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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也是“张迷”的唐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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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灵犀(左)、周信芳(中)、唐大郎(右)合影 

    给张爱玲一个辩白机会

 

    记得唐大郎的名字,也和张爱玲有关。1946年11月张爱玲的《传奇》出了增订本,张爱玲特别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做了辩白,她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这《传奇·增订本》是由龚之方与唐大郎合作创办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书中说,唐大郎不但请上海著名的书法家邓散木为此书题写封面;还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公开辟谣。
    据学者陈子善在《一九四五至四九年间的张爱玲———文坛盛名招致“女汉奸”恶名》一文中,就指出:“……可以想见,给张爱玲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兆,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除了这种未署名的小册子的恶意攻讦外,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类似的“揭发批判”更是不少。
    另外还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文化汉奸罪恶史》,是1945年11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在作者的《几句闲话》后,先有《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等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在书中被两次点名,一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时被提到,另一次则是被单列一章———《“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司马文侦在书中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他主张对这些所谓“文奸”(包括张爱玲在内)采取“有所处置”的行动。
    沈鹏年在《行云流水记往》中爆出了内幕:“抗战刚胜利的一九四五年十月,有人唆使他的学生化名‘司马文侦’,自费用‘曙光出版社’名义出版小册子《文化汉奸罪恶史》,交给卜五洲办的五洲书报社代发各街头报摊出售。……唐大郎劝卜五洲‘不要受人利用’。唐大郎说,这本小册子的后台是‘敝本家’,他要弟子在小册子中公开捧他‘不声不响不写文章’坚贞不屈‘渡过一个时期’,好让他和柯灵一样,捞一枚‘胜利勋章’。为了突出他一人,把国共两党‘打进去’做地下工作的文人统统诬为‘文化汉奸’……卜五洲听了唐大郎的忠告,就把这本53页的小册子停发了,存书退还给‘司马文侦’。这是卜五洲亲口告诉我的。”
    而据唐大郎在1946、1947年间,他为上海小报《铁报》写专栏《高唐散记》,在《序与跋》文中说:“去年,《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面的背页,给我写上了下面这几行字:‘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品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 与 珍 贵 。您 自 己 也 许 倒 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我忽然想着,张小姐这几句话可以用作《唐诗三百首》(案:唐诗,唐大郎之诗)的短跋,同时请桑弧写一篇序文。他们在电影上,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在这本诗册上,再让他们做一次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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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郎的《闲居集》

