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些日子,《现代快报》的美女白雁与胡玉梅先后联系我,希望能采访胡纪元先生。征得同意后,我帮她们联系上的老人家。
    内地对胡兰成先生做正面评价的报纸,《现代快报》算是比较早的了,虽然结尾处不可避免地加上了“本文不代表本报观点”,这是报纸的自保之策。作为新华社主的一张报纸,能发出这样的信息已算不易。感谢两位美女,希望作为南京本地媒体,能多关注一下胡纪元先生。

图/苏薇

    近几年来,随着胡兰成的著作在中国内地相继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多元的眼光看待他。他是无情的荡子;他是多情的才子;他是充满智慧的参禅者。一顶“汉奸”的帽子,再也不足以装下胡兰成。
    2010年暮春,记者无意中得知,胡兰成的小儿子胡纪元先生就生活在南京。在儿子的眼睛里,父亲胡兰成是什么样子?与父亲有过一段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在胡纪元眼中又是什么模样?这么多年来,胡纪元本人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带着一丝好奇,记者来到了胡纪元位于宁南花神湖畔的家中。
 

关于父亲

    对胡兰成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晚年曾写过一本名为《今生今世》的回忆录,在这部自传中,胡兰成用一支妩媚的生花妙笔,写尽了一生复杂的情感历程。在书中,胡兰成还提到了长子阿启(胡启)。书中,胡兰成讲到,他离开内地时,宝宝才刚12岁,这个宝宝,指的正是幼子胡纪元。

    关于母亲,父亲的自传里一笔带过

    “阿启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母亲叫全慧文。”胡纪元揭开了自己的身世。
    全慧文是胡兰成的第二个太太,为胡兰成养育了两儿、两女。不过,颇令人奇怪的是,在自传中,胡兰成虽然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生命中的女人,关于全慧文,却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对于父亲的这种沉默,胡纪元觉得:“我想,他是担心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纪元1939年出生在香港,几个月后便随父母回到上海,“7岁之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其间还去浙江住过将近两年。偶尔,我们也会来南京小住,我家当时就在丹凤街的石婆婆巷。”
    在上海,胡纪元住在胡兰成文中多次提到的美丽园家中。“父亲那时候常常在家里写毛笔字,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是铺开一张纸,桌面上简简单单什么也没有。有时候,他也会和朋友在家里下棋。父亲还喜欢打太极拳。”
    在胡纪元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慈祥的:“一次,我在大门旁玩。快到吃午饭的时间,父亲带着一包小荷叶回来了。那天中午,我们吃到了清水小荷叶汤。荷叶很小,一汤匙仅能装两个。父亲说小荷叶又清香又消暑,喊我们都吃。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我知道他喜欢小荷叶,想从中国邮寄一些给他,他却不要。”
    对胡纪元来说,在上海的幸福是短暂的。抗战后期,胡兰成去武汉,后来隐在民间达4年之久。

    儿时家中常有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

    1950年胡兰成回过上海,他是和家人来作告别。那一年,胡纪元12岁。“他当时的身份特殊,因此是隐姓埋名回来看我们。不久后,他就孤身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日本。”
    1952年,胡纪元的母亲全慧文去世了。“那时候,在日本的父亲一直在联系我们,他还寄了钱和食物到浙江老家。”
    关于父亲早年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那一段历史,胡纪元的记忆和众所熟知的略有不同:“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家中常有人来,还在我家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时,我家对面不远处是上海青年会的大院和操场,在我家三楼就能看见日本兵在操练。夏天这些日本青年只在两腿间挂一块遮羞布,几乎全裸。我家中有人唱这些歌,他们一定听得到,但父亲好像就是那么无所顾忌。另外,据我所知,父亲晚年客居日本期间,常常要为居留去办许多复杂的手续,有人就劝他入日本国籍,他却不肯。直到去世,他拿的都是‘中华民国’护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哥哥的同事去日本,父亲请那位同事吃饭。同事回来后告诉我们,他和父亲走在街上,几乎沿途的日本人都认识父亲。父亲晚年出门总是穿一袭长衫,典型的中国打扮。”
    1981年7月,胡兰成在日本病逝。此前30年,此后30年,父亲只是胡纪元梦里的一个影子。

