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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胡兰成在台湾的“传奇”(上)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关于胡兰成的文章,作者古远请。南都一直以来品位还不错,转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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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爱玲缠夹不清的往事

    汪精卫的“文胆”胡兰成,精于医卜星相,是典型的杂家。他成为汪伪国民党第五号人物前后,对宗教、哲学、文学钻研颇深,且对音乐、陶艺、舞蹈、棋艺也不外行。他出版有散文和政论文集共计九本,其中于1959年在日本完成的自传体散文《今生今世》,最令人惊艳的一章是“民国女子”:不是小说却有夸张乃至虚构的成分,它那超乎常人的感觉之敏锐,令人拍案叫绝。这不仅是研究张爱玲情感生活的经典之作,而且是揭张爱玲隐私的粘腻之作,在和其分手后套近乎的缠夹之作。
    分道扬镳后还要和前妻缠夹不清,是因为胡兰成对张爱玲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知。这“知”充分表现在胡氏《论张爱玲》中这段文字: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想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胡览乘(胡兰成),《论张爱玲》,《杂志》,上海,1944年6月。]
    1960年9月,《今生今世》下卷出版,胡兰成便像上卷出版时一样以第一时间寄给张爱玲。可对方不作答,连感谢的话也未捎来一句,使胡兰成颇为失望和颓丧。他决心用为张爱玲作传来弥补过去的裂痕,希望对方能回心转意,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可当胡兰成托人把这一信息转达给张爱玲时,由于有过去胡氏用写信方式有意撩拨她的不愉快记忆,再加上张爱玲已从屈辱转向自卫,因而被其婉拒。
    再次吃闭门羹,再一次感到“生平知己乃敌人与妇人”,这极大地刺激了胡兰成,他便埋头苦读过去很少涉猎的科学著作,尤其是因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弄来的日本数学家冈洁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的书。胡兰成对这新的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致。当然,这仍替代不了他对文史哲的爱好,因而他又上下古今求索,读《易经》、读孔子、读庄子,苦心钻研佛教禅宗,然后与刚学到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写了一本七万字的《自然学》,于1972年用连他自己也看不懂的日文由“梅田开拓筵”出版。
    胡兰成后来选择去台湾,与日本政界和台湾文化界人士往来频繁有一定的关系。1969年,台湾书市出现了一本可读性甚高的《蒋介石密录》。为扩大影响,作者希望在日本连载或出日文版。胡兰成得知这一信息后,四处奔波,终于和《产经新闻》谈妥,让《密录》在该刊连载。为吊读者胃口,细水长流连载了四年。
    1972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后,即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其连锁反应是日本与台湾断交。为了突破国际上的封锁,台湾当局决心调整策略,其中之一对入境的日本华人不作过多的历史追究,胡兰成便乘这个机会,于1972年十月随华侨代表团访问台北。
    胡兰成之所以能跻身于这个代表团,得助于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这个中日战争的败将,系甲级战犯,出狱后不久又做了高官,与胡兰成臭味相投,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到台湾虽只逗留十天的胡兰成,借助于岸信介和汪朝旧部等各种关系,会见过台湾的高级官员陈立夫和张其昀,这为其后来到台湾讲学埋下了伏笔。

