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8月

朱天心:作家应该引起公共不安全

    如果说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像是中文出版界的盛夏嘉年华,那么《亚洲周刊》策划的“名作家讲座系列”,就是其中最具文化因子的重头戏。朱天文、朱天心是台湾文坛“叫好又叫座”的姐妹花,同为台湾“四年级世代”的代表作家。去年,极少出席公众活动的朱天文莅临演讲,很多内地书迷专程赴港聆听,今年妹妹朱天心的到来,获得了爱书人同样热切的目光。7月26日朱天心演讲之后,书展上她的著作,除了《猎人们》,都被一扫而光。朱天心选择简洁有力的“呐喊”二字,作为书展演讲的标题,她说:“作家应该是人潮的逆行者。”又引用萨义德的话:“作家应该引起公共不安全。”

ot0803a1

    坐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豪华的咖啡厅里,朱天心坦然穿着几年前的旧衣。这件蓝色有隐约绣花的衬衫,2008年9月她登上《印刻文学生活誌》封面时穿过,不久前接受一间内地杂志的专访,穿的也是同一件。
    十几年前,作家骆以军就感叹过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素朴:一方面是“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另一方面是“其实很穷,难以想象,过非常清苦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是朱天心主动的选择。她曾经有过“印钞机”的外号,因为高中时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击壤歌》就极其畅销,一版再版,卖出几十万本。可她不要做“美女作家”或“偶像”,立即转身背向读者,不再延续《击壤歌》已经成功的路数,“其实那个东西(十七八岁青春的状态)还没有写完,可我不想再写了。我知道这太洁癖,但没办法,我会觉得再写就是在讨好、取悦读者。因为他们已经告诉你喜欢什么了。我觉得只有当背向他们,不听这些声音时,才能专注地走自己感兴趣的路。”
    你背向读者,读者也会背向你,这一点朱天心非常清醒,“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求仁得仁,当你想要的不是一个很大的销量,就没有什么好怨叹的。”
    朱天心说,支撑她写下去的,是“不与时人同调”,“不只是在表现上不要跟大家一样,而且在观察上或者思考上,都跟大家不一样。怎么你看到的是这样,而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呢?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我会很想把我看到的样子写出来。当然,这样很可能是偏见,不见得就是我对,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声音已经这么大、这么充分,有时听听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错的(声音),有什么关系呢?”
    声音温煦如春风,走过了50年的人生路,依旧是一双水盈盈的纯真妙目——正是这样的朱天心被阿城比作了“哪吒”,他说她有种“眼里糅不得沙子的气质”,而她的敏感是“强悍的”。

深情于世,孤意于心

    朱家三妙手,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姐姐朱天文都是台湾重要的作家,但三个人的创作风格又格外地不同。如果说《维摩经》里描写的“天女散花,花不沾衣”,好似朱天文的出尘清明,那么朱天心则是“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与姐姐的冷调子不同,朱天心的文章里充满了热烈的人间气。天文说她:事事沾身,深情于现在这个世界;而在天心自己看来,创作者的肉身来人世一场,无非就是要响应当下社会的问题,作品是官能的延伸、是她所能思考的东西。
    在香港书展的演讲,题目她选择了简洁有力的两个字:呐喊。她说:“回想长期以来的写作,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状态,自己那个姿态都是‘呐喊’。天文更习惯在人家旁边观看,她会觉得,无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好想法,也没有必要强加于别人,她不相信人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我始终觉得,自己认为是好的想法、价值或者信念,都会想要说服哪怕是一个人。”
    最早飞扬浪漫、被指为“闺秀文学”的《击壤歌》,其实就产生于“呐喊”:“我念台湾升学率最高的北一女中时,人们对北一女中的反应是:北一女学生就是只会念书的升学机器,也没想法也没青春也没热情,什么都没有。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子啊,里面有多少我们的梦想、感情在。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样、这样……忍不住要写出来,不吐不快。”
    而此后朱天心的作品,由于与现实的密切、笔调的犀利,很多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讨论和争议。她1978年发表的《佛灭》,曾被小说家苏伟贞纳入“台湾历来最受争议的二十篇小说”。里面大量正面的性描写,在当时被认为“给台湾文坛打了一筒‘催情剂’”,而真人真事的创作素材,更引发那个夏天台北的一桩“文学政治事件”。

