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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本网专稿】周恩来保镖青岛锄叛记

 

    “头顶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这句顺口溜在老青岛人心中勾勒出那个时代时尚的剪影。
    新盛泰的皮鞋可谓家喻户晓,而在83年前同样家喻户晓的还有新盛泰店内发生的一件大事。那是1929年8月16日的下午,清脆的枪响震动了整条中山路。3颗复仇的子弹呼啸着带走了一个罪恶的灵魂,也留下了一个跌宕起伏而又大快人心的锄奸故事。
    荼毒甚广的叛徒王复元被击毙了 。当时 ,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报道说:“……自首共产党员王复元,16日下午6时 25分左右,在青岛中山路被人暗杀,中三枪,当即殒命,凶手逃走。”
    王复元是谁?在众多描述中,他是一个典型的脑后有反骨,尾后带毒针的人,从 1928年到1929年,他的名字让山东省内所有的共产党员咬牙切齿。
    “王复元原是济南一中的一名校工,因为较早接触进步刊物,他成为最早一批加入中共的第一批非知识分子党员。”岛城知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说。
    在史料中,王复元是一个颇有心机又私欲极强的人。他生于1900年,又名王全,济南历城人,幼时曾读过私塾,长大后当过修表工。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席卷而来,沉闷的中国正酝酿一种新的变局。那时,王复元正在济南一中当电工兼传达员,刚刚19岁的他开始接触新思想。因为工作原因,他很容易就和一些进步青年有了联系,甚至还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随后,他来到当时的大东日报社当了校对员。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元老级人物——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在王尽美创刊《济南劳动周刊》时,王复元也参与其中。1922年,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复元入党后,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之时。他肯下功夫,善于把握机会,不久之后,他便从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一路晋升为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重要位置。期间,王复元曾被党组织派往淄博开展工作,后来,他还担任过党组织在青岛的负责人。
    对于刚刚二十六七岁的王复元来说,此时可谓春风得意。他从社会的最底层脱颖而出,手中已经有了一些权力,这种感觉让他很受用。但是,随着私欲的膨胀,他不再安于艰苦的生活。
    王复元开始打公款的主意,在几次贪污无人察觉的情况下,他决定干一票大的。1927年初 ,王复元去武汉开会,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的党活动经费1000元银圆。而他竟将这笔巨款据为己有,并谎称巨款在途中被窃 。很难想象当时他何以敢做出这种事,但他确实做了,并且很快就被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发现了。
    在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就作出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专门性文件。通告认为“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 ,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形。”“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留情地清理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据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王复元开除出党。翻开厚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你会发现王复元就是因贪污问题被开除出党的第一人。
    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但王复元显然不是一个知过改过的人。财迷心窍的他对党组织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27年正是形势巨变的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宁汉合流,大革命夭折,白色恐怖迅速弥漫全国。192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开始统治山东 ,对山东的共产党人进行了疯狂镇压。1928年11月的一天,王复元偷偷溜进国民党的济南市党部,他与山东国民党反动派头子王乐平勾结,共同发表了“反共宣言”。