以“野狐禅”学问登上大学讲坛

    远在1960年代即将过去时,胡兰成就给香港著名学者唐君毅写信,希望有机会到宝岛教书。唐君毅是胡兰成的莫逆之交。胡氏在大陆解放前夕出逃日本时,唐氏为其藏匿书稿。《山河岁月》在日本出版后,唐氏也曾帮其销售。
    写信时,胡兰成已六十四岁,早过了退休年龄,可他仍自负地认为“为学晚而始成,乃有授徒之能”,希望唐君毅不放过一切机会为其谋求教席。胡兰成一边发牢骚,一边向唐君毅诉说他的看法:经过八年对日战争,中国胜利了,日本人不可能再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淡化,只是那些吃知识饭的人仍念念不忘民族意识,一直在记恨日本。这是“思想空虚”,跟不上时代的表现。日本现代化走在中国前头,今天要学习世界上的新思想、新知识,日本应为首选之国。
    对这种以教训他人口吻出现的诸如日本是神仙之国的媚日言论,民族正义感未完全泯灭的唐君毅读后一笑置之,因而他也就不把引荐胡氏来台授课一事放在心里。
    胡兰成到台讲学之所以一波三折,一来是他只在广西等地担任过中学或中专教员,未有大学从教的经验。虽然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从事抄文书工作时,旁听过北大、燕京的课程,但毕竟不是如他后来向词学家夏承焘吹嘘的自己肄业于北大。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在自学西洋哲学时常常不求甚解。像他这等学历与学问,能否胜任大学讲席,自然得打上个大问号。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他这位“汪派新秀”的不光彩历史了如指掌。1968年左右,国民党前中央社社长胡健中到日本访问,胡兰成带着夫人求见,被对方拒之门外。国民党宣传部门亦曾下令封杀胡兰成在日本出的书入境,以至在《山河岁月》问世后,胡兰成不敢把书寄给台湾的文化名人徐复观、牟宗三,要寄也只能托老朋友唐君毅在香港转寄。过了两年,胡兰成打通各种关节后终于拿到尚方宝剑——— 据说是蒋介石亲口答应可以让胡兰成到台湾教书,胡氏终于在1974年正式接到中国文化学院的聘书。
    设在台北市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独资创办人张其昀曾任国民党中常委,后任“总统府”资政。1962年该校只有研究部,当时叫中国文化研究所,1963年开办夜间部四个系后,才对外正式招收本科生。该校以“宣扬中国文化,融合世界思潮,以谋中国的文艺复兴”为宗旨,采用教育、学术、企业、服务“四位一体”的全新办学方针,因而发展得很快,1980年还升格为大学。
    这种性质的学校,正适合胡兰成的路数。别看他一度泯灭良心做过汉奸,可他骨子里仍钟情中国文化。他的哲学论与反西方的论调,与常理不合,曾被有识之士喻为“辟支乘”、“野狐禅”。如他在《中国文学史话》中说:“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作这样批评的标准是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台北三三书坊,1991年,页一七九。)
    在发扬冈洁、汤川秀树理论的《建国新书》中说:“西洋花就不如中国花深邃有雅韵,西洋的山水不如中国日本的山水有情思”(胡兰成,《建国新书》,台北远流,1991年,页一三五。);“西洋人有社会而无人世,有时间而无光阴。”(同上,页一一九。)在首次提出“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的《革命要诗与学问》中又云:“中国史上有二件事实是他国所无,一是民间起兵,又一是士。”(胡兰成,《革命要诗与学问》,台北远流,1991年,页一二一。)
    胡兰成系从基隆港抵达台北,住在中国文化学院大恩馆单身套房,著名红学家潘重规、程国强是他的芳邻。胡兰成的中等身材配上头戴的边帽,身穿的唐衫,再加手执树枝,使其飘逸潇洒状更为突出。暑假过后他便开讲“华学、科学与哲学”。讲课常常天马行空的他,学问显得驳杂繁复,但略加梳理,仍大概有三:一是中国文明优于西方论,并以易经参数学、物理,以《山河岁月》、《建国新书》为主;二是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意志、阴阳变化、绝对/相对空间、因果/非因果性、循环),以《革命要诗与学问》、《中国的礼乐风景》为主;三是女人创建文明论,以《今日何日兮》与《闲愁万种》下卷(日月并明)为主(张瑞芬,《明月前身幽兰谷——— 胡兰成、朱天文与“三三”》,台北《台湾文学学报》,2003年第四期,页一九○)。
    对胡兰成这一套将科学与哲学嫁接的理论,华冈的学子听得一头雾水,胡氏的知音甚稀,他在华冈几乎无什么得意门生;再加上胡兰成在台的活动不敢过于张扬,生怕惹来经历过抗战的人找他算旧账,故在文化学院讲学半年多一直深居简出,日子倒也过得安稳、踏实。
    但胡兰成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总爱表现自己,因而当《山河岁月》在台再版时,特用脍炙人口的《未央歌》作者鹿桥致胡兰成夫妇的信作代序。鹿桥虽然不赞同“民间起兵”的观点,但仍认为胡兰成是“当今之世能解、能评、能开导、教诲”他的前辈,因而他提高嗓门吹嘘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与胡氏的另两本书《今生今世》、《华学、科学与哲学》,皆可称为“大聪明、智慧、用功之人至诚之作”。
    这里讲的《今生今世》,不似《山河岁月》偏于政治与历史,而是用抒情笔调写成的散文集。《山》、《今》两书,曾在香港问世,但台湾读者难以见到,因而当一家出版社老板得知“张爱玲以前的先生”就在台湾任教时,便到阳明山登门拜访,和他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碍于台湾当局的新闻出版政策,将《山河岁月》其中一章《解放军兴废记》删去。他自认为这本书“是写现今世上的天意人事亦如樵渔闲话”。其实哪是什么“闲话”?像最后一章“伐共建国”,就充满了咒骂共产党的字眼。即使作了改写,也脱不了意识形态挂帅。

