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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从柳雨生到柳存仁

    柳存仁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柳雨生是一个汉奸文人,两者是不能割裂的,不能因为柳先生后期杰出的学术成就而遗忘他早年不光彩的经历。从柳雨生到柳存仁,正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时代巨变中的一种出处选择。

柳存仁

柳存仁书法

    2009年8月13日,九十二岁高龄的海外汉学研究大家柳存仁先生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病逝。相对于一个多月前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逝世后的备极哀荣,国内媒体对柳先生的去世几乎没有任何动静,以致有人发问:“何故厚此薄彼,一时冷热?”(《东方早报》2009年8月24日)
    其实,这也难怪媒体。本来柳先生远在澳大利亚,难得来国内;即使来,从事的也是学术活动,涉及的是非常专业、很小众的领域,不似季、任两先生有社会影响力,媒体不关注是正常的。要是媒体关注起来,抖搂出柳先生早年的经历,恐怕柳先生九泉之下也不会乐意的。
    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人都知道,柳先生曾名柳雨生。他1917年生于北京。少年时到上海读书。1935年,他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37年抗战爆发,柳存仁转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两年后毕业。孤岛时期,他在上海的几所大学兼任教职,又编《大美晚报·文史周刊》等,并从事文学创作,1940年出版散文集《西星集》。关于柳雨生在上海沦陷时期的作为,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和张曦《悖离现代文学传统的“大东亚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一期)一文中都有专节的评述。概括地说,柳雨生是当时上海“中日文化协会”等日伪文化组织的主要成员。1942年11月及次年8月,他两度作为“上海代表”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积极鼓吹“大东亚文学”,“是极为罕见的在自己的作品里明确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思想的作家。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见出,他对此是有着较为成熟的思考的。这最集中的是他的散文集《怀乡记》序言:‘我想,做人的道理,最高尚的是应该超乎以德报德的恩仇观念之外的,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国家其实也是如此。更进一步追寻吧,我们不但应该以德报德,并且应该用投饲饿虎的伟大精神,去拯救全人类正在挣扎苦痛中的水深火热的生活,把人类从战乱中解救出来,把自由和真理从压迫中解救出来。’他要说的是,今天中国人也应‘超乎恩仇之外’,忘却日本的侵略与杀害,而与敌人握手言和,‘以德报怨’。他又明确地为‘大东亚共存荣’提供理论的依据:‘东亚地域至广,百年以来,被侵略被歧视而有待于解放之民族,亦极众多。在此东亚地域内,必先安定民族,使各民族各国家之庶众,均能得适宜圆满之生活,并致力于经济之提携,文化之沟通。’对大东亚鼓吹之得力,其论点之乖张恶劣,即使在此期亦确乎少见的”(张曦语)。1943年,柳雨生创办《风雨谈》,成为上海沦陷时期继朱朴创办、周黎庵主编的《古今》之后主要的汉奸文学刊物之一,“其反共、谄敌之明显,在此期的汉奸刊物上也是并不多见的”(张曦语)。1944年,他以敌伪资金接收“太平书局”,出版了不少汉奸文学的活跃分子之作品。柳雨生自己也创作了大量散文和小说,散见于当时不少杂志,结集的有散文《怀乡记》、短篇小说《挞妻记》集。《怀乡记》里的散文,就有那些明显赞扬“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的作品。由于他的这些作为,他被称为上海“汉奸文人”中的“最为活跃”分子,是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明确以“汉奸文人”罪名通缉的少数作家之一。
    1946年,柳雨生赴香港工作,先后任教于皇仁书院和罗富国师范学院,从此转入学术研究,并以柳存仁之名闻于世。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基,读大学时曾受教于钱穆、罗常培、孙楷第等著名学者;又精通多国语言,受到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著述甚富。一百二十余万字的《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其续编《道家与道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集中反映了他主要的学术成就。1957年,柳存仁以《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的论文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柳存仁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授,1966年至1982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亚洲研究学院院长,后又任名誉教授。1969年,他以其学术成就获伦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后获世界各地多个荣誉博士学位。柳存仁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他在道教史、中国小说和古籍版本等方面的成就为学术界所公认,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柳存仁后期,对他的早年经历避而不谈。有访谈者问起他抗战期间在上海的历史,他不着一语。谈到老师周作人的文章,他说:“我后来写的文章都是考证性的文章,跟周作人先生不能比。周先生的文章受到外国散文的影响,我比较中国,因为我外文的东西读得少,日本的东西读得少。”又谈到比他年轻三岁的张爱玲:“张爱玲我认识,但不是很熟,有些别的朋友可能跟她很熟。她那时候很年轻,也不出风头。后来的出名是从台湾流行起来的。”(李怀宇《柳存仁:做人与做学问,都是中国的味道》,《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13日)其实,查考一下当年的文献,就可以发现他在刻意回避。他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柳雨生”之名三度撰文评介张爱玲。他感叹:“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倾城之恋演出特刊评论选》)他寻思:“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说张爱玲》,以上两文均见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可见他对张爱玲的评价之高。他当年主编的《风雨谈》曾刊载过时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与苏青交往甚多。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中那个与女主人公亲密无间的“秀美书生”潘子美的原型,据有人考证,就是柳雨生(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万象》第十一卷第六期)。这篇小说中还描述了潘子美当时与原型是朱朴、胡兰成、陶亢德等汉奸文人的交往及活动情形,颇为形象。
    其实,历史是无法遮蔽的,记忆也是难以磨灭的。柳存仁本人也没有忘记早年的人和事。我认识柳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因为我从业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和风堂文集》等著作,所以与他一直有联系。印象中,柳先生是一个非常儒雅和讲礼节的长者。当时他已经有八十岁了,仍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低声慢语、字斟句酌的样子。很难将他与当年那个风流潇洒、活跃文坛的柳雨生画上等号。只是在说到学术问题和掌故时,他还是谈锋甚健。每次离沪后,他总会来信感谢接待之类。他勤于写信,字却写得细密如蚊,很难辨认。周劭(黎庵)先生是他在沦陷时期的老友,晚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退休后任我社特约编审。柳先生每次来沪时总要告知我们,有机会时就让我们安排他与周劭见面叙谈。词人赵叔雍(1898-1965)字尊岳,沦陷时期任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捕。获释后出走新加坡,以教书、编辑为生而终。曾编有《明词汇刊》等。其长女赵文漪后定居在加拿大。柳先生曾代赵文漪女士与我社联系赵尊岳词集《和小山词》的出版事宜。由此可见,柳先生是笃于故人之谊的。
    由于柳存仁后期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并以学术成就名世(尽管他后期也创作过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大都》,出版过散文随笔集,但影响都不如其学术著作);再加上他对早年经历的刻意回避,人们或出于对他学术成就的尊崇而不愿提及,或是不了解他的早年经历,所以似乎遗忘了他以“柳雨生”名世的那段经历。以至2006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作主旨发言的达官学者更将柳存仁与饶宗颐相提并论,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由此,我更觉得有重提历史的必要。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给柳先生盖棺论定的时候,对柳先生一生作出完整的评价是对历史对后人的负责。诚然,柳存仁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柳雨生是一个汉奸文人,两者是不能割裂的,不能因为柳先生后期杰出的学术成就而遗忘他早年不光彩的经历。从柳雨生到柳存仁,正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时代巨变中的一种出处选择。文/高克勤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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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地址:http://hulancheng.com/20091101/332

