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才所收藏的折扇

  我称不上是胡兰成的朋友,虽曾相识,但交往不深,相知也不够,祇是在上世纪一九五O年代后期到一九七O年代初期那段时间,他像伏枥老骥一般窝在东京的时候,我在东京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度,他高估了我,以为我在台湾政界及文化界人缘很广,可以帮助他来台栖身及发展,所以毫不隐讳的多方接近我,起初,由于他的背景及经历,我还多少有点戒心,但接触较多之后,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文才而并不讨人厌的人物,遂很热络的交往过一阵。后来,大概是他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无法帮助他来台,我们才慢慢疏远。他和我不再联络之后,过了好一段时间,忽然听台湾来的朋友说胡兰成已经到了台湾,在大学里教书,更出版了几本轰动一时的著作。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赶出」了台湾,去到香港,辗转又回到了日本。他未再和我联络,我也未再找他。最后他的死讯,我还是看日本报纸才知道的。
  最初介绍我和他认识的,是香港一位能文能画的朋友,说一口无锡腔国语的薛慧山。
  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底或六三年初,薛老从香港来到东京,我电话约他餐叙,他一口答应,并说要带一位一定会让我「相见恨晚」的朋友同来,我以为是一位和他一起从香港来的朋友,当然表示欢迎。及至他们如约来到餐厅,但见和薛老同来的,是一位身着中国式缎面丝棉袍,肤色较黑的清瘦老者。棉袍半旧,老者面孔虽不能说是有饥色,却毫无神采。我的初见印象是:大陆变色后逃难到香港的落拓文人吧。薛老抢前一步,挥手介绍说:「胡兰成,我的老朋友。」
  我吃了一惊,听到胡兰成这个名字,看着面前的这位老者,我不仅没有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的喜感,反而是惊愕与失望的成分多些。
  对胡兰成,我和其它许多人一样,是因为读张爱玲的小说,迷张爱玲的小说,才知道有胡某这个人的。我于一九五O年代末被报社派驻东京,到后不久,就听说「汪伪政权」时代在南京做过官的许多「汉奸」,在大陆变色后,都逃到日本来了,胡兰成是其中之一。令人纳闷的是:东京侨界朋友们在谈论侨界的人或事时,不时会谈到胡兰成,但都是谈他的过去,从未听人谈到他的现况,一般都猜想他深居简出,来到东京养老的吧。他似乎从未参加侨界的任何公开活动,也未听说他在侨界有什么时相往来的朋友。
  当年,东京华侨人数不多,老中青加在一起,也不过五万多人,但成分复杂,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区分:亲台湾、亲大陆、或两岸均无特别亲疏关系的中立者外;三大区分领域之中,又各自混杂着「二战」以前就久居日本或曾入籍日本的台籍老侨。「二战」后迁日的第一代新侨,与大陆变色后逃往日本的第二代新侨;此中又混杂着暗获日本包庇的「汉奸」,或暗受日本支持的「台独」分子;此外,更有不同省籍的各地同乡曾,如台湾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都很有实力;「东京华侨总会」就有完全同名的两个,一个亲台湾的在银座,一个亲大陆的在新桥,两会只隔地下铁一站,步行不过十分钟。
  组成分子如此庞杂交错的华侨社会,对背景及身分都十分特殊的胡兰成来说,深居简出应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次,要不是薛慧山很冒失的把他带了来参加我的餐叙,我还真不知道怎样的机会才能让我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呢。
  不过,毋庸讳言,薛老如果在电话中预先就告诉我,他会带胡兰成同来,我虽不能预知自己是否真会如薛老所说的「相见恨晚」,但我对于有机会和胡兰成相见相识,内心深处确是有所期待的。
  对胡兰成,我真是太好奇了。
  他既能赢得玲珑剔透的张爱玲的芳心,成为了她的初恋情人及夫婿;却又能容忍及接纳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畲爱珍,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从张爱玲的角度去推想,胡兰成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从畲爱珍的角度去推想,他应该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伧夫。如此相异的两种人格特质,怎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一位人物,当然希望有机会见上一见。