 余光中发起“讨胡”战役

    曾以汉奸罪判处七年徒刑、后保释出狱的畲爱珍,是胡兰成第八任妻子。在日本五易其稿的《山河岁月》,便由她誊清。此书出版时,出版社特地在封底印上下列文字推荐:
    这是一本正经的闲书。作者胡兰成以新鲜的笔姿写中国文明之与世界,读之如观庭前的云影水流,风吹花开。书中写史上的天意人事,如听击鼓说书。写治世礼乐,宫室衣裳器车之美,如听两个小孩并排坐在阶沿上说话。这里提出了专门学者们所没有感到,感到了亦无能力提出的问题,而把来豁然地都打开了。所以此书为学者唐君毅等所深敬,亦为妇人女子与青年们所喜爱。
    香港《星岛日报》董千里曾评论此书:《山河岁月》是胡兰成的历史观,看他说来有趣,但是不能认真。虽云举重可以若轻,到底不是真轻,历史自有其沉重的分量,某些处可以四两拨千斤,某些处却又必须如承大宾,一概把来轻飘飘地举过,作为个人的历史观或无妨,却是不可以传授的。
    《山河岁月》也好,《今生今世》也好,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中年以上的人如果在趣味上能够体会,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不然必定大起反感,我以为如以看小说的心情看这两本书,也许能享受若干意料之外的乐趣。
    胡兰成的文字可以欣赏,但绝不可学,因为画虎不成必定反类犬。
    尽管有这样的广告助销,但《山河岁月》出版两个月后,在学术界反应平平,销路也没有预期的好。原先就读过这本书的文化人,却觉得非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可。
    还在1960年代,就有人向著名诗人余光中推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赞扬那是一部慧美双修的奇书。当时余光中看后,觉得文笔轻灵,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颇为脱俗,但是对于文字背后的情操与思想,则嫌其游戏人生,名士习气太重,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去甚远。(余光中,《青青边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三版,页二六一。)
    由于台湾有不少张迷,故爱屋及乌,许多读者对张爱玲的先生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与张氏相爱的过程津津乐道,认为很有看头。余光中是称赞张爱玲《秧歌》的,但远不算张爱玲的崇拜者,对胡兰成更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余光中并不一笔抹杀胡兰成的文字才能。对胡的另一本旧书《山河岁月》,余光中读后总的感受仍是“憎喜参半”。不过,比《今生今世》少了“喜”的成分,多了“憎”的内容。
    在《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中,他“先说喜的一面。《山河岁月》的佳妙至少有二。第一仍然是文笔,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颇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遣词用字,每每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这真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事物条理,一一清嘉,连理论与逻辑亦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年轻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这样‘清嘉’而又‘婉媚’的句子,《山河岁月》之中,俯拾皆是。‘胡体’的文字,文白不拘,但其效果却是交融,而非夹杂。”(同上,页二六一、二六二。)第二个优点,在于作者的博学。从书中所运用的知识看,胡兰成学贯中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情风俗都有一定的认知,且能处处跟外国文化作比较,时有灼见。此外,作者可谓胸襟恢宏,心肠仁厚,对天地间的一切人物不是表尊重就是表同情,充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胡兰成对中国的历史一往情深,对中国文化也表示了高度的信任。
    一个人的长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会变成短处。就以胡兰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他只见其精华,未见其糟粕。他如此全盘肯定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乍看起来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可余光中认为:“当作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人。胡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知性的指导’,可是在自己立论时,又摆脱不了民族情绪的束缚。本质上
    说来,胡先生学高于识,是一位复古的保守分子。”(同上,页二六二。)
    余光中还认为,胡兰成不事生产,不食人间烟火,不与庶民为伍,其志却在天下:这种风光赖于寄托的农业时代与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台湾正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我们目前极需提倡的是民主意识与科学精神,而不是思古的幽情。读经可以叫大学生和研究生去做,但一般老百姓不用这样专门化,对他们来说,主要是做好手中的日常工作。
    当过汉奸的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仍不改对日本的赞扬态度。以有过抗战这一强烈而惨重经验的余光中来说,不会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任何好感,胡兰成在书中如此避重就轻并用模棱两可的口气叙述抗战,余光中无论如何不能认同下面一段文字: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必还他一分礼……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胡兰成,《山河岁月》,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75年,页二六七、二六八。另见《青青边愁》,页二六五。)

