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台湾作家薛仁明兄近日写就文章两篇,本网在第一时间内拿到。仁明兄的文字很见功夫,让人心生敬佩。文章将陆续在本网发表,以飨诸兰友。

 林风眠2

只因那光明喜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

文/薛仁明(台湾)

 说起某些人的障深驽钝,可真是完全莫可奈何。
 就譬如我初初看京剧。
    彼时,民国八十二年,西元一九九三,国共内战终已杳然,于是有第一个访台的京剧团北京京剧院台北公演,那时中山堂一片火热,人人争睹角儿,彷彿四十年的空白与欠缺在开演的锣諠鼓哗中就尽皆补足似的。而我是个大外行,哪懂戏?买了张五百元的票,坐在中山堂顶顶上头,犹如伫立月球远眺地球一般,望着戏台上叶少兰吕布戏貂蝉,唱词看不清,唸白听不明,整齣戏完了,其实一片模糊,唯觉得叶少兰真是精神。
    又数月,中国京剧院大军压阵,国父纪念馆人声如沸,有几场戏,据云观众系贴着壁站着看犹忽忽出神。盛况如此,我未尝亲睹,倒不遗憾。那中京院随即南下府城贴演「龙凤呈祥」,我人在台南,偕好友奇璋遂一道去看,他郑重其事,看戏前特意不喫晚饭;未料,台南文化中心原是西洋古典音乐绝佳表演厅,与京剧却大不相宜;锣紧鼓密,喧闹得我这好友轰轰耳鸣。我没这问题,但也被场次繁密、过场频仍搅得完全糊涂;独独诧异老旦王晶华嗓音那么高亢响亮,「这老国太忒有力气?」然而,戏里真有看头之处,例如「佛殿」那折,原是热闹非常,几个角儿互咬,咬地妙趣横生,但我当时却毫无领会;更有甚者,压轴那折「芦花荡」,袁世海才亮相,彩声满堂响爆,我竟以为这只是对袁老过去之辉煌一番礼敬罢了!殊不知,袁世海嗓子身段固然老矣,但是神采韵味却完全不减当年,若真论以简御繁之能耐,恐怕尤有胜于昔日者,此乃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者。但是,当时的我,又哪里知道真正所谓神韵?又何尝明白孰为以简御繁了呢?
    不知京戏为何物,当然也不只这两回。譬如更早之前,也曾到国军文艺中心看魏海敏唱「女起解」,我当然不懂该看什么,其实也就是图个扮相清丽嗓音秀润罢了;但是,单单这种外相,又岂能经久?结果才唱到那段反二黄慢板,我就昏然半醒了,当时苏三都还没真正起解呢!
    不懂戏,明明外行,却又眼巴巴地买票看戏,这究竟又是所为何来?
    当然不是家学渊源。包括我父亲,往上算去,渡台十二代,代代皆文盲,与学问一直无缘;而茄萣乃鱼乡盐地,尽多是歌仔戏歌舞团,但戏台上的京剧,则闻所未闻。至于电视,自然有国剧,但多半立即转台,即便不然,稍有驻留,也不过就是分秒间的光景罢了。乡里人人皆识,唯有杨氏丽花;母亲差我街上购买酱油,沿弄循巷,一家一家客厅的电视也是一户一户地挨着,那杨丽花,好似一道电视的墙,沿着我家到杂货店,真是一路逶迤。
    我既与京剧素无渊源,那么,莫非是要赶趁那波戏曲「大陆热」吗?
    看来也不是。因为,对于各式各样的「热」,向来我都不甚热衷;不仅不热衷,多半时候,尚且很容易对之就生起了反逆之心。而这,恐怕也不完全是为了立异;更可能,其实是,鄙人有疾,素来孤僻,每瞅见人多,总想走开。
    更早时,我读台南一中,据云那是以数理闻名之名校。我乡下出身,二老平日不在建筑工地即在烈日下之盐滩,忙着生计,几乎不管我。犹记得新生报到那天,诧异极了,系因「赫然发现」,竟会有家长陪同报到,且是那么多,「他们不是已经要读高中了吗?」我瞅着那群家长,既新鲜又狐疑,一会儿,分明可以感觉到,他们眼神中,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期待,那约莫是三年后又会携带着身旁的子弟到某医科或是电机系去注册报到如此云云。算实岁,彼时未满十五,但这一旁的熙熙攘攘,却着实已离我很是迢远。