小说家与政治过招

    朱天心写过很短时间的政论,甚至亲身参选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她仍是台湾民主行动联盟的积极参与者。
    台湾近二十年政治上剧烈的变动、纷杂的乱象,无法不影响到朱天心的创作。她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被评论家王德威称作“世纪末台湾文学首选”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做“政治小说”来读—从里面可以清晰看到,政治环境带给小说家的焦虑。
    二十年前,朱天心三十岁,台湾刚刚“解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台湾往更好的方向走,但李登辉为了巩固自己不稳的统治玩‘族群’,结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人开始站队,个人生活也被政治篡夺。”朱天心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是在用悲情来打造“国族神话”,把悲情的意识当成一个桶箍,箍在每个人头顶。“在这样的语境下,像我这种父辈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会动不动被问:你认不认同台湾?或者很无聊地被撩拨:万一有一天台海战事起,你会靠向哪一边?我的心情很复杂,就会想,与其让别人来误解你这个族群,来解剖你,不如我自剖好了。”
    1992年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就是在做这件自剖的事,鲜血淋漓,站在人前。“台湾的外省人,接受民主启蒙的过程其实很痛苦。以前感情上很信任的国民党政府,当你必须面对民主理念时,才知道它并不符合民主,在历史上做错很多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会陷入深深的自省:你对待政府对待政权,怎么能用信任和感情呢?应该用监督批判怀疑的基本态度面对权力啊……对国民党,你必须像哪吒一样,割肉还母,割骨还父,再痛苦你也得做。”
    到写《古都》的1997年,台湾已经经历过“总统”大选,在万众欢腾、大家都高唱认同时,朱天心希望争取一种“不认同的自由”。她觉得此时的台湾,应该有那样的自信,不再把外省人、原住民割裂开来,不再去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不可以不认同的人我也欢迎你,也能容忍你?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人只能表达一种感情,爱,不能说恨,不能说讨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长之地。”
    她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完全没有用的。到后来民进党政府执政,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族群分裂的情况愈演愈烈,他们只选取他要的那一块,其他的都当替罪羊。”所以2000年《漫游者》出版,朱天心已经不是在想认不认同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就像放牛的孩子,“不管我怎么做,我都不被喜欢,不被接收。那我走,不惹你讨厌总可以了吧。虽然我没有真的离开台湾,但是我心理上有这样的情绪。”

“我很怕变成陈映真”

    愤怒是朱天心写作动力的很大来源。随着年纪变大、越来越多的理解人性,人变得不容易愤怒。她挺怕这种不愤怒的状态。
    但她又说,如果有必须立即发声的愤怒,她会选择用政论说话。“我写所谓的政论,是在保护我的小说。”
    她很怕变成陈映真,将更多的意义和主张凌驾于文学之上,“我还是把文学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我有再了不起的主张,也不愿意文学在它前面低头。”对陈映真,朱天心是“既打心底里尊敬,又打心底里觉得好可惜”,心情很矛盾。
    “文学的孕育时间是由不得人的。不像报纸。我们今天写报道,明天写社论,直接就可以说出来,甚至影响一些政策,文学不可能,长起来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瓜熟蒂落。所以我很怕那个要对现状发声的情急之下,会扭曲了文学。本来要两年、要二十年(孕育),你让它硬生生地立即拿出来,根本没长好。”
    《漫游者》之后,一晃九年,朱天心下笔越来越谨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实之急迫仿佛兵临城下,让你难以有心情慢慢写它”。
    她用了不少时间来做社会运动,为保护流浪动物奔走呼号,为争取外籍劳工、外籍新娘的权益站台,“以前很相信,对抗一个政权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政权来对抗,才有可能,认为那个权力的游戏是有效的,可是现在不这么看。政权怎样轮替,不是说都一样坏,而是说权力的本质不会变。外省人来、本省人来(执政),蓝的、绿的,其实都一样,反而是社会和人民才是永远的承受者,永远的被统治者,只有把社会这一块给联结、站稳了,才能够抵抗政治的手伸进来。”
    与作家朱天心同在的,是公民朱天心。

