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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兰海钩沉】发现关永吉  

 

疼痛与记忆

  那天我们在天津找到林苑东里,敲门走进张宅的时候,老人正在看电视里的奥运会报道。老人说话声音洪亮,也有点天津口音,他连连夸赞中国运动员了不起。老先生听说我们是《中华读书报》的,就告诉我们:“我订你们的报纸有好几年了,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
  张先生今年夏天尿血,连续半个月,随时复发,一半尿一半血,看了吓人一跳。医院开始时用保守疗法,主要治前列腺。“他们用管子通,通了四次,我痛得受不了,我不干了。大夫让我拼命喝水,一天喝三瓶水,结果喝多了,把膀胱的血块给冲出来,渐渐尿就白了。水喝得太多,对胃的消化功能很不利,但是我也顾不了许多,治病要紧。”
  医治中肉体的疼痛又让张守谦多年前牢狱之灾的记忆浮出脑海。老人一生中曾多次入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三次,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入狱一次,其中一次被判两年零三个月,结果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地服了满刑。

张守谦与关永吉

  张守谦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人物“关永吉”。关永吉早年曾主编《益世晚报》副刊,“七七”事变后还编辑过《吾友》、《东亚联盟》、《文笔》、《读书青年》等杂志,以关山、关永吉、吴公汗等笔名在北京、济南、南京、上海等沦陷区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与评论。后入华北文艺家协会。1944年冬赴汉口任《大楚报》总编,创办“南北丛书”、“快读文库”与《新评论》半月刊。后发表小说多部,这些文笔熟练、直露流畅中透着沉重凄怆、强烈的时代感与冀中乡土气息的小说,“折射着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困惑与不满,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有影响的小说家”。他还发表大量杂文和评论,批判“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他的一系列论文“提倡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生活与思想的‘乡土文学’,反对日伪提出的‘国民文学’,探索适合沦陷区文学沿着中国新文学方向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封世辉,《关永吉小传》)。

作家与编辑
  说起是怎么编副刊的,张守谦说,那时候他给编辑写封信,说要编一个副刊,第一期、第二期什么内容,问人家同意不同意。人家同意,他就过来编了。当年的《益世报》老编辑吴宝心几年前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曾经给张守谦写过条幅。“他是《益世报》的老编辑、老前辈,去世时八十二岁,他一走,就绝了。别的人都是日本投降后去的。”
  1944年,在汉口办《大楚报》,关永吉虽然是总编,但是只看副刊的稿子,因为当时是由日本军控制报纸,新闻稿统统由日本侵略军提供,作为编辑,没什么可看的。当时因为电力供应十分紧张,所以报纸只能出两版。关永吉现在还记得当年汉口的贫困,他说日本快投降时,他亲眼看到连日本兵都变卖东西换粮食,亲眼看到日本兵偷偷地向中国老百姓要饭。关永吉当时和沦陷区其他的作家也经常有联系,现在还在世的已屈指可数。那时大家不定期地秘密开会、讨论。关永吉和梅娘在四十年代就在北京相识,当时梅娘办了一份刊物叫《妇女导读》。最近几年他们之间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也相互寄书。在华夏出版社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中,沦陷区作家只选了三个人,关永吉、袁犀和梅娘。
  关永吉本人的作品,他最喜欢《风网船》、《苗是怎样长成的》,他说,“苗是怎样长成的”,就是说“仇恨”是怎样长成的。《恋爱》,老人说,那是借了一个“恋爱”的故事,来讲当时的社会状况,对当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一个真实的记录:豆角多少钱一斤,电影票多少钱一张,烫发一次多少钱。老人说,他觉得他早期的作品虽然有点幼稚,但写得很认真,他说他后期的作品就有些“油滑”,玩弄技巧。小说家关永吉对自己的作品仍有一份自信,他说:“我的小说别的不好说,但是爱国主义还是表现得很充分。那时也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只是凭着一股感情在写。”

“右派”与“摘帽”
  1957年,张守谦被打成“右派”,当时他还在天津速成中学。他的身份从此改为工人,到了大港油田。张守谦不会采油,也不懂其他技术,于是就被分到食堂当大师傅。可是做饭、炒菜也不是张守谦所长。后来摘掉“右派”帽子有点偶然。那时原单位是学校,但学校没人管这事。这时他的孩子在农村入了团,村里干部觉得这事得解决,不然把张守谦一个人扔在这儿算什么?村干部说,你们孩子表现好都入了团,你也应该“摘帽”。他们不管,我们给你摘。村干部就主动跑到张守谦的原单位,给张守谦“摘了帽”。
  张先生讲,曾写过一首万行诗,当时是因为年轻气盛,你写八十行,我就写一万行,作者现在已觉得这个东西在艺术上“毫无价值”,但老人的怀旧之心使他还想再看一看自己年轻时的才情和勇气。他听说现在北大图书馆还藏有一册,但托人去问,人家不让复印、照相,只许手抄。手抄要抄到什么时候?老人只好放弃了这个要求。  