    张爱玲文学生涯的重要角色

    唐大郎是唐云旌(1908-1980)的笔名,他还用过高唐、刘郎等笔名。他原在中国银行工作,也因此他点钞票有独到功夫,曾获比赛冠军。但他业余爱好写作,二十年代后期开始给小报投稿,所作诗词取材灵活,随手拈来,涉笔成趣,颇受读者欢迎。他最爱钱牧斋诗,尝自称其外家为常熟绛云楼后裔,舅父钱梯丹擅诗词,有名于时。大郎少时得舅氏亲炙,亦喜吟咏。四十年代有“男版张爱玲”之称的东方蝃蝀(李君维)也说:“唐大郎写的旧体诗,虽系打油诗之属,但严格遵守旧体诗词格律,平仄、对仗、押韵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他自幼从舅父———清代诗人钱谦益的后人学诗,家学渊源,打下结实功底。”他对于旧体诗,是有其自信的,四十年代为沪上《海报》写的诗词专栏,题名作《唐诗三百首》,署名高唐,意谓高出于唐人也。
    1932年唐大郎因雅爱写作,遂脱离银行,任小型报《东方日报》编辑,也因此认识了也在《东方日报》编电影版“开麦拉”的龚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吴祖光用北京话说他俩是一副眼镜儿,意思是两个连在一起不能分开。七年后唐大郎辞职,专为几家小报写稿。
    1945年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办《光化日报》,为该报提供资金的,是当时奉命打入敌伪从事地下工作的李时雨。龚、唐合力经营的《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前不久发现的张爱玲佚文《天地人》,便是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的《光化日报》第二号上,全文由六则互不相干的杂感组成,共六百余字。学者陈子善认为此文的亮相,只是张爱玲与龚、唐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后来张爱玲在《大家》发表《多少恨》和《华丽缘》,在《亦报》发表《十八春》和《小艾》等,也都是龚、唐两人慧眼识宝,一手促成的。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于《光化日报》,李君维也说:“我是抗战胜利后认识唐大郎的。那时他和龚之方办一份小报《光化日报》,大郎约我为之写稿。该报编辑部设在卡尔登大戏院(现为长江剧场)内一侧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是董乐山偕我前往找大郎的。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刚走出校门,初涉足社会;大郎也不过三十多岁,却已在上海滩上享有盛名了。他在我心目中是为前辈,不料这位前辈不摆架子,不尚虚礼,开门见山,直话直说,作风豁达。豁达作风的人令人感到一见如故。”
    《光化日报》出版时间极短,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创刊到同年九月十八日停刊,仅五个月又四天。其后,龚、唐两人决定利用《光化日报》余存的资金、纸张,改出期刊。于是龚、唐主编的《海风》周刊于1945年11月问世(逢周六出版)。据说,龚之方在一次为所出期刊构思开本时,将一张白纸折来叠去,无意中正好折成十二页,裁剪后可用骑马钉钉成一册,而这样一本小册子容纳的文字、图画,又与一份对开报纸差不多,于是便决定以这样的十二开本(长三十七厘米,宽二十五厘米,长方形)作为新办期刊的版式。而这种所谓“方形周报”(或称“方形周刊”)一出,引领着整个风潮,在上海泛滥一时,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就有九十二种之多。《海风》后来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停刊。原因是刊登夏衍用化名写的几篇反内战的文章,被人密告当局,说是“地下党打进小报界”,致使刊物被勒令停刊。
    而在1946年春天之后,龚、唐两人还出版过《清明》和《大家》两种杂志。《清明》创刊号于1946年5月1日问世,由吴祖光与丁聪主编,只出版了四期便停刊了。而唐大郎则自己主编《大家》文学杂志,他率先在上发表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多少恨》,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1949年7月25日,龚、唐以夏衍的关系主办的《亦报》创刊,1950年3月25日张爱玲化名梁京,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连载至次年二月十一日刊毕。在《十八春》刊出前三天,《亦报》就注销预告,强调《十八春》是“名家小说”。连载前一天,又发表桑弧署名“叔红”的《推荐梁京的小说》。而在《十八春》登完的八个月之后,1951年10月31日,《亦报》又以显著地位刊出“梁京继《十八春》后新作中篇小说《小艾》日内起刊”的预告,四天后,《小艾》正式连载,至1952年1月24日刊毕。同年夏天张爱玲告别了她在“上海十年”的写作生活,远走香港了。
    1952年11月20日《亦报》并入《新民晚报》,唐大郎入《新民晚报》任编辑委员兼管副刊《繁花》,仍在报上以《高唐散记》小专栏形式,发表作品。“文革”开始,《新民晚报》停刊。唐大郎靠边六年,于1972年宣告“解放”,次年六月,批准退休,当时六十五岁了。
    退休对唐大郎而言,是不得已的,他放不下心爱的笔,乃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以《唱江南》和《闲居集》为名发表诗作,深受海外读者喜好。粉碎“四人帮”后,唐大郎浮一大白,热忱向往《新民晚报》复刊。夏衍亦致意唐大郎东山再起。1978年10月7日唐大郎赋《自寿》诗云:“任经风浪复波波,天才横趣两不磨。时向性灵搜好语,偶于沉醉放狂歌。风华欲尽声华堕,俊士所贤迂士呵。七十还淘童子气,自言来日正多多。”可惜天不假年,唐大郎等不到《新民晚报》复刊,竟于1980年7月20日在他的上海寓所溘然长逝了。

“唐诗”不下数千首

    作家安迪在《小报文人》文中说:“我对此位报业前辈一直很有兴趣,读过董乐山、李君维等先生的回忆文章,大概是出于对长辈的尊敬,这些回忆文章并没有反映出唐大郎的真实面貌。金雄白在《记者生涯五十年》中提到唐大郎,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小报文人风貌。”
    金雄白四十年代在上海办了一张小报《海报》,称唐大郎是“《海报》骂人三枝笔”之一。金雄白说:“唐大郎骂人是另一种形式,他会直指姓名;可以写出‘我×你的祖宗’那样的粗言秽语,但我欢喜与他做朋友,因为他正是写小报的第一能手,且自称为‘江南第一枝笔’,一段很平凡的细节经他一写,就变得趣味盎然。他无疑是个玩世不恭的‘真小人’,譬如说,他没有唱戏的喉咙,也没有演戏的训练,而居然常常上台票戏,情不自禁时会搂着合演的女伶不放,穷形怪相,引得全场大笑,他站到台口,用上海话向观众大声说:‘×伊拉,有啥好笑,你上来试试’,更使满座哄堂。尤其他的打油诗真是一绝,捧女人更为擅长,他会借了钱去舞场捧舞女,第二天做出‘穷极书生奢亦极,与人挥手斗黄金!’的诗句来。”
    金雄白说,唐大郎长了一张方阔脸,整天贼忒兮兮,嘴里不干不净,所以别人叫他“春宫面孔”。唐大郎爱开别人的玩笑,也开自己的玩笑。后来娶了一个舞女,参加宴会时,别人不认识他的夫人,问是谁,他拍拍夫人的肩膀说:“她是我睡到天明不要钱的人。”又,这夫人姓刘名惠明,所以他用了“刘郎”的笔名,以示忠贞不二,而这笔名后来确实一直用到他七十三岁临终搁笔为止。
    唐大郎故去之后,1980年10月香港《大成》杂志曾征得唐大郎旧作打油诗十二首,诗作难得,弥足珍贵。今摘其两首及其注如下,前者可见其戏谑与诙谐,而后者正可见其喜登台票戏者。