关于兄弟姐妹们

    胡兰成共有六个子女,除了长子胡启已经去世,其他五位子女有三位不约而同选择了生活在南京。

    “‘文革’中,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接到记者的电话时,胡纪元刚刚在南京大学听过一个讲座。他爱学习,并且乐此不疲,手机、相机、电脑、MP5这些年轻人的爱物,他样样玩得转;英语、填词、作曲、弹琴,这些一般人敬而远之的东西,他也样样喜爱。
    “我1959年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退休前为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曾遇到些麻烦,“在‘文革’高潮中我属黑五类子女,但我却没受到皮肉之苦的批斗,因为我受到好心人的保护。”
    因为出身问题,胡纪元的感情生活也不太顺利,直到30岁时,才认识了一个南京女孩,也就是现在的爱人。1998年,在四川退休后,胡纪元决定回到南京定居。“我爱人是南京人,而且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南京,于是我也带着家人回来了。”
    就这样,胡纪元把家安在了雨花台以南的一个小区里。
    胡纪元有一盘父亲的录像带,是父亲晚年在日本拍摄的。片子是日文的,胡纪元听不明白,但这不影响他的理解,“你看,这照片是父亲在给日本人讲书法。这个,是父亲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刚到日本时,有很多人喜欢请他吃饭,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人都不是很上进,就不愿意参加这种饭局了。这是父亲在午休,你看,他老了以后,胳膊还是很粗,身体不错。”
    胡纪元把鼠标定格在父亲脸上,然后一圈一圈地挪移,电子照片上的父亲仿佛触手可及。
    父亲的文章看多了,胡纪元也喜欢上了写东西,他写出的东西,与胡兰成竟然有几分相似。就连胡兰成的学生、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也会常常发来短信,鼓励这位“同门师弟”。
    朱天文还曾来南京探访过胡纪元,“她带了很多书给我,大都是和我父亲有关的,那些书我都放在卧室。”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多做评论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此后,他的《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等书相继出版。
    父亲的书在中国内地出版,胡纪元总是第一时间关注到,并一一告诉在南京的哥哥和妹妹。“姐姐在香港,我会打电话告诉她。还有如今生活在日本的小妹,我也会打电话告诉她。”
    胡兰成的六个儿女,长子胡启是早年娶的夫人唐玉凤所生。在日本的小女儿是自幼被收养的。其余四个儿女,都是第二位夫人全慧文所生。“我大哥胡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即将遭到全厂大会批斗,而自杀身亡。我母亲生了我的哥哥,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哥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中科院研究员。妹妹曾经在南京的一个农校当农工,后来在中学任会计至退休。姐姐上世纪80年代去了香港。我们有机会就聚在一起。”
    对于父亲的是非过失,儿女们不愿意多做评论,“实在说不清,也就少说,或者不说。”

    “营救过父亲的青芸姐不久前去世了”

    了解汪伪政府历史的人,都熟悉一个情节:抗战末期,汪精卫与胡兰成失和,汪曾一度将胡兰成关押在颐和路的监狱内。当时,汪伪政府的内讧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后来,在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池田笃纪的强烈干涉下,汪精卫才释放了胡兰成。
    关于这次胡兰成的被成功营救,一个被忽略掉的事实就是,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出了大力气。
    “青芸姐是我伯父的女儿,她早年丧母,继母待她不好。我母亲生病后,父亲就将青芸姐接到上海,来照顾家人的生活。我父亲被汪精卫关起来以后,青芸姐连夜从上海赶到南京,找到池田笃纪,请他出手相救,父亲才得以保命。”
    自从胡兰成离开中国内地后,胡青芸一直生活在上海,“今年1月24日,青芸姐在上海去世,享年94岁。”
 

关于张爱玲

 
    说起胡兰成,总撇不开张爱玲。她是胡兰成生命中绕不开的人。他和张爱玲那一段“缠夹得奇怪”的倾城之恋,曾经让无数张迷费尽心思考证,力图把薄情荡子从张爱玲的生命里剔除。然而,事实是无法争辩的。旷世才女张爱玲为何爱上了颇有争议的胡兰成?而对于父亲胡兰成的这位红颜知己,孩子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上世纪40年代,一代才女张爱玲邂逅多情荡子胡兰成,演绎出一段奇缘。随着抗战结束,胡兰成的安逸生活到头,一段感情无疾而终。
    据胡纪元回忆,在父亲与张爱玲结识后的交往期间,张爱玲曾多次来家中做客,父亲胡兰成也曾带着子女去张爱玲的寓所访问。“幼年时父亲带我去张爱玲家,五岁的孩子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大,张爱玲住在六楼,比美丽园三楼的家高得多,看到窗外的景色使我好奇而兴奋。父亲和张爱玲聊得很高兴,张爱玲的手拍拍父亲的头,说了些什么,两人笑得很开心。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年已七旬的父亲在台湾时,正值花季的侄孙女晓文照顾他的生活。有一次,淘气好动的晓文看着父亲的大脑袋突发奇想,觉得里面充满神秘,用手拍拍,笑着说,‘张爱玲也拍过你的头’,两人也笑得很开心。那时晓文已读过《今生今世》,知道张爱玲对父亲说过:‘你这人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聪明,像上海人说的,拍拍头顶脚底板也会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时,知道胡兰成不会与全慧文离婚,但张爱玲还是投身这场恋爱了。“我那时太小,还没有什么审美观,但是我也知道张爱玲是个穿戴很特别的人。青芸姐和她年纪差不多,对她的事情记得的颇多。青芸姐说,张爱玲个子很高,比父亲还高,她人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那种气质很特别。青芸姐印象深刻的是,张爱玲半只鞋子黄、半只鞋子黑、穿短旗袍,总是奇装异服。”
    去年,张爱玲的《小团圆》问世,胡纪元仔细读了,“书里讲的一些细节,和我的记忆是吻合的。比如,她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到我家里来,住在三楼。父亲离开了一会儿,母亲推开门和她见了一面。当时我家室内的布置与张爱玲笔下描写的颇似。小时候,父亲的书房有大量线装古书和精装的英文日文书,也有张爱玲的书、画和杂志,和大量白稿子,但不知有何用处,更不知有何价值。书房里的这些东西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几辆货车搬运走了。”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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