    “到这个时候,王复元的凶残一面开始暴露了。”青岛市政协文史办文史资料处的姚永明处长说。他拿出一本在青岛市政协编写的《中共青岛地方简史》,书中记载了王复元叛变的过程。
    王复元和他的哥哥王用章相继叛变投敌,因为二人的身份和工作关系,对山东各地的党组织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二王”为剖明心迹,不但积极向国民党反动派提供山东地方组织的情报,还“纠合一小撮反党分子和被党组织清除出去的渣滓,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和捕共队,疯狂破坏党组织”。山东党组织损失严重,包括原省委书记邓恩铭在内的数十人被捕,惨遭杀害。
    王复元十分猖獗,他公开率领“捕共队”沿胶济铁路在淄川、张店、潍县、高密等地搜捕共产党员。
    1929年初,中央决定将叛徒认识的老党员一律调离山东 ,原省委书记卢福坦(后来叛变)调中央另行安排,由傅书堂代理省委书记。
    这位傅书堂是高密人,早年曾在青岛四方机厂当学徒工,后来他在邓恩铭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间,傅书堂秘密建立了高密县第一个党支部,并自任书记。傅书堂的妻子叫李淑秀,大妹妹叫傅桂兰,二妹妹叫傅玉真,三人也早早收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傅玉真还是高密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傅玉真早先在高密发网厂工作,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在家门口站岗外 ,还掩护其他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晚上,她还要帮助傅书堂油印传单。在革命斗争中,这个原本柔弱的姑娘,被磨练得能谋善断,智勇双全。
    正是这个革命之家,在随后的事件发展中,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
    王复元叛变后,高密基层党组织也遭到了血腥镇压。1929年3月,傅书堂奉命赴苏联留学。就在他出国没几天,一位负责同志找到了傅书堂的妻子李淑秀,将一项往青岛传送枪支的任务委托给她。就这样,李淑秀一手抱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一手拎着藏有两支手枪的点心盒来到了青岛。党组织将李淑秀和傅玉真二人安排在青岛做工。
    1929年春天,傅玉真和一位从高密逃到青岛的地下党员结了婚 ,这人的名字叫丁惟尊。当时,他们就住在云南路附近,和嫂子李淑秀住在一起。
    1929年4月,国民政府接管青岛,王复元的魔掌也如影随形。他和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警察局相勾结,疯狂破坏党组织。
    如同前文所讲,王复元曾当过共产党在青岛的负责人,对情况十分了解。他恩威并用,一方面血腥屠杀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方面威胁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让他们叛党投敌。在这种情况下,和傅玉真结婚不久的丁惟尊叛变了。他一方面向妻子隐瞒实情,一方面却向王复元提供了多处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造成很多党员被捕。他还亲自指证了山东省委派来清除叛徒的特工,说那个特工左腿有伤疤,致使该特工暴露并被杀害。
    这一天,王复元和丁惟尊秘密商议一起去高密“捕共”,然而这一切却被傅玉真无意中听到了。她一听大惊,但也只能佯装无事,只说自己也要一起回老家。在高密火车站刚一下车,傅玉真就看到了四个地下党员,她连忙使眼色让他们逃走,结果两人走脱,剩下两人未曾防备,被丁惟尊带来的特务抓出,惨遭杀害。
    到这时,丁惟尊已经叛党的事实已显露无遗。一边是新婚丈夫,一边是革命同志,傅玉真在万分痛苦之下做出了抉择。回到青岛之后,她和嫂子经过认真商量,决定悄悄地向青岛市委的有关负责人作了汇报。
    如何将这些危害党组织的毒瘤清除,已成为当下最严峻的问题。只是,李淑秀和傅玉真还不知道,一项清除叛徒的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早已经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山东 。党中央指示:“目前山东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工作。叛徒不铲除,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1929年3月,在党中央的命令下,专门采取行动惩办叛徒的“红色恐怖队”已经出发,矛头直指“二王”等党内叛徒。
