡腔胡调,我是羡慕极了。文学评论家黄锦树认为,胡之教诲于我们的小说创作是限制,我想这个复数应该改为单数,不是我们,是我。
    就说和仙枝的相处,仙枝曾经是我们生活里最亲近的朋友,我们一起去日本,一九七九、八〇两年的樱花季,在胡老师东京的家各住了一个月,看完樱花看五月新绿。仙枝是胡老师在阳明山文化学院教了两学期“华学科学与哲学”的学生,帮胡老师誊稿常随身边。我们认识之后,由于仙枝家里实在太与文学无关,胡老师便几次对我父亲有“托孤”之意,托的是写作道途上的孤儿。我父亲爱
说笑,便把仙枝跟我们姐妹仨排雁行,叫她天娥,她也喊我父母亲阿爹阿娘。胡老师写信给我们,有时称我小姐儿,天心小哥儿,仙枝小人儿。而总是,天心会跟仙枝吵架,仙枝也不同意天心,我居间努力把天心的话语翻译给仙枝听,把仙枝的话语翻译给天心听,但两边对我都不采纳。我在信里跟胡老师说,是他们两个都像男生所以吵架,胡老师看了回信大笑。
    事实上,当年我亦被仙枝的好处压倒。她的好处是,民间的世俗性。那么天心作品即是“深刻的浅近”(章诒和论中国戏曲的特色),彼时可拿《击壤歌》为例。他们的这两样,我都没有。人总是被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吸引,或在对方身上找到一种互补。现在回省,仙枝当年便是补充了我的贫弱的世俗经验,她对我的课题是,“下生活”。
    她的宜兰老家和乡间,对照我们只能在饭桌上听父亲讲古般聊起山东黄河边的老家。她祖父母那瓜藤绵延的家族纽带,以及伴随生老病死而来的繁多礼仪,对照我们一家五口眷村家庭的无坟可上,并且尽管我父母五湖四海的好客但无论职场或文坛几乎从不发展婚丧喜庆的人际关系。她母亲与嫂嫂们娴熟于各种节气应对和神明祭拜的日常活动,对照我们从小做礼拜上主日学,而我西医外公受教育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转手来的欧化启蒙跟情调,我的阿姨舅舅们,全部亦然。
    与仙枝,是不同生长背景养成的文化相遇,天心跟她遂时有冲突龃龉。而我,不但讷讷吃下,更在许多此类之处每觉应该向仙枝学习。
    仙枝的成长环境,好像胡老师浙江嵊县胡村的台湾宜兰版,之于我,确有礼失求诸野的意思。我想即使是对胡老师顶反对(黄锦树)、顶倒味(刘大任)的人,读《今生今世》第一章<韶华胜极>里写的中国民间,不免也只好点头,刘大任称赞是精彩的民俗志,黄锦树则有<世俗的救赎>重量级的专论。
    当年我们刊出了文章寄去东京,每一篇胡老师皆写信评赞,这些信,当然是对我们扬善的成份多。胡老师携带他一己的期待责望,渲染了我们的长处,同时把我们的短处亦做长处来鼓舞。他是我所见过最善于激励士气的人。
    所以直面现实世界,对照张爱玲冷静在揭示其“实然”的一面,胡兰成是热情描绘着“应然”——这个世界不应该这样的,这样不对,所以为什么不应该是那样的,那样才好。热情于应然,他绝对不怕影响人,如果时机允许,他满心要改变世界。前者也许是小说家起码的天职,后者呢,我觉得比较像革命时期的抒情诗人(王德威《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一书也论及胡的类若这样的位置)。办三三,我们没有人要做小说家,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也。
    前辈作家陈映真是说,他是列宁当不成,不得已才来写小说的。然而有生之年我目睹的,一个时代空气远离革命抒情的时候,这些抒情诗人该如何安置?一个也不要抒情、也不要史诗的时代,抒情诗人将何以自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全都成了“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游戏时代”里,我将更偏执的令我自己更多余。
    我很想与少年朋友仙枝说,我会无懼于自己承担的限制,如果我还有一点点小说成绩可言,那是因为穷毕生之力我要跟这个限制搏斗。小说,既是用以搏斗的利器,也是又一回合伤痂累累、难分胜负的平局。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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