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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兰海撷英】谈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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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仪

    昨天与侯孝贤、朱天文、林俊颖到苗栗为蓝博洲助选,直到今天下午始回到台北。蓝博洲写的《幌马车之歌》即是电影《悲情城市》所根据的原著。在苗栗抽空上网,看到春风3郎回应的长文,当时只能稍事回复。
    关于春风3郎所攻击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那反映了彼此的不同,我无意藉此改变彼此的立场,但在这里应可指出:3郎兄大致是把疑点当成结论,我的兴趣则是利用那些疑点为基础,藉此多挖掘、探听出一些相关的材料,然后再做一点可能的判断。3郎兄在评论的取材上有个矛盾:同样是胡写下来的东西,遇到胡在汪幕中地位的交代,认为是吹牛,于是不取;遇到像大楚报这样的数据,认为可以定胡的罪,于是取──我以为,这样的取舍可说是「存乎一心」,其理由悉依个人的好恶,是一种「立理以限事」,而不在乎事实的查证,不是一种「即事以穷理」的谨慎态度。这使我想到章君榖写的《杜月笙传》,话说杜月笙在香港病故后,青帮的陆京士成立了「恒社」,找到传记作家章君榖为杜月笙作传,倾恒社所有的力量为其作证,于此,章君榖在比对了所有资料后,发现胡兰成《今生今世》中所提的、尤其是吴四宝的部分,都能得到恒社的印证,于是对该书大量取材,包括认定胡兰成在汪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胡书中所说并无不同。章对胡的看法,是认为他在「游戏汪幕」。
    我昨天也问朱天文,胡当年在台北时,你们曾否对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譬如他书中写到,在加入汪派之前,他坐在香港一座小山上公园里大石上想了一下午,那是在想些什么?他加入汪政权,是因为穷吗,想要藉此换取一点经济上的宽裕?朱天文回答说,这点因为他们当年对世事仍懵懂,不懂得问,不过胡曾说,当年心中的挣扎是有的,但是陈璧君游说他时说过很重的话:「你在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你自以为你的身家性命比起汪先生与我的如何?」这话对胡的影响很大。
    那么南京大屠杀的事如何看待?朱天文说,这点当年也不懂得问,但可以思考的是,胡先生一再的提到魏晋南北朝的崔浩,崔浩的所作所为开出了此后天下的文明,以他黄老之徒的眼光,崔浩对历史的贡献相较之下比文天祥、史可法高,崔浩之徒所要背负的历史重量,所要接受的内心锤炼,不见得比文天祥、史可法来得轻松──但宋儒之徒与黄老之徒于此的立场绝对是不相容的。台湾已故作家林耀德的父亲是台大教授(名字我忘了),曾提出淝水之战的胜负如果颠倒,可能对整个中国文明更有益,结果这个主张一出,立刻遭到台湾史学界的批判和围剿。于此,朱天文认为现在辩这个不是时候,宋儒的价值观依然是价值市场的主流,对统治者有利,十年后再提还比较有希望;她还提到,大陆有某顶尖作家是彻底的投降派,他认为当年汪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保全了东南半壁,东南半壁的民众不像胜利后的重庆当局那么看待汪政权。也许朱天文「十年后」的判断是对的,像不久前中共就在修改史观,承认清兵入关是开启了另一个盛世──建立了如此的史观,那么对史可法的评价就要调整,对清兵入关后展开的屠杀也要别作一番心肠了,不是吗?
