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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花忆前身——忏情之书

    很多年前,以〈月印〉一文让大家深深记得的郭松棻,曾说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是「一本中国人难得有的忏悔录,只是他口里不说悔罢了。」
    考察起来,中国人的世界,究竟有没有过忏悔(忏情)这样东西?至少,如众所皆知的,中国人一向并没有宗教,而忏情的来源是宗教。祈祷,自白,苦行,神修,神秘主义,向神父告解,心理分析。其历史之悠久,拿告解来说,大概已内化为好比像是女人的生理周期,必须抒发不可。忏情有其传统,使得他们一般写起自传或回忆录,包括传记写作发达,皆直谅无讳,格外可信似的。中国人则不然,若不是为贤者、长者讳,就是至不济也要收拾一下才好出来见客。乃至若把博格曼的哲理式对白,伍迪艾伦的呓语滔滔,移植到我们戏剧表现上,肯定是叫演者和观者一起尴尬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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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张爱玲写《中国人的宗教》所观察,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最高的理想唯是有足够的粮食与治安,使五伦关系得以和谐发展下去。人的资格,最重要的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因此过份扩大自我和挖掘自我,会切断人与人的关系,不足为取。「未知生,焉知死」,有如中国画里严厉的留白,一切玄想在那里悬崖勒马,绝对的停止。中国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热闹明白,红灯映照里的人生。在此范围以外,弥漫着哀怅。物质和细节充满了欢愉,主题却永远悲观。


