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e5a48de4bbb6-e5a4a9e5bf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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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心家有3个人是好作家: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出色的小说家;姐姐朱天文是华文写作界的翘楚之一、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她自己高中毕业即进入文坛。当年有一本《拒绝联考的小子》畅销,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写一本《接受联考的小妞》。商业化的炒作被朱天心拒绝,但她却写出了一部《击壤歌》,在台湾一跃成为萨冈(法国少年成名的女小说家)似的青年偶像。老师胡兰成在《击壤歌》代序中称赞:“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
  不仅如此,她母亲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她先生唐诺亦是博学多才的作家、评论家。这样的文学家庭世界上也不多见,难怪连见多识广的阿城也要赞叹。
  1980年代末,朱天心开始关注政治,笔调也变得老辣苍凉。《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她的转型之作。阿城说,读罢有一种忧郁。如同年轻时打铁,铁在炭中由深红到白中发青,青即是热烈到极端时反现忧郁。在《古都》中朱天心继续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一路穿行在台北都市空间,阅人述事,如同福柯定义下的“考古者”。
  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得《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所设的文学奖,但基本没有改变过她的生活。虽然处女作即在台湾行销几十万册,但她说:“书卖得好,算是意外,基本等同于中了头彩,只有把生活需要压到最低,才有自由。”

阿城的铁杆粉丝

  人物周刊:你写作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
  朱天心:对于“为什么要写作”每个作家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支持我写作的动力跟鲁迅的若干场景很像。他说一群人在铁皮屋里沉睡,突然失火了,但又没有任何的生路可逃。到底是要让他们睡着死去,没有知觉,也不受痛苦,还是让他们清醒,但又逃不掉,受苦而死?这是一个选择,而“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决定。去评估人家逃不逃得掉不是我的责任,先喊出来才是我的原则。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不是我能考虑和在意的。鲁迅也说:“不管他的声音是可憎的,或是讨喜的,或是威猛的,或是哀愁的,他已经无暇顾及了。”倒过来说,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都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人物周刊:朱天文谈《巫言》时说写东西不想结尾,如果结尾,就等于这个作品死了。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朱天心:我跟天文正好相反,我是很想快点知道故事结果的作者。以游泳来譬喻,我水性不好,可又好奇对岸的风景,总是要憋着一口气游到对岸。所以我写的都是中、短篇,写长篇就好像有随时溺毙的可能。有时候,一个好句子、好典故,就像河中间可供人暂时停歇的石头,停歇之后我才能继续游。以我的急性子,写两三万字就足够了,一万字是不用借助石头正好能一口气游完的路程。

  人物周刊:大陆作家中你最欣赏阿城吧?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朱天心:第一次读阿城是在1986年。当时我刚生完小孩,一边坐月子一边读,那是很古怪的经验。三更半夜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现代化集奶室,一边集奶一边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世上有这样一本东西,我从此不用再写作,就好好当妈妈吧。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你面前站着个终其一生都追赶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当他的读者,放心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吧。
  第一次见阿城是有一年他来台湾开会,侯孝贤导演就在我家不远处帮他找了住的地方。当时,我把我所有的书都备好,还写了封短信,内容其实是偷抄了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信,说:有你住在山上,我就觉得山好像会发光一样。后来有一年阿城来台湾,刚好农历春节,那几天他一直住在我家,跟唐诺一起打地铺。身为阿城的铁杆粉丝,那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人物周刊:最近,张爱玲的《小团圆》出版了。你们看了吗?
  朱天心:我是快快翻过的,我觉得天文比我伤心。张爱玲是50多岁写这本书的。天文觉得,到了50多岁,摆脱了当时心境,应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当时的爱情。如果心存愤怒怨恨,得到的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我看的时候觉得张爱玲把前半辈子在读者心里头建的“七宝玲珑塔”瞬间全部打碎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像人肉炸弹,不仅把胡兰成炸得稀烂,自己也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看天文太伤心,我就努力寻找最善意的想法。我觉得张爱玲对文学创作的认知还是很现代主义式的,对人性是怀疑的、拆解的、颠覆的。即便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感情,也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并没有因为是自己而例外,等于战士壮烈成仁。天文听了我的话觉得蛮宽慰的。

胡兰成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你和朱天文算是胡兰成晚年的弟子,第一次见他印象怎么样?
  朱天心:刚见面时有点失望,觉得怎么是个老头子,但很快你会忘记他的年龄。他有个很厉害的特质,就是常常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他周围有老老少少各种年龄层的女人,而他就像贾宝玉,大观园里面每个女人都喜欢他,他也对每个人全心全意。后来看过各式各样的男生后,我觉得他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当时胡兰成给你们上课是吗?
  朱天心:对,当时他在文化大学教书,他的课太受欢迎,就有一些教授以“汉奸”之名揭露他是汪精卫政府的人,鼓动学生把他赶出学校。只要上升到民族大义,谁敢保护“汉奸”?当时我家隔壁刚好空出来,父亲就赶紧把他接来住。那个时期,光是听他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我们平时读惯的诗,在他口中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当时他讲《禅是一枝花》,很希望能讲给更多人听,很多人礼拜六会过来听他讲。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易经》和禅宗,有时听不懂也会在那里打瞌睡。
  但对于胡老师,我的心境和天文不同。天文内心一直有悲愤,总想有一天能帮胡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名誉,我没有。如果他的书被大家读到了,他还希望有人帮他辩护,或者如果没人帮他辩护他就一攻即倒,那也就不值得我们去帮他了。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对胡老师的作品太有信心还是太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胡兰成有一个提法叫“无名目的大志”,去年朱天文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今天只是个闺阁作家,你呢?
  朱天心: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和天文会想,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在一个好的时代,你就算画一个扇面也是伟大的作品,但在糟糕的时代,你死心推究也很难。其实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我仍然觉得不能只做好一样东西,否则知识格局怎么看都是比较小的。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胡兰成也说,写《国风》要兼《雅》、《颂》。