    关于汪政权的故事,可参考金雄白等人的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有张一鹏、陈璧君、陈彬龢等,至于汪精卫的过错,我认为是他遇人不明,纵容了李士群祸国殃民。还有一点可以省思:金雄白的书上说,汪政权的军队不曾随着日本人去与国军作战。用「忠奸」的立场去对待沦陷区的「伪官伪民」有比较好吗?为何不能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那样的对待满族人?而且同样是「伪官伪民」,国府为何不像对待汪政权那样的对待伪满的军民?金雄白说这是国府中了中共的计,这点很有意思,像吴化文,不也是「汉奸」吗?人家中共才不清算他呢,反而是重用他,打败了王耀武。还有一点我觉得有趣,李士群为身家性命预留退路,他在家中窝藏了潘汉年,如果他不是被周佛海、熊剑东等联合日本人杀了,我猜「解放」后中共也不会把他当作祸国殃民的汉奸加以惩处,当然,潘汉年后来倒了,李士群如果活到那个时候,也还是要受到政治的考验。
    胡的自传是信史,还是自我吹嘘、自抬身价?我不觉得我能够让不相信的人打消念头,但至少我相信胡本身有一种得意,不屑于说谎,于是他书中的很多事情都找得到印证,例如他说他当年某篇文章,日后到了日本发现日本人还保存着,这篇文章果然就到了我手上,可惜是日文译本,看不懂。有人去找夏承焘的书,从中发现了胡兰成,内容与《今生今世》吻合;我去找了路易斯、唐君毅的书,情形相同;陆续到手的资料,情形亦然,如不久前倪弘毅、大沼秀伍、海上雅臣的文章等相继问世,其内容都可为胡兰成作注,尚未发现胡在交代生平大事吹了什么牛。胡在汪政权中果真如他的自传所谓「不求官做」吗?现有数据应是吻合他这个说法的,其中因由,可以推知:如金雄白书中所言,汪政权蕴酿之初,人人奔竞,汪精卫当然会设立「橱窗」,给「有头有脸」的人「高官」做做,至于当汪机要秘书的胡兰成,在一干大家排排站照相的场合不露面,这是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胡有意回避(大家去想想蒋介石与陈布雷的关系)。但机要秘书与「高官」在首脑心目中的重要性,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胡自谓「清乡」最早的发想是因为他,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挖掘这些隐事是有趣的,正如中国人迷考据,西洋人迷推理小说,其乐趣是一样的,至于把自己的臆测硬当作事实的人,那就无法享受这种乐趣了。
    大楚报的真相如何?目前所得资料甚少,胡的自陈是一个挖掘的基础:例如当年日军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互斗内情,这就很耐人寻味,可惜胡只提了一笔。可以推知的是:主和派当时仍在劣势,因此胡提出要得到日军供应一万枝步枪,其事未果;日本人重视胡,有倪弘毅的文章可资作证,因此日本方面派宇垣一成大将去向胡兰成求教是有可能的,胡的自传在此很有意思的是他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的分析。至于胡自谓他公开提出日本必须即刻从中国撤军,逼得冈村宁次出面说明,这点胡既然敢提出,假如现在资料还在的话,应是查得到的。这里要感谢apacherain兄提供的一篇数据,叙述抗战胜利之初一干「汉奸」在湖北的活动,根据这篇资料,我的解读是:邹平凡、胡兰成等人去参与日军汉口地区陆军联络部长福山所召会议,福山是主战派,色厉内荏的要求邹、胡等人配合日军负隅顽抗,但僵持了三天,那些「汉奸」们全不信福山那一套,逼得福山落荒而逃──在此我要指出:这篇文章虽然是按照中共的言论尺度所写的,但至少可以看出那些「汉奸」的意图是想要瓜分日军的实力,以此作为筹码,来和重庆、甚至延安对抗。在此我不同意3郎兄对胡所定的罪:「抗拒中央接收,搞地方分裂」。试问:那何罪之有?重庆中央接收的方式是对的吗?中共「搞地方分裂」是错的吗?我以为,如果胡的想法不因罹患登革热而得以遂行,则他是否能在日后的国共恶斗中扮演一对生民有益的第三势力,正很难说。还有一点,日本当时既战败,则你要那些「汉奸」们再听命于日本人,以人性的观点来看,可能性微乎其微。台北方面去年有一篇研究蒋介石档案的学者指出:蒋当年对日的「以德报怨」政策,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对付中共。