  结果,我们见面了。第一眼,却让我大感意外及失望,我眼前的胡兰成,既不是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却也一点也不粗鄙。我的实时印象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糟老头。
  上了餐桌,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好,他很深沉,不多话,眼色很锐利的看着薛慧山和我。薛老兴高采烈的谈着他旅游东南亚的见闻。后来不知怎样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书画,那更是薛老的专长,我插不上嘴,胡兰成倒是不时应和着。我在一旁端详他们两者,看上去,年纪差不多,应该都是六十上下的人,薛老可能还要大上几岁。当时,我还不过三十六、七岁,觉得和他们两老不是同时代的人,一直未多发言。
  那次餐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临别时特地向我索取名片。我们做记者的人,绝不吝于给人名片,但那天我是主人,他是薛慧山带来的客人,他似乎倚老卖老的不给我名片,我也就装作不在意,未给他名片,但最后他向我索取,我给了他,他仍然未给我名片。
  过了十来天,忽然接到胡兰成电话,说薛老要回香港了,他给薛老饯行,邀我作陪,在同一家中国餐馆。我想他这是借口回请我吧,我应邀去了。三人坐定后,他俩之间的几句寒暄,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薛老大概是说:为他饯行,何必破费到餐馆来,府上「爱珍嫂」的手艺比这儿高明多了。胡却看着我说:黄先生是新识,怎好屈驾到舍下去。我顺口答说:有机会,一定专程叨扰。胡却没有答话。
  其实,我非常希望他说一句「欢迎随时来指教」之类的话,我就可以打铁趁热问他地址。因为,我对「爱珍嫂」这位人物,更是十分好奇。
  当年在东京,每有人提到胡兰成,就会谈到畲爱珍。有关畲爱珍的传说,比胡兰成还要多,据说这位「上海七十六号女魔头」凶狠无比,能两手开枪,杀人不眨眼,「七十六号」抓到女人犯,都由她拷打审讯,不死也得脱层皮云云。尤其是她来到东京后,竟然和胡兰成搭上了,更增加了这一双男女的传奇性。
  如此一位人物,如有机会见识,我当然会争取。那天的餐会上,胡兰成虽然没有表示欢迎我登门拜访,他却留下了一个有意和我继续交往的伏笔。他主动提及在《中央日报》航空版上看到过我写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接着说他也喜欢写写东西,很想寄几篇杂文向我讨教。我当然表示极愿拜读,请他即速寄下。
  果然,一两个星期后,他寄来了一大堆文稿,有的是杂志的抽印本,也有手稿的复印,杂文居多,也有谈论日本政情的,我看后,非常意外,对他的文采不禁大声喝彩。尤其是那些杂文,谈人生,谈哲理,谈风花雪月,都有妙处,都有神来之笔,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观,不再称他「糟老头」。
  他很可恶,一直未告诉我联络电话,我祇好照他寄文稿给我的地址,给他写去一信,谢谢他,并以相当保留的语气捧了他几句,(他说曾在报上看过我的通讯文章「非常佩服」,我一听就觉得是敷衍之词,我怀疑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所以我不想在信里捧他太过火。)接着,在信里我邀约他╳月╳日中午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餐叙,我担心他不来,故意说他的一些文章引起我颇多感触及意见,希望向他当面请教。
  他如期来了,还是穿的那半旧棉袍。
  入座之后,我看得出他颇为局促不安,大餐厅中,他是唯一未穿西装的人,客人绝大多数是白色洋人,俱乐部的官式语言是英语,连菜单都是英文的。我特地先向他解释,此次之所以约在这儿见面,主要原因是我没有把握他是否会赏光,如果约在中国餐馆,订下座,万一他不赏光,我会很尴尬;而这儿比较随便,我几乎每天都来,餐厅很大,大小桌面很多,我提前来占住这个餐桌,两人用餐正好,万一他不赏光,我就挤到那几台专为外国记者会员保留的大餐桌上去就是了。我接着向他解说,俱乐部是专业性很高的国际社团,采会员制,会员限于日本外务省登记有案的外国记者,及各国驻日外交官,不搞社交活动,在这儿比较自由自在,不必受拘束。