    《闻郑霞唱歌》

    某实年来餍此婆,今宵忽尔又闻歌;
    如卿工嗲谁还嗲?似我思驼不好驼。
    悔到将身委赤老(近年郑与一客同居,不获全终始),憨时脱口骂猪猡。(郑极娇痴,恒喜骂人为猪猡。)
    凭君麦格风前看,依旧臀波与乳波。

    一夕,郑霞止于舞场中,乐队奏“三轮车上”之曲,座客皆鼓掌,促郑上去客串一支也。郑着黑呢旗袍,圆姿替月,艳光犹撷人目。前岁,郑将别歌坛时,余尝宴之于美华酒家,座上更有兰苓、秦燕诸女,郑当病后,不能进食,未几别去,而此别忽忽三年矣。近闻郑有重理旧业之讯,此夕,乃得先闻其“嗲声嗲气”也。(1948年2月)

    《登台前》

    那一行都不对工,往年曾唱小生穷。
    身居票友内行外,人在虚凰假凤中。
    似我终教面孔勿,何人不想骨头松?
    浑身绝艺凭君看,两把拳同三把弓。

    余不亲粉墨,已逾年矣。天厂(吴性栽)为其子(仲升)授室,集友好彩唱,戏提调为周翼华先生,怂恿余与石挥、李丽华合唱“铁弓缘”,登台前三日,始烦赵志秋先生说戏,盖余为小生也。戏必不好,然而与石、李同演,傥亦一时盛会,于是打定主意曰:干他一趟,管他台上是一场大乱哉?(1948年4月)
    唐大郎在报刊发表的诗不下数千首,但他从不敝帚自珍,没有剪贴保存,也没有结集出版。据李君维回忆文章说:“我当时就听说大郎要出诗集,诗名是现成的:《唐诗三百首》。他在《铁报》上的专栏就叫《唐诗三百首》。后来不知怎地不见此书刊行。再后来时代大变,事过境迁,许多事情都一刀两断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此事询问龚之方。他说当时上海有位热心读者从《东方日报》、《铁报》、《海报》等各报剪存的数百首大郎的诗作,来信表示愿意提供他结集出版。待进一步与之联系时,这位先生却神秘消失了。《唐诗三百首》的出版从此夭折,仅留下一段憾事。”而在他逝世的三年后香港广宇出版社出版他的《闲居集》,收录诗作三百五十九首之多,但多为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文/蔡登山  据《南方都市报》 

    ◎蔡登山,学者,著有《传奇未完———张爱玲》、《民国的身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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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地址:http://hulancheng.com/20090924/283

楼被抢了3层了

  1. 想起了前段时间读的关于关露先生的文章,相较于两人的后半世,我想张爱玲先生或许也算是幸运吧。虽然她们同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才女,虽然她们同样走过了75年的人生,虽然她们离去得都是那么孤寂...。
    薛先生谈及张爱玲先生,胡兰成先生的文章篇幅颇多,但另一位赖雅先生似乎从未在文章中露面(或许我读得不够细致,见谅),呵呵,胡兰成网嘛,自然以胡先生为主轴,在下可是得寸进尺了,恕罪,恕罪。


    凡人侩语 Says @ 09-09-25 2:28 上午
  2. 果然是我读得不仔细,8月13日,8月18日,薛先生摘录的两篇《花忆前身》文章中都有提及赖雅先生,只是半行字都没有就一笔带过了,呵呵。


    凡人侩语 Says @ 09-09-25 2:42 上午
  3. 惭愧,主要是关于一直还没特意关注赖雅,所以提到的少了。

    薛易 Says @ 09-09-25 9:55 上午

要说点啥就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