    曲终奏雅,向来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气氛,标榜节制之美,因为人生或艺术,最难得是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应当歇手。一次走往公车站牌途中,胡老师提起我写的宿舍阳台上看猫走过人家屋脊,昔年周作人写几个朋友江边吃茶,都是无事也写得个收场。不同于他那一辈人浸淫汉文章之中的,诸般写来最后是「奏雅」,一一还它一个价值或名目,归于公论。
    往前推到《诗经》,大雅小雅、颂,写的全是公众之事,国风里精采的儿女恋爱都也容纳在世俗生活里。中国人的私我,顶多是到「词」那种程度。比较诗 和词的境界,诗是世俗领域,看广大,词是私宅院第,赏徘徊。中国文学若有忏情录,第一部应该算《离骚》。屈原《天问》,你看他上山下海问了又问,把自己弄到形容枯槁行于江边的受难景象,太惊恸人,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于是千年之后有胡兰成写自传,其狼狈不堪处,朱天心说:「其实他不写出来也没有人会知道啊。」
    一九七四年父亲偶然得知胡兰成在华冈,八月去信连络,居然有回音,两行字曰,「足下偶有兴来阳明山一玩乎?仆处无电话,但大抵是不出去。」胡老师五月从基隆港入境,住华冈大忠馆,三个月以来便是著书《华学科学与哲学》,初稿写完约八万字,正在誊清删改。书是改写了三次,前后竭两年之力,所以我跟父母亲上山探访时,胡老师仍处于写书状态中,据他日后说是,「畏人默坐成痴钝」──语出苏东坡给侄子的诗里,当年苏东坡居黄州作《赤壁赋》,文思益进,而于世务益疏拙,写下的这句话。
    父亲是为了作张爱玲传来搜集资料,手上唯一册曰本排版印行的《今生今世 》上册,破旧不堪,扉页有胡兰成签名,赠龚太太,不知是辗转几劫得来的海外孤本。胡老师便取出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
    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也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父亲却不,会面回来他非常澎湃,写了篇致张爱玲信,《迟覆已够无理》,覆的是三年前张爱玲那封谈赖雅开刀住院的信。刊在人间副刊,写这趟见面的经过,殷殷报知消息,通篇的热心肠试做调人,甚至盼望张爱玲若能来台与兰成先生重聚就太好了。
    四十八岁的父亲,竟做如此遐想且诉诸舆论,完全违背了他写小说时的冷静世故。他引耶稣以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做喻,讲耶稣给一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亦每人是一份五饼二鱼。约莫像孙悟空那样吧,拔根毫毛变做千百个分身,意指博爱的男人,爱一个女人时是五饼二鱼,若再爱起一个女人,复又生出另一 份五饼二鱼。他不因爱那个,而减少了爱这个,于焉每个女人都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爱。相反来说,从一而终的男人,能给的也不过是一份五饼二鱼,何尝会变出十饼四鱼,十五饼六鱼来的呢?而女人妒醋,无非便是要独得五饼二鱼乘以五千人的那个总数罢了。
    以上父亲所做调人语,替兰成先生的博爱开脱,首先就引发我母亲不悦,何况普天下女子,闻此言势必要揭竿起义,打他个满头包的。
    胡老师收到剪报后回信,「……耶稣分一尾鱼于五千人之喻,前人未有如足下之所解说者,极为可贵。张氏之《谈看书》,写小矮人之传说,又是学术,又是随谈,不用文学字眼,而通篇无有不是文学。此种看似平淡无奇之处最是难到,前人欧阳修之诗与周作人之散文之有味,盖在此。日前偶逢中国时报副社长,彼云亦有人写信到报馆,说张爱玲之《谈看书》算是什么!我乃想起战时在上海许广平对我说的一节话:『虽兄弟不睦后,作人先生每出书,鲁迅先生还是买来看,对家里人说作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只是时人不懂。』爱玲的《谈看书》时人不知其好,亦不足怪耳。惟足下文中引我之言,张氏每日写稿仅千字左右,我原说的是二千五百字,有机会时乞更正。……」
    《谈看书》三万余言,当年人间副刊发疯似的以九天头条来刊载,反映了编辑的张迷心态──由于张爱玲惜墨如金,张迷们只好不断去挖掘其旧作少作或废作,以致忽然有新作发表,大家都以为又是古物出土,待惊醒过来,就特别的欣喜若狂。
    但这是我第一次,看不大懂张爱玲了。怀抱无限好意,像小孩瞌睡懵懂牵着大人衣角走回家,跟随她谈人类学,忽而到东,忽而到西,跟跟便失了线索掉入南太平洋里,或是一同走进小黑人过不去的热带森林带,她却不见了。读此文留下了这个印象,多年后的现在翻出书来重看过,她提到的人类学者及著述,好多熟人,我叹道:「原来那时候你在读这些!」
    胡老师一再称赞《谈看书》,与鹿桥通信也说起,「张爱玲写夏威夷,澳洲,非洲的小黑人的那几章可是非常之好,是神话的,又是童话的,又是在现实世界里的,很好玩。只觉得其是时间空间都非常之阔大、悠远,也没有一种没落的哀感,而是什么感情都超过了。这几章不是看他人的书的批评,而是她自己的创作。这种境地惟有山海经里有。『纵观周王传,浏览山海图』,还使我想象了陶渊明读山海经的那情怀。」
    《谈看书》写道,「二次世界大战末,是听了社会人种学家的劝告,不废日皇,结果使日军不得不『齐解甲』……可见社会人种学在近代影响之大。」于日本,利瓦伊史陀曾经惊叹,高度发展的文明直接通于上古时代,而那个时代恰是人类学者所最熟知的,他惊见神话原型竟活生生的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胡老师若说是亡命曰本,到头来却启发了他的创述,真非始料所及。七四年底《华学科学与哲学》出版,是他长居曰本以来的一次考察总其成。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大海酿酒,不成,但胡老师自幸是他酿的酒成了。他亦如从前,折花赠远之意,寄了一本给张爱玲。
    胡老师有信说,「……我二十几岁在广西出过一本散文集《西江上》,文情像三毛十七八岁时之作,说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难为情。后来我也像三毛的一变而为现实的,但我是写的现实国际形势的论文,当时声名还在三毛之上呢。而其后是三十八之年遇见了张爱玲,尽弃以前的文笔从新学起,到了四十岁上从写《山河岁月》开始,才是打出了今日的文章。三毛今或未到三十八岁,而遇到了你们,她也能舍故从新吗?有异才的人应当可以像婴儿的谦逊。」
    尽弃旧学,此事记在《民国女子》里,昔年张爱玲看胡兰成的论文,说是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得好,胡就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山河岁月》开笔于抗战胜利后出亡温州时,张爱玲已跟他诀别,他却每写到得意的地方,就像立刻可以拿给张爱玲看,得她夸赞。他自比是从张爱玲九天玄女那里得了无字天书,于是会来用兵布阵,文章要好过她了。《今生今世》且是张爱玲取的书名,他到曰本后所写,以散文记实,也是按张所说。一九五九年春天此书完成,他巴巴结结的又好想告知张爱玲,彷佛他的一切所作所创,都为了要在张爱玲处受记才能算数。五八年到六○年间,胡张往来过两封信,信中他说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并比来又重看一遍,所以回信迟了云云。比并两人的新着来看,这必是令张爱玲要有点慌的,慌慌也好,因为她太厉害了。十多年后,胡仍寄去新书,但是这回,张爱玲连封套都不拆,原件退回了《华学科学与哲学》。
    想想原因是,父亲那封五饼二鱼的信写坏了。还有是两份杂志盗载《今生今世》,甚至加上《我妻张爱玲》的标题,胡老师写信给父亲说,「我看到时,第一感是于爱玲不好。唯因其时我正在写《华学科学与哲学》,未暇向之交涉,若交涉必有不辞诉之于法律手段的最后决心,遂懒得理了。其后彼等知我人在台湾,托人来说了两次要请我吃饭,我都不应。而近从他人处知悉爱玲为此甚怒,她是怒那标题,以为是我所作,她不知是杂志社的下流也。我与爱玲已多年不写信,台端如便时给她说明此事实,于她的理知亦为有益,如何?……」
    六月张爱玲寄信来,谓匆忙中写的便条请原谅,希望父亲不要写她的传记,照例并代问候慕沙。这是张爱玲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音书遂绝。
    我乃想起胡老师说,太初是女人发明了文明,男子向之受教,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七佛之师。果然,这些和张爱玲交手过的男子,全部斗不过她。

    文/朱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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