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台湾,儒家,不需太过提倡;但是,孔子,应该好好看待。
     
    这两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前面一句,是我老师林谷芳先生说的;而后一句,则是我自己加的。这看似和老师唱反调,其实,也不然。
    先说儒家这一句。老师此话确切意思,我说不准;但因为老师是个禅者,百无禁忌,看到学生驽钝如我的越俎代庖、胡乱引申,他必定不以为忤,至多也就是一笑哂之罢了。于是,我且放胆来说说。
    儒家之所以不太需要再提倡,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早已就是台湾的根柢,以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且不说那儒家驾凌一切的清朝,即便是日据时代,日本文化中的儒教元素,与台湾民间的儒家基底,彼此大可水乳交融、稍无扞格;甚且,受日本儒教的影响,或许还更有益,因为那是唐代的,还未受宋明理学拘限的。而后,国府来台,官方倡导儒家不遗余力;相较于大陆,台湾则从来无有文革式的断裂,连早先五四的断裂亦不明显;台湾就算是民主化、国际化之后对传统的种种疏隔,也未必真正伤到这根柢。
    若真要说断裂,台湾向来有的,只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断裂,只是显性台湾与隐性台湾的断裂;然而,这断裂也未必真似外表之甚。因为,知识分子纵使再如何西化,许多人的骨子,仍旧是传统的;例如胡适,尽管口诵杜威哲学、念持实验主义,但究其实,他是甚等样人?他是不折不扣、道地道地的笃实君子、恂恂儒者,不信,你且去读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此外,台湾的显性世界,譬如媒体所见者,不论再如何光怪陆离,但潮来潮往,来得快、去得也快,终究都只是浮花浪蕊罢了!真要说,撇开这梦幻泡影般的显性潮流,那水深浪阔的隐性世界,恐怕才更重要吧!上回,陈丹青四度访台,他亲历亲见,迥异于媒体中的喧嚣浮躁,看到了台湾最寻常的人情厚度,有感于斯,遂成一文,题曰,日常的台湾,又题曰,温良恭俭让的台湾。
    是的,那隐性而最日常的台湾,从来就是温良恭俭让,儒家之根柢一直都在的;既然一直都在,自然毋须又特意来提倡,此其一。其二,当下儒家之影响,已见其病,若再提倡,滋弊更深,于此,可再分辨一二。
    从来,中国传统本是儒道互补,若偏废任何一方,均非天下之福;而佛教东传之后,则又讲究儒释道三家均衡发展;然而,台湾在国府时代刻意弘扬儒家,对佛教不甚闻问,于道家之生命型态,则多有贬抑,动辄将无为斥为消极,将游戏三昧说成游戏人生,扭曲为荒诞不经。于是,形成强烈的的儒家本位,遂生流弊,其弊在于僵滞、在于规格化、在于对应现实之无能。
    此弊不妨以马总统为例。马受儒家影响甚深,举凡其为人之敦厚、任事之积极,其勤俭自奉、其家国之思,在在都有儒家之烙印;这原是好事,但若对照他治国之窘迫无方、步伐踉跄,却最能映现出儒家的局限。
    宋代之后,儒者专注在正心诚意,留心于规行矩步,结果,一旦现实险峻、形势难测,他们要不颟顸无知,要不对应无方,总之破不了、打不开,最后于事亦将无成。马正是如此;他是个好人,从小是个模范生,温文有礼、循规蹈矩;也正因如此,若要他逾越规矩,多少总会有道德上的焦虑。现今批马,骎骎然已成时潮,这里头,多有訾议马总统为「法匠」者;「法匠」云云,当然不是实情,因为,马之为人,一不严酷,二不刻深,离真正之「法匠」,辽辽远矣!真要说马之拘泥法条,与其归因于他的法学背景,倒不如仔细端详他自幼熏陶的儒家教育。对马而言,恪遵规矩,原属天经地义;规矩已然如此,更遑论法律?作为儒家信徒的马总统,守法一如守规矩,那都不仅仅只是对社会规范之尊重,更涉及到个人价值系统之生命安顿,若有逾越,是会招致生命根柢不安的。正因为这样的循蹈恪遵,皆源自于他生命之根柢,于是,我们再细细端详他的谨细慎微、从而顾小失大,再看看他的优柔仁弱、怯于杀伐决断,他的洁癖封闭、昧于开阖吞吐,都会清楚发现,这其实都有着他难以跨越的天堑。
    这也是后世许多儒者共同难以跨越的天堑。本来,天地之间,有成有毁、有立有破,识得劫毁之道,方可掌握杀活之机,天地也才可清安。可惜,宋以后诸多儒者偏偏不能识此;正因不能识此,于是我们才会看到,当清末遭逢外力侵侮时,那一班诗书饱读博学之士的昏瞶无能;我们也才会看到,文革之时面临老毛的暴虐,那一群温文儒雅读书之人的尽被踏杀;我们也才更会看到,今日面对资本主义视人如物的量化社会时,那一票栩栩然君子人也的学者专家乃至教育官员,满怀理想,以「改革」为名,却行标准化、规格化之实;结果,透过各式设计、各样机制、各种评鉴,将大学改造成学术论文生产工厂,把学者贬抑成学术作业员,将各级老师操练成量表填写员、数据制造机,最后,再把所有「教育者」、「学问者」的抱负与热情,消磨殆尽于那既标准又规格、浩瀚如海堆积似山的档案数据中。