对话: “作为一个文学家,我其实不是很及格”

   
    时代周报: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你和朱天文都是年少成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朱天心:我们刚开始写的时候,处于一个蛮有利于我们的环境,当时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台湾文坛青黄不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乡土文学)的一边,都因为太意识到理论、意念先行而伤害到创作本身,(文学)有一种退场。然后台湾开始办文学奖。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我们当时的写作成绩放在今天,可能会有一段很辛苦的路要走,但在当时就是很容易被读者喜欢。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会看淡一些事情,不会像一些同龄或后辈的作家,很焦虑很在意、在意读者现在喜欢什么。我会觉得读者的热情是我无法负荷的,我一直在做的是背向读者,背向市场。

    时代周报:你怎样看待你在家庭中间的角色?比如说,和大多数人相比,你是站在边缘来看这个社会,但是朱天文她可能更边缘,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家里你反而要做那个跟社会接触更多的人,很多新鲜的信息都靠你提供。
    朱天心: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个性和天文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像天文,或者我先生唐诺(也是台湾重要的作家、批评家),或者我女儿,他们都是自我非常完整、饱满的人,说另一面他们都比较自我,比较冷。我出国一个月,天文住二楼,我先生住三楼,他们可以一个月彼此一句话都不讲,各吃各的泡面,觉得好自在。可是像我这样比较热的人,就会觉得好可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竟然)像两个独居的人。这时候我就会很想把我女儿或天文抓住晃一晃,(先生我不敢动哈)。我觉得他们的自我就像一个很完美的泡泡,会忍不住想把泡泡戳破一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可是这就是人的相处吧。

    时代周报:阿城说你像哪吒,是“纯阳性”的,这个阳性是指的什么呢?
    朱天心:其实我也不知道,甚至也没问过阿城。我想也许他会觉得,个性里……当然我感性的部分很多,可是在跟人交接,在公共领域里面,我会非常非常地理性,甚至理性到有点天真了。其实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本来应该很知道人的那个不理性的部分,‘不理性会造成的种种’应该是文学最感兴趣的。可是我的这个部分,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其实不是很及格的。常常看事情很容易说: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吗?几乎觉得人的行为应该可以很干净很清楚地浓缩成几条公式。可能这样的我对阿城来讲,不是阴性的、很富感情的,不是很能够捕捉,晦涩、朦胧。

    时代周报:父亲去世后,你说自己进入了一种无重力状态,好像人造卫星被放到了轨道上。现在这种状态走出来了吗?
    朱天心:我还不是很能够回过神来……我觉得爸爸在整个家中,毫无父权可言,他一生让身边所有的人都自在,自由自在的,好像大家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于,只要他人在,就像在地上打了个桩,你不用担心,无论飞多远,最终还是回得来。父亲不在之后,这个自由度就好像没有止境,不是个快乐的自由。

    时代周报:你的童年是怎样的状态?
    朱天心:我的童年是在眷村度过的,就像你们的军区大院,同质性很高。那个时代都还很贫穷,父母都忙于生计,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可是我爸妈又更特别,爸爸白天上班之外,其它时间都用来写东西,大家休息的时候是他工作的时候。妈妈其实是很野的女生,她会带头去玩,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会看到她写的字条:去山上钓鱼,中午送饭给我吃。哈,她不仅不给我们做早饭,中饭还要我们想办法买来给她送到山上。钓鱼可以钓几天。她会穿爸爸的旧军服,从来不打扮,像男孩子一样。家务她也做,但是不像别人家妈妈那样什么都弄得服服帖帖。听起来似乎(我)有点哀怨,其实一点也没有,我们的空间大得不得了。我和姐姐功课比较好,经常拿第一名第二名回去,别人家小孩拿第一名,爸妈一定会给奖品,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可是我觉得蛮好的,很早就养成‘毁誉不动心’,好像这些都是身外物,你的成长跟进步也都不依赖这些。爸妈很阳光,很粗枝大叶,他们只管你几个很基本的道德人格形成,不能撒谎,不准说脏话,其他都可以做,包括逃学啊什么的。