    如何清除在山东省内的叛徒?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派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可非同小可。他的名字叫张英。当时,他是中央领导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据潍坊市寒亭区政协文史委的张宏伟先生介绍,张英出生在潍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曾在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里任职,1925年还被派去苏联红军高级军官学校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他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保卫工作,负责保卫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据说,张英自幼习武,还是一位神枪手,“白日可穿金钱眼,夜晚专打香火头”。由于周恩来曾化名“伍豪”,因此本次山东处决叛徒行动,被称为“伍豪之剑”。
    1929年3月,一个精壮小伙出现在青岛海关的人流中 ,此人身穿蓝直贡呢大褂,手提糕点和小件行李,一看就是个闯荡江湖的卖艺人。
    这人正是张英,他刚从上海乘船来到青岛。为了混过青岛海关人员的检查 ,他将两支手枪紧贴在小腹上,再扎上四寸宽的牛皮板带,穿上紧身合体的武功装,最外面罩上大褂。在海关人员检查时,张英轻巧地将一叠钞票塞过去,随后便顺利过关。
    在大庙山(现贮水山)附近的客栈住下后,张英同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的负责人接上了头。党组织决定,先派一名地下党员去济南探听叛徒王复元的踪迹。然而,这名地下党员到济南不久就被捕了。张英决定亲自走一遭。当时,济南盘查很紧,不允许单身男人租赁客房。为了顺利完成任务,青岛市委决定派一名女子和张英以夫妻名义随同前往。
    派谁去好呢?这时,傅书堂的大妹傅桂兰正好来青岛看望大嫂和妹妹。李淑秀和傅玉真动员傅桂兰前去。当时傅桂兰刚刚20岁,还没嫁人。开始还感到难为情,但很快便同意了。那天,她拆开了自己乌黑发亮的长辫子,绾起已婚妇女的发髻,化名单娟,假扮张英的妻子前往济南。
    然而,年轻的傅桂兰没有想到,刚到济南的第二天,敌人就闯了进来,她被捕了,随后返回的张英也被抓住。敌人为何来得如此之快?原来,叛徒王复元和他的哥哥在破获省委机关时,截获了张英写给省委的密信。王复元布下埋伏,将前来接头的十来个锄奸小组成员一网打尽。
    张英被捕之后,王复元多次动用大刑,但他坚贞不屈。有天夜里,他假装上厕所,用事先藏在地里的细铁丝打开了镣铐。又凭借一身功夫,越过围墙,躲进一个无人的大院。天明时,他藏在一个不常用的厕所踏板下面呆了一天,直到夜深人静,他才逃出院子。
    洗净了污泥和血迹的张英,在一个老乡家里借了钱,换了衣服,返回了青岛。但傅桂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张英越狱后,王复元更加严刑逼供,可敬的傅家姑娘一口咬定自己叫单娟,张英是她“新婚丈夫”。此后数年,她一直被关在牢房里,最终郁郁而亡。
    锄奸计划的第一步就这样失败了,这也让张英进一步意识到对手的阴险狡诈。
    伤痕累累的张英返回了青岛。为让他早日把伤养好,组织上把他安排给地下党员王科仁的姐夫当助手。此时,王科仁的姐夫正给青岛邮电局局长当家庭厨师,而这位局长是个日本人。这样的背景不易被敌人怀疑。王科仁奉命以看望姐夫为名,经常来和张英联络,同时跟张英学武术,练枪法。
    “这个王科仁是浮山后村人。”鲁海先生说。资料显示,王科仁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2月后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任交通员。
    为了铲除王复元,党组织还埋伏下了另一颗棋子。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徐子兴假装叛变,打入了敌人内部。徐子兴的公开职业是邮政局的分拣员,分拣各地来青岛的邮件,从信中可以截获大量的信息。为了认准叛徒王复元、王用章的模样,徐子兴曾通过邮局获得了王复元、王用章的四张照片,转给了王科仁,并限期一夜归还。当晚,王科仁就找到了张英共同分析研究了两个叛徒的面貌特征,以确认其形象。
    然而,得知了自己已被锄奸队员盯上之后,王复元的行动越来越诡秘了 ,一时间,很难确定他的行踪。党组织决定,先行处决叛徒丁惟尊,斩断王复元在青岛的魔爪。
    张英悄悄找到了傅玉真,告诉她不要露出声色,暗中监视丁惟尊,并把握好时机,配合自己将其除掉。傅玉真也决心大义灭亲,她与张英共同研究了锄奸计划,进行了充足准备。
    1929年8月13日的晚上,丁惟尊已经睡下。张英来到云南路附近的丁家,叩门而入。“中央来人了,要找你谈谈,咱到海边栈桥去走走吧。”张英看着满脸疑虑的丁惟尊说。“这个……”丁惟尊做贼心虚,嘴里嘟囔着。“你就去看看吧,别耽误了大事。”傅玉真催促道。