楼被抢了2层了

  1. 我想,批評別人是容易的。畢竟我們都沒有經歷那個可怕的時代!如果您在那個時代,為了生存,為了家人,為了吃飯,會做什麼可怕的事,您可能都無法想像。
    我們誰沒有做過違心之事,誰又敢說自己是干淨的。您當編輯,沒有拿人家的煙酒?吃人家的飯?幫人家說好話?子曰:人孰無過。又曰: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柳先生改了名字,又專心在學術,您何必在他身後撰文美其言「蓋棺論定」呢!得饒人處且饒人,而不是在別人身故後撰文批評。在您以前,不是有人以學術的書寫這些事了嗎?又何必再勞您的大駕呢?作為編輯,也許出版幾本好書,對社會更有益,而不是去揭人家的舊傷疤!畢竟,現在不是文革時代了。


    別把話說太滿 Says @ 10-09-16 1:32 上午
  2. 柳先生是我老師,自一九五二年至他仙逝,我一直尊敬他的學問和人格。柳雨生的一段歷史我知道,和周作人三十年代的往事一樣,那都是歷史做成的,他們也沒有給中華民族做了壞事。有興趣的請參閱柳師「道家與道術」中的「知堂紀念」。可以稍為知道他的心事。


    似鋼 Says @ 12-06-2 6:13 下午

要说点啥就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