再有一点,胡在武汉的作为,其影响是否使得武汉一带没有经历国府在上海那样的「劫收」,此则他的政变企图虽然失败了,带来的影响却是有益的。说胡在武汉「祸国殃民」,请提出证据吧。王船山认为,研究历史的准则是「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秉此,任何假设应无不可,重要的是求证。人往往会被着鼻子走,二千万战争亡灵令人耿耿于怀,四千五百万以上活活被饿死的亡灵(朱西宁的父亲也在其内)反倒不准谈,历史往往会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所掩盖,约瑟芬﹒铁伊的《时间的女儿》之所以成为经典,主要就是在谈这个。但翻案文章尽有人在写,像网络上有人在谈汉奸,便为汪精卫翻案,那位作者指出:汪政权成立后,至少日军大规模的屠杀就不复在东南半壁见到。又,胡适在「低调俱乐部」所提的主张,不正和胡兰成是同一个路数吗?胡适后来也在读金雄白的书,你能说胡适是汉奸吗?汉奸是什么标准?上海有一个牛奶商战后被控「资敌」,因为他卖牛奶给日本人喝。
    胡兰成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如何,在此我请大家相信蒋介石仍是极度重视情报工作的人,只要他的势力在,连吴清源都受到国府势力在日本的干扰,则国民党方面对于在日本方面大肆活跃的胡兰成怎会不监控呢?试问:胡兰成被监控了二十多年,而蒋介石仍肯接纳他,是否证明胡至少并未做出对台北方面不利的事?胡在「华夏导报」(文化大学校内刊物)发表致张其昀书(是张其昀主动提供的)中说:当年他向何应钦指出,韩战爆发后,美苏从此将走向军备竞赛,他的这个看法经由何应钦的指点,经其交由王世杰呈送了蒋介石(他另一个看法的内容请参《今生今世》),何应钦后来对胡说:「总统己见了你的报告书,发下有关方面研究矣」(见《华夏导报》63.12.20第1213号)。胡自陈他在日本的交游,政界如岸信介以下,石井光次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财界如新日本制铁及三菱会社之社长级人物,「皆为相知相闻」──这是在吹牛吗?此事应可查证,但至少大沼秀伍所提胡赠给福田赳夫「奇逸人中龙」的书幅我是看到了。我的看法:正因为胡和台北有此默契,胡才会经蒋介石的认可而得以来台。胡还帮了蒋一件事,我前已讲过,即日本产经新闻连载《蒋介石秘录》一事。于此,胡之赴台,居然只要求在大学开班授徒,他的「胃口」是否太小了?胡接受国民党的特支,待到文化大学发给教职人员薪支后,即将国民党的特支退掉。一个小细节,胡致书张其昀:「仆前日去领六月份薪水,忽半减为五千余元。问其原故,不得要领。又仆本学期授课六小时(禅宗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日本文学概论各二小时),人云或只可支兼任教授钟点费。仆得与先生共期志学,虽不在此,惟先生护持之。」以胡的人脉,想要搞钱应可搞到不少,但看不出有这样的事。
    胡在文化大学,热闹得很,鹿桥、唐君毅、牟宗三、朱西宁、沈登恩等相继拜访,在校又与创办人张其昀、晓云法师、金荣华、潘重规、黎东方、李应强等交契,不是只有侄子胡绍锺去找他而已。此外,胡去找过张群,找过钱穆。胡在日本,何应钦和张群访日时都会去找他,又胡认识日本的学界人物,大致都介绍给了唐君毅,唐君毅和那些日本人常写信,可参《唐君毅全集》。
    胡和唐君毅的交情可见《万象》刊登的〈胡兰成交游考〉,《唐君毅全集》收了他写给胡的信十九封,考唐君毅的日记,则至少写了三十八封,应该还有许多是忘了记在日记里的。唐夫人是位贤内助,因此我们今天才看得到胡写给唐的八十七封信,但考其内容,似并不止八十七封。唐君毅死后,唐夫人发函给唐先生生平友人取回昔日信函,编成《唐君毅书信集》,其中于胡兰成部分只得十九封,推测是胡并没有将唐君毅的信悉数保留;徐复观写给唐君毅的信好像有五十几封,但内中没有谈到胡徐交恶的那封,可见徐复观也未悉数保存。这些都是人情之常,不知3郎兄何以别作文章。唐君毅因眼疾赴日本开刀,胡兰成为其接洽奔走,两人的交情可以窥见一斑。唐的弟子为乃师作传,提到胡兰成,写道:
  胡兰成先生,曾是汪精卫幕僚,故被指为汉奸,尝被逮捕下狱,其人文才甚佳,从其文章及致唐先生的信看,此人生命之体验亦甚深,悟会亦非一般人可及,不会是出卖国家的人,唐先生谓其对具体人生有亲切体验,唐先生与他交往无间。他视唐先生为知己,从日本写信与唐先生论学论时,多至每星期三封者。