    是的,他们原都有淑世的理想,都是谦谦君子,也都温良恭俭让;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循规蹈矩,故而昏瞶,故而被踏杀,故而被物化。他们缺乏叛骨,他们没有反抗的能量,他们甚至连该避都未必能避。
    但是,孔子不然。
    孔子和后世儒者很是不同。他抗议能量饱满,他「信而好古」,这「好古」当然「不怀好意」,是拿来针砭、甚至是对抗当代的。他又颇似革命志士,那回在齐国听闻韶乐,唤起他心中「凤凰鸣于岐山」那礼乐治世的憧憬想望,久久不能自已,于是,「三月不知肉味」,壮怀激烈以至于斯。他见微知着,因而「临河不济」;他知机识机,苗头才一不对,该闪就闪、该避就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当然不是滑头,只是心头明白。他对鲁国情感很深,但又不耽溺其中;真没机缘,他虽稍有迟疑,但也不甚罣碍地就奔走他乡、周游列国去了;在异地闻得齐国出兵,鲁有被灭之虞,他只问众弟子孰人去救,似乎也不打算亲自出马,更无不惜殉国之念;他一点都不像后来楚国的屈原。屈原没有孔子的清朗,也没有孔子的明白,故而被所谓「爱国心」给镇魇住了;屈原善良,然多忧思,他打不开局面,路越走越窄,最后,他把自己给困死了。事实上,后世儒者尽管声称圣人门下、自栩孔子之徒,但他们不似孔子,他们多似屈原,好像受了许多委屈。屈原是缺乏反骨。
    孔子一身反骨,只不过是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孔子也说反话,还常消遣学生,结果老被学生质疑,还常被「吐槽」,子路当然是个中佼佼者;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孔氏门庭正因有此风光,所以兴旺。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显,他的反骨是隐;这当然不是孔子虚伪,而是他气象万千;孔子的蕴藉是显、激烈是隐;他的和悦之气是显,杀伐之气则甚隐;正因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
    孔子门下鱼龙众多,号称三千,但重点不在于这量多,甚至也不在于质高,孔门之所以深阔,是在于他那几位高弟的个个精神、色色鲜明。且看他前期三大门人──大家都极熟悉的颜回、子路、子贡,一个静默澄澈宛若高僧,一个慷慨豪迈直似侠客,一个聪敏通达游走政商,三人均非一般,个个不可小觑,但又大相径庭,彼此泾渭分明;然而,这三种截然有异的鲜亮人格,却又能在仲尼门下齐聚一堂,笑语吟吟,且又长期追随(更别说子贡三年不足再行加码一倍的庐墓之事了),实在让后人很好奇这老师是何等的格局与器识。
    孔子之后,所谓儒家,就再也没出现这种繁盛景况了。你看孟子,他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学生似乎只负责提问,接着听他教训,除此之外,好像别无余事;众弟子个个相貌模糊,后世再有想象力之人,似乎都想不起万章、公孙丑究竟是何等面目?而后,到了宋儒,老师越会说理,学生越是毕恭毕敬;先生威严赫赫,弟子屏气凝神,于是,才有「程门立雪」的「佳话」;这当然可敬,但是,完全没有风光,离昔日孔门的气象万千,实在迢迢远矣。
    孔子门庭那鱼跃龙腾之胜景,后世最可见者,不在儒门,反倒是在禅门师徒之间,与那打天下的王者及幕下豪杰之中。残唐五代,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偏偏那群禅僧有志气,他们杀气腾腾,呵佛骂祖,师徒之间,棒喝交加,不避忌讳,于是法门多龙象,个个鲜烈无比;而那王者,志在天下,不论是刘邦,抑或瓦岗寨群雄,他们招得来四方豪杰,又可与天下万民相闻问。这与天下万民之相闻问,好比孔子之于长沮、桀溺以及荷莜丈人,彼此虽不同调,但都有个爱惜之心;又好比那庄子,虽对孔子颇多调侃,但他是欢喜孔子、也明白孔子心意的,你看他的天下篇写得多好。
    阿城曾经说道,「将孔子与历代儒者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诚然,诚然也。正因如此,当清末以来,那一群饱读诗书、规形矩步的儒者,面临西方威胁,其昏瞶无能、应对无方,使得五四群贤激愤地喊出「打倒孔家店」,这声音虽然清亮可喜,但终究仍是有些喊错了。后代儒者,当然可议之处甚多;但若是把孔子一并都给拉倒,那就可惜了!近代士人,不论批儒拥儒,似乎都有些把孔子给搞混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有心之士不妨先谢过五四群贤,(谢他们的「破」,有破才有立啊!)再跨越两千年来儒者的牵扯不清,试着与孔子素面相见,或许我们可以重新看到,那个没被误会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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