    高一,全班人数五十四,外头补数学,倒有四十六;寻常同学谈论各家补习班,我睇视一旁,内容简直无聊,但表情倒也有趣;此外,还有,每周一早上,他们人人尽说港剧「天龙八部」,我亦起反感,微觑着,「真没别的好说了吗?」然而,再无聊,再烦闷,仍是课堂上,整整一年,国英数,史地公,尽皆索然。
    南一中社会组一向冷门,我那届,尤甚。高二上,二十班,千余人;社会祖,唯两班合计六十四员。彼时,班上人丁三十二,又粗粗可一分为三:曾在自然组留过级者,居其一;自知唸不了自然组者,又有其一;而后,难以归档、无以名状者,终亦有其一。如此三分天下的高二社会组,颇似南一中之放牛班。人人各自忙着跑野马,鲜少有人留心教科书,而学校搭理亦甚少,真是相忘乎江湖。这很合我的脾性。于是,高一的窒闷倏忽解脱大半,这当然得力于「放牛班」的自由空气多流通,亦由于多有同学声息可相通,再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李幼珍老师。
    我上李老师的课,不时会昏然打盹,且又不肯背书,她倒也不客气,高二下便将我国文给当掉。这真是好。彼时傲岸,并不认为她多有学问。但是众人对她仍多有好感。此好感系缘于她有一种新鲜与自信,而这,在一般文史教师身上极不易见。见过许多文史教员,常常非腐即酸,腐是其口中的中国传统迂执不化,半点不新鲜;酸则因为中国文化百年衰颓弱势,使得这班人要不过卑,要不过亢,总是缺乏一种如实的自知,以及从之而生的健康的自信。
 这种言语行事之新鲜且自信,也曾在某些数理老师身上看到,但李老师又异于斯;除了不酸不腐,她且又传统底蕴深,厚实安稳,更没有一般显风露头之徒那种假自信的轻佻。
    质言之,当时对彼之好感,是因为她这人的质地与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毫无反差,不见扞格。换言之,她的人和她的中国文化相称极了,几乎可说是,严丝密合。
    五四以来,年轻人但凡稍涉学问,便极易以反传统为时髦、更易以现代西方为时尚。然而,我后来不敢对传统轻蔑以视,也不以趋新崇洋为务,稍后甚至还因对传统的好感而进了台大历史系,凡此,多少都必须感激高二那年所感受到的那种新鲜、自信、厚实与安稳,以及那种生命和学问的严丝密合。
    待进了台大历史系,当然不是原想的那么一回事。台大向来就是西化氛围,主流一直是胡适、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传统;时髦则代代稍有不同,我那时,约略是,新马、解构、后现代;彼时,尚有更红火的,那是民主化与土本化。
    我大一时,蒋经国去世,台湾「迎接」一个新时代,是吉是凶,其实未卜。但当时年轻,总有一份近乎稚騃的乐观,甚至是亢奋。大三时,三月学运,野百合,历史系的同学汪平云,广场总指挥之一,我坐在国家剧院阶上,彻夜望着眼下宛若全国大露营之盛大场面,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汪平云夙负才情,写诗,读哈伯玛斯,唱国际歌,听陈明章,努力学着闽南话;且为人诚挚,多读书,善思辨,于理论用功尤深。但他不快乐,不明朗,平日总是苦笑,与我们一淘饮酒,最后几番泪流满面。十多年后,就在两年半前,他自杀身亡,报纸说是忧郁症。