    我们看到唐君毅关心胡徐交恶事,热心为两人调停,可见胡徐二人在唐心目中的分量,刘国强写的这篇文字,应该没有误会唐先生的意思。又,我认为胡徐两人是有私怨,而非政治立场的冲突,由胡致张其昀信中尚可看出:胡在华冈出事后,徐复观亦从香港寄到台北发表文章攻击,以报一剑之仇。
    胡在华冈,因开课被赵滋蕃认为侵犯其「码头」,于是在中央日报上开炮攻击,余光中、胡秋原陆续加入,但这些并非使其离开文化大学的原因。文大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郭荣赵发条子要胡离开才是关键,郭荣赵是张其昀的学生,但此事未经过张其昀,张是事后才晓得,因此可以推测是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下的命令。当时蒋介石已亡故多时,蒋经国院长大权集于一身,蒋经国向来是个生性多疑的人,很有可能是听到谗言,而下此命令,不但如此,还发动一干御用文人写文章围剿,想逼走胡兰成。为何蒋氏父子对胡兰成的态度有此不同?我听林慧娥说,胡自己的推测是:他之来台,其背景蒋经国可能并不知情,加上蒋经国的生母当年被日本飞机炸死,故对胡有此心理因素,当年报纸杂志的攻击文字,可以胡秋原为代表,胡秋原捏造胡兰成在台湾宣扬亲日言论,这样的文字应该很容易挑起蒋经国的情绪。我以为,胡兰成生平至少对三个人是不设防的,一是汪精卫,二是张爱玲,三是蒋经国,而结果都因为种种因素而遭彼等所忌。作家杨照告诉我,说胡秋原后来在其《中华杂志》上为文提到,说他对胡兰成的看法改变了,认为胡兰成当年的政论是有其道理的。但要寻找这段文字我迄今无法找到,因中华杂志分量不轻,少说也有几千万字,寻找起来有如大海捞针,姑先摆一边。胡在台以及一直到他亡故所发表的文字,我未见有什么「亲日卖国」的言论主张,书都在,可以查,其它他留下的数据约有三百件,已整理好二十几件,其它可陆续见到。
    我向朱天文问起余光中那篇〈山河岁月话渔樵〉,胡看了有何反应。话才说完,侯孝贤在前座回过头来插话说:「余光中?不必理他!」此话有味,但我没有再问为何「不必理他」。朱天文在《花忆前身》中提到某作家私下跟一出版社老板来了个小动作,朱天文于文中未道明,在此我也不必道明。不过可指出一点:张爱玲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过这位出版社老板的名字。
    华冈事件使胡兰成离开了文大,当晚住宿在汉声企业三巨头之一的姚孟嘉家中,次日朱西宁闻讯而至,研究好邀胡到其景美家的隔壁居住,请其开易经课,并邀集文艺界人士前往听课,每周一次。共有哪些人去听课呢?张瑞芬在一篇论文中整理出数十个人的名单,在台北文坛均是知名人士,温瑞安、曹又方等均在其列,这次的讲课和文大时,反应截然不同,文大的学生与胡兰成不相应,但朱西宁找来听课的,却是台北文坛的一时之选,每次总有二三十人到场听课。胡讲课是什么情况呢?请去参考倪弘毅的文章。当年在场听课的有一位刘君祖,后来曾任牛顿出版公司总经理,讲易经很出名,自从收了李登辉当学生后,台湾许多政坛名人也去上他的易经课。
    有一次朱家在玩碟仙,居然请到了汪精卫。当时胡在朱家隔壁睡午觉,被朱天心大喊叫来,胡明白现场情况后,问了碟仙一个问题:「先生当年离开重庆,前往河内的那件事,蒋先生晓得吗?」碟仙回答:「晓得。」胡听了,半晌点个头,说:「噢,那我晓得了。」随即不顾而去。这件事,我以前曾听朱天心和林慧娥提起。轶闻一桩。
    胡在朱家隔壁授课的同时,动笔写《禅是一枝花》,每天写一则,花了三个月写成。胡致卜少夫的文中写到,在台一段,虽初志不达,但亦有了极大的成就,这大概是指他在文大没教到好学生,在朱家隔壁却教到了。胡对朱西宁很感激,他在著作中提到的「郭先生」即是指朱,史记游侠列传中有朱家、郭解,胡赞佩朱的侠义行为。胡为什么要写《禅是一枝花》呢?他写给张其昀的信中有谓:
  今所谓宿学与国家博士,除如李济之考古学有成绩,余虚名耳。弟每见年轻人有佳者辄深致期望,而每招失望,如于高怀民,再叩之即浅妄。今夏弟把禅宗又下了一番工夫研究,再者吴经熊着《禅学的黄金时代》,乃如学生之作业。盖禅宗自达摩至六祖慧能惟言佛法本体,自七祖后,马祖临济等始揭出本体之动,妙意在一机字,而吴着于佛法本体尚无真知,更全不提及机字,甚至于禅语录文法亦多误读。吴且如此,余人可知矣。方东美尚较佳,然亦略无新意。昔曹操与刘备煮酒论当世英雄,视之如埃尘,学问亦须有此气概与见识始能开创历史也。