    时代周报:那你逃过学吗?
    朱天心:逃个不停。逃的理由各不同。天文也会逃学,但天文是爱上了一个国文老师,他不来(上课)的时候她就不去。因为天文生活是很规律的,这对她来讲都很反常。那我就是为反抗而反抗,我现在想起来那些反抗都是很幼稚的,跟学校小小的老师、小小的教官对着干,其实蛮不带种的(笑)。后来我看我女儿有时候要做这种形式(反抗)的时候,我都会说,要挑挑大的东西去对抗,不要去拿小的、你看得到的去冲撞,这没什么意义。

    时代周报:可是你也会怂恿女儿逃学?
    朱天心:是,我们会带头。因为她要这么早起来去上课,我们多少也是要跟着早起。如果她逃学的话,我们也可以多睡一点。有时候我就跟她说:要不你今天逃学,我们去动物园玩好不好?你知道动物园的那种课,会有趣得多。可是我发现我女儿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她反而变成特别循规蹈矩的小孩,‘不要叫我去逃学!不要叫我去逃学!’她会觉得妈妈已经这么疯狂了,我一定要把持住。
    据《时代周报》

, , , , ,

引用地址:http://hulancheng.com/20090810/166

楼被抢了2层了

  1. 愤怒或许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渐渐淡去

    记得去年雪天,我在北方一个小城市等长途汽车,闲来踱到站边一片小书报摊,在一堆泛黄的旧书里,竟然发现了73年出版的鲁迅的《而已集》,我很兴奋的拿着书,转到摊主面前。
    目光相遇时,我蓦的呆住了,厚厚的眼镜片后,一双平和的几乎透不出生机的大眼,淡得出奇的笑容,头发稀疏得几乎不需要梳理的中年男人佝偻着腰坐在一张旧轮椅上。我所熟悉的只是消逝在这张脸颊上昔日的轻狂,我轻轻地讷讷的声音在问:“学长可好,学长可好”,没有预想的激烈的情感迸发,他轻轻地直了直腰:“好,好,你也好”脸上只是多了些笑意,一个女人从一档书桌下探出头来,捋了捋搭在额前的头发,夹杂着许多岁月的头发,苍老依然掩不住那张隽秀的面庞:“学姐,学姐好”,我努力地要将气氛热络起来,她俏皮的噜噜嘴:“难得,难得,我去沏茶,你们聊”,她站起身,微微顿了顿,一只枯黄的粗大的手按按了腰间,又迅速的在身上擦了擦,转身挑帘进了内屋。
    "一晃快20年了,学长,哎,不易啊"
    “你看,何来那么些感伤,有你学姐不弃,我这辈子知足了”
    我鼻子一酸,眼睛有些湿润了,当年的才子佳人,学生中的翘楚,如今却是这般境遇...。
    催促上车的广播响起,我把书拿给他,掏出钱包,他低头扶着眼镜看了看,笑了笑对我说:“还要看这些?”他把书扔进地上一堆旧书中,神情有些凝重地说:“老弟,多读读梁实秋吧,我们那个时候不懂他。”
    走出这片小书摊,我的手中没有书,有的只是沁在心的暖暖的茶。


    凡人侩语 Says @ 09-08-10 1:26 下午
  2. 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也是一种境界,只是现在还很难体会到啊。

    薛易 Says @ 09-08-10 1:50 下午

要说点啥就在这吧