林风眠

    台大同学中,开朗的并不多。我在台大历史系,东瞧西望,昔日因之而来、期待中的自信、新鲜、厚实与安稳,终究是杳然难觅;至于那种生命与学问严丝密合的想法,在学院中,则是显得有些滑稽。
    学院中做的是所谓学术的工作,这工作与学问其实未必有多大的干系,与生命更是无关。所谓中国历史研究,通常是以西方分析架构,用西式句法,甚至引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历史材料;而历史系的训练,是如何写好专业的史学学术论文,不一定需要中国文化的通识,遑论对中国传统的全面观照。
    于是,尽管经常读着「中国历史」、谈着「中国文化」,但我们和中国传统其实扞格多有;这有点像学院里最标举中国的新儒家,用西方哲学语言谈着儒释道,结果越谈越像西方哲学家,与真正的儒释道,却反倒是日益迢远。
    远古之史官,与巫、医、乐师,率多有相通。盖巫者,通天人;医者,感人我;乐者,与天地万物人我古今应和声息也。故古之良史,首重一个「感」字,感而遂通,于是可究天人、通古今;若无力感通,则无以唤起历史人物之魂魄,又何以唤醒民族集体之记忆。这感而遂通,即是格物。司马迁忒能格物,书写人物,直是一唤即至;于是其笔下,无论刘邦项羽,皆追魂蹑魄;抑或朱家郭解,尽如在现前。
    我的感通能力,向来薄弱;唸了大学,又每况愈下,日益萎缩,駸駸然已近乎听而不闻、视如未睹,于是读再多的书,都成枉然。学院教人唸书,强调的是分析、排比、论证、思辨,而历史系最在意的是,论文结构缜密、证据充足、客观严谨。而这,显然都与巫、医、乐师,天遥地远。
    正因如此遥远,于是,学院中的我们,对天地万物都有一种不自知的漠然无感;所以,即便我读的是历史,却依然无法体会数千年来万民行之的「祭祀」那后头的溥博辽阔,尽管那依然盛行于今日台湾之民间;我且对中医完全陌生,连不知最是日常语汇的「寒热虚实」为何物,遑论后头那一套身体观及宇宙观;也鲜少听中国音乐,我甚至没见过传统文人最寻常操弄的古琴;至于戏曲,在本土化大纛之下,歌仔戏、南北管,自然是偶有听闻,但也仅仅止于偶有听闻罢了,若说古典戏曲的京剧崑曲,则半齣没看过;正因因此,我又岂能知道,戏曲乃国风之遗韵,乃礼乐文章之俱在现前?
    我当然也听音乐,但除了陈明章、罗大佑,最虔敬以对的,还是西洋古典音乐;彼时唯诚唯恳,一心一意要把它弄懂,我几个好朋友且都在古典音乐杂志写乐评。也看戏,但看的是西方艺术电影,慑服于彼艺术之名,自忖,它是那么的伟大,遂惶惶悚悚想从中受益,要藉其探究幽微让自己生命更加丰富。
    结果,完全不然。那尽可以是曲折隐微,亦可能是繁复庞杂,但,未必就是丰富。每回看罢这些艺术电影,总是心头往下沉,揪得紧,久久都解不开。而西方古典音乐,于我,终亦有隔;究竟言之,不管是过于浓烈,抑或极度克制,那种戏剧性的情绪,与感而遂通的「感」,形貌虽然相似,却全然不同一回事;那种情绪,不能格物。
    我读书不得法,慴于理论思辨,困在抽象思维,沾了一身学院习气;而听音乐、看电影,又把自己搞得情昏意乱;两相加乘,真是心疲神弊。于是,汪平云不快乐,我也完全不开朗。《今生今世》中有段话,「我小时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见了檐头的月亮有思无念,人与物皆清洁到情意亦即是理性。大起来受西洋精神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因我坚起心思,想要学好向上,听信理论,且造作感情以求与之相合,反为弄得一身病。」事实上,百年来,如此疾痼疴沉者,岂止单单兰成先生一个?而苶然疲役、终不得解,深可伤悼者,又哪里只是吾友汪平云一人呢?
    后来,我隐隐然都觉得不对,但何处不对,却说不明白。大四有一门「宋元学案」,课后,我在幽深的文学院徘徊许久,斜阳余晖,树影参差斑驳,洒遍整个院子,一时之间,忽然有种感伤,亦有份明净;这会儿,总算下了决心,再不能唸史研所下去的,此地于我,并不相宜;这里待越久,只会离昔日来此之初衷越远。
    从此,渐渐少读抽象理论学术之书,亦慢慢不看那些深奥幽微的西方电影。彼时,当代杂志有几篇郑培凯写京剧戏评,我读了喜欢,头一回觉得京剧内有文章,且有一种睽违多年的好感在。民国八十年六月,毕业考已了,等入伍当兵,犹一个多月空闲时日;但我余习未了,又去看那年坎城影展金棕榈得奖作品,观罢,亦复一阵心慌神乱,可笑我暑热中自添烦闷,只得乱逛台北市图建国总馆;那馆大,八楼有视听室,内藏京剧影带甚多,尤其顾正秋、徐露与魏海敏;这日,我胡乱借了一齣「锁麟囊」,顾正秋所唱,近三小时,一口气看完,竟是好的不得了,心情尤其好,完全不似几天前那部金棕榈。「锁麟囊」这戏,说来简单,涓滴之恩涌泉以报,大团圆结局,卑之无甚高论,半点都不曲折隐晦,丝毫没有人性幽微,但是平平正正,青天白日,完全是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我尤其喜欢戏里头处处透出的那一派光明喜气。
    这种明亮感,真是久违了。从此,我每次进台北城上家教,均先绕到市图看一齣京戏,每周三回,每周三齣。若说看得半懂半不懂,其实都还是自我抬举,以原先之驽钝、加以数年来之壅塞不能感,哪里懂得了一半?故常常才一会儿,就乏了,又是呵欠连连,但终因对那光明喜气之好感,一次又一次让我回过神来,老老实实地再把戏看下去。
    一个月后,服兵役;再两年,东来池上,进剧场的机会,其实不多,但我仍当了好几年的外行观众,锣諠鼓哗中,总似补足了某些空白与欠缺。而再多年后,总算稍稍探见了门道,那多半是仰仗录影及录音资料,独自一人,缓缓地看、慢慢地听,虽是清寂,但也有趣。我越来越清楚,这是补学分,补修中国学分,这学分将我和曾有好感、后又错失的中国传统再度绾合起来;这绾合,使得生命的新鲜、自信、厚实与安稳,重新成为可能;这绾合,成了我大学毕业之后最大的一门功课。算算时间,虽然有些晚了,但也还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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