  人物周刊:胡兰成是作家同时也通政治,晚年为什么会对还是小孩的你们有那么高的期望呢?
  朱天心: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老人会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和天文现在也保持和年轻学生的交流,也会收到一些作品,但我们有时会没有耐心,抱怨有的作品差。所以我们很奇怪当年胡老师对我们那么有耐心,他到底看到了我们的什么特质?我们也没宝贵到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没当面问他原因,只是很受鼓舞。
  本来只是对文学有兴趣,后来觉得士的传统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挺不自量力的,做了很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好比台湾也有清华大学,我们跟清华大学学生谈量子论,挺吓人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过往。回忆过往,你会发现你说了太多超乎能力和理解,尽管你感觉上相信的话。

  人物周刊:现在对人生会不会有某些焦虑?
  朱天心:以前完全没有,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去想一些生死的大问题。但这两三年因为气喘病身体不太好,生活步调被打乱了,有很多变得不可测了。以前我以为每天能有一大段时间在咖啡馆里头写作,这样过一辈子。很快发现不行了,因为我吃的药可能有副作用,我很快就会想躺下去睡觉,或者去的咖啡馆恰好是刚刚装潢过的,当场就会气喘发作。今年就有好几次很紧急地被送去急诊,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可是即便这样,我也还没有想过特别终极的问题,可能有时会避免让自己去想,就好像阿城讲的“你不要去接受那个暗示”,当你接受了那个暗示你就会一直往那边走。

  人物周刊:在台湾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朱天心: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打断,早上我会跟唐诺到同一个咖啡馆,因为它生意不太好,没有太多人。如果它生意很好,坐久了就会不安心。它有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就比较安全。我们会呆到下午2点,再呆下去就是装的了,看书没问题,要写作就会精神不足。回到家之后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看看书,逗逗猫,过得很平凡,但还觉得每天过得喘不过气来似的。

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人物周刊:在台湾你是特别关注政治和现实的作家,这种关注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天心:就像胡老师讲的“士”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有一种责任,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存在。即使你不想理现实政治,它也会来找你。就算你想要逃脱、拒绝,你也要知道你逃脱的、拒绝的是什么。我觉得那种完全不接触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能对抗它或拒绝它,那只会使人变得无知,连判断一个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没有,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人物周刊:你关心和参与了什么议题?
  朱天心:其实我也很心虚,因为我去做的时候别人都做好了。惟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做的就是和天文一起参加的“流浪动物保护”,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感触,现在也还是每天打电话去。平时我还可以帮忙,但今年暑假天文会很辛苦。因为现在是猫的发情期,所以得在晚上抓紧时间捉流浪猫,带去做结扎。其实这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你要站得远远的,使自己的出现不至于打扰它们,你停得越久它们就越信任你。你还要懂得操作诱捕笼,蚊子多也不能搽防蚊液,因为猫的嗅觉很灵敏。所以每到夏天我和天文都不敢穿裙子,否则要一腿的“红豆冰”。

  人物周刊:也有人不理解你们的行为吧?觉得保护流浪动物是很“中产”的。
  朱天心:我觉得流浪动物保护对于社会其实是很重要的示范。比如说,在小学里,过了一个暑假,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那就可以想象出一个很生动的场景。老师说:“有一窝猫,怎么办?”校长说:“没关系,我来捉一捉。”他就把小猫给丢掉了。小孩就会得到一种生活教育--只要是对社会没贡献的,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抛弃。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将来很可能变成一层层地向所有弱势群体下手。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天心:最大问题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变得虚无。正直变得很可笑,诚实也很可笑,正直是笨,诚实也是笨。大家都不谈价值,也不愿相信。他们觉得那些仍然抱着价值不放弃的人很愚蠢,就像拖着条铁链走路,走得很笨拙。他们会想:为什么不把铁链丢掉,走得轻盈一点?

  人物周刊:但你还愿意拖着铁链走路,这不就等于在和整个时代风气“较劲”吗?
  朱天心:在10年前我会很愿意用“较劲”这个词,现在可能是人生阅历丰富了,也活到了一个年纪,看着身边和自己一起战斗的人节节败退,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过自己的生活,在这种被迫的世故下,自己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虽然不是妥协,但没办法再用那种激烈的姿态了。10年前我一定用“较劲”这个词,但现在我从对抗状态转向为公民社会努力的状态,算是一种改变。尤其针对台湾现在的情形,我还是觉得,不管那个政党是好是坏,都只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才是永远长久的。我觉得台湾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厚实我们的公民社会来对抗政治。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呐喊”,有没有担心过“呐喊”的可能是偏见?
  朱天心:当然是有可能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路上人潮汹涌,有人在两边透口风,有人在旁边吹口哨,甚至有人逆向而行,这都是美好的风景,你担心什么呢?一样的人已经那么多了,共同的偏见已经这么强有力了,有一个吹口哨的小小声音,社会应该包容它甚至欣赏它。就像萨义德说的,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处在“边缘”位置,和“主流”保持距离,也保持批判的态度。
                                                                                             文/刘子超  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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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地址:http://hulancheng.com/20090830/213

楼被抢了2层了

  1. 哇靠,不错!


    寂寞党奎 Says @ 09-08-31 12:11 下午
  2. 讀了讓人想流淚哪~


    javaing Says @ 11-04-25 3:09 下午

要说点啥就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