    丁惟尊犹豫了一下,他看了一眼媳妇,又想起既然中央来人了,应该会有重要指示,可以搞到机密情报,向王复元献功请赏。于是,他穿好衣服,跟着张英悄悄到了海边。
    两个人没聊几句,丁惟尊就感觉不妙,扭头就跑。只见张英抬手一枪,“呯”的一声,叛徒应声倒在了血泊里。
    丁惟尊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开,王复元吓得魂不附体,当即窜回济南,发誓再也不到青岛了。
    但在8月15日中午,王复元又想起,自己在青岛定做的西服和皮鞋还没拿回来,于是想秘密潜回青岛,拿回衣物后立刻返回济南。至此,有人会觉得奇怪,他怎么会仅仅为了衣服和皮鞋就冒生命危险呢?但王复元确实就是这样一种爱耍小聪明又极其抠门的人。
    8月16日这天,徐子兴紧急通知说:“王复元已经买好当晚去济南的火车票准备返济开会。他在中山路北端的新盛泰皮鞋店定做了一双皮鞋,估计离青前会去取鞋。”
    市委接到情报,立即做了严密的部署,由王科仁跟随张英一起跟踪王复元。这天下午6点,新盛泰对面,张英已经心急火燎。眼看已经日薄西山,王复元还迟迟没有现身。难道这只老狐狸又临时改变主意了……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沿着中山路由南到北走了过来。他并没有直接走到新盛泰门口,而是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而后在一面巨大的橱窗面前停下来。借助橱窗的反光,他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感觉没有什么危险之后,他才快步走进新盛泰鞋店。
    藏身于周围人流里的张英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此人正是王复元。这时,店里已经没有顾客。王复元一边试皮鞋,一边看着门口。他看到一个身穿丝绸短衫,手持折扇的公子哥儿走了进来。王复元心中一紧,插进衣袋的手紧紧握住了手枪。只是,这位公子哥儿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到柜台前问起价格来。王复元盯了他好一会儿,感觉自己有点多疑了。于是,他转身朝门口走去。
    就在这时,枪响了 。王复元扭头看到,这是他在人世的最后一眼。正是刚才那位公子哥儿朝他开了枪,一股青烟正从枪口冒出来。这位公子哥儿正是王科仁,怕王复元不死,他又朝其头部开了两枪。就在他开第一枪的时候,在门口监视情况的张英朝天连放数枪,周围人群立马乱了,张英和王科仁乘机消失在人群中。
    处决大叛徒王复元的故事广为流传。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伍豪之剑》,讲述的正是这一段史实。此后,张英的故事更被改编成小说、电影和话剧等等。但张英本人的身世却因为多次改名而一度成谜。潍坊市寒亭区政协文史委的张宏伟先生讲述了,张英锄奸后的人生历程。1929年11月,他回到了潍县,然后返回上海。1929年12月16日,张英到达河南商城南部苏区,改名刘英,任刚组建的红三十二师师长。此后又屡立战功,曾率部伏击过汤恩伯的部队,使汤恩伯被撤职。1932年刘英头部被流弹击中,伤及语言神经,不能说话。1932年10月,党组织送刘英去上海治疗,经武汉时遭敌逮捕就义,时年30岁。
    张宏伟先生说,早在1960年,潍坊市征集地方革命史资料时,潍北双杨店镇的几位老党员反映,双杨店镇马家村有个马宗显,很早就出去当了“八路”,还到过苏联。还有人说,1929年在青岛铲除大叛徒王复元的张英,就是马宗显。此事引起了征集者的关注。然而,确认马宗显、张英、刘英这三个名字是同一人的过程,却足足用了20年。
    1961年夏,当时任征集办公室主任的陈慕虹骑来到马宗显家,看到的是马宗显的妻子张氏和她的身患残疾、30多岁尚未成婚的儿子马玉泉。一老一小相依为命,异常贫困。他的妻子看起来异常苍老,还记得她和马宗显是1920年结的婚,马宗显出去当兵之后回过一趟家,便再无音讯,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当时,陈慕虹帮马宗显的儿子找了份工作,希望能补贴家用。
    此后,陈慕虹多次调查张英的身世问题,均无功而返。直到1980年,陈慕虹得知张英曾在徐向前麾下任职,于是,他通过党史办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咨询信函。中央军委办公厅于当年12月19日以“军办信发字(80)第320号”文的形式发来回信,简要介绍了刘英(张英)同志一生的整个经历,肯定了刘英(张英)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
    一个隐藏半个世纪的身世之谜终于化解,可是当陈慕虹赶到马家村报喜时,这对苦命的母子已先后去世了。他们至死都不知道张英的真实身份。在张宏伟先生提供的照片中 ,可以清晰看到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文:“赤胆忠心,刘英烈士千古。”刀斫斧劈,字字铭刻于共和国的青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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