  胡兰成听了我的解释,态度显然放松不少,用餐后,又见我喝咖啡,抽香烟(当年抽烟是时髦,不抽烟反被视为异类),放言高论,和外国人打招呼或谈话,用英语;和他用中国话谈话,并未压低声音,也无人引以为异。同时,在我们用餐前后,到桌前和我打招呼的外国人,我都为他介绍,果然都是外国重要媒体的驻东京记者或外交官。在这「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知识分子社团环境中,他终于被这种开放自在的氛围所感染,让他和我相识以来一直拥抱着的那份深沉与矜持,完全抛开了。
  餐后喝完咖啡,我领他到俱乐部的数据室,书籍、杂志、报纸几乎全是英文的,却有两份中文报:台湾《中央日报》航空版及香港的《香港时报》,他如获至宝,看完了架上的近期报纸,还想借过去的合订本来看。在数据室待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回到餐厅喝咖啡聊天。他问我这地方他可以自己来吧?我说原则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会员制,但是,如果你到数据室看书报甚至坐坐休息,不会有人管你,尽可自由出入;但不能去餐厅吃喝东西,这儿不收现金,必须会员签账单,月底结帐。
  我看他很失望的样子,连忙告诉他尽可以常来,我每星期至少有五天在这里,我们这些「单枪匹马」的特派员都不会有办公室,白天写稿、发电都在这儿的工作室里。而且,我们也可以约好在这儿见面。
  他几乎从没有一个人来过,但每次我到了之后,打电话到他家找他,他都会欣然而来。他来了先去看中文报纸,我在工作室写稿,中午时分,我带他到餐厅用餐、喝咖啡、聊天。如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一两次,他很健谈,我总是让他多说话,但他很慎言,谈的话题都是张爱玲或世界反共大势,我听腻了,问他一点旁的,他都很巧妙的避开。他似乎很关心台湾的事情,在闲谈中曾问到台湾的政情和社会情况。其实,交往两三个月之后,我对他已失去兴趣,我还不愿放开他的唯一原因,是想见一见畲爱珍,看看这位女魔头是什么模样。但我发觉胡兰成似乎总不愿意让我见到畲爱珍,我想他羞于让长相凶神恶煞的畲女见外人,这种心理,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想再为难他了,遂放弃了要见畲爱珍的念头。
  恰巧这个时候,台湾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我忙得不得了。遂有三、四个星期未和胡兰成见面,却把他弄急了,以为是他不小心得罪了我,忙着来找我解释误会。
  原来在一九六三年二、四月间,中共向日本洽购一座整套的尼龙制造工厂,金额庞大,中共向日本进出口银行洽借巨额购厂资金;进出口银行是国家银行,台湾当时与日本尚有邦交,极力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的此项贷款,但日本工商界和舆论界却在对日本政府强加压力,逼促日本政府尽速核准贷款。
  台湾方面警觉事态严重,紧急打出王牌,连续派出超重量级的政治外交人物赶赴日本,对日本政府高层直接进行交涉。于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中日合作策进会理事长谷正纲等,先后来抵东京,东京的政治外交情势绷得紧张万状。
  那段期间,我忙得头昏眼花,每天都是早出晚归,马不停蹄,难怪胡兰成说四处找不到我,误以为我在躲避他。
  五月初的某一天,我忙到晚间十点多钟才回家,一进门,赫然看到胡兰成和一位身着中国旗袍,体型略胖,皮肤白皙的中年妇人坐在客室中等我,不用介绍,我断定这妇人就是畲爱珍了。非常让我意外,她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大大方方,脸上淡妆,泛着和善的微笑,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江南一带的普通家庭主妇。