    胡兰成又说: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他们其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胡兰成,《山河岁月》,页二七一、二七二。另见《青青边愁》,页二六五。)
    余光中对此评论道:这两段话岂但是风凉话,简直是天大的谎言!这番话只能代表胡兰成自己,因为在水深火热的抗战之中,他人都在流汗流血,唯独胡兰成还在演“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还他一分礼”的怪剧。也许胡兰成和敌有方,“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可是在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中,无辜的中国人却没有那么飘逸的境界。只因为胡兰成个人与敌人保持了特殊友善的关系,他就可以污蔑整个民族的神圣抗战说的是假话,打的是假仗吗?这么看来,胡兰成的超越与仁慈岂非自欺欺人?看来胡兰成一直到今天还不甘忘情于日本,认为美国援助我们要经过日本,而我们未来的方针,还要与“日本印度朝鲜携手”。胡兰成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青青边愁》,页二六六。)
    评《山河岁月》一文是在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杂志《书评书目》上发表的。余光中在《青青边愁》后记中,称这是自己“‘讨胡’的首次战役”(《青青边愁》,页三一三)。当时余光中对才高于德的垂暮老人恻恻然心存不忍,未将书评投给大报副刊,不料竟触怒了出此书的老板,事后不但国恨移作私嫌,且在该社的宣传刊物上删掉余光中的大贬,突出他文中的小褒,断章取义运用这篇书评。余光中认为,在民族的大节之下,一家出版社的荣辱得失不过是芝麻绿豆般的小节。那家出版社无论是什么人,胡兰成那本书仍是要评的。余光中并不否认那家出版社出过不少好书,但这个污点必须擦掉,而不应采取逃避的态度。(《青青边愁》,页三一三。)
    这里讲的“那家出版社”,是指颇负盛名的远景出版公司,其老板沈登恩有出版界的“小巨人”之称。该公司有众多的第一:第一个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引进宝岛,第一个把倪匡的科幻小说引入台湾,第一个给出狱后的李敖出书,第一个在台湾推出《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还有第一个出胡兰成的书。远景出了胡书后,不但引发出余光中上述批评,还引起张爱玲的不快,这是原来未料到的。因而有浓厚“张爱玲情结”的沈登恩,永远失去了与张爱玲合作的机会。沈登恩与张爱玲通过几次信,曾谈及出书一事,终于功亏一篑,这是沈登恩终身遗憾之一。
    和余光中的看法略有不同的有著名小说家张放。他在台北主编《文艺月刊》时,见过满口江浙官话的胡兰成,但他不欣赏《今生今世》别扭难懂的文字,认为文句拙劣的胡兰成竟然做了报馆总主笔和宣传部长,“真是汪伪政府的最大耻辱”,因而不向他邀稿。

