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左)与蒋介石。

    撰写张学良,曾经是张爱玲一大心愿;而今未公开的《少帅》,却成为海内外张迷的一大悬念。她为何要以张学良为创作蓝本?个人过去爬梳张爱玲影史时曾作过初步推断──不幸随著各方对笔者建构史观的引用或盗用,若干扩充的误读衍发出更多问题。笔者预备在本文公布新的资料,进一步厘清张的创作意图,并以这层认知,来「张看」迄今被低估的《小团圆》。

《少帅》书写始末

    1961年,在美国稳定下来的张爱玲欲重新进军国际,和宋淇、邝文美约好,回港一年搜集写作资料。由于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献策,可以运用美新处的关系去访问张学良,于是她一箭双雕,特地购买在台中转的飞航班次──这个计划,倒是连宋淇亦不知情。
   10月13日下午,张爱玲带著正编写的《红楼梦》飞抵台湾。显然她想以《红楼梦》的收入、来支持创作时的开销,然后以英文版的《少帅》,来打入美国市场。麦卡锡夫妇次日在西门町设宴款待张爱玲,吴鲁芹、殷张兰熙及《现代文学》诸青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戴天鹄等候近一小时,才看见姗姗来迟的她。在得知无法访问张学良后,她做了个乍看八竿子打不著的决定──转赴花莲看丰年祭。当然现在已有极少数识者领悟到:历史纵深与民俗风情的交错,构成张爱玲最伟大的基调;前者撑起骨架,后者丰盈了血肉──这正是那些前仆后继的「张派」,一辈子也难以企及之处。这两者交织而成的世界,从她毕生最杰出的几部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秧歌》到《小团圆》,我们都可以在其中看到〈中国的日夜〉! 那么,《少帅》是否属于这类作品?可惜张爱玲来不及向读者施展她的全副架构;但从她晚年几篇讨论张学良的文字,我们可以略窥张爱玲对《少帅》的理念:
   《少帅》没再往下写的理由之一,在于张爱玲本身对张学良失去兴趣,「我认为他是个limousine liberal(浮夸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令人不敢苟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张爱玲本人也是世家子弟,对这类背负历史包袱的第二代,她曾提过她观察的儿童心理:「我越来越相信宠坏的孩子(如果经得起惯的话)长大了有自信心,有个性,会成功。『棒头上出孝子』,是因为父母乖戾或太疙瘩,儿女活到老也总还是想取悦父母,博得一声赞美。」
   从「父母太乖戾或太疙瘩」,读者很容易想到那本自传性质的《小团圆》。对于自己的人生,张爱玲认为「我是竹节运,幼年四年一期,全凭我母亲的来去分界。四期过后又有五年的一期,期末港战归来与我姑姑团聚作结,几度小团圆。」她又提到《对照记》「写我母亲较为soft-focus(柔焦美化)。我想她rather this than be forgotten(宁愿如此也不愿被忘记)」。很显然,在我们看到的《小团圆》中,张爱玲的创作意图统统实现了。

她眼中的张学良

   张爱玲的创作生涯自始即受到《红楼梦》与《孽海花》的影响,富丽繁宠盛极而衰所产生的「历史的透视」、与野史闲话交错而成的民俗视野,一直是她亟欲表现的重心。可惜的是从傅雷、夏志清到中共的文艺史家,统统以封建与人性的斗争去论断她,造成评价〈金锁记〉的一支独秀──关于这点,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的三方,倒是出奇地一致。
   所幸,现在《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的出土,为张爱玲自己正了名、说了话。《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更迭兴衰为背景,这和张爱玲自己的家世──清末清流派主将张佩纶、直隶总督李鸿章、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来自后母的北洋总理孙宝琦恰恰不约而同;套句张子静的话:「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
   张子静的话应打个折扣,最起码,邵洵美应不在此限。不过,邵洵美彼时韶华盛极(鲁迅曾讽刺:「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春风得意,对家道中落的张爱玲来说,急转直下的张学良无疑更富戏剧性、也更具吸引力。尤其她的后母和「赵四风流朱五狂」都是好友,种种秘辛在手,即使没访问成,她仍决心动笔。
   对于《少帅》,张爱玲自有贯穿的中心主题;她觉得:「他像一般二世祖一样,没真正经过考验,所以对自己没信心,虽然外表看不出。」
   张爱玲在接下来的叙诉,展现这位屡被栽赃「小情小爱」、「耽溺个人沉沦」的才女真正宏观的视野:「东北易帜(指张学良声明拥护蒋介石),固然是出于统一大义,而且独力无望报父仇,也是他心深处宁愿做他做惯的亲信子侄,甚至于传人──蒋夫妇极力敷衍笼络他,他也就当真。当然蒋对他也确是有一种ambiguity……我也认为囚禁他是势不能放。」

故都春梦一场

   对于美国试图介入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张爱玲知之甚深;除了透露当时驻派台湾的麦卡锡一直关注蒋、张互动(麦卡锡说「蒋对张是真视如子侄」),她还提到了在民初翻云覆雨的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张也是受端纳影响。端利用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从coach(训练)他升为蒋夫人的coach。张终于对蒋政府感到幻灭,憧憬延安。蒋是个intuitive politician(天生的政治人),知道联共抗日一定被吃掉。当时有些很能打仗的军官都有恐共症。共军是有一种mystique。」1911年,端纳以《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的身份抵沪,联系伍廷芳,成为武昌起义的上海总部顾问,孙中山回国后,他担任孙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的政治顾问和南京国民政府顾问。
   端纳曾将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拿到《泰晤士报》发表,举世瞩目,促使「倒袁护法」成功。往后并介入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与对日抗战等历史事件。1946年端纳死于上海,弥留时宋美龄亲自在旁为他诵读《圣经》,并允许他葬在宋家墓园。
   虽则张爱玲现今已成为公认的「上海神话」,但读者忽略了:这位海派的祖师奶奶出身河北丰润、祖父曾为京朝大官、更不知道她十八岁才会讲上海话!对于北洋的官场变幻,张爱玲自有她自己的文化皈依,她试图从赵四或端纳的眼光去写少帅却发现此路不通,却又「not knowledgeable enough to write from any other viewpoint」(无足够材料从其它观点去写)。终究这段历史苍茫,对她仅成为一场「故都春梦」。她那「家世」与「国族」交错的独特经验,要等到《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才得以呈现。  据《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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