研究与采访
  近年来,对关永吉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有范志红、王素华等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和《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长篇论文“关永吉论”和《关永吉访问记》,等等。关永吉研究在日本也有人在做,由杉野要吉、杉野元子父女合著的一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中,有专章讨论关永吉的文学成就。北大中文系也有研究生以“关永吉和他提倡的乡土文学”为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去年10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其中收有《关永吉代表作》。在天津作家中,这套丛书中只有关永吉和孙犁。
  张守谦与这些研究者和学生的关系很融洽,有的人来到天津,曾经干脆住在张家。

老夫与老妻
  张先生与老伴当年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用张先生的话讲,是“媒妁之言”。当年张守谦千里漂泊,妻子就一直相跟着,他到汉口,她也到汉口,这样一跟就是一辈子。前不久,张先生的单位的老干部为老同志们搞一个活动,纪念老夫妻们的金婚,张先生说,我们结婚都六十五年,早过期了。
  张夫人的身体相当好,就是耳朵不好使了,听不大清对面的人的说话声。他们现在住的,只是一套八十年代样式的很小的两居,屋里显得很挤。儿女们虽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大家轮流照顾他们。儿女们没有学文科的。
  张老先生谈兴很浓,最后还说到在上海解放前他在上海办书店的事。他在外滩附近的书店实际上办成了一个“交通站”,经常掩护地下党。后来书店资金不够,是从荣毅仁那里找的钱。
  我们告辞的时候,张夫人要送,被我们劝住。最后是张先生的女儿送我们出来。一出楼门,就是喧闹的菜市场。正是中午,买菜、卖菜的,人来人往。现实中百姓日常的喧哗那样真切、生动,几乎要掩盖住我们刚刚听到的往昔的故事。

  

关永吉小传
  关永吉(1916.2.16—),原名张守谦,曾用名张岛、张旗,河北静海人。1932年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次年起发表《汽车》、《兵变三部曲》、《益三先生》等小说并主编《益世晚报》副刊《诗神》,又次年与人创办《北极》旬刊。1935年入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主编校刊《汇文》月刊,“一二·九”运动中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成员,因“共党嫌疑”被判刑两年半。
  “七七”事变后自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又因“抗战嫌疑”被捕,尔后以编辑与写作维生。先后编辑过《吾友》、《东亚联盟》、《文笔》、《读书青年》等杂志,以关山、关永吉、林(野)、林丛、林柳、山灵、吴褛、吴公汗、上官筝等笔名发表文学创作与评论。1941年入华北文艺家协会,1942年入华北作家协会(后被推举为评论部委员)。1944年秋因处境不利去南京觅职未果,于冬初赴汉口任《大楚报》总编,创办“南北丛书”、“快读文库”与《新评论》半月刊。沦陷时期,他出版有小说集《秋初》、《风网船》(又名
(流民》)、中篇小说《苗是怎样长大的》、长篇小说《牛》,发表有《泉》、《江边》、《恋爱》、《小丑》、《镇长和镇长的儿子》等长短篇小说;他发表了《新文坛的危机》、《游牧、老爷,名士和文学家》、《谈旧账与唱老调和就此打住》等大量杂文,并将它们结集为《食客集》、《怀狐集》、《寻梦庵杂文》,这些杂文批判了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称著于华北沦陷区文坛;他发表了著名的《袁犀论》、《刘萼〈雷妍〉论》、《评毕基初〈盔甲山〉》等评论,使他成为华北沦陷区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发表了《揭起乡土文学之旗》、《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论文艺大众化之形式与内容》、《中国新文学的进路》等有影响的论文,在抵制日伪文学统治和使沦陷区文学健康发展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华北并进入解放区,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等部门工作,1948年被派往上海做敌后工作,上海解放后转调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任职,1951年回天津后先后在第三中学、速成中学、师范大学工作。“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平反后,有关于古籍整理的近20篇论文发表于各地书刊,与人联合主编的长卷《天津地方志联合目录》与大型工具书《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出版,个人校点整理的《敬乡笔述》、《津行纪略》、《精神降鬼传》等古籍付梓。现为明清小说研究会与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与天津戏曲小说研究会会员。 据  2000年11月15日  《中华读书报》
  (摘自《关永吉小传》,见《关永吉代表作》,封面辉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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