  胡兰成先向我道歉深夜来打扰,实在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很急,他讲话很慢,我还真想不透他有什么「急」事情找我。他接着说:从报上看到张群先生到了东京,他拜托我带他去见张群。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向张群先生报告,诸如:日本政情啦,日本反共势力及反共情势啦……我不等他说完,就几乎骂出口来「神经病!」但看他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不忍心骂他,勉强抑压住心头火气,问他以甚么身分要去见张群,他支支吾吾了一会,答说「张先生应该知道我吧。」至此,我决意不再和他纠缠,我明白告诉他:要见张秘书长,绝对不可能;我们记者也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都是找他的随员或秘书进行采访。日本报纸也注销来了,张秘书长此行是为了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共购买尼龙工厂,任务重大,困难重重,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紧不透风,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已有五年未来日本,你想,日本各界多少人在等着见他,他又必须要找日本政界多少人,哪里还有你我的机会。
  我这番说得极其诚恳实在,说完我即起身送客,胡兰成还想说话,畲爱珍轻轻拉着他走了。畲爱珍除了初见面时的几句寒暄外,全程未说一句话,祇是专注的在一旁听着。我的印象是:对情势的分析,畲爱珍显然比胡兰成高明。
  张群的行程中,排定有一天中午要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演讲,并接受记者发问。我告诉了胡兰成,胡希望我带他去参加,并问有否机会和张群谈谈话。我告诉他交谈的机会不大,恐怕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到了那天,我为胡兰成买了餐,订了座位,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我坐在前面的记者会员席,他坐在后面的来宾席。那天的演讲和记者会都是用英语,张群用餐后,亲自念了预先准备的英文讲稿,然后由记者发问,由大使馆的一位职员翻译。记者会结束后,张群立刻被人前呼后拥上车离去,坐在后边来宾席上的胡兰成,果然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
  胡兰成在东京就祇这么一次远远的听过张群演讲,始终未能和张群说上话;我一直未向张群提过他。
  过了一两天,陶希圣先生到了东京,我到机场接机,在从机场到旅社的路上,我即向陶先生报告,胡兰成在东京,曾拜托我引他去见张群秘书长。我话未说完,陶先生提高了嗓音说「不可以!」我答说:我已拒绝他了。我随即问陶先生,「如果胡兰成要求见您,见不见?」陶先生未答话,我知道他在考虑中。
  到了旅社安顿好后,陶先生才对我说:「胡兰成,我可以见他,由你去安排时间。」说着,陶先生从沙发上起身站立,右手掌五指并拢,手臂横摆左额前,一面说话,一面右手臂从胸前往下一切,说道:「胡兰成和台湾的接触,到我这儿为止。」
  陶先生已为我和胡兰成画下了界限。
  我问陶先生的行程,以便安排胡兰成来见他的时间。
  我到记者俱乐部打电话找了胡兰成来见面,他已从报纸上看到陶希圣来东京的新闻,果不其然,他立刻要求去看陶,我用电话和陶先生联络,安排第二天上午十时在陶先生旅社见面。
  他们原已认识,毋须我介绍,第二天,我陪胡到陶先生房间,就托词离开了,他们两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我不在场。
  当天的傍晚,陶先生找我去旅社陪他晚餐,他简略的讲了他和胡兰成谈话的情形,主要是胡讲述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况,陶先生说:胡兰成十介恳切的要求陶帮忙他住到台湾去。我问:他准备到台湾去干什么?陶说:他希望去大学教书。我说:可能吗?陶先生说:办不到!台湾怎么可能收容他,何况,他还带着一个畲爱珍。
  胡兰成要为陶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一些日本评论家。最好能举行一次座谈会,陶问我的意见。我说:胡的这般评论家朋友我都大致见过,可惜多已过时了,都已不再有舞台,我建议陶先生如有时间,不妨和他们举行一次座谈会,至少,这些人都是反共的。
  陶先生嘱我安排一次茶会座谈,到了二十来位日本评论家,胡兰成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