    高怀民、吴经熊、方东美是何许人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Google。
    胡兰成在报上的众谤声中,讲课到了年底,护照到期,必须返日一趟,他与朱西宁约好明春再来,计划办一份刊物。但不料他要再回台湾时,台湾驻日代表处不发签证,从此他无缘再到台湾。而他与朱西宁商定的办刊物一事,后即是三三集刊,胡在日本写书法展售,筹得几十万台币寄给了朱家。
    三三的作者如蒋晓云、袁琼琼、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马叔礼、丁亚民、谢材俊、锺晓阳等,后于文学奖陆续有了斩获,颇见观瞻,尤其其中师法张爱玲文风的创作受到注目,张爱玲前此在台湾的阅读大众心目中,地位等同琼瑶,从此乃身价大起,后来王德威提出「张派作家」一词,加上夏志清的推崇,张爱玲的作品如坐火箭往上冲,乃有了今天「祖师奶奶」的地位。

胡回到日本,陆续又写了《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和《今日何日兮》三本书。其中《中国文学史话》原是从他与朱家的通信中摘录而成,基本上可视为他若不回日本,就会把这些材料拿来授课,我们可从文中看到他将朱天心比喻为李白,大概他授课时也是如此,对学生又哄又诱,要他们好好读书,好好写文章。他写信给朱西宁,说:「我还想多活几年,多读几篇天文天心写的文章。」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世人不知胡兰成,他愠不愠我不知,但他还是渴望有人知的,因此他乃与朱家有此忘年交,直到过世。我这里引用张瑞芬〈一枝花话﹒话一枝花〉文中的话,来描述胡兰成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时移事往,三十年后三三成员淬炼出来的文学实力,迸现出台湾当代文学空前的火树银花,这璀灿无比的世纪末华丽,跨越散文、小说、戏剧、电影诸多文类,丁亚民外,至少就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唐诺(谢材俊)、袁琼琼(朱陵)、卢非易、萧丽红、苏伟贞、履强、林耀德、郭琼森、林俊颖、杨照(李明骏)、陈玉慧(阿洛)等,连同向与朱家友好的张大春,至今仍是文坛中生代的主力。
    一九九○年,朱天文等与远流合作,陆续出版了「胡兰成全集」共九册,未料甫一上市即遭遇沈登恩挑起的版权诉讼,致令远流将这批书冻结,和解之后,静态上市,致令当时书市上有两种版本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而远流方面不想再和沈登恩对上,书卖完后即不再印,否则,胡兰成的书中,至少《山河岁月》《今生今世》和《禅是一枝花》是畅销书,且是长销书。今闻《禅是一枝花》在台北印刻有再版计划,唯档期未定。
    胡兰成在台湾短短两年,而有如此影响,这些不必他来吹牛,不过若说影响有限也可成立,因他发行有限的《禅是一枝花》只有艺文界人士在读,佛教界尚未听说有人在探讨(南怀瑾对台湾的影响也很大,但佛教界也有把他当妖魔的)。他的学说现只有博硕士论文十几篇加以研究,至于那些人有没有这种本领和实力读懂他的书,我持保守的看法。有一点我亲眼目睹,《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被禁后,在台湾仍被大量盗印,而在街头巷尾的流动书摊中秘密贩卖。
    我大致就写到此了。强调一下:我没有意思打什么笔仗,也没有兴趣做什么「盖棺论定」,针对疑点而去找出一些人所不知的谈资,不是比较有意思吗?   文/eilra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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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汪以国士待胡,胡以国士报之而已.


    江湖的江湖 Says @ 09-11-1 6:51 下午

要说点啥就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