“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

    曾被鲁迅封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到了台湾后不再做“第三种人”,既反“台独”又反“独台”,并以宣扬中华文化为己任,曾独资创办过《中华杂志》。一位在抗战期间被抓进“七十六号”受尽酷刑、几乎送命的《中华杂志》的读者,带来胡兰成写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外加刊出余光中批评胡兰成的《书评书目》杂志给胡秋原看。胡氏看后大怒,马上草成“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台北《中华杂志》,1975年9月。)的文章,用“周同”笔名在《中华杂志》发表。
    胡秋原认为,余光中在斥胡兰成“妄发议论”时称赞他的文笔,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人为汉奸之后,一定思想破碎,灵魂污浊,如何能有好文章?”如果要将胡兰成与历史上的另一臭名昭著的汉奸阮大铖比,那胡兰成“远不如阮大铖能自铸新词,而他(胡兰成)则不过有如七十老鸨,淡妆浓抹,总是使人作呕。余光中所见不广而已。”胡秋原的爱国主义立场可敬,但他没看到文品与人品确有不一致的情况。不说周作人的“美文”,单说胡兰成不同于“感时忧国”的甜蜜妩媚的文字,正如王德威所说:“上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一脉,不应小视”,确有值得借鉴之处。比起余光中的“讨胡”文章来,胡秋原的文章义愤多于说理。胡秋原还说胡兰成系“日本浪人鹿内信隆派遣”来的间谍,也缺乏充足的证据。胡文最后说:
    我 们 劝 胡 兰 成 速 回 他 的 仙乡———日本去。否则,此处抗日爱国军民和青年也可能发表一个新的《东都防乱公揭》,驱逐他回日本去。
    这里用“劝”字,一方面是碍于胡兰成来台有背景,另一方面也因为胡兰成的汉奸之罪已逾二十年法定论罪之期,“彼要住在台湾,自亦可听之”。但由于胡兰成的著述仍坚持原有的媚日立场,故引起余光中、胡秋原这类爱国知识分子的公愤,也是情理中的事。
    鉴于胡兰成的不良表现和文化界的抨击,台湾警备司令部便以《山河岁月》“内容不妥”,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为据予以查禁。为吸取《山河岁月》出书的教训,当《今生今世》于1976年6月出版时,胡兰成主动删除内容敏感的“渔樵闲话”一章,其它文字也作了适当修改,总计比原版少了九万字。这真可谓是大刀阔斧。为了生存,为了不使余光中、胡秋原再抓到把柄,胡兰成只好忍痛割爱。
    胡秋原系“立法委员”,其文章义正辞严,咄咄逼人,因而社会效果比余光中大,其爱国的拳拳之心也的确令人感动。中国文化学院师生看到余、胡的文章后,纷纷投书学校,该校教授史紫忱也曾在台北的一家报纸副刊抨击胡兰成的“胡说”。他们均一致认为《山河岁月》美化日本,不利于学生培养爱国情操,且胡兰成无改奸意,对日本“总是共患难之情”,不足以“为人师表”。校方眼看从社会到学校均有人参与“讨胡”,一个月后,便让连开“禅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日本文学概论”的胡兰成停止上课。不过,胡兰成在台湾毕竟有后台,因而学校仍网开一面,允许胡兰成以学校教授的身份留校,让他在阳明山将“华学、科学与哲学”的讲义整理成专著。这种明批暗保的做法,引起师生强烈不满,校方只好下限令催其离校:
    最近接获校内外各方反应,对阁下留住本校多有强烈反感,为策本校校誉与阁下安全,建议阁下自本校园迁出。(张桂华,《胡兰成传》,台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07年,页三○三)
    胡兰成看了后,感到文字后面藏有校方的苦衷。这苦衷便是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胡秋原的棒喝文字在他看来不过是假借民族大义行个人恩怨之实。但为了给校方面子,也考虑到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胡兰成便卷起被盖于一九七六年五月离开华冈。    (本文未完,敬请继续关注)

    ◎ 古远清,学者,著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诗歌修辞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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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余光中的评论很中肯,学高于识,必然在乱世成为悲剧。
    如三国之嵇康!


    宋不文 Says @ 09-08-19 12:00 下午
  2. 汪精卫时的胡兰成还没有学呢

    薛易 Says @ 09-08-19 9:55 下午

要说点啥就在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