  十多天后,台湾来的政要们先后离日回国,日台外交关系却未见好转。外交问题多,记者们一定大忙特忙,胡兰成偶尔还会到俱乐部找我,几次扑空,他可能又误以为我在躲避他,后来,甚至我到了俱乐部打电话找他,他也推托不来了。由疏远而淡忘,他去了台湾,如愿到大学教书,又因「汉奸」背景被轰出境,再回到日本,这一连串事情,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又过了若干年,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个小框框消息,说原籍中国的评论家胡兰成去世。这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黄天才
 
    广西阳朔人,资深新闻工作者,自一九六O年代初期奉派驻日采访,长达二十四年,先后服务过《经济时报》、《民族晚报》、《联合报》、《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等传播媒体,曾任《中央日报》副社长、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及董事长,并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着有:《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五百年来一大千》、《劲寒梅音:辜振甫人生纪实》(合着),《林海峰围棋之路:从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等。
※Charlie按:

    一、本文载于《印刻》2009年3月号,当时因赶着《小团圆》即将问世,故印刻方面紧急推出「你的今生今世,我的半生情缘──张爱玲‧胡兰成‧小团圆」专题,内中搜罗了此篇。
    二、当时听天文天心谈起,笑说读了黄天才此文,觉得这个人是「文盲」,胡先生在前,而他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当面错过。稍后印刻将杂志寄到我台北家,我请舍妹先读过,电话上转告我她的阅读印象,听了好似无甚重要内容,因此得到印刻杂志后,我也未再看,径束诸高阁。
    三、这几天应smiletotoro兄之请,乃找出此篇,扫瞄之后细阅,方知不可尽信人言,天文天心对胡先生的信任是不落言诠的,而我认为有时还是要言诠一番,更有意思,也让读者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故此篇颇具价值。从前我还在迷围棋时,曾在旧书摊买到一本黄天才的《林海峰围棋之路》,读过之后颇觉失望,大概以我那样的棋迷,老早就从无数管道得悉林海峰──我心目中的大棋士──生平的点点滴滴,反觉得黄天才的采访仅是浮面,不够深入;这个经验我后来也有过,即:我也是一个戏迷,迷戏的细节所在伙矣,结果看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反而觉得没什么,因为那些我早已知道了。
    四、回到黄天才的这篇文章,当可发现:陶希圣面对黄天才的态度,其实跟胡差不多,有话不愿对黄多讲。而由胡兰成与侄胡绍钟(青芸同父异母弟)家书可知,陶希圣尚且曾亲自造访胡宅,彼此倾谈过,其交情的契合与相忘,又岂是黄天才所得而知之者?世人多知:陶、胡各是蒋、汪的文胆,而世传《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者,则胡有对该着所为之长篇批判,应可视为蒋汪两大文胆的另类交锋。
    五、胡初赴日本时,因身分敏感,且国民党在日的代表团仍甚有力量,为了人身安全计,多用假名在社会上行走,直到《今生今世》出版后,乃恢复以本名行世。从此文可知,胡对黄仍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胡未参与旅日华侨集社,应也是如此的考虑。胡后来得以赴台讲学,应是循其它途径打通了关节,在台也曾拜访张群、黄少谷、陈立夫等要人。
    六、胡的信札中有谓在友人处阅读港台大陆报刊,当是此文所指的记者俱乐部。
    七、金雄白、章君谷的书中均提到畲爱珍是个双手能够开枪的狠角色,黄在此文中也提到这个,当是以讹传讹。
    八、黄天才可说是国民党治下的循吏,是个新闻界的老兵,此所以他后来能当上中央日报社长、中央社董事长,算是国民党对他的酬佣。但他的新闻嗅觉实在不算灵敏,居然错过了胡这个人,以我所知,胡介入日本政治社会的层面相当深广,且不时将所获得的政治情报,为文发表在卜少夫的